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资刻薄易成灾，商韩马列大不祥（东海微言集）
余东海
【商鞅】《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说秦孝公共四次。先说以帝道，次说以王道，都不受待见。复说以霸道，其意欲用。最后说以彊国之术，秦孝公大悦。东海曰：帝道即王道，都是道德允执厥中，政治齐之以礼。商鞅分开来说，故弄玄虚耳。吾以为，商鞅对于帝王之道，虽然有所了解，并非真正通达。甚至霸道也非其兴趣所在。故前三次进说都是试探，商鞅真正在行的是所谓的彊国之术，古典极权主义邪术。吾判断商鞅不通王道，是因为其生平言行表现德智双缺，毫无内圣功夫，毫无保身之哲。这是邪恶分子的共同特征：作恶很行，害起人来聪明能干若有鬼助；为善不行，助起人来愚蠢无能就像白痴，甚至连最基本的自助自救能力都会彻底丧失。这是丧心病狂的必然结果。商鞅、韩非、李斯们，古今中西大多数暴君邪臣，面临自身危险，往往其蠢如猪，根本原因在此。
【商鞅】赞美倡导商韩之术、蚂之术者，无论精英民众，都是不祥之人。其中弱势群体知识群体，更是愚贱之辈，遭受特权奴役，极权暴虐，丝毫不冤。行商韩蚂之术，国民越来越弱小、苦难越来越深重、人权自由彻底丧失是必然的，生铁般铸定的。至于国家，在逆淘汰时代，野蛮化而强大一时，是可能的；在文明化时代，连一时性强大都不可能，野蛮化邪恶化，只能导致衰弱灭亡。
【商鞅】对于商鞅，褒贬纷纭。论正确中肯，当以司马迁和贾谊为最。司马迁说其人品：“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贾谊论其政治：“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并详细叙述了秦政“违礼义”的种种表现。（《时变》）有厅友引用秦相蔡泽、李斯对商鞅的高度赞肯，那是做不得准的。就毛左们对毛氏毛政的赞肯做不得准一样。毛氏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高赞商鞅，可见其人品学业问题严重。据说其师对其作文予以高度评价，邪生邪师邪成一团、不可救药矣。
【击蒙】《商君书•去强篇》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东海曰：自汉至清，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商鞅这个观点完全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国无十者，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削至亡。商鞅的错误至今依然为无数马帮人所信奉，就是昧于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结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虚无历史，必不知兴替也。
【开蒙】礼文厅友言：“知道自有天道惩处，就知道其不对，与其让他一路错下去最后由天来惩处，不如法律严禁，法律惩处，岂不更妥？”大错特错。这种想法与秦法家一脉相承。商鞅说：“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商君书•画策》）这种思想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皆绝缘，这种思想指导下建起来的，只能是恶制恶法极权暴政！
【警钟】千万不要以牺牲了多少人和多少亲人的生命来证明事业和人物的伟大。古今中西所有极权主义事业，无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其君其臣同样苦难深重，死伤狼藉。暴秦作为古典极权主义的典型，自商鞅变法始，至项羽诛灭嬴政全族终，历代暴秦皇族和秦人，为统一大业牺牲生命者无数无量。更可悲可耻的是，很多文武功臣和宗亲族人包括秦始皇的子女，都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请看《史记•李斯列传》中这一小段，秦二世登基后：“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磔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悦，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秦政之下，民不聊生，官不聊生，文武大臣和贵族子弟统统不聊生。大臣蒙毅等人是秦始皇的老臣，公子十二人、十公主是秦二世的兄长和姐妹，都被弄死了，连坐者不计其数。公子高被吓得主动求死。
【态度】无论身逢治世乱世，管晏只能讲霸道，商韩只能讲极权，他们都讲不了王道。商鞅见秦孝公，初次讲王道，那是惺惺作态，肯定全不着调，它于王道大义，或许有所了解，绝不可能通达。能讲王道者，唯有君子儒。君子儒不讲政治则已，要讲就讲王道，无论身逢治世乱世都一样。这是孔孟和历代君子大儒不约而同的特征。如果身逢乱世，儒家也讲霸道乃至极权，那是自弃文化历史责任而自甘堕落，那就没人讲王道了，王道就永无可能了。吾尝言，民众听不听得到，官员听不听得懂，领导集团听不听得入耳，是他们的事；讲不讲、讲什么、怎么讲，是吾的事，两不相碍。这是孔孟的态度，也是东海的态度。讲王道是吾尽吾心，尽吾替天传道的责任。至于道能不能推行，甚至有没有传播的机会，那不是吾做不了主的。那就不关吾事，听天由命可也。
【极端】有自由派厅友称吾为儒家极端主义，令人失笑。儒家是仁义之道，中庸之道。极端仁义就是大仁大义，极端中庸还是中庸，大中至正，何极端之有？相反，儒家与所有极权主义极端主义格格不入，正是两极主义的克星。故商韩洪杨蚂等等古今两极主义势力，无不以儒为敌，反儒如贼，极尽焚书坑儒之能事。
【儒眼】真正的蚂主义者是没有人性人格的。唯物主义哲学物化了它们的人性，党本主义政治党化了它们的人格。它们只剩下物性党性。也可以说，它们都是极权主义人格。只要信马拜物，无论贫富贵贱都一样。这种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奴性恶性并重。富贵时恶性大发，最善于奴役；贫贱时奴性大发，最方便奴役。
2022-11-24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民主中国http://minzhuzhongguo.org/default.php?id=99452
余东海
【商鞅】《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说秦孝公共四次。先说以帝道，次说以王道，都不受待见。复说以霸道，其意欲用。最后说以彊国之术，秦孝公大悦。东海曰：帝道即王道，都是道德允执厥中，政治齐之以礼。商鞅分开来说，故弄玄虚耳。吾以为，商鞅对于帝王之道，虽然有所了解，并非真正通达。甚至霸道也非其兴趣所在。故前三次进说都是试探，商鞅真正在行的是所谓的彊国之术，古典极权主义邪术。吾判断商鞅不通王道，是因为其生平言行表现德智双缺，毫无内圣功夫，毫无保身之哲。这是邪恶分子的共同特征：作恶很行，害起人来聪明能干若有鬼助；为善不行，助起人来愚蠢无能就像白痴，甚至连最基本的自助自救能力都会彻底丧失。这是丧心病狂的必然结果。商鞅、韩非、李斯们，古今中西大多数暴君邪臣，面临自身危险，往往其蠢如猪，根本原因在此。
【商鞅】赞美倡导商韩之术、蚂之术者，无论精英民众，都是不祥之人。其中弱势群体知识群体，更是愚贱之辈，遭受特权奴役，极权暴虐，丝毫不冤。行商韩蚂之术，国民越来越弱小、苦难越来越深重、人权自由彻底丧失是必然的，生铁般铸定的。至于国家，在逆淘汰时代，野蛮化而强大一时，是可能的；在文明化时代，连一时性强大都不可能，野蛮化邪恶化，只能导致衰弱灭亡。
【商鞅】对于商鞅，褒贬纷纭。论正确中肯，当以司马迁和贾谊为最。司马迁说其人品：“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贾谊论其政治：“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并详细叙述了秦政“违礼义”的种种表现。（《时变》）有厅友引用秦相蔡泽、李斯对商鞅的高度赞肯，那是做不得准的。就毛左们对毛氏毛政的赞肯做不得准一样。毛氏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高赞商鞅，可见其人品学业问题严重。据说其师对其作文予以高度评价，邪生邪师邪成一团、不可救药矣。
【击蒙】《商君书•去强篇》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东海曰：自汉至清，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商鞅这个观点完全错误。事实恰恰相反，国无十者，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削至亡。商鞅的错误至今依然为无数马帮人所信奉，就是昧于儒家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结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虚无历史，必不知兴替也。
【开蒙】礼文厅友言：“知道自有天道惩处，就知道其不对，与其让他一路错下去最后由天来惩处，不如法律严禁，法律惩处，岂不更妥？”大错特错。这种想法与秦法家一脉相承。商鞅说：“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商君书•画策》）这种思想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皆绝缘，这种思想指导下建起来的，只能是恶制恶法极权暴政！
【警钟】千万不要以牺牲了多少人和多少亲人的生命来证明事业和人物的伟大。古今中西所有极权主义事业，无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其君其臣同样苦难深重，死伤狼藉。暴秦作为古典极权主义的典型，自商鞅变法始，至项羽诛灭嬴政全族终，历代暴秦皇族和秦人，为统一大业牺牲生命者无数无量。更可悲可耻的是，很多文武功臣和宗亲族人包括秦始皇的子女，都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请看《史记•李斯列传》中这一小段，秦二世登基后：“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磔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悦，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秦政之下，民不聊生，官不聊生，文武大臣和贵族子弟统统不聊生。大臣蒙毅等人是秦始皇的老臣，公子十二人、十公主是秦二世的兄长和姐妹，都被弄死了，连坐者不计其数。公子高被吓得主动求死。
【态度】无论身逢治世乱世，管晏只能讲霸道，商韩只能讲极权，他们都讲不了王道。商鞅见秦孝公，初次讲王道，那是惺惺作态，肯定全不着调，它于王道大义，或许有所了解，绝不可能通达。能讲王道者，唯有君子儒。君子儒不讲政治则已，要讲就讲王道，无论身逢治世乱世都一样。这是孔孟和历代君子大儒不约而同的特征。如果身逢乱世，儒家也讲霸道乃至极权，那是自弃文化历史责任而自甘堕落，那就没人讲王道了，王道就永无可能了。吾尝言，民众听不听得到，官员听不听得懂，领导集团听不听得入耳，是他们的事；讲不讲、讲什么、怎么讲，是吾的事，两不相碍。这是孔孟的态度，也是东海的态度。讲王道是吾尽吾心，尽吾替天传道的责任。至于道能不能推行，甚至有没有传播的机会，那不是吾做不了主的。那就不关吾事，听天由命可也。
【极端】有自由派厅友称吾为儒家极端主义，令人失笑。儒家是仁义之道，中庸之道。极端仁义就是大仁大义，极端中庸还是中庸，大中至正，何极端之有？相反，儒家与所有极权主义极端主义格格不入，正是两极主义的克星。故商韩洪杨蚂等等古今两极主义势力，无不以儒为敌，反儒如贼，极尽焚书坑儒之能事。
【儒眼】真正的蚂主义者是没有人性人格的。唯物主义哲学物化了它们的人性，党本主义政治党化了它们的人格。它们只剩下物性党性。也可以说，它们都是极权主义人格。只要信马拜物，无论贫富贵贱都一样。这种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奴性恶性并重。富贵时恶性大发，最善于奴役；贫贱时奴性大发，最方便奴役。
2022-11-24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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