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蒋介石：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方法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一月十日在国防大学演讲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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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2-06-30 4:12 AM 标签: 中共, 蒋介石
第一、前言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甲、“唯物辩证法”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曲解。
（一）黑格尔的时代背景及其中心思想。
（二）黑格尔辩证法应用“正反合”法则的原意。
乙、中国先哲的辩证思想。
丙、共匪将辩证法原理，普遍应用于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
（一）共匪一切阴谋策略以应用矛盾律为中心。
（二）长期反共战争所得来的重大教训。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甲、“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一）“唯物辩证法”为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
（二）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乙、“唯物辩证法”对基本法则应用的荒谬。
（一）共匪应用的矛盾律。
（二）共匪应用的否定律。
（三）共匪应用的质变律。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甲、“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无神论唯物思想最后决斗的结果。
乙、“天人合一”的哲理，为“心物一体”论的根源。
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后成败之道。
第五、结论。
第一、前言
我们今天如果要光复大陆，复兴民族，争取反共抗俄彻底胜利，那必须先洞烛敌人——共匪与俄寇的思想体系及其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并研究我们民族传统精神和我国固有哲学思想，以加强自身的思想武装，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大家首先要知道：敌人共匪之一切思想的规律和法则，全是根据“唯物辩证法”推演出来的。共产匪党对内对外的斗争，政治运用和社会运动等各方面的斗争法则，固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推演，就是他们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的。因此我们要研究敌情和对匪战法，只有从了解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则及其原理入手，才能把握其重心，窥破其诀窍，从而确定我们的对策，来瓦解敌人，消灭敌人。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及详述。现在只想从下列各点，为大家作一简要的剖析：（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三）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斯（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全部理论的基础。他的思想深受十八世纪末叶德国观念主义派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哲学的影响。黑氏生长的时代，正当该派祖师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的哲学风行一时，因此黑格尔哲学，实受康德思想的重大影响，并想补救其缺陷。欧洲当十八世纪下半期世界思潮空前激荡的时候，人类的一切经验，都从各方面汇集起来，共同反对其过去各种信仰，扩充了他们的世界观；于是传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动摇，因此造成了一个“理智”和“艺术”特别发达的时代。像康德、斐希德（１７６２—１８１４）、谢林（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和黑格尔这一班日耳曼哲学家，他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一）统一知识的原理，解决二元论的矛盾。（二）对“物自体”所生的矛盾，寻求解决之道。（三）如何证明“神”、 “自由”和“不灭”等理念。（四）探讨自然科学、道德学和艺术等所共同依据的原理。
黑格尔思想，虽然没有超脱这个范畴，但是他在这一派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他是用一种同情的和综合的思想，去解释这个理智的、道德的、美术的和宗教的丰富世界，他认为“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不超越于“实在”之外，而潜藏于“实在”之中。“精神”和“自然”，并不是“绝对”（黑氏视之为包罗万象的完整体）的两个表面，而是“绝对”所不断表现的方式。因此“绝对”，并不是“自然”和“精神”所自出的原理，它的本身就是继续演进的“自然”和“精神”。也就是说：“运动”和“生命”不超越于万物之外，而潜存于万有之中。一言以蔽之，就是黑格尔认为“绝对”即是“运动”（自然），亦即是“进化”（生命）。黑格尔于一八○七年所发表的第一部大著“精神现象学”，就是从这个“绝对”理念出发，剖析各种可能到达“实在”的思想型态。他叙述了每一思想型态的观点及其不当的地方，因而要求一个更完满的观点。黑氏名之曰“理性”，曰“自觉的理性”。事实上“绝对”和“理性”，不过为一物而异称；“绝对”的整个范畴，不但是思惟的各种方式，而且是万物存在的各种方式。这里我还要对于“绝对”的意义，补充说明一下。我国学者，对于这个名词，总是抽像笼统，含混其词，而不肯很明显的具体的指出来，我以为这不是学者研究学术的态度。所以我对于这“绝对”的意义，一定要将我的观点说明：我以为黑氏所说“绝对”，乃是“独一无二”之意，亦是至高无上之意，而不仅是指包罗万象的完整体而已。在西方来说，这独一无二的“绝对”，就是指创造宇宙万物之主——上帝（神）。若依照我们中国哲理来说，那就是指“太极”——上天（神）。这是我研究黑格尔哲学所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特别提出来，可供大家研究的帮助。
黑格尔当时将他哲学的中心思想加以发展，或散为论文，如正义哲学、历史哲学、美术哲学、宗教哲学和法律哲学等。或集为专著，如“哲学类典”、“逻辑学”等。尤其是“逻辑学”，更发表了他整个的玄学理论，总结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哲学体系，故一般人认为黑氏的全部哲学思想，实可以称之为“逻辑的观念论”。
黑氏的逻辑学，无疑的是一种辩证逻辑，即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辩证法”。黑氏因为有一个“绝对”理念，作他思想的基础，他的辩证法，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绝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他并且称颂国家的存在，是神的一种旨意，所以他是一个有神论的哲学家。然而“存在”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概念，其独自内容是空虚的。因此纯粹的“存在”，其内涵应为本身和反对两方面，正因“存在”为对立物之统一，故必然发展，而其发展亦即为其本身与反对物之矛盾和分裂。至其矛盾之解决，即为两者的和解与综合，这就是从“存在”发展为“实在”或“活动力”的过程。至此黑氏辩证法“正反合”的原则，乃告成立。依此类推，则合为 “正”，“正”又有“反”，两者相对，又复有“合”。这种“正”“反”相对而生“合”的活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Aufhebung）。宇宙万物，因不断的“扬弃”，达于无穷。所以黑氏认为宇宙是思惟的反映，思想的发展，最后必达到绝对理念，世界的演进，最后必达到理性的世界。
总之，二元论的一切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无不可以用辩证方法为之解决。黑氏认为辩证过程中的“活动力”（或“实在”），能使一切矛盾概念，变为逻辑的统一。就是说，最后的矛盾，将由“绝对理念”为之调和解决。这个绝对理念，乃一最高的范畴，也就是“存在”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这便是黑格尔要用“正反合”的辩证法则，去解决其同时哲人所共同追求的各大问题的本意。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黑格尔乃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才用“正反合”的辩证原理，作为解释历史的工具。但马克斯却窃取了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方法，去解释他所认为一个病态社会，进而曲解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一切规律。他对于辩证法三律的运用，就是矛盾律（对立统一律），是指凡事物原状为“正”，事物因有内在矛盾，而分为两个对立体为“反”；对立体有一被克服，后而产生统一，就变成“合”。否定律中的肯定是“正”，否定就是“反”，而再否定，即所谓 “否定之否定”，就变成了“合”。又如质变律的旧质为“正”，量变就是“反”，而新质就变成了“合”。可知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乃是由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原理所脱胎的产物，但是其内容与精神，几乎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共匪要利用国父三民主义，曲解为所谓“新人民民主专政”，乃采用他这个祖传移花接木、伪装欺世的卑劣手法之由来。他们是只要能达其目的，无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唯物思想的共产主义，亦可随时反转来，师法其极端敌对的唯心论者的原理，来作他理论的根据，以掩护其狡诈万恶的邪说暴行。因之我们要想真正认识敌人，必要根究他的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的由来，尤其是要戳穿他“唯物辩证法”的伪装诡计，又不能不了解黑氏辩证法的原理及其思想了。
说到辩证法的原理，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些学术，我们中国先哲远在三千年以前，如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阳为“正”，阴为“反”，太极为“合”的意思。而且其哲理，远较现在辩证法“正反合”之说，为高明而深邃得多。其他如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以及书经的“危微精一中”，以至于名家学说，即无不是现代辩证逻辑学的原理所自出。我们国父乃称之为理则学。可惜我们对于这些“究天人之际”的理则学，不但不知发扬光大，反而视之为陈旧无用的东西；结果乃就数典忘祖，舍本逐末，无怪乎共产匪徒要认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为其鼻祖的衣钵了。所可怪的，乃是一般反共学者，竟对于敌人用以与之斗争的唯一法则——“唯物辩证法”，总是闻之色变，根本不敢去觑视他，更不愿去穷究他，这是不敢面对共匪凶险，而存在一种苟免逃避的畏共心理。此外还有两种学者对于“唯物辩证法”所取的态度：其一、因为愤恨“唯物辩证法”祸国殃民的万恶思想，因之认为凡是辩证法，都是罪恶之源，所以不管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或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乃至于其逻辑辩证等名词，凡是称辩证法的，都认为是过去了的无理的东西。他亦不问黑、马二氏的学理内容或规律法则究竟有否区别？只是一味的认为是不值研究的东西，一概鄙弃不理。此外，就是认为辩证法是一服万灵金丹的心理，所以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不问其理论、信条或法则、方式、内涵如何，都以为这是它“革命行动”的金科玉律，因之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盲目崇拜不已。不过他还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而“唯物辩证法”是可以采取的，这亦可以说是一种“眩共”病。就是因为他的心理观念，已为共匪宣传所眩惑而迷惘无主了。
正因为从前我们反共阵线里面，对于辩证法有这样三种不同的心理，特别是第三种心理，已无异为共产匪徒张目渲染；名为反共，而无形中不啻已成为马克斯主义的信奉者了。于是全国的学校、社会以及军队、机关，任令共产思想毒素，到处渗透，横行无忌。就是这样，共匪乃得实现其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突变” 与“否定”的三大定律了，你看可悲不可悲？！至其前二者，不管他是存在畏惧心理的畏共病，或愤恨心理的恨共病者，这些都是消极的，不肯面对事实去研究，更不想设法来彻底消灭共产思想及其方法。但是这三者对于其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精神，都是丧失了自信心，以为我们自己文化学术的思想和方法，皆无法抵抗共产主义的侵略，几乎等于束手待毙而已。所以我屡次对干部警惕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对辩证法畏惧逃避，亦不必对辩证法痛恨弃绝，更不可对辩证法盲目的信奉；而应该要研究他的内容，明了他的原理，探究他的是非善恶与优劣所在，来决定我们应取的态度和对策。我又说：我们的干部不肯研究辩证法的诡秘，以及我们缺乏革命哲学的修养，实为我国三十年来反共战争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不过我们如要应用辩证法则的时候，应该要切戒的一点，就是我们决不能如共产匪徒那样认 “唯物辩证法”为其解决宇宙与人生哲学的一切原理，而且更要知道马克斯“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内容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务须特别注意才行，否则你就会自陷于共产匪徒“矛盾”的歧途，而自己来“否定”自己，与自己使自己“质变”了。
共产匪徒究竟是怎样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应用到他的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上去的呢？我们不妨拿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矛盾律的应用，先来加以分析。
共产匪徒们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内在对立的矛盾的。因此宇宙间的任何体系，无不是根据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所以它们在空间上，是要相互渗透，在时间上是要全程贯彻。这亦就是共匪所谓“一点两面”和“口袋后退”、“退一步进二步”等战术之由来。不但如此，而且共匪基于这个观点，它不论是教育他的干部或援引一切思想理论，它都要随时抓住敌人体系内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并基于这一差异性，使之转变为相反性，再由相反性逐渐变为矛盾性，以加强和扩大敌体的矛盾，终使敌人体系归于瓦解。
共匪还有运用“矛盾律”，以对付其敌体的另一重要策略，就如张铁君同志所说的：他在与敌体斗争的过程中，如自体居于绝对劣势时，就要暂时和敌体妥协。而其与敌体一时妥协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转变敌体注意力，化其内在矛盾为外在矛盾，以增强其自体的力量。匪党过去于民国二十六年向我政府投降时，宣言取消其红军，取消其苏维埃，服从我政府之指挥，并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实则就只是它要转移本党对它的目标。但当它内在条件极有利于它本身的发展时，它就可以将外在矛盾的目标，转变为对付内在的主敌。这就是效法列宁先与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合作，而后再企图将其消灭的故智。俄帝是不但对其国内的同盟友党如此，而其对于同盟友邦，如对我们中国而言，更无不如此。譬如说当我们对日抗战以后，他即要求与我国同盟，订立中俄友好盟约；及其傀儡——中共匪帮爪牙养成以后，他即明目张胆，背弃盟约，承认共匪，期达其整个并吞中国的目的。但倘使其对内在主要的敌人无法消灭时，则更可以与外敌妥协，甚至投降，亦所不惜。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对德投降，签订其“布勒斯特”条约，即其一例。总之，他们无论对内对外，对付任何敌人惟一的法则，就是要使他的敌人转变目标于另一矛盾上去，而避免与他自身正面冲突。这亦就是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与德国希特勒妥协合作，订立瓜分波兰条约，让希特勒向西欧发展，进攻英法；以及在一九四一年复与日本订立日俄的中立条约，史达林且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车站拥吻而别，那用心亦就是要使日本积极南进，专与中美两国为敌的矛盾法则之应用。
讲到这里，我要再举个实际的教训来加以佐证，以加深大家的警觉。譬如毛匪时常夸耀匪党战胜“敌人”，是靠着他三大法宝，就是所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我们试一回顾本党三十年来的反共历史，就可以懔然于共匪完全是将其“矛盾律”的法则，循环运用，以击败本党的。他们先搞“统战”，以利用分化拉拢的手段，作相互渗透，以分化本党和孤立本党。后来又有所谓“武装斗争”，那就是利用国军各种弱点，拚命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转移国军的注意力，以便扩大他的武装叛乱，来达到其“全程贯彻”的目的。至于他所谓的“党的建设”，就是每一次他们在行将被本党消灭的时候，乃教育其干部和煽动盲从的群众，要求与本党妥协，但他决不放弃其消灭本党的基本原则。在共匪看来，这是他们对于唯物辩证法则，在策略上运用的最大成功。
关于匪党对于“矛盾律”在策略上的运用，已略如前述。但大家还得知道：共匪的思惟过程，有一个公式，就是认为对立斗争的顺序，是由“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但有时否定与质变二律的地位，亦可交互变易的。不过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对于“否定律”和“质变律”的应用，完全是根据应用“矛盾律” 的同一原理。因此就可了解他们所谓“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律，实在都是从他矛盾律出发的；所以矛盾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其首要的地位是决不变更的。实在说：他的“质变律”，仅是其“矛盾统一的进程”，而其“否定律”亦不过是其“矛盾统一进程”的持续化而已。我们只要真正理解了他们对“矛盾律”的应用，那么对其余两律的作用，就很容易推知了。因此希望大家“举一隅则以三隅反”，悉心推究，玩索有得，务必对奸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斗争法则和战术思想，全部了解，进而拟定我们自己有效的对策，来揭穿奸匪的一切阴谋诡计，打破敌人的基本思想。这才是我们研究敌情的基本态度，也才是我们消灭奸匪的基本要领。
由以上的分析，了解共匪基本法则之后，如我们能再根据三十年来长期反共的经验和教训，来确立共匪斗争的方针，那我以为至少应该要把握住下面几个原则，方不致自乱步伐，再为敌人所乘，也不致重蹈覆辙，为敌所算了。这几个原则，就是：
（一）对矛盾律：反共组织的内部，必须单一纯洁，求精而不求多。其内部必须团结无间，决不容有任何一点矛盾或对立冲突，被其渗透分化。否则只要有些微间隙，为其渗入，那么他就可以变你之小矛盾为大矛盾，化你之小裂痕为大裂痕，以达到其从内部瓦解你组织的目的。
（二）对否定律：反共组织的精神，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否则如你暮气沈沈，滞钝麻木，甚至自暴自弃，不求精进，那你当然不能逃避天然淘汰，亦就要被自然所否定了。因为反共斗争，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力量对力量，不能稍有消极松弛、惰性怠忽，予敌以隙。尤其当你强彼弱的时候，必须不留余地，无情地彻底灭绝他、否定他，切不可姑息他、宽容他，使之重新制造矛盾，再予其死灰复燃，反被其来否定你的机会。如当彼强你弱，自量一时势尚不敌的时候，亦宁可暂时后退一步，待机报复，切勿存有妥协共存，甚至妄存靠拢求全的幻想。否则那就只有被其利用你的劣势，加强它本体的统一与团结，造成其所谓“全程贯彻”的绝对有利形势，而你亦就自然会要被其否定了。但是这样被否定，并非是他来否定你的，而是你自己去找他否定的。
（三）对质变律：反共组织的纪律，必须严肃缜密，对于防谍保密，更应防微杜渐，时时警觉，不容有丝毫散漫疏漏的地方。否则共匪就一定利用其“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公式，而演化出他各种卑劣无耻的阴谋诡计，无形中造成对你自相“矛盾”、“否定”、“质变”的规律，被其“突变而统一”了。总之，对共匪斗争，无论在军事或政治与社会上，以及无论在什么时地上，决不能和共匪存有一点共存和合作的心理。须知共匪是兽性的，亦是奴性的，而绝无人性的。我们对于禽兽，决不能以普通的人情或常理来判断他、希望他。我们反共组织，对共匪的组织以及对他的行动策略，亦只有应用其“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来反击他，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惟有如此，乃易使之自相矛盾对立，使之自己否定自己，而至其质变灭绝为止。亦惟有如此，方可摧毁其共产匪党一切理论和行动所依据的“唯物辩证法”的诡诈方法。而且必须如此，方能消灭国际共产赤祸，求得世界永久和平。
这几个原则，是我研究对共产集团谋略战所获得的结论，也是我们进行三十年反共战争所得来的血的教训。过去因为大家没有认真研讨，确切运用，更不注意这个法则，去熟筹对策，反击敌人；结果处处为敌人乘虚抵隙，坐令共匪对我“扩大矛盾”、“制造否定”、“加速突变”，致使我整个大陆为其窃据，革命事业，几致中断。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非彻底湔雪，不能赎回我们的绝大罪愆。务期大家以痛定思痛的心情，对自己的缺点，切实检讨，力戒再犯；对敌人的阴谋，时刻警觉，悉心研究。人人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那么我们的反攻复国战争，乃自可以转败为胜，终底于成了。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马克斯创立“唯物辩证法”，他曾经自供说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抛弃了他神秘的外壳”马克斯所谓“抛弃了”黑格尔的“神秘外壳”，乃是指 “黑格尔认为思惟底过程（黑格尔称之日观念），乃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而现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外衣。”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和他的全部哲学体系，即令其有不合逻辑的地方，但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和它的外壳，是无法分开的。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若必要说是他抛弃其外壳的话，那毋宁说是他抛弃其核心，而采取其外壳，更为实在些。不过我所称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只对其辩证的方式而言。简单的说：就是采取其“正反合”三段辩证法最简单而最容易学习和了解的思惟法则。尤其是我们革命军人和党员，在策定对敌斗争方案和拟订各种作战计划时，就是要以我为“正”，以敌为“反”，而以敌我双方主观客观的情势、地位、力量（质量数量），以及空间、时间等优劣条件，与轻重缓急先后的程序，互相比较分析，综合起来，重加审研判断，然后策定一个合理正确的方案为“合”。这完全是思惟方法三段落的最普通应用的法则。尤其是我们从前一般干部，无论他是军人拟订一个军事作战计划，或党员拟订一个政治斗争策略，往往只注意自己本身主观“正”的方面条件，而对于其对像和客观，就是“反”的方面各种条件，多不加注意。所以其所拟订出来的作战计划或斗争策略方案，多不切实际，不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是我们从前革命教育，不研究思惟法则，亦不注重思惟的段落，所以一般干部对敌作战，最多只是知己，而不能知彼；亦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他对敌斗争的行动，亦就要败多而胜少了。如果你拟订计划或策略，只重主观，而忽视客观，那你对“正”“反”两方面不能去切实比较，如此你对敌我双方力量和行动，皆无从真正估计，亦就无由算起；这种无算的计划，或没有估计的策略，对敌作战那有不败之理？这就是孙子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道理。这是我们对共匪斗争，不研究思惟法则及其段落重点所在的一个最大弱点，亦就是我们拟订计划，不注重客观条件所最吃亏和失败所由来的重大原因。所以我对革命干部教育，始终主张要采取黑格尔辩证法的本意，亦就在他思惟方法的三段落的这个法则而已。而且对这三段落中，特别注重在“反”的一个段落。就是要唤起一般干部在一切计划作为时，非特别重视对像和客观的条件不可的意思。至于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精神和理论，即使其辩证法的内容和原理，那也还是与我个人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我始终认定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纯粹的唯心论，尤其是他的矛盾统一观，并不足以概举世上万事万物发展的真实形态。所以对于他的思想，我是很多不能同意的。然而他那“绝对理念”的出发点，无非是导人于穷理致知、求真求善的这一方面；而马克斯背天逆理、贼仁害义的唯物思想，乃是完全与他背道而驰的。一般学者多以为辩证法乃是以矛盾与斗争为骨干的邪恶哲学，故认为黑、马二氏的哲学思想并无二致，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不能以其二者所取的法则与方式相同，乃就不问他们学术的性质原理及其思想动机与目的是否相同，于是不分皂白，就认他们为一丘之貉。我以为这不是研究学术的态度，乃是一种武断，亦就是我前节所说三者中之第二类（痛恨辩证法的恨共病）的学者，这亦就是我们中国学者所最容易犯的一般通病，我以为应该要特别注意矫正的。
我前在上海星期评论社时代（民国八、九年）再三指出：我们如要学习辩证法的思惟法则，就应该以黑格尔辩证逻辑为根据才行。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方法，如果学得不好是很危险的。何况恩格斯亦明言他们“唯物辩证法”已不是其思惟法则了。至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很清楚的说明其辩证法为“思惟与实在的合一”，自认其是思惟法则的范型。但是共产匪徒实际上至今仍以他的“唯物辩证法”为其思惟法则的惟一教条，这是大家不可不加以注意研究的。今天我们对共产匪徒一切言行，都要面对现实，来注视其究竟，决不能以他们所谓：“辩证法不是思惟方法”的示意，因而就相信他们一切现实的行为，亦果真都是如此了。不然的话，那对共产匪徒的言行，未免是太轻信、太天真了。我总以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论其在西洋哲学上的地位如何，亦不论其辩证法是否已成过去，但其在今日反共战争的思想上，如我们果能虚心研究，尤其是能把黑、马二氏的学理思想及其性质内容，切实比较，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反击，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这是我们反共思想战的过程中，有其重要地位的。如果我们反共学者，能将黑、马二氏的学说整个研究，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他日对我这篇讲词有所指正和补益，那正是我朝夕所切盼的。在此我还要重复的肯定地说：黑格尔与马克斯的哲学思想完全是相反的，而马克斯所采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决不是核心，而仅是其外壳。如其不信，我们就可引黑氏的话加以反证。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的主要基础，为“诸种规律的领域”。他曾警告人们说：“现实是统一的（或一致的）领域”。因此他镇重地指出：现实是内部和外表的一致，是矛盾的一致，从而认为外表就是实质的表现。他说：“外表就是自身实质的开展，所谓实质，正就在于自身所开展出来的东西。”（见黑氏著逻辑学卷一）
若再用黑氏自举的例子，来证明核心与外壳为一不可分的一致体，那我们就可以黑氏所说花朵和果实的关系为证。他说：“花朵开展的时候，芽瓣就会脱落；也可以说，芽瓣是被花朵所排挤掉的。同样，当果实出现的时候，花朵就成为虚构的存在；代替花朵而起的果实，也就成为植物的真理了。这些形式不仅互有区别，而且因其不能互相调和（暂时过渡性），而被辗转消长。但是它们的过渡性（即暂时性），同时亦使它们戌为有机的和一致的相关元素。在这个一致体中，它们不但各个不相对抗冲突，而且彼此需要，这种彼此需要各不相抗的必然性，就组成了整个宇宙的生命。”（见黑氏另一著作精神现象学第二页）我只要举出黑氏这几段意思，就足以证明：黑格尔辩证法是绝对没有外壳和核心之分的
因此，马克斯所谓继续发展了黑氏辩证法一类的欺人自欺之谈，正是他歪曲黑氏理论的一种遁辞。譬如马克斯说：“对于我，观念的东西，只不过是移植在人类头脑，并且在其中改造过了的物质。”这难道是黑格尔思想的引伸吗？事实上，黑格尔是绝不承认观念可以移植的。马克斯的信徒恩格斯也曾指摘黑格尔说：“世界上现象的真正联系，完全被他（黑格尔）头脚倒置了。”马克斯只认“一切意识为物质的反映”，这完全是中国告子“以义为外”、“戕贼人性”之唯物论的诡辩，所以孟子指斥他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的蟊贼。大家须知：宇宙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完全视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借精神价值，无法解释，亦无法成立其辩证的。因此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却正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学说的自身。故黑格尔的辩证法则，虽然是从矛盾出发，但他不过是要求从矛盾到统一。可是马克斯却认为：“统一物的分裂是辩证法的基本”。他们把黑格尔的矛盾归于统一的观念，完全歪曲过来。察其用心，当然不在统一矛盾和解决矛盾，而在使世界的矛盾，尽量扩大，人类的斗争，永无止境。最后就是要使人类根本丧失人性，成为毫无良知和灵觉的禽兽，好让共匪永远牵着鼻子来跟随他做奴隶罢了。
“唯物辩证法”的祖师马克斯，虽然很机巧地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为后来共产匪徒建立了整套的唯物思想的法则。但由于马克斯理论根本否定了精神和人性的价值，更不承认其有神与天以及生命的存在；因此以“唯物辩证法”为一切法则的共匪，其生活、行动、策略和斗争理论，都是充满了物欲、夺取、清算、压制，再加上他残忍、暴戾、阴狠和灭裂的兽性，自然是要遍地血腥了。换言之，共匪的理论和他的人生，都是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只认物质和强权，斗争复斗争，矛盾再矛盾，质变再质变，否定再否定。如此最后非斗争至只留他共党头子一人孤独存在不可的境地，你看这是什么境地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所以到了后来，史达林以为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必将会应用到共产党本身及其个人上来了。所以他不能不背叛其祖师的定律，而加以否定，特创造其所谓“不断运动，不断更新”的新法则，来替代其“否定之否定”的定律。可惜他的信徒们至今仍在运用其“否定之否定”的祖传定律，尤其是国际共产匪徒，对这一教条，已成为其牢不可破的第二天性；即使它要勉强改变，事实上亦不是容易改变得过来的。大家更须知他们“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错误，全在其所谓中心定律的矛盾律。第一矛盾律的始终对立、冲突不已的法则，如不能彻底取消，那其他定律无论如何改变，亦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的了。这些万恶的定律，我以为到头来非至他们自作自受不可，这就是我国古训“自作孽不可逭”的一定道理。
大家知道：世上人人所需求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实其真善美的有目的之生活，与有意义之生命。我以为人生乃就是有目的之生活，和有意义之生命，两者配合，而成为其整个的人生。这生活与生命如何能够充实呢？那决非只是物质一方面所能获得解决的。而且今日匪区的物质生活，如其非过着奴役和禽兽的生活，即是挨着饥冻和死亡的生活，那还谈得上什么真善美的物质生活么？而且人的物欲是无餍的；所以物质的生活，即使如美国那样的生活程度，亦永不能解决其人生真正的问题。这就可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质以外，还有更重要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生命所在。并且这生命的绵绵不息，所谓“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而永不中断的，这才是我们人生中真善美的最高生命。但我们该要知道这生命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如何？我以为必先有了这样最高生命，才能充实我们生活中至善、真实、美满的高尚生活；这真善美的高尚生活，决不是单指华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乃多是指自由康乐的精神生活而言。实在说，这就是我们民生主义所要求的生活目标。试问像“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否定”和“质变”定律中的人生，他所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岂不是终生终世无时不在“冲突”“否定”和“质变”的仇恨斗争，和奴役死亡之中过活么？这种生活，究竟谁能长期忍受得了？这种生活是否为人人所需求的生活？这种生命是否为人人所企望的生命？这种仇恨斗争的生活，是否即是你生活的目的？这种奴役死亡的生命，是否即是你生命的意义？我以为除了共产匪徒头子以外，凡是稍有天良和人性未尽丧失的人们，如其一旦能有人来反问他们的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以及其人生前途究竟如何？那他自将为之恍然大悟。若再将其唯物主义者，过着这种仇恨斗争奴役死亡的活地狱生活，和他们苦海无边的人生前途，加以一一道破，并指出其本然的良知良能所在，那我想没有匪徒不以其回头是岸、脱难苦海为快为乐的。因之我们今后反攻复国的使命，不只要拯救大陆同胞的身体，而且还要拯救共产匪徒的灵魂，指示他的觉路，启导他的迷津，这才是我们反共斗争的基本任务，亦就是我们反共斗争中基本生活。这种生活，亦就是西方所谓“得胜的生活”。我们由此就可知道：共产匪党荒谬虚妄的邪说，他所推演出来的各种邪恶，亦就是制造其本身不可救药的绝症。只要一旦将其“唯物辩证法”的谬论予以戳穿，那共匪所应用的基本法则，乃就可不攻而自破了。现在我要再举一些实例，来依次指出共匪对于辩证法三律应用的荒谬及其狂妄的程度。
（甲）先论共匪应用矛盾律
共产匪徒说：“如果把任何一个现象，看作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那它就能被了解，被论证了。”（史达林语）这自然是对于他矛盾对立说的一种引伸，因为一物为他物、一现象为他现象所“制约”，就是承认一切事物，均有其内在的矛盾，而永远无法协调和谐。可是天下万事万物，果真是如此吗？
在我们看来，天下一切事物，固与其周围现象有密切关系，但其根本都是彼此协调、和谐而并行不悖的。它们不需要经过矛盾统一的机械式的过程，其本身自具有一种“中和”的本能，来求其均衡发展和互不相害。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的谐素，却根本否认了以胁制或暴力为出发点的 “制约”行为，和他永远矛盾的现象。
我现在只引他共产匪徒自己所说矛盾的例子，来反证他的矛盾。就是他们以两脚走路为例。他说：“两脚走胳时，不仅是前一个脚和后一个脚的矛盾，而且是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了的矛盾；不仅是一只脚前半只踏下去时，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的矛盾，而且是同一只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就在离地的矛盾。”你看像这种矛盾律的说法，那里是根据什么哲学的观念呢？大家都知道走路，前一只脚是向前，后一只脚也是向前，这其间有什么矛盾存在呢？要有矛盾，那除非是前一脚在向前，而后一脚却要后退，像“拔河”一样，一个要向东，一个却要向西，那才说是矛盾。然而走路会不会有这样的走法呢？再说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或者说前半只脚踏下去，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甚而至于说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又在离地，这里所说的“同时”就有问题。所谓踏下去和提起来，着地与离地，单以一般的动变观“濯足长流，抽足复入，已非前水”的意念来说，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可以分开踏下去，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不同的时位，这个时位，既为先后所分开，就谈不到“同时”，也就瓦解了矛盾了。何况踏下去与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也都是向前，并没有倒退的现象发生，所以也并没有矛盾。又何况着地与离地，都只是一个相对活动的形态，并不是说着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离地的一部分，或者说离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着地的一部分，这里面又有什么矛盾？所以说这种矛盾观，是可以丝毫不加思索，就知其是为荒唐无稽的怪诞。
（乙）论共匪应用否定律
共产匪徒们因为相信“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惟具有最普遍最扩大作用的发展法则。”（恩格斯语）因此肯定：“自然界中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和发展，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史达林语）。基于这一思惟法则，共产匪徒遂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斗争，互相残害，一个否定一个的。在他们看来，“否定”是本质发展的契机。那就是说：对立物的统一自身之中，所具有的否定性，克服了肯定性，而完成其自身的否定。他们所举的一个得意的例子，就是所谓阶级的天然不断斗争，最后必归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因为矛盾不断存在，所以必须不断斗争，不断否定。马克斯说： “人类的一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但我们国父说：“人类之所以进化，并非由于阶级的利益永远冲突，而是由于彼此利益的终相调和。”这是国父批评马克斯只看到社会病态的一针见血之论。
至于共匪所谓“自然界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更是似是而非的妄诞。因为自然界中，虽然常常见到消长荣枯的生理现象，和得失成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宇宙间必不可免，亦必不可无的新陈代谢作用。同时人类看自然宇宙，并不注重从“一一分别存在的个体物”去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化生发育的流行整体，那才能真是被了解、被论证了。
谁都知道，宇宙是无一时一刻不在运动的；然而宇宙虽在不断地动变，惟其有一绝不动变的法则与规律，同时存在其中，而无法否定的。这法则和规律，我们可认之为天体的轨道，所有宇宙星体都是循着这轨道运行，而且是永不“越轨”的。由此可见“天行有常”、“周行而不殆”了。大家都知道：四时之变，昼夜之分，是由于地球公转自转的缘故。有了这种规律性的动变，才有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现象，也才有昼起夜伏、朝作夕息的生活规律。而这四时运行中虽有寒暑冷暖、昼明夜晦等相反或矛盾的现象，但其相反的目的，乃是为了相辅相成，也就是为了继续不断地运行发育。
共匪在“否定律”上，却坚决反对中西哲人所认定的循环式的周流原理，他们以为宇宙间一切相反的现象，都是相拒相克，不断地“否定再否定”的。谁亦知道这完全是悖离真理的谬论。我们国父批评共产主义为陈腐，为不合于科学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最后，史达林硬想要改变这个定律，但终未能改变成功。
（丙）论共匪应用质变律
共匪的质变律，是用来说明事物的发展。他们以为新事物的发生，决不限于同一事物单纯的量的变化，故“质”与“量”的问题，同时提了出来。他们以为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时，“量”还是“量”，但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才有“质”的变化。“量”的变化，是渐次的连续的变化，“质”的变化，却是突然的飞跃的变化。因此共产匪徒说：“应该把发展过程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它是由旧质态发展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史达林语）。自然我们并不否认物种的进化，是“由简而繁，由微而显”；但绝不承认共匪的“质变一定由于量的渐变”，及其“质变是循着规律式进行”……等谬说。在下面我又要举它们共产匪徒自己所说质变的例子，来反证他们幼稚和无知得可怜的程度。
共匪为佐证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谬说，乃以雷峰塔倒塌为例，说塔的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这是量的变化；而塔因砖石被人搬得太多，于是倒塌，这就完成了质的变化。
于是就知道它们所谓量的变化，就是指砖石，所谓质的变化，就是指宝塔来说的。如照常理来说，若单就塔而言，那么塔就只是在随时可能倒、将要倒、一定倒的“动变”过程中而已。这种“动变”，就应该仅仅说是质的变化，不能算是量的变化。但如就砖石来讲，虽然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可是那搬走的还是砖石，搬走只是量的变化，却谈不到是质的变化。
至于塔的倒塌，也就是塔的被否定；砖石被搬走了，并不曾在塔的故址，产生新塔。那么这就只完成了第一否定，那里去再找到第二否定——新塔的重建和再倒塌呢？
共产匪徒所说“发展过程应该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我们观察某些事物的发展，自不否认其有这样现象。但决不能说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的。只就本节所举的塔倒为例，试问塔倒了，不惟塔的新质不存，即塔的旧质亦归于乌有了，这样让塔如何发展，如何前进，又如何上升？
至说塔的质变，亦如水之成禾，同样是受着外铄影响，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矛盾斗争才倒塌的，它是由于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故塔的倒塌，即为一天天的渐变原故，而非跳跃式的突变，更不是由于内在的矛盾。何况塔的存在，显然是存在于砖石的溶和综合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上的；塔的倒塌，才是倒塌于其依存关系的根本瓦解。因此这个塔的倒塌，是无法被解释为内在矛盾的发展，也无法能被解释为“突变”的了。于此更可反证共匪“唯物辩证法”的各种规律，是最不合科学的东西，而他犹自称其为科学的“辩证法唯物论”，岂不可笑之至？
我在此还要补充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斯党徒对“质变律”的观点，是有其完全不同的所在。我认为黑格尔从理性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其目的只是在于怎样发现对立物的“活动力”，如何在使世界事物推向进步的历程。但是共产匪徒从斗争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它们所看的就只是统一物的分裂，亦即物质的衰败和灭绝的一面。黑格尔原来认为“量变成质，质反过来又变成量，每种事物都是由量与质来决定的。”所以量与质是统一体底两方面。同时黑格尔虽然认质变必经由突变，但他所谓突变，亦即“渐次性的中断”。这说明黑格尔所体认的质变，只是生机的潜蕴；所谓突变，亦不过是生机的发露或转变而已。自然这已经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态，而仅为某些事物发展的变态。但共产匪徒却就应用了黑格尔这一观点，把“量变”看成了大规模的掠夺，把“突变”看成了是内在矛盾不绝地增长，终于酿成的“爆发”；而马克斯和列宁则更率直的认为“暴力革命”，就是“突变”或“中断”的表现。像这样的质变和突变，那就不特是他始终朝向败坏和衰颓，而且必然会对着毁灭和死亡的道路上驰进了！总之，共产匪徒所以要假借黑格尔的矛盾律，只是要为它所制造的阶级斗争找论据；它之所以要假借“质变律”，只是要便于遂行它的暴力和诡谋；它之所以要假借“否定律”，也就只是要否定人性，以便于其制造仇恨斗争而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他们利用歪曲了，由此而推演出来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三律，自然更是完全悖离真理与人道的谬论。我以为这是黑格尔当时所万想不到，他的辩证法，会给共产匪徒倒栽葱式的诬蔑和利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是黑格尔的罪过，亦不能说是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是一样的邪恶哲学，且就认其为一丘之貉了。这是我们研究辩证法时所应该明确辨别的。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在对敌人思惟法则加以概略的说明之后，我还想趁此机会，将中国正统哲学的传统精神，为大家作一简要的提示，使大家今后在研究敌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法则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我们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摧毁唯物论者的妄诞，那必先要了解“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篇里，讨论“天与人与心的问题及其关系”一节中，已经有简要的讲解。并说明哲学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说：“良知即天也”。黑格尔所说“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之“自然”，亦就是指这个“天”。我又说明哲学所指的“心”，亦不是指生理学上躯体内的心脏之心，而乃是指天理发生处，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的“灵心”之“心”。阳明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了。”这亦就是黑格尔所指“理性”和“自觉的理性”。因之就可知一个人只要其能“存天理、去人欲”，就可以与“天”合一。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一个人只要真能做到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我们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乃是承认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认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这个观念，自然和共产匪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然则天与神究竟是什么？其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曰 “上天（神）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诗经大雅说：“无声无臭，昭事上帝（神），上帝（神）临汝，无贰尔心。”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与“天人合一”的证明。不过中国哲学思想的尊天事神，决不是如后来世俗迷信之徒所认为“活神活现”的菩萨，而是为了确立我们人的精神价值，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因此“天人合一”观念，实在就是尽量提高人的价值。所以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体认中国正统哲学思想的起点，也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关于这个“心物一体”问题，过去我已历有阐述，在此只是特别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反唯物的，同时也不是遗弃物质，而空谈精神的唯心论者。
何以说“天人合一”的哲理，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其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着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综合上述，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这个观念，自然“视心重于物”的。惟这“视心重于物”的观念，正是“心物一体”论的特点所在，亦可以说，这是“心物一体”论的原则。所以 国父常说： “精神要物质相辅为用……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本人亦常说：“战争胜负的因素，关于精神方面的，至少为十之七，关于物质方面的，最多为十之三”。由此可知心物一体论，并不是心物并重论。惟恐有人误会我过去“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的话，就将以为有了语病，我以为只要不“视物重于心”，那这句话仍无妨碍的。不过心物一体论，虽“视心重于物”，但他决不是唯心，而他总是心物并提，绝不忽视于物的。尤其是他特别重视于“行”的方面。而且他的“行”，是“视天下人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人之溺犹己溺”，乃以开物成务，卫国保民为己任的，决不是侈谈玄理如黑格尔的惟心论者所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心物一体的传统思想，就很自然的超脱了“唯心”“唯物”的圈子，而自成一体，崭然独立于世界。于是哲学思想界，亦因为中国哲学有了这个特点，中国高尚文化所独有的精神价值，更为举世所公认了。大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就更应该了解；惟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论者，才能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心立命，生死不贰。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故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生死取舍观念，更能够彻底了悟。孔子曰：“死生有命”。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信国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又曰：“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由此可知，凡是了悟我们“天人合一”的先圣往哲，以及历代民族英雄，临大节而不变，当大难而不苟者，都是有得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致。这就是因为他内心有了主宰，所以能够生死以之，险夷一致，自不为任何威武所屈，外物所诱，更不为这些“矛盾”“否定”与“质变”等邪说所动摇。
但是大家不可认为这“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的意义，就会陷入宿命论与乐天论的观念，以致一切工作更形消极而反障碍了积极奋斗的革命精神。亦就是因为大家从前抱有这样一种顾虑，所以明知“天”与“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虽是我们要保卫民族固有文化的革命教育，亦不敢再谈“天”与“命”了。殊不知共匪就是在此找到了我们这个心理的弱点，乃特指之为顽固封建或不民主、不科学的唯心论者，使大家对“天”与“命”更讳莫如深，连提亦不敢提了。其实这传统哲学，乃是共匪所最怕的武器，所以他不遗余力的总想要摧毁它，并要设法使与他敌对的人亦不敢再去运用它。不料我们适中其计，果然为其心理作战所击败，乃以敌人所好者好之，敌人所恶者恶之。敌人说：这是顽固、这是封建不中用的东西；大家亦应之曰：这是毫不中用的东西。敌人又说：这是不民主、这是唯心玄学、不科学的东西；大家且应之曰：这是最不民主、最不科学的东西。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先将你这精神武器，自动的解除下来，而你所有的军事武装，亦自非至全盘瓦解不可了。事到如今，而我们大家仍泰然曰：“天”与“命”是封建顽固的东西，是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竟毫不有所觉悟；而各人口中，还是说要反共抗俄，要求得胜利，你看天下可悲可怜之事，孰甚于此？
至于说“天”与“命”，就会陷入一种宿命论的顾虑，那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彻底研究，一知半解，认识不清的人，才会犯上这些毛病。大家应该切记中国“人定胜大”，与“君子以义断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张载语）的古训，以及“尽人事，听天命”的两句话头。因为我国“天人合一” 的哲学精神，是首在尽我做人的天职与本务。所以西铭说：“干（天）称父，坤（地）称母，子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人）。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亦就是今日我所常说的：“天地父母，生了我这样一个人，必须为国家民族与人类服务尽责。至于其结果的成败生死如何？乃可听之于天。” 这就是我们中国“尽其在我”，而决不为宿命论的命定观念，来放弃其人生应尽的职责。故凡是其能彻悟“天人合一”有得于心的人，只有更知“主敬立极”，“自强不息”，发扬其良知良能的天性；坚定其自信心，倍增其责任感，一视其义理所在，而置生死得失于度外。所以我们今日革命，自信其反共必胜，复国必成，又信其汉奸必灭，侵略必败者，实以此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世世相承之传统精神，乃是历千秋而不易，更万世而不变的确证，这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最后胜利的左券。
余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革命环境的空前逆转，更不能不致力于革命成败与存亡生死的根本问题之探究。所得的结论，是益信革命哲学的确立，实为革命成功的基础；而革命哲学的修养，又为革命者成功立业不可或缺的条件。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中国革命哲学的传统精神，力行革命实践的信条，万众一心，百劫不磨，以消灭朱毛共匪，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
现在我要说明我们平等、自由、博爱以仁为本的三民主义，与他们共匪“矛盾”、“否定”、“质变”以恨为主的共产主义唯物论者的斗争，其最后胜负成败必然的道理。有人以为今日共产极权与自由世界的斗争，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有人说是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然我以为这种说法，最多只道及其内容一部分，并没有谈到其整个问题的中心。而我则认定今日世界的斗争，不论其战争的形式或战争的名称为何，而其实质与精神所在，必为真理与罪恶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这不仅是今日对邪恶共产战争的本质如此，而且自来战争，其本质亦都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即使是过去的宗教战争，亦莫非如此。因为宗教亦有善与恶、正与邪之分，并不都是真理与神圣的宗教。故宗教的战争，并不能说就是神与神、真理与真理的战争。应知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主宰宇宙的神亦只有一个。所谓宗教战争，在一方面的宗教来讲，亦就是正与邪、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换言之，就是“上帝与恶魔的战争”。而且今日的马克斯主义，已成为一种邪恶的宗教了。至于不属宗教的其他普通战争，与凡以强权残暴者，发动侵略战争，无不是违反真理，扩张物欲，而忽视天理与人道的战争。于是反抗侵略的一方，自必顺天而应乎人，只知其真理与公义所在，不为强权所屈，以尽其天职。故其本质，亦无不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不过世人习焉不察而已。
那么这两者战争究竟是谁胜谁负？我以为其胜利必然是归于“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反唯物思想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乃是绝不容疑的。但是我们民族文化承认“天”与“神”的传统精神，乃是深信宇宙真理，必有其主宰为之统摄万物，而“绝对”存在的。这亦就是黑格尔“观念辩证法”所欲证明的道理。惟此并非只是黑格尔德国哲学家所要证明的问题，而亦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对于其文化精神，及其根本思想，所要求彻底了悟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我们今日如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其一个彻底的解决，这实为今日反共斗争中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倡导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独对于其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根本问题何在，则不加研究，而且始终置之不问。现在西方民主制度及其科学越是发达的国家，而其对于宗教——上帝——神的信仰，亦随之迫切；无论他们的政府、社会、学校、旅馆、家庭，乃至于军队，至少都存有一本圣经，无论男女老幼，其每人都有一句“但愿上帝旨意成功”的传统口号，不论其生活饮食和议会祷告，都不肯忘了这句口号。亦不问其是哲学家、科学家，尤其是一般天文学家，无论其发明“由星云螺旋运动造成宇宙”的学说，但此星云究竟如何能起此螺旋运动？及其星云的如何造成？乃又不能不归于“自然”或“自然法则”代之解说。试问此“自然”或“自然法则”，与我在上面所说的“天然”与“自然之天”，是否为同一本源？还是尚有其他科学的道理？此固属於哲学范围，然亦由此可知，只有哲学，方能穷究宇宙真理和阐明宇宙本源；而其科学的终极，仍非借助於哲学为之补救不可。不过哲学如无科学穷理求是为之证实，则其哲学亦终成为盲的玄学，而无由发展。所以天文学家以及一般理科学者，其学问研究越是高深的，而其对于宇宙，只有一位主宰——上帝存在的信仰亦更是虔诚。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实说，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即使他们学者自己，不论其为教育家、政治家或社会学者，都不能不承认其国家社会之进步，以及其民主科学之发达，乃是由于其基本教育与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为其唯一基础。
法兰克在所著“爱因斯坦生活及其时代”一书中曾称：爱因斯坦亦认为物理学虽由其经验的事实归纳而成的，但又认为理论的建设，决非仅由实验事实所能究明，而与演绎的数学相同，必须自适当的思考中引导出来的。他对于宇宙万有的见解，以为在自然界有森严的秩序存在；在这秩序当中，正可见到莱布尼兹所谓“预定和谐”。他这种对于自然结构的惊异，乃是一种宗教的情绪，也就是促使他立志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最大动机。是以他在理论的探究中，力求其内容纯粹而明确。他说：“物理学者的最高工作，是先求发见最普遍的根本定律，然后由理论的演绎，以明了宇宙的真象。但此等根本定律的发见，与任何理论的阐明，只有依赖其直观的方法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他并且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我以为爱因斯坦这两句话，真是阐明了美国今日民主与科学发达的总因。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既要仿效他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发达，来求我们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而为何对于他们民主与科学的根本问题，都不愿一顾，甚至对于我们本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亦弃如敝屣，不肯回顾反省一下。如此虚有其表的民主与科学的皮毛，而没有精神的躯壳，乃欲求其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岂非缘木求鱼？不仅如此，且其后果必将如孟子所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了。
所以今日俄共窃据大陆，我们国家遭受到这样无穷耻辱，人民遭受到这样空前的浩劫，我以为原因就是在此。不过这只是造成今日恶果的重要原因，而并不是说此次大陆沦陷，亦要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话；而且“五四”运动对于我们当时的国民革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并不是要批评其运动本身的成败得失，乃是研讨那运动的口号与标帜，对于立国的基本精神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影响所至，以及其因果重要关系，不能不明白地加以指正。但是这种重要的因果，我们大家至今还是懵懵懂懂，糊糊涂涂，并没有感觉到这基本问题的急切需要，亦不愿面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彻底检讨，而仍旧马马虎虎，要想以“五四”运动没有灵魂的口号，来求得反共抗俄的胜利，这岂不是“藉寇兵而继盗粮”？这种口诵西方文化，心慕西方制度，而其事实与行动，莫不步尘于俄共之所作所为，几乎是亦步亦趋，真所谓“随着俄共音乐而跳舞”，你看可痛不可痛？！
尤其是到了今日，还有些人畅谈其中国文化之特色为无宗教，中国传统思想为无神的论调。当然我国自周秦以来，各种学说如唯物论、无神论等杂说纷纭，所在多有；但其自认为正统哲学思想的人士，我从未闻有这样论调。我以为这种论调乃起自民国八、九年以后的事（当时究竟是否受苏俄共产国际间接宣传的影响，姑且不论），在我少年时代，即民国以前或民国初年，都没有听见这种说法，我对此乃不得不辞而辟之，因为这是民族文化的绝续与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亦是我最大的责任所在。现在先要对中国文化无宗教之说，加以研讨。我以为此说是并无根据的。若是你只说中国儒家非宗教，就以为中国全无宗教了，那我以为是不可这样武断的。汉唐以下，外来的宗教如景教、释教、回教等，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国的宗教，固可不计，但我们至少不能不承认道家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宗教之一。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多不信道教，但不能说因为你不信道教，它就不是宗教了，这显然是于理不合的；而且道家的哲学，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文化之一。至于明代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一般学者只接受其科学的学术，而不肯接受其宗教的信仰。这就是当时学者，认为中国自己已有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当时当然指儒教），所以表示拒绝其“异教”的态度，但不能说这就是中国无宗教或无神的论证。不过当时亦有很多学者与重要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了。所以说中国思想根本是无神的这句话，我可肯定的说至少我个人绝对不承认有这样思想。
若说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只承认有天而不承认有神，那更说不通了。我只须引述经书中最浅近，而人人所知道的“祭神如神在”一句话，就足够证明中国文化不是无神的。其他关于经史中所说敬神与信神的话，更是指不胜屈了。那么所谓中国思想根本无神的话，亦是并无根据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国家，亦是敬神的民族，不过中国没有指定某一宗教为其国教而已。这就是我国的“信教自由”，亦就是我们国情的特色。乃是我们民族性崇尚自由和爱好自由的确证，但不能因为中国无国教的关系，就认为是中国无宗教了。希望我们反共志士，认清这“天”与“神”的观念，以及其宗教的信仰，都是反共的精神武装中最精锐的基本武器。我们切不可为敌人俄共卑劣宣传的烟幕所笼罩，而受其暗示的影响，它说无神，我们亦就说无神；它说中国是无宗教的，而我们也就自认为是无宗教了。这样下去，到了最后，势必他说什么，我们亦就跟着说什么，那是危险极了。这是我们人人所该警觉的。
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此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亦无论你对于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并且他是无时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我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天人合一”的哲理。这哲理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历五千年而不变的传统精神。大家更应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乃是打破其中古的黑暗，而为发扬光明的时期，认为这是其古典精神的复活，人类乃自束缚中得到解救的时期，亦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达的根源。虽其学术思想之新旧派系有所不同，但其对于古典精神之追求与人性根源之探究，要以人置于正义与理性的世界之中，则其目的无不相同。尤其是古典精神的复活一点，更应值得吾人之重视与借鉴。大家是否看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其为文化倒退运动？抑为追求真理、启导科学的运动？对其当时古典精神复活运动，其为封建复古运动？还是西方民主自由的发展运动？这是不待辩证的历史，且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自可不言而喻。我希望我国一般新文化人，对此能够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决心复兴民族的话，那必须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唤醒我们民族的灵魂，恢复我们传统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求得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自由；亦惟有如此，才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且这样与唯物思想的无神论、弃本忘祖的共产匪徒斗争，亦必更具信心，更有把握了。
第五、结论
现在我要将全篇要点，整个的综合起来，对共产匪徒“唯物辩证法”与我们民族传统哲学思想概略的分析，作一总结。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他这段话的要旨，亦是为驳斥当时唯物论者告子等诐淫邪遁的各种诡辩而说的。我们今天对于共产匪徒的“唯物辩证法”内容和要点，既经察觉之后，就可知道其欺世害人的“法宝”，原来不过如此；那我们对于反共抗俄的战争，自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
总之，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定宇宙一切，都是和谐并行，相辅相成的，不过我们亦不否认宇宙事物亦有其对立冲突的存在；但这是事物一时的病态，而不是事物永久的常态，亦不相信宇宙事物是彼此“制约”、始终“冲突”的。如果“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律”，所谓对立物是始终冲突的诡辩，要来与我们“中和位育”的真理相抗衡、相斗争，那他真是不堪一击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根据精神不死和真理永恒不变的原理，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律”，其荒谬诡辩的破绽，必将暴露尽净。大家须知，共产党徒最怕是面对真理，而其惟一的方法，就是闪烁迷离。我们只要能以真理正义对他，那他就必无所遁形，如其不悔悟投诚，自必被真理所消灭，再无幸免之理。但是我们认为事物，亦只有其倒行逆施，丧心病狂，如共产匪徒那样的东西，乃必归于自然淘汰之列。古训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因之无论人与物，除非你否定自己，否则决无他人他物所能否定你的。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唯物论者，亦不敢不承认了。故其“唯物辩证法”的“质变律”，只是一个无稽的谬说。
须知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仅是天地定位，万物并育，而且是繁衍绵延、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认为凡是具有真理、有精神、有生命、不违反其自然法则的事物，只有新陈代谢，而决不因其质的进步以致灭绝的。归纳起来说，我们正统哲学，乃是以天理与人性，亦就是以科学与真理为根据的。就是相信一个人只要其能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话，那是任何人亦不能“否定”他的，更无法使其有“质变”灭绝的可能。因之我们革命行动，只要穷理致知，体仁集义，百折不回，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那决没有为共产匪徒“矛盾”“否定”和“质变”的邪恶法则所欺陷而否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用我们自己固有的哲学力量，强固自己阵基，深信我们三民主义的传统哲学是永久不灭的真理，而共匪的“唯物辩证法”，不过是一时诡辩的邪说。反之，一方面还要利用敌人邪说，来反击敌人思想，摧毁敌人的法则，以促其从速崩溃，自取灭亡。凡是只知物质，只知“矛盾”“对立”与“否定”“质变”的共匪邪恶思想的人，既不承认其有神，亦不自认其有命；如此他的生命，毫无意义，更无寄托，而自视其人生不过是一无价值的物品，既无本源，又无前途，问其人生究竟为何？则不知所答。此种茫无头绪，反天理、反人性、反精神、反生命，而且是反科学、反真理的人生，其“斗争”究能维持到几时？最后非至完全灭绝为止不可。大家须知：今日反精神、反天理，以及反宗教的，只有俄帝及其共产附庸。你看凡是有悠久历史，有高深文化的西方民主国家，那一国有他这样毁灭伦常，惨无人道的暴政和唯物无神的文化？而这种唯物无神的邪恶文化，在中国固然是史无前例；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暴政，在古今历史上，亦没有一个不是其兴焉勃焉，亡焉忽焉，不旋踵而逝如朝露的。古人说“必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那就可知道共产匪徒的结果，亦必然归结于其所沉醉的“矛盾”、“否定”和“质变”的灭亡绝境。由此乃可断定其共产主义必然灭绝，而我们三民主义终必战胜一切的道理，更可确信不惑了。
——中华民国四十四年一月十日在国防大学演讲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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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2-06-30 4:12 AM 标签: 中共, 蒋介石
第一、前言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甲、“唯物辩证法”是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一种曲解。
（一）黑格尔的时代背景及其中心思想。
（二）黑格尔辩证法应用“正反合”法则的原意。
乙、中国先哲的辩证思想。
丙、共匪将辩证法原理，普遍应用于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
（一）共匪一切阴谋策略以应用矛盾律为中心。
（二）长期反共战争所得来的重大教训。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甲、“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一）“唯物辩证法”为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
（二）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
乙、“唯物辩证法”对基本法则应用的荒谬。
（一）共匪应用的矛盾律。
（二）共匪应用的否定律。
（三）共匪应用的质变律。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甲、“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无神论唯物思想最后决斗的结果。
乙、“天人合一”的哲理，为“心物一体”论的根源。
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后成败之道。
第五、结论。
第一、前言
我们今天如果要光复大陆，复兴民族，争取反共抗俄彻底胜利，那必须先洞烛敌人——共匪与俄寇的思想体系及其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并研究我们民族传统精神和我国固有哲学思想，以加强自身的思想武装，来击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大家首先要知道：敌人共匪之一切思想的规律和法则，全是根据“唯物辩证法”推演出来的。共产匪党对内对外的斗争，政治运用和社会运动等各方面的斗争法则，固然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推演，就是他们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的。因此我们要研究敌情和对匪战法，只有从了解他们的唯物辩证法则及其原理入手，才能把握其重心，窥破其诀窍，从而确定我们的对策，来瓦解敌人，消灭敌人。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体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及详述。现在只想从下列各点，为大家作一简要的剖析：（一）“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三）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第二、“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和来源及其基本法则的应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斯（１８１８—１８８３）全部理论的基础。他的思想深受十八世纪末叶德国观念主义派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哲学的影响。黑氏生长的时代，正当该派祖师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的哲学风行一时，因此黑格尔哲学，实受康德思想的重大影响，并想补救其缺陷。欧洲当十八世纪下半期世界思潮空前激荡的时候，人类的一切经验，都从各方面汇集起来，共同反对其过去各种信仰，扩充了他们的世界观；于是传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动摇，因此造成了一个“理智”和“艺术”特别发达的时代。像康德、斐希德（１７６２—１８１４）、谢林（１７７５—１８５４）和黑格尔这一班日耳曼哲学家，他们所要探讨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一）统一知识的原理，解决二元论的矛盾。（二）对“物自体”所生的矛盾，寻求解决之道。（三）如何证明“神”、 “自由”和“不灭”等理念。（四）探讨自然科学、道德学和艺术等所共同依据的原理。
黑格尔思想，虽然没有超脱这个范畴，但是他在这一派中，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他是用一种同情的和综合的思想，去解释这个理智的、道德的、美术的和宗教的丰富世界，他认为“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不超越于“实在”之外，而潜藏于“实在”之中。“精神”和“自然”，并不是“绝对”（黑氏视之为包罗万象的完整体）的两个表面，而是“绝对”所不断表现的方式。因此“绝对”，并不是“自然”和“精神”所自出的原理，它的本身就是继续演进的“自然”和“精神”。也就是说：“运动”和“生命”不超越于万物之外，而潜存于万有之中。一言以蔽之，就是黑格尔认为“绝对”即是“运动”（自然），亦即是“进化”（生命）。黑格尔于一八○七年所发表的第一部大著“精神现象学”，就是从这个“绝对”理念出发，剖析各种可能到达“实在”的思想型态。他叙述了每一思想型态的观点及其不当的地方，因而要求一个更完满的观点。黑氏名之曰“理性”，曰“自觉的理性”。事实上“绝对”和“理性”，不过为一物而异称；“绝对”的整个范畴，不但是思惟的各种方式，而且是万物存在的各种方式。这里我还要对于“绝对”的意义，补充说明一下。我国学者，对于这个名词，总是抽像笼统，含混其词，而不肯很明显的具体的指出来，我以为这不是学者研究学术的态度。所以我对于这“绝对”的意义，一定要将我的观点说明：我以为黑氏所说“绝对”，乃是“独一无二”之意，亦是至高无上之意，而不仅是指包罗万象的完整体而已。在西方来说，这独一无二的“绝对”，就是指创造宇宙万物之主——上帝（神）。若依照我们中国哲理来说，那就是指“太极”——上天（神）。这是我研究黑格尔哲学所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特别提出来，可供大家研究的帮助。
黑格尔当时将他哲学的中心思想加以发展，或散为论文，如正义哲学、历史哲学、美术哲学、宗教哲学和法律哲学等。或集为专著，如“哲学类典”、“逻辑学”等。尤其是“逻辑学”，更发表了他整个的玄学理论，总结了他的思想方法和哲学体系，故一般人认为黑氏的全部哲学思想，实可以称之为“逻辑的观念论”。
黑氏的逻辑学，无疑的是一种辩证逻辑，即众所周知的“黑格尔辩证法”。黑氏因为有一个“绝对”理念，作他思想的基础，他的辩证法，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绝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他并且称颂国家的存在，是神的一种旨意，所以他是一个有神论的哲学家。然而“存在”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概念，其独自内容是空虚的。因此纯粹的“存在”，其内涵应为本身和反对两方面，正因“存在”为对立物之统一，故必然发展，而其发展亦即为其本身与反对物之矛盾和分裂。至其矛盾之解决，即为两者的和解与综合，这就是从“存在”发展为“实在”或“活动力”的过程。至此黑氏辩证法“正反合”的原则，乃告成立。依此类推，则合为 “正”，“正”又有“反”，两者相对，又复有“合”。这种“正”“反”相对而生“合”的活动，黑格尔称之为“扬弃”（Aufhebung）。宇宙万物，因不断的“扬弃”，达于无穷。所以黑氏认为宇宙是思惟的反映，思想的发展，最后必达到绝对理念，世界的演进，最后必达到理性的世界。
总之，二元论的一切矛盾，在黑格尔看来，无不可以用辩证方法为之解决。黑氏认为辩证过程中的“活动力”（或“实在”），能使一切矛盾概念，变为逻辑的统一。就是说，最后的矛盾，将由“绝对理念”为之调和解决。这个绝对理念，乃一最高的范畴，也就是“存在”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这便是黑格尔要用“正反合”的辩证法则，去解决其同时哲人所共同追求的各大问题的本意。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黑格尔乃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才用“正反合”的辩证原理，作为解释历史的工具。但马克斯却窃取了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方法，去解释他所认为一个病态社会，进而曲解人类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一切规律。他对于辩证法三律的运用，就是矛盾律（对立统一律），是指凡事物原状为“正”，事物因有内在矛盾，而分为两个对立体为“反”；对立体有一被克服，后而产生统一，就变成“合”。否定律中的肯定是“正”，否定就是“反”，而再否定，即所谓 “否定之否定”，就变成了“合”。又如质变律的旧质为“正”，量变就是“反”，而新质就变成了“合”。可知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乃是由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原理所脱胎的产物，但是其内容与精神，几乎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共匪要利用国父三民主义，曲解为所谓“新人民民主专政”，乃采用他这个祖传移花接木、伪装欺世的卑劣手法之由来。他们是只要能达其目的，无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都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唯物思想的共产主义，亦可随时反转来，师法其极端敌对的唯心论者的原理，来作他理论的根据，以掩护其狡诈万恶的邪说暴行。因之我们要想真正认识敌人，必要根究他的思惟法则——“唯物辩证法”的由来，尤其是要戳穿他“唯物辩证法”的伪装诡计，又不能不了解黑氏辩证法的原理及其思想了。
说到辩证法的原理，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这些学术，我们中国先哲远在三千年以前，如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阳为“正”，阴为“反”，太极为“合”的意思。而且其哲理，远较现在辩证法“正反合”之说，为高明而深邃得多。其他如老子所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以及书经的“危微精一中”，以至于名家学说，即无不是现代辩证逻辑学的原理所自出。我们国父乃称之为理则学。可惜我们对于这些“究天人之际”的理则学，不但不知发扬光大，反而视之为陈旧无用的东西；结果乃就数典忘祖，舍本逐末，无怪乎共产匪徒要认马克斯“唯物辩证法”为其鼻祖的衣钵了。所可怪的，乃是一般反共学者，竟对于敌人用以与之斗争的唯一法则——“唯物辩证法”，总是闻之色变，根本不敢去觑视他，更不愿去穷究他，这是不敢面对共匪凶险，而存在一种苟免逃避的畏共心理。此外还有两种学者对于“唯物辩证法”所取的态度：其一、因为愤恨“唯物辩证法”祸国殃民的万恶思想，因之认为凡是辩证法，都是罪恶之源，所以不管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或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乃至于其逻辑辩证等名词，凡是称辩证法的，都认为是过去了的无理的东西。他亦不问黑、马二氏的学理内容或规律法则究竟有否区别？只是一味的认为是不值研究的东西，一概鄙弃不理。此外，就是认为辩证法是一服万灵金丹的心理，所以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不问其理论、信条或法则、方式、内涵如何，都以为这是它“革命行动”的金科玉律，因之他对于“唯物辩证法”就盲目崇拜不已。不过他还是说共产主义是不好的东西，应该反对，而“唯物辩证法”是可以采取的，这亦可以说是一种“眩共”病。就是因为他的心理观念，已为共匪宣传所眩惑而迷惘无主了。
正因为从前我们反共阵线里面，对于辩证法有这样三种不同的心理，特别是第三种心理，已无异为共产匪徒张目渲染；名为反共，而无形中不啻已成为马克斯主义的信奉者了。于是全国的学校、社会以及军队、机关，任令共产思想毒素，到处渗透，横行无忌。就是这样，共匪乃得实现其辩证法中所谓“对立”、“突变” 与“否定”的三大定律了，你看可悲不可悲？！至其前二者，不管他是存在畏惧心理的畏共病，或愤恨心理的恨共病者，这些都是消极的，不肯面对事实去研究，更不想设法来彻底消灭共产思想及其方法。但是这三者对于其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的精神，都是丧失了自信心，以为我们自己文化学术的思想和方法，皆无法抵抗共产主义的侵略，几乎等于束手待毙而已。所以我屡次对干部警惕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对辩证法畏惧逃避，亦不必对辩证法痛恨弃绝，更不可对辩证法盲目的信奉；而应该要研究他的内容，明了他的原理，探究他的是非善恶与优劣所在，来决定我们应取的态度和对策。我又说：我们的干部不肯研究辩证法的诡秘，以及我们缺乏革命哲学的修养，实为我国三十年来反共战争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不过我们如要应用辩证法则的时候，应该要切戒的一点，就是我们决不能如共产匪徒那样认 “唯物辩证法”为其解决宇宙与人生哲学的一切原理，而且更要知道马克斯“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内容是大有区别的。这一点务须特别注意才行，否则你就会自陷于共产匪徒“矛盾”的歧途，而自己来“否定”自己，与自己使自己“质变”了。
共产匪徒究竟是怎样将黑格尔辩证法的原理，应用到他的斗争策略和战术思想上去的呢？我们不妨拿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矛盾律的应用，先来加以分析。
共产匪徒们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内在对立的矛盾的。因此宇宙间的任何体系，无不是根据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形成的。所以它们在空间上，是要相互渗透，在时间上是要全程贯彻。这亦就是共匪所谓“一点两面”和“口袋后退”、“退一步进二步”等战术之由来。不但如此，而且共匪基于这个观点，它不论是教育他的干部或援引一切思想理论，它都要随时抓住敌人体系内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并基于这一差异性，使之转变为相反性，再由相反性逐渐变为矛盾性，以加强和扩大敌体的矛盾，终使敌人体系归于瓦解。
共匪还有运用“矛盾律”，以对付其敌体的另一重要策略，就如张铁君同志所说的：他在与敌体斗争的过程中，如自体居于绝对劣势时，就要暂时和敌体妥协。而其与敌体一时妥协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转变敌体注意力，化其内在矛盾为外在矛盾，以增强其自体的力量。匪党过去于民国二十六年向我政府投降时，宣言取消其红军，取消其苏维埃，服从我政府之指挥，并愿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实则就只是它要转移本党对它的目标。但当它内在条件极有利于它本身的发展时，它就可以将外在矛盾的目标，转变为对付内在的主敌。这就是效法列宁先与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合作，而后再企图将其消灭的故智。俄帝是不但对其国内的同盟友党如此，而其对于同盟友邦，如对我们中国而言，更无不如此。譬如说当我们对日抗战以后，他即要求与我国同盟，订立中俄友好盟约；及其傀儡——中共匪帮爪牙养成以后，他即明目张胆，背弃盟约，承认共匪，期达其整个并吞中国的目的。但倘使其对内在主要的敌人无法消灭时，则更可以与外敌妥协，甚至投降，亦所不惜。列宁于一九一八年三月对德投降，签订其“布勒斯特”条约，即其一例。总之，他们无论对内对外，对付任何敌人惟一的法则，就是要使他的敌人转变目标于另一矛盾上去，而避免与他自身正面冲突。这亦就是一九三九年史达林与德国希特勒妥协合作，订立瓜分波兰条约，让希特勒向西欧发展，进攻英法；以及在一九四一年复与日本订立日俄的中立条约，史达林且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车站拥吻而别，那用心亦就是要使日本积极南进，专与中美两国为敌的矛盾法则之应用。
讲到这里，我要再举个实际的教训来加以佐证，以加深大家的警觉。譬如毛匪时常夸耀匪党战胜“敌人”，是靠着他三大法宝，就是所谓：“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我们试一回顾本党三十年来的反共历史，就可以懔然于共匪完全是将其“矛盾律”的法则，循环运用，以击败本党的。他们先搞“统战”，以利用分化拉拢的手段，作相互渗透，以分化本党和孤立本党。后来又有所谓“武装斗争”，那就是利用国军各种弱点，拚命制造我们内部的矛盾，转移国军的注意力，以便扩大他的武装叛乱，来达到其“全程贯彻”的目的。至于他所谓的“党的建设”，就是每一次他们在行将被本党消灭的时候，乃教育其干部和煽动盲从的群众，要求与本党妥协，但他决不放弃其消灭本党的基本原则。在共匪看来，这是他们对于唯物辩证法则，在策略上运用的最大成功。
关于匪党对于“矛盾律”在策略上的运用，已略如前述。但大家还得知道：共匪的思惟过程，有一个公式，就是认为对立斗争的顺序，是由“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但有时否定与质变二律的地位，亦可交互变易的。不过他们在斗争策略上，对于“否定律”和“质变律”的应用，完全是根据应用“矛盾律” 的同一原理。因此就可了解他们所谓“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律，实在都是从他矛盾律出发的；所以矛盾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中心定律，其首要的地位是决不变更的。实在说：他的“质变律”，仅是其“矛盾统一的进程”，而其“否定律”亦不过是其“矛盾统一进程”的持续化而已。我们只要真正理解了他们对“矛盾律”的应用，那么对其余两律的作用，就很容易推知了。因此希望大家“举一隅则以三隅反”，悉心推究，玩索有得，务必对奸匪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斗争法则和战术思想，全部了解，进而拟定我们自己有效的对策，来揭穿奸匪的一切阴谋诡计，打破敌人的基本思想。这才是我们研究敌情的基本态度，也才是我们消灭奸匪的基本要领。
由以上的分析，了解共匪基本法则之后，如我们能再根据三十年来长期反共的经验和教训，来确立共匪斗争的方针，那我以为至少应该要把握住下面几个原则，方不致自乱步伐，再为敌人所乘，也不致重蹈覆辙，为敌所算了。这几个原则，就是：
（一）对矛盾律：反共组织的内部，必须单一纯洁，求精而不求多。其内部必须团结无间，决不容有任何一点矛盾或对立冲突，被其渗透分化。否则只要有些微间隙，为其渗入，那么他就可以变你之小矛盾为大矛盾，化你之小裂痕为大裂痕，以达到其从内部瓦解你组织的目的。
（二）对否定律：反共组织的精神，必须自强不息，日新又新。否则如你暮气沈沈，滞钝麻木，甚至自暴自弃，不求精进，那你当然不能逃避天然淘汰，亦就要被自然所否定了。因为反共斗争，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力量对力量，不能稍有消极松弛、惰性怠忽，予敌以隙。尤其当你强彼弱的时候，必须不留余地，无情地彻底灭绝他、否定他，切不可姑息他、宽容他，使之重新制造矛盾，再予其死灰复燃，反被其来否定你的机会。如当彼强你弱，自量一时势尚不敌的时候，亦宁可暂时后退一步，待机报复，切勿存有妥协共存，甚至妄存靠拢求全的幻想。否则那就只有被其利用你的劣势，加强它本体的统一与团结，造成其所谓“全程贯彻”的绝对有利形势，而你亦就自然会要被其否定了。但是这样被否定，并非是他来否定你的，而是你自己去找他否定的。
（三）对质变律：反共组织的纪律，必须严肃缜密，对于防谍保密，更应防微杜渐，时时警觉，不容有丝毫散漫疏漏的地方。否则共匪就一定利用其“矛盾经否定而至质变”的公式，而演化出他各种卑劣无耻的阴谋诡计，无形中造成对你自相“矛盾”、“否定”、“质变”的规律，被其“突变而统一”了。总之，对共匪斗争，无论在军事或政治与社会上，以及无论在什么时地上，决不能和共匪存有一点共存和合作的心理。须知共匪是兽性的，亦是奴性的，而绝无人性的。我们对于禽兽，决不能以普通的人情或常理来判断他、希望他。我们反共组织，对共匪的组织以及对他的行动策略，亦只有应用其“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来反击他，这就是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道理。惟有如此，乃易使之自相矛盾对立，使之自己否定自己，而至其质变灭绝为止。亦惟有如此，方可摧毁其共产匪党一切理论和行动所依据的“唯物辩证法”的诡诈方法。而且必须如此，方能消灭国际共产赤祸，求得世界永久和平。
这几个原则，是我研究对共产集团谋略战所获得的结论，也是我们进行三十年反共战争所得来的血的教训。过去因为大家没有认真研讨，确切运用，更不注意这个法则，去熟筹对策，反击敌人；结果处处为敌人乘虚抵隙，坐令共匪对我“扩大矛盾”、“制造否定”、“加速突变”，致使我整个大陆为其窃据，革命事业，几致中断。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非彻底湔雪，不能赎回我们的绝大罪愆。务期大家以痛定思痛的心情，对自己的缺点，切实检讨，力戒再犯；对敌人的阴谋，时刻警觉，悉心研究。人人牢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古训，那么我们的反攻复国战争，乃自可以转败为胜，终底于成了。
第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及其应用的荒谬
马克斯创立“唯物辩证法”，他曾经自供说是“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抛弃了他神秘的外壳”马克斯所谓“抛弃了”黑格尔的“神秘外壳”，乃是指 “黑格尔认为思惟底过程（黑格尔称之日观念），乃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而现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外衣。”事实上，黑格尔辩证法和他的全部哲学体系，即令其有不合逻辑的地方，但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和它的外壳，是无法分开的。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若必要说是他抛弃其外壳的话，那毋宁说是他抛弃其核心，而采取其外壳，更为实在些。不过我所称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乃是只对其辩证的方式而言。简单的说：就是采取其“正反合”三段辩证法最简单而最容易学习和了解的思惟法则。尤其是我们革命军人和党员，在策定对敌斗争方案和拟订各种作战计划时，就是要以我为“正”，以敌为“反”，而以敌我双方主观客观的情势、地位、力量（质量数量），以及空间、时间等优劣条件，与轻重缓急先后的程序，互相比较分析，综合起来，重加审研判断，然后策定一个合理正确的方案为“合”。这完全是思惟方法三段落的最普通应用的法则。尤其是我们从前一般干部，无论他是军人拟订一个军事作战计划，或党员拟订一个政治斗争策略，往往只注意自己本身主观“正”的方面条件，而对于其对像和客观，就是“反”的方面各种条件，多不加注意。所以其所拟订出来的作战计划或斗争策略方案，多不切实际，不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是我们从前革命教育，不研究思惟法则，亦不注重思惟的段落，所以一般干部对敌作战，最多只是知己，而不能知彼；亦就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他对敌斗争的行动，亦就要败多而胜少了。如果你拟订计划或策略，只重主观，而忽视客观，那你对“正”“反”两方面不能去切实比较，如此你对敌我双方力量和行动，皆无从真正估计，亦就无由算起；这种无算的计划，或没有估计的策略，对敌作战那有不败之理？这就是孙子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的道理。这是我们对共匪斗争，不研究思惟法则及其段落重点所在的一个最大弱点，亦就是我们拟订计划，不注重客观条件所最吃亏和失败所由来的重大原因。所以我对革命干部教育，始终主张要采取黑格尔辩证法的本意，亦就在他思惟方法的三段落的这个法则而已。而且对这三段落中，特别注重在“反”的一个段落。就是要唤起一般干部在一切计划作为时，非特别重视对像和客观的条件不可的意思。至于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精神和理论，即使其辩证法的内容和原理，那也还是与我个人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我始终认定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是纯粹的唯心论，尤其是他的矛盾统一观，并不足以概举世上万事万物发展的真实形态。所以对于他的思想，我是很多不能同意的。然而他那“绝对理念”的出发点，无非是导人于穷理致知、求真求善的这一方面；而马克斯背天逆理、贼仁害义的唯物思想，乃是完全与他背道而驰的。一般学者多以为辩证法乃是以矛盾与斗争为骨干的邪恶哲学，故认为黑、马二氏的哲学思想并无二致，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不能以其二者所取的法则与方式相同，乃就不问他们学术的性质原理及其思想动机与目的是否相同，于是不分皂白，就认他们为一丘之貉。我以为这不是研究学术的态度，乃是一种武断，亦就是我前节所说三者中之第二类（痛恨辩证法的恨共病）的学者，这亦就是我们中国学者所最容易犯的一般通病，我以为应该要特别注意矫正的。
我前在上海星期评论社时代（民国八、九年）再三指出：我们如要学习辩证法的思惟法则，就应该以黑格尔辩证逻辑为根据才行。因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方法，如果学得不好是很危险的。何况恩格斯亦明言他们“唯物辩证法”已不是其思惟法则了。至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则很清楚的说明其辩证法为“思惟与实在的合一”，自认其是思惟法则的范型。但是共产匪徒实际上至今仍以他的“唯物辩证法”为其思惟法则的惟一教条，这是大家不可不加以注意研究的。今天我们对共产匪徒一切言行，都要面对现实，来注视其究竟，决不能以他们所谓：“辩证法不是思惟方法”的示意，因而就相信他们一切现实的行为，亦果真都是如此了。不然的话，那对共产匪徒的言行，未免是太轻信、太天真了。我总以为黑格尔的哲学，不论其在西洋哲学上的地位如何，亦不论其辩证法是否已成过去，但其在今日反共战争的思想上，如我们果能虚心研究，尤其是能把黑、马二氏的学理思想及其性质内容，切实比较，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反击，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武器。这是我们反共思想战的过程中，有其重要地位的。如果我们反共学者，能将黑、马二氏的学说整个研究，获得一个正确的结论，他日对我这篇讲词有所指正和补益，那正是我朝夕所切盼的。在此我还要重复的肯定地说：黑格尔与马克斯的哲学思想完全是相反的，而马克斯所采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决不是核心，而仅是其外壳。如其不信，我们就可引黑氏的话加以反证。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的主要基础，为“诸种规律的领域”。他曾警告人们说：“现实是统一的（或一致的）领域”。因此他镇重地指出：现实是内部和外表的一致，是矛盾的一致，从而认为外表就是实质的表现。他说：“外表就是自身实质的开展，所谓实质，正就在于自身所开展出来的东西。”（见黑氏著逻辑学卷一）
若再用黑氏自举的例子，来证明核心与外壳为一不可分的一致体，那我们就可以黑氏所说花朵和果实的关系为证。他说：“花朵开展的时候，芽瓣就会脱落；也可以说，芽瓣是被花朵所排挤掉的。同样，当果实出现的时候，花朵就成为虚构的存在；代替花朵而起的果实，也就成为植物的真理了。这些形式不仅互有区别，而且因其不能互相调和（暂时过渡性），而被辗转消长。但是它们的过渡性（即暂时性），同时亦使它们戌为有机的和一致的相关元素。在这个一致体中，它们不但各个不相对抗冲突，而且彼此需要，这种彼此需要各不相抗的必然性，就组成了整个宇宙的生命。”（见黑氏另一著作精神现象学第二页）我只要举出黑氏这几段意思，就足以证明：黑格尔辩证法是绝对没有外壳和核心之分的
因此，马克斯所谓继续发展了黑氏辩证法一类的欺人自欺之谈，正是他歪曲黑氏理论的一种遁辞。譬如马克斯说：“对于我，观念的东西，只不过是移植在人类头脑，并且在其中改造过了的物质。”这难道是黑格尔思想的引伸吗？事实上，黑格尔是绝不承认观念可以移植的。马克斯的信徒恩格斯也曾指摘黑格尔说：“世界上现象的真正联系，完全被他（黑格尔）头脚倒置了。”马克斯只认“一切意识为物质的反映”，这完全是中国告子“以义为外”、“戕贼人性”之唯物论的诡辩，所以孟子指斥他是“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的蟊贼。大家须知：宇宙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完全视为物质的反映，而非借精神价值，无法解释，亦无法成立其辩证的。因此双脚朝天的倒立系统，却正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学说的自身。故黑格尔的辩证法则，虽然是从矛盾出发，但他不过是要求从矛盾到统一。可是马克斯却认为：“统一物的分裂是辩证法的基本”。他们把黑格尔的矛盾归于统一的观念，完全歪曲过来。察其用心，当然不在统一矛盾和解决矛盾，而在使世界的矛盾，尽量扩大，人类的斗争，永无止境。最后就是要使人类根本丧失人性，成为毫无良知和灵觉的禽兽，好让共匪永远牵着鼻子来跟随他做奴隶罢了。
“唯物辩证法”的祖师马克斯，虽然很机巧地利用了黑格尔辩证法，为后来共产匪徒建立了整套的唯物思想的法则。但由于马克斯理论根本否定了精神和人性的价值，更不承认其有神与天以及生命的存在；因此以“唯物辩证法”为一切法则的共匪，其生活、行动、策略和斗争理论，都是充满了物欲、夺取、清算、压制，再加上他残忍、暴戾、阴狠和灭裂的兽性，自然是要遍地血腥了。换言之，共匪的理论和他的人生，都是反精神、反生命、反天理、反人性的，只认物质和强权，斗争复斗争，矛盾再矛盾，质变再质变，否定再否定。如此最后非斗争至只留他共党头子一人孤独存在不可的境地，你看这是什么境地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弱点。所以到了后来，史达林以为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必将会应用到共产党本身及其个人上来了。所以他不能不背叛其祖师的定律，而加以否定，特创造其所谓“不断运动，不断更新”的新法则，来替代其“否定之否定”的定律。可惜他的信徒们至今仍在运用其“否定之否定”的祖传定律，尤其是国际共产匪徒，对这一教条，已成为其牢不可破的第二天性；即使它要勉强改变，事实上亦不是容易改变得过来的。大家更须知他们“唯物辩证法”的根本错误，全在其所谓中心定律的矛盾律。第一矛盾律的始终对立、冲突不已的法则，如不能彻底取消，那其他定律无论如何改变，亦决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的了。这些万恶的定律，我以为到头来非至他们自作自受不可，这就是我国古训“自作孽不可逭”的一定道理。
大家知道：世上人人所需求的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实其真善美的有目的之生活，与有意义之生命。我以为人生乃就是有目的之生活，和有意义之生命，两者配合，而成为其整个的人生。这生活与生命如何能够充实呢？那决非只是物质一方面所能获得解决的。而且今日匪区的物质生活，如其非过着奴役和禽兽的生活，即是挨着饥冻和死亡的生活，那还谈得上什么真善美的物质生活么？而且人的物欲是无餍的；所以物质的生活，即使如美国那样的生活程度，亦永不能解决其人生真正的问题。这就可知道人的生活，除了物质以外，还有更重要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生命所在。并且这生命的绵绵不息，所谓“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而永不中断的，这才是我们人生中真善美的最高生命。但我们该要知道这生命与生活的相互关系如何？我以为必先有了这样最高生命，才能充实我们生活中至善、真实、美满的高尚生活；这真善美的高尚生活，决不是单指华美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乃多是指自由康乐的精神生活而言。实在说，这就是我们民生主义所要求的生活目标。试问像“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否定”和“质变”定律中的人生，他所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岂不是终生终世无时不在“冲突”“否定”和“质变”的仇恨斗争，和奴役死亡之中过活么？这种生活，究竟谁能长期忍受得了？这种生活是否为人人所需求的生活？这种生命是否为人人所企望的生命？这种仇恨斗争的生活，是否即是你生活的目的？这种奴役死亡的生命，是否即是你生命的意义？我以为除了共产匪徒头子以外，凡是稍有天良和人性未尽丧失的人们，如其一旦能有人来反问他们的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以及其人生前途究竟如何？那他自将为之恍然大悟。若再将其唯物主义者，过着这种仇恨斗争奴役死亡的活地狱生活，和他们苦海无边的人生前途，加以一一道破，并指出其本然的良知良能所在，那我想没有匪徒不以其回头是岸、脱难苦海为快为乐的。因之我们今后反攻复国的使命，不只要拯救大陆同胞的身体，而且还要拯救共产匪徒的灵魂，指示他的觉路，启导他的迷津，这才是我们反共斗争的基本任务，亦就是我们反共斗争中基本生活。这种生活，亦就是西方所谓“得胜的生活”。我们由此就可知道：共产匪党荒谬虚妄的邪说，他所推演出来的各种邪恶，亦就是制造其本身不可救药的绝症。只要一旦将其“唯物辩证法”的谬论予以戳穿，那共匪所应用的基本法则，乃就可不攻而自破了。现在我要再举一些实例，来依次指出共匪对于辩证法三律应用的荒谬及其狂妄的程度。
（甲）先论共匪应用矛盾律
共产匪徒说：“如果把任何一个现象，看作是与周围现象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把它看作是受周围现象所制约的，那它就能被了解，被论证了。”（史达林语）这自然是对于他矛盾对立说的一种引伸，因为一物为他物、一现象为他现象所“制约”，就是承认一切事物，均有其内在的矛盾，而永远无法协调和谐。可是天下万事万物，果真是如此吗？
在我们看来，天下一切事物，固与其周围现象有密切关系，但其根本都是彼此协调、和谐而并行不悖的。它们不需要经过矛盾统一的机械式的过程，其本身自具有一种“中和”的本能，来求其均衡发展和互不相害。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中和”的谐素，却根本否认了以胁制或暴力为出发点的 “制约”行为，和他永远矛盾的现象。
我现在只引他共产匪徒自己所说矛盾的例子，来反证他的矛盾。就是他们以两脚走路为例。他说：“两脚走胳时，不仅是前一个脚和后一个脚的矛盾，而且是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了的矛盾；不仅是一只脚前半只踏下去时，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的矛盾，而且是同一只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就在离地的矛盾。”你看像这种矛盾律的说法，那里是根据什么哲学的观念呢？大家都知道走路，前一只脚是向前，后一只脚也是向前，这其间有什么矛盾存在呢？要有矛盾，那除非是前一脚在向前，而后一脚却要后退，像“拔河”一样，一个要向东，一个却要向西，那才说是矛盾。然而走路会不会有这样的走法呢？再说同一脚踏下去，同时又提起来，或者说前半只脚踏下去，后半只已在提起来，甚而至于说脚上的每一点都是正在着地，同时又在离地，这里所说的“同时”就有问题。所谓踏下去和提起来，着地与离地，单以一般的动变观“濯足长流，抽足复入，已非前水”的意念来说，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可以分开踏下去，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不同的时位，这个时位，既为先后所分开，就谈不到“同时”，也就瓦解了矛盾了。何况踏下去与提起来，着地与离地，也都是向前，并没有倒退的现象发生，所以也并没有矛盾。又何况着地与离地，都只是一个相对活动的形态，并不是说着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离地的一部分，或者说离地的一部分要克服着地的一部分，这里面又有什么矛盾？所以说这种矛盾观，是可以丝毫不加思索，就知其是为荒唐无稽的怪诞。
（乙）论共匪应用否定律
共产匪徒们因为相信“否定之否定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惟具有最普遍最扩大作用的发展法则。”（恩格斯语）因此肯定：“自然界中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和发展，一面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史达林语）。基于这一思惟法则，共产匪徒遂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斗争，互相残害，一个否定一个的。在他们看来，“否定”是本质发展的契机。那就是说：对立物的统一自身之中，所具有的否定性，克服了肯定性，而完成其自身的否定。他们所举的一个得意的例子，就是所谓阶级的天然不断斗争，最后必归于无产阶级专政。在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因为矛盾不断存在，所以必须不断斗争，不断否定。马克斯说： “人类的一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但我们国父说：“人类之所以进化，并非由于阶级的利益永远冲突，而是由于彼此利益的终相调和。”这是国父批评马克斯只看到社会病态的一针见血之论。
至于共匪所谓“自然界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败坏和衰颓”，更是似是而非的妄诞。因为自然界中，虽然常常见到消长荣枯的生理现象，和得失成败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宇宙间必不可免，亦必不可无的新陈代谢作用。同时人类看自然宇宙，并不注重从“一一分别存在的个体物”去看，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化生发育的流行整体，那才能真是被了解、被论证了。
谁都知道，宇宙是无一时一刻不在运动的；然而宇宙虽在不断地动变，惟其有一绝不动变的法则与规律，同时存在其中，而无法否定的。这法则和规律，我们可认之为天体的轨道，所有宇宙星体都是循着这轨道运行，而且是永不“越轨”的。由此可见“天行有常”、“周行而不殆”了。大家都知道：四时之变，昼夜之分，是由于地球公转自转的缘故。有了这种规律性的动变，才有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现象，也才有昼起夜伏、朝作夕息的生活规律。而这四时运行中虽有寒暑冷暖、昼明夜晦等相反或矛盾的现象，但其相反的目的，乃是为了相辅相成，也就是为了继续不断地运行发育。
共匪在“否定律”上，却坚决反对中西哲人所认定的循环式的周流原理，他们以为宇宙间一切相反的现象，都是相拒相克，不断地“否定再否定”的。谁亦知道这完全是悖离真理的谬论。我们国父批评共产主义为陈腐，为不合于科学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最后，史达林硬想要改变这个定律，但终未能改变成功。
（丙）论共匪应用质变律
共匪的质变律，是用来说明事物的发展。他们以为新事物的发生，决不限于同一事物单纯的量的变化，故“质”与“量”的问题，同时提了出来。他们以为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时，“量”还是“量”，但超过了一定的程度，才有“质”的变化。“量”的变化，是渐次的连续的变化，“质”的变化，却是突然的飞跃的变化。因此共产匪徒说：“应该把发展过程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它是由旧质态发展到新质态，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史达林语）。自然我们并不否认物种的进化，是“由简而繁，由微而显”；但绝不承认共匪的“质变一定由于量的渐变”，及其“质变是循着规律式进行”……等谬说。在下面我又要举它们共产匪徒自己所说质变的例子，来反证他们幼稚和无知得可怜的程度。
共匪为佐证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谬说，乃以雷峰塔倒塌为例，说塔的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这是量的变化；而塔因砖石被人搬得太多，于是倒塌，这就完成了质的变化。
于是就知道它们所谓量的变化，就是指砖石，所谓质的变化，就是指宝塔来说的。如照常理来说，若单就塔而言，那么塔就只是在随时可能倒、将要倒、一定倒的“动变”过程中而已。这种“动变”，就应该仅仅说是质的变化，不能算是量的变化。但如就砖石来讲，虽然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可是那搬走的还是砖石，搬走只是量的变化，却谈不到是质的变化。
至于塔的倒塌，也就是塔的被否定；砖石被搬走了，并不曾在塔的故址，产生新塔。那么这就只完成了第一否定，那里去再找到第二否定——新塔的重建和再倒塌呢？
共产匪徒所说“发展过程应该视为前进的、上升的运动”。我们观察某些事物的发展，自不否认其有这样现象。但决不能说一切事物，都是如此的。只就本节所举的塔倒为例，试问塔倒了，不惟塔的新质不存，即塔的旧质亦归于乌有了，这样让塔如何发展，如何前进，又如何上升？
至说塔的质变，亦如水之成禾，同样是受着外铄影响，并不是基于其内在的矛盾斗争才倒塌的，它是由于砖石一天天被人搬走。故塔的倒塌，即为一天天的渐变原故，而非跳跃式的突变，更不是由于内在的矛盾。何况塔的存在，显然是存在于砖石的溶和综合与相互依存的关系上的；塔的倒塌，才是倒塌于其依存关系的根本瓦解。因此这个塔的倒塌，是无法被解释为内在矛盾的发展，也无法能被解释为“突变”的了。于此更可反证共匪“唯物辩证法”的各种规律，是最不合科学的东西，而他犹自称其为科学的“辩证法唯物论”，岂不可笑之至？
我在此还要补充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斯党徒对“质变律”的观点，是有其完全不同的所在。我认为黑格尔从理性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其目的只是在于怎样发现对立物的“活动力”，如何在使世界事物推向进步的历程。但是共产匪徒从斗争的观点看质量互变，它们所看的就只是统一物的分裂，亦即物质的衰败和灭绝的一面。黑格尔原来认为“量变成质，质反过来又变成量，每种事物都是由量与质来决定的。”所以量与质是统一体底两方面。同时黑格尔虽然认质变必经由突变，但他所谓突变，亦即“渐次性的中断”。这说明黑格尔所体认的质变，只是生机的潜蕴；所谓突变，亦不过是生机的发露或转变而已。自然这已经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态，而仅为某些事物发展的变态。但共产匪徒却就应用了黑格尔这一观点，把“量变”看成了大规模的掠夺，把“突变”看成了是内在矛盾不绝地增长，终于酿成的“爆发”；而马克斯和列宁则更率直的认为“暴力革命”，就是“突变”或“中断”的表现。像这样的质变和突变，那就不特是他始终朝向败坏和衰颓，而且必然会对着毁灭和死亡的道路上驰进了！总之，共产匪徒所以要假借黑格尔的矛盾律，只是要为它所制造的阶级斗争找论据；它之所以要假借“质变律”，只是要便于遂行它的暴力和诡谋；它之所以要假借“否定律”，也就只是要否定人性，以便于其制造仇恨斗争而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被他们利用歪曲了，由此而推演出来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三律，自然更是完全悖离真理与人道的谬论。我以为这是黑格尔当时所万想不到，他的辩证法，会给共产匪徒倒栽葱式的诬蔑和利用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是黑格尔的罪过，亦不能说是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和马克斯的“唯物辩证法”，都是一样的邪恶哲学，且就认其为一丘之貉了。这是我们研究辩证法时所应该明确辨别的。
第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消灭“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武器
在对敌人思惟法则加以概略的说明之后，我还想趁此机会，将中国正统哲学的传统精神，为大家作一简要的提示，使大家今后在研究敌人“唯物辩证法”的思惟法则时候，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我们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摧毁唯物论者的妄诞，那必先要了解“天”与“人”的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篇里，讨论“天与人与心的问题及其关系”一节中，已经有简要的讲解。并说明哲学所指的天，并不是一般所指的头上天空之天，而乃是指天然、天理、自然之天。就是阳明说：“良知即天也”。黑格尔所说“我与自然的共同泉源”之“自然”，亦就是指这个“天”。我又说明哲学所指的“心”，亦不是指生理学上躯体内的心脏之心，而乃是指天理发生处，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的“灵心”之“心”。阳明说：“天即在我心中，而并不要在此心之外去别求一个天了。”这亦就是黑格尔所指“理性”和“自觉的理性”。因之就可知一个人只要其能“存天理、去人欲”，就可以与“天”合一。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以一个人只要真能做到存心养性、慎独存诚，很自然地就可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我们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乃是承认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认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这个观念，自然和共产匪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然则天与神究竟是什么？其与人的关系又是如何？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又曰 “上天（神）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诗经大雅说：“无声无臭，昭事上帝（神），上帝（神）临汝，无贰尔心。”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与“天人合一”的证明。不过中国哲学思想的尊天事神，决不是如后来世俗迷信之徒所认为“活神活现”的菩萨，而是为了确立我们人的精神价值，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因此“天人合一”观念，实在就是尽量提高人的价值。所以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是体认中国正统哲学思想的起点，也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关于这个“心物一体”问题，过去我已历有阐述，在此只是特别提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反唯物的，同时也不是遗弃物质，而空谈精神的唯心论者。
何以说“天人合一”的哲理，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追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贯相传的道统。这个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从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其崇高的道德价值，以别于禽兽，以摄理万物。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发挥人的良知良能，力主性善，认人只要充其本然之性，就可以感通万物。所以他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了陆象山乃发挥孔孟的微言大义，更明白的说：“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己分内事，即宇宙内事。”阳明亦剀切地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又说：“天地万物，皆俱在我的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在答复他的学生陆澄的问话中说：“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这几段话，他不仅将天、人、心、性、命、理的关系，说得非常着明，而且把“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道理，都说得透彻无遗了。所以我说，只要了解了王学的真义，就可以察知万理，兼赅万物。因为王学和中国一脉相承的道统，“彻上彻下，只是一贯”的，他就是把人心与物理统摄起来，作为一个元素。因此我说“天人合一”论，就是“心物一体”论的根源。综合上述，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乃导源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这个观念，自然“视心重于物”的。惟这“视心重于物”的观念，正是“心物一体”论的特点所在，亦可以说，这是“心物一体”论的原则。所以 国父常说： “精神要物质相辅为用……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本人亦常说：“战争胜负的因素，关于精神方面的，至少为十之七，关于物质方面的，最多为十之三”。由此可知心物一体论，并不是心物并重论。惟恐有人误会我过去“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的话，就将以为有了语病，我以为只要不“视物重于心”，那这句话仍无妨碍的。不过心物一体论，虽“视心重于物”，但他决不是唯心，而他总是心物并提，绝不忽视于物的。尤其是他特别重视于“行”的方面。而且他的“行”，是“视天下人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人之溺犹己溺”，乃以开物成务，卫国保民为己任的，决不是侈谈玄理如黑格尔的惟心论者所可同日而语。所以中国心物一体的传统思想，就很自然的超脱了“唯心”“唯物”的圈子，而自成一体，崭然独立于世界。于是哲学思想界，亦因为中国哲学有了这个特点，中国高尚文化所独有的精神价值，更为举世所公认了。大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有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就更应该了解；惟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论者，才能乐道顺天，不忧不惧，安心立命，生死不贰。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故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于生死取舍观念，更能够彻底了悟。孔子曰：“死生有命”。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文信国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又曰：“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由此可知，凡是了悟我们“天人合一”的先圣往哲，以及历代民族英雄，临大节而不变，当大难而不苟者，都是有得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所致。这就是因为他内心有了主宰，所以能够生死以之，险夷一致，自不为任何威武所屈，外物所诱，更不为这些“矛盾”“否定”与“质变”等邪说所动摇。
但是大家不可认为这“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的意义，就会陷入宿命论与乐天论的观念，以致一切工作更形消极而反障碍了积极奋斗的革命精神。亦就是因为大家从前抱有这样一种顾虑，所以明知“天”与“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虽是我们要保卫民族固有文化的革命教育，亦不敢再谈“天”与“命”了。殊不知共匪就是在此找到了我们这个心理的弱点，乃特指之为顽固封建或不民主、不科学的唯心论者，使大家对“天”与“命”更讳莫如深，连提亦不敢提了。其实这传统哲学，乃是共匪所最怕的武器，所以他不遗余力的总想要摧毁它，并要设法使与他敌对的人亦不敢再去运用它。不料我们适中其计，果然为其心理作战所击败，乃以敌人所好者好之，敌人所恶者恶之。敌人说：这是顽固、这是封建不中用的东西；大家亦应之曰：这是毫不中用的东西。敌人又说：这是不民主、这是唯心玄学、不科学的东西；大家且应之曰：这是最不民主、最不科学的东西。于是不知不觉之中，先将你这精神武器，自动的解除下来，而你所有的军事武装，亦自非至全盘瓦解不可了。事到如今，而我们大家仍泰然曰：“天”与“命”是封建顽固的东西，是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竟毫不有所觉悟；而各人口中，还是说要反共抗俄，要求得胜利，你看天下可悲可怜之事，孰甚于此？
至于说“天”与“命”，就会陷入一种宿命论的顾虑，那只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彻底研究，一知半解，认识不清的人，才会犯上这些毛病。大家应该切记中国“人定胜大”，与“君子以义断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张载语）的古训，以及“尽人事，听天命”的两句话头。因为我国“天人合一” 的哲学精神，是首在尽我做人的天职与本务。所以西铭说：“干（天）称父，坤（地）称母，子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人）。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亦就是今日我所常说的：“天地父母，生了我这样一个人，必须为国家民族与人类服务尽责。至于其结果的成败生死如何？乃可听之于天。” 这就是我们中国“尽其在我”，而决不为宿命论的命定观念，来放弃其人生应尽的职责。故凡是其能彻悟“天人合一”有得于心的人，只有更知“主敬立极”，“自强不息”，发扬其良知良能的天性；坚定其自信心，倍增其责任感，一视其义理所在，而置生死得失于度外。所以我们今日革命，自信其反共必胜，复国必成，又信其汉奸必灭，侵略必败者，实以此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世世相承之传统精神，乃是历千秋而不易，更万世而不变的确证，这亦就是我们国民革命最后胜利的左券。
余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革命环境的空前逆转，更不能不致力于革命成败与存亡生死的根本问题之探究。所得的结论，是益信革命哲学的确立，实为革命成功的基础；而革命哲学的修养，又为革命者成功立业不可或缺的条件。希望大家都能认识中国革命哲学的传统精神，力行革命实践的信条，万众一心，百劫不磨，以消灭朱毛共匪，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
现在我要说明我们平等、自由、博爱以仁为本的三民主义，与他们共匪“矛盾”、“否定”、“质变”以恨为主的共产主义唯物论者的斗争，其最后胜负成败必然的道理。有人以为今日共产极权与自由世界的斗争，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又有人说是极权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然我以为这种说法，最多只道及其内容一部分，并没有谈到其整个问题的中心。而我则认定今日世界的斗争，不论其战争的形式或战争的名称为何，而其实质与精神所在，必为真理与罪恶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这不仅是今日对邪恶共产战争的本质如此，而且自来战争，其本质亦都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即使是过去的宗教战争，亦莫非如此。因为宗教亦有善与恶、正与邪之分，并不都是真理与神圣的宗教。故宗教的战争，并不能说就是神与神、真理与真理的战争。应知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主宰宇宙的神亦只有一个。所谓宗教战争，在一方面的宗教来讲，亦就是正与邪、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战争；换言之，就是“上帝与恶魔的战争”。而且今日的马克斯主义，已成为一种邪恶的宗教了。至于不属宗教的其他普通战争，与凡以强权残暴者，发动侵略战争，无不是违反真理，扩张物欲，而忽视天理与人道的战争。于是反抗侵略的一方，自必顺天而应乎人，只知其真理与公义所在，不为强权所屈，以尽其天职。故其本质，亦无不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两者的战争，不过世人习焉不察而已。
那么这两者战争究竟是谁胜谁负？我以为其胜利必然是归于“天人合一”与“心物一体”反唯物思想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乃是绝不容疑的。但是我们民族文化承认“天”与“神”的传统精神，乃是深信宇宙真理，必有其主宰为之统摄万物，而“绝对”存在的。这亦就是黑格尔“观念辩证法”所欲证明的道理。惟此并非只是黑格尔德国哲学家所要证明的问题，而亦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各国对于其文化精神，及其根本思想，所要求彻底了悟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我们今日如要复兴民族，消灭共匪，亦就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于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基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问题，必须求得其一个彻底的解决，这实为今日反共斗争中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我还要特别提出一件事，就是我们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一般倡导新文化的人士，皆崇拜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独对于其民主与科学进步的根本问题何在，则不加研究，而且始终置之不问。现在西方民主制度及其科学越是发达的国家，而其对于宗教——上帝——神的信仰，亦随之迫切；无论他们的政府、社会、学校、旅馆、家庭，乃至于军队，至少都存有一本圣经，无论男女老幼，其每人都有一句“但愿上帝旨意成功”的传统口号，不论其生活饮食和议会祷告，都不肯忘了这句口号。亦不问其是哲学家、科学家，尤其是一般天文学家，无论其发明“由星云螺旋运动造成宇宙”的学说，但此星云究竟如何能起此螺旋运动？及其星云的如何造成？乃又不能不归于“自然”或“自然法则”代之解说。试问此“自然”或“自然法则”，与我在上面所说的“天然”与“自然之天”，是否为同一本源？还是尚有其他科学的道理？此固属於哲学范围，然亦由此可知，只有哲学，方能穷究宇宙真理和阐明宇宙本源；而其科学的终极，仍非借助於哲学为之补救不可。不过哲学如无科学穷理求是为之证实，则其哲学亦终成为盲的玄学，而无由发展。所以天文学家以及一般理科学者，其学问研究越是高深的，而其对于宇宙，只有一位主宰——上帝存在的信仰亦更是虔诚。这是怎么一回事？老实说，凡是真正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即使他们学者自己，不论其为教育家、政治家或社会学者，都不能不承认其国家社会之进步，以及其民主科学之发达，乃是由于其基本教育与传统文化——宗教信仰，为其唯一基础。
法兰克在所著“爱因斯坦生活及其时代”一书中曾称：爱因斯坦亦认为物理学虽由其经验的事实归纳而成的，但又认为理论的建设，决非仅由实验事实所能究明，而与演绎的数学相同，必须自适当的思考中引导出来的。他对于宇宙万有的见解，以为在自然界有森严的秩序存在；在这秩序当中，正可见到莱布尼兹所谓“预定和谐”。他这种对于自然结构的惊异，乃是一种宗教的情绪，也就是促使他立志成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最大动机。是以他在理论的探究中，力求其内容纯粹而明确。他说：“物理学者的最高工作，是先求发见最普遍的根本定律，然后由理论的演绎，以明了宇宙的真象。但此等根本定律的发见，与任何理论的阐明，只有依赖其直观的方法而已”。所以爱因斯坦认为宗教与科学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他并且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我以为爱因斯坦这两句话，真是阐明了美国今日民主与科学发达的总因。而我们中国的教育家和新文化人，既要仿效他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发达，来求我们国家与社会的进步，而为何对于他们民主与科学的根本问题，都不愿一顾，甚至对于我们本国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传统哲学，亦弃如敝屣，不肯回顾反省一下。如此虚有其表的民主与科学的皮毛，而没有精神的躯壳，乃欲求其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岂非缘木求鱼？不仅如此，且其后果必将如孟子所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了。
所以今日俄共窃据大陆，我们国家遭受到这样无穷耻辱，人民遭受到这样空前的浩劫，我以为原因就是在此。不过这只是造成今日恶果的重要原因，而并不是说此次大陆沦陷，亦要归咎于五四运动的话；而且“五四”运动对于我们当时的国民革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并不是要批评其运动本身的成败得失，乃是研讨那运动的口号与标帜，对于立国的基本精神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影响所至，以及其因果重要关系，不能不明白地加以指正。但是这种重要的因果，我们大家至今还是懵懵懂懂，糊糊涂涂，并没有感觉到这基本问题的急切需要，亦不愿面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彻底检讨，而仍旧马马虎虎，要想以“五四”运动没有灵魂的口号，来求得反共抗俄的胜利，这岂不是“藉寇兵而继盗粮”？这种口诵西方文化，心慕西方制度，而其事实与行动，莫不步尘于俄共之所作所为，几乎是亦步亦趋，真所谓“随着俄共音乐而跳舞”，你看可痛不可痛？！
尤其是到了今日，还有些人畅谈其中国文化之特色为无宗教，中国传统思想为无神的论调。当然我国自周秦以来，各种学说如唯物论、无神论等杂说纷纭，所在多有；但其自认为正统哲学思想的人士，我从未闻有这样论调。我以为这种论调乃起自民国八、九年以后的事（当时究竟是否受苏俄共产国际间接宣传的影响，姑且不论），在我少年时代，即民国以前或民国初年，都没有听见这种说法，我对此乃不得不辞而辟之，因为这是民族文化的绝续与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亦是我最大的责任所在。现在先要对中国文化无宗教之说，加以研讨。我以为此说是并无根据的。若是你只说中国儒家非宗教，就以为中国全无宗教了，那我以为是不可这样武断的。汉唐以下，外来的宗教如景教、释教、回教等，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本国的宗教，固可不计，但我们至少不能不承认道家是我们中国固有的宗教之一。当然我们中国学者多不信道教，但不能说因为你不信道教，它就不是宗教了，这显然是于理不合的；而且道家的哲学，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中国文化之一。至于明代天主教传到中国的时候，一般学者只接受其科学的学术，而不肯接受其宗教的信仰。这就是当时学者，认为中国自己已有其固有的宗教信仰（当时当然指儒教），所以表示拒绝其“异教”的态度，但不能说这就是中国无宗教或无神的论证。不过当时亦有很多学者与重要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接受天主教的信仰了。所以说中国思想根本是无神的这句话，我可肯定的说至少我个人绝对不承认有这样思想。
若说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只承认有天而不承认有神，那更说不通了。我只须引述经书中最浅近，而人人所知道的“祭神如神在”一句话，就足够证明中国文化不是无神的。其他关于经史中所说敬神与信神的话，更是指不胜屈了。那么所谓中国思想根本无神的话，亦是并无根据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国家，亦是敬神的民族，不过中国没有指定某一宗教为其国教而已。这就是我国的“信教自由”，亦就是我们国情的特色。乃是我们民族性崇尚自由和爱好自由的确证，但不能因为中国无国教的关系，就认为是中国无宗教了。希望我们反共志士，认清这“天”与“神”的观念，以及其宗教的信仰，都是反共的精神武装中最精锐的基本武器。我们切不可为敌人俄共卑劣宣传的烟幕所笼罩，而受其暗示的影响，它说无神，我们亦就说无神；它说中国是无宗教的，而我们也就自认为是无宗教了。这样下去，到了最后，势必他说什么，我们亦就跟着说什么，那是危险极了。这是我们人人所该警觉的。
我总以为人生在世，特别是在此反共抗俄与唯物主义战争期间，无论你有否宗教信仰，亦无论你对于宗教的观念如何？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中为之主宰的；并且他是无时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而不待外求的。我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天人合一”的哲理。这哲理乃是我们中华民族历五千年而不变的传统精神。大家更应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乃是打破其中古的黑暗，而为发扬光明的时期，认为这是其古典精神的复活，人类乃自束缚中得到解救的时期，亦是西方现代文明发达的根源。虽其学术思想之新旧派系有所不同，但其对于古典精神之追求与人性根源之探究，要以人置于正义与理性的世界之中，则其目的无不相同。尤其是古典精神的复活一点，更应值得吾人之重视与借鉴。大家是否看这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其为文化倒退运动？抑为追求真理、启导科学的运动？对其当时古典精神复活运动，其为封建复古运动？还是西方民主自由的发展运动？这是不待辩证的历史，且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自可不言而喻。我希望我国一般新文化人，对此能够特别注意一下，如果我们自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要决心复兴民族的话，那必须先要复兴我们民族的文化，来唤醒我们民族的灵魂，恢复我们传统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求得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自由；亦惟有如此，才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进步，而且这样与唯物思想的无神论、弃本忘祖的共产匪徒斗争，亦必更具信心，更有把握了。
第五、结论
现在我要将全篇要点，整个的综合起来，对共产匪徒“唯物辩证法”与我们民族传统哲学思想概略的分析，作一总结。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他这段话的要旨，亦是为驳斥当时唯物论者告子等诐淫邪遁的各种诡辩而说的。我们今天对于共产匪徒的“唯物辩证法”内容和要点，既经察觉之后，就可知道其欺世害人的“法宝”，原来不过如此；那我们对于反共抗俄的战争，自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
总之，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认定宇宙一切，都是和谐并行，相辅相成的，不过我们亦不否认宇宙事物亦有其对立冲突的存在；但这是事物一时的病态，而不是事物永久的常态，亦不相信宇宙事物是彼此“制约”、始终“冲突”的。如果“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律”，所谓对立物是始终冲突的诡辩，要来与我们“中和位育”的真理相抗衡、相斗争，那他真是不堪一击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根据精神不死和真理永恒不变的原理，那“唯物辩证法”的“否定律”，其荒谬诡辩的破绽，必将暴露尽净。大家须知，共产党徒最怕是面对真理，而其惟一的方法，就是闪烁迷离。我们只要能以真理正义对他，那他就必无所遁形，如其不悔悟投诚，自必被真理所消灭，再无幸免之理。但是我们认为事物，亦只有其倒行逆施，丧心病狂，如共产匪徒那样的东西，乃必归于自然淘汰之列。古训所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因之无论人与物，除非你否定自己，否则决无他人他物所能否定你的。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唯物论者，亦不敢不承认了。故其“唯物辩证法”的“质变律”，只是一个无稽的谬说。
须知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仅是天地定位，万物并育，而且是繁衍绵延、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认为凡是具有真理、有精神、有生命、不违反其自然法则的事物，只有新陈代谢，而决不因其质的进步以致灭绝的。归纳起来说，我们正统哲学，乃是以天理与人性，亦就是以科学与真理为根据的。就是相信一个人只要其能自强不息、日新又新的话，那是任何人亦不能“否定”他的，更无法使其有“质变”灭绝的可能。因之我们革命行动，只要穷理致知，体仁集义，百折不回，为三民主义奋斗到底，那决没有为共产匪徒“矛盾”“否定”和“质变”的邪恶法则所欺陷而否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用我们自己固有的哲学力量，强固自己阵基，深信我们三民主义的传统哲学是永久不灭的真理，而共匪的“唯物辩证法”，不过是一时诡辩的邪说。反之，一方面还要利用敌人邪说，来反击敌人思想，摧毁敌人的法则，以促其从速崩溃，自取灭亡。凡是只知物质，只知“矛盾”“对立”与“否定”“质变”的共匪邪恶思想的人，既不承认其有神，亦不自认其有命；如此他的生命，毫无意义，更无寄托，而自视其人生不过是一无价值的物品，既无本源，又无前途，问其人生究竟为何？则不知所答。此种茫无头绪，反天理、反人性、反精神、反生命，而且是反科学、反真理的人生，其“斗争”究能维持到几时？最后非至完全灭绝为止不可。大家须知：今日反精神、反天理，以及反宗教的，只有俄帝及其共产附庸。你看凡是有悠久历史，有高深文化的西方民主国家，那一国有他这样毁灭伦常，惨无人道的暴政和唯物无神的文化？而这种唯物无神的邪恶文化，在中国固然是史无前例；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暴政，在古今历史上，亦没有一个不是其兴焉勃焉，亡焉忽焉，不旋踵而逝如朝露的。古人说“必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那就可知道共产匪徒的结果，亦必然归结于其所沉醉的“矛盾”、“否定”和“质变”的灭亡绝境。由此乃可断定其共产主义必然灭绝，而我们三民主义终必战胜一切的道理，更可确信不惑了。
[独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