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立场是最正确的人道立场（东海微言集）
余东海
【最正确】儒家立场是最正确的人道立场。孔子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之道就是人道之最正最中，大中至正，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普适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人。偏离仁义之道就是偏离人道，违背仁义之道就是违背人道，反人道，非人化。有人说，每一个中国人本质上都是儒家；东海曰，不仅此也，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儒家。只要是人类，就天赋有仁性，就应行仁道。仁者人之本，儒者人之需，此之谓也。践行仁道，个人就是仁者，政治就是仁政。仁者在上，天下之望；天下归仁，就是大同。
【最广大】儒门广大，有以下四层义。其一、博学无涯。儒学有重点而无边界，内而心性意识，外而政治社会和宇宙万物，都可以成为格致的对象。杨雄说“通天地人曰儒” ，元儒吴澄进一步说：“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个体儒者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物物皆知事事皆能，但从历史的高度看，事事物物都可以纳入儒家格致的范畴。其二、有教无类。只要愿学，无不可诲；只要有志，必有所成。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荀子》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其三、与人为善，从善如流。只要是善，无不可从。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其四、开放包容，天地之量。只要是正道，即使不相为谋，不妨并行不悖。《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儒家为人为政，都应广大如斯。
【最广大】儒门广大，宽恕包容，大肚能容，但不容邪恶。思想上批判邪知邪见邪恶言论，政治上制约惩罚邪恶人物势力，都是儒家当仁不让的责任。对邪恶进行制约惩罚，是替天行道、实行王道题中应有之义。行道当然需要相当的权位。权位是行道的基本条件，就像农夫耕种离不开农具一样。孔孟周游列国，殚精竭虑游说诸侯，就是希望获得行道的工具。
【最标准】判断一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好不好，有一个关键性标准：是否正常，合乎人性和人道之常。孔子说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这就是正常。孔子说：“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子路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云云，这些表现就非正常。凡非正常者，即不合乎人性和人道之常者，再好也有限，也非君子和中道的好。至于杨墨本质，更加反常悖道，不足道也。
【大道理】思想舆论市场上，道理最大。这句话是北宋赵普答宋太祖所说。太祖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曰:“道理最大。”太祖屡称善。可见这个观点乃是君臣共识。道理面前，无君臣无师生无父子，谁有理、谁理正就听谁的。君父若有过错和不义，臣子不仅可以从其令，还当尽力谏诤，以纠君父之错。孔子说：“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孝经》）
【大觉悟】儒家追求双重觉悟：道德觉悟和政治觉悟。通达内圣真谛，道德觉悟也；通达外王大义，政治觉悟也。君子自立立人、自觉觉人。觉人，就是力所能及地进行道德启蒙和政治启蒙，可统称为中道启蒙和良知启蒙。中道文化复兴运动，核心就是良知启蒙运动。没有良知启蒙就没有良制建设，没有中道彰明就没有王道辉煌。
【儒家化】儒化，意味着道德中道化，政治王道化，制度礼乐化。个人儒化，就是君子化；国家儒化，就是中国化。历史上所说的汉化，其实就是儒化。邪教儒化，是正善化；正教儒化，就更正善。蛮夷儒化，是文明化；文明儒化，就更文明。任何坏东西，只要儒化，就有望逐渐变好；任何好东西，只要儒化，都可以好上加好。利用儒家就是儒化的肇端。利用必有其利，大用必有大利，利民利国利家利己。吾尝言，儒家不怕马家利用，怕马家不敢利用、不敢大用耳。
【儒之爱】谁爱儒家我爱谁，谁爱自由我爱谁。自由内在于儒家，儒家热衷于自由，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为圣人境界，以“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政治自由为大同王道。故爱儒家和爱自由理当统一起来，爱儒家必然爱自由，爱自由应该爱儒家。爱自由而不爱儒家者，不可爱；爱儒家而不爱自由者，亦不可爱。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可爱的人，为正人君子所爱，为昊天上帝所爱。
【忠之德】王道政治，君臣各有各的职守，各尽各的忠心。臣下要忠于民，忠于国，忠于君，可称为三忠于。现代之臣即各级官员，在忠于民和国的基础上，对于民选之君，同样要忠诚。同时，君上要忠于民，忠于国。《左传•桓公二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云。有道之君，必忠于民，以利民为忠。君王死社稷，君忠于国的表现。另外，君还要以礼使臣，视臣如手足。这样的君，其利益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一致。臣下忠于这样的君，与忠于民忠于国亦高度一致。注意，忠于民、忠于国是君臣共同的道德要求，又以忠于民为最高要求。荀子说：“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术也。故世主无养民之心，则天下之贤人君子不为之用。”（《荀子》）无论君臣，不忠于民是最大的政治不忠，其它不足道矣。
【民本论】在政治领域，民本最正确。人本也正确，但不如民本。西方人本政治源于个人主义哲学，重个体而轻集体，缺乏集体精神和天下关怀的积极强烈，不足以导出无党无偏的王道政治，导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注意，西方民主政治是国家为公，不是天下为公。唯民，兼具个体性和集体性；唯民本政治，个体集体并重。在政治上，民本最好，人本不错，其它本位都不行，包括神本位、党本位、族本位、国本位、社会本位等等，统统不行。
【君臣论】人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道政为大，政治要有良序，君臣一伦，必不可少。夏商周家天下，尧舜禹公天下，天子和官群都是君臣关系。君臣有义，以义而合。义，兼重道义性、时宜性和时代性。不同时代，君臣之伦理、礼仪、权责、义务要求各有所异。但异中有同，大同有三：一、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君臣都必须以民为本，尽忠于国家天下；三、君不君，臣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劝谏，或辞职，甚至革命和诛一夫。
【君臣论】时代不同，古今不同，君臣之礼有异，但“君君臣臣，君臣有义”的原则一以贯之。这个原则具有很高的普适性，既适用于家天下时代，也适用于公天下时代。依礼，君臣关系既有平等又有差等。唯家天下之礼侧重于差等，差等中有平等；公天下之礼侧重于平等，平等中有差等。
【中道论】儒家可以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保守中道，以仁为本就是坚决保守仁本。但在政治上，儒家既非激进主义，也非保守主义，而是时中主义，该保守就保守，该激进就激进；该改良就改良，该革命就革命，该天下为家就世及为礼，该天下为公就选贤与能。一切与时偕宜，因时而异，无可无不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道论】允执厥中、中庸之道的中，既是方法论，又是价值观，还是世界观即道体观。在儒家，中字，与仁、诚、道心、良知等等级别相同，同样即用即体，都有本体之义。《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和中庸相辅相成。唯有道中庸，才是极高明；唯有极高明，才能道中庸。唯有高明之极，圆证性天，才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偏不倚、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庸之道。
【天道论】古今诸子中西百家，明道者儒佛道三家，圆明者唯一家：儒家。换言之，仁本主义、佛本主义、道本主义皆有得于道，仁本主义所得最全，得大象之全体，后两句得大象之部分。人本主义亦不明天道，但能够立足于人道，亦无意中合乎天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故人本主义哲学及其自由主义政治学，亦值得肯定。其它所有学说，包括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君本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等等，皆不明天道，皆背天逆道。
【天道论】天道最忌空谈，必须落到实处。天道落实于地，就是地道。天地之道，亦可以统称天道。天道落实于人类，就是人道；落实于文化，就是中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落实于刑法，就是义刑；落实于战争，就是义战。弘传人性、人格、人伦、人权、人道之真理，弘传性天大义王道大义，就是替天传道；实行王道，制礼作乐，义刑义战，都是替天行道。
【天道论】天道赏善罚恶，福善祸淫，并非有一个人格天高高在上，负责对人类的善恶进行记录和赏罚。天道赏罚具体方式众多，概乎言之有二：一是因果的作用，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报应；二是正义的力量，善善恶恶，为民做主，替天行道。两者相辅相成。汤武革命就是替天行道的典型。《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大意是说，天道福佑善人，惩罚坏人，降灾于夏国，以彰显其罪。所以小子我奉行天命明法，不敢赦宥。敢用黑色牡牛向天神后土祷告，请求惩治夏桀。遂邀大圣伊尹，与我共同努力，为你们众人请命。上天真诚帮助天下人民，罪人夏桀被废黜。天道没有差错，仿佛草木繁荣，万民喜乐生活。
【五等人】人人天性平等，习性和德养因人而异。根据德养的不同，孔子对人进行区分，或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或分为狂、狷、中行三种，或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等，或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五等。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家语》）孔子认为，正确辨别这五种人，是治国之道的要点。这也是知人之明的基本表现。东海认为，庸人之下，还可以增加一等：盗贼。盗贼，最低等者，非人也。
【历史眼】儒家追求在自由与秩序品质双高，追求平等与差等价值平衡。但不同时代有不同侧重，家天下时代难免侧重于秩序和差等，公天下时代礼当侧重于自由和平等。家天下时代已经永远属于过去式，未来的王道政治，必须也必然是公天下。在公天下的礼法中，应该更加重视自由平等，让社会高自由，让官民更平等。有厅友说：“耶稣之于犹太教，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都是大大扩张了教徒的自由，从而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吾希望自己此生的努力有助于儒家自由的扩张。
【历史眼】道德未必能开出自由之花。儒佛道都有真正的道德，同样是道德挂帅，但佛道的道德就不能落实到政治中去，不能建立维护自由的礼法。以大学八条目衡量，佛道虽有助于诚意正心，但不足于格物致知，又不足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历史上佛道过于兴盛的时代和国家，往往政治无道，民生凋敝，乱象频仍。“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此是圣王事业，非佛道两家所能及也。唯有儒家的仁义道德，才能落实为仁政德治和礼乐制度，开辟出王道自由。也唯有儒家大道，才能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太平理想。那是地球文明的最高境界，星空文明的起步阶段。
【历史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清诗人黄景仁七律《杂感》中的一句，自讥自伤而已。很多人用这句诗来嘲笑儒生无用，其实不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自古以来，立德立言立功、为民为国建立赫赫功勋的儒生数不胜数。历时最久、历久常新的中华文明，就是历代儒生手上缔造起来和传承下来的。某些时代某些儒生貌似无用，别有作用，别有明道守道、砥柱人道的大用。管宁终身隐居不出，却被王夫之和钱穆誉为三国第一人，历史地位还在孔明之上，原因在此。王夫之说：“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读通鉴论》）钱穆说：“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国史大纲》）
【知行论】良知知行合一。知而不行，其知必非真知。如伪君子有言无行，其言论、理论必然破绽多多，于易理天理，必无真切之知；行而不知，其行必不中正。如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再好也有限，再好也非君子的好，中道的好。百姓有良知，但不自知；有四端之心，但未能扩充之，故终究是百姓，难以积德成仁。至于四心泯灭者，非人化了，不足道矣。
【知行论】不少人忽略了正知见的作用，知而不行，知之不深；行而不知，其行不中。知见不正，难免出偏差，误入歧途甚至滑向邪路。所谓正知见，就是正确的知识见解，包括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儒家大义微言，就是指中道知见，大中至正。真正掌握中道知见，必有其德，亦必有其言其行。知因果必能种善因造善业，知天命必能尽人事听天命。王文成公说得好：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另复须知，在歪理假话泛滥成灾的环境，在说正理说真话有各种代价和风险的社会，文化人持之以恒地说正理说真话，也是一种修行。
【良知论】良知既与生俱来，又需要修炼，而且修炼必须从学习入手。良知作为性体，与生俱来，人人皆有，但其作用因人而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良知不炼不光明。论良知，君子光明，圣贤大明，就是修炼的结果。大学八条目则是修炼的方法，从格物致知、学而时习开始。良知虽与生俱来，但绝大多数人不知此，需要学而知之。极少数生而知之者，也需要持之以恒地修炼，才有望彰明良知，希圣希天。
【尽心论】尽人事听天命，两者皆不可缺。所谓尽人事，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这就是君子风范。至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用，顺其自然可也。说正确的话的文化人、做正确的事的政治人多了，一切就会好起来。可惜的是，百年来这样的文化政治人物罕见罕闻。绝大多数人说话不着调，违仁背义；做事不靠谱，伤天害理。所谓启蒙派，无非以盲导盲，甚至满口男盗女娼；所谓政治家，大多非愚则恶，甚至既愚蠢又恶毒。
【东海律】邪恶之徒必无正大之智，必不明儒理，不明书理易理春秋之理中庸之理因果之理。真明白了儒理，自然会产生强大的自律力，很难变坏。或非绝对不会变坏，但非常不容易，非常害怕变坏。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苟明于仁矣，就更无恶了，不仅没有恶言恶行，而且没有恶意恶念。君子仍可能言行错误，但绝不会心怀恶意。明白了儒理，明白天道公平，天理不昧；明白因果自负，善恶有报，就会热衷为善而恐惧作恶。
2023-1-29余东海集于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东海客厅二号公众号
余东海
【最正确】儒家立场是最正确的人道立场。孔子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之道就是人道之最正最中，大中至正，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普适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人。偏离仁义之道就是偏离人道，违背仁义之道就是违背人道，反人道，非人化。有人说，每一个中国人本质上都是儒家；东海曰，不仅此也，每一个人本质上都是儒家。只要是人类，就天赋有仁性，就应行仁道。仁者人之本，儒者人之需，此之谓也。践行仁道，个人就是仁者，政治就是仁政。仁者在上，天下之望；天下归仁，就是大同。
【最广大】儒门广大，有以下四层义。其一、博学无涯。儒学有重点而无边界，内而心性意识，外而政治社会和宇宙万物，都可以成为格致的对象。杨雄说“通天地人曰儒” ，元儒吴澄进一步说：“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耻也。”个体儒者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物物皆知事事皆能，但从历史的高度看，事事物物都可以纳入儒家格致的范畴。其二、有教无类。只要愿学，无不可诲；只要有志，必有所成。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孟子》说：“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荀子》记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其三、与人为善，从善如流。只要是善，无不可从。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其四、开放包容，天地之量。只要是正道，即使不相为谋，不妨并行不悖。《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儒家为人为政，都应广大如斯。
【最广大】儒门广大，宽恕包容，大肚能容，但不容邪恶。思想上批判邪知邪见邪恶言论，政治上制约惩罚邪恶人物势力，都是儒家当仁不让的责任。对邪恶进行制约惩罚，是替天行道、实行王道题中应有之义。行道当然需要相当的权位。权位是行道的基本条件，就像农夫耕种离不开农具一样。孔孟周游列国，殚精竭虑游说诸侯，就是希望获得行道的工具。
【最标准】判断一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好不好，有一个关键性标准：是否正常，合乎人性和人道之常。孔子说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这就是正常。孔子说：“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子路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云云，这些表现就非正常。凡非正常者，即不合乎人性和人道之常者，再好也有限，也非君子和中道的好。至于杨墨本质，更加反常悖道，不足道也。
【大道理】思想舆论市场上，道理最大。这句话是北宋赵普答宋太祖所说。太祖问曰：“天下何物最大?”赵普对曰:“道理最大。”太祖屡称善。可见这个观点乃是君臣共识。道理面前，无君臣无师生无父子，谁有理、谁理正就听谁的。君父若有过错和不义，臣子不仅可以从其令，还当尽力谏诤，以纠君父之错。孔子说：“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孝经》）
【大觉悟】儒家追求双重觉悟：道德觉悟和政治觉悟。通达内圣真谛，道德觉悟也；通达外王大义，政治觉悟也。君子自立立人、自觉觉人。觉人，就是力所能及地进行道德启蒙和政治启蒙，可统称为中道启蒙和良知启蒙。中道文化复兴运动，核心就是良知启蒙运动。没有良知启蒙就没有良制建设，没有中道彰明就没有王道辉煌。
【儒家化】儒化，意味着道德中道化，政治王道化，制度礼乐化。个人儒化，就是君子化；国家儒化，就是中国化。历史上所说的汉化，其实就是儒化。邪教儒化，是正善化；正教儒化，就更正善。蛮夷儒化，是文明化；文明儒化，就更文明。任何坏东西，只要儒化，就有望逐渐变好；任何好东西，只要儒化，都可以好上加好。利用儒家就是儒化的肇端。利用必有其利，大用必有大利，利民利国利家利己。吾尝言，儒家不怕马家利用，怕马家不敢利用、不敢大用耳。
【儒之爱】谁爱儒家我爱谁，谁爱自由我爱谁。自由内在于儒家，儒家热衷于自由，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为圣人境界，以“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政治自由为大同王道。故爱儒家和爱自由理当统一起来，爱儒家必然爱自由，爱自由应该爱儒家。爱自由而不爱儒家者，不可爱；爱儒家而不爱自由者，亦不可爱。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可爱的人，为正人君子所爱，为昊天上帝所爱。
【忠之德】王道政治，君臣各有各的职守，各尽各的忠心。臣下要忠于民，忠于国，忠于君，可称为三忠于。现代之臣即各级官员，在忠于民和国的基础上，对于民选之君，同样要忠诚。同时，君上要忠于民，忠于国。《左传•桓公二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云。有道之君，必忠于民，以利民为忠。君王死社稷，君忠于国的表现。另外，君还要以礼使臣，视臣如手足。这样的君，其利益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一致。臣下忠于这样的君，与忠于民忠于国亦高度一致。注意，忠于民、忠于国是君臣共同的道德要求，又以忠于民为最高要求。荀子说：“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术也。故世主无养民之心，则天下之贤人君子不为之用。”（《荀子》）无论君臣，不忠于民是最大的政治不忠，其它不足道矣。
【民本论】在政治领域，民本最正确。人本也正确，但不如民本。西方人本政治源于个人主义哲学，重个体而轻集体，缺乏集体精神和天下关怀的积极强烈，不足以导出无党无偏的王道政治，导向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注意，西方民主政治是国家为公，不是天下为公。唯民，兼具个体性和集体性；唯民本政治，个体集体并重。在政治上，民本最好，人本不错，其它本位都不行，包括神本位、党本位、族本位、国本位、社会本位等等，统统不行。
【君臣论】人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道政为大，政治要有良序，君臣一伦，必不可少。夏商周家天下，尧舜禹公天下，天子和官群都是君臣关系。君臣有义，以义而合。义，兼重道义性、时宜性和时代性。不同时代，君臣之伦理、礼仪、权责、义务要求各有所异。但异中有同，大同有三：一、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二、君臣都必须以民为本，尽忠于国家天下；三、君不君，臣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或劝谏，或辞职，甚至革命和诛一夫。
【君臣论】时代不同，古今不同，君臣之礼有异，但“君君臣臣，君臣有义”的原则一以贯之。这个原则具有很高的普适性，既适用于家天下时代，也适用于公天下时代。依礼，君臣关系既有平等又有差等。唯家天下之礼侧重于差等，差等中有平等；公天下之礼侧重于平等，平等中有差等。
【中道论】儒家可以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允执厥中就是坚定保守中道，以仁为本就是坚决保守仁本。但在政治上，儒家既非激进主义，也非保守主义，而是时中主义，该保守就保守，该激进就激进；该改良就改良，该革命就革命，该天下为家就世及为礼，该天下为公就选贤与能。一切与时偕宜，因时而异，无可无不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道论】允执厥中、中庸之道的中，既是方法论，又是价值观，还是世界观即道体观。在儒家，中字，与仁、诚、道心、良知等等级别相同，同样即用即体，都有本体之义。《中庸》说“极高明而道中庸”，高明和中庸相辅相成。唯有道中庸，才是极高明；唯有极高明，才能道中庸。唯有高明之极，圆证性天，才能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偏不倚、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庸之道。
【天道论】古今诸子中西百家，明道者儒佛道三家，圆明者唯一家：儒家。换言之，仁本主义、佛本主义、道本主义皆有得于道，仁本主义所得最全，得大象之全体，后两句得大象之部分。人本主义亦不明天道，但能够立足于人道，亦无意中合乎天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故人本主义哲学及其自由主义政治学，亦值得肯定。其它所有学说，包括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君本主义、集体主义、民粹主义等等，皆不明天道，皆背天逆道。
【天道论】天道最忌空谈，必须落到实处。天道落实于地，就是地道。天地之道，亦可以统称天道。天道落实于人类，就是人道；落实于文化，就是中道；落实于政治，就是王道；落实于制度，就是礼制；落实于刑法，就是义刑；落实于战争，就是义战。弘传人性、人格、人伦、人权、人道之真理，弘传性天大义王道大义，就是替天传道；实行王道，制礼作乐，义刑义战，都是替天行道。
【天道论】天道赏善罚恶，福善祸淫，并非有一个人格天高高在上，负责对人类的善恶进行记录和赏罚。天道赏罚具体方式众多，概乎言之有二：一是因果的作用，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报应；二是正义的力量，善善恶恶，为民做主，替天行道。两者相辅相成。汤武革命就是替天行道的典型。《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大意是说，天道福佑善人，惩罚坏人，降灾于夏国，以彰显其罪。所以小子我奉行天命明法，不敢赦宥。敢用黑色牡牛向天神后土祷告，请求惩治夏桀。遂邀大圣伊尹，与我共同努力，为你们众人请命。上天真诚帮助天下人民，罪人夏桀被废黜。天道没有差错，仿佛草木繁荣，万民喜乐生活。
【五等人】人人天性平等，习性和德养因人而异。根据德养的不同，孔子对人进行区分，或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种，或分为狂、狷、中行三种，或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等，或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五等。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孔子家语》）孔子认为，正确辨别这五种人，是治国之道的要点。这也是知人之明的基本表现。东海认为，庸人之下，还可以增加一等：盗贼。盗贼，最低等者，非人也。
【历史眼】儒家追求在自由与秩序品质双高，追求平等与差等价值平衡。但不同时代有不同侧重，家天下时代难免侧重于秩序和差等，公天下时代礼当侧重于自由和平等。家天下时代已经永远属于过去式，未来的王道政治，必须也必然是公天下。在公天下的礼法中，应该更加重视自由平等，让社会高自由，让官民更平等。有厅友说：“耶稣之于犹太教，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都是大大扩张了教徒的自由，从而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吾希望自己此生的努力有助于儒家自由的扩张。
【历史眼】道德未必能开出自由之花。儒佛道都有真正的道德，同样是道德挂帅，但佛道的道德就不能落实到政治中去，不能建立维护自由的礼法。以大学八条目衡量，佛道虽有助于诚意正心，但不足于格物致知，又不足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历史上佛道过于兴盛的时代和国家，往往政治无道，民生凋敝，乱象频仍。“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此是圣王事业，非佛道两家所能及也。唯有儒家的仁义道德，才能落实为仁政德治和礼乐制度，开辟出王道自由。也唯有儒家大道，才能实现“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太平理想。那是地球文明的最高境界，星空文明的起步阶段。
【历史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清诗人黄景仁七律《杂感》中的一句，自讥自伤而已。很多人用这句诗来嘲笑儒生无用，其实不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自古以来，立德立言立功、为民为国建立赫赫功勋的儒生数不胜数。历时最久、历久常新的中华文明，就是历代儒生手上缔造起来和传承下来的。某些时代某些儒生貌似无用，别有作用，别有明道守道、砥柱人道的大用。管宁终身隐居不出，却被王夫之和钱穆誉为三国第一人，历史地位还在孔明之上，原因在此。王夫之说：“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读通鉴论》）钱穆说：“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国史大纲》）
【知行论】良知知行合一。知而不行，其知必非真知。如伪君子有言无行，其言论、理论必然破绽多多，于易理天理，必无真切之知；行而不知，其行必不中正。如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再好也有限，再好也非君子的好，中道的好。百姓有良知，但不自知；有四端之心，但未能扩充之，故终究是百姓，难以积德成仁。至于四心泯灭者，非人化了，不足道矣。
【知行论】不少人忽略了正知见的作用，知而不行，知之不深；行而不知，其行不中。知见不正，难免出偏差，误入歧途甚至滑向邪路。所谓正知见，就是正确的知识见解，包括道德知识和政治知识。儒家大义微言，就是指中道知见，大中至正。真正掌握中道知见，必有其德，亦必有其言其行。知因果必能种善因造善业，知天命必能尽人事听天命。王文成公说得好：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另复须知，在歪理假话泛滥成灾的环境，在说正理说真话有各种代价和风险的社会，文化人持之以恒地说正理说真话，也是一种修行。
【良知论】良知既与生俱来，又需要修炼，而且修炼必须从学习入手。良知作为性体，与生俱来，人人皆有，但其作用因人而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良知不炼不光明。论良知，君子光明，圣贤大明，就是修炼的结果。大学八条目则是修炼的方法，从格物致知、学而时习开始。良知虽与生俱来，但绝大多数人不知此，需要学而知之。极少数生而知之者，也需要持之以恒地修炼，才有望彰明良知，希圣希天。
【尽心论】尽人事听天命，两者皆不可缺。所谓尽人事，就是尽最大的努力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这就是君子风范。至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用，顺其自然可也。说正确的话的文化人、做正确的事的政治人多了，一切就会好起来。可惜的是，百年来这样的文化政治人物罕见罕闻。绝大多数人说话不着调，违仁背义；做事不靠谱，伤天害理。所谓启蒙派，无非以盲导盲，甚至满口男盗女娼；所谓政治家，大多非愚则恶，甚至既愚蠢又恶毒。
【东海律】邪恶之徒必无正大之智，必不明儒理，不明书理易理春秋之理中庸之理因果之理。真明白了儒理，自然会产生强大的自律力，很难变坏。或非绝对不会变坏，但非常不容易，非常害怕变坏。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苟明于仁矣，就更无恶了，不仅没有恶言恶行，而且没有恶意恶念。君子仍可能言行错误，但绝不会心怀恶意。明白了儒理，明白天道公平，天理不昧；明白因果自负，善恶有报，就会热衷为善而恐惧作恶。
2023-1-29余东海集于南宁青秀山下独乐斋东海客厅二号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