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你确实和高行健不一样》
——点评余杰系列文章之二
庄晓斌
开篇宗义，直入主题，这篇文章就来评点一下余杰先生的如下洋洋宏论：
不「脱中」，就不可能「入美」。离开是必要的，且并不痛苦。法籍作家高行健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中描写了主人公离开中国时的场景：「这之前，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这个国家，只是在飞机离开北京机场的跑道，嗡的一声，震动的机身霎时腾空，才猛然意识到他也许就此，当时意识的正是这也许，就此再也不会回到舷窗下那块土地上来……」。
后来，高行健在一篇访谈中说，他是「自我自愿流亡」。高行健没有余光中式甜腻的乡愁，也没有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式矫揉造作的悲情，而有一种华人当中罕见的自信和决绝。高行健写道：「我想我快要结束了，对中国的债啊，乡愁啊，我要彻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把这种东西永远结束掉。……人总得活，要紧的是活在此时此刻，过去的就由它去，彻底割断。……你不需要这个国家的标签，只不过还用中文写作，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我与高行健一样，与其说是被动地为中国所放逐，不如说是主动地放逐了中国——那个粪坑与猪圈，那个丧尸肆虐、人相食的国度。
余杰的矫揉造作几乎到了恬不要脸的境地，他以为把自己拉齐到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肩，就可以沾点光，也就能罩在著名作家的光环下，可以随意便溺了。否！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余杰，你和高行健不一样的，相差得何止是一个档次呀！用三国演义里徐庶的话来形容：这简直就是以烛光之火比皓月之明，不错，高行健也确确实实是加入了法籍，在国民的意义上解析，他就是货真价实的法国公民了。但他什么时候数典忘祖了？又什么时候避讳自己还是要用中文写作了？我还知道高行健对法文也是运用自如的。但他为什么还要执著坚持用中文写作呢？这不单单是驾轻就熟的习惯，这其间当然也有无法割舍的情愫。
诚如一位大陆作家在一篇《作家的内质》文章中写的那样：中学时读巴金的《激流》总序，始知人生是痛苦的，作家似乎更痛苦。因为他们要把痛苦写出来，如曹雪芹。后来，我的感知不大一样了，觉得痛苦不属于作家。作家所有的际遇——有幸的和不幸的，都具有可嚼味可把塑的命定的积极意义。
作家是一帮奇异的“食毒”动物，能茹纳生活里所有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能损害人毒害人的“痛苦”——这一灵魂的重要情愫。于是，痛苦成了财富。 我这样说作家，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我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真正的哪怕一星半点儿让读者惬意如躬行亲临的作品，除了悟性便是“体验”。
由此说，作家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它已经如粮食变成酒一样，把本属于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化。于是乎也就商品化价值化了。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书店那里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就到什么程度。
我原有一种“等待”的心态。这并不是说我有斯汤达那样卓异的文化远识。那曾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甚至连自己都感知不确的、烦闷无奈的心态；那是一种好似坐井待援的焦渴；那是一种极现实的生命体在干着极不现实的勾当，而外界和自家肚子里又时不时浮泛出一些否定和自责，以戕害自己心灵的——生命矛盾……静心梳理，这烦闷有二：一是对自己表达水平迟迟跃不上预想预感的高度而无奈；二是从我记事儿起总觉出的那种不顺畅的生命的呼吸，越来越觉憋闷难捺了。
后来，我才确准了几个字眼儿——文化生态环境。
当然，正是这“烦闷”，才构建出一种生命的进取、灵魂的撞击、思维的拓拔。正是这痛苦与烦闷——这似乎跟缪斯家族与生俱来的影子和伙伴，才造就了作家。
我们热爱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我们搞文学是在做什么呢？是一方面要细细梳理自己那静如深潭的情思（丝），努力编织出雨后彩虹样的倾诉；另一方面，又要遨游于众灵魂中间去寻寻觅觅那些幽微世界里的能延续人类长河的金子般的热情，同时还要汲取并激扬更可贵的——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缺失了此种精神，作家所有的作为将是一堆“沙型”。作家的人生状态，该是自由、温情、宽容的，但又须执著和桀骜不驯！ 作家既要坚守丰腴的自我天地，又须向社会向人生真诚地绽放心灵，遂求永恒。
——这，便是我体悟到的作家的“内质”。
我援引了如此长篇大论，意在说明，一位作家表象呈现出颓靡和无奈，这不一定都是他真实的心灵写照。而真正能彰显其内心复杂情结的，则是由作家的内质来把控的
而最直接的显露 就是他用自己的作品向世界倾诉，他的爱恨情仇都在哪一部部如泣如诉的作品中彰显无疑，看一个作家具有怎样的情怀，最终是要看他的作品才能断言的
，高行健先生无奈地连说了两个，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这是真的表示他对那个有伤于他的母国就再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牵挂了么？不！余杰先生，你完全地理解错了，高行健先生完全知道他的根、他的拥趸在哪里，那里才是他最适合发展的空间，那里有他最广博的读者群。就如同大陆哪位叫扶桑的作家所云的那样，高行健先生用自己的一支健笔茹纳生活里所有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能损害人毒害人的“痛苦”——这一灵魂的重要情愫。于是，痛苦成了财富。这种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它已经如粮食变成酒一样，把本属于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化。于是乎也就商品化价值化了。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书店那里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
高行健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级作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他不仅给法国带去了荣誉，也使华语文学第一次在世界展露了头角，当然也给中国人，中国文学带来了不容置否的声誉和荣耀。
而你余杰又怎么可以和高行健先生相提并论呢?斗胆地问一句，你余杰究竟算是哪一门类的作家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都不是吧？你可曾塑造出哪怕一个活灵活现的文学形象了么？是“影帝”算呢？还是“河蟹”算呢？更抑或是“黑老大教父”算呢？
难道你把朱大可：“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杀手溅血的笑容与刀具。|”移花接木成了“皎洁的月光映着鲜艳的血迹，闪亮的刀光照出武松畅快的笑容。”这就算是文学创作么？
余杰自我标榜，他刊印成书的文字已高达1500万字了，按15万字一册计算，这大约会有100多册了呢，这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的，但我问问你，这大约100多册刊印成书的作品，究竟有几部可堪称为文学的作品？当然我这样说，也彰显了我自己的孤陋寡闻，没有拜读过余杰先生的全部作品，是不该妄加置评的，但是我却实实在在地在自由亚洲电台里听过几部余杰先生的作品，说句实话，几乎没有一部是能让我耐下心情去听完全部的，不着边际的 胡吹神侃，忸怩作态的卖弄学养和渊博，再加上貌似犀利的针砭时政，这几乎就是每一部作品一成不变的主旋律，余杰想要跨过柏杨，却鲜有柏杨的天赋和才华，他想超越钟祖康，却不具备钟祖康的睿智和渊博，虽有犀利的笔锋，却无深刻的思想，同是文坛黑马，却不及刘晓波的缜密和渊博，而多出的倒是无知和张狂。当然了，余杰也是自有独家的可爱之处的，他的可爱处就是脸皮厚的堪比城墙，抄袭成了他惯常的伎俩，被人揪住了小辫子，死活就是不认账，自己凭借一个鼠标，敢搜尽天下文章以为己用，却还敢言之凿凿地抨击阿海编撰的图书都是在网络上东摘西拼，胡编滥制的垃圾书籍。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余杰的虚伪和张狂还不仅仅 于此 ，他在书中写道：“中華文化就是野蠻文化，饒宗頤的國學就是奴才學。”余杰诋毁中华文化，用词竞如此苛刻歹毒，这不仅是标新立异，而是别有居心了。余杰就像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心里怀着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当英雄的幻想，便像唐吉坷德一样走火入魔了。也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找到一柄生了锈的长矛，带着破了洞的头盔，开始了他的英雄之旅……
唐吉坷德将风车当成巨人、把旅店看做城堡、又将羊群视为敌军，还打倒官差、释放一批恶囚，最后却反被囚犯掠夺，差一点丧命，被人用笼子、牛车带回家中……
这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为举止，俨然不就是今日余杰所作作为的真实写照。余杰现在不也正是这样，像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常说些天真梦话，也问些天真而可笑的问题，诸如：動物農莊裡，誰是肥豬？誰又不是那個失去記憶的女人？中國足球何以潰敗？他把生他养育他的故国形容为“就是告密之國”把与他血脉相同的１３亿骨肉同胞视为是１３亿“喪屍”、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
现在余杰的胯下可不是一匹瘦弱的老马了，他驾驭着的是冠以弘扬普世价值礼帽的一头龙驹。余杰高高挺起的更不是一柄生了锈的长矛，而是词锋犀利的一支健笔，头上戴的也不是破了洞的头盔了，而是中国最敢言敢针砭时弊的异议作家熠熠生辉的光环。
余杰的笔锋所向，文坛上似乎望风披靡，他英雄之路就是从挑战温文儒雅的散文大家余秋雨开始的。儒雅的谦谦君子余秋雨当然不屑于和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马缠斗，退避三舍似乎就是作了缩头乌龟。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忍让似乎让余杰的野心更膨胀了。他天真地认为，偌大的中国文坛，简直就不堪一击，比他余杰更恶毒的老毒物鲁迅早已经死了，他的那杆老枪已经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那么当今文坛，舍我其谁？
余杰言称：“加入美国籍、宣誓效忠美国那天，我在脸书上写道：从此我成了自由的美国人，我有三大愿景，可以用笔去实现——捍卫美国的自由、共和与宪政，解构中国的「帝国天朝梦」，呵护与陪伴台湾尚未完成的民主转型（这几年来，我每年访问台湾，我的台湾朋友远远多于中国朋友，台湾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他嘴上这样说，可我们看看他又究竟是怎么干的呢？
他的笔锋所向还不仅限于文化领域，他肆无忌惮地写道：“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北京大學的文學教授孔慶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世界銀行的副行長林毅夫，就是靠編造謊言和搖旗吶喊，得到主子们賞賜的殘羹冷炙，卻足以讓他們圓了「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美夢”。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聲稱愛中國的人，往往都居住在安全的遠方。如居住在臺灣的新黨黨主席鬱慕明，一邊享受臺灣的民主自由和健康保險，一邊稱頌中國的大國崛起。新黨的春酒大會請到一批認同中國的政客：中國統一促進党總裁張安樂、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國民黨立委費鴻泰……這些名字散發著陰溝般的臭味。
鬱慕明在致辭中說，不能背祖忘宗，否認自己的文化血脈，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是異類，我們絕對不能接受！」他的認同方式是祖宗認同、血緣認同，種族認同，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認同方式。他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後，網友噓爆，紛紛留言「那你們怎麼還不滾回中國？」、
余杰言称：「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想當垃圾」海内外的政治文化精英乃至企业家商人，一旦与余杰的观点相左，则都在其口诛笔伐之列。连有毒舌理论家之称的曹长青，自诩是５００年来白话文第一的台湾作家李敖都在其调侃之列。余杰的张狂简直就不可一世。老毒物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写道：“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毒药可以治人死命，但有时以毒攻毒也是能治病的。目睹余杰如此嚣张狂悖，不由得老朽不拍案而起，对不知天高地厚的余杰给予当头棒喝：“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虽然年过古稀，百病缠身，可也还拿得动笔，码得了字。狂悖小儿，不要欺我中华无人，”我泱泱中华无比璀璨的五千年传统文化那容得你这个狂悖小儿肆意践踏玷污。
够了！这第二篇评点余杰的文章也该打住了，最后就用作家廖亦武先生讥讽高寒的那句话：“因为你不是个作家，你只是个只会写写大字报的造反派，我不屑与你理辩！”一样，来告诫余杰先生吧！坦言之：余杰先生，你虽似乎著作等身，但在我的眼里，你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为你还根深蒂固地固守赵家的思维，虽貌似知识渊博，但并无深刻的思想，你又是一脑子浆糊，有的还是造反派的脾气，最擅长的也就是文革时写写大批判文章的那个水准，现在你充其量只够得上给某些媒体和期刊写写时政评论的懒婆娘裹脚那类文章，你别飘得太高了，跌将下来，你会跌个头破血流的！
第二篇完
庄晓斌2022年4月3日于法国兰斯
——点评余杰系列文章之二
庄晓斌
开篇宗义，直入主题，这篇文章就来评点一下余杰先生的如下洋洋宏论：
不「脱中」，就不可能「入美」。离开是必要的，且并不痛苦。法籍作家高行健在其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中描写了主人公离开中国时的场景：「这之前，他没有想到他会离开这个国家，只是在飞机离开北京机场的跑道，嗡的一声，震动的机身霎时腾空，才猛然意识到他也许就此，当时意识的正是这也许，就此再也不会回到舷窗下那块土地上来……」。
后来，高行健在一篇访谈中说，他是「自我自愿流亡」。高行健没有余光中式甜腻的乡愁，也没有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式矫揉造作的悲情，而有一种华人当中罕见的自信和决绝。高行健写道：「我想我快要结束了，对中国的债啊，乡愁啊，我要彻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把这种东西永远结束掉。……人总得活，要紧的是活在此时此刻，过去的就由它去，彻底割断。……你不需要这个国家的标签，只不过还用中文写作，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我与高行健一样，与其说是被动地为中国所放逐，不如说是主动地放逐了中国——那个粪坑与猪圈，那个丧尸肆虐、人相食的国度。
余杰的矫揉造作几乎到了恬不要脸的境地，他以为把自己拉齐到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肩，就可以沾点光，也就能罩在著名作家的光环下，可以随意便溺了。否！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余杰，你和高行健不一样的，相差得何止是一个档次呀！用三国演义里徐庶的话来形容：这简直就是以烛光之火比皓月之明，不错，高行健也确确实实是加入了法籍，在国民的意义上解析，他就是货真价实的法国公民了。但他什么时候数典忘祖了？又什么时候避讳自己还是要用中文写作了？我还知道高行健对法文也是运用自如的。但他为什么还要执著坚持用中文写作呢？这不单单是驾轻就熟的习惯，这其间当然也有无法割舍的情愫。
诚如一位大陆作家在一篇《作家的内质》文章中写的那样：中学时读巴金的《激流》总序，始知人生是痛苦的，作家似乎更痛苦。因为他们要把痛苦写出来，如曹雪芹。后来，我的感知不大一样了，觉得痛苦不属于作家。作家所有的际遇——有幸的和不幸的，都具有可嚼味可把塑的命定的积极意义。
作家是一帮奇异的“食毒”动物，能茹纳生活里所有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能损害人毒害人的“痛苦”——这一灵魂的重要情愫。于是，痛苦成了财富。 我这样说作家，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我是说一个作家要想写出真正的哪怕一星半点儿让读者惬意如躬行亲临的作品，除了悟性便是“体验”。
由此说，作家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它已经如粮食变成酒一样，把本属于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化。于是乎也就商品化价值化了。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书店那里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尼采说：人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他认识世界就到什么程度。
我原有一种“等待”的心态。这并不是说我有斯汤达那样卓异的文化远识。那曾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甚至连自己都感知不确的、烦闷无奈的心态；那是一种好似坐井待援的焦渴；那是一种极现实的生命体在干着极不现实的勾当，而外界和自家肚子里又时不时浮泛出一些否定和自责，以戕害自己心灵的——生命矛盾……静心梳理，这烦闷有二：一是对自己表达水平迟迟跃不上预想预感的高度而无奈；二是从我记事儿起总觉出的那种不顺畅的生命的呼吸，越来越觉憋闷难捺了。
后来，我才确准了几个字眼儿——文化生态环境。
当然，正是这“烦闷”，才构建出一种生命的进取、灵魂的撞击、思维的拓拔。正是这痛苦与烦闷——这似乎跟缪斯家族与生俱来的影子和伙伴，才造就了作家。
我们热爱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用一颗敏感又脆弱的心灵去跟强大的世俗社会碰撞。我们搞文学是在做什么呢？是一方面要细细梳理自己那静如深潭的情思（丝），努力编织出雨后彩虹样的倾诉；另一方面，又要遨游于众灵魂中间去寻寻觅觅那些幽微世界里的能延续人类长河的金子般的热情，同时还要汲取并激扬更可贵的——对主流文化的叛逆精神——缺失了此种精神，作家所有的作为将是一堆“沙型”。作家的人生状态，该是自由、温情、宽容的，但又须执著和桀骜不驯！ 作家既要坚守丰腴的自我天地，又须向社会向人生真诚地绽放心灵，遂求永恒。
——这，便是我体悟到的作家的“内质”。
我援引了如此长篇大论，意在说明，一位作家表象呈现出颓靡和无奈，这不一定都是他真实的心灵写照。而真正能彰显其内心复杂情结的，则是由作家的内质来把控的
而最直接的显露 就是他用自己的作品向世界倾诉，他的爱恨情仇都在哪一部部如泣如诉的作品中彰显无疑，看一个作家具有怎样的情怀，最终是要看他的作品才能断言的
，高行健先生无奈地连说了两个，如此而已。如此而已。这是真的表示他对那个有伤于他的母国就再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牵挂了么？不！余杰先生，你完全地理解错了，高行健先生完全知道他的根、他的拥趸在哪里，那里才是他最适合发展的空间，那里有他最广博的读者群。就如同大陆哪位叫扶桑的作家所云的那样，高行健先生用自己的一支健笔茹纳生活里所有有毒的和无毒的东西，更喜欢吞嚥那些能损害人毒害人的“痛苦”——这一灵魂的重要情愫。于是，痛苦成了财富。这种的痛苦还算得一种“苦”吗？它已经如粮食变成酒一样，把本属于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痛苦，变成了作品——献给读者，交付岁月，使其公有化。于是乎也就商品化价值化了。当这最终成了财富的痛苦一旦被送到书商书贩书店那里品头论足的时候，这苦——还好意思在人前称“苦”吗？
高行健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级作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他不仅给法国带去了荣誉，也使华语文学第一次在世界展露了头角，当然也给中国人，中国文学带来了不容置否的声誉和荣耀。
而你余杰又怎么可以和高行健先生相提并论呢?斗胆地问一句，你余杰究竟算是哪一门类的作家呢？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都不是吧？你可曾塑造出哪怕一个活灵活现的文学形象了么？是“影帝”算呢？还是“河蟹”算呢？更抑或是“黑老大教父”算呢？
难道你把朱大可：“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杀手溅血的笑容与刀具。|”移花接木成了“皎洁的月光映着鲜艳的血迹，闪亮的刀光照出武松畅快的笑容。”这就算是文学创作么？
余杰自我标榜，他刊印成书的文字已高达1500万字了，按15万字一册计算，这大约会有100多册了呢，这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的，但我问问你，这大约100多册刊印成书的作品，究竟有几部可堪称为文学的作品？当然我这样说，也彰显了我自己的孤陋寡闻，没有拜读过余杰先生的全部作品，是不该妄加置评的，但是我却实实在在地在自由亚洲电台里听过几部余杰先生的作品，说句实话，几乎没有一部是能让我耐下心情去听完全部的，不着边际的 胡吹神侃，忸怩作态的卖弄学养和渊博，再加上貌似犀利的针砭时政，这几乎就是每一部作品一成不变的主旋律，余杰想要跨过柏杨，却鲜有柏杨的天赋和才华，他想超越钟祖康，却不具备钟祖康的睿智和渊博，虽有犀利的笔锋，却无深刻的思想，同是文坛黑马，却不及刘晓波的缜密和渊博，而多出的倒是无知和张狂。当然了，余杰也是自有独家的可爱之处的，他的可爱处就是脸皮厚的堪比城墙，抄袭成了他惯常的伎俩，被人揪住了小辫子，死活就是不认账，自己凭借一个鼠标，敢搜尽天下文章以为己用，却还敢言之凿凿地抨击阿海编撰的图书都是在网络上东摘西拼，胡编滥制的垃圾书籍。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
余杰的虚伪和张狂还不仅仅 于此 ，他在书中写道：“中華文化就是野蠻文化，饒宗頤的國學就是奴才學。”余杰诋毁中华文化，用词竞如此苛刻歹毒，这不仅是标新立异，而是别有居心了。余杰就像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心里怀着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当英雄的幻想，便像唐吉坷德一样走火入魔了。也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找到一柄生了锈的长矛，带着破了洞的头盔，开始了他的英雄之旅……
唐吉坷德将风车当成巨人、把旅店看做城堡、又将羊群视为敌军，还打倒官差、释放一批恶囚，最后却反被囚犯掠夺，差一点丧命，被人用笼子、牛车带回家中……
这一系列滑稽可笑的行为举止，俨然不就是今日余杰所作作为的真实写照。余杰现在不也正是这样，像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常说些天真梦话，也问些天真而可笑的问题，诸如：動物農莊裡，誰是肥豬？誰又不是那個失去記憶的女人？中國足球何以潰敗？他把生他养育他的故国形容为“就是告密之國”把与他血脉相同的１３亿骨肉同胞视为是１３亿“喪屍”、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
现在余杰的胯下可不是一匹瘦弱的老马了，他驾驭着的是冠以弘扬普世价值礼帽的一头龙驹。余杰高高挺起的更不是一柄生了锈的长矛，而是词锋犀利的一支健笔，头上戴的也不是破了洞的头盔了，而是中国最敢言敢针砭时弊的异议作家熠熠生辉的光环。
余杰的笔锋所向，文坛上似乎望风披靡，他英雄之路就是从挑战温文儒雅的散文大家余秋雨开始的。儒雅的谦谦君子余秋雨当然不屑于和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黑马缠斗，退避三舍似乎就是作了缩头乌龟。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忍让似乎让余杰的野心更膨胀了。他天真地认为，偌大的中国文坛，简直就不堪一击，比他余杰更恶毒的老毒物鲁迅早已经死了，他的那杆老枪已经送进历史博物馆了，那么当今文坛，舍我其谁？
余杰言称：“加入美国籍、宣誓效忠美国那天，我在脸书上写道：从此我成了自由的美国人，我有三大愿景，可以用笔去实现——捍卫美国的自由、共和与宪政，解构中国的「帝国天朝梦」，呵护与陪伴台湾尚未完成的民主转型（这几年来，我每年访问台湾，我的台湾朋友远远多于中国朋友，台湾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他嘴上这样说，可我们看看他又究竟是怎么干的呢？
他的笔锋所向还不仅限于文化领域，他肆无忌惮地写道：“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北京大學的文學教授孔慶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莫言，世界銀行的副行長林毅夫，就是靠編造謊言和搖旗吶喊，得到主子们賞賜的殘羹冷炙，卻足以讓他們圓了「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美夢”。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聲稱愛中國的人，往往都居住在安全的遠方。如居住在臺灣的新黨黨主席鬱慕明，一邊享受臺灣的民主自由和健康保險，一邊稱頌中國的大國崛起。新黨的春酒大會請到一批認同中國的政客：中國統一促進党總裁張安樂、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國民黨立委費鴻泰……這些名字散發著陰溝般的臭味。
鬱慕明在致辭中說，不能背祖忘宗，否認自己的文化血脈，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就是異類，我們絕對不能接受！」他的認同方式是祖宗認同、血緣認同，種族認同，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認同方式。他的言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後，網友噓爆，紛紛留言「那你們怎麼還不滾回中國？」、
余杰言称：「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想當垃圾」海内外的政治文化精英乃至企业家商人，一旦与余杰的观点相左，则都在其口诛笔伐之列。连有毒舌理论家之称的曹长青，自诩是５００年来白话文第一的台湾作家李敖都在其调侃之列。余杰的张狂简直就不可一世。老毒物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写道：“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毒药可以治人死命，但有时以毒攻毒也是能治病的。目睹余杰如此嚣张狂悖，不由得老朽不拍案而起，对不知天高地厚的余杰给予当头棒喝：“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虽然年过古稀，百病缠身，可也还拿得动笔，码得了字。狂悖小儿，不要欺我中华无人，”我泱泱中华无比璀璨的五千年传统文化那容得你这个狂悖小儿肆意践踏玷污。
够了！这第二篇评点余杰的文章也该打住了，最后就用作家廖亦武先生讥讽高寒的那句话：“因为你不是个作家，你只是个只会写写大字报的造反派，我不屑与你理辩！”一样，来告诫余杰先生吧！坦言之：余杰先生，你虽似乎著作等身，但在我的眼里，你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因为你还根深蒂固地固守赵家的思维，虽貌似知识渊博，但并无深刻的思想，你又是一脑子浆糊，有的还是造反派的脾气，最擅长的也就是文革时写写大批判文章的那个水准，现在你充其量只够得上给某些媒体和期刊写写时政评论的懒婆娘裹脚那类文章，你别飘得太高了，跌将下来，你会跌个头破血流的！
第二篇完
庄晓斌2022年4月3日于法国兰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