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盛大庆典式革命”的几篇旧文
目录：
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再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这实际上是两篇独立的文章，两个有关联的独立问题。但因为它们对于国是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
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最可能走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一）如何预见未来
我们先谈谈如何预见未来的一些原则问题。
在许多朋友看来，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似乎很难预料。但其实，只要我们观察历史上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尤其是不久前共产党一党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就可以有个大概的估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及其单线单向的决定论，又有人把历史道路看作是单一的，唯一的，宿命式的完全决定的。其实，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有头脑，能作出自主选择的动物。就像世界历史早已表明的那样，中国模式，地中海模式，印度模式，还有其它模式，互相极为不同。马克思主义把地中海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搞五阶段单向单线发展论，是完全错误的。人类历史必然有一些总的趋向，但具体道路，却是多线的，非常不同的。至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人们更是完全有选择的余地，有走不同道路的可能。当代共产党专制国家，走向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道路，却是完全不同。中国的“六·四”，和苏联的“八·一九”，有很相象的地方，并且，中国的群众基础及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远超过苏联及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对苏联的合法性也不如赵紫阳先生对中国的合法性，可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了，而俄罗斯的民主却胜利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叶利钦总统勇敢地向全国发出抵抗号召，并勇敢地走上街头，阻挡坦克。他如果像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那样，不敢进行抵抗，那么，俄罗斯的民主也是必败无疑。这就是人的自主选择的重要性。
人的这种可选择性，给历史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历史多元多线发展的事实。但在许多主要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人类历史却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共产党专制国家诸多相同和不相同因素，正是我们藉以预见未来的基础。
共产党专制国家有个比较普遍的特点，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共产党顽固坚持其一党专制，不允许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存在，不允许政治自由，甚至不允许言论和思想自由。是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人们往往称其为极权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专制国家的变化，往往采取突发事件的形式。而突发事件在开始阶段，往往采取无组织状况。采取“先行动，后组织”的形式。二十多年前，1973年以后，我在有关大字报，文章和讲话中，曾经一再预言老百姓的反抗将会采取这种突发形式。
正是由于共产党极端专制的特点，那种先搞反对派组织，再开始反对专制的行动，在开始阶段，是不现实的。成立反对派组织，反对派政党，这是后来的事。这也就是许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企图先搞组织，后搞有组织行动，却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在中国，这种情况，及到1998年民主党组党事件后，才有所改观。
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各种力量的合力和对比。其中，组织力量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只要不允许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存在，以有序的、平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走向民主，便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把组织力量，包括武装力量，看成是唯一力量，认为没有组织力量，便没有任何变化的希望，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其实，组织力量，包括政府，包括作为暴力组织并同时承担非暴力功能的军队和警察，仍然是一种意识力量。其中的政府力量，主要在于对政府“必须服从”这样一种社会公认的意识。至于武装力量，只是一种配备有物质附属物的组织力量。政府动用武装力量，其目的，只是强制人们服从。然而，组织力量尽管强大，它毕竟不是唯一的社会力量。一旦社会个人的分散力量，反政府力量，包括反政府情绪，接近或超过政府力量，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发生。这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反对政府，或政府中的某种势力，某种现象。因为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决不可能接近或超过强大的政府力量。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分散力量也可能很快形成组织，政府力量也可能很快瓦解。因为政府力量建立在社会公认的服从意识之上，如果绝大多数人改变服从意识，尤其是武装力量中的人改变服从意识，那么，政府就将顷刻瓦解，倒塌。这就是表面强大的专制政府往往会突然瓦解倾覆的原因。
如果共产党专制国家最后在社会压力下，允许反对党存在，则社会的变化，有可能趋向温和，平稳。这一点也为匈牙利等原苏联阵营的国家所证实。
（二）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谈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以历史为鉴，分别谈谈中国走向民主道路各种模式的可能性，主要是当代模式的可能性。
一、由于共产党极端专制的特点，并且由于现代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变化，包括现代科技，交通和武器的发展，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道路，尤其是毛泽东那样打游击，建立根据地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受毛泽东、共产党影响很深的极少数人，仍然在那里大搞毛式政党，大谈打游击。其实，过去交通和武器落后，你可以占山为王，打游击，“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但在当代条件下，这却毫无意义，一架直升机就足以对付了。［按：就像阿富汗那样，复杂地形根本不是现代武器的对手，——作者，2002年1月13日］。不过，限于篇幅，对这一条，我们不作详细分析。我们这里讲的，不包括策动军事政变这种方式。我们对此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必要的实践。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
二、台湾道路。这一条道路有台湾为例证。但台湾之所以走台湾道路，乃是因为台湾的具体情况。台湾是一个岛，并且一方面处在中共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另一方面又处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压力下，两个相反方向的压力，都迫使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同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本地人而言，是一种外来力量。（不过，由于这种情况，特别是由于害怕大陆，台湾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偏安思想。台湾反对派首先以台独面目出现，正是带着这种偏安思想的影响。台湾后来的改革，当然是一种进取，但往往带有偏安中不得不进取的色彩。）对于大陆，台湾的这些情况都是不存在的。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况。台湾的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它的目标，它的理念，与中共完全不同。尽管有军政，有训政，但它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宪政民主。国民党从来没有实行中共那样的极端专制。国民党统治实行基本的自由，只是没有民主。相反，中共却是一个以实行专政，实行极端专制为目标的政党。它从来没有放弃它的一党专政及极端专制主义，中共统治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及到目前，中共开放的自由，还远远不如国民党时期，连满清皇朝慈禧太后时期已经实行的，国民党继续实行或没有取消的开放党禁和新闻自由，也还远远没有实行。而要走台湾道路，却必须以政府愿意实行宪政民主、多党民主为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由于共产党顽固专制的特点，中国大陆走台湾道路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中国反对派和老百姓非常不争气，迟迟不能形成取代中共的力量，而只能听任中共宰割的条件下，大陆才有可能经过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走这条道路。这时，大陆走这条道路的痛苦、漫长和艰难程度，都将远远超过台湾。腐败盛行，民族精神死气沉沉，没有革命带来的民族精神的振奋和重生。到处是无可奈何和消沉气氛。如果说台湾道路对台湾而言，虽然其“民主”政治太过腐败，但仍不失为一种振奋和重生之路；然而，对大陆而言，这种道路，却是民族精神的自杀。而且，大陆人民付出了相当于一场革命的代价，（“六·四”等等），却连很差的改良成果也得不到，这对大陆人民，也是很不公平的。
三、俄罗斯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经过一场突发性的半革命，但旧官僚摇身一变，仍然掌握国家政权及大批企业领导权，把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塌糊涂。这条道路所造成的暂时痛苦，甚至超过台湾道路。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留下来的腐败的旧官僚，旧风气。对中国而言，八九年六·四以前，有走这条道路的可能。但由于中国早已进行改革，走这条道路的痛苦，将小于俄罗斯。但六·四以后，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大概已经过去。[按：上面是写于几年前的话，目前的俄罗斯，已经渡过了它的困难时期，它的政治已经走上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它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而且过去实行的休克疗法之类的方法，虽然并不明智，但俄罗斯道路和其方法的优点，仍然是极其明显的。——作者，2002年1月13日]
四、匈牙利道路。这是一条较好的和平变革的改良道路。共产党主动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民主。但这是经过56年匈牙利事件及饱受苏联压迫，急于摆脱苏联压迫的匈牙利所采取的道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如果头脑清醒，这本应该是他们争取走的道路。但中共，却是坚决不愿意走这条道路，至少及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有条件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做。而目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中共又不敢做。
五、罗马尼亚道路。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六·四”血的教训，敢于像邓小平一样发疯的领导人不多；而军队，当然不可能再像“六·四”那样驯服听命。谁敢于下令屠杀，像齐奥塞斯库那样的下场，是必然的。
六、是否会产生军阀混战的形式？这是许多人担心的道路。但这仅仅是旧历史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幻影。军阀混战，至少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比较长期的混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共只是用这种幻影来吓唬老百姓。还有人担心大规模战争，但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像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的战争，更不可能。不过，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暴力和局部战争却有可能产生。
七、印度尼西亚道路。走这种道路的可能性不小。其中的无序暴乱，正是我们必须事先防止的。
八、菲律宾人民革命式的道路。在中国，走这种道路的可能性最大。这条道路的特点，是老百姓起来反抗，军队有可能以暴力威胁，但也可能不介入。不过最后结果，都是军队在老百姓压力下，不再服从独裁者。罗马尼亚和一些东欧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道路，都带有突发事件和革命性质。而像菲律宾的人民革命，更带有盛大庆典性质。马克思主义把所有革命都称为人民的庆典，是不正确的。失败的革命不用说，而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则更不具有庆典性质，而主要是暴力、流血和战争。我们这里的定义，定得更窄一些。我们指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是没有或很少动用武力，不流血或很少流血，革命目标为绝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因而人民欢天喜地庆祝其胜利的那样一种革命。这种革命一般以突发形式产生，从革命开始到胜利，时间像庆典一样短。
中国如果以突发事件来实现民主，非常可能是一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而江泽民和中共的现行政策，正将中国引向以这种突发事件来实现民主的道路。
突发事件要成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
1、政府非常孤立，受到老百姓的一致痛恨。
2、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内部，对独裁者也普遍不满。
3、为使盛大庆典不致成为无序暴乱，必须有一种可以替代独裁者的领导力量。
前两个条件，我们比东欧，比菲律宾，比二月革命时的俄国，更加成熟，老百姓对中共的痛恨，远超过菲律宾老百姓对马科斯政府的痛恨，也超过东欧人民对他们政府的痛恨。军队和政府机构中，不满情绪也更强烈。因此，中国未来的突发革命，将比菲律宾，比东欧，比76年打倒四人帮，更具有欢乐庆典的性质。但在中国，这种盛大庆典式的革命，也存在很大危险。这就是有可能演变成为无序暴乱。这是由于中国目前存在两个重大弱点：
1、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形成可以替代政府的领导力量。这种领导力量，应该在专制政府瓦解以后，迅速对社会起领导和控制作用，防止无序和混乱。由于中国民运人士素质太差，很不争气。难以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而其它可以取代政府的领导力量还没有产生，老百姓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们迟迟不愿采取行动。这一条，一方面将大大制约革命的产生，另一方面，将在革命以后，造成上述危险。
2、由于中共非理性的残暴统治，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在农民中，存在对中共非理性的极端仇视情绪。一些农民，以及少量工人和城市市民，在心里记着他们的中共仇人，今后一旦有机会，就准备把他们宰了。其实，农民的直接仇人，往往是中共基层成员。而老百姓非特定的对中共的普遍愤恨，则更加强烈。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再来文化革命，就不会对共产党那么客气了。怎么不客气呢？就是两个字：该杀。这也是导致中共内部害怕民主，害怕掉脑袋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两个弱点，尤其是前一个弱点，并依靠解决前一个弱点，来解决第二个弱点。那么，演变成无序暴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一旦无序暴乱产生，我们的民族就将造成很大损失。并且，有可能导致军队重新干政。虽然军队干政最后将会失败，但这或者将大大延缓中国的民主进程，或者可能导致一场内战。人们担心的内战，只有在这时，才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因此，中国反对派力量目前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形成一种可以取代共产党的力量。在民运之外，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力量。也许到人民革命产生的那一天，中共内部的民主派和改革派，可能会形成这种力量，而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和中国反对派结合，形成取代和领导力量，这将是中国走向民主的最理想方式，这要比毫无经验，并且素质很低的反对派直接上台要好得多，这将大大减少中国走向民主的困难和波折。但至少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中共内部形成愿意与中国人民及反对派合作的民主派和改革派。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看不到的力量上。而且，依靠这种力量，已有俄罗斯道路的教训，我们不得不心存忧虑。而民运，目前很不争气，清流退出，浊流主导，不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重大改造，就不可能变成取代力量。而改造，要针对民运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原因，即民运人士的素质问题，及清流退出，浊流主导的问题。要提高民运素质，并使整个民运变为清流主导，浊流退后，才有可能。但目前恐怕很难做到，因为东欧经验，共产党控制的民运人士，占民运人士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共一定会阻挡这种努力。但我们应该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素质，创造清流主导的高素质的队伍。否则，中国民运人士和反对派人士，必将像在东欧一些国家民运人士那样，在民主实现以后，很快销声匿迹，并且给中国民主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1999年1月，2002年1月作少许修改
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批判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行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为了搞清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先解决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批判一文中，我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这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它主张生产力和经济起决定作用，由生产力和经济决定人类社会，主张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就完全颠倒了经济、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的研究证明，决定人类社会的，不是生产力和经济，而是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是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及由此决定的人类社会，进而对生产力和经济起决定作用，而不是相反。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包括人的个体发展程度，人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是生产力和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具体说来，人的个体发展程度，包括体质和体力，智力和知识的发展程度，其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决定生产力的质的方面；人的社会发展程度，包括人的自由化发展程度，人的社会组织程度，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程度，其中包括政治和经济组织管理的民主化程度，决定生产力的量的方面，生产力的量的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产力与客观物质混同起来。事实上，两者完全不同。物质生产力和经济，不过是人的智力、知识和体力的物化。物质生产力不是独立的生产力，它不过是人手的延长，脑的扩大；只有人才是独立的生产力。现代生产力，机器、设备、火车、飞机、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等，如果抽去其中的智力、知识等精神要素，它们不过是废物一堆。”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唯物主义，乃是人类社会经济异化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从部落林立的原始氏族制度演变产生的，以宗族为基础的分封社会（中国春秋以前，欧洲中世纪前期）是一种血统异化的贵族社会。而奴隶制度，乃是人本身一种野蛮的非人或非人性异化，在地中海沿岸，如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度曾经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奴隶社会，而在中国，有奴隶制度，但并未占全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中国清朝以前，欧洲中世纪后期，是以家族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官本位社会。是一种权力异化社会。这种社会，经济上大多以小农为主，所以人们误认为小农是这种社会的基础。共产党专制制度，则把权力异化发展到极端。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从权力异化中脱胎而来，乃是一种经济异化社会，以资为本，以经济为中心。因此，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异化社会。正是在经济异化的高峰期，出现了这种异化的理论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共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吹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其实，这只是完成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已经完成的战略转移。
要正确制订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清醒认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人类的未来社会，乃是一种人性复归，异化消除，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社会。未来学家本能地感到这个发展方向，但囿于以经济为中心，以经济为基础的旧思想，仍然把信息当作经济，把这种社会称为信息社会。目前仍有不少人把信息当作一种与物质生产力及经济一样，是异化的统治人的东西。其实，这恰恰与信息的本性是相违背的。
伴随着社会的这种巨大变化，当代世界面临着三大历史任务。这就是：
1、完成以经济为中心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2、消灭专制，实现民主；
3、消灭世界性战争，实现世界性永久和平。
中共建政五十年来，先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搞得中国人人勾心斗角，内斗严重，并且成为传统习惯。接着，又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就是围着金钱转，一切向钱看，金钱第一，牺牲道德、教育、文化、科技、环保、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素质及生存环境，恶化到空前可怕的程度。中共对中华民族民族素质和环境的破坏，远远超过对经济的破坏。对经济的破坏，一代人的时间基本可以纠正，而对人的素质的破坏，几代人也难以挽回。而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从长远看来，不是经济，而是人的素质。现在的中国，一方面，人的素质问题特别严重；另一方面，人口基数恰恰特别庞大，人均资源贫乏。中国要发展，必须特别依靠人的资源，扬长避短。这就使得从以经济为中心，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显得特别迫切。中国要走到世界前面，必须首先完成这个战略转移。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批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倡导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经济是由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东西，它不可能成为中心。不能由人围着经济、金钱转；而只能使经济围着人转。我们必须向社会大声疾呼，高度重视人的素质问题，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首位。我们必须保持社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在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要舍得化大力气，化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包括道德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要树立优秀的道德形象。要重视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素质重于经济指标。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之本。十五六年前，在监狱中，我写文章，把现代化分成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人的现代化是是最深层次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推动实现并保证中层次的现代化，即社会制度和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其中包括政治现代化。只有实现上述两个层次的现代化，才能推动浅层次的、具体层面的现代化，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国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理论等等，没有搞清现代化的各个层次，现代化的方方面面，现代化的科学内容，以及科学地划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就浅层次的现代化说来，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划分，就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上面称为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国防等诸方面的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各层次、各方面的现代化，都必须依赖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局部的、小范围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巩固。并且，人的现代化不仅是实现其它方面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其它方面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当然，人的现代化和其它方面的现代化，是交互作用，互相促进的。是双向作用，而不是单向作用。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当然是一个内容复杂的体系，本文只能简单讲述以上中心思想，藉以抛砖引玉。
一九九九年一月
（注：这是在《北京之春》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的演讲）
再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2002年1月
一、盛大庆典式革命道路是当代专制国家走向民主普遍形式（即通例）。
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是我在多年以前提出来的，到目前为止，除了私下里有一些朋友赞同以外，我还没有看到有别的朋友公开发表文章中表示赞同的。因此到目前，不幸仍然是我个人的“专利”。现在有朋友对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进行批判，也有朋友希望我再谈谈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我觉得朋友们的批判和朋友之间心平和气地、认真地进行友好讨论，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由于朋友沿用了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的名称，没有对我关于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的定义表示异议，因此，有关讨论自然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进行。（定义参见《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战略》）。
主张对话道路，否定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的意义，根据自己凭空幻想而无视当代历史，随便作武断结论，这在科学上是不严肃的态度。事实上，当代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绝大部分采取了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尤其是中国“六·四”以后。中国的“六·四”大屠杀，暴露了共产党极权政权的残酷本质，从而促使了东欧和苏联的解体，也促进了其它一些专制政权的垮台和变化。中国改变了世界，却没有改变自己。从“六·四”以来，许多专制政权走向民主，除了匈牙利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等，情况有所不同以外，基本上采取了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其中，大部分采取了和平的方式，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则有少量的暴力和流血。因此，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是目前专制政府走向民主的通例，匈牙利和台湾等等则是特例。
二、对话的意义
对话的意义当然非常重要，人类应该对话，中国八九民运强调对话，人类早已用对话来解决大量问题。对话应该是未来人类解决争端的主要方法。但在现实中，对话却需要条件。对话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对话。否则，人家不愿意和你对话，你也没有任何力量强迫人家对话，你却把希望寄托在对话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其它方法，喋喋不休地乞求对话，在旁人看来，你不是神经有问题，就是沉浸在幻想中的可怜虫。
在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西方殖民地的独立，最后采取了对话谈判的形式，对话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虽然不能说大部分西方殖民地靠对话独立，因为大部分殖民地靠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反抗和奋斗，而不是对话。但我们可以说，大部分殖民地最后采取了对话形式实现独立，其中一部分国家在整个独立过程中主要依靠对话，而不是对抗。只有一部分国家主要凭借武装反抗实现独立。但这种对话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对话对专制国家的作用，就要小得多。除了匈牙利和台湾，对话在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的作用，很小。匈牙利和台湾，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对话，而是老百姓和反对派的努力奋斗。就匈牙利而言，在老百姓努力奋斗下，匈牙利共产党主动开放党禁，当时的反对派还很小很小，因此也没有多少对话。反对党普遍建立后，才有重要对话。及到全国大选，匈牙利后来赢得大选的七八个政党，人数还很少，甚至还达不到政党门坎，于是实行联合，参与大选。由于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痛恨，登记人数很少的这个联合阵线，赢得了大选。就台湾而言，对话的作用要大一些，但台湾民主制度的实现，仍然主要是靠反对派和老百姓的努力奋斗，当然也靠美国的压力和国民党的明智。即使解除党禁以后，竞选和监督的作用，仍然大于对话的作用。
中国反对派一直主张对话，但反对派目前没有力量迫使中共对话，因此，能不能实现对话，完全取决于中共。一厢情愿的幻想是可笑的。
三、中国反对派没有让步的余地。
两人面对面对立，你要让步，你必须有让步后退的余地，才能让步。如果你没有任何让步余地，背后是悬崖，或者是铜墙铁壁，那么，你除了后退自杀或者把自己压扁以外，根本无法作出让步。中国的反对派，许多人在监狱，他们再要让步，大约只有用一根绳子上吊，事实上连这也不大可能，因为时时有人监视着你。没有被关进监狱的，都处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之下，他们再要让步，大约只有同意或请求中共把他们关进监狱了。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必须正视现实。我过去批评那些攻击革命，宣称自己要改良的朋友有自大狂的毛病，因为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革命是老百姓的权利，你是老百姓，只拥有老百姓中很小的一部分权利，你个人也根本不能决定中国走革命道路。并且改良往往需要最高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必须把他推倒，这样就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了。你认为你有权决定改良，走改良道路，把自己等同于最高统治者，这不是自大狂的毛病吗？现在，中国的反对派穷得一无所有，根本“让”不出任何东西，人家也根本看不起你，你却自认为是大富翁，嚷嚷着要对话，要让步，妥协，这不是同样的自大狂吗？
当然，中国老百姓是有力量的，只有经过中国老百姓的同意，才有可能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没有中国老百姓的同意，你的让步一文不值。有人自大狂地说，如果中共害怕，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就是了，他们就不会害怕了。我说，你太狂了，你的保证有什么用？谁又相信你的保证？你既无权利，权力，又无能力对中共作出任何保证，包括保证他们的安全，保证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的政权，等等。当然，有的朋友比较清醒一些，不像上面的朋友那样自大狂。几年前，我曾经为一个朋友的文章感到惋惜，我问他，你既无权力，又无能力保证中共执政，可是又要作出保证中共执政三十年，是不是为了骗中共改革？他表示承认。然而，中共老奸巨滑，你不可能骗倒中共，相反倒是骗倒自己的朋友和一部分民众，还丧失自己的基本立场，而且政治协议不是用兵，兵不厌诈，政治协议却必须以基本的诚信为基础。所以，这样做，弊远远大于利。而现在有的人，却自大地认为自己有权代表人民，有权代表中国，要真心诚意地对中共作出让步，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评价这些朋友！如果有个人，指着一栋别人的房子说：“你给我一千元，我把那栋房子给你”，大家该怎样评价他？
四、丢掉幻想，多做实事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要正视和面对现实；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不能靠幻想和空谈生活；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必须根据中国实际，切切实实地做一些符合中国实际，对推动中国民主事业有意义的事情，丢掉幻想，多做实事，才是正确的做法。否则，你空谈对话，空谈让步，空谈妥协，什么意义也没有。我们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做，但我们的力量很小，根本忙不过来，我们只能做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无事可做的“政治真空”。只有与国内完全脱节，完全不了解国内情况的海外人士，才会觉得无事可做，才会有无所事事的“政治真空”。而且，我们只有做好了这些工作。提高了老百姓的觉悟和力量，壮大了自己，对话，让步，妥协，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是空谈。不过，有什么事情可做，该做些什么事情，内容太多，不再是这里能谈的范围。
目录：
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再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战略
（徐水良）
1999年1月
（徐水良）
1999年1月
这实际上是两篇独立的文章，两个有关联的独立问题。但因为它们对于国是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
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最可能走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一）如何预见未来
我们先谈谈如何预见未来的一些原则问题。
在许多朋友看来，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似乎很难预料。但其实，只要我们观察历史上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尤其是不久前共产党一党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的道路，并进行一定的分析，就可以有个大概的估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及其单线单向的决定论，又有人把历史道路看作是单一的，唯一的，宿命式的完全决定的。其实，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是有头脑，能作出自主选择的动物。就像世界历史早已表明的那样，中国模式，地中海模式，印度模式，还有其它模式，互相极为不同。马克思主义把地中海模式强加给全世界，搞五阶段单向单线发展论，是完全错误的。人类历史必然有一些总的趋向，但具体道路，却是多线的，非常不同的。至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人们更是完全有选择的余地，有走不同道路的可能。当代共产党专制国家，走向自由民主，是历史的必然；但具体道路，却是完全不同。中国的“六·四”，和苏联的“八·一九”，有很相象的地方，并且，中国的群众基础及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远超过苏联及俄罗斯，叶利钦总统对苏联的合法性也不如赵紫阳先生对中国的合法性，可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了，而俄罗斯的民主却胜利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叶利钦总统勇敢地向全国发出抵抗号召，并勇敢地走上街头，阻挡坦克。他如果像中国改革派领导人那样，不敢进行抵抗，那么，俄罗斯的民主也是必败无疑。这就是人的自主选择的重要性。
人的这种可选择性，给历史增加了诸多不确定性，造成了人类历史多元多线发展的事实。但在许多主要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人类历史却会呈现出某种一致性。共产党专制国家诸多相同和不相同因素，正是我们藉以预见未来的基础。
共产党专制国家有个比较普遍的特点，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共产党顽固坚持其一党专制，不允许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存在，不允许政治自由，甚至不允许言论和思想自由。是一种极端专制的制度，人们往往称其为极权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专制国家的变化，往往采取突发事件的形式。而突发事件在开始阶段，往往采取无组织状况。采取“先行动，后组织”的形式。二十多年前，1973年以后，我在有关大字报，文章和讲话中，曾经一再预言老百姓的反抗将会采取这种突发形式。
正是由于共产党极端专制的特点，那种先搞反对派组织，再开始反对专制的行动，在开始阶段，是不现实的。成立反对派组织，反对派政党，这是后来的事。这也就是许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企图先搞组织，后搞有组织行动，却屡屡失败的原因所在。在中国，这种情况，及到1998年民主党组党事件后，才有所改观。
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各种力量的合力和对比。其中，组织力量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只要不允许有组织的反对派力量存在，以有序的、平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走向民主，便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把组织力量，包括武装力量，看成是唯一力量，认为没有组织力量，便没有任何变化的希望，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其实，组织力量，包括政府，包括作为暴力组织并同时承担非暴力功能的军队和警察，仍然是一种意识力量。其中的政府力量，主要在于对政府“必须服从”这样一种社会公认的意识。至于武装力量，只是一种配备有物质附属物的组织力量。政府动用武装力量，其目的，只是强制人们服从。然而，组织力量尽管强大，它毕竟不是唯一的社会力量。一旦社会个人的分散力量，反政府力量，包括反政府情绪，接近或超过政府力量，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发生。这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反对政府，或政府中的某种势力，某种现象。因为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决不可能接近或超过强大的政府力量。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分散力量也可能很快形成组织，政府力量也可能很快瓦解。因为政府力量建立在社会公认的服从意识之上，如果绝大多数人改变服从意识，尤其是武装力量中的人改变服从意识，那么，政府就将顷刻瓦解，倒塌。这就是表面强大的专制政府往往会突然瓦解倾覆的原因。
如果共产党专制国家最后在社会压力下，允许反对党存在，则社会的变化，有可能趋向温和，平稳。这一点也为匈牙利等原苏联阵营的国家所证实。
（二）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
现在我们来谈谈未来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以历史为鉴，分别谈谈中国走向民主道路各种模式的可能性，主要是当代模式的可能性。
一、由于共产党极端专制的特点，并且由于现代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变化，包括现代科技，交通和武器的发展，像孙中山、毛泽东那样的道路，尤其是毛泽东那样打游击，建立根据地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有受毛泽东、共产党影响很深的极少数人，仍然在那里大搞毛式政党，大谈打游击。其实，过去交通和武器落后，你可以占山为王，打游击，“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但在当代条件下，这却毫无意义，一架直升机就足以对付了。［按：就像阿富汗那样，复杂地形根本不是现代武器的对手，——作者，2002年1月13日］。不过，限于篇幅，对这一条，我们不作详细分析。我们这里讲的，不包括策动军事政变这种方式。我们对此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必要的实践。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
二、台湾道路。这一条道路有台湾为例证。但台湾之所以走台湾道路，乃是因为台湾的具体情况。台湾是一个岛，并且一方面处在中共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另一方面又处在自由民主的美国压力下，两个相反方向的压力，都迫使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同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本地人而言，是一种外来力量。（不过，由于这种情况，特别是由于害怕大陆，台湾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偏安思想。台湾反对派首先以台独面目出现，正是带着这种偏安思想的影响。台湾后来的改革，当然是一种进取，但往往带有偏安中不得不进取的色彩。）对于大陆，台湾的这些情况都是不存在的。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况。台湾的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它的目标，它的理念，与中共完全不同。尽管有军政，有训政，但它的最终目标，始终是宪政民主。国民党从来没有实行中共那样的极端专制。国民党统治实行基本的自由，只是没有民主。相反，中共却是一个以实行专政，实行极端专制为目标的政党。它从来没有放弃它的一党专政及极端专制主义，中共统治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及到目前，中共开放的自由，还远远不如国民党时期，连满清皇朝慈禧太后时期已经实行的，国民党继续实行或没有取消的开放党禁和新闻自由，也还远远没有实行。而要走台湾道路，却必须以政府愿意实行宪政民主、多党民主为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由于共产党顽固专制的特点，中国大陆走台湾道路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中国反对派和老百姓非常不争气，迟迟不能形成取代中共的力量，而只能听任中共宰割的条件下，大陆才有可能经过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走这条道路。这时，大陆走这条道路的痛苦、漫长和艰难程度，都将远远超过台湾。腐败盛行，民族精神死气沉沉，没有革命带来的民族精神的振奋和重生。到处是无可奈何和消沉气氛。如果说台湾道路对台湾而言，虽然其“民主”政治太过腐败，但仍不失为一种振奋和重生之路；然而，对大陆而言，这种道路，却是民族精神的自杀。而且，大陆人民付出了相当于一场革命的代价，（“六·四”等等），却连很差的改良成果也得不到，这对大陆人民，也是很不公平的。
三、俄罗斯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经过一场突发性的半革命，但旧官僚摇身一变，仍然掌握国家政权及大批企业领导权，把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塌糊涂。这条道路所造成的暂时痛苦，甚至超过台湾道路。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留下来的腐败的旧官僚，旧风气。对中国而言，八九年六·四以前，有走这条道路的可能。但由于中国早已进行改革，走这条道路的痛苦，将小于俄罗斯。但六·四以后，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大概已经过去。[按：上面是写于几年前的话，目前的俄罗斯，已经渡过了它的困难时期，它的政治已经走上民主政治的正确轨道，它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而且过去实行的休克疗法之类的方法，虽然并不明智，但俄罗斯道路和其方法的优点，仍然是极其明显的。——作者，2002年1月13日]
四、匈牙利道路。这是一条较好的和平变革的改良道路。共产党主动开放党禁，实行多党民主。但这是经过56年匈牙利事件及饱受苏联压迫，急于摆脱苏联压迫的匈牙利所采取的道路。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如果头脑清醒，这本应该是他们争取走的道路。但中共，却是坚决不愿意走这条道路，至少及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有条件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做。而目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中共又不敢做。
五、罗马尼亚道路。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经过“六·四”血的教训，敢于像邓小平一样发疯的领导人不多；而军队，当然不可能再像“六·四”那样驯服听命。谁敢于下令屠杀，像齐奥塞斯库那样的下场，是必然的。
六、是否会产生军阀混战的形式？这是许多人担心的道路。但这仅仅是旧历史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幻影。军阀混战，至少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比较长期的混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共只是用这种幻影来吓唬老百姓。还有人担心大规模战争，但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像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的战争，更不可能。不过，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暴力和局部战争却有可能产生。
七、印度尼西亚道路。走这种道路的可能性不小。其中的无序暴乱，正是我们必须事先防止的。
八、菲律宾人民革命式的道路。在中国，走这种道路的可能性最大。这条道路的特点，是老百姓起来反抗，军队有可能以暴力威胁，但也可能不介入。不过最后结果，都是军队在老百姓压力下，不再服从独裁者。罗马尼亚和一些东欧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道路，都带有突发事件和革命性质。而像菲律宾的人民革命，更带有盛大庆典性质。马克思主义把所有革命都称为人民的庆典，是不正确的。失败的革命不用说，而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则更不具有庆典性质，而主要是暴力、流血和战争。我们这里的定义，定得更窄一些。我们指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是没有或很少动用武力，不流血或很少流血，革命目标为绝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因而人民欢天喜地庆祝其胜利的那样一种革命。这种革命一般以突发形式产生，从革命开始到胜利，时间像庆典一样短。
中国如果以突发事件来实现民主，非常可能是一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而江泽民和中共的现行政策，正将中国引向以这种突发事件来实现民主的道路。
突发事件要成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这就是：
1、政府非常孤立，受到老百姓的一致痛恨。
2、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内部，对独裁者也普遍不满。
3、为使盛大庆典不致成为无序暴乱，必须有一种可以替代独裁者的领导力量。
前两个条件，我们比东欧，比菲律宾，比二月革命时的俄国，更加成熟，老百姓对中共的痛恨，远超过菲律宾老百姓对马科斯政府的痛恨，也超过东欧人民对他们政府的痛恨。军队和政府机构中，不满情绪也更强烈。因此，中国未来的突发革命，将比菲律宾，比东欧，比76年打倒四人帮，更具有欢乐庆典的性质。但在中国，这种盛大庆典式的革命，也存在很大危险。这就是有可能演变成为无序暴乱。这是由于中国目前存在两个重大弱点：
1、没有像菲律宾那样，形成可以替代政府的领导力量。这种领导力量，应该在专制政府瓦解以后，迅速对社会起领导和控制作用，防止无序和混乱。由于中国民运人士素质太差，很不争气。难以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而其它可以取代政府的领导力量还没有产生，老百姓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们迟迟不愿采取行动。这一条，一方面将大大制约革命的产生，另一方面，将在革命以后，造成上述危险。
2、由于中共非理性的残暴统治，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在农民中，存在对中共非理性的极端仇视情绪。一些农民，以及少量工人和城市市民，在心里记着他们的中共仇人，今后一旦有机会，就准备把他们宰了。其实，农民的直接仇人，往往是中共基层成员。而老百姓非特定的对中共的普遍愤恨，则更加强烈。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再来文化革命，就不会对共产党那么客气了。怎么不客气呢？就是两个字：该杀。这也是导致中共内部害怕民主，害怕掉脑袋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这两个弱点，尤其是前一个弱点，并依靠解决前一个弱点，来解决第二个弱点。那么，演变成无序暴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一旦无序暴乱产生，我们的民族就将造成很大损失。并且，有可能导致军队重新干政。虽然军队干政最后将会失败，但这或者将大大延缓中国的民主进程，或者可能导致一场内战。人们担心的内战，只有在这时，才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因此，中国反对派力量目前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形成一种可以取代共产党的力量。在民运之外，我们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力量。也许到人民革命产生的那一天，中共内部的民主派和改革派，可能会形成这种力量，而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和中国反对派结合，形成取代和领导力量，这将是中国走向民主的最理想方式，这要比毫无经验，并且素质很低的反对派直接上台要好得多，这将大大减少中国走向民主的困难和波折。但至少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中共内部形成愿意与中国人民及反对派合作的民主派和改革派。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看不到的力量上。而且，依靠这种力量，已有俄罗斯道路的教训，我们不得不心存忧虑。而民运，目前很不争气，清流退出，浊流主导，不来一番脱胎换骨的重大改造，就不可能变成取代力量。而改造，要针对民运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原因，即民运人士的素质问题，及清流退出，浊流主导的问题。要提高民运素质，并使整个民运变为清流主导，浊流退后，才有可能。但目前恐怕很难做到，因为东欧经验，共产党控制的民运人士，占民运人士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共一定会阻挡这种努力。但我们应该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素质，创造清流主导的高素质的队伍。否则，中国民运人士和反对派人士，必将像在东欧一些国家民运人士那样，在民主实现以后，很快销声匿迹，并且给中国民主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1999年1月，2002年1月作少许修改
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
（批判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实行以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为了搞清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先解决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简要批判一文中，我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说，这是“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它主张生产力和经济起决定作用，由生产力和经济决定人类社会，主张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就完全颠倒了经济、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的研究证明，决定人类社会的，不是生产力和经济，而是人类自身的发展程度。是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及由此决定的人类社会，进而对生产力和经济起决定作用，而不是相反。人的自身发展程度，包括人的个体发展程度，人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是生产力和经济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具体说来，人的个体发展程度，包括体质和体力，智力和知识的发展程度，其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决定生产力的质的方面；人的社会发展程度，包括人的自由化发展程度，人的社会组织程度，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程度，其中包括政治和经济组织管理的民主化程度，决定生产力的量的方面，生产力的量的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生产力与客观物质混同起来。事实上，两者完全不同。物质生产力和经济，不过是人的智力、知识和体力的物化。物质生产力不是独立的生产力，它不过是人手的延长，脑的扩大；只有人才是独立的生产力。现代生产力，机器、设备、火车、飞机、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等，如果抽去其中的智力、知识等精神要素，它们不过是废物一堆。”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唯物主义，乃是人类社会经济异化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从部落林立的原始氏族制度演变产生的，以宗族为基础的分封社会（中国春秋以前，欧洲中世纪前期）是一种血统异化的贵族社会。而奴隶制度，乃是人本身一种野蛮的非人或非人性异化，在地中海沿岸，如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度曾经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奴隶社会，而在中国，有奴隶制度，但并未占全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中国清朝以前，欧洲中世纪后期，是以家族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社会，官本位社会。是一种权力异化社会。这种社会，经济上大多以小农为主，所以人们误认为小农是这种社会的基础。共产党专制制度，则把权力异化发展到极端。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从权力异化中脱胎而来，乃是一种经济异化社会，以资为本，以经济为中心。因此，现代社会，仍然是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异化社会。正是在经济异化的高峰期，出现了这种异化的理论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共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吹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其实，这只是完成西方国家二三百年前已经完成的战略转移。
要正确制订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必须清醒认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人类的未来社会，乃是一种人性复归，异化消除，以人为本，以人和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本社会。未来学家本能地感到这个发展方向，但囿于以经济为中心，以经济为基础的旧思想，仍然把信息当作经济，把这种社会称为信息社会。目前仍有不少人把信息当作一种与物质生产力及经济一样，是异化的统治人的东西。其实，这恰恰与信息的本性是相违背的。
伴随着社会的这种巨大变化，当代世界面临着三大历史任务。这就是：
1、完成以经济为中心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转移；
2、消灭专制，实现民主；
3、消灭世界性战争，实现世界性永久和平。
中共建政五十年来，先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搞得中国人人勾心斗角，内斗严重，并且成为传统习惯。接着，又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就是围着金钱转，一切向钱看，金钱第一，牺牲道德、教育、文化、科技、环保、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素质及生存环境，恶化到空前可怕的程度。中共对中华民族民族素质和环境的破坏，远远超过对经济的破坏。对经济的破坏，一代人的时间基本可以纠正，而对人的素质的破坏，几代人也难以挽回。而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从长远看来，不是经济，而是人的素质。现在的中国，一方面，人的素质问题特别严重；另一方面，人口基数恰恰特别庞大，人均资源贫乏。中国要发展，必须特别依靠人的资源，扬长避短。这就使得从以经济为中心，向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显得特别迫切。中国要走到世界前面，必须首先完成这个战略转移。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批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大力倡导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经济是由人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东西，它不可能成为中心。不能由人围着经济、金钱转；而只能使经济围着人转。我们必须向社会大声疾呼，高度重视人的素质问题，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首位。我们必须保持社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在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教育、文化、科技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要舍得化大力气，化尽可能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包括道德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要树立优秀的道德形象。要重视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素质重于经济指标。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之本。十五六年前，在监狱中，我写文章，把现代化分成三个层次。在三个层次中，人的现代化是是最深层次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才能推动实现并保证中层次的现代化，即社会制度和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其中包括政治现代化。只有实现上述两个层次的现代化，才能推动浅层次的、具体层面的现代化，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国防等各方面的现代化。有的现代化理论，包括“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理论等等，没有搞清现代化的各个层次，现代化的方方面面，现代化的科学内容，以及科学地划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就浅层次的现代化说来，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划分，就是不科学的。所以，我们上面称为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国防等诸方面的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各层次、各方面的现代化，都必须依赖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各方面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了局部的、小范围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巩固。并且，人的现代化不仅是实现其它方面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同时也是其它方面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当然，人的现代化和其它方面的现代化，是交互作用，互相促进的。是双向作用，而不是单向作用。
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当然是一个内容复杂的体系，本文只能简单讲述以上中心思想，藉以抛砖引玉。
一九九九年一月
（注：这是在《北京之春》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的演讲）
再论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
2002年1月
一、盛大庆典式革命道路是当代专制国家走向民主普遍形式（即通例）。
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是我在多年以前提出来的，到目前为止，除了私下里有一些朋友赞同以外，我还没有看到有别的朋友公开发表文章中表示赞同的。因此到目前，不幸仍然是我个人的“专利”。现在有朋友对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进行批判，也有朋友希望我再谈谈这个问题，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我觉得朋友们的批判和朋友之间心平和气地、认真地进行友好讨论，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由于朋友沿用了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的名称，没有对我关于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的定义表示异议，因此，有关讨论自然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进行。（定义参见《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战略》）。
主张对话道路，否定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的意义，根据自己凭空幻想而无视当代历史，随便作武断结论，这在科学上是不严肃的态度。事实上，当代专制国家走向民主，绝大部分采取了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尤其是中国“六·四”以后。中国的“六·四”大屠杀，暴露了共产党极权政权的残酷本质，从而促使了东欧和苏联的解体，也促进了其它一些专制政权的垮台和变化。中国改变了世界，却没有改变自己。从“六·四”以来，许多专制政权走向民主，除了匈牙利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等，情况有所不同以外，基本上采取了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其中，大部分采取了和平的方式，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则有少量的暴力和流血。因此，盛大庆典式的革命道路是目前专制政府走向民主的通例，匈牙利和台湾等等则是特例。
二、对话的意义
对话的意义当然非常重要，人类应该对话，中国八九民运强调对话，人类早已用对话来解决大量问题。对话应该是未来人类解决争端的主要方法。但在现实中，对话却需要条件。对话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对话。否则，人家不愿意和你对话，你也没有任何力量强迫人家对话，你却把希望寄托在对话上，喋喋不休地反对其它方法，喋喋不休地乞求对话，在旁人看来，你不是神经有问题，就是沉浸在幻想中的可怜虫。
在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西方殖民地的独立，最后采取了对话谈判的形式，对话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虽然不能说大部分西方殖民地靠对话独立，因为大部分殖民地靠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反抗和奋斗，而不是对话。但我们可以说，大部分殖民地最后采取了对话形式实现独立，其中一部分国家在整个独立过程中主要依靠对话，而不是对抗。只有一部分国家主要凭借武装反抗实现独立。但这种对话之所以能成功，主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对话对专制国家的作用，就要小得多。除了匈牙利和台湾，对话在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的作用，很小。匈牙利和台湾，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对话，而是老百姓和反对派的努力奋斗。就匈牙利而言，在老百姓努力奋斗下，匈牙利共产党主动开放党禁，当时的反对派还很小很小，因此也没有多少对话。反对党普遍建立后，才有重要对话。及到全国大选，匈牙利后来赢得大选的七八个政党，人数还很少，甚至还达不到政党门坎，于是实行联合，参与大选。由于老百姓对共产党的痛恨，登记人数很少的这个联合阵线，赢得了大选。就台湾而言，对话的作用要大一些，但台湾民主制度的实现，仍然主要是靠反对派和老百姓的努力奋斗，当然也靠美国的压力和国民党的明智。即使解除党禁以后，竞选和监督的作用，仍然大于对话的作用。
中国反对派一直主张对话，但反对派目前没有力量迫使中共对话，因此，能不能实现对话，完全取决于中共。一厢情愿的幻想是可笑的。
三、中国反对派没有让步的余地。
两人面对面对立，你要让步，你必须有让步后退的余地，才能让步。如果你没有任何让步余地，背后是悬崖，或者是铜墙铁壁，那么，你除了后退自杀或者把自己压扁以外，根本无法作出让步。中国的反对派，许多人在监狱，他们再要让步，大约只有用一根绳子上吊，事实上连这也不大可能，因为时时有人监视着你。没有被关进监狱的，都处在中共严密的监控之下，他们再要让步，大约只有同意或请求中共把他们关进监狱了。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必须正视现实。我过去批评那些攻击革命，宣称自己要改良的朋友有自大狂的毛病，因为改良是统治者的权利，革命是老百姓的权利，你是老百姓，只拥有老百姓中很小的一部分权利，你个人也根本不能决定中国走革命道路。并且改良往往需要最高统治者的同意，如果他不同意，你必须把他推倒，这样就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了。你认为你有权决定改良，走改良道路，把自己等同于最高统治者，这不是自大狂的毛病吗？现在，中国的反对派穷得一无所有，根本“让”不出任何东西，人家也根本看不起你，你却自认为是大富翁，嚷嚷着要对话，要让步，妥协，这不是同样的自大狂吗？
当然，中国老百姓是有力量的，只有经过中国老百姓的同意，才有可能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没有中国老百姓的同意，你的让步一文不值。有人自大狂地说，如果中共害怕，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就是了，他们就不会害怕了。我说，你太狂了，你的保证有什么用？谁又相信你的保证？你既无权利，权力，又无能力对中共作出任何保证，包括保证他们的安全，保证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的政权，等等。当然，有的朋友比较清醒一些，不像上面的朋友那样自大狂。几年前，我曾经为一个朋友的文章感到惋惜，我问他，你既无权力，又无能力保证中共执政，可是又要作出保证中共执政三十年，是不是为了骗中共改革？他表示承认。然而，中共老奸巨滑，你不可能骗倒中共，相反倒是骗倒自己的朋友和一部分民众，还丧失自己的基本立场，而且政治协议不是用兵，兵不厌诈，政治协议却必须以基本的诚信为基础。所以，这样做，弊远远大于利。而现在有的人，却自大地认为自己有权代表人民，有权代表中国，要真心诚意地对中共作出让步，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评价这些朋友！如果有个人，指着一栋别人的房子说：“你给我一千元，我把那栋房子给你”，大家该怎样评价他？
四、丢掉幻想，多做实事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要正视和面对现实；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不能靠幻想和空谈生活；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必须根据中国实际，切切实实地做一些符合中国实际，对推动中国民主事业有意义的事情，丢掉幻想，多做实事，才是正确的做法。否则，你空谈对话，空谈让步，空谈妥协，什么意义也没有。我们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做，但我们的力量很小，根本忙不过来，我们只能做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这里根本不存在无事可做的“政治真空”。只有与国内完全脱节，完全不了解国内情况的海外人士，才会觉得无事可做，才会有无所事事的“政治真空”。而且，我们只有做好了这些工作。提高了老百姓的觉悟和力量，壮大了自己，对话，让步，妥协，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是空谈。不过，有什么事情可做，该做些什么事情，内容太多，不再是这里能谈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