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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安徽养马，打破了中原的养马地图
赵恺 2022-10-21
起于草莽的朱元璋特别喜欢从被自己击败的对手身上总结经验。比如，他曾对死敌陈友谅生前所用的镂金床大发感慨，认为“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
影视剧中，朱元璋收到陈友谅的金床。来源/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截图
一统天下后，朱元璋更与朝臣一同分析元朝灭亡的原因，并得出“以宽失天下”的结论，后世学者更将朱元璋口中元廷的“宽”，部分落实在“南方养马”这一点失策之上。
天下布牧：忽必烈的尴尬时刻
作为以游牧起家的草原帝国，元朝本不缺少牧场。活跃于元代中后期的汉臣陈思谦曾不无夸耀地称元朝牧场：“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甘草美。”的确，在鼎盛时期，铁木真的子孙占据着欧亚大陆最辽阔的草场，并一度豢养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为精锐的骑兵。也正是凭借着骑兵高超的机动性，蒙古帝国才能以区区数十万之众，完成一次次令人匪夷所思的辉煌大胜。
曾出使蒙古草原的南宋军事观察家彭大雅认为，蒙古骑兵首先在战场侦察上具备着先天优势：“（蒙古军队）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在战斗打响之后，蒙古骑兵更能以三五骑为一个战术单位，采用“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的游击战术，最终打出“百骑环射，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监百里”的战术效果。而即便在宿营的过程中，蒙古骑兵也常常表现出令人咋舌的机动潜力。各支部队不仅会不断派出精锐的巡逻游骑，每一营帐之后还要留下两匹战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
影视剧中冲锋的蒙古骑兵。来源/电影《蒙古王》截图
但是，战马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不可避免遭到稀释。特别是在攻灭金朝后，入主河北、山西等传统农耕区域的蒙古贵族成了大地主，对蓄养牛马一事自然便不再热衷。如原本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组建的“探马赤军”，有了固定驻地后，开始由牧民转化为农夫。根据《元史》记载，他们初到驻地“犹以射猎为俗”，但随着繁衍生息，“渐知耕垦播殖如汉人”。战斗力自然逐步退化。
正是在这种刀枪入库、马匹无处安放的大背景下，当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自立为汗时，效忠于他的很多蒙古亲贵甚至无法为自己麾下的军队配备足够的战马，忽必烈不得不自己掏钱，紧急在中原各地购买数万匹战马，才勉强保证自己的骑兵部队齐装满员，足以北上与阿里不哥争雄。
或许正是此次“军中无马”的尴尬，令忽必烈痛定思痛，决心在自己统治的中原地带广泛建立牧场。随着这位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的一纸诏令，一片片牧场迅速在辽阳、大同、太原、真定、益都、怀孟、清池县、南皮县、广平等地陆续建立起来。而随着蒙古对江南的征服，昔日“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也被迅速打破，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处牧场，便位于朱元璋的出生地——淮西。
庐州马场：淮西养马的先天优势
所谓“淮西”，是下属寿州、庐州、蕲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黄州、无为军的宋代行政区划“淮南西路”的简称。“淮南西路”的治所最初被设置在寿州。“靖康之难”后，随着两淮地区沦为宋金交锋的主战场，“淮南西路”的治所也被迫南迁至更为安全的庐州。
淮南西路地图及治所转变。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蒙古人一统中原后，“淮南西路”被归入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的管辖之下。曾经仅下辖合肥县、舒城县、慎县三险的庐州也由此升级为比省低一级，比州高一级的“路”级行政单位。整个辖区也由此扩大到合肥县、六安州、无为州、舒城县、梁县、庐江县、巢县、和州、含山县、乌江县、英山县等地。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有着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庐州路才被元朝统治者相中。
庐州路之所以能够成为南方牧场首选，与马匹喜欢清凉、干燥的环境，又需要定期补充大量淡水和食盐的习性有关。对于马匹的生活环境而言，庐州路无法与塞外、漠北相提并论，但终究要比湿热的南方干燥许多，其多山地的环境，更为马匹提供难得的避暑胜地。
《红楼梦》有句话叫“女人是水做的”。实际上，男性体内含水量占体重的50-60%，而女性是45-50%。与人类相比，马匹身体含水量更高，据现代科学测量，成年马身体含水量平均高达65%。而一匹马即使丢失全部脂肪和50%的蛋白质也能继续生存，但损失12%-15%的水就可能死亡。因此，即便马匹在不运动时，每天也需要喝15-30升水，剧烈运动时更需要45-57升水。因此对于养马而言，充沛的水源是必不可少的。而水资源对于毗邻长江岸边，又囊括整个巢湖水系的庐州路来说可谓得天独厚。
庐州地图，巢湖和长江都与庐州极近。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方养马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那就是盐。包括人、马在内的哺乳动物，都需要摄入盐分。人不吃盐最直接的感受是没力气。区别在于，人懂得开采盐，把盐加在食物里补充；野生动物是通过食物或者舔食含盐的矿物获取盐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能养一方动物。马在它的原生环境里，倒是不用为补充盐的事烦恼。欧亚草原地处内陆，绝大多数河流都是内流，那些融解在水里的矿物盐排不到大海里，造成内陆湖泊、河流及其周边地区的含盐量普遍较高。南方地区温度高，马很容易出汗，水也清甜得多。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有个研究数据：休息中的马每天需要补充25克盐，中等工作量的马每天补充55-65克。要是环境炎热或者大量出汗，数字就得增加到每日113-170克。这意味着天一热，马儿就算不跑不动，需要摄入的盐也得翻几倍。
因此，南方养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给马吃盐。《元史》记载，云南“所牧国马，岁给盐，以第月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也就是说，每匹官马每年会发一次盐，然后选在寅日喂给马吃。这里说的“寅”是地支里的寅，地支有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寅日啖之”意味着十二天给马补一次盐。恰好，与庐州路相邻的扬州路、高邮路等地出产“淮盐”。在北宋所有的产盐地中，淮盐的产量占比能达一半，南宋时的占比更高。有淮盐在，元朝在淮西养的马自然是不会缺盐的。
直至清代，两淮也是重要产盐区。图为扬州两淮盐运使司。来源/纪录片《海盐传奇》截图
当然，除了环境、气候、物产方面的相关便利之外，元朝统治者之所以选中地处淮西的庐州作为养殖战马的牧场，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考量。
镇戍江南：在淮西养马的政治考量
忽必烈及一干蒙古亲贵之所以重视淮西，很大程度上源于征服南宋过程中的痛苦记忆。公元1238年，蒙古军队曾一度将淮西视为打垮南宋江淮防线的突破口。成吉思汗时代的近卫军统帅察罕指挥号称八十万的重兵集团直扑庐州。但是，在南宋方面的杜杲、吕文德等名将的顽强防守和果断反击下，这一轮的秋季攻势再度以蒙古方面的全线失利告终。
此后，蒙古军队曾多次进攻淮西，也取得过一些战果，但终究未能在这个方向取得太大进展。直至攻破了南宋都城临安之后，驻守淮西地区的宋军才跟随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向元朝投降。后世文人痛恨夏贵的叛离，还写下了讽刺诗——
节楼高耸与云平，卖国谁能有此荣。
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
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
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
尽管口碑不佳，但面对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出降的夏贵，忽必烈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不仅加封其为中书省左丞，更一口气将他三个儿子——夏富、夏松、夏柏的官职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对夏贵家族的优待并不代表元廷对夏贵麾下的那些南宋降兵有什么善意。
影视剧中，南宋谢太后带小皇帝投降。来源/电视剧《马可波罗》截图
南宋临安政府投降前后，长江南北的大批南宋政府军或主动或被迫地向元朝投诚，确切数字不得而知，最为夸张的是元明时代士大夫笔记中的所谓“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因此，南宋末年所有在籍的兵员也不过七十万人。即便没有其他因素，战场的消耗和溃散也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元朝将南宋的降卒统一称为新附军。新附军内部番号颇为繁杂，一般根据这些军队的特点命名。比如之前在南宋政府领取“口券”的伙食补助的正规军被称为“券军”；其中野战部队由于领取的是名为生券的高额补助而被称为“生券军”，而南宋各地的驻屯军由于领取的是伙食补助金额较小，而被称为“熟券军”。为了防止逃亡而在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原南宋“惩戒营”则被元朝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除此之外，还有南宋在江南地区临时召集盐徒组成的义勇军，被称为“盐军”。
元对新附军并不信任，除了少数精锐被抽调到中央侍卫亲军外，其他新附军不是成为元征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炮灰，便是被安排从事养马、筑城等杂役工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已经很少被人提起，数量可观的南宋降军最终已被成功“消化”掉。其中，淮西地区的南宋降军则很大部分被编入庐州马场中。
除了消化南宋降军外，庐州马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镇压江南地区叛乱的军事行动提供战马。
元朝长期以来奉行严苛的经济和民族政策，令江南各地反元义军四起。据史学家统计，仅公元1283年，南方各地便发生起义二百余起，而公元1287年，这一数字又上升到四百余处。如此频繁的民变，也难怪在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感慨：“自南宋流亡政府覆灭于南海之后，我依旧要和敌人连年鏖战，连脱下战甲的机会都没有！”
南宋最终溃灭前后，元廷还可以将这些民变归咎于赵氏遗臣的唆使和煽动，但在崖山战役后，反元起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日益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日益扩大。可见真正造成江南鼎沸之势的是元廷长期以来的“吏治不清”以及放纵土地兼并所导致的。
金庸笔下的著名反元组织“明教”。不过真实历史上的反元力量，还是以下层百姓居多。来源/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截图
公元1277年浙江沙县人谢五十领导当地人民起义，自称挈天将军。
公元1278年浙江处州（今丽水市）农民张三八领导下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起义。随后衢州地区农民推选陈千二为领袖，遥相呼应。
公元1296年，江西赣州兴国人刘六十聚众起义，建号称王，声震远近。
在这些以数字为名的起义军领袖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公元1315年在江西赣州宁都聚众起义的蔡九五。
蔡九五起义由于发生在元朝统治中期，因此其规模并不算太大。其顶峰时期也不过“围宁都、焚四关、分掠郡邑”而已，却引起元朝监察机构的充分重视，台臣向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蔡五九之变，皆由鼐智密鼎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
这里的“经理田粮”指的是从公元1314年冬天开始，元朝廷希望通过核实田地实际所有情况来甄别和控制土地兼并，核定粮食征收标准的一项新政策。“延祐经理”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推行实施的江浙、江西、河南三省吏治腐败，各地政府官员和土豪劣绅纷纷抢在政府核查之前，大肆侵占土地，以至于出现新丰一县强行拆毁民宅近两千户，除了与活人争地之外，许多人为“虚张顷亩”甚至连墓地都不放过，以至于“夷墓扬骨”。随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取消“经理民田”的举措，蔡九五的起义军也便随即瓦解。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元廷从庐州马场抽调了多少战马后世不得而知。公元1351年，淮西廉访使陈思谦通过“括官民马”的方式，为宣让王帖木儿不花组织了一支团练骑兵，轻松平定庐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庐州马场对镇压南方起义军中的作用。
授人以柄：庐州马场为义军所用
公元1260年开始，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中央军。公元1279年，这支部队进一步发展为前、后、左、右、中五卫。到元朝后期，仅在大都、上都地区的侍卫亲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三十万，不过，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外征讨无力，倒是频繁成为野心家手中的工具。
由于正规中央军不给力，元廷在对内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不给粮饷，不入帐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雇佣军，蒙古人称为“答剌罕军”，汉族的士大夫为他们起名为“乾讨虏军”。
“乾”是简体字“干”的繁体写法，也就是说，这支所谓的“讨虏军”，就像“干儿子”一样是冒牌货。这种雇佣军的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因此作战不利、拢民尤甚，元朝虽然多次下令收编军队，但在元朝末年，这种类似土匪的“乾讨虏军”却成了战场主力之一。
大批所谓“乾讨虏军”取代了正规军在战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朝所推行的军户兵役制度的崩溃。除了没有“三险一金”、没有“法定假期”，即便换防在边远地区往往也要等上二三年甚至六年才有一次机会之外，军户还要自己出钱购置军需装备，可获得的收益不过是每人每月五、六斗米，一斤盐以及朝廷在赋役方面的豁免和优待。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也就在情理之中。元廷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对军户仅有的政策优惠也化为空头支票，军户制度随即崩溃。
如面对韩山童、刘福通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元朝派来镇压的政府军主力是由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统率的六千“素号精悍，善骑射”的色目人雇佣军——阿速军。后方还有河南行省所调集的各路汉军，可以说兵强马壮。但是，两位主帅沉迷酒色，麾下部队也专注于沿途劫掠。两军相遇，元军主将赫厮一见对面漫山遍野的红头巾，就扬鞭大叫：“阿卜！阿卜！”（快跑！快跑！）一路溃逃到上蔡，刘福通顺手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仅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控制了今天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的大片地区，红巾军的武装力量更不下十万之众。
影视剧中，刘福通、韩山童设计让人挖出石人，从而发起起义。来源/电视剧《乞丐皇帝》截图
可以说，蒙古人在庐州地区养马，虽是更容易扑灭江南各地起义军，但再彪悍的战马也需要骑兵。随着元廷的连番内讧及军制的全面崩溃，蒙古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来，凤阳出身的朱元璋，控制了距离家乡不远的庐州马场，突然发现历史上缺乏战马的中原地区，不缺马了！他手下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也对战马不陌生，或许他们就是马场的牧工。在第一时间获得大量战马资源后，朱元璋迅速建立起骑兵部队，又配备了火炮助攻。
自此，长期以来中原养马困难的格局被打破后，蒙古人的骑兵优势也不复存在，朱元璋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夺取天下的南方政权。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也算是元朝改变中原养马地图的连锁反应。
参考文献：
[1]（明）宋濂等撰.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76.04.
[2]柯劭忞著. 新元史[M]. 北京：中国书店, 1988.08.
[3]（清）文廷式辑. 大元马政记、官制杂记[M]. 文殿阁书庄, 1937.
[4]朱建路. 元朝和买,拘括马匹及其社会影响[J].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22(2):11.
元朝在安徽养马，打破了中原的养马地图
赵恺 2022-10-21
起于草莽的朱元璋特别喜欢从被自己击败的对手身上总结经验。比如，他曾对死敌陈友谅生前所用的镂金床大发感慨，认为“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
影视剧中，朱元璋收到陈友谅的金床。来源/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截图
一统天下后，朱元璋更与朝臣一同分析元朝灭亡的原因，并得出“以宽失天下”的结论，后世学者更将朱元璋口中元廷的“宽”，部分落实在“南方养马”这一点失策之上。
天下布牧：忽必烈的尴尬时刻
作为以游牧起家的草原帝国，元朝本不缺少牧场。活跃于元代中后期的汉臣陈思谦曾不无夸耀地称元朝牧场：“西越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地气高寒，水甘草美。”的确，在鼎盛时期，铁木真的子孙占据着欧亚大陆最辽阔的草场，并一度豢养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为精锐的骑兵。也正是凭借着骑兵高超的机动性，蒙古帝国才能以区区数十万之众，完成一次次令人匪夷所思的辉煌大胜。
曾出使蒙古草原的南宋军事观察家彭大雅认为，蒙古骑兵首先在战场侦察上具备着先天优势：“（蒙古军队）虽偏师亦必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在战斗打响之后，蒙古骑兵更能以三五骑为一个战术单位，采用“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的游击战术，最终打出“百骑环射，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监百里”的战术效果。而即便在宿营的过程中，蒙古骑兵也常常表现出令人咋舌的机动潜力。各支部队不仅会不断派出精锐的巡逻游骑，每一营帐之后还要留下两匹战马，夜不解鞍，以防不测。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
影视剧中冲锋的蒙古骑兵。来源/电影《蒙古王》截图
但是，战马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不可避免遭到稀释。特别是在攻灭金朝后，入主河北、山西等传统农耕区域的蒙古贵族成了大地主，对蓄养牛马一事自然便不再热衷。如原本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组建的“探马赤军”，有了固定驻地后，开始由牧民转化为农夫。根据《元史》记载，他们初到驻地“犹以射猎为俗”，但随着繁衍生息，“渐知耕垦播殖如汉人”。战斗力自然逐步退化。
正是在这种刀枪入库、马匹无处安放的大背景下，当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自立为汗时，效忠于他的很多蒙古亲贵甚至无法为自己麾下的军队配备足够的战马，忽必烈不得不自己掏钱，紧急在中原各地购买数万匹战马，才勉强保证自己的骑兵部队齐装满员，足以北上与阿里不哥争雄。
或许正是此次“军中无马”的尴尬，令忽必烈痛定思痛，决心在自己统治的中原地带广泛建立牧场。随着这位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的一纸诏令，一片片牧场迅速在辽阳、大同、太原、真定、益都、怀孟、清池县、南皮县、广平等地陆续建立起来。而随着蒙古对江南的征服，昔日“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也被迅速打破，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处牧场，便位于朱元璋的出生地——淮西。
庐州马场：淮西养马的先天优势
所谓“淮西”，是下属寿州、庐州、蕲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黄州、无为军的宋代行政区划“淮南西路”的简称。“淮南西路”的治所最初被设置在寿州。“靖康之难”后，随着两淮地区沦为宋金交锋的主战场，“淮南西路”的治所也被迫南迁至更为安全的庐州。
淮南西路地图及治所转变。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蒙古人一统中原后，“淮南西路”被归入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的管辖之下。曾经仅下辖合肥县、舒城县、慎县三险的庐州也由此升级为比省低一级，比州高一级的“路”级行政单位。整个辖区也由此扩大到合肥县、六安州、无为州、舒城县、梁县、庐江县、巢县、和州、含山县、乌江县、英山县等地。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有着多种多样的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的气候环境，庐州路才被元朝统治者相中。
庐州路之所以能够成为南方牧场首选，与马匹喜欢清凉、干燥的环境，又需要定期补充大量淡水和食盐的习性有关。对于马匹的生活环境而言，庐州路无法与塞外、漠北相提并论，但终究要比湿热的南方干燥许多，其多山地的环境，更为马匹提供难得的避暑胜地。
《红楼梦》有句话叫“女人是水做的”。实际上，男性体内含水量占体重的50-60%，而女性是45-50%。与人类相比，马匹身体含水量更高，据现代科学测量，成年马身体含水量平均高达65%。而一匹马即使丢失全部脂肪和50%的蛋白质也能继续生存，但损失12%-15%的水就可能死亡。因此，即便马匹在不运动时，每天也需要喝15-30升水，剧烈运动时更需要45-57升水。因此对于养马而言，充沛的水源是必不可少的。而水资源对于毗邻长江岸边，又囊括整个巢湖水系的庐州路来说可谓得天独厚。
庐州地图，巢湖和长江都与庐州极近。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方养马还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那就是盐。包括人、马在内的哺乳动物，都需要摄入盐分。人不吃盐最直接的感受是没力气。区别在于，人懂得开采盐，把盐加在食物里补充；野生动物是通过食物或者舔食含盐的矿物获取盐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能养一方动物。马在它的原生环境里，倒是不用为补充盐的事烦恼。欧亚草原地处内陆，绝大多数河流都是内流，那些融解在水里的矿物盐排不到大海里，造成内陆湖泊、河流及其周边地区的含盐量普遍较高。南方地区温度高，马很容易出汗，水也清甜得多。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有个研究数据：休息中的马每天需要补充25克盐，中等工作量的马每天补充55-65克。要是环境炎热或者大量出汗，数字就得增加到每日113-170克。这意味着天一热，马儿就算不跑不动，需要摄入的盐也得翻几倍。
因此，南方养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给马吃盐。《元史》记载，云南“所牧国马，岁给盐，以第月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也就是说，每匹官马每年会发一次盐，然后选在寅日喂给马吃。这里说的“寅”是地支里的寅，地支有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寅日啖之”意味着十二天给马补一次盐。恰好，与庐州路相邻的扬州路、高邮路等地出产“淮盐”。在北宋所有的产盐地中，淮盐的产量占比能达一半，南宋时的占比更高。有淮盐在，元朝在淮西养的马自然是不会缺盐的。
直至清代，两淮也是重要产盐区。图为扬州两淮盐运使司。来源/纪录片《海盐传奇》截图
当然，除了环境、气候、物产方面的相关便利之外，元朝统治者之所以选中地处淮西的庐州作为养殖战马的牧场，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考量。
镇戍江南：在淮西养马的政治考量
忽必烈及一干蒙古亲贵之所以重视淮西，很大程度上源于征服南宋过程中的痛苦记忆。公元1238年，蒙古军队曾一度将淮西视为打垮南宋江淮防线的突破口。成吉思汗时代的近卫军统帅察罕指挥号称八十万的重兵集团直扑庐州。但是，在南宋方面的杜杲、吕文德等名将的顽强防守和果断反击下，这一轮的秋季攻势再度以蒙古方面的全线失利告终。
此后，蒙古军队曾多次进攻淮西，也取得过一些战果，但终究未能在这个方向取得太大进展。直至攻破了南宋都城临安之后，驻守淮西地区的宋军才跟随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向元朝投降。后世文人痛恨夏贵的叛离，还写下了讽刺诗——
节楼高耸与云平，卖国谁能有此荣。
一语淮西闻养老，三更江上便抽兵。
不因卖国谋先定，何事勤王诏不行。
纵有虎符高一丈，到头难免贼臣名。
尽管口碑不佳，但面对率淮西三府、六州、三十六县出降的夏贵，忽必烈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不仅加封其为中书省左丞，更一口气将他三个儿子——夏富、夏松、夏柏的官职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对夏贵家族的优待并不代表元廷对夏贵麾下的那些南宋降兵有什么善意。
影视剧中，南宋谢太后带小皇帝投降。来源/电视剧《马可波罗》截图
南宋临安政府投降前后，长江南北的大批南宋政府军或主动或被迫地向元朝投诚，确切数字不得而知，最为夸张的是元明时代士大夫笔记中的所谓“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因此，南宋末年所有在籍的兵员也不过七十万人。即便没有其他因素，战场的消耗和溃散也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元朝将南宋的降卒统一称为新附军。新附军内部番号颇为繁杂，一般根据这些军队的特点命名。比如之前在南宋政府领取“口券”的伙食补助的正规军被称为“券军”；其中野战部队由于领取的是名为生券的高额补助而被称为“生券军”，而南宋各地的驻屯军由于领取的是伙食补助金额较小，而被称为“熟券军”。为了防止逃亡而在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原南宋“惩戒营”则被元朝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除此之外，还有南宋在江南地区临时召集盐徒组成的义勇军，被称为“盐军”。
元对新附军并不信任，除了少数精锐被抽调到中央侍卫亲军外，其他新附军不是成为元征讨日本、东南亚等地的炮灰，便是被安排从事养马、筑城等杂役工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已经很少被人提起，数量可观的南宋降军最终已被成功“消化”掉。其中，淮西地区的南宋降军则很大部分被编入庐州马场中。
除了消化南宋降军外，庐州马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为镇压江南地区叛乱的军事行动提供战马。
元朝长期以来奉行严苛的经济和民族政策，令江南各地反元义军四起。据史学家统计，仅公元1283年，南方各地便发生起义二百余起，而公元1287年，这一数字又上升到四百余处。如此频繁的民变，也难怪在广东宣慰司事王守信感慨：“自南宋流亡政府覆灭于南海之后，我依旧要和敌人连年鏖战，连脱下战甲的机会都没有！”
南宋最终溃灭前后，元廷还可以将这些民变归咎于赵氏遗臣的唆使和煽动，但在崖山战役后，反元起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日益向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日益扩大。可见真正造成江南鼎沸之势的是元廷长期以来的“吏治不清”以及放纵土地兼并所导致的。
金庸笔下的著名反元组织“明教”。不过真实历史上的反元力量，还是以下层百姓居多。来源/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截图
公元1277年浙江沙县人谢五十领导当地人民起义，自称挈天将军。
公元1278年浙江处州（今丽水市）农民张三八领导下杀庆元县达鲁花赤也速台儿起义。随后衢州地区农民推选陈千二为领袖，遥相呼应。
公元1296年，江西赣州兴国人刘六十聚众起义，建号称王，声震远近。
在这些以数字为名的起义军领袖中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公元1315年在江西赣州宁都聚众起义的蔡九五。
蔡九五起义由于发生在元朝统治中期，因此其规模并不算太大。其顶峰时期也不过“围宁都、焚四关、分掠郡邑”而已，却引起元朝监察机构的充分重视，台臣向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蔡五九之变，皆由鼐智密鼎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
这里的“经理田粮”指的是从公元1314年冬天开始，元朝廷希望通过核实田地实际所有情况来甄别和控制土地兼并，核定粮食征收标准的一项新政策。“延祐经理”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推行实施的江浙、江西、河南三省吏治腐败，各地政府官员和土豪劣绅纷纷抢在政府核查之前，大肆侵占土地，以至于出现新丰一县强行拆毁民宅近两千户，除了与活人争地之外，许多人为“虚张顷亩”甚至连墓地都不放过，以至于“夷墓扬骨”。随着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取消“经理民田”的举措，蔡九五的起义军也便随即瓦解。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元廷从庐州马场抽调了多少战马后世不得而知。公元1351年，淮西廉访使陈思谦通过“括官民马”的方式，为宣让王帖木儿不花组织了一支团练骑兵，轻松平定庐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庐州马场对镇压南方起义军中的作用。
授人以柄：庐州马场为义军所用
公元1260年开始，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中央军。公元1279年，这支部队进一步发展为前、后、左、右、中五卫。到元朝后期，仅在大都、上都地区的侍卫亲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三十万，不过，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外征讨无力，倒是频繁成为野心家手中的工具。
由于正规中央军不给力，元廷在对内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不得不使用“不给粮饷，不入帐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雇佣军，蒙古人称为“答剌罕军”，汉族的士大夫为他们起名为“乾讨虏军”。
“乾”是简体字“干”的繁体写法，也就是说，这支所谓的“讨虏军”，就像“干儿子”一样是冒牌货。这种雇佣军的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因此作战不利、拢民尤甚，元朝虽然多次下令收编军队，但在元朝末年，这种类似土匪的“乾讨虏军”却成了战场主力之一。
大批所谓“乾讨虏军”取代了正规军在战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朝所推行的军户兵役制度的崩溃。除了没有“三险一金”、没有“法定假期”，即便换防在边远地区往往也要等上二三年甚至六年才有一次机会之外，军户还要自己出钱购置军需装备，可获得的收益不过是每人每月五、六斗米，一斤盐以及朝廷在赋役方面的豁免和优待。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也就在情理之中。元廷后期，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对军户仅有的政策优惠也化为空头支票，军户制度随即崩溃。
如面对韩山童、刘福通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元朝派来镇压的政府军主力是由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统率的六千“素号精悍，善骑射”的色目人雇佣军——阿速军。后方还有河南行省所调集的各路汉军，可以说兵强马壮。但是，两位主帅沉迷酒色，麾下部队也专注于沿途劫掠。两军相遇，元军主将赫厮一见对面漫山遍野的红头巾，就扬鞭大叫：“阿卜！阿卜！”（快跑！快跑！）一路溃逃到上蔡，刘福通顺手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仅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控制了今天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的大片地区，红巾军的武装力量更不下十万之众。
影视剧中，刘福通、韩山童设计让人挖出石人，从而发起起义。来源/电视剧《乞丐皇帝》截图
可以说，蒙古人在庐州地区养马，虽是更容易扑灭江南各地起义军，但再彪悍的战马也需要骑兵。随着元廷的连番内讧及军制的全面崩溃，蒙古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后来，凤阳出身的朱元璋，控制了距离家乡不远的庐州马场，突然发现历史上缺乏战马的中原地区，不缺马了！他手下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也对战马不陌生，或许他们就是马场的牧工。在第一时间获得大量战马资源后，朱元璋迅速建立起骑兵部队，又配备了火炮助攻。
自此，长期以来中原养马困难的格局被打破后，蒙古人的骑兵优势也不复存在，朱元璋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夺取天下的南方政权。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也算是元朝改变中原养马地图的连锁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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