ZT：这一切本不该发生：走进处于实验室泄露争议风暴中心的非盈利机构
作者：Katherine Eban， 转自：VANITY FAIR，2022年3月31日, 译者：松宇
为了追逐科学声誉、资金和安东尼-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的认可，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将非营利组织 – 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转变为由政府资助、在美国和中国武汉开展高风险的尖端病毒研究的赞助方。根据10多万份泄露的文件，名利场杂志开展的调查显示出一个致力于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的组织，为什么会被怀疑是助推大流行病的始作俑者。
2021年6月18日，一位名叫杰西-D-布鲁姆（Jesse D. Bloom）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将他写的一篇未发表的科学论文草稿发送给美国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布卢姆是一个面容清秀、看起来像男孩的43岁的人，经常穿着短袖格子衬衫，他专门研究病毒如何进化。”他是我认识的最有道德的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同事谢尔盖-庞德说。”他想深入挖掘，发现真相。”
布卢姆写的论文被称为预印本，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或发表，其中包含了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敏感披露，该机构是监督生物医学研究的联邦机构。为了提高透明度，他希望掌管NIH下属机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福奇能够提前看到这篇论文。在一般情况下，预印本可能会引发一场相互尊重的意见交流。但这不是普通的预印本，也不是普通的时刻。
大流行一年多后，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的起源仍然是个谜。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是通过一个中间物种从蝙蝠自然跃迁到人类身上的，很可能是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市场，那里有活的野生动物被屠宰和出售。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问，它是否可能来自附近的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已知进行了部分由美国资助的危险冠状病毒研究。随着各种猜测，不管是清醒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猜测，NIH被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诉讼所困扰。由于阴谋论者认为他掩盖了一些黑暗的秘密，他受到了死亡威胁，福奇本人需要一个安全小组。
布卢姆的论文是当他注意到在中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的一些早期SARS-CoV-2基因组序列，不知何故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而进行的研查工作的产物。这些序列描绘了赋予病毒独特遗传特征的核苷酸，是追踪病毒何时出现以及如何进化的关键。在布鲁姆看来，这些序列的消失使中国政府有可能试图隐藏有关该大流行病早期传播的证据。通过拼凑线索，布卢姆确定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应武汉研究人员的要求，从自己的档案中删除了这些序列。现在，他希望福奇和他的老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法兰西斯- 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能够帮助他确定其他被删除的序列，从而揭开这个谜团。
布卢姆在向福奇和柯林斯发送论文副本的同一天，将论文提交给了预印本服务器，这是一个等待同行评审的公共科学论文库。现在，这篇论文处于一种 “黄昏地带”：没有发表，也没有公开，但几乎可以肯定很快会出现在网上。
柯林斯立即在6月20日（星期日）组织了一次线上视频会议。他邀请了两位外部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丁-安德森和病毒学家罗伯特-盖瑞，并允许布鲁姆也邀请两位科学家。布鲁姆选择了庞德和遗传生物学家拉斯穆斯-尼尔森。当时，布卢姆并没有想到，这场会议的气氛象一场老式的决斗，以至于在那次会议的六个月后，他仍然被所发生的事情困扰着，这些导致了他写下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名利场》杂志获得了这份报告。
在布鲁姆阐述了他的研究之后，视频会议变得 “火药味十足”，他写道，安德森跳出来，说他认为预印本 “令人深感不安”。他声称，如果中国科学家想从数据库中删除他们的序列，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策允许他们这么做，那么布鲁姆进一步分析这些序列是不道德的。而且，武汉的早期基因组序列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布卢姆写道，尼尔森和安德森立即 “互相谩骂”，尼尔森坚持认为武汉的早期序列 “极其令人费解和不寻常”。
安德森–他与福奇在大流行病早期的一些电子邮件通过FOIA请求被公开发布–提出了第三项反对意见。布卢姆写道，”安德森需要在保安守在他家门外，而我的预印本会助长中国隐藏数据的阴谋论，从而导致对他这样的科学家的更多批评”。
随后，福奇发表意见，他反对预印本中关于中国科学家 “偷偷摸摸地 “删除序列的描述。福奇说，这个词过重了，同时他们要求删除的原因是未知的。
这时安德森提出了一个令布鲁姆吃惊的建议。他说他是预印本服务器的一名筛选员，这使他能够接触到尚未公开的论文。然后，他提出要么完全删除预印本，要么以 “不留下任何记录的方式 “对其进行修改。布鲁姆拒绝了，他说，”鉴于会议的争议性，”他认为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宜。
在这一点上，福奇和柯林斯都与安德森的提议保持了距离，据布鲁姆回忆，福奇i说：”只是为了记录，我想清楚，我从未建议你删除或修改预印本。” 他们似乎知道安德森做得太过分了。
安德森和盖瑞都否认在会议上有人建议删除或修改论文。安德森说布鲁姆的说法是 “错误的”，盖瑞将其斥为 “无稽之谈”。然而，谢尔盖-庞德在将布鲁姆的叙述大声读给他听后，确认了他的叙述是准确的。”我不记得确切的措辞了，我没有做任何笔记，但从你的描述来看，这听起来很准确。我绝对为可怜的杰西感到难过。” 他补充说，这种 “带火药味的 “气氛让他觉得 “对于一个科学会议来说是不合适的”。福奇i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围绕着视频会议的争论不休，反映了国家卫生院的围攻心态，其原因要比布鲁姆和失踪的基因序列大得多。它不可能通过创造性的编辑或删除而消失。而这一切都始于曼哈顿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科学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已成为向武汉一个研究实验室提供联邦拨款的渠道。
2014年，福奇的机构向生态健康联盟发放了370万美元的拨款，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通过识别可能从野生动物跃迁至人类的病毒来预测和帮助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这笔名为 “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 “的拨款拟对中国的野生和圈养蝙蝠进行筛查，在实验室分析序列以衡量蝙蝠病毒感染人类的风险，并建立预测模型以检查未来的风险。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是一个关键的合作者，生态健康联盟向其提供了近60万美元的次级拨款。但那里的工作已经引起了足够的争议，以至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20年7月暂停了该拨款。
事实上，生态健康联盟未能预测到COVID-19大流行，尽管它在离WIV本身不远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爆发，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生态健康联盟的一举一动，以及它那滔滔不绝的主席彼得-达斯扎克，都受到了一小批科学侦探和各种记者的询查。他们想知道，武汉病毒所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达斯扎克对他的组织在那里资助的工作讳莫如深？福奇和其他官员是否试图将注意力从至少是美国间接资助的研究上转移开？
关于COVID-19起源的争议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交战的科学家阵营在推特上进行人身攻击。自然来源的支持者认为，这种病毒和之前的许多病毒一样，是从众所周知的自然溢出现象中出现的，从蝙蝠宿主跳到中间物种，然后再去感染人类。那些怀疑与实验室有关的事件的人指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情况，从一个科学家在实地研究中不慎暴露，到实验室工作中自然或被人工意外释放自然或操纵的菌株。由于缺乏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两种理论，这只会加剧人们的愤怒。”渥太华大学的生物学家和律师阿米尔-阿塔兰（Amir Attaran）说：”每个人都在寻找一把冒烟的枪，使任何合理的怀疑都无法得以证实。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合作，溯源是不可能的。
2018年，达斯扎克曾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并说：”我们与中国合作者所做的工作在国际期刊上联合发表，序列数据被上传到互联网上供大家免费阅读，非常公开，非常透明，而且非常合作。” 他补充说：”科学自然是透明和开放的….。你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你想把它告诉全世界。这就是科学家的天性”。
但是，随着COVID-19在全球的横行，中国政府对透明度的承诺被证明是有限的。它拒绝分享早期病人病例的原始数据，或参与任何进一步的国际努力来调查病毒的来源。2019年9月，在官方承认的大流行开始前三个月，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关闭了其约22,000个病毒样本和序列的数据库，尽管国际社会提出要求，但仍拒绝恢复。
至于美国那些注重透明度的科学家们，达斯克很早就开始秘密地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组织了一封信，试图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说成是毫无根据的破坏性阴谋论。而福奇和一小群病毒学家，包括安德森和盖瑞，在2020年2月初的国家卫生院的秘密会议中努力坚持自然起源理论，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私下表示他们认为与实验室泄露更有可能。据《名利场》杂志了解，就在这个NIH会议开始的前几天，美国病毒和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曾私下敦促福奇大力调查实验室和自然来源推测。然尔他却被排除在随后的讨论之外–后来才知道这些讨论已经发生。”雷德菲尔德告诉《名利场》：”他们的目标是要有一个一致的说法。
即使通过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和国会审查而披露的电子邮件，也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实验室泄露担忧，但为什么这些顶级科学家要联合起来压制公众对实验室来源的猜测，这一点还不清楚。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转向倾向于自然起源吗？会不会是为了保护科学免受阴谋论者的胡言乱语的影响？或者是为了维护他们认为不可缺少的某些风险性研究？或者是为了保护大量的科研资金不受政治干扰或政府监管？
将病毒起源倾向为自然起源论的努力今天仍在继续。今年2月，《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一组由亚利桑那大学的Michael Worobey、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Kristian Andersen以及包括Garry在内的16位共同作者撰写的预印本，声称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公开数据的新分析提供了 “决定性的证据”，证明病毒首先是从那里出售的动物身上跃迁到人类身上。但包括布鲁姆在内的一些顶级科学家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称预印本虽然有价值，但依靠的是不完整的数据，而且没有发现受感染的动物。
“我不认为他们提供了最后证据。他们提供的证据比较有力地支持了与野生动物市场的联系，而不是与武毒所的联系，我会这样的去表述，”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W.Ian Lipkin说，他赞成自然起源理论。
“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说：”一些科学家似乎死心的想把华南市场命名为COVID病毒的起源地；而一些媒体记者似乎很乐于接受这些结论，而不自己去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由未经审查的研究、不完整和未经证实的数据以及未经证实的声明而定论于公共舆论中。
也许彼得-达斯扎克–一位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沉浸在中国冠状病毒研究中的西方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帮助世界破解起源之谜，特别是通过分享他所知道的。但是去年，负责监督《柳叶刀》杂志COVID-19委员会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博士，在达斯扎克断然拒绝分享他有争议的研究基金的进展报告后，将他从调查病毒起源的特别小组中解职。(在对详细问题的书面答复中，达斯扎克说，当他拒绝萨克斯的要求时，他 “只是遵循了NIH的指导”，因为该机构 “在对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作出裁决之前 “扣留了有关的报告。他说，这些报告现在已经公开了）。
“达斯扎克和国家卫生院的行为很糟糕，”萨克斯博士告诉名利场。”一直缺乏透明度……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了解，而且可以了解。” 他说，国家卫生院应该支持一项 “独立的科学调查”，以审查国家卫生院、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合作实验室在大流行病中 “可能扮演的角色”。他说：”这两种假说仍然很受关注，””需要认真和科学地进行调查”。(“我们也公开表示欢迎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独立的科学调查，”达斯扎克告诉《名利场》。)
这个故事基于《名利场》获得的10万多份生态健康联盟的内部文件，以及对5名前工作人员和33个其他来源的采访。这些文件，大部分是在大流行之前，时间跨度长达数年，包括预算、员工和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内部电子邮件和报告。虽然这些文件没有告诉我们COVID-19的来源，但它们揭示了生态健康联盟所处的世界：一个模糊的拨款协议、不可靠的监督以及为科学进步而追求政府资金的世界，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推销风险急剧增加的研究。
关于福奇是如何被卷入到达萨克研究经费和武毒所谜团的故事，是从多年前在华盛顿一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社交俱乐部里开始的。十多年来，生态健康联盟在杜邦环附近的宇宙俱乐部举办了一系列鸡尾酒会，讨论如何预防病毒爆发。在那里，专家级的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和记者与真正的贵宾 -有资格引导拨款的联邦政府官僚们混在一起。
在邀请函上，生态健康联盟将这些活动描述为 “教育性的”。然而，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官员们称其为 “培养活动“。投资回报率很高。每次活动只需支付大约8000美元，他们就能与潜在的联邦资助者建立联系。正如该组织2018年的战略计划所述，”鉴于我们在联邦资金方面的优势，我们加强了在华盛顿特区宇宙俱乐部的培养活动，现在定期吸引75-150名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高层人士参加”。(“这类活动在许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中很常见，它们同时依赖公共和私人捐助者的支持，”达斯扎克告诉《名利场》。)
在所有这些高层人士中，几乎没有人的地位能与福奇相提并论，福奇是一位科学界的大佬，每年发放数十亿的资助金–达斯扎克决心与他分享讲台。这个想法被公认为是一个机会。虽然他曾与福奇会面，并从他的机构获得资助，但达萨克相对来说并不显眼。但他已经培养出了与安排福奇日程表的人沟通的后方渠道。
2013年9月9日，达萨克给福奇的高级顾问大卫-莫伦斯（David Morens）发了电子邮件，询问这位炙手可热的NIAID主任是否可以担任小组发言人。莫伦斯回了邮件，建议达斯扎克 “直接给托尼写信，感谢他最近与你们所有人的会面，然后邀请他成为这次宇宙俱乐部讨论的成员。这样一来，它是个人的，不会看起来像被我们’炮制’的。”
虽然福奇拒绝了这个邀请和其他几个邀请，但达萨克一直在努力。2016年2月，莫伦斯传递了一个有价值的提示：福奇 “通常对这样的事情几乎都说不。除非ABC、NBC、CBS和Fox都在那里开着摄像机。如果他被要求做主要的谈话或唯一的谈话，这可能会增加机会”。
这场赌博成功了。3月30日，Fauci在宇宙俱乐部发表了关于Zika病毒的演讲，报名者纷至沓来。客人们来自一系列财大气粗的联邦机构：国土安全部、美国国际开发署、五角大楼，甚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根据会议记录，达斯扎克将在12月15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宣布，”华盛顿特区的培养活动是提高我们对联邦资助者的可见度的一个好方法”。一个月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总统。一位董事会成员在会上问道，即将上任的政府对一个依赖联邦拨款的保护性非营利组织意味着什么。达萨克提供了轻快的保证。该组织的 “非政治性任务 “将帮助其适应。
他并不知道的是，在特朗普和COVID-19的时代，科学本身将成为最终的政治战场。
如果说与福奇同在一个讲台上证明了达斯扎克已经成为病毒猎手中真正的一员，那么它也强调了他已经走了多远。多年来，彼得-达萨克一直是一个陷入困境的非营利组织的掌舵人，该组织的使命是拯救海牛，促进负责任的宠物所有权，保护受威胁的物种等。该组织在2010年之前一直以 “野生动物信托 “的名义运作，一直在寻找弥补其预算不足的方法。有一年，它提议在其年度慈善活动中表彰一家在利比里亚经营的采矿公司，该公司付钱给它评估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另一个想法是寻求棕榈油百万富翁的捐款，他们可能对 “清理 “自己的形象感兴趣。
秃头的达萨克通常身着徒步旅行装备，他是一半推销员，一半有远见的人。他清楚地看到，人类对自然界的入侵可能导致动物病原体的出现，而蝙蝠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储存器。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医学副教授马修-麦卡锡（Matthew McCarthy）博士说：”达萨克是在 “打赌”，蝙蝠藏有致命的病毒。2004年，作为一名23岁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麦卡锡跟随达萨克到喀麦隆捕捉蝙蝠。他说：”我离开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进入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是一件非常强大的事情。我被他迷住了，上钩了，下沉了。”
2001年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中，沾有炭疽孢子的信件通过美国邮件被寄出，再加上第二年在中国爆发的第一次SARS冠状病毒，将使研究致命的自然病原体的资金涌入联邦机构。2003年，NIAID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7亿美元，用于防御生物恐怖主义的研究。
达萨克在曼哈顿远西区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实验室。最近的蝙蝠群是在中央公园。但他培养了与石正丽的关系，石正丽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后来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中心的主任。石正丽身材苗条，受过国际教育，因其对蝙蝠栖息地的无畏探索而在中国被称为 “蝙蝠女”。达萨克与她的联盟将为他打开中国的蝙蝠洞。
2005年，在中国的四个地方进行实地研究后，达萨克达扎克和石正丽共同撰写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确定马蹄蝠可能是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的储存器。他们后来又合作发表了17篇论文。2013年，他们报告了他们的发现，一种类似于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石是第一个在实验室中成功分离出来的，可能能够感染人类细胞，而不需要首先跳到中间动物身上。”[彼得]尊重她，”这位前生态健康联盟工作人员说。”在大家看来，他们在为世界做伟大的工作。” 他们的合作关系使达萨克对云南省的蝙蝠洞有了一种近乎专有的感觉，他后来在一份资助提案中把这些蝙蝠洞称为 “我们的实地测试点”。
随着达萨克的工作人员和石正丽的研究生在武汉和曼哈顿之间来回穿梭，这种交流越来越多。当石正丽访问纽约时，生态健康部的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一家餐厅进行庆祝晚宴。”正丽不是一个拘泥于形式的人，她和她的学生在实验室里亲手包饺子！！” 达萨克达斯扎克的秘书长给另一位员工写信。”她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喜欢红酒，喜欢美食胜过形式。”
到2009年，蝙蝠已经变成了经费大资源。那年9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包括达萨克的组织在内的四个组织颁发了一笔名为PREDICT的7500万美元的拨款。这是 “世界上最全面的人畜共患病毒监测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其目的是识别和预测病毒的出现，部分是通过对偏远地区的蝙蝠和其他野生动物进行采样和测试。
达萨克在分享这一消息的一封欣喜若狂的电子邮件中告诉他的员工，授予当时的野生动物信托基金的五年1800万美元是一个 “游戏规则的改变”。”我想借此机会（尽管喝了7个小时的香槟–真的！）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
这笔钱改变了这个捉襟见肘的非营利组织。它的预算增加了一半，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运营亏损；开始了推迟已久的品牌重塑工作，这导致了新名称 “生态健康联盟 “的诞生；并对其总部进行了整修，甚至修复了其长期损坏的空调。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承认，在拨款过程中，它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拨款110万美元。
当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莫琳-米勒（Maureen Miller）博士于2014年来到生态健康联盟时，她发现这里的环境是有毒和神秘的。闭门会议是常态。高级领导层构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 “老男孩网络”。她很快就相信，她被雇用 “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高级别的女性”，她说，”我几乎被排除在所有事情之外。”
她是在该组织的PREDICT拨款被延长五年前加入的。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批准了 “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这是一笔后来给福奇带来麻烦的370万美元的拨款。米勒说，她 被“能够创建一个大流行威胁预警系统的想法所吸引”。
米勒开始着手创建一个监测战略，以检测人畜共患病病毒的蔓延。住在云南省南部蝙蝠洞附近的中国村民将对他们的血液进行类似SARS冠状病毒的抗体检测，然后回答问卷，以确定某些行为是否导致他们暴露。这是一个 “生物和行为警告系统”，米勒解释说。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米勒只见过达萨克几次。但她与石正丽密切合作，后者开发了筛查村民血液的测试。米勒指出，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通过电话从石那里得到过结果。我必须在中国出现，才能从她那里了解到任何情况。” 从中，米勒了解到，虽然石正丽是一个 “世界级的科学家，但她尊重中国的制度”。简而言之，她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则。(石正丽没有回应本文的书面问题）。
米勒于2016年11月离开生态健康联盟，之后就完全不知道她所制定的战略变成了什么。但在2017年秋天，石正丽提醒米勒的前助理注意，达萨克会在一份即将出版的刊物上摘取她工作成果的荣誉。”米勒说：”石正丽不遗余力地确保我将被列入共同作者。2018年1月发表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杂志《Virologica Sinica》上的一封信的最终版本，包括了米勒的名字。在218名村民中，有6人的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这表明该策略是衡量潜在溢出效应的一种成功方式。
但这一经历给米勒留下了对达萨克的阴暗印象：”他是如此的一意孤行，他想成为做出成果的人，而不需要分享。”
达萨克说，米勒在生态健康联盟的工作中至少有8篇论文被列为共同作者，”这证明了我们的出版和作者做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他补充说，该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是 “多样化的，具有文化敏感性”，并且 “20年来一直是女性居多”。
2016年5月初，达萨克的370万美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首次敲响了警钟，因为它已进入第三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提交年度进展报告，但达萨克第二年的报告迟迟没有提交，该机构威胁要扣留资金直到他提交报告。
他最终提交的报告让该机构的拨款专家感到担忧。报告指出，科学家们计划创造一个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性克隆，这是一种在单峰驼身上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出现，感染的人类中有35%死亡。报告还明确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已经被用来构建两种嵌合冠状病毒，与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冠状病毒相似，后者于2002年出现，随后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至少774人死亡。(嵌合病毒是一种结合了不同病毒片段的病毒。) 这些发现促使NIH的拨款专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项工作是否应该受到联邦对所谓功能增益研究的暂停限制？
就这样，达萨克的资助被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的辩论中，这场辩论在病毒学界造成了分裂。2011年，两位科学家分别宣布他们对高致病性亚洲甲型禽流感（H5N1）进行了基因改造，这种禽流感病毒自2003年以来已造成至少456人死亡。科学家们赋予该病毒新的功能–使其能够在雪貂中有效传播，而雪貂的基因比老鼠更接近人类，以此来衡量其对人类的风险。这两项研究都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科学界对这种被称为 “功能增益 “的研究爆发了冲突。支持者声称它可以通过突出潜在的威胁来帮助预防大流行病。批评者认为，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病原体有可能释放出病原体。随着争议的加剧，福奇i努力寻求中间立场，但最终支持这项研究，他在与人合写的《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中认为，”重要的信息和洞察力可以来自于在实验室中产生的潜在危险病毒。
2014年10月，奥巴马政府暂停为可能使流感、MERS或SARS病毒更具毒性或传播性的研究提供新的联邦资金，同时进行审查。但是这个暂停令留下了漏洞，这让达萨克试图挽救这项研究。2016年6月8日，他写信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专家，说已完成的实验中的类似SARS的嵌合体可以不受暂停令的限制，因为所使用的菌株以前没有被知道会感染人类。他还指出，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科学家们用同样的毒株感染了人性化的小鼠，并发现它们的致命性低于原始SARS病毒。
但是他引用的2015年的研究论文并不特别令人放心。在这篇论文中，石正丽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杰出的冠状病毒研究员Ralph Baric混合了来自不同物种的SARS样病毒的成分，并创造了一种能够直接感染人类细胞的新型嵌合体。(巴里奇没有对寻求评论的书面问题作出回应）。
这个功能增益实验在暂停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作者自己都标明了危险，并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认为类似的研究……风险太大，无法继续。” 论文的致谢中提到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这是通过一个不同的拨款。
如果有的话，达萨克提出的MERS研究甚至更有风险。因此，他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如果任何一个重组的毒株显示出比天然病毒大10倍的增长，”我们将立即：i）停止所有突变体的实验，ii）将这些结果通知我们的NIAID项目官员和UNC[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iii）参与决策树以决定适当的前进道路。”
提到UNC，NIH的一位项目官员不解地回答，他指出提案中说研究将在武毒所进行。”该官员写道：”你能澄清一下嵌合病毒的工作将在哪里进行吗？10天后，由于达萨克Daszak仍未作出回应，该项目官员再次向他发送电子邮件。6月27日，达萨克一如既往地轻松的回复到：
“你正确地指出了我们信中的一个错误。联合国大学对嵌合体的工作没有监督，所有的工作都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我们今晚将与石正丽教授澄清，如果我们看到加强复制，到底谁会被通知……我的理解是，我做为[主要研究者]将被直接通知，然后我可以通知你在NIAID。对这个错误表示歉意！”
到7月7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意了达萨克达斯扎克的条件，该条件完全依赖于双方的透明度。石正丽将向他通报任何涉及实验室构建的病毒的发展情况，而他将通知该机构。达萨克热情地回答一位项目官员说：”这太好了！我们非常高兴听到我们的实验室有任何进展。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对我们功能增益研究资金的暂停已经解除。
蒙大拿州生物技术中心主任Jack Nunberg说：”在我看来，允许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如此高风险的研究 “简直是疯狂。”中国的科研环境环缺乏监督，缺乏监管，能在著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科学家会得到政府的奖励，从而产生危险的激励。”所以这才是真正 “不！ 这不应该发生！的原因。”
随后的一个发展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2021年1月15日，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基于解密情报的概况介绍。它断言，中国的军事科学家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与武毒所的民间科学家合作，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即那里的研究是否被重新用于进攻或军事用途。尽管石正丽和其他武毒所领导人之前否认发生过这种合作，但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马修-波廷格称这些否认是 “故意的谎言”。如果要给他们以怀疑的好处，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撒谎，但这些仍然是谎言。”
如果中国军方一直在与武毒所的科学家合作，不清楚达萨克是否会意识到这一点。一位生态健康联盟的前工作人员告诉《名利场》，他对武毒所的了解远没有他说的那样多。这位前工作人员说，那里正在进行的工作 “总是一个谜”。该非营利组织雇用了一名驻美国的中国人，帮助 “为他们解释武毒所内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的表面价值。更多的是，”接受它是什么，因为这种关系是石和达萨克之间。
“他不知道那个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这位前工作人员说。”他不能知道。”
据达萨克说，生态健康联盟 “知道 “武毒所的研究活动与NIH拨款有关。他说，他对中国在那里的军事参与一无所知，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通知。
到2017年，尽管有大量赠款注入，但生态健康联盟面临着酝酿中的财务危机。根据该组织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其91%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其中71%来自PREDICT拨款。更新后的拨款，即PREDICT II，计划在两年内结束。没有办法知道该拨款是否会被第三次重新授权。这种迫在眉睫的过期可能性在内部被称为 “PREDICT悬崖”。
如何防止该组织跌落悬崖，需要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全球病毒体项目，这是一个由传染病专家丹尼斯-卡罗尔组织的非政府倡议，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时曾建立过PREDICT。全球病毒组计划的目标更为宏大：它的目标是绘制地球上所有可能的病毒–估计有84万种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作为 “结束大流行时代 “的一种方式。
达萨克向董事会成员解释说，该计划的预计价格很高，10年内将达到34亿美元。但是不知道何时会遭受以及遭受大流行病的代价估计为30年内17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病毒库项目是一个相对便宜的项目。
但是，生态健康联盟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抵御它所面临的8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国防部可以在新的拨款海洋中充当联邦救生筏。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正在为一个名为PREEMPT的新项目寻求建议，该项目旨在识别动物病原体，”以便在疾病爆发前阻止它们进入人类群体”。
对于生态健康联盟来说，PREEMPT拨款似乎是一个大满贯。多年来，达萨克一直在开发一种预测模型的方法，以确定世界各地可能的病毒蔓延地点，并在源头上阻止大流行病。一些人对达萨克方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莫林-米勒告诉《名利场》：”在使用这种方法的20年中，[生态健康联盟]没有预测过一次爆发、流行或大流行，”。但是，NIAID主任的高级顾问David Morens说，达萨克成为理解 通过动物和地理位置来判断和疾病这种疾病预防概念的关键角色之一。（新出现的疾病来自动物，动物有自己的地理范围，如果你知道动物在哪里，它们携带什么疾病，你就可以预测热点）
生态健康联盟还加倍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的卖点：它在中国独特的实地联系将有效地使美国政府在外国实验室有一个立足点。正如达萨克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国防部的一个分机构想要 “关于他们无法进入的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
随着PREDICT的悬崖和DARPA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达萨克向他的董事会提出了一个乐观的建议，指出该组织在赢得联邦拨款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一位熟悉DARPA拨款申请的前工作人员说：”这是一张金票。”信息总是说，’我们要做的是很酷的尖端科学。DARPA是资助这项工作的正确机构”。
去年9月，生态健康联盟给DARPA的拨款提案被泄露给DRASTIC，这是一个松散的全球侦探团体–从专业科学家到业余数据爱好者–致力于调查COVID-19的起源。在这份长达75页的提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脱颖而出：计划检查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的furin裂解位点，并可能插入新的裂解位点，使它们能够感染人类细胞。
呋喃酶裂解位点是病毒表面蛋白中的一个点，可以促进其进入人类细胞。SARS-CoV-2是在DARPA拨款提交一年多后出现的，它在SARS类冠状病毒中因有一个独特的呋喃酶裂解位点而备受关注。这一反常现象导致一些科学家考虑，该病毒是否可能是由实验室工作出错而产生的。
《名利场》杂志获得的文件揭示了围绕DARPA提案的混乱过程，该提案是与包括武毒所石正丽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拉尔夫-巴里奇在内的同事共同创作的。随着3月截止日期的临近，该基金的合作者们全天候工作，世界各地的版本纷至沓来。”一位前雇员回忆说：”这些文件是由很多很多人写的。
该拨款申请提议从云南省的洞穴中收集蝙蝠样本，将它们运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提取和处理它们所含的病毒，并利用它们来感染具有人性肺部的小鼠。然后，它将绘制携带危险病原体的蝙蝠的高风险区，并用物质处理测试洞穴，以减少它们的病毒数量。
这离当年从摩托艇上拯救海牛的达萨克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几乎按照任何定义，这都是功能增益的研究。联邦暂停令已于2017年1月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HHS P3CO框架（潜在大流行病原体护理和监督）的审查制度。这需要由资助研究的机构进行安全审查。
生态健康联盟的DARPA提案宣称，其研究不受P3CO框架的限制。它还强调了它将组建的团队的丰富经验。但在3月29日的员工会议上，Daszak达萨克对DARPA提案的草率性和业余性表示失望。他指出，这是一个 “所有方面的重大失败”，并列举了一连串的错误。申请迟了，在 “截止日期后30分钟 “才提交。上传文件时出现了错误，评论框停留在页面上，还有一个谁负责的问题。根据会议记录，他劝告他的员工，需要的是 “文化的改变”，作为 “获得资金的能力[sic]的一部分”。
在DARPA内部，该拨款申请立即遭到了怀疑。当时在场的一位前DARPA官员说，该合同 “从未被授予，因为它反映了可怕的缺乏常识的情况”。这位前官员说，生态健康联盟被视为一个 “散兵游勇 “和一个 “中间人”，一个愿意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吃糟糕的食物和住糟糕的酒店的后座合作者。
同样，世界兽医研究所也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特别是与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相比，后者经营着中国唯一一个具有最高生物安全协议的高封闭实验室。BSL-4。这位前DARPA官员说，哈尔滨是中国的哈佛。WIV更像是一所安全学校。生态健康联盟已经 “栓 “上了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拉尔夫-巴里奇，并将该提案 “捆绑 “起来。前DARPA官员说，让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具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全球项目的主要承包商，就像 “让你的租车公司来经营一支舰队”。
尽管DARPA的三位审查员中的两位认为该项目是 “可选择的”，但第三位，即生物技术办公室的一位项目经理，建议不要资助该项目。他写道，该申请没有充分提及或评估功能增益风险或拟议的工作可能构成令人担忧的双重用途研究（DURC），这是一个技术术语，指可能被重新利用以造成伤害或危及安全的科学。
DARPA的提案 “基本上是一张类似SARS-CoV-2病毒的路线图”，病毒学家Simon Wain-Hobson说，他是呼吁对COVID-19的来源进行更全面调查的科学家之一。他说，如果这项研究得到了像Baric这样的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祝福，那么WIV就有可能想要复制它所认为的前沿科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这样做了。但这意味着提出这个问题是合法的。”
据Daszak说，DARPA没有人向生态健康联盟表达对拟议研究的任何担忧。相反，他说：”DARPA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建议’，’希望DARPA对PREEMPT项目有更多的资金支持’。” 他补充说，”据我所知，EHA或该提案的任何合作者从未做过研究”。
到2019年12月下旬，很快被确定为SARS-CoV-2的病例开始在武汉市江汉区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周围出现，距离武汉病毒研究所大约8英里。
达斯扎克似乎准备在这场新出现的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2020年1月2日，他在推特上说。”好消息！！来自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顶尖科学家正在共同努力，积极阻止这些病毒的溢出能力，并在它们溢出时迅速检测出来。” 他继续说：”这包括与中国CDC、武汉病毒研究所、@DukeNUS、@Baric_Lab，以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各种省级CDC、大学和实验室的积极合作。”
1月30日，Daszak上了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美国前哨站CGTN America的节目，并说了两件事，事实证明是大错特错。”他说：”我非常乐观……这场疫情将开始放缓。”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了少量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但它不是不可控制的。” 他继续总结说，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与世卫组织合作，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交谈，并在必要时请他们来帮助。他们正在这样做。这正是需要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该病毒正在不受控制地传播，中国政府忙于压制任何发表意见的人。它下令销毁实验室样本，惩罚发出警报的医生，并声称有权在发表前审查任何有关COVID-19的科学研究，这一限制至今仍在实施。
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人们对该病毒的来源以及由美国纳税人提供部分资金的WIV的研究是否在其出现过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的问题越来越警觉。
对于当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来说，该病毒似乎不仅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是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他告诉《名利场》说：”我个人认为，[SARS CoV-2]通过一种[中间]动物从蝙蝠到人类，并成为对人类最具传染性的病毒之一，这在生物学上是说不通的。2002年的SARS病毒和2012年的MERS病毒都没有以这种毁灭性的效率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是什么改变了？雷德菲尔德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史玉柱和巴里奇在2015年发表的功能增益研究，而且生态健康联盟也帮助资助了这项研究。他们已经确定，有可能改变一种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使其通过一种名为ACE2受体的蛋白质感染人类细胞。虽然他们的实验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巴里奇的安全实验室进行的，但谁又能说世界志愿人员组织没有继续自己的研究呢？
据《名利场》披露，2020年1月中旬，雷德菲尔德在与三位科学领导人的单独电话交谈中表达了他的担忧。Fauci；英国惠康基金会主任Jeremy Farrar；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他说，雷德菲尔德的信息很简单。”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对待实验室泄漏假说”。
目前还不清楚雷德菲尔德的担忧是否是引发福奇本人的原因。但在2月1日星期六晚上12:30，Fauci给NIAID的首席副主任Hugh Auchincloss发了电子邮件，主题是 “重要”。他附上了Baric和Shi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并写道：”Hugh：我们今天上午的谈话是至关重要的。保持手机开机。” 他指示奥金克洛斯阅读所附论文，并补充说：”你今天将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2月1日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日子。随着中国的死亡人数超过300人，并且在十几个国家出现了病例，法拉尔召集了一个由11名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小组，跨越五个时区。当天上午，他邀请法尔奇加入。法拉尔写道：”我倾向于让这个小组保持真正的紧凑，”法拉尔说。”显然，要求每个人都以完全保密的方式对待。” 法奇、弗朗西斯-柯林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罗伯特-加里都加入了电话。没有人邀请雷德菲尔德，甚至没有人告诉他正在发生。
在随后四天的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中，科学家们分析了SARS-CoV-2基因组序列的特殊性，特别关注了furin裂解位点。
免疫学家Michael Farzan博士给该小组发来电子邮件，他写道，这种异常现象可能是由于嵌合病毒和人体组织在缺乏适当的生物隔离协议的实验室中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意外地创造了一种病毒，它将为人类之间的快速传播做好准备”。他倾向于实验室起源的假设，说：”我认为这成为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这一系列的巧合，你对武汉实验室的了解，有多少可能是自然界的–意外释放或自然事件？我是70：30或60：40。”
他并不孤单。加里写道：”furin裂解部位的 “惊人 “组成。”我真的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自然情况，你从蝙蝠病毒或与之非常相似的病毒到[SARS-CoV-2]，你正好插入了4个氨基酸12个核苷酸[s]，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加入以获得这个功能….。我只是想不通这在自然界是如何完成的。”
前一天晚上，Andersen给Fauci发了电子邮件，说他和包括Garry、Farzan和澳大利亚病毒学家Edward Holmes在内的科学家都发现这个基因序列 “与进化论的预期不一致”。
但在三天内，电话中的四位科学家，包括安徒生、加里和霍姆斯，分享了一封论证相反观点的信的草稿。Farrar与Fauci分享了一份副本，Fauci在3月17日《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之前提供了反馈。这封名为《SARS-CoV-2的近端起源》的信分析了基因组序列，并做出了一个看似明确的声明。”我们不认为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的方案是可信的”。
他们是如何在四天内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的，仍然不清楚。在他的书中，Spike。病毒与人–内部故事》一书中，法拉尔提到了 “重要的新信息的增加，无休止的分析，激烈的讨论和许多不眠之夜”。但是，即使在他们于2月4日传阅草案的时候，疑虑仍然存在。法拉尔写信给柯林斯和福奇说，虽然霍姆斯现在反对工程病毒，但他仍然是 “60-40实验室”。
惠康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名利场》：”法拉尔博士经常与许多其他专家科学家交谈，并定期召开会议”。他补充说，”法拉尔博士的观点是，在这些谈话中，或在进行的研究中，在任何阶段都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或干预”。加里说，”坦率地说，无数次地解释那是在正在进行的科学讨论中从几十封甚至几百封邮件中挑出来的一封邮件，这很令人厌烦。”
尽管他没有参与这些对话，但流行病学家W.Ian Lipkin告诉《名利场》：”我认识Fauci已经30年了。福奇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只对事实感兴趣。任何说其他话的人都不了解他”。
利普金被列为《近端起源》一书的第五位作者。在发表之前，他告诉他的合作者，他担心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是在保障措施不足的实验室进行的。近端起源 “的信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否定了SARS-CoV-2的来源可能是一个意外。利普金没有被邀请参与该小组未来的出版物，例如安徒生和沃罗贝的预印本在2月份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我可以猜测为什么我没有被邀请加入各种出版物。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被邀请，”他说。
当安徒生和其他人在微调 “近源 “的信件时，达斯扎克正在悄悄地努力掩盖对实验室泄密的猜测。2月19日，在有影响力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封信中，他与26位科学家一起断言：”我们共同强烈谴责暗示COVID-19没有自然起源的阴谋论。” 9个月后，一个信息自由组织发布的电子邮件显示，达斯扎克精心策划了《柳叶刀》的声明，目的是掩盖他的角色，并制造科学界一致的印象。
在主题栏下，”不需要你签署’声明’拉尔夫！！”他写给巴里奇和另一位科学家。”你、我和他不应该签署这份声明，这样它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不会起到反作用”。达斯扎克补充说：”然后我们会以一种不把它与我们的合作联系起来的方式把它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发出独立的声音。”
巴里奇表示同意，他回信说：”否则它看起来是为自己服务的，我们就会失去影响。”
柳叶刀》的声明以客观性声明结束。”我们声明没有竞争性利益”。签名者包括杰里米-法拉尔（Jeremy Farrar）和另一位与福奇进行秘密商谈的参与者。
读了《柳叶刀》的信，再加上法拉尔的名字，雷德菲尔德恍然大悟。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一个共同的努力，不仅是为了压制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而且是为了制造有利于自然起源的科学共识的外观。雷德菲尔德说：”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几乎是一个公关决定，他们将只推动一个观点”，并压制严格的辩论。”他们争辩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捍卫科学，但这与科学是对立的。”
惠康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名利场》：”这封信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援设在中国的高度知名的研究人员，反对非基于证据的理论。Farrar博士不认为这封信是秘密组织的。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需要申报”。
随着大流行病蔓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达斯扎克继续将他的大量精力用于宣传科学本身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这种病毒来自于自然界，而不是实验室。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有关的细节滑入公众视野，一致意见的表面开始出现裂痕，使他自己的工作受到质疑。
在2020年4月17日的白宫COVID-19新闻发布会上，右翼电视网Newsmax的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向中国的一个高级实验室提供370万美元的资金。细节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似乎是为了满足反华的政治议程而排队的。特朗普回答说：”我们将很快结束这项资助。”
这一交流反过来又引出了另一位记者向福奇提出的问题。SARS-CoV-2会不会来自一个实验室？他在白宫讲台上的回答是迅速而明确的。最近发表的一份来自 “一群高素质的进化病毒学家 “的分析报告认为，该病毒 “完全符合从动物到人类的物种跳跃”。他指的是由他在2月初秘密会见的一些科学家起草的 “近端起源 “信。
第二天，Daszak向Fauci发送了一封邮件，对他 “公开站出来声明，科学证据支持COVID-19的自然起源是由蝙蝠到人类的溢出，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释放 “表示深切感谢。Fauci回应说，对他进行了回谢。
如果Daszak认为Fauci的好话意味着他的资助是安全的，那他就错了。六天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位高级官员的措辞严厉的信：他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基金被终止了，该基金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次级拨款。在一片哗然和法律威胁中，该机构在几个月后恢复了拨款，但暂停了其活动。于是，达斯扎克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之间开始了一场关于他是否遵守拨款条款的痛苦的、持续的斗争。自去年9月以来，作为《拦截》杂志发起的信息自由法案诉讼的一部分，这些私人信件的内容已被公开。
达斯扎克还发现自己在回答关于WIV决定在2019年9月，即在已知的大流行病开始之前关闭其22,000个基因组序列的在线数据库的问题时越来越尖锐。
莫琳-米勒说，作为她在生态健康联盟设计的监测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收集的人类血液样本可能拥有COVID-19来源的线索。但是它们被送进了WIV，现在已经无法得到了。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杰米-梅茨尔（Jamie Metzl）问道，他是最早呼吁全面调查COVID-19来源的人之一，为什么一个由美国税收支持的帮助预防和应对大流行病的数据库 “在需要它来实现其预期目的时却无法使用？
据推测，达斯扎克拥有大量这种无法获得的数据。他在2021年3月由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智囊团组织的小组讨论中如是说。”这项工作的很多内容都是与生态健康联盟….。我们确实基本上知道这些数据库中的内容”。此前，生态健康联盟与其他57个科学和医疗组织一起签署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迅速分享数据。然而，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达斯扎克告诉《自然》杂志：”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披露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公平的。”
2020年4月，他警告与PREDICT资助项目合作的其他机构的同事，不要公开发布某些序列。”所有–目前我们没有把这些序列作为PREDICT的一部分发布到Genbank，这是极其重要的，”他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听说的，这些是刚刚被NIH终止的一项资助的一部分。将它们作为PREDICT的一部分会给 “PREDICT项目、资助伙伴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带来非常不受欢迎的关注。
到2021年10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多次要求生态健康联盟交出与WIV的资助研究有关的数据。达斯扎克辩称，他不能分享一些SARS冠状病毒的序列，因为他在等待中国政府授权发布这些序列。这一解释似乎削弱了让美国政府帮助资助一个关于病毒出现的全球合作的整个理论基础。
Daszak说，认为生态健康联盟没有 “随时分享数据 “的说法是 “不正确的”，并断言其所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WIV研究的相关冠状病毒数据现在已经被公开了。他补充说，他对 “不受欢迎的关注 “提出警告，因为他想 “避免[同事]被不公平地拖入政治漩涡”，因为NIH终止生态健康联盟拨款的决定 “释放了一股无端的政治攻击”。
2020年11月，当世卫组织宣布被派往中国调查COVID-19来源的实况调查团的11名国际专家名单时，美国官员和至少一名Daszak的前同事都惊呆了。中国对这份名单有否决权，而美国提出的三名候选人中没有一个入选。相反，Peter Daszak被列为美国的唯一代表。
目前还不清楚达斯扎克是如何进入该委员会的。他后来告诉《科学》杂志：”我不想去，我最初也拒绝了，”然后他补充说：”如果你想弄清中国冠状病毒爆发的根源，你最应该找的是在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人，他不是来自中国….。所以这就是我，很不幸”。
达斯扎克告诉《名利场》：”世卫组织向我伸出援手，请我担任该委员会成员。我最初拒绝了，但是……在他们有说服力的论点之后，决定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有责任支持起源调查。” 世卫组织的一位发言人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达斯扎克的说法。
一位前生态健康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很明显是谁挑选了达斯扎克担任这个角色：”如果他的名字不在[美国]提出的名字之列，他就是中国政府选择的名字。”
在中国，专家们在为期一个月的任务中，有一半时间被隔离在酒店里。一旦获释，他们去了一次武汉病毒研究所。达斯扎克后来向《60分钟》描述了这次访问。”我们与他们会面。我们说，’你们对实验室进行审核吗？他们说，’每年一次’。疫情爆发后你们是否对其进行审核？””是的。””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你们是否对员工进行测试？””是的。没有人–“
通讯员Lesley Stahl打断了他的话。”但你只是相信他们的话。” 达斯扎克回答说：”嗯，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能做的事是有限度的，而我们正好达到了这个限度。我们问了他们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我们发现是可信的–正确的和令人信服的。”
2021年3月24日，达斯扎克在一个拥挤的政府会议室向一群联邦卫生和国家安全官员介绍了世卫组织特派团的秘密预览结果。他身穿斜纹软呢外套，而不是他惯常的登山装备，点击了一个36张幻灯片的演示，《名利场》杂志获得了这一信息。
在图表、图形和来自华南市场的可能藏有病毒的笼养动物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幻灯片专门介绍了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这似乎表明，围绕着该实验室作为大流行病可能来源的问题可以得到平息。每年都有外部审计，没有发现异常。访问被严格控制。而他信任的合作伙伴石正丽说，她的员工中没有出现类似COVID的疾病。
演讲结束后，达斯扎克举起双手，仿佛在等待起立鼓掌，与会者讲述道。”他的自尊心无法在房间里与所有这些机构间的合作者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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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therine Eban， 转自：VANITY FAIR，2022年3月31日, 译者：松宇
为了追逐科学声誉、资金和安东尼-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的认可，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将非营利组织 – 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转变为由政府资助、在美国和中国武汉开展高风险的尖端病毒研究的赞助方。根据10多万份泄露的文件，名利场杂志开展的调查显示出一个致力于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的组织，为什么会被怀疑是助推大流行病的始作俑者。
2021年6月18日，一位名叫杰西-D-布鲁姆（Jesse D. Bloom）的进化论生物学家将他写的一篇未发表的科学论文草稿发送给美国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布卢姆是一个面容清秀、看起来像男孩的43岁的人，经常穿着短袖格子衬衫，他专门研究病毒如何进化。”他是我认识的最有道德的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同事谢尔盖-庞德说。”他想深入挖掘，发现真相。”
布卢姆写的论文被称为预印本，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或发表，其中包含了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敏感披露，该机构是监督生物医学研究的联邦机构。为了提高透明度，他希望掌管NIH下属机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福奇能够提前看到这篇论文。在一般情况下，预印本可能会引发一场相互尊重的意见交流。但这不是普通的预印本，也不是普通的时刻。
大流行一年多后，SARS-CoV-2（引起COVID-19的病毒）的起源仍然是个谜。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是通过一个中间物种从蝙蝠自然跃迁到人类身上的，很可能是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市场，那里有活的野生动物被屠宰和出售。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问，它是否可能来自附近的一个实验室，该实验室已知进行了部分由美国资助的危险冠状病毒研究。随着各种猜测，不管是清醒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猜测，NIH被信息自由法案（FOIA）的诉讼所困扰。由于阴谋论者认为他掩盖了一些黑暗的秘密，他受到了死亡威胁，福奇本人需要一个安全小组。
布卢姆的论文是当他注意到在中国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的一些早期SARS-CoV-2基因组序列，不知何故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而进行的研查工作的产物。这些序列描绘了赋予病毒独特遗传特征的核苷酸，是追踪病毒何时出现以及如何进化的关键。在布鲁姆看来，这些序列的消失使中国政府有可能试图隐藏有关该大流行病早期传播的证据。通过拼凑线索，布卢姆确定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应武汉研究人员的要求，从自己的档案中删除了这些序列。现在，他希望福奇和他的老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法兰西斯- 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能够帮助他确定其他被删除的序列，从而揭开这个谜团。
布卢姆在向福奇和柯林斯发送论文副本的同一天，将论文提交给了预印本服务器，这是一个等待同行评审的公共科学论文库。现在，这篇论文处于一种 “黄昏地带”：没有发表，也没有公开，但几乎可以肯定很快会出现在网上。
柯林斯立即在6月20日（星期日）组织了一次线上视频会议。他邀请了两位外部科学家，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丁-安德森和病毒学家罗伯特-盖瑞，并允许布鲁姆也邀请两位科学家。布鲁姆选择了庞德和遗传生物学家拉斯穆斯-尼尔森。当时，布卢姆并没有想到，这场会议的气氛象一场老式的决斗，以至于在那次会议的六个月后，他仍然被所发生的事情困扰着，这些导致了他写下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名利场》杂志获得了这份报告。
在布鲁姆阐述了他的研究之后，视频会议变得 “火药味十足”，他写道，安德森跳出来，说他认为预印本 “令人深感不安”。他声称，如果中国科学家想从数据库中删除他们的序列，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政策允许他们这么做，那么布鲁姆进一步分析这些序列是不道德的。而且，武汉的早期基因组序列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布卢姆写道，尼尔森和安德森立即 “互相谩骂”，尼尔森坚持认为武汉的早期序列 “极其令人费解和不寻常”。
安德森–他与福奇在大流行病早期的一些电子邮件通过FOIA请求被公开发布–提出了第三项反对意见。布卢姆写道，”安德森需要在保安守在他家门外，而我的预印本会助长中国隐藏数据的阴谋论，从而导致对他这样的科学家的更多批评”。
随后，福奇发表意见，他反对预印本中关于中国科学家 “偷偷摸摸地 “删除序列的描述。福奇说，这个词过重了，同时他们要求删除的原因是未知的。
这时安德森提出了一个令布鲁姆吃惊的建议。他说他是预印本服务器的一名筛选员，这使他能够接触到尚未公开的论文。然后，他提出要么完全删除预印本，要么以 “不留下任何记录的方式 “对其进行修改。布鲁姆拒绝了，他说，”鉴于会议的争议性，”他认为这两种选择都不适宜。
在这一点上，福奇和柯林斯都与安德森的提议保持了距离，据布鲁姆回忆，福奇i说：”只是为了记录，我想清楚，我从未建议你删除或修改预印本。” 他们似乎知道安德森做得太过分了。
安德森和盖瑞都否认在会议上有人建议删除或修改论文。安德森说布鲁姆的说法是 “错误的”，盖瑞将其斥为 “无稽之谈”。然而，谢尔盖-庞德在将布鲁姆的叙述大声读给他听后，确认了他的叙述是准确的。”我不记得确切的措辞了，我没有做任何笔记，但从你的描述来看，这听起来很准确。我绝对为可怜的杰西感到难过。” 他补充说，这种 “带火药味的 “气氛让他觉得 “对于一个科学会议来说是不合适的”。福奇i的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围绕着视频会议的争论不休，反映了国家卫生院的围攻心态，其原因要比布鲁姆和失踪的基因序列大得多。它不可能通过创造性的编辑或删除而消失。而这一切都始于曼哈顿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科学非营利组织，该组织已成为向武汉一个研究实验室提供联邦拨款的渠道。
2014年，福奇的机构向生态健康联盟发放了370万美元的拨款，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通过识别可能从野生动物跃迁至人类的病毒来预测和帮助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这笔名为 “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 “的拨款拟对中国的野生和圈养蝙蝠进行筛查，在实验室分析序列以衡量蝙蝠病毒感染人类的风险，并建立预测模型以检查未来的风险。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是一个关键的合作者，生态健康联盟向其提供了近60万美元的次级拨款。但那里的工作已经引起了足够的争议，以至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20年7月暂停了该拨款。
事实上，生态健康联盟未能预测到COVID-19大流行，尽管它在离WIV本身不远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爆发，进入公众视野。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生态健康联盟的一举一动，以及它那滔滔不绝的主席彼得-达斯扎克，都受到了一小批科学侦探和各种记者的询查。他们想知道，武汉病毒所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达斯扎克对他的组织在那里资助的工作讳莫如深？福奇和其他官员是否试图将注意力从至少是美国间接资助的研究上转移开？
关于COVID-19起源的争议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交战的科学家阵营在推特上进行人身攻击。自然来源的支持者认为，这种病毒和之前的许多病毒一样，是从众所周知的自然溢出现象中出现的，从蝙蝠宿主跳到中间物种，然后再去感染人类。那些怀疑与实验室有关的事件的人指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情况，从一个科学家在实地研究中不慎暴露，到实验室工作中自然或被人工意外释放自然或操纵的菌株。由于缺乏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两种理论，这只会加剧人们的愤怒。”渥太华大学的生物学家和律师阿米尔-阿塔兰（Amir Attaran）说：”每个人都在寻找一把冒烟的枪，使任何合理的怀疑都无法得以证实。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合作，溯源是不可能的。
2018年，达斯扎克曾出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并说：”我们与中国合作者所做的工作在国际期刊上联合发表，序列数据被上传到互联网上供大家免费阅读，非常公开，非常透明，而且非常合作。” 他补充说：”科学自然是透明和开放的….。你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你想把它告诉全世界。这就是科学家的天性”。
但是，随着COVID-19在全球的横行，中国政府对透明度的承诺被证明是有限的。它拒绝分享早期病人病例的原始数据，或参与任何进一步的国际努力来调查病毒的来源。2019年9月，在官方承认的大流行开始前三个月，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关闭了其约22,000个病毒样本和序列的数据库，尽管国际社会提出要求，但仍拒绝恢复。
至于美国那些注重透明度的科学家们，达斯克很早就开始秘密地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组织了一封信，试图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说成是毫无根据的破坏性阴谋论。而福奇和一小群病毒学家，包括安德森和盖瑞，在2020年2月初的国家卫生院的秘密会议中努力坚持自然起源理论，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私下表示他们认为与实验室泄露更有可能。据《名利场》杂志了解，就在这个NIH会议开始的前几天，美国病毒和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曾私下敦促福奇大力调查实验室和自然来源推测。然尔他却被排除在随后的讨论之外–后来才知道这些讨论已经发生。”雷德菲尔德告诉《名利场》：”他们的目标是要有一个一致的说法。
即使通过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和国会审查而披露的电子邮件，也表明他们有类似的实验室泄露担忧，但为什么这些顶级科学家要联合起来压制公众对实验室来源的猜测，这一点还不清楚。这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转向倾向于自然起源吗？会不会是为了保护科学免受阴谋论者的胡言乱语的影响？或者是为了维护他们认为不可缺少的某些风险性研究？或者是为了保护大量的科研资金不受政治干扰或政府监管？
将病毒起源倾向为自然起源论的努力今天仍在继续。今年2月，《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了一组由亚利桑那大学的Michael Worobey、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Kristian Andersen以及包括Garry在内的16位共同作者撰写的预印本，声称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公开数据的新分析提供了 “决定性的证据”，证明病毒首先是从那里出售的动物身上跃迁到人类身上。但包括布鲁姆在内的一些顶级科学家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称预印本虽然有价值，但依靠的是不完整的数据，而且没有发现受感染的动物。
“我不认为他们提供了最后证据。他们提供的证据比较有力地支持了与野生动物市场的联系，而不是与武毒所的联系，我会这样的去表述，”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家W.Ian Lipkin说，他赞成自然起源理论。
“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David Relman说：”一些科学家似乎死心的想把华南市场命名为COVID病毒的起源地；而一些媒体记者似乎很乐于接受这些结论，而不自己去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不能由未经审查的研究、不完整和未经证实的数据以及未经证实的声明而定论于公共舆论中。
也许彼得-达斯扎克–一位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沉浸在中国冠状病毒研究中的西方科学家，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帮助世界破解起源之谜，特别是通过分享他所知道的。但是去年，负责监督《柳叶刀》杂志COVID-19委员会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博士，在达斯扎克断然拒绝分享他有争议的研究基金的进展报告后，将他从调查病毒起源的特别小组中解职。(在对详细问题的书面答复中，达斯扎克说，当他拒绝萨克斯的要求时，他 “只是遵循了NIH的指导”，因为该机构 “在对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作出裁决之前 “扣留了有关的报告。他说，这些报告现在已经公开了）。
“达斯扎克和国家卫生院的行为很糟糕，”萨克斯博士告诉名利场。”一直缺乏透明度……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了解，而且可以了解。” 他说，国家卫生院应该支持一项 “独立的科学调查”，以审查国家卫生院、生态健康联盟、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个合作实验室在大流行病中 “可能扮演的角色”。他说：”这两种假说仍然很受关注，””需要认真和科学地进行调查”。(“我们也公开表示欢迎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起源进行独立的科学调查，”达斯扎克告诉《名利场》。)
这个故事基于《名利场》获得的10万多份生态健康联盟的内部文件，以及对5名前工作人员和33个其他来源的采访。这些文件，大部分是在大流行之前，时间跨度长达数年，包括预算、员工和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内部电子邮件和报告。虽然这些文件没有告诉我们COVID-19的来源，但它们揭示了生态健康联盟所处的世界：一个模糊的拨款协议、不可靠的监督以及为科学进步而追求政府资金的世界，其中一部分是通过推销风险急剧增加的研究。
关于福奇是如何被卷入到达萨克研究经费和武毒所谜团的故事，是从多年前在华盛顿一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社交俱乐部里开始的。十多年来，生态健康联盟在杜邦环附近的宇宙俱乐部举办了一系列鸡尾酒会，讨论如何预防病毒爆发。在那里，专家级的生物学家、病毒学家和记者与真正的贵宾 -有资格引导拨款的联邦政府官僚们混在一起。
在邀请函上，生态健康联盟将这些活动描述为 “教育性的”。然而，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官员们称其为 “培养活动“。投资回报率很高。每次活动只需支付大约8000美元，他们就能与潜在的联邦资助者建立联系。正如该组织2018年的战略计划所述，”鉴于我们在联邦资金方面的优势，我们加强了在华盛顿特区宇宙俱乐部的培养活动，现在定期吸引75-150名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高层人士参加”。(“这类活动在许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中很常见，它们同时依赖公共和私人捐助者的支持，”达斯扎克告诉《名利场》。)
在所有这些高层人士中，几乎没有人的地位能与福奇相提并论，福奇是一位科学界的大佬，每年发放数十亿的资助金–达斯扎克决心与他分享讲台。这个想法被公认为是一个机会。虽然他曾与福奇会面，并从他的机构获得资助，但达萨克相对来说并不显眼。但他已经培养出了与安排福奇日程表的人沟通的后方渠道。
2013年9月9日，达萨克给福奇的高级顾问大卫-莫伦斯（David Morens）发了电子邮件，询问这位炙手可热的NIAID主任是否可以担任小组发言人。莫伦斯回了邮件，建议达斯扎克 “直接给托尼写信，感谢他最近与你们所有人的会面，然后邀请他成为这次宇宙俱乐部讨论的成员。这样一来，它是个人的，不会看起来像被我们’炮制’的。”
虽然福奇拒绝了这个邀请和其他几个邀请，但达萨克一直在努力。2016年2月，莫伦斯传递了一个有价值的提示：福奇 “通常对这样的事情几乎都说不。除非ABC、NBC、CBS和Fox都在那里开着摄像机。如果他被要求做主要的谈话或唯一的谈话，这可能会增加机会”。
这场赌博成功了。3月30日，Fauci在宇宙俱乐部发表了关于Zika病毒的演讲，报名者纷至沓来。客人们来自一系列财大气粗的联邦机构：国土安全部、美国国际开发署、五角大楼，甚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根据会议记录，达斯扎克将在12月15日的董事会会议上宣布，”华盛顿特区的培养活动是提高我们对联邦资助者的可见度的一个好方法”。一个月前，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总统。一位董事会成员在会上问道，即将上任的政府对一个依赖联邦拨款的保护性非营利组织意味着什么。达萨克提供了轻快的保证。该组织的 “非政治性任务 “将帮助其适应。
他并不知道的是，在特朗普和COVID-19的时代，科学本身将成为最终的政治战场。
如果说与福奇同在一个讲台上证明了达斯扎克已经成为病毒猎手中真正的一员，那么它也强调了他已经走了多远。多年来，彼得-达萨克一直是一个陷入困境的非营利组织的掌舵人，该组织的使命是拯救海牛，促进负责任的宠物所有权，保护受威胁的物种等。该组织在2010年之前一直以 “野生动物信托 “的名义运作，一直在寻找弥补其预算不足的方法。有一年，它提议在其年度慈善活动中表彰一家在利比里亚经营的采矿公司，该公司付钱给它评估埃博拉病毒的风险。另一个想法是寻求棕榈油百万富翁的捐款，他们可能对 “清理 “自己的形象感兴趣。
秃头的达萨克通常身着徒步旅行装备，他是一半推销员，一半有远见的人。他清楚地看到，人类对自然界的入侵可能导致动物病原体的出现，而蝙蝠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储存器。纽约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医学副教授马修-麦卡锡（Matthew McCarthy）博士说：”达萨克是在 “打赌”，蝙蝠藏有致命的病毒。2004年，作为一名23岁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麦卡锡跟随达萨克到喀麦隆捕捉蝙蝠。他说：”我离开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进入世界上最偏远的地区是一件非常强大的事情。我被他迷住了，上钩了，下沉了。”
2001年的生物恐怖袭击事件中，沾有炭疽孢子的信件通过美国邮件被寄出，再加上第二年在中国爆发的第一次SARS冠状病毒，将使研究致命的自然病原体的资金涌入联邦机构。2003年，NIAID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7亿美元，用于防御生物恐怖主义的研究。
达萨克在曼哈顿远西区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实验室。最近的蝙蝠群是在中央公园。但他培养了与石正丽的关系，石正丽是一位中国科学家，后来成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新发传染病中心的主任。石正丽身材苗条，受过国际教育，因其对蝙蝠栖息地的无畏探索而在中国被称为 “蝙蝠女”。达萨克与她的联盟将为他打开中国的蝙蝠洞。
2005年，在中国的四个地方进行实地研究后，达萨克达扎克和石正丽共同撰写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确定马蹄蝠可能是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的储存器。他们后来又合作发表了17篇论文。2013年，他们报告了他们的发现，一种类似于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石是第一个在实验室中成功分离出来的，可能能够感染人类细胞，而不需要首先跳到中间动物身上。”[彼得]尊重她，”这位前生态健康联盟工作人员说。”在大家看来，他们在为世界做伟大的工作。” 他们的合作关系使达萨克对云南省的蝙蝠洞有了一种近乎专有的感觉，他后来在一份资助提案中把这些蝙蝠洞称为 “我们的实地测试点”。
随着达萨克的工作人员和石正丽的研究生在武汉和曼哈顿之间来回穿梭，这种交流越来越多。当石正丽访问纽约时，生态健康部的工作人员精心挑选了一家餐厅进行庆祝晚宴。”正丽不是一个拘泥于形式的人，她和她的学生在实验室里亲手包饺子！！” 达萨克达斯扎克的秘书长给另一位员工写信。”她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喜欢红酒，喜欢美食胜过形式。”
到2009年，蝙蝠已经变成了经费大资源。那年9月，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包括达萨克的组织在内的四个组织颁发了一笔名为PREDICT的7500万美元的拨款。这是 “世界上最全面的人畜共患病毒监测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表示，其目的是识别和预测病毒的出现，部分是通过对偏远地区的蝙蝠和其他野生动物进行采样和测试。
达萨克在分享这一消息的一封欣喜若狂的电子邮件中告诉他的员工，授予当时的野生动物信托基金的五年1800万美元是一个 “游戏规则的改变”。”我想借此机会（尽管喝了7个小时的香槟–真的！）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
这笔钱改变了这个捉襟见肘的非营利组织。它的预算增加了一半，结束了长达一年的运营亏损；开始了推迟已久的品牌重塑工作，这导致了新名称 “生态健康联盟 “的诞生；并对其总部进行了整修，甚至修复了其长期损坏的空调。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承认，在拨款过程中，它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拨款110万美元。
当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莫琳-米勒（Maureen Miller）博士于2014年来到生态健康联盟时，她发现这里的环境是有毒和神秘的。闭门会议是常态。高级领导层构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 “老男孩网络”。她很快就相信，她被雇用 “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高级别的女性”，她说，”我几乎被排除在所有事情之外。”
她是在该组织的PREDICT拨款被延长五年前加入的。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批准了 “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这是一笔后来给福奇带来麻烦的370万美元的拨款。米勒说，她 被“能够创建一个大流行威胁预警系统的想法所吸引”。
米勒开始着手创建一个监测战略，以检测人畜共患病病毒的蔓延。住在云南省南部蝙蝠洞附近的中国村民将对他们的血液进行类似SARS冠状病毒的抗体检测，然后回答问卷，以确定某些行为是否导致他们暴露。这是一个 “生物和行为警告系统”，米勒解释说。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米勒只见过达萨克几次。但她与石正丽密切合作，后者开发了筛查村民血液的测试。米勒指出，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通过电话从石那里得到过结果。我必须在中国出现，才能从她那里了解到任何情况。” 从中，米勒了解到，虽然石正丽是一个 “世界级的科学家，但她尊重中国的制度”。简而言之，她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则。(石正丽没有回应本文的书面问题）。
米勒于2016年11月离开生态健康联盟，之后就完全不知道她所制定的战略变成了什么。但在2017年秋天，石正丽提醒米勒的前助理注意，达萨克会在一份即将出版的刊物上摘取她工作成果的荣誉。”米勒说：”石正丽不遗余力地确保我将被列入共同作者。2018年1月发表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杂志《Virologica Sinica》上的一封信的最终版本，包括了米勒的名字。在218名村民中，有6人的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这表明该策略是衡量潜在溢出效应的一种成功方式。
但这一经历给米勒留下了对达萨克的阴暗印象：”他是如此的一意孤行，他想成为做出成果的人，而不需要分享。”
达萨克说，米勒在生态健康联盟的工作中至少有8篇论文被列为共同作者，”这证明了我们的出版和作者做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 他补充说，该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是 “多样化的，具有文化敏感性”，并且 “20年来一直是女性居多”。
2016年5月初，达萨克的370万美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拨款首次敲响了警钟，因为它已进入第三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提交年度进展报告，但达萨克第二年的报告迟迟没有提交，该机构威胁要扣留资金直到他提交报告。
他最终提交的报告让该机构的拨款专家感到担忧。报告指出，科学家们计划创造一个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传染性克隆，这是一种在单峰驼身上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出现，感染的人类中有35%死亡。报告还明确指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已经被用来构建两种嵌合冠状病毒，与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的冠状病毒相似，后者于2002年出现，随后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至少774人死亡。(嵌合病毒是一种结合了不同病毒片段的病毒。) 这些发现促使NIH的拨款专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这项工作是否应该受到联邦对所谓功能增益研究的暂停限制？
就这样，达萨克的资助被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的辩论中，这场辩论在病毒学界造成了分裂。2011年，两位科学家分别宣布他们对高致病性亚洲甲型禽流感（H5N1）进行了基因改造，这种禽流感病毒自2003年以来已造成至少456人死亡。科学家们赋予该病毒新的功能–使其能够在雪貂中有效传播，而雪貂的基因比老鼠更接近人类，以此来衡量其对人类的风险。这两项研究都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
科学界对这种被称为 “功能增益 “的研究爆发了冲突。支持者声称它可以通过突出潜在的威胁来帮助预防大流行病。批评者认为，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病原体有可能释放出病原体。随着争议的加剧，福奇i努力寻求中间立场，但最终支持这项研究，他在与人合写的《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中认为，”重要的信息和洞察力可以来自于在实验室中产生的潜在危险病毒。
2014年10月，奥巴马政府暂停为可能使流感、MERS或SARS病毒更具毒性或传播性的研究提供新的联邦资金，同时进行审查。但是这个暂停令留下了漏洞，这让达萨克试图挽救这项研究。2016年6月8日，他写信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拨款专家，说已完成的实验中的类似SARS的嵌合体可以不受暂停令的限制，因为所使用的菌株以前没有被知道会感染人类。他还指出，在2015年的一篇研究论文中，科学家们用同样的毒株感染了人性化的小鼠，并发现它们的致命性低于原始SARS病毒。
但是他引用的2015年的研究论文并不特别令人放心。在这篇论文中，石正丽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杰出的冠状病毒研究员Ralph Baric混合了来自不同物种的SARS样病毒的成分，并创造了一种能够直接感染人类细胞的新型嵌合体。(巴里奇没有对寻求评论的书面问题作出回应）。
这个功能增益实验在暂停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它是如此的危险，以至于作者自己都标明了危险，并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认为类似的研究……风险太大，无法继续。” 论文的致谢中提到了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生态健康联盟的资金，这是通过一个不同的拨款。
如果有的话，达萨克提出的MERS研究甚至更有风险。因此，他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如果任何一个重组的毒株显示出比天然病毒大10倍的增长，”我们将立即：i）停止所有突变体的实验，ii）将这些结果通知我们的NIAID项目官员和UNC[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iii）参与决策树以决定适当的前进道路。”
提到UNC，NIH的一位项目官员不解地回答，他指出提案中说研究将在武毒所进行。”该官员写道：”你能澄清一下嵌合病毒的工作将在哪里进行吗？10天后，由于达萨克Daszak仍未作出回应，该项目官员再次向他发送电子邮件。6月27日，达萨克一如既往地轻松的回复到：
“你正确地指出了我们信中的一个错误。联合国大学对嵌合体的工作没有监督，所有的工作都将在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我们今晚将与石正丽教授澄清，如果我们看到加强复制，到底谁会被通知……我的理解是，我做为[主要研究者]将被直接通知，然后我可以通知你在NIAID。对这个错误表示歉意！”
到7月7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意了达萨克达斯扎克的条件，该条件完全依赖于双方的透明度。石正丽将向他通报任何涉及实验室构建的病毒的发展情况，而他将通知该机构。达萨克热情地回答一位项目官员说：”这太好了！我们非常高兴听到我们的实验室有任何进展。我们非常高兴地听到，对我们功能增益研究资金的暂停已经解除。
蒙大拿州生物技术中心主任Jack Nunberg说：”在我看来，允许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如此高风险的研究 “简直是疯狂。”中国的科研环境环缺乏监督，缺乏监管，能在著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科学家会得到政府的奖励，从而产生危险的激励。”所以这才是真正 “不！ 这不应该发生！的原因。”
随后的一个发展似乎支持了这一观点。2021年1月15日，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天，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基于解密情报的概况介绍。它断言，中国的军事科学家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与武毒所的民间科学家合作，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引起了一个问题，即那里的研究是否被重新用于进攻或军事用途。尽管石正丽和其他武毒所领导人之前否认发生过这种合作，但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马修-波廷格称这些否认是 “故意的谎言”。如果要给他们以怀疑的好处，你甚至可以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撒谎，但这些仍然是谎言。”
如果中国军方一直在与武毒所的科学家合作，不清楚达萨克是否会意识到这一点。一位生态健康联盟的前工作人员告诉《名利场》，他对武毒所的了解远没有他说的那样多。这位前工作人员说，那里正在进行的工作 “总是一个谜”。该非营利组织雇用了一名驻美国的中国人，帮助 “为他们解释武毒所内部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一切的表面价值。更多的是，”接受它是什么，因为这种关系是石和达萨克之间。
“他不知道那个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这位前工作人员说。”他不能知道。”
据达萨克说，生态健康联盟 “知道 “武毒所的研究活动与NIH拨款有关。他说，他对中国在那里的军事参与一无所知，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任何通知。
到2017年，尽管有大量赠款注入，但生态健康联盟面临着酝酿中的财务危机。根据该组织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其91%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其中71%来自PREDICT拨款。更新后的拨款，即PREDICT II，计划在两年内结束。没有办法知道该拨款是否会被第三次重新授权。这种迫在眉睫的过期可能性在内部被称为 “PREDICT悬崖”。
如何防止该组织跌落悬崖，需要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全球病毒体项目，这是一个由传染病专家丹尼斯-卡罗尔组织的非政府倡议，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工作时曾建立过PREDICT。全球病毒组计划的目标更为宏大：它的目标是绘制地球上所有可能的病毒–估计有84万种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作为 “结束大流行时代 “的一种方式。
达萨克向董事会成员解释说，该计划的预计价格很高，10年内将达到34亿美元。但是不知道何时会遭受以及遭受大流行病的代价估计为30年内17万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病毒库项目是一个相对便宜的项目。
但是，生态健康联盟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抵御它所面临的8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国防部可以在新的拨款海洋中充当联邦救生筏。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正在为一个名为PREEMPT的新项目寻求建议，该项目旨在识别动物病原体，”以便在疾病爆发前阻止它们进入人类群体”。
对于生态健康联盟来说，PREEMPT拨款似乎是一个大满贯。多年来，达萨克一直在开发一种预测模型的方法，以确定世界各地可能的病毒蔓延地点，并在源头上阻止大流行病。一些人对达萨克方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莫林-米勒告诉《名利场》：”在使用这种方法的20年中，[生态健康联盟]没有预测过一次爆发、流行或大流行，”。但是，NIAID主任的高级顾问David Morens说，达萨克成为理解 通过动物和地理位置来判断和疾病这种疾病预防概念的关键角色之一。（新出现的疾病来自动物，动物有自己的地理范围，如果你知道动物在哪里，它们携带什么疾病，你就可以预测热点）
生态健康联盟还加倍强调了另一个关键的卖点：它在中国独特的实地联系将有效地使美国政府在外国实验室有一个立足点。正如达萨克在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国防部的一个分机构想要 “关于他们无法进入的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
随着PREDICT的悬崖和DARPA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达萨克向他的董事会提出了一个乐观的建议，指出该组织在赢得联邦拨款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一位熟悉DARPA拨款申请的前工作人员说：”这是一张金票。”信息总是说，’我们要做的是很酷的尖端科学。DARPA是资助这项工作的正确机构”。
去年9月，生态健康联盟给DARPA的拨款提案被泄露给DRASTIC，这是一个松散的全球侦探团体–从专业科学家到业余数据爱好者–致力于调查COVID-19的起源。在这份长达75页的提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脱颖而出：计划检查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的furin裂解位点，并可能插入新的裂解位点，使它们能够感染人类细胞。
呋喃酶裂解位点是病毒表面蛋白中的一个点，可以促进其进入人类细胞。SARS-CoV-2是在DARPA拨款提交一年多后出现的，它在SARS类冠状病毒中因有一个独特的呋喃酶裂解位点而备受关注。这一反常现象导致一些科学家考虑，该病毒是否可能是由实验室工作出错而产生的。
《名利场》杂志获得的文件揭示了围绕DARPA提案的混乱过程，该提案是与包括武毒所石正丽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拉尔夫-巴里奇在内的同事共同创作的。随着3月截止日期的临近，该基金的合作者们全天候工作，世界各地的版本纷至沓来。”一位前雇员回忆说：”这些文件是由很多很多人写的。
该拨款申请提议从云南省的洞穴中收集蝙蝠样本，将它们运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提取和处理它们所含的病毒，并利用它们来感染具有人性肺部的小鼠。然后，它将绘制携带危险病原体的蝙蝠的高风险区，并用物质处理测试洞穴，以减少它们的病毒数量。
这离当年从摩托艇上拯救海牛的达萨克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几乎按照任何定义，这都是功能增益的研究。联邦暂停令已于2017年1月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HHS P3CO框架（潜在大流行病原体护理和监督）的审查制度。这需要由资助研究的机构进行安全审查。
生态健康联盟的DARPA提案宣称，其研究不受P3CO框架的限制。它还强调了它将组建的团队的丰富经验。但在3月29日的员工会议上，Daszak达萨克对DARPA提案的草率性和业余性表示失望。他指出，这是一个 “所有方面的重大失败”，并列举了一连串的错误。申请迟了，在 “截止日期后30分钟 “才提交。上传文件时出现了错误，评论框停留在页面上，还有一个谁负责的问题。根据会议记录，他劝告他的员工，需要的是 “文化的改变”，作为 “获得资金的能力[sic]的一部分”。
在DARPA内部，该拨款申请立即遭到了怀疑。当时在场的一位前DARPA官员说，该合同 “从未被授予，因为它反映了可怕的缺乏常识的情况”。这位前官员说，生态健康联盟被视为一个 “散兵游勇 “和一个 “中间人”，一个愿意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吃糟糕的食物和住糟糕的酒店的后座合作者。
同样，世界兽医研究所也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特别是与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相比，后者经营着中国唯一一个具有最高生物安全协议的高封闭实验室。BSL-4。这位前DARPA官员说，哈尔滨是中国的哈佛。WIV更像是一所安全学校。生态健康联盟已经 “栓 “上了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拉尔夫-巴里奇，并将该提案 “捆绑 “起来。前DARPA官员说，让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具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全球项目的主要承包商，就像 “让你的租车公司来经营一支舰队”。
尽管DARPA的三位审查员中的两位认为该项目是 “可选择的”，但第三位，即生物技术办公室的一位项目经理，建议不要资助该项目。他写道，该申请没有充分提及或评估功能增益风险或拟议的工作可能构成令人担忧的双重用途研究（DURC），这是一个技术术语，指可能被重新利用以造成伤害或危及安全的科学。
DARPA的提案 “基本上是一张类似SARS-CoV-2病毒的路线图”，病毒学家Simon Wain-Hobson说，他是呼吁对COVID-19的来源进行更全面调查的科学家之一。他说，如果这项研究得到了像Baric这样的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祝福，那么WIV就有可能想要复制它所认为的前沿科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这样做了。但这意味着提出这个问题是合法的。”
据Daszak说，DARPA没有人向生态健康联盟表达对拟议研究的任何担忧。相反，他说：”DARPA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建议’，’希望DARPA对PREEMPT项目有更多的资金支持’。” 他补充说，”据我所知，EHA或该提案的任何合作者从未做过研究”。
到2019年12月下旬，很快被确定为SARS-CoV-2的病例开始在武汉市江汉区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周围出现，距离武汉病毒研究所大约8英里。
达斯扎克似乎准备在这场新出现的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2020年1月2日，他在推特上说。”好消息！！来自美国、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顶尖科学家正在共同努力，积极阻止这些病毒的溢出能力，并在它们溢出时迅速检测出来。” 他继续说：”这包括与中国CDC、武汉病毒研究所、@DukeNUS、@Baric_Lab，以及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各种省级CDC、大学和实验室的积极合作。”
1月30日，Daszak上了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美国前哨站CGTN America的节目，并说了两件事，事实证明是大错特错。”他说：”我非常乐观……这场疫情将开始放缓。”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了少量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但它不是不可控制的。” 他继续总结说，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以公开和透明的方式，与世卫组织合作，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交谈，并在必要时请他们来帮助。他们正在这样做。这正是需要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该病毒正在不受控制地传播，中国政府忙于压制任何发表意见的人。它下令销毁实验室样本，惩罚发出警报的医生，并声称有权在发表前审查任何有关COVID-19的科学研究，这一限制至今仍在实施。
在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人们对该病毒的来源以及由美国纳税人提供部分资金的WIV的研究是否在其出现过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的问题越来越警觉。
对于当时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来说，该病毒似乎不仅有可能，而且很可能是在实验室里产生的。”他告诉《名利场》说：”我个人认为，[SARS CoV-2]通过一种[中间]动物从蝙蝠到人类，并成为对人类最具传染性的病毒之一，这在生物学上是说不通的。2002年的SARS病毒和2012年的MERS病毒都没有以这种毁灭性的效率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是什么改变了？雷德菲尔德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史玉柱和巴里奇在2015年发表的功能增益研究，而且生态健康联盟也帮助资助了这项研究。他们已经确定，有可能改变一种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使其通过一种名为ACE2受体的蛋白质感染人类细胞。虽然他们的实验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巴里奇的安全实验室进行的，但谁又能说世界志愿人员组织没有继续自己的研究呢？
据《名利场》披露，2020年1月中旬，雷德菲尔德在与三位科学领导人的单独电话交谈中表达了他的担忧。Fauci；英国惠康基金会主任Jeremy Farrar；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他说，雷德菲尔德的信息很简单。”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对待实验室泄漏假说”。
目前还不清楚雷德菲尔德的担忧是否是引发福奇本人的原因。但在2月1日星期六晚上12:30，Fauci给NIAID的首席副主任Hugh Auchincloss发了电子邮件，主题是 “重要”。他附上了Baric和Shi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并写道：”Hugh：我们今天上午的谈话是至关重要的。保持手机开机。” 他指示奥金克洛斯阅读所附论文，并补充说：”你今天将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2月1日被证明是一个关键的日子。随着中国的死亡人数超过300人，并且在十几个国家出现了病例，法拉尔召集了一个由11名顶级科学家组成的小组，跨越五个时区。当天上午，他邀请法尔奇加入。法拉尔写道：”我倾向于让这个小组保持真正的紧凑，”法拉尔说。”显然，要求每个人都以完全保密的方式对待。” 法奇、弗朗西斯-柯林斯、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罗伯特-加里都加入了电话。没有人邀请雷德菲尔德，甚至没有人告诉他正在发生。
在随后四天的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中，科学家们分析了SARS-CoV-2基因组序列的特殊性，特别关注了furin裂解位点。
免疫学家Michael Farzan博士给该小组发来电子邮件，他写道，这种异常现象可能是由于嵌合病毒和人体组织在缺乏适当的生物隔离协议的实验室中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意外地创造了一种病毒，它将为人类之间的快速传播做好准备”。他倾向于实验室起源的假设，说：”我认为这成为一个问题……你是否相信这一系列的巧合，你对武汉实验室的了解，有多少可能是自然界的–意外释放或自然事件？我是70：30或60：40。”
他并不孤单。加里写道：”furin裂解部位的 “惊人 “组成。”我真的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自然情况，你从蝙蝠病毒或与之非常相似的病毒到[SARS-CoV-2]，你正好插入了4个氨基酸12个核苷酸[s]，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加入以获得这个功能….。我只是想不通这在自然界是如何完成的。”
前一天晚上，Andersen给Fauci发了电子邮件，说他和包括Garry、Farzan和澳大利亚病毒学家Edward Holmes在内的科学家都发现这个基因序列 “与进化论的预期不一致”。
但在三天内，电话中的四位科学家，包括安徒生、加里和霍姆斯，分享了一封论证相反观点的信的草稿。Farrar与Fauci分享了一份副本，Fauci在3月17日《自然医学》杂志发表之前提供了反馈。这封名为《SARS-CoV-2的近端起源》的信分析了基因组序列，并做出了一个看似明确的声明。”我们不认为任何类型的基于实验室的方案是可信的”。
他们是如何在四天内得出如此肯定的结论的，仍然不清楚。在他的书中，Spike。病毒与人–内部故事》一书中，法拉尔提到了 “重要的新信息的增加，无休止的分析，激烈的讨论和许多不眠之夜”。但是，即使在他们于2月4日传阅草案的时候，疑虑仍然存在。法拉尔写信给柯林斯和福奇说，虽然霍姆斯现在反对工程病毒，但他仍然是 “60-40实验室”。
惠康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名利场》：”法拉尔博士经常与许多其他专家科学家交谈，并定期召开会议”。他补充说，”法拉尔博士的观点是，在这些谈话中，或在进行的研究中，在任何阶段都没有任何政治影响或干预”。加里说，”坦率地说，无数次地解释那是在正在进行的科学讨论中从几十封甚至几百封邮件中挑出来的一封邮件，这很令人厌烦。”
尽管他没有参与这些对话，但流行病学家W.Ian Lipkin告诉《名利场》：”我认识Fauci已经30年了。福奇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只对事实感兴趣。任何说其他话的人都不了解他”。
利普金被列为《近端起源》一书的第五位作者。在发表之前，他告诉他的合作者，他担心冠状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是在保障措施不足的实验室进行的。近端起源 “的信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否定了SARS-CoV-2的来源可能是一个意外。利普金没有被邀请参与该小组未来的出版物，例如安徒生和沃罗贝的预印本在2月份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我可以猜测为什么我没有被邀请加入各种出版物。然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被邀请，”他说。
当安徒生和其他人在微调 “近源 “的信件时，达斯扎克正在悄悄地努力掩盖对实验室泄密的猜测。2月19日，在有影响力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的一封信中，他与26位科学家一起断言：”我们共同强烈谴责暗示COVID-19没有自然起源的阴谋论。” 9个月后，一个信息自由组织发布的电子邮件显示，达斯扎克精心策划了《柳叶刀》的声明，目的是掩盖他的角色，并制造科学界一致的印象。
在主题栏下，”不需要你签署’声明’拉尔夫！！”他写给巴里奇和另一位科学家。”你、我和他不应该签署这份声明，这样它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不会起到反作用”。达斯扎克补充说：”然后我们会以一种不把它与我们的合作联系起来的方式把它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发出独立的声音。”
巴里奇表示同意，他回信说：”否则它看起来是为自己服务的，我们就会失去影响。”
柳叶刀》的声明以客观性声明结束。”我们声明没有竞争性利益”。签名者包括杰里米-法拉尔（Jeremy Farrar）和另一位与福奇进行秘密商谈的参与者。
读了《柳叶刀》的信，再加上法拉尔的名字，雷德菲尔德恍然大悟。他得出的结论是，有一个共同的努力，不仅是为了压制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而且是为了制造有利于自然起源的科学共识的外观。雷德菲尔德说：”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几乎是一个公关决定，他们将只推动一个观点”，并压制严格的辩论。”他们争辩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捍卫科学，但这与科学是对立的。”
惠康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名利场》：”这封信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援设在中国的高度知名的研究人员，反对非基于证据的理论。Farrar博士不认为这封信是秘密组织的。他没有任何利益冲突需要申报”。
随着大流行病蔓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达斯扎克继续将他的大量精力用于宣传科学本身已经达成共识的观点。这种病毒来自于自然界，而不是实验室。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有关的细节滑入公众视野，一致意见的表面开始出现裂痕，使他自己的工作受到质疑。
在2020年4月17日的白宫COVID-19新闻发布会上，右翼电视网Newsmax的一名记者问特朗普总统，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向中国的一个高级实验室提供370万美元的资金。细节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似乎是为了满足反华的政治议程而排队的。特朗普回答说：”我们将很快结束这项资助。”
这一交流反过来又引出了另一位记者向福奇提出的问题。SARS-CoV-2会不会来自一个实验室？他在白宫讲台上的回答是迅速而明确的。最近发表的一份来自 “一群高素质的进化病毒学家 “的分析报告认为，该病毒 “完全符合从动物到人类的物种跳跃”。他指的是由他在2月初秘密会见的一些科学家起草的 “近端起源 “信。
第二天，Daszak向Fauci发送了一封邮件，对他 “公开站出来声明，科学证据支持COVID-19的自然起源是由蝙蝠到人类的溢出，而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释放 “表示深切感谢。Fauci回应说，对他进行了回谢。
如果Daszak认为Fauci的好话意味着他的资助是安全的，那他就错了。六天后，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位高级官员的措辞严厉的信：他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基金被终止了，该基金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次级拨款。在一片哗然和法律威胁中，该机构在几个月后恢复了拨款，但暂停了其活动。于是，达斯扎克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之间开始了一场关于他是否遵守拨款条款的痛苦的、持续的斗争。自去年9月以来，作为《拦截》杂志发起的信息自由法案诉讼的一部分，这些私人信件的内容已被公开。
达斯扎克还发现自己在回答关于WIV决定在2019年9月，即在已知的大流行病开始之前关闭其22,000个基因组序列的在线数据库的问题时越来越尖锐。
莫琳-米勒说，作为她在生态健康联盟设计的监测战略的一部分，在中国收集的人类血液样本可能拥有COVID-19来源的线索。但是它们被送进了WIV，现在已经无法得到了。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杰米-梅茨尔（Jamie Metzl）问道，他是最早呼吁全面调查COVID-19来源的人之一，为什么一个由美国税收支持的帮助预防和应对大流行病的数据库 “在需要它来实现其预期目的时却无法使用？
据推测，达斯扎克拥有大量这种无法获得的数据。他在2021年3月由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智囊团组织的小组讨论中如是说。”这项工作的很多内容都是与生态健康联盟….。我们确实基本上知道这些数据库中的内容”。此前，生态健康联盟与其他57个科学和医疗组织一起签署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在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迅速分享数据。然而，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达斯扎克告诉《自然》杂志：”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披露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公平的。”
2020年4月，他警告与PREDICT资助项目合作的其他机构的同事，不要公开发布某些序列。”所有–目前我们没有把这些序列作为PREDICT的一部分发布到Genbank，这是极其重要的，”他写道。”正如你可能已经听说的，这些是刚刚被NIH终止的一项资助的一部分。将它们作为PREDICT的一部分会给 “PREDICT项目、资助伙伴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带来非常不受欢迎的关注。
到2021年10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多次要求生态健康联盟交出与WIV的资助研究有关的数据。达斯扎克辩称，他不能分享一些SARS冠状病毒的序列，因为他在等待中国政府授权发布这些序列。这一解释似乎削弱了让美国政府帮助资助一个关于病毒出现的全球合作的整个理论基础。
Daszak说，认为生态健康联盟没有 “随时分享数据 “的说法是 “不正确的”，并断言其所有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WIV研究的相关冠状病毒数据现在已经被公开了。他补充说，他对 “不受欢迎的关注 “提出警告，因为他想 “避免[同事]被不公平地拖入政治漩涡”，因为NIH终止生态健康联盟拨款的决定 “释放了一股无端的政治攻击”。
2020年11月，当世卫组织宣布被派往中国调查COVID-19来源的实况调查团的11名国际专家名单时，美国官员和至少一名Daszak的前同事都惊呆了。中国对这份名单有否决权，而美国提出的三名候选人中没有一个入选。相反，Peter Daszak被列为美国的唯一代表。
目前还不清楚达斯扎克是如何进入该委员会的。他后来告诉《科学》杂志：”我不想去，我最初也拒绝了，”然后他补充说：”如果你想弄清中国冠状病毒爆发的根源，你最应该找的是在中国研究冠状病毒的人，他不是来自中国….。所以这就是我，很不幸”。
达斯扎克告诉《名利场》：”世卫组织向我伸出援手，请我担任该委员会成员。我最初拒绝了，但是……在他们有说服力的论点之后，决定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有责任支持起源调查。” 世卫组织的一位发言人既不证实也不否认达斯扎克的说法。
一位前生态健康组织的工作人员认为，很明显是谁挑选了达斯扎克担任这个角色：”如果他的名字不在[美国]提出的名字之列，他就是中国政府选择的名字。”
在中国，专家们在为期一个月的任务中，有一半时间被隔离在酒店里。一旦获释，他们去了一次武汉病毒研究所。达斯扎克后来向《60分钟》描述了这次访问。”我们与他们会面。我们说，’你们对实验室进行审核吗？他们说，’每年一次’。疫情爆发后你们是否对其进行审核？””是的。””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你们是否对员工进行测试？””是的。没有人–“
通讯员Lesley Stahl打断了他的话。”但你只是相信他们的话。” 达斯扎克回答说：”嗯，我们还能做什么？你能做的事是有限度的，而我们正好达到了这个限度。我们问了他们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我们发现是可信的–正确的和令人信服的。”
2021年3月24日，达斯扎克在一个拥挤的政府会议室向一群联邦卫生和国家安全官员介绍了世卫组织特派团的秘密预览结果。他身穿斜纹软呢外套，而不是他惯常的登山装备，点击了一个36张幻灯片的演示，《名利场》杂志获得了这一信息。
在图表、图形和来自华南市场的可能藏有病毒的笼养动物的老照片中，有一张幻灯片专门介绍了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这似乎表明，围绕着该实验室作为大流行病可能来源的问题可以得到平息。每年都有外部审计，没有发现异常。访问被严格控制。而他信任的合作伙伴石正丽说，她的员工中没有出现类似COVID的疾病。
演讲结束后，达斯扎克举起双手，仿佛在等待起立鼓掌，与会者讲述道。”他的自尊心无法在房间里与所有这些机构间的合作者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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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2-04-13 03: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