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扶苏是君子----东海客厅论暴秦
余东海
【大秦赋】《大秦赋》出笼以来，江湖上一边倒剧秦，可喜可贺。记得2016年《大秦帝国》播放，赞声热闹。而今同类作品《大秦赋》的遭遇已大不同，不失为一大进步，一个令人欣慰的好现象。狼蹄虎口休言暴，更有红毛胜暴秦。剧秦已经开始，剧马剧毛还会远吗？虽有一边剧秦一边美毛的精神分裂者，必然越来越少。
【大秦赋】厓山遗民言：“一出《大秦赋》意外起到了洗清儒家的效果。”然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同样道理，《大秦赋》以维护私天下之心而美秦，而天假其私以洗清儒家，并让各门各派在剧秦方面取得了高度一致。
【剧秦】《昭明文选》收有杨雄的《剧秦美新》一文。《文选详注》评曰：“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鲠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为过矣。”堪称的评。不过，杨雄能剧秦，不愧为儒家，不可过于贬低。
【历史眼】自商鞅开始到赵高之死，都是暴政，都是儒家之大敌，中华之大敌，人道之大敌。其君其臣无非中华之乱臣，民族之贼子。统一有良性恶性之别，暴秦的统一是最反人类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大不幸。秦始皇及暴秦所有君臣，任何时候都不是合适的效法歌颂对象。
【历史眼】颂桀纣与诬文武同罪。赞许商韩嬴政，其罪更大，盖商韩嬴政比桀纣更加邪恶残暴草菅人命。厓山厅友言：“桀纣之不仁是个人气质德性上的，危害一时；商韩赢之暴是系统的理论的制度的，危害二千年。”赞许商韩嬴政，意味着不把人当人看，既不把人民当人看，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只要是人，就有四端之心，就能知道商韩之非、嬴政之暴和暴秦之罪恶滔天。赞许商韩嬴政者，非人也，最适合充当极权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历史眼】暴秦的文化政治两大精英群体，屈死者多，灭族者众，善始者寡，有后者无，整体命运和下场特别悲惨，这是与它们的罪恶配套的。而且，多数精英不是死于外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此中有天意。遭到自己捧起来的暴君、建起来的暴政的迫害和杀害，是对三帮分子最好的惩罚。
【历史眼】关于商鞅师承，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魏国相国公叔痤。商鞅早年在魏国求学，在公叔痤府中担任中庶子的职位。一说师承尸佼尸子。尸子是先秦杂家。《史记孟荀列传》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刘向《别录》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汉书艺文志》云：“《尸子》二十篇。”注曰：“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原书已佚。刘勰谓其“兼总杂术，术通而文钝。”刘向序《荀子》谓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商鞅思想与之有共同点，无疑颇受尸子影响，但差别也很大。是否有师承关系，难以确断。
【历史眼】如果正义力量试图与邪恶势力比坏，那就丧失了正义性，无异于自毁自绝。战国时期，相对于秦国，其它六国不失为正派。可惜面对暴秦，越来越堕落，纷纷展开诈力竞赛。它们视孔孟之道为迂腐，不知那才是唯一可以胜过暴秦的正道。六国诸侯没有一个半个明春秋大义者。
【历史眼】商韩蚂和所有邪恶之徒，无论贫富贵贱成败，无非人间败类和贱类。從容群友言：“法家于历史上曾经成事，本有偶然因素，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法家那些强国弱民反人类之术，本是要被淘汰的东西，功利之徒眼瞎心盲，不知真道所在，只是趋炎附势。”不错。不过，历史上法家成事，并非偶然，而是战国时代家国天下共业的必然。排斥儒家而信奉法家，轻仁贱义而崇利拜力，便注定有黑秦一劫，就像五四反孔反儒便注定有红马一劫一样。
【历史眼】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不仅有权力之争、宫廷之争，更是两条道路之争，即儒门杂家与法家之争。两者的文化立场、道德标准和政治观念无不矛盾。法家本是秦廷主流，秦始皇又亲近并立足法家。吕不韦代表杂儒，虽挟丞相之力和仲父之尊而名噪一时，终究无力取胜。吕不韦退出朝廷和吟鸩自杀，意味着杂儒道路争夺失败，焚书坑儒意味着儒家思想全面退出。
【东海曰】正官心，让孔夫子深入领导阶层，上行路线也；正民心，让孔夫子深入人民大众，下行路线也。无论上行下行，都有赖于三权具备，即言论权、结社权和教育权。除了暴秦，这是儒家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权利。无此三权，无论上行下行，只能看马家的脸色而行，只能充当其政治附庸、思想奴婢和门面装饰。君子不为也。焚书坑儒之后，秦廷尚有七十多个以儒为名的博士。
【郡县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何者更好？王夫之认为郡县制优于封建制，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秦始皇》）这里的“罢侯置守”即指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他认为郡县制有两个优点，说：“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诸侯之擅兴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齐、晋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后不能禁也。若其专杀人也，则禹、汤、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县之天下得矣。”（《读通鉴论•孝武帝》）
【东海律】暴君奸贼是不值得效忠和劝谏的。忠心无论真伪，谏言无论对错，都不值得肯定。拙著《春秋精神》中有一篇《失言的后果》，曾举两例，一是崔琦劝谏梁冀，“以责备贤者之微词施之狂狡”，愚蠢；一是孙鹤效忠刘守光，“与不仁者投以肺肝，则亦不仁而已矣。”两人之死都是自作自受。
【历史眼】殷纣王和秦始皇都是暴君，比干谏而死，不失为仁人；劝谏秦始皇而死的那些文臣武将，统统大不仁。例如，赵姬和嫪毐私通，生下俩儿子。事发之后，秦始皇杀死嫪毐，摔死孩子，迁母亲赵姬于萯阳宫，形同陌路。臣下纷纷劝谏，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这些人都是不仁不义，德智双缺，自己找死。
【暴秦】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秦法恰恰相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是常态。故秦法纯属恶法，弃灰者刑之类，就是“道德问题刑法解决”的典型。儒家也倡导刑法世轻世重，乱世用重典。但是，儒刑最重也有限度，合情合理合礼。礼制精神德主刑辅，德教为主。思想道德问题，以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解决，是德教的重要内容。
【暴秦】山海厅友言：“观《史记》秦始皇早年自己就是人质，夹在秦赵两国和战无常中战战兢兢过日子，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话“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意思说天下战争不断，人民受苦，都是因为诸侯国已经不遵守传统规则，都走霸道路线了。于是当了国君后，就立意平六国，一四海，考察睡地虎秦简文物，事实上秦朝法律相当有进步性。从秦始皇所立的几个碑文看，也有意借重儒家教化来治国。关键在于套有什么几代赢氏家族政权历来走霸道路线，杀孽深重，赵高李斯恶劣作为。六国遗族持续不断反抗起事，要恢复诸侯分立原状。”
东海曰：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一些政治行为包括廷有博士（儒生）、泰山封禅、立碑颂德、祭祀大禹等等，仍有传统残留，当是吕不韦的影响之遗，并非秦始皇有意“借重儒家教化来治国”也。说秦始皇政治有传统残留，并非对秦始皇有所肯定。这种残留说明两点：一是吕不韦对秦始皇潜在影响深刻，二是儒家思想和政治传统力量巨大。即使象秦始皇那样的极端反儒派，也无法与儒家传统彻底割裂。只要是人类，有人形，无论怎么非人化，都会有人的样子。
【历史眼】夷三族作为一种法令，是秦文公二十年首创。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史记•秦本纪》说：“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后为商鞅继承发扬。这是一种株连广泛又特别残酷的一种刑罚，与具五刑并用。张晏注《汉书•刑法志》之夷三族：“当三族之人，依刑法志，先黥、劓、斩左右趾、答杀之；其后，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之人，又先断其舌，故谓之具五刑。”商鞅亲自被夷三族后，秦国精英被夷三族者前仆后继，直到李斯赵高三族被夷，然后秦朝宗室被项羽全体诛灭。
【历史眼】暴秦为中国历史贡献的大恶人是历史上最多的，又以商鞅、白起、嬴政、韩非、赵高为最，其中商鞅、嬴政可列入中国历史上十大罪人名单。关于十大罪人，或说是赵高、董卓、贾南风、石敬瑭、杨国忠、秦桧、吴三桂、宋徽宗、慈禧、庆父；或说是赵高、西马伦、安禄山、石敬瑭、宋徽宗、秦桧、吴三桂、乾隆、慈禧、王精卫；或说是：纣王、秦始皇、秦桧、司马昭、项羽、袁崇焕、鳌拜、葛尔母、李莲英、慈禧。儒眼相看，三种说法都不准确。准确的名单如下：商鞅、嬴政、董卓、隋炀帝、安禄山、石敬瑭、魏忠贤、张献忠、洪秀全、匿名。
【历史眼】将嬴政统一天下视为不世之功，是百年来一个普遍而重大的谬论。嬴政统一事业，纯属恶事邪业。其一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消灭六国，焚书坑儒，奴役天下人民，草菅天下人命，罪恶滔天，万死莫赎。对于这种暴君，不仅当时逢其邪恶、助其事业者罪孽深重，后世赞美者，在道德和因果层面也是有罪的。
【东海曰】只有愚蠢之辈才会赞美桀纣，只有邪恶之徒才会支持暴秦，只有奇蠢奇恶之物才会拥戴长毛、崇信红毛。
【历史眼】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一家人横竖都是命运共同体，祖孙三代的命运关联性又特别密切。如嬴政，其数十子女和孙辈，包括太子扶苏、二世胡亥及孙子子婴，虽然死法不同，但追根溯源，可以说都是被嬴政害死的。嬴政不杀它们,它们因嬴政而死。就是整个皇族的灭绝，嬴政也要负重大罪责。
【历史眼】扶苏虽然有所尊儒，不乏儒家修养，但离君子孝子境界尚远。其遵从伪诏一死了之，是自弃太子应负的家国天下之责任，于国为不忠，于父为不孝。儒家有四个“三从三不从”：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从经不从师，从雅不从俗。归根结底是从道，从天理良知。如果悖道，从君非忠，从父非孝。
【天眼】共业太坏，必然恶化所有人的命运，家国天下都一样。例如，嬴政所有子孙及其族人无不死于非命，扶苏、子婴虽然品质不坏，但也无法摆脱厄运，就是因为嬴政家族的共业太坏了。不过，君子可以最大程度摆脱共业的影响，假如扶苏、子婴是中道君子，仁智勇兼备，他们的命运就可以完全不同。君子就是造命者，无位则可以造自己和后人的命，得位则可以造家国天下的命。
【历史眼】扶苏接到伪诏，一死了之，于己于父于家于天下，都极端不负责任。正确的做法是，查明事实真相，起兵讨伐叛逆，明证赵高、李斯、胡亥和相关人员之罪，然后去法归儒，独尊儒术以治天下。那样一来，自己、天下和秦朝的命运，兄弟姐妹和族人的命运，无不得以重造。其实，即使是君父之命，乱命也可以不从。大棒则逃，此之谓也。
【历史眼】扶苏的选择，非孝也，蠢耳，蠢透了。这也与家族和天下的共业有关，嬴政及其家族，当时天下官民，都不配拥有一个君子扶苏。共业恶化到一定程度，必有相应的人道灾难如影随形，无可摆脱。共业太坏，广大官民就无福报，就无缘享受王道的美好和谐。即使有圣贤君子，又焉能顺利上位。
【历史眼】從容厅友言：“扶苏即使有心尊儒，但秦朝又无法否定秦始皇，最终只能和稀泥不伦不类。”这个倒不一定。事在人为，人能弘道。秦始皇时君权极大，扶苏若是君子而有机会得君位，可以操控的资源极大。不一定要否定秦始皇，否定秦法家既可。孟子一段话用于秦朝也很对症。他说：“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历史眼】自五四始，刮起了一股歌颂历代暴君盗贼的歪风，至今未已。暴君自桀纣起，盗贼自盗跖始，无不翻身得解放，成为雄主义军，光芒四射，连秦始皇、张献忠之类万死莫赎、万劫不复的地狱贱种都饱受歌颂赞美。天翻地覆，至此极矣。儒家来复，君子在此，这一股历史性的歪风到了彻底消灭的时候，古今暴君盗贼脸上的画皮到了彻底剥去的时候！2022-5-21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170/524202261041.htm转载请注明
余东海
【大秦赋】《大秦赋》出笼以来，江湖上一边倒剧秦，可喜可贺。记得2016年《大秦帝国》播放，赞声热闹。而今同类作品《大秦赋》的遭遇已大不同，不失为一大进步，一个令人欣慰的好现象。狼蹄虎口休言暴，更有红毛胜暴秦。剧秦已经开始，剧马剧毛还会远吗？虽有一边剧秦一边美毛的精神分裂者，必然越来越少。
【大秦赋】厓山遗民言：“一出《大秦赋》意外起到了洗清儒家的效果。”然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同样道理，《大秦赋》以维护私天下之心而美秦，而天假其私以洗清儒家，并让各门各派在剧秦方面取得了高度一致。
【剧秦】《昭明文选》收有杨雄的《剧秦美新》一文。《文选详注》评曰：“王莽潜移龟鼎，子云进不能辟戟丹墀，亢辞鲠议；退不能草玄虚室，颐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为过矣。”堪称的评。不过，杨雄能剧秦，不愧为儒家，不可过于贬低。
【历史眼】自商鞅开始到赵高之死，都是暴政，都是儒家之大敌，中华之大敌，人道之大敌。其君其臣无非中华之乱臣，民族之贼子。统一有良性恶性之别，暴秦的统一是最反人类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大不幸。秦始皇及暴秦所有君臣，任何时候都不是合适的效法歌颂对象。
【历史眼】颂桀纣与诬文武同罪。赞许商韩嬴政，其罪更大，盖商韩嬴政比桀纣更加邪恶残暴草菅人命。厓山厅友言：“桀纣之不仁是个人气质德性上的，危害一时；商韩赢之暴是系统的理论的制度的，危害二千年。”赞许商韩嬴政，意味着不把人当人看，既不把人民当人看，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只要是人，就有四端之心，就能知道商韩之非、嬴政之暴和暴秦之罪恶滔天。赞许商韩嬴政者，非人也，最适合充当极权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历史眼】暴秦的文化政治两大精英群体，屈死者多，灭族者众，善始者寡，有后者无，整体命运和下场特别悲惨，这是与它们的罪恶配套的。而且，多数精英不是死于外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此中有天意。遭到自己捧起来的暴君、建起来的暴政的迫害和杀害，是对三帮分子最好的惩罚。
【历史眼】关于商鞅师承，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说魏国相国公叔痤。商鞅早年在魏国求学，在公叔痤府中担任中庶子的职位。一说师承尸佼尸子。尸子是先秦杂家。《史记孟荀列传》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刘向《别录》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汉书艺文志》云：“《尸子》二十篇。”注曰：“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原书已佚。刘勰谓其“兼总杂术，术通而文钝。”刘向序《荀子》谓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商鞅思想与之有共同点，无疑颇受尸子影响，但差别也很大。是否有师承关系，难以确断。
【历史眼】如果正义力量试图与邪恶势力比坏，那就丧失了正义性，无异于自毁自绝。战国时期，相对于秦国，其它六国不失为正派。可惜面对暴秦，越来越堕落，纷纷展开诈力竞赛。它们视孔孟之道为迂腐，不知那才是唯一可以胜过暴秦的正道。六国诸侯没有一个半个明春秋大义者。
【历史眼】商韩蚂和所有邪恶之徒，无论贫富贵贱成败，无非人间败类和贱类。從容群友言：“法家于历史上曾经成事，本有偶然因素，在更长的历史长河中，法家那些强国弱民反人类之术，本是要被淘汰的东西，功利之徒眼瞎心盲，不知真道所在，只是趋炎附势。”不错。不过，历史上法家成事，并非偶然，而是战国时代家国天下共业的必然。排斥儒家而信奉法家，轻仁贱义而崇利拜力，便注定有黑秦一劫，就像五四反孔反儒便注定有红马一劫一样。
【历史眼】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不仅有权力之争、宫廷之争，更是两条道路之争，即儒门杂家与法家之争。两者的文化立场、道德标准和政治观念无不矛盾。法家本是秦廷主流，秦始皇又亲近并立足法家。吕不韦代表杂儒，虽挟丞相之力和仲父之尊而名噪一时，终究无力取胜。吕不韦退出朝廷和吟鸩自杀，意味着杂儒道路争夺失败，焚书坑儒意味着儒家思想全面退出。
【东海曰】正官心，让孔夫子深入领导阶层，上行路线也；正民心，让孔夫子深入人民大众，下行路线也。无论上行下行，都有赖于三权具备，即言论权、结社权和教育权。除了暴秦，这是儒家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权利。无此三权，无论上行下行，只能看马家的脸色而行，只能充当其政治附庸、思想奴婢和门面装饰。君子不为也。焚书坑儒之后，秦廷尚有七十多个以儒为名的博士。
【郡县制】封建制和郡县制何者更好？王夫之认为郡县制优于封建制，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秦始皇》）这里的“罢侯置守”即指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他认为郡县制有两个优点，说：“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诸侯之擅兴以相侵伐，三代之衰也，密、阮、齐、晋莫制之也；三代之盛，王者禁之，而后不能禁也。若其专杀人也，则禹、汤、文、武之未能禁也，而郡县之天下得矣。”（《读通鉴论•孝武帝》）
【东海律】暴君奸贼是不值得效忠和劝谏的。忠心无论真伪，谏言无论对错，都不值得肯定。拙著《春秋精神》中有一篇《失言的后果》，曾举两例，一是崔琦劝谏梁冀，“以责备贤者之微词施之狂狡”，愚蠢；一是孙鹤效忠刘守光，“与不仁者投以肺肝，则亦不仁而已矣。”两人之死都是自作自受。
【历史眼】殷纣王和秦始皇都是暴君，比干谏而死，不失为仁人；劝谏秦始皇而死的那些文臣武将，统统大不仁。例如，赵姬和嫪毐私通，生下俩儿子。事发之后，秦始皇杀死嫪毐，摔死孩子，迁母亲赵姬于萯阳宫，形同陌路。臣下纷纷劝谏，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这些人都是不仁不义，德智双缺，自己找死。
【暴秦】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秦法恰恰相反，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是常态。故秦法纯属恶法，弃灰者刑之类，就是“道德问题刑法解决”的典型。儒家也倡导刑法世轻世重，乱世用重典。但是，儒刑最重也有限度，合情合理合礼。礼制精神德主刑辅，德教为主。思想道德问题，以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解决，是德教的重要内容。
【暴秦】山海厅友言：“观《史记》秦始皇早年自己就是人质，夹在秦赵两国和战无常中战战兢兢过日子，所以他后来讲了一句话“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意思说天下战争不断，人民受苦，都是因为诸侯国已经不遵守传统规则，都走霸道路线了。于是当了国君后，就立意平六国，一四海，考察睡地虎秦简文物，事实上秦朝法律相当有进步性。从秦始皇所立的几个碑文看，也有意借重儒家教化来治国。关键在于套有什么几代赢氏家族政权历来走霸道路线，杀孽深重，赵高李斯恶劣作为。六国遗族持续不断反抗起事，要恢复诸侯分立原状。”
东海曰：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一些政治行为包括廷有博士（儒生）、泰山封禅、立碑颂德、祭祀大禹等等，仍有传统残留，当是吕不韦的影响之遗，并非秦始皇有意“借重儒家教化来治国”也。说秦始皇政治有传统残留，并非对秦始皇有所肯定。这种残留说明两点：一是吕不韦对秦始皇潜在影响深刻，二是儒家思想和政治传统力量巨大。即使象秦始皇那样的极端反儒派，也无法与儒家传统彻底割裂。只要是人类，有人形，无论怎么非人化，都会有人的样子。
【历史眼】夷三族作为一种法令，是秦文公二十年首创。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史记•秦本纪》说：“文公二十年，初有夷三族之罪。”后为商鞅继承发扬。这是一种株连广泛又特别残酷的一种刑罚，与具五刑并用。张晏注《汉书•刑法志》之夷三族：“当三族之人，依刑法志，先黥、劓、斩左右趾、答杀之；其后，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之人，又先断其舌，故谓之具五刑。”商鞅亲自被夷三族后，秦国精英被夷三族者前仆后继，直到李斯赵高三族被夷，然后秦朝宗室被项羽全体诛灭。
【历史眼】暴秦为中国历史贡献的大恶人是历史上最多的，又以商鞅、白起、嬴政、韩非、赵高为最，其中商鞅、嬴政可列入中国历史上十大罪人名单。关于十大罪人，或说是赵高、董卓、贾南风、石敬瑭、杨国忠、秦桧、吴三桂、宋徽宗、慈禧、庆父；或说是赵高、西马伦、安禄山、石敬瑭、宋徽宗、秦桧、吴三桂、乾隆、慈禧、王精卫；或说是：纣王、秦始皇、秦桧、司马昭、项羽、袁崇焕、鳌拜、葛尔母、李莲英、慈禧。儒眼相看，三种说法都不准确。准确的名单如下：商鞅、嬴政、董卓、隋炀帝、安禄山、石敬瑭、魏忠贤、张献忠、洪秀全、匿名。
【历史眼】将嬴政统一天下视为不世之功，是百年来一个普遍而重大的谬论。嬴政统一事业，纯属恶事邪业。其一生穷兵黩武，杀人如麻，消灭六国，焚书坑儒，奴役天下人民，草菅天下人命，罪恶滔天，万死莫赎。对于这种暴君，不仅当时逢其邪恶、助其事业者罪孽深重，后世赞美者，在道德和因果层面也是有罪的。
【东海曰】只有愚蠢之辈才会赞美桀纣，只有邪恶之徒才会支持暴秦，只有奇蠢奇恶之物才会拥戴长毛、崇信红毛。
【历史眼】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造孽后人遭殃。一家人横竖都是命运共同体，祖孙三代的命运关联性又特别密切。如嬴政，其数十子女和孙辈，包括太子扶苏、二世胡亥及孙子子婴，虽然死法不同，但追根溯源，可以说都是被嬴政害死的。嬴政不杀它们,它们因嬴政而死。就是整个皇族的灭绝，嬴政也要负重大罪责。
【历史眼】扶苏虽然有所尊儒，不乏儒家修养，但离君子孝子境界尚远。其遵从伪诏一死了之，是自弃太子应负的家国天下之责任，于国为不忠，于父为不孝。儒家有四个“三从三不从”：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从经不从师，从雅不从俗。归根结底是从道，从天理良知。如果悖道，从君非忠，从父非孝。
【天眼】共业太坏，必然恶化所有人的命运，家国天下都一样。例如，嬴政所有子孙及其族人无不死于非命，扶苏、子婴虽然品质不坏，但也无法摆脱厄运，就是因为嬴政家族的共业太坏了。不过，君子可以最大程度摆脱共业的影响，假如扶苏、子婴是中道君子，仁智勇兼备，他们的命运就可以完全不同。君子就是造命者，无位则可以造自己和后人的命，得位则可以造家国天下的命。
【历史眼】扶苏接到伪诏，一死了之，于己于父于家于天下，都极端不负责任。正确的做法是，查明事实真相，起兵讨伐叛逆，明证赵高、李斯、胡亥和相关人员之罪，然后去法归儒，独尊儒术以治天下。那样一来，自己、天下和秦朝的命运，兄弟姐妹和族人的命运，无不得以重造。其实，即使是君父之命，乱命也可以不从。大棒则逃，此之谓也。
【历史眼】扶苏的选择，非孝也，蠢耳，蠢透了。这也与家族和天下的共业有关，嬴政及其家族，当时天下官民，都不配拥有一个君子扶苏。共业恶化到一定程度，必有相应的人道灾难如影随形，无可摆脱。共业太坏，广大官民就无福报，就无缘享受王道的美好和谐。即使有圣贤君子，又焉能顺利上位。
【历史眼】從容厅友言：“扶苏即使有心尊儒，但秦朝又无法否定秦始皇，最终只能和稀泥不伦不类。”这个倒不一定。事在人为，人能弘道。秦始皇时君权极大，扶苏若是君子而有机会得君位，可以操控的资源极大。不一定要否定秦始皇，否定秦法家既可。孟子一段话用于秦朝也很对症。他说：“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
【历史眼】自五四始，刮起了一股歌颂历代暴君盗贼的歪风，至今未已。暴君自桀纣起，盗贼自盗跖始，无不翻身得解放，成为雄主义军，光芒四射，连秦始皇、张献忠之类万死莫赎、万劫不复的地狱贱种都饱受歌颂赞美。天翻地覆，至此极矣。儒家来复，君子在此，这一股历史性的歪风到了彻底消灭的时候，古今暴君盗贼脸上的画皮到了彻底剥去的时候！2022-5-21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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