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我受杨巍（顺便一提，当年本人在布达佩斯练摊之际投书《北春》“找组织”，就是这位杨巍，以中国民联“组织干事”头衔给我复信欢迎我加入民运）之邀，去巴尔的摩与他一道干买旧房装修后倒卖的“房地产生意”。每天如果是我一人干活，我都是上午干活，下午就得在电脑上编《中国之路》。杨巍常嘲笑我是在巴尔的摩“抓革命促生产”。当年的“坚决粉碎江泽民复辟‘终身制’阴谋”的两期特刊，就是这样在巴尔的摩编辑出来的。
后来巴尔的摩的“房地产生意”没做成（黑人区的房产哪卖得起钱？）又回到纽约，将自己住的一套合作公寓（Co-op）卖掉，凑得钱买了个冰淇淋生意来做。全家仨口挤在一个 Studio 中。有一次，郭罗基来纽约，硬要造访我家，我说就到店里坐坐就行。他不听，说要到我家去看看。我让他去看了。他不知在那里说了句：没想到高寒成天就在这样的贫民窟中干民运。于是，招来刘晓波、杜导斌们的好一顿嘲笑。
刘晓波说：“我的物质生活不像高寒那样贫困，但那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当会长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过穷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认为他如此贫困是由于一心干民运造成的。再说，高寒可以选择留在国内过如我一样很滋润的日子，没人拦着他。”
杜导斌则说：“高寒在美国哭穷，不仅不能证明他为民主贡献了什么……相反，更证明了此人不是一个愿意和能够对自己承担起责任来的人，不是一个能把自己的事做好的人，说严重一点，一个无能的人！”
去年我干到七十岁，就不顾上司工友们的一再挽留（纽约地铁 MTA 的老规矩，技术工人就是干到 80-90岁，都不会赶人走）“毅然”退休了（这里是去年最后一个上班日（晚），所在班组给我开欢送会的情形）。尽管现所拿退休金只有打工时的1/3，但现在我若愿把那帮好吃嗟来之食，为个稿费、奖项就打破头的“独立笔会”穷酸文人们给养起来，倒也绰绰有余。
不过，眼下，我倒是真有心做点“善事”了，但却不是去资助那帮稀泥巴敷不上墙的“海外民运”！
[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