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四”的记忆、遗忘与无知
——从李佳琦直播事件说起
胡平
6月3日晚间，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正在直播，有人送上一块坦克形状的冰淇淋蛋糕，直播随即被卡断。李佳琦有一亿多粉丝，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很多年轻的粉丝看到直播被卡断，大惑不解，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画面触犯了当局的禁忌，原来在33年前的“六四”，当局出动坦克镇压和平集会的民众。
这真叫欲盖弥彰。当局卡断这个画面，原本是为了掩盖“六四”，原本是为了让人们不去想到“六四”，原本是为了让人们不知道“六四”。结果却适得其反，它反而促使人们想起了“六四”，促使那些不知道“六四”的人知道了“六四”。
于是，境外媒体出现了一个新词汇——“李佳琦悖论”（ Li Jiaqi Paradox）。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换言之，你要让人们不去触及某件事，你首先需要让他们知道那件事是什么事。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这也是自媒体惹的祸，传统媒体有编辑把关。编辑们都知道什么可以发布什么不可以发布。自媒体的主播们就未必个个都知道了，或者是虽然知道但是出于疏忽大意而忘记了。
李佳琦直播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中国，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这当然是中共当局严厉封杀历史真相的恶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都只字不提。就连中共当局去年通过的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三万六千多字的长文，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只写了两句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一共才97个字。其中没有“六四”，也没有“坦克”。
八年前，美国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发表一篇文章，提到她曾经拿着那幅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前往四所北京大学，看看有多少学生认识这张照片。100个学生中只有15个知道这张照片是1989年在北京拍摄的；不少学生认为这是在阅兵。知道“六四”的年轻人竟然如此之少。这让林慕莲很惊讶。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流动是无法阻止的。这些北京名校的大学生，只要愿意，他们完全有能力绕开防火长城；不过就算他们绕开了防火长城，很多人也不去查找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信息。再有，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和师长呢？他们的父母师长很多人都是当年的亲身参与者或耳闻目睹者，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知道的真相告诉年轻的一代。不过据我所知，是很多当父母的不肯向孩子讲。
为什么不肯和孩子讲？因为怕孩子祸从口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他身为父亲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由此可见，很多年轻人对“六四”的无知，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无知；正如很多“六四”亲历者对“六四”的遗忘并不是真正的遗忘。
不是无知，不是遗忘，是回避，是有意识的回避。
为什么要回避？因为不肯面对。因为“六四”太无耻太凶残，一旦面对必然会激发起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推着你站出来反抗；如果你害怕风险而不敢站出来反抗，那又势必使自己陷入莫大的耻辱与羞愧。因此，对于那些既不肯站出来反抗又想让良心安宁的人，唯有回避，唯有在无耻凶残的“六四”面前扭过头去——眼不见，心不烦。假装不知道，假装忘记了。
很多人说，“六四”33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极力把“六四”屠杀从公众的记忆中彻底抹去。这话乍一看去说的不错，但细细想来就会发现其实没说对。因为“六四”屠杀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杀死一些人，而且还是要对广大民众造成巨大的恐惧，从而迫使大多数人放弃公开的抗争，因此它必须让广大民众知道这场屠杀，记住这场屠杀，这才能达到它的目的。“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说的就是，通过杀二十万人的大屠杀，制造出民众二十年有效期的强大的深刻的恐惧记忆，从而迫使他们放弃反抗。例如杀鸡给猴看，要是猴没看见，鸡不是白杀了吗？如果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场屠杀，知道这场屠杀的人又都忘得一干二净，好像“六四”屠杀从来没发生一样，那么，他们就不会感到恐惧，从而也就不会放弃抗争。想想“六四”前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是何等的奋发昂扬，再看看六四后普遍的犬儒和消沉，对比如此强烈。那就是因为知道“六四”的人太多了，“六四”留下的创伤记忆太深了。
不错，“六四”之后这30年，中共当局一直在淡化“六四”，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偶尔提及也尽量使用“风波”一类说法轻描淡写。看上去，中共似乎是在促使国人忘记“六四”。其实不然。当局深知，“六四”的记忆太深，国人是不可能忘记的。更何况当局也不希望国人忘记。既然如此，那么当局又为什么又一直在淡化“六四”。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呢？原因在于，当局避免“六四”话题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尤其避免“六四”以富有刺激性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因为当局知道“六四”屠杀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而公开的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义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义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当局深知，如果它听任“六四”的话题进入公共领域，那无异于把自己放在道义的审判台，那势必会激活民众的道德义愤。这就是为什么33年来当局对“六四”的话题始终讳莫如深，一直强力封杀压制的原因。这也从反面说明，我们大声地、公开地讲出“六四”，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RFA首发。
——从李佳琦直播事件说起
胡平
6月3日晚间，知名带货主播李佳琦正在直播，有人送上一块坦克形状的冰淇淋蛋糕，直播随即被卡断。李佳琦有一亿多粉丝，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很多年轻的粉丝看到直播被卡断，大惑不解，一打听才知道这个画面触犯了当局的禁忌，原来在33年前的“六四”，当局出动坦克镇压和平集会的民众。
这真叫欲盖弥彰。当局卡断这个画面，原本是为了掩盖“六四”，原本是为了让人们不去想到“六四”，原本是为了让人们不知道“六四”。结果却适得其反，它反而促使人们想起了“六四”，促使那些不知道“六四”的人知道了“六四”。
于是，境外媒体出现了一个新词汇——“李佳琦悖论”（ Li Jiaqi Paradox）。它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换言之，你要让人们不去触及某件事，你首先需要让他们知道那件事是什么事。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
这也是自媒体惹的祸，传统媒体有编辑把关。编辑们都知道什么可以发布什么不可以发布。自媒体的主播们就未必个个都知道了，或者是虽然知道但是出于疏忽大意而忘记了。
李佳琦直播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在中国，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六四”。这当然是中共当局严厉封杀历史真相的恶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都只字不提。就连中共当局去年通过的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三万六千多字的长文，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只写了两句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一共才97个字。其中没有“六四”，也没有“坦克”。
八年前，美国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发表一篇文章，提到她曾经拿着那幅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前往四所北京大学，看看有多少学生认识这张照片。100个学生中只有15个知道这张照片是1989年在北京拍摄的；不少学生认为这是在阅兵。知道“六四”的年轻人竟然如此之少。这让林慕莲很惊讶。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流动是无法阻止的。这些北京名校的大学生，只要愿意，他们完全有能力绕开防火长城；不过就算他们绕开了防火长城，很多人也不去查找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信息。再有，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和师长呢？他们的父母师长很多人都是当年的亲身参与者或耳闻目睹者，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知道的真相告诉年轻的一代。不过据我所知，是很多当父母的不肯向孩子讲。
为什么不肯和孩子讲？因为怕孩子祸从口出。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他身为父亲的纠结：“哈姆雷特开场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那是经典。但在中国这种灰不溜秋环境下，只能矮化为：‘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即使说，什么时候对孩子说，说到什么程度？也同样让人为难。”“网上曾讨论顾准生前对孩子教育的失误，他是出于爱子之心，刻意隐瞒已经看到的真相与他真实的思想，为避祸，不忍对妇雏言，以致上下两代人精神隔绝，终成悲剧。顾准尚如此，千千万万如我之普通家庭则更感为难。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即使为父不言，孩子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但问题还是存在，估计还要传代，真不知还要传多少代？”
由此可见，很多年轻人对“六四”的无知，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无知；正如很多“六四”亲历者对“六四”的遗忘并不是真正的遗忘。
不是无知，不是遗忘，是回避，是有意识的回避。
为什么要回避？因为不肯面对。因为“六四”太无耻太凶残，一旦面对必然会激发起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推着你站出来反抗；如果你害怕风险而不敢站出来反抗，那又势必使自己陷入莫大的耻辱与羞愧。因此，对于那些既不肯站出来反抗又想让良心安宁的人，唯有回避，唯有在无耻凶残的“六四”面前扭过头去——眼不见，心不烦。假装不知道，假装忘记了。
很多人说，“六四”33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极力把“六四”屠杀从公众的记忆中彻底抹去。这话乍一看去说的不错，但细细想来就会发现其实没说对。因为“六四”屠杀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杀死一些人，而且还是要对广大民众造成巨大的恐惧，从而迫使大多数人放弃公开的抗争，因此它必须让广大民众知道这场屠杀，记住这场屠杀，这才能达到它的目的。“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说的就是，通过杀二十万人的大屠杀，制造出民众二十年有效期的强大的深刻的恐惧记忆，从而迫使他们放弃反抗。例如杀鸡给猴看，要是猴没看见，鸡不是白杀了吗？如果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场屠杀，知道这场屠杀的人又都忘得一干二净，好像“六四”屠杀从来没发生一样，那么，他们就不会感到恐惧，从而也就不会放弃抗争。想想“六四”前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是何等的奋发昂扬，再看看六四后普遍的犬儒和消沉，对比如此强烈。那就是因为知道“六四”的人太多了，“六四”留下的创伤记忆太深了。
不错，“六四”之后这30年，中共当局一直在淡化“六四”，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偶尔提及也尽量使用“风波”一类说法轻描淡写。看上去，中共似乎是在促使国人忘记“六四”。其实不然。当局深知，“六四”的记忆太深，国人是不可能忘记的。更何况当局也不希望国人忘记。既然如此，那么当局又为什么又一直在淡化“六四”。避免在公开场合提及“六四”呢？原因在于，当局避免“六四”话题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尤其避免“六四”以富有刺激性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因为当局知道“六四”屠杀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而公开的政治话语总是含有道义的成分。凡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说出口的，就不能完全置道义于不顾。一个政府可以做出无耻的事，但不能公开说出无耻的话。当局深知，如果它听任“六四”的话题进入公共领域，那无异于把自己放在道义的审判台，那势必会激活民众的道德义愤。这就是为什么33年来当局对“六四”的话题始终讳莫如深，一直强力封杀压制的原因。这也从反面说明，我们大声地、公开地讲出“六四”，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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