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主笔吕陈君：展望20大政改：探索中国式现代民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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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两大挑战，一个是历史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党史中的历史错误，总结其历史教训；另一个就是民主问题，就是指如下一个纯理论性的难题：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观点，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基于“一人一票”的多党竞选制，那么，一党制下如何能实现民主？西方反华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做足了文章，不民主，那你肯定就是专制独裁了！
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现实中不存在多党制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学理论，民主问题却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了较为深远的挑战。目前看来，我们还没有给出一种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难题，在理论上至少并不是那么自信的。西方民主政治源于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如果从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最早一批古典主义思想家算起，差不多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是西方国家超越东方民族并建立起世界新秩序的一段大历史。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在学术研究、大学教育、媒体宣传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下，自由主义已俨然成为“普世价值”，尤其是被知识界精英所倾心认同。
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问题，而是这一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比喻过“失语就要挨骂”，但要解决这个“失语”问题，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成天在网上去跟“公知”打口水仗，因为背后支撑他们的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这套理论体系，这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一个体系，我们不可能把人家这颗大树砍掉，“树倒猢狲散”。讥笑西方的制度不行，夸耀自己的制度好，都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这是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学理论牢固地树立起来，让这两个理论体系去碰撞、去较量、去竞争，发展出一套政治学经典理论学说，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我们这套思想理论体系，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理论自信的关键是要做到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构建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现实世界，而是为了合理地解释现实世界。所以，这首先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是两个知识体系之间的学术辩论，如果辩论不过人家，“理论自信”恐怕就很难让大家口服心服。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几个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所谓“中国式民主”给出一种逻辑自洽的理论解释。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或许要写一部像《政府论》或《论法的精神》那样的经典著作才能严格成立。学术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来解决，学术问题解决好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才能用来指导解决现实中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真的是“普世价值”吗？
所谓自由主义，当然学术上有很多定义，我们采用一种比较适合本文讨论的释义，它是相对于政府权力的一种思想观念，简单讲，它主张个人自由或权利要高于政府的权威或权力。后来，亚当•斯密把这种思想观念发展成为“自由市场”的概念，认为“经济人”的自由竞争就会创造出最大的社会财富，政府绝不能去干预或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凯恩斯、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学理论，虽然搞出了像政府干预、非零和博弈以及独裁定理等这样的自由主义悖论，但都不可能动摇自由主义思想的根基，这是西方社会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之一。如果刨根问底、追根溯源的话，这当然只能从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中去寻找根源。
韦伯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经典说法。伯尔曼的传世巨著《法律与革命》，详细考证了西方法律传统源于基督教信仰，他指出“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它的起源的研究，揭示了它在民众最深层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没有对炼狱的恐惧和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西方法律传统就不会存在”。 [1]他还指出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基督教的出现及其在整个欧洲的传播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给法律附加上了一种积极的价值，这与具有其他社会的宗教特色或哲学特色的各种法律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这些社会在一般的制度结构上可以与基督教化了的欧洲各民族相匹敌。” [2]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差不多诞生于同一地区，亨利·富兰克弗特在比较了古代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希伯来人的王权观念后指出，“希伯来国王正常情况下在世俗范围内起作用，而非在宗教范围内起作用。……作为一个原则，他不献祭；那是祭司们的任务”，而其他“近东王权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与自然界中众神的和谐统一”，“只有在希伯来宗教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纽带被毁坏了。”[3]这些历史典故都反映出基督教的独特性。信仰是人类行为最深刻的心理根源。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如虚设”，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严格阐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其实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产物。首先，基督教源于犹太教，天生就带有犹太民族的血泪历史烙印，它代表着一种被压迫民族对统治者（政府）的坚强反抗精神。所以，在基督教信仰中，王权与教权是截然分开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相比其他古代宗教，这就显得很不寻常。从罗马帝国一直到中世纪，基督教会都独立于国王而存在，双方都各管各的，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世俗权力，譬如双方各收各的税，各有各的法庭，但教廷与国王的冲突也延绵不断，宗教战亦非常残酷，这样差不多斗争了1000多年。
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神职人员不再受国王的控制，主教的职位只能由教皇本人来任命。这一事件被称作“教皇革命”，导致了教皇派和皇帝派之间长达50年的战争，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教皇革命被认为是西方历史第一个主要的转折点：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彻底地分离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威模式对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教皇的权力不断衰弱，国王的权力不断强盛，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兴起，但基督教的精神结构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活在人民的习惯与信仰当中，逐渐演变成近代西方国家制度及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宗教性起源，它暗含如下一种假设：政府是“必要的恶”，“自由人”联合起来，既可以成立政府，也可以推翻政府，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权利。在基督徒看来，他在精神上完全不服从政府而只服从于上帝，政府不能干涉信仰，即政府绝不能剥夺个人这种“天赋自由的权利”。西方社会存在着非常深刻的二元分裂，它是以战争的方式实现了和平，以反抗的方式实现了自由。正如沃特金斯精辟指出的那样：“基督曾说他仗剑而非带着和平来到人世，西方历史特有的暴烈与不稳定便是这一预言的真实见证。中古时代教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稍后‘社会’与‘政府’这种类似的二元结构也造成类似的纷扰。” [4]个人权利要绝对高于政府权力，这种决然绝对的自由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基督教文化才形成了这种观念。因为，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最终都是神权服从王权，只有基督教是一个例外。所以，从宗教这个根源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并不是“普世价值”，它只是西方文化独特的历史产物。
怎么理解中国人独特的儒家政治文化？
还是从宗教起源谈起，不同民族的政治信仰均源于其早期宗教，政治就是世俗化的宗教。在《摩西与一神教》这部心理分析名著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假设：在原始社会，年轻力壮的孩子们为了夺取父亲的权力，就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为了掩盖这种羞耻感与罪恶感，他们接着就把父亲的形象神祗化并供奉起来，这就是宗教的起源。这个假设可能揭示了神权与王权分离的隐蔽历史真相。在原始部落中，掌管占卦、祭祀等宗教性活动的都是部落长老，而负责捕猎、征战等军事性活动的都是青壮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前者代表着神权，而后者代表着王权，总的历史趋势就是，强大的部落逐渐征服其他弱小的部落，形成一个“王国”，这种统一的王权力量就会消灭各个部落中的神灵崇拜，王权一般都会战胜神权，只有基督教是一个例外。所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而其他民族形成的都是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
所以，纯粹从逻辑分类上看，就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威权主义。
第一种就是王权与神权统一，也就是政教合一，原教旨主义就是这种类型的威权主义，譬如伊斯兰教，“所有穆斯林国家的本地化传统都是权威主义的，不仅政府是权威主义的，而且几乎所有其他关系也是权威主义的。”[5]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两者本质上都具有排他性。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也异常残酷。一神教是最不宽容的精神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古代基督教对希腊文化的摧残，近代新教徒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是非常暴戾的。好在16世纪新教兴起后，基督教已成功实现了政教分离。即便现在，西方国家总是强调“民主”和“非民主”的价值观冲突，并以此来划分两个分立对抗的世界，这无疑就是基督徒和异教徒截然对立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翻版，对教内是布道，对教外就是征服。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主义，均有着其深刻的宗教心理根源。
另外两种威权主义就具有多神教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精神结构的威权主义。一种是王权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威权主义，譬如印度教，王权还不足以消灭或统一各个部落中的神灵崇拜，这样就会形成“存在反对派的威权主义”，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的，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地方部落势力相对比较强大，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的：“从文化上讲，生活在具有许多种姓、宗教、神灵、圣人及其宣谕之下的经验，使得印度人习惯于生活在多元性当中。……这种背景使得印度人易于接受政党、候选人、纲领，以及不同观点等方面的民主多元主义”，但“深深植根于等级制度社会组织内的传统政治关系和态度是倾向于权威主义的”。[6]
还有一种就是王权非常强大的威权主义，譬如中国本土的道教或儒教，王权强大到可以消灭或统一各个部落中的神灵崇拜，这样就会形成“不存在反对派的威权主义”，不仅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的，而且还存在着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很早就诞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道教跟印度教相似，也是多神教，但中国宗教中的神灵概念完全是世俗化的，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那种超验性的神性威严，神权完全被王权给压抑住了，君主的概念却被不断神化。所以，比较其它民族，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算是成熟得最早的。公元前200年左右，秦王朝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比西方至少早了1500多年，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如果把王权看作是国家（政府）力量的象征，把神权看作是社团或党派等社会力量的象征，那么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即国家力量要远大于地方和社会的力量，其政治意识形态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一统”，即国家（政府）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要把中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做个比较，西方可以说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而中国就是“绝对的威权主义”，它们是两个极端。直到今天，中国依旧还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政府官员们主导着国家的权力，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威权主义，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深层心理结构，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最近李显龙谈到中美竞争时意外地说道，中国欲战胜美国，必先战胜体制内的官僚主义。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微型中国，其政治制度也是威权主义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它却成功地克服了官僚主义的弊端。两国经济社会情况不同，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不一定就能做到。怎样克服自身的官僚主义，确实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终极问题”。
怎么理解一党制的民主政治？
现在，我们再回到要讨论的主题上：怎么理解一党制的民主政治？如果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一党制就没法搞民主。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做到依法治国，不搞“一人一票”的民主也没关系。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其实就是一党制，其他党派根本没有力量跟执政党竞争，执政党本质上就是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过它是严格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在儒家文明圈中，日本的“一党独大”也是很典型的，自民党一家独大，而且日本政治家基本上都是世袭的，议员们绝大多数都是子承父业的世袭议员，从他们中间再挑选出各级政府官员，这也是官僚集团在控制着国家权力。正如一位日本学者评价的：“自民党政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是因为自民党政权没有充分地实行民主政治，但在民主政治的伪装下建立了有利于自民党的各种制度，从而形成了长久执政的政党”，这是因为日本政治体制具有“官僚主导”的传统，“官僚主导是以明治维新以来的官僚制组织概念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主导实现现代化的方式。”[7]新加坡、日本都是现代化国家的成功典型，其“一党独大”的特点更多是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而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
简单说，如果主导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能组成一个政党，那么其他党派在竞选中就无法跟它竞争，一党制的本质就是官僚专政，即政府官员掌握着国家权力。从新加坡、日本的“一党独大”，再到中国的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其官僚专政的政治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党独大”和“一党专政”同理同源，都是指由官僚集团来主导社会事务。所以，搞民主不一定非要搞多党制。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子的，其事务性官员和政务性官员是分开的，政务性官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着不同社团或党派的利益。说白了，西方国家都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集团）在控制着国家权力，他们发明了民主选举这一套政治制度来“轮流坐庄”，避免发生直接的利益和权力冲突。
马云在美国完全可以竞选上总统，但在中国他只能铩羽外滩，两国国情确实完全不一样。任何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看国家或政府权力究竟掌握在哪个社会阶层的手里，不同“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是由其本国的历史与文化来决定的，民主选举不过只是统治阶层设计的一种政治游戏，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个阶层内部以法定程序公开选举出一位领导人，否则统治阶层内部就会以“暗箱操作”的方式来选出领导人。所以，民主选举绝不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性质，它仅仅只是改变了这个统治阶层的权力游戏规则。民主选举也改变不了社会深层的权力结构，它只能改变权力运作的程序规则，使之朝着更加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方向去发展，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方选举制度最开始也是乱糟糟的，“政党分赃制”盛行，直到二战后才完全成熟起来，它是否就是“历史的终结”，恐怕还很难说。毕竟它最多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官僚制已将近2000年。什么是民主政治？说到底，它是一种通过竞争和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者，可以在各阶层发现新的精英与可能推动时代进步发展的人物，逾越到统治阶层。如果不是这样，传统乃至守旧的精英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残酷权力斗争的暗箱操作方式来推举领导者，这就不是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将永远把国家的命运置于不确定性的政治风险之中。民主往往很难改变精英统治阶层的社会属性，但不排除异数，至少可以改变他们的政治博弈方式，建立起一种现代政治制度。
以上这番论证，我们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道理：一党制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可以搞成功的，但它跟西方那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可能不太一样。说到底，这是一个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孰大孰小的问题，到底是公民权利优先还是政府权力优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这是很自然的。但西方价值观认为个人自由才是第一位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换作经济学来看，国家和市场都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也都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两者究竟哪个作用更大，权限更大，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究竟如何划分，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争议一直很大。自由主义拥趸者当然主张政府的经济权限越小越好，但实际上政府的经济权限是非常大的，控制的经济资源也是非常多的。中国式改革就是要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边界划分里做出制度性抉择，“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个难题始终都未获得理性的认识。
刘浩锋提出“率极均衡原理”，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他指出：在资源配置上，国家主导的极致必然导致僵硬，需要市场来赋能竞争；市场主导的极致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需要国家来赋能公平；彼此是两条腿，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权力配置上，集权主导的最后必然导致固化，需要民选来赋能竞争；民选主导的极致往往导致阶层分化、资本幕后控制权力，需要集权赋能公正；彼此是两条腿，亦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确立一种基于真理认知基础上的共同政治信仰，它必须满足整体利益最大化，具备数学科学的论证基础，合乎天道；那么，倡导集权的国家主义的可以组成一个社团，倡导市场民主主义的可以组成一个社团，彼此可以互相纠偏，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基于这样逻辑认知的制度设计，既可以维护各方的利益，避免割裂带来的政治动荡。按照上述观点，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它构成一条曲线，不仅由国家与市场彼此的力量消长决定，也是由一个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政治传统共同来决定的，不同国家这个边界条件是不一样的。自由主义国家，市场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这都是正常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权力；没有绝对的市场，也没有绝对的政府。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达到自由与权力、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动态均衡，让市场与政府的作用都在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只讨论了一党制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这套政治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还需要深入地去研究，它涉及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理顺党政关系”、“议会（人大和政协）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五个大方面，这需要精心做好顶层制度设计，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政治学新理论来支撑。建立中国政治学或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无非就是探讨中国如何实现法治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大问题，合起来讲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法治化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了，但如果去搞民主化，大家还缺乏足够的共识，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尚属“理论禁区”。
新时代，中国很可能会下决心来解决民主化难题。
先来看看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从中共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来看，最开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领导人都是由苏共来任命的。后来，毛成为中共自己推选出来的领袖，打天下的这一代中共领导层，其权力结构是刚性的，元老们接受毛的权威，但不一定会接受毛选定的年轻接班人，结果文革中两派斗争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后来，邓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文革的教训，和元老们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妥协，安排了接班人序列，但也搞出了动乱，胡赵两位“改革闯将”黯然下台。十八大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脱离了元老们安排接班人的制度轨道，由党内各派势力协商推选出最高领导人，但一套公开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法理型权威”没有完全成熟成型，所以当选的最高领导人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他必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威权。
那么，他大概有如下几种策略：
第一，就是搞个人崇拜。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策略，属于“高级黑”，我想任何明智的领导人都会警惕的。毛是一代伟人，但如果中国是往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这个方向去走，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人物了，否则就是历史的倒退。
第二，就是强调传统，最高领导人通过强调党的历史传统来凝聚人心，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性。这个策略有一定效果，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反作用。因为，最高领导人要想进行重大的改革，就必须对党内的一些陈规陋习、错误政策以及落后制度大力破除之，那么党内的腐败集团和反对势力也会利用传统说教来压他。党内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好的传统当然要发扬光大，但不好的传统也是政治陷阱，最高领导人不可不明察也。
第三，就是尽快做出重大政绩。这个策略当然是有效的，但也容易造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十八大以来，出台了很多重大的新政策，开创了一个很大的新局面，这些大手笔大战略是非常宏伟深远的，但关键问题是时间很紧迫。这一届领导人前5年时间主要精力用于反腐，真正集中精力来干实事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改革开放已搞了30多年，好干的事差不多都干完了，剩下的全都是难干的事。如何能在这短期内干出大成就？目前来看，只有反腐和脱贫这两件事算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雄安是“千年大计”，目前正在加班加点推进。“卡脖子”难题短期内很难解决。共同富裕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也会遭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台湾问题本质上就是中美问题，这是美国人手里最后一张牌，如果要打这张牌，等于就是最后要摊牌，这就危险了。以政绩来树立政治权威，或许能立竿见影，但未必就能长治久安，必须从制度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而制度设计需要哲学和理论的重大突破。
譬如就说反腐这件事。经过10年强力反腐，过去那种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贪腐风气已被剎住，腐败漫延态势被遏制住，这是最高层领导人强压高压的结果。台上的“老虎”好打，但幕后的“老虎”不好打，数不胜数的“苍蝇”更是打不完除不尽。高压式、运动式反腐败是不可持续的，只是权宜之计，只有通过深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根本之策。目前看，腐败势力只是暂时被强压制住了，一旦稍有松懈，腐败态势反弹，那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功亏一篑了。金观涛、刘青峰曾提出一个“变法效果递减率”：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在变法反腐，在王朝的初期，皇权很强大，反腐效果很明显；到了中期，变法开始也能取得效果，但很快腐败又会反弹膨胀，之后就完全控制不住了；到了末期，皇权随着腐败就会崩溃，皇帝要变法，甚至连命都难保。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历史病”，其主要表现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而“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8]要想克服这种“历史病”，跳出历史周期律，关键就是中国要彻底克服掉官僚主义的恶习，建立起一种法治化与民主化的现代政治制度。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法治是民主的保障，而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基础不牢固，法治必然会受到权力的扭曲，法治就会异化成酷法苛政。法治化一旦受到扭曲，官僚主义就无法标本兼治并继续膨胀。
第四，就是要在关键领域做出重大改革。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已到了“深水区”，只能逐步往前推进，短期内很难见效，而且很多问题是跟政治体制改革纠缠在一块的。但政改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为这涉及到最核心的权力结构，党内还远未达成共识。
现在来看，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也就是科研、教育、文化和宣传这四个领域的深改。因为这四个领域40年来基本上还没怎么改革，尚属“空白”，而且它也不牵涉核心权力，只要最高层领导人下决心，这是可以迅速推进的。邓小平早就说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最好是先搞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先来搞科教文宣深改。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学术自由和舆论监督是天经地义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协调，文化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这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要放宽学术管制，鼓励思想创新，有底线地放开新闻监督，鼓励说真话舒缓民怨，大家的精神头就会一下子提起来了。只有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舆论环境，新的创新思想才会破土而出，形成新的共识新的凝聚力。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说话必然就会离心离德。
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败，这相当于是给大家打了一支“强心剂”。那么二十大后这支“强心剂”该打什么呢？光反腐不改革，恐怕就行不通了。“不敢腐”是人治，“不想腐”是德治，“不能腐”是法治。或许我们无法消除绝对的腐败，但必须根除制度性腐败，只有建立健全现代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腐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二十大最关键的，恐怕就是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一个明确的预期，或表明一种明确的姿态，下决心去推动关键领域的深改进程，这样大家才会对未来有信心，有了信心才会有信念。这是“深改”的最终目标。如果“深改”只是政府权力越来越大，企业发展越来越难，民间活力越来越弱，即政府的边界不断膨胀而市场的边界不断萎缩，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中国必将再次陷入恶性的历史循环。确确实实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做出决定性的重大改革。这可能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悖论”，最终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位领导人，他必定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革命家。目前中国和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20大之后，我们必须坚定地维护“双核心”，大家团结一致向前走，争取再用 10 年时间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来。
补记：这次“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像上海这么一个特大型国际城市，说封就封了，这种绝对的力量令人恐惧。这种整齐划一的国家政治意志实在太强大了，在战时这可能是管用的，但在和平年代，这绝对不是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政府的权力过度膨胀而遏制了社会多元化的正当诉求。其实，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经济转型，还是这次防疫政策，决策层其实是有分歧的，其实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但如果一旦把这种政策分歧搞得太意识形态化，搞成政治路线，就容易导致大错而无法止损掉头。譬如“大跃进”，本来只是一个经济指标的高低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本人是打算降低压缩指标的，没想到党内分歧一公开，围绕“大跃进总路线”，党内斗争加剧，这时就是毛想降指标也降不下来了。结果指标荒谬地越加越高，最终铸成大错。本来是正常的经济政策分歧，一旦上岗上线就下不来了。这是党内领导体制的一大弊端，到现在看来也没完全解决好。而且，这种集权体制，只对上负责，几乎不对下负责，这也是必须要做重大改革的。民主选举看来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其实，民主选举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性质，但可以改变统治阶层的权力游戏规则，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可以通过选票来心平气和地公开公平解决，没有民主选举，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就只能通过非制度化的权力斗争来解决，这是不利于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成熟的民主制度就是统治阶层成熟的政治博弈。民主化这个难题就是新时代最大的“中国结”，我们必须在20大之后来下大力气解决。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地强大起来，也不可能真正地被人民所信任和被世界所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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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两大挑战，一个是历史问题，就是如何评价党史中的历史错误，总结其历史教训；另一个就是民主问题，就是指如下一个纯理论性的难题：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按照现代政治学的一般观点，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一种基于“一人一票”的多党竞选制，那么，一党制下如何能实现民主？西方反华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做足了文章，不民主，那你肯定就是专制独裁了！
中共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现实中不存在多党制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学理论，民主问题却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了较为深远的挑战。目前看来，我们还没有给出一种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难题，在理论上至少并不是那么自信的。西方民主政治源于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如果从格劳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最早一批古典主义思想家算起，差不多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也是西方国家超越东方民族并建立起世界新秩序的一段大历史。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在学术研究、大学教育、媒体宣传等这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下，自由主义已俨然成为“普世价值”，尤其是被知识界精英所倾心认同。
所以，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问题，而是这一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比喻过“失语就要挨骂”，但要解决这个“失语”问题，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成天在网上去跟“公知”打口水仗，因为背后支撑他们的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这套理论体系，这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一个体系，我们不可能把人家这颗大树砍掉，“树倒猢狲散”。讥笑西方的制度不行，夸耀自己的制度好，都起不到多大作用，因为这是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政治学理论牢固地树立起来，让这两个理论体系去碰撞、去较量、去竞争，发展出一套政治学经典理论学说，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我们这套思想理论体系，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理论自信的关键是要做到理论上的逻辑自洽。构建理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现实世界，而是为了合理地解释现实世界。所以，这首先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是两个知识体系之间的学术辩论，如果辩论不过人家，“理论自信”恐怕就很难让大家口服心服。
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几个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所谓“中国式民主”给出一种逻辑自洽的理论解释。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或许要写一部像《政府论》或《论法的精神》那样的经典著作才能严格成立。学术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研究来解决，学术问题解决好了，成熟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来了，才能用来指导解决现实中的顶层制度设计问题。
西方自由主义真的是“普世价值”吗？
所谓自由主义，当然学术上有很多定义，我们采用一种比较适合本文讨论的释义，它是相对于政府权力的一种思想观念，简单讲，它主张个人自由或权利要高于政府的权威或权力。后来，亚当•斯密把这种思想观念发展成为“自由市场”的概念，认为“经济人”的自由竞争就会创造出最大的社会财富，政府绝不能去干预或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凯恩斯、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学理论，虽然搞出了像政府干预、非零和博弈以及独裁定理等这样的自由主义悖论，但都不可能动摇自由主义思想的根基，这是西方社会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之一。如果刨根问底、追根溯源的话，这当然只能从西方社会的宗教信仰中去寻找根源。
韦伯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源于新教伦理，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经典说法。伯尔曼的传世巨著《法律与革命》，详细考证了西方法律传统源于基督教信仰，他指出“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它的起源的研究，揭示了它在民众最深层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没有对炼狱的恐惧和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西方法律传统就不会存在”。 [1]他还指出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基督教的出现及其在整个欧洲的传播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给法律附加上了一种积极的价值，这与具有其他社会的宗教特色或哲学特色的各种法律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这些社会在一般的制度结构上可以与基督教化了的欧洲各民族相匹敌。” [2]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差不多诞生于同一地区，亨利·富兰克弗特在比较了古代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希伯来人的王权观念后指出，“希伯来国王正常情况下在世俗范围内起作用，而非在宗教范围内起作用。……作为一个原则，他不献祭；那是祭司们的任务”，而其他“近东王权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与自然界中众神的和谐统一”，“只有在希伯来宗教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古老的纽带被毁坏了。”[3]这些历史典故都反映出基督教的独特性。信仰是人类行为最深刻的心理根源。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如虚设”，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严格阐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其实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历史产物。首先，基督教源于犹太教，天生就带有犹太民族的血泪历史烙印，它代表着一种被压迫民族对统治者（政府）的坚强反抗精神。所以，在基督教信仰中，王权与教权是截然分开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相比其他古代宗教，这就显得很不寻常。从罗马帝国一直到中世纪，基督教会都独立于国王而存在，双方都各管各的，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世俗权力，譬如双方各收各的税，各有各的法庭，但教廷与国王的冲突也延绵不断，宗教战亦非常残酷，这样差不多斗争了1000多年。
1075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神职人员不再受国王的控制，主教的职位只能由教皇本人来任命。这一事件被称作“教皇革命”，导致了教皇派和皇帝派之间长达50年的战争，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教皇革命被认为是西方历史第一个主要的转折点：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彻底地分离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权威模式对近代欧洲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教皇的权力不断衰弱，国王的权力不断强盛，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兴起，但基督教的精神结构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活在人民的习惯与信仰当中，逐渐演变成近代西方国家制度及政治制度赖以建立的深层文化心理根源。
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宗教性起源，它暗含如下一种假设：政府是“必要的恶”，“自由人”联合起来，既可以成立政府，也可以推翻政府，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权利。在基督徒看来，他在精神上完全不服从政府而只服从于上帝，政府不能干涉信仰，即政府绝不能剥夺个人这种“天赋自由的权利”。西方社会存在着非常深刻的二元分裂，它是以战争的方式实现了和平，以反抗的方式实现了自由。正如沃特金斯精辟指出的那样：“基督曾说他仗剑而非带着和平来到人世，西方历史特有的暴烈与不稳定便是这一预言的真实见证。中古时代教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无休止的战争，稍后‘社会’与‘政府’这种类似的二元结构也造成类似的纷扰。” [4]个人权利要绝对高于政府权力，这种决然绝对的自由主义，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有基督教文化才形成了这种观念。因为，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最终都是神权服从王权，只有基督教是一个例外。所以，从宗教这个根源来看，西方自由主义并不是“普世价值”，它只是西方文化独特的历史产物。
怎么理解中国人独特的儒家政治文化？
还是从宗教起源谈起，不同民族的政治信仰均源于其早期宗教，政治就是世俗化的宗教。在《摩西与一神教》这部心理分析名著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假设：在原始社会，年轻力壮的孩子们为了夺取父亲的权力，就联合起来杀死了父亲，为了掩盖这种羞耻感与罪恶感，他们接着就把父亲的形象神祗化并供奉起来，这就是宗教的起源。这个假设可能揭示了神权与王权分离的隐蔽历史真相。在原始部落中，掌管占卦、祭祀等宗教性活动的都是部落长老，而负责捕猎、征战等军事性活动的都是青壮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前者代表着神权，而后者代表着王权，总的历史趋势就是，强大的部落逐渐征服其他弱小的部落，形成一个“王国”，这种统一的王权力量就会消灭各个部落中的神灵崇拜，王权一般都会战胜神权，只有基督教是一个例外。所以，基督教（主要是新教）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而其他民族形成的都是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
所以，纯粹从逻辑分类上看，就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威权主义。
第一种就是王权与神权统一，也就是政教合一，原教旨主义就是这种类型的威权主义，譬如伊斯兰教，“所有穆斯林国家的本地化传统都是权威主义的，不仅政府是权威主义的，而且几乎所有其他关系也是权威主义的。”[5]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两者本质上都具有排他性。历史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战争也异常残酷。一神教是最不宽容的精神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古代基督教对希腊文化的摧残，近代新教徒对异教徒的迫害，都是非常暴戾的。好在16世纪新教兴起后，基督教已成功实现了政教分离。即便现在，西方国家总是强调“民主”和“非民主”的价值观冲突，并以此来划分两个分立对抗的世界，这无疑就是基督徒和异教徒截然对立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翻版，对教内是布道，对教外就是征服。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主义，均有着其深刻的宗教心理根源。
另外两种威权主义就具有多神教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精神结构的威权主义。一种是王权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威权主义，譬如印度教，王权还不足以消灭或统一各个部落中的神灵崇拜，这样就会形成“存在反对派的威权主义”，即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的，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地方部落势力相对比较强大，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正如一位西方学者观察到的：“从文化上讲，生活在具有许多种姓、宗教、神灵、圣人及其宣谕之下的经验，使得印度人习惯于生活在多元性当中。……这种背景使得印度人易于接受政党、候选人、纲领，以及不同观点等方面的民主多元主义”，但“深深植根于等级制度社会组织内的传统政治关系和态度是倾向于权威主义的”。[6]
还有一种就是王权非常强大的威权主义，譬如中国本土的道教或儒教，王权强大到可以消灭或统一各个部落中的神灵崇拜，这样就会形成“不存在反对派的威权主义”，不仅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是威权主义的，而且还存在着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并很早就诞生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道教跟印度教相似，也是多神教，但中国宗教中的神灵概念完全是世俗化的，没有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那种超验性的神性威严，神权完全被王权给压抑住了，君主的概念却被不断神化。所以，比较其它民族，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算是成熟得最早的。公元前200年左右，秦王朝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比西方至少早了1500多年，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如果把王权看作是国家（政府）力量的象征，把神权看作是社团或党派等社会力量的象征，那么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独一无二的，即国家力量要远大于地方和社会的力量，其政治意识形态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一统”，即国家（政府）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要把中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做个比较，西方可以说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而中国就是“绝对的威权主义”，它们是两个极端。直到今天，中国依旧还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政府官员们主导着国家的权力，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威权主义，这种“官本位”的社会深层心理结构，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最近李显龙谈到中美竞争时意外地说道，中国欲战胜美国，必先战胜体制内的官僚主义。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迷你版”的微型中国，其政治制度也是威权主义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它却成功地克服了官僚主义的弊端。两国经济社会情况不同，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不一定就能做到。怎样克服自身的官僚主义，确实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终极问题”。
怎么理解一党制的民主政治？
现在，我们再回到要讨论的主题上：怎么理解一党制的民主政治？如果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观点，一党制就没法搞民主。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做到依法治国，不搞“一人一票”的民主也没关系。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其实就是一党制，其他党派根本没有力量跟执政党竞争，执政党本质上就是一个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过它是严格按照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在儒家文明圈中，日本的“一党独大”也是很典型的，自民党一家独大，而且日本政治家基本上都是世袭的，议员们绝大多数都是子承父业的世袭议员，从他们中间再挑选出各级政府官员，这也是官僚集团在控制着国家权力。正如一位日本学者评价的：“自民党政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是因为自民党政权没有充分地实行民主政治，但在民主政治的伪装下建立了有利于自民党的各种制度，从而形成了长久执政的政党”，这是因为日本政治体制具有“官僚主导”的传统，“官僚主导是以明治维新以来的官僚制组织概念为基础，以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国家主导实现现代化的方式。”[7]新加坡、日本都是现代化国家的成功典型，其“一党独大”的特点更多是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而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观。
简单说，如果主导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能组成一个政党，那么其他党派在竞选中就无法跟它竞争，一党制的本质就是官僚专政，即政府官员掌握着国家权力。从新加坡、日本的“一党独大”，再到中国的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其官僚专政的政治理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党独大”和“一党专政”同理同源，都是指由官僚集团来主导社会事务。所以，搞民主不一定非要搞多党制。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子的，其事务性官员和政务性官员是分开的，政务性官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着不同社团或党派的利益。说白了，西方国家都是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尤其是资本集团）在控制着国家权力，他们发明了民主选举这一套政治制度来“轮流坐庄”，避免发生直接的利益和权力冲突。
马云在美国完全可以竞选上总统，但在中国他只能铩羽外滩，两国国情确实完全不一样。任何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看国家或政府权力究竟掌握在哪个社会阶层的手里，不同“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格局或政治模式，是由其本国的历史与文化来决定的，民主选举不过只是统治阶层设计的一种政治游戏，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个阶层内部以法定程序公开选举出一位领导人，否则统治阶层内部就会以“暗箱操作”的方式来选出领导人。所以，民主选举绝不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性质，它仅仅只是改变了这个统治阶层的权力游戏规则。民主选举也改变不了社会深层的权力结构，它只能改变权力运作的程序规则，使之朝着更加法治化与民主化的方向去发展，这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方选举制度最开始也是乱糟糟的，“政党分赃制”盛行，直到二战后才完全成熟起来，它是否就是“历史的终结”，恐怕还很难说。毕竟它最多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官僚制已将近2000年。什么是民主政治？说到底，它是一种通过竞争和投票的方式选举领导者，可以在各阶层发现新的精英与可能推动时代进步发展的人物，逾越到统治阶层。如果不是这样，传统乃至守旧的精英统治阶层只有通过残酷权力斗争的暗箱操作方式来推举领导者，这就不是一种成熟的政治制度，将永远把国家的命运置于不确定性的政治风险之中。民主往往很难改变精英统治阶层的社会属性，但不排除异数，至少可以改变他们的政治博弈方式，建立起一种现代政治制度。
以上这番论证，我们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道理：一党制的民主政治其实是可以搞成功的，但它跟西方那种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可能不太一样。说到底，这是一个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孰大孰小的问题，到底是公民权利优先还是政府权力优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这是很自然的。但西方价值观认为个人自由才是第一位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如果换作经济学来看，国家和市场都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也都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两者究竟哪个作用更大，权限更大，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究竟如何划分，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争议一直很大。自由主义拥趸者当然主张政府的经济权限越小越好，但实际上政府的经济权限是非常大的，控制的经济资源也是非常多的。中国式改革就是要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边界划分里做出制度性抉择，“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个难题始终都未获得理性的认识。
刘浩锋提出“率极均衡原理”，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难题，他指出：在资源配置上，国家主导的极致必然导致僵硬，需要市场来赋能竞争；市场主导的极致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需要国家来赋能公平；彼此是两条腿，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权力配置上，集权主导的最后必然导致固化，需要民选来赋能竞争；民选主导的极致往往导致阶层分化、资本幕后控制权力，需要集权赋能公正；彼此是两条腿，亦存在一种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确立一种基于真理认知基础上的共同政治信仰，它必须满足整体利益最大化，具备数学科学的论证基础，合乎天道；那么，倡导集权的国家主义的可以组成一个社团，倡导市场民主主义的可以组成一个社团，彼此可以互相纠偏，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基于这样逻辑认知的制度设计，既可以维护各方的利益，避免割裂带来的政治动荡。按照上述观点，市场和政府的边界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它构成一条曲线，不仅由国家与市场彼此的力量消长决定，也是由一个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政治传统共同来决定的，不同国家这个边界条件是不一样的。自由主义国家，市场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这都是正常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权力；没有绝对的市场，也没有绝对的政府。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达到自由与权力、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结构性动态均衡，让市场与政府的作用都在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出来。
我们只讨论了一党制下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这套政治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还需要深入地去研究，它涉及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理顺党政关系”、“议会（人大和政协）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五个大方面，这需要精心做好顶层制度设计，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政治学新理论来支撑。建立中国政治学或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无非就是探讨中国如何实现法治化和民主化这两个大问题，合起来讲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法治化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了，但如果去搞民主化，大家还缺乏足够的共识，没有一个成型的理论，尚属“理论禁区”。
新时代，中国很可能会下决心来解决民主化难题。
先来看看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从中共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来看，最开始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领导人都是由苏共来任命的。后来，毛成为中共自己推选出来的领袖，打天下的这一代中共领导层，其权力结构是刚性的，元老们接受毛的权威，但不一定会接受毛选定的年轻接班人，结果文革中两派斗争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后来，邓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文革的教训，和元老们达成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妥协，安排了接班人序列，但也搞出了动乱，胡赵两位“改革闯将”黯然下台。十八大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脱离了元老们安排接班人的制度轨道，由党内各派势力协商推选出最高领导人，但一套公开完善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法理型权威”没有完全成熟成型，所以当选的最高领导人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即他必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威权。
那么，他大概有如下几种策略：
第一，就是搞个人崇拜。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策略，属于“高级黑”，我想任何明智的领导人都会警惕的。毛是一代伟人，但如果中国是往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这个方向去走，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出现毛这种“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人物了，否则就是历史的倒退。
第二，就是强调传统，最高领导人通过强调党的历史传统来凝聚人心，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威性。这个策略有一定效果，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反作用。因为，最高领导人要想进行重大的改革，就必须对党内的一些陈规陋习、错误政策以及落后制度大力破除之，那么党内的腐败集团和反对势力也会利用传统说教来压他。党内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好的传统当然要发扬光大，但不好的传统也是政治陷阱，最高领导人不可不明察也。
第三，就是尽快做出重大政绩。这个策略当然是有效的，但也容易造成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忙中出乱，乱中出错。十八大以来，出台了很多重大的新政策，开创了一个很大的新局面，这些大手笔大战略是非常宏伟深远的，但关键问题是时间很紧迫。这一届领导人前5年时间主要精力用于反腐，真正集中精力来干实事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改革开放已搞了30多年，好干的事差不多都干完了，剩下的全都是难干的事。如何能在这短期内干出大成就？目前来看，只有反腐和脱贫这两件事算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雄安是“千年大计”，目前正在加班加点推进。“卡脖子”难题短期内很难解决。共同富裕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也会遭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台湾问题本质上就是中美问题，这是美国人手里最后一张牌，如果要打这张牌，等于就是最后要摊牌，这就危险了。以政绩来树立政治权威，或许能立竿见影，但未必就能长治久安，必须从制度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而制度设计需要哲学和理论的重大突破。
譬如就说反腐这件事。经过10年强力反腐，过去那种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贪腐风气已被剎住，腐败漫延态势被遏制住，这是最高层领导人强压高压的结果。台上的“老虎”好打，但幕后的“老虎”不好打，数不胜数的“苍蝇”更是打不完除不尽。高压式、运动式反腐败是不可持续的，只是权宜之计，只有通过深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根本之策。目前看，腐败势力只是暂时被强压制住了，一旦稍有松懈，腐败态势反弹，那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功亏一篑了。金观涛、刘青峰曾提出一个“变法效果递减率”：中国历朝历代，皇帝都在变法反腐，在王朝的初期，皇权很强大，反腐效果很明显；到了中期，变法开始也能取得效果，但很快腐败又会反弹膨胀，之后就完全控制不住了；到了末期，皇权随着腐败就会崩溃，皇帝要变法，甚至连命都难保。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历史病”，其主要表现就是“官僚机构自身的膨胀和腐化”，而“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的膨胀与腐败，是一体化调节机制日益老化、逐步丧失其调节功能的表现。这种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王朝都具有的历史病。一体化调节能力越低，官僚机构的腐化膨胀就越厉害。”[8]要想克服这种“历史病”，跳出历史周期律，关键就是中国要彻底克服掉官僚主义的恶习，建立起一种法治化与民主化的现代政治制度。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法治是民主的保障，而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基础不牢固，法治必然会受到权力的扭曲，法治就会异化成酷法苛政。法治化一旦受到扭曲，官僚主义就无法标本兼治并继续膨胀。
第四，就是要在关键领域做出重大改革。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已到了“深水区”，只能逐步往前推进，短期内很难见效，而且很多问题是跟政治体制改革纠缠在一块的。但政改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为这涉及到最核心的权力结构，党内还远未达成共识。
现在来看，最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就是文化体制改革，也就是科研、教育、文化和宣传这四个领域的深改。因为这四个领域40年来基本上还没怎么改革，尚属“空白”，而且它也不牵涉核心权力，只要最高层领导人下决心，这是可以迅速推进的。邓小平早就说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最好是先搞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先来搞科教文宣深改。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学术自由和舆论监督是天经地义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协调，文化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这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要放宽学术管制，鼓励思想创新，有底线地放开新闻监督，鼓励说真话舒缓民怨，大家的精神头就会一下子提起来了。只有在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舆论环境，新的创新思想才会破土而出，形成新的共识新的凝聚力。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说话必然就会离心离德。
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败，这相当于是给大家打了一支“强心剂”。那么二十大后这支“强心剂”该打什么呢？光反腐不改革，恐怕就行不通了。“不敢腐”是人治，“不想腐”是德治，“不能腐”是法治。或许我们无法消除绝对的腐败，但必须根除制度性腐败，只有建立健全现代政治制度才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腐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为深化改革扫清障碍。二十大最关键的，恐怕就是要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一个明确的预期，或表明一种明确的姿态，下决心去推动关键领域的深改进程，这样大家才会对未来有信心，有了信心才会有信念。这是“深改”的最终目标。如果“深改”只是政府权力越来越大，企业发展越来越难，民间活力越来越弱，即政府的边界不断膨胀而市场的边界不断萎缩，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中国必将再次陷入恶性的历史循环。确确实实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做出决定性的重大改革。这可能是一个中国式的“政治悖论”，最终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位领导人，他必定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革命家。目前中国和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20大之后，我们必须坚定地维护“双核心”，大家团结一致向前走，争取再用 10 年时间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真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来。
补记：这次“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像上海这么一个特大型国际城市，说封就封了，这种绝对的力量令人恐惧。这种整齐划一的国家政治意志实在太强大了，在战时这可能是管用的，但在和平年代，这绝对不是什么“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是政府的权力过度膨胀而遏制了社会多元化的正当诉求。其实，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经济转型，还是这次防疫政策，决策层其实是有分歧的，其实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但如果一旦把这种政策分歧搞得太意识形态化，搞成政治路线，就容易导致大错而无法止损掉头。譬如“大跃进”，本来只是一个经济指标的高低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本人是打算降低压缩指标的，没想到党内分歧一公开，围绕“大跃进总路线”，党内斗争加剧，这时就是毛想降指标也降不下来了。结果指标荒谬地越加越高，最终铸成大错。本来是正常的经济政策分歧，一旦上岗上线就下不来了。这是党内领导体制的一大弊端，到现在看来也没完全解决好。而且，这种集权体制，只对上负责，几乎不对下负责，这也是必须要做重大改革的。民主选举看来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其实，民主选举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统治阶层的性质，但可以改变统治阶层的权力游戏规则，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可以通过选票来心平气和地公开公平解决，没有民主选举，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就只能通过非制度化的权力斗争来解决，这是不利于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成熟的民主制度就是统治阶层成熟的政治博弈。民主化这个难题就是新时代最大的“中国结”，我们必须在20大之后来下大力气解决。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地强大起来，也不可能真正地被人民所信任和被世界所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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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2-05-20 09:2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