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夢多塔記
——周策縱先生逝世周年祭
旅美中國學者兼詩人周策縱（字幼琴）教授，2007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時於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鎮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歲。三月間我與內人曾去拜望，他已經處於彌留狀態，周夫人吳南華博士告訴我，先生的腦部功能已經不可能恢復。六月去洛杉磯參加「反右五十年討論會」的時候，聽蒙特利公園常青書店主事的女士說，策縱先生已經于一個月前去世。我無幸是他的學生，但在他失憶前的最後歲月，有幸成為他的一個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極大的哀傷。
2002年六月一日，我去紐約參加司馬璐先生召集，周策縱先生主講的「胡適討論會」，那天我隨手帶了一冊《胡適雜憶》，策縱先生會間休息時下席來坐在我的身邊，見到這本《雜憶》就翻了起來，他側身對我說：「序是我寫的，這次出大陸版，唐德剛分了幾十元稿費給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書。」我平時讀書是翻到哪裡讀到哪裡，根本就不讀序，於是覺得非常尷尬，會間趕緊讀了這篇序文，竟是一篇絕妙的文章。就這樣，我認識了周策縱先生。
策縱先生是德剛先生的摯友，第二天我隨司馬、策縱等先生往訪唐府，唐先生四月間中風腦部受損，起頭連老朋友也不認識了，開門時竟問策縱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後就記憶恢復，妙語風生了，唐夫人吳昭文女士很高興，說交談有助病人康復。策縱先生從進門始，就謙謙地坐在一旁，面帶欣賞的微笑，不時還被德剛先生的連篇趣言逗得撲哧噴笑，兩個老朋友就象一對濡沫的兄弟。
那年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拙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我準備在臺灣出一個繁體本，本想請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見到唐先生的狀況，就沒有啟口，回來的路上把書稿給了策縱先生，他在車上就讀了起來……這一讀，勾起了他的許多想法，耗去四個月時間把「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作就，發表在北京《讀書》和臺灣《歷史月刊》上。我認識他以後的兩年中，他寄給我許多詩作和論文，還經常與我通電話，但不久後他的記憶開始衰退，而且病情發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後一篇有影響的學術文字。
1916年一月七日，策縱先生出生於湖南祁陽竹山灣的一個士紳家庭，乃父周鵬翥早年留學日本，後參加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時入幕討袁軍，失敗後逃亡日本，後來回鄉主持達孝中學（今祁東一中），詩文名重三湘。策縱先生說他的父親對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紀相交時代的考古新發現，只有那些舊學深厚，而思想新銳的人物才對其有關注、有建樹。
陶鑄也是祁陽人，少年時在家鄉當過小學教員，策縱先生說陶鑄與他父親熟識。陶鑄為人很坦白真眨谥泄颤h內地位很高，長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與毛澤東的關係特別好。可是他的父執輩朋友周鵬翥，卻在1952年被祁陽地方從廣西桂林抓回老家，由鄉間的土改積極分子決定「就地正法」，一個辛亥老人就這樣被「無紳不劣」的意識形態草菅了；而陶鑄本人也因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後的「文革」年間，從政治的巔峰上墜落而死。中國的精英和志士，就這樣一茬一茬地被剿滅或自噬了。
策縱先生和小他五歲的弟弟策橫，都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那是一所為國民政府培養黨務和行政人才的學府，課程設置與大學文科一樣，教授陣營也非常傑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學生在校不愁衣食，畢業不愁失業，因此也為窘困而優秀的流亡學生趨鶩。馬英九的父親馬鶴齡是低策縱先生一班的同學，又是湖南同鄉，因此非常要好，馬英九結婚時還給他發了請柬。要是策縱先生活到今年的話，馬英九當選臺灣中華民國總統一定會令他很高興。
策縱先生1942年從政大行政系畢業後的幾年，現在外間的說法是：「曾先後主編《新認識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評》等刊物，並一度供職于重慶市政府。1945年始，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秘書），與陳佈雷、陶希聖、徐複觀等聞人共事。蔣介石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縱的手筆，如臺灣『二·二八』事變後的《告臺灣同胞書》就是由周所執筆的。」（見《百度》或《維琪百科》）
然而，策縱先生告訴我，一次軍委會上蔣介石點名林彪分析國際形勢，他也在場，林彪的發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於1942年二月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慶與周恩來合作從事統戰，並蒙蔣介石多次召見（見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出版）。可見1945年前策縱先生名義上是在重慶市府供職，實際參與中樞工作。而《新認識》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慶市府的門面，主編刊物只是他的兼職而已。
策縱先生曾經贈我一冊《周姓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內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來、魯迅、韓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縱的小傳，在他「1948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頁邊插敍「刪去我於1945至1948年為蔣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陳果夫、陳佈雷薦他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任編審的事情。他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正式名義，是從1945年開始的。
策縱先生告訴我，那時他還是單身，就住在總統府裏為蔣介石起草文稿，他說蔣介石生活很簡樸嚴謹，但為人又比較固執，還說蔣的舊學功底也還不錯，對王陽明的那套知行學說搞得很清楚。宋美齡的作風很美國派，對下屬客氣隨和，沒有專制的作風，但生活卻很奢侈，勝利前後人民生活困苦，她還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慣。
德剛先生告訴我，蔣介石宋美齡都很喜歡周策縱，但周策縱卻不喜歡他們，而且對自己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經歷，不以為榮，反以為恥。有一次，策縱先生無意中與我談到臺灣的一家「三民書店」，他說「我原以為那是一家國民黨辦的出版社，因此什麼書都不找它出，後來才知道它是專注學術的，實在是很大的誤會」。從這個小小的「誤會」中，可以看出他後來與國民黨已經很生疏隔膜了。
南華女士說策縱先生在侍從室工作期間，曾經寫了若干關於實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敗和內戰形勢爭相愈下，蔣介石也不可能對他的建議有積極反應，於是他對國民黨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決心辭職到美國來留學，鵬翥先生在家鄉變賣了田產，分予縱橫兄弟各黃金四條，自是希望他們統統遠走，策橫先生將自己的一份讓給了手足。臨行前策縱先生去陳佈雷處道別，陳對他說了一些很悲觀的話，希望他能留下來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陳佈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斷了自己對党國和領袖的忠铡�
1945至1948年是中國命邲Q戰的時期，也是策縱先生最接近中國權力中心的時候，他對人說：「我跟蔣先生做秘書工作，有兩年多的時間。那段時期，我有機會接觸黨、政、軍、文化、學術各界的名人，還有各黨各派的領導人物和外國人，如胡適、章士釗、毛澤東、周恩來、李宗仁、馬歇爾等等。周恩來同蔣介石談判，我就在場。有機會接觸這些人物，能估量他們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說對我日後的研究有直接幫助，但起碼可以擴充我的觀念。」
他還說：「從抗戰勝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到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改組政府，每次重要會議我都在場。於是，我逐漸認識到政治多麼黑暗，派系如何紛爭，黨派何等癱瘓（我指的不只一個時代、一個政黨），我如果繼續工作下去，對國事決不會有太大的補救，自己的個性，也與官場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認定當時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只能從黨和政府之外去推動，作為人類一分子和一個中國人，我必須爭取獨立思考，充實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遠』，我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考取自費留學，就決意辭職出國。起初辭職不准，後來我再三堅持，並推薦初中、高中、大學都是同學的唐振楚學長接替，一年後始成行。」（劉作忠「浮海著禁書——周策縱和《五四邉邮贰贰梗�
蔣介石身邊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君子，陳佈雷等是一代，周策縱們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於國事無補救，可見中國的問題不是人格和學識的欠缺。而國民黨裏發生過的事情，後來又在共產黨裏重演。周策縱的地位或許很像毛澤東身邊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縱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卻被嚇得「畏罪自殺」，專制主義能在中國愈演愈慘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傳統的問題了。
傳統社會「士」是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學而優則仕」則是讀書人貼附權力的道路，毛澤東說知識份子是一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群體，即以為中國沒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讀書人。但策縱先生不然，得到了別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無所顧惜地放棄它；而且出了一個營壘，不進另一個營壘，他是「不仕的士」的範例。
策縱先生在美國進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德剛先生進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在重慶讀的是中央大學，然而德剛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縱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兩人在重慶時就認識了。德剛先生說「湖南騾子」與「安徽老母雞」言音不甚通，所以相聞聲而不多相往來，但在紐約的一次亞洲學會上重遇後，策縱先生每到紐約，兩人「時常在紐約十八層高樓高談闊論，一談就不知東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適雜憶》序）
德剛先生在重慶就有文名，來美國後與林語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學，於是就為林家父女辦的《天風月刊》寫文章，後來林語堂舉家去了南洋，《天風》息影，一群「文渣詩孽」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白馬社出了許多名人，當年卻有許多趣事，德剛先生說他曾經主張社內不能談戀愛，但是清規戒律約束不了少年爭情，青春烈火終於焚毀了這座象牙紙塔。
要說白馬社是泛文藝團體，還不如說是一個青年詩社，導師兼招牌則是主張白話新詩當時也流寓紐約的胡適之。胡適之雖然反對舊詩，對舊詩的品味卻很高，他對這群文學青年的舊詩評語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內容則大多貶如『無病呻吟』或『陳言未去』，惟策縱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夠格詩才。
唐著《雜憶》說：「密茨根大學裏的一批男女詩人，他（她）們多半以詩代信，尤其是多產作家，新舊一腳踢的大詩翁周策縱……筆者也偶爾附庸風雅『狗尾續貂』一番。江郎才盡之時……就只好相應不理，但是策縱窮寇必追，又說我們：『覆信每如蝸步緩；論交略勝古人狂！……我們把這些詩拿給胡先生看，胡公莞爾，說周策縱可以做，你們可以多做做新詩。』
策縱先生生於一個湖南詩家，得益于詩韻和典故的庭訓，在長沙高中讀書時就有許多詩作在上海雜誌上發表，誦有如「易地吳歌成楚諺，入江湘水過秦淮」這樣的少年絕句。去國之前他已聞名南京上海詩壇，1948年三月「春鳥」詩友雲集上海瘦西湖酒家為他送行，席間他賦有「春鳥」一詩，云：
春鳥危巢與共鳴，買琴一喻為彈箏。
言詩海上風騷激，羈旅江南草木驚。
偶挾疏狂尋飲者，蹇從憂患拾餘生。
瓊樓亦有傷懷事，況待鸞飄去國行。
詩人對國事敗壞的無望和與友人離別的懷傷，于「危巢共鳴，憂患餘生」間表露一盡。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過青春，周策縱從重慶輾轉來到了美國，田家英則繞延安進了北京。然而，時局的變化和西方的艱辛統統甚於他們的估計。策縱先生來到美國的第二年，國民黨就從大陸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館」當Bus Boy（無小費收入之搬盤碗工），這位忠厚的黨國「文膽」竟受盡欺凌，1949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寫下一首打油的「留學歌」：
我來拜金國，金盡學無涯。
既拾老人履，又過屠夫胯。
苦工都做盡，靈藥尚餘「渣」。
天將降大任，我豈真傻瓜！
這之于田家英未來的苦境，拾拾「老人履」，過過「屠夫胯」實在是太大的幸摺Ｈ欢笥覂梢碛凶R之士都無法在祖國生存，才是中華民族苦難的宿命。
朝鮮戰爭後，美國接受處置錢學森等人失誤教訓，開始挽留中國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學者的處境依然艱難。此中固然有語言的障礙，種族的歧見，或文人的相輕，但「供過於求」也是實際的問題，胡適之和自命「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都沒有致毜臋C會。蔣介石的親信，周恩來的南開友人，普林斯頓的政治博士吳國楨，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學院裏教教書。德剛先生有「胡適將哥大當北大，哥大不把胡適當胡適」的不平之言，吳國楨或許還有「天堂不把人才當人才」的鬱結。客觀地說，西方是把他們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但這種文化本身落後了。
1954年，策縱先生在密西根獲得博士學位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共事的還有洪煨蓮、楊聯陞等，年輕的余英時那時也在哈佛攻讀博士，這些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將哈佛的漢學研究推上了顛峰。1960年，也就是策縱先生在美國耕耘十二年後，哈佛大學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邉邮贰罚於怂膶W術成就。
英文《五四邉邮贰非搬岚l行了七版，羅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士寫給策縱先生的親筆信，最能說明該書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信說：「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邉邮贰窌r，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1920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後就和他結了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敍說了。但我自己也確感覺到那個時代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這種精神和氣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而且從那時起我就說過，我已從中國的那一年裏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學。現在讀到這全部歷史故事，和那些參與者的一生、時代與活動，而一部分參與者，如胡適、梁啟超和周恩來等，我又曾親身會見過，這樣讀了真使我感覺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國能像當年中國青年的年輕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長等人一樣的大學首長，願意支持他們的學生。最後，我必須恭維你在你的書中所表現的學問和研究。」
策縱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間結識了在波士頓接受麻醉科專業訓練的吳南華女士，南華女士生於1919年，原籍江西九江，畢業于成都華西大學醫學院。南華女士與策縱先生結婚後繼續行醫，並育有兩女聆蘭和琴霓。1963年，策縱先生受聘擔任Madison的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歲。次年遷家至Madison，他將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棄園」，事實上那是他和南華女士不離不棄的美滿家園。
物極而返，閉國終有開門時，中美竟也有複好日。1972年南華女士就曾經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國探望年邁的父親，還在北京見了華西同學「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而等到1978年策縱才與南華女士帶著聆蘭和琴霓返國，見到的是一片學術的空白和委屈經年的故舊。他們先到南寧探望弟弟策橫先生一家，又去了長沙九江，上了廬山，在北京還見到當年手書《世說新語》一則為他送行的顧頡剛先生，頡剛先生附言：「策縱先生將渡重洋，譬如鶴之翔乎寥廓，廣大之天地皆其軒翥之所及也。」三十一年遠鶴終於歸來，頡剛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見，1980年策縱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頡剛先生就仙逝了。
策縱先生還結識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兩人合譽「紅學二周」，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久居美國，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學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稱他是一位綜合性學者，因為學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論著是英文本的《五四邉印罚竹屑坠墙鹞膶W，對中華古文化有獨創的見解……他作七律詩極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於寫『白話新體詩』，都有雅人深致而無時俗庸陋氣。蓋根柢厚，天賦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沒見他在百端忙碌中有過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有巧思，1980夏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邊召開，策縱先生「向大家介紹，說會議為何單單在此召開——湖名已經顯示了：它叫「夢多榻」！可知在此必善夢，亦善《夢》也！這方面，似乎頗有古人所贊的『逍睦C口』了」。策縱先生的「夢多榻」竟然是在異國的「陌地生」，這巧思中有沒有鄉思，有沒有惆悵？
策縱先生的才具遠甚於巧思，對平庸人士美國常用clueless（無線索）一字相貶，策縱先生卻有捕捉線索的過人天賦。「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開篇，他以為突厥部落的「十箭」組織和女真民族以「牛錄」（滿語「箭」字）聚合「八旗」的社會結構，是與中原古文字結構一致的，他從而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學的線索。
他提示我辨識甲骨族名的讀音，他說郭沫若識別出甲骨「帚」字就是「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發現，但許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對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這個問題。當時他已經八十七歲了，後來我以u／hu／phu 之音識別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時，可惜他已經開始失憶了。
1993年，山東鄒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塊陶片，《明報月刊》先請甲骨大師饒宗頤先生作釋，而策縱先生對饒先生的辯字、讀序都有不同見解，他讀出的是「齊子以夏長河左（南）悤（聰）龜易（賜）望」，《明報月刊》連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宗頤先生有點不耐煩，忠厚的策縱先生竟然也以趣文調侃：「我竟違背時代潮流，以為『文化中國』的同胞，知識份子，怎好不普遍關心祖國發現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現在我真自覺大錯了，連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學大家都讀得厭煩，阻塞了他再做考證文字的興致……。」
兩位大師之異說，孰磚孰玉？我不必武斷。但策縱先生做學問的熱情，卻與德剛先生形容他索詩如追窮寇一樣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類似的經歷，一日近午夜的時分，我已上床，他來電話對我說：「羅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話不通……」過了幾天，他就將對《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注解編列和若干修改意見寄來給我。是年我六十歲，已經有了一些得過且過的想法，然而八十六歲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說他「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實在不是虛妄恭維之言。
我常寄一些網上文章給他，其中一篇是陳獨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況，他讀後非常感觸：「那時我還很年輕，只知道陳獨秀也在四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淒涼，這樣一個大人物，竟要在鄉下受這般的欺負，實在太可憐了！對有骨氣的人，政府實在是可以再客氣一點的。」我也把自己寫的一些時評和散文寄給他，他讀後還把那篇「南疆紀行」送去給了威大圖書館收存。我對他說寫這些文字很浪費時間，他說：「不必這樣想，不浪費在這裡，也會浪費在別處，要完全離開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縱先生是個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詩詞好、文章好，學問更好，少年時連籃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難免氣盛，但他敏事訥言，謙虛謹慎。有這樣的人品和學問，他一生受到過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他不僅知遇感恩，還樂於施惠後進，知其人者皆譽之「真君子」。
1982年秋，策縱先生作《拾哀詩》吊念師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識近代學人作家，或為前修，或為同輩，遇我特厚，期勉尤殷。二十年間，紛紛凋謝。按年屈指可計者，張君勱（1887-1969）、胡適之（1891-1962）、洪煨蓮（1893-1980）、顧頡剛（1893-1980）、袁同禮（1897-1981）、蔣彝（1903-1977）、徐復觀（1903-1982）、羅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悼。」詩云：
問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風銘翠柏，瘞筆潤蒼苔。
道喪薰蕕雜，憂離庠序摧，
大招徒一絕，天地滿寒灰。
二十世紀懷繼往開來大志的優秀人物，當遠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這人才濟濟的一百年，中國社會始於「移風」，卻止於「道喪」，五十年沉渣泛起後的「薰蕕」（香臭）不辯，和「庠序」（教育）敗壞，即是策縱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預覺的局面。策縱先生的離世，標誌著出自傳統而走出傳統的拼搏一代行將凋零一盡。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不平庸的一代，他們在祖國無以施展，離鄉背井後卻大放異彩，這是他們的才具和苦難,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周策縱先生逝世周年祭
旅美中國學者兼詩人周策縱（字幼琴）教授，2007年五月七日下午六時於加州伯克利市阿巴尼鎮寓所去世，享年九十一歲。三月間我與內人曾去拜望，他已經處於彌留狀態，周夫人吳南華博士告訴我，先生的腦部功能已經不可能恢復。六月去洛杉磯參加「反右五十年討論會」的時候，聽蒙特利公園常青書店主事的女士說，策縱先生已經于一個月前去世。我無幸是他的學生，但在他失憶前的最後歲月，有幸成為他的一個忘年的知心朋友，他的去世引起我極大的哀傷。
2002年六月一日，我去紐約參加司馬璐先生召集，周策縱先生主講的「胡適討論會」，那天我隨手帶了一冊《胡適雜憶》，策縱先生會間休息時下席來坐在我的身邊，見到這本《雜憶》就翻了起來，他側身對我說：「序是我寫的，這次出大陸版，唐德剛分了幾十元稿費給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書。」我平時讀書是翻到哪裡讀到哪裡，根本就不讀序，於是覺得非常尷尬，會間趕緊讀了這篇序文，竟是一篇絕妙的文章。就這樣，我認識了周策縱先生。
策縱先生是德剛先生的摯友，第二天我隨司馬、策縱等先生往訪唐府，唐先生四月間中風腦部受損，起頭連老朋友也不認識了，開門時竟問策縱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後就記憶恢復，妙語風生了，唐夫人吳昭文女士很高興，說交談有助病人康復。策縱先生從進門始，就謙謙地坐在一旁，面帶欣賞的微笑，不時還被德剛先生的連篇趣言逗得撲哧噴笑，兩個老朋友就象一對濡沫的兄弟。
那年二月，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拙著《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我準備在臺灣出一個繁體本，本想請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見到唐先生的狀況，就沒有啟口，回來的路上把書稿給了策縱先生，他在車上就讀了起來……這一讀，勾起了他的許多想法，耗去四個月時間把「原族——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序」作就，發表在北京《讀書》和臺灣《歷史月刊》上。我認識他以後的兩年中，他寄給我許多詩作和論文，還經常與我通電話，但不久後他的記憶開始衰退，而且病情發展得很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後一篇有影響的學術文字。
1916年一月七日，策縱先生出生於湖南祁陽竹山灣的一個士紳家庭，乃父周鵬翥早年留學日本，後參加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時入幕討袁軍，失敗後逃亡日本，後來回鄉主持達孝中學（今祁東一中），詩文名重三湘。策縱先生說他的父親對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文是十九、二十世紀相交時代的考古新發現，只有那些舊學深厚，而思想新銳的人物才對其有關注、有建樹。
陶鑄也是祁陽人，少年時在家鄉當過小學教員，策縱先生說陶鑄與他父親熟識。陶鑄為人很坦白真眨谥泄颤h內地位很高，長期主持中南五省的工作，而且與毛澤東的關係特別好。可是他的父執輩朋友周鵬翥，卻在1952年被祁陽地方從廣西桂林抓回老家，由鄉間的土改積極分子決定「就地正法」，一個辛亥老人就這樣被「無紳不劣」的意識形態草菅了；而陶鑄本人也因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二十年後的「文革」年間，從政治的巔峰上墜落而死。中國的精英和志士，就這樣一茬一茬地被剿滅或自噬了。
策縱先生和小他五歲的弟弟策橫，都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那是一所為國民政府培養黨務和行政人才的學府，課程設置與大學文科一樣，教授陣營也非常傑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學生在校不愁衣食，畢業不愁失業，因此也為窘困而優秀的流亡學生趨鶩。馬英九的父親馬鶴齡是低策縱先生一班的同學，又是湖南同鄉，因此非常要好，馬英九結婚時還給他發了請柬。要是策縱先生活到今年的話，馬英九當選臺灣中華民國總統一定會令他很高興。
策縱先生1942年從政大行政系畢業後的幾年，現在外間的說法是：「曾先後主編《新認識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評》等刊物，並一度供職于重慶市政府。1945年始，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編審（秘書），與陳佈雷、陶希聖、徐複觀等聞人共事。蔣介石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縱的手筆，如臺灣『二·二八』事變後的《告臺灣同胞書》就是由周所執筆的。」（見《百度》或《維琪百科》）
然而，策縱先生告訴我，一次軍委會上蔣介石點名林彪分析國際形勢，他也在場，林彪的發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於1942年二月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十月至次年三月在重慶與周恩來合作從事統戰，並蒙蔣介石多次召見（見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明鏡出版社出版）。可見1945年前策縱先生名義上是在重慶市府供職，實際參與中樞工作。而《新認識》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慶市府的門面，主編刊物只是他的兼職而已。
策縱先生曾經贈我一冊《周姓史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內中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來、魯迅、韓素音（原姓周），及至周策縱的小傳，在他「1948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頁邊插敍「刪去我於1945至1948年為蔣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陳果夫、陳佈雷薦他任國民政府主席侍從室任編審的事情。他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正式名義，是從1945年開始的。
策縱先生告訴我，那時他還是單身，就住在總統府裏為蔣介石起草文稿，他說蔣介石生活很簡樸嚴謹，但為人又比較固執，還說蔣的舊學功底也還不錯，對王陽明的那套知行學說搞得很清楚。宋美齡的作風很美國派，對下屬客氣隨和，沒有專制的作風，但生活卻很奢侈，勝利前後人民生活困苦，她還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慣。
德剛先生告訴我，蔣介石宋美齡都很喜歡周策縱，但周策縱卻不喜歡他們，而且對自己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經歷，不以為榮，反以為恥。有一次，策縱先生無意中與我談到臺灣的一家「三民書店」，他說「我原以為那是一家國民黨辦的出版社，因此什麼書都不找它出，後來才知道它是專注學術的，實在是很大的誤會」。從這個小小的「誤會」中，可以看出他後來與國民黨已經很生疏隔膜了。
南華女士說策縱先生在侍從室工作期間，曾經寫了若干關於實行土地改革的建言，而腐敗和內戰形勢爭相愈下，蔣介石也不可能對他的建議有積極反應，於是他對國民黨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決心辭職到美國來留學，鵬翥先生在家鄉變賣了田產，分予縱橫兄弟各黃金四條，自是希望他們統統遠走，策橫先生將自己的一份讓給了手足。臨行前策縱先生去陳佈雷處道別，陳對他說了一些很悲觀的話，希望他能留下來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陳佈雷自己也于同年十一月以死了斷了自己對党國和領袖的忠铡�
1945至1948年是中國命邲Q戰的時期，也是策縱先生最接近中國權力中心的時候，他對人說：「我跟蔣先生做秘書工作，有兩年多的時間。那段時期，我有機會接觸黨、政、軍、文化、學術各界的名人，還有各黨各派的領導人物和外國人，如胡適、章士釗、毛澤東、周恩來、李宗仁、馬歇爾等等。周恩來同蔣介石談判，我就在場。有機會接觸這些人物，能估量他們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說對我日後的研究有直接幫助，但起碼可以擴充我的觀念。」
他還說：「從抗戰勝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到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改組政府，每次重要會議我都在場。於是，我逐漸認識到政治多麼黑暗，派系如何紛爭，黨派何等癱瘓（我指的不只一個時代、一個政黨），我如果繼續工作下去，對國事決不會有太大的補救，自己的個性，也與官場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認定當時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只能從黨和政府之外去推動，作為人類一分子和一個中國人，我必須爭取獨立思考，充實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知迷途之未遠』，我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考取自費留學，就決意辭職出國。起初辭職不准，後來我再三堅持，並推薦初中、高中、大學都是同學的唐振楚學長接替，一年後始成行。」（劉作忠「浮海著禁書——周策縱和《五四邉邮贰贰梗�
蔣介石身邊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備的君子，陳佈雷等是一代，周策縱們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於國事無補救，可見中國的問題不是人格和學識的欠缺。而國民黨裏發生過的事情，後來又在共產黨裏重演。周策縱的地位或許很像毛澤東身邊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縱可以一走了事，田家英卻被嚇得「畏罪自殺」，專制主義能在中國愈演愈慘烈，那就一定是制度或傳統的問題了。
傳統社會「士」是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學而優則仕」則是讀書人貼附權力的道路，毛澤東說知識份子是一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群體，即以為中國沒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讀書人。但策縱先生不然，得到了別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無所顧惜地放棄它；而且出了一個營壘，不進另一個營壘，他是「不仕的士」的範例。
策縱先生在美國進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德剛先生進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在重慶讀的是中央大學，然而德剛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縱先生政大的同班，因此兩人在重慶時就認識了。德剛先生說「湖南騾子」與「安徽老母雞」言音不甚通，所以相聞聲而不多相往來，但在紐約的一次亞洲學會上重遇後，策縱先生每到紐約，兩人「時常在紐約十八層高樓高談闊論，一談就不知東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適雜憶》序）
德剛先生在重慶就有文名，來美國後與林語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學，於是就為林家父女辦的《天風月刊》寫文章，後來林語堂舉家去了南洋，《天風》息影，一群「文渣詩孽」組織了一個「白馬文藝社」。白馬社出了許多名人，當年卻有許多趣事，德剛先生說他曾經主張社內不能談戀愛，但是清規戒律約束不了少年爭情，青春烈火終於焚毀了這座象牙紙塔。
要說白馬社是泛文藝團體，還不如說是一個青年詩社，導師兼招牌則是主張白話新詩當時也流寓紐約的胡適之。胡適之雖然反對舊詩，對舊詩的品味卻很高，他對這群文學青年的舊詩評語至多只是acceptable（可接受）而已，內容則大多貶如『無病呻吟』或『陳言未去』，惟策縱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夠格詩才。
唐著《雜憶》說：「密茨根大學裏的一批男女詩人，他（她）們多半以詩代信，尤其是多產作家，新舊一腳踢的大詩翁周策縱……筆者也偶爾附庸風雅『狗尾續貂』一番。江郎才盡之時……就只好相應不理，但是策縱窮寇必追，又說我們：『覆信每如蝸步緩；論交略勝古人狂！……我們把這些詩拿給胡先生看，胡公莞爾，說周策縱可以做，你們可以多做做新詩。』
策縱先生生於一個湖南詩家，得益于詩韻和典故的庭訓，在長沙高中讀書時就有許多詩作在上海雜誌上發表，誦有如「易地吳歌成楚諺，入江湘水過秦淮」這樣的少年絕句。去國之前他已聞名南京上海詩壇，1948年三月「春鳥」詩友雲集上海瘦西湖酒家為他送行，席間他賦有「春鳥」一詩，云：
春鳥危巢與共鳴，買琴一喻為彈箏。
言詩海上風騷激，羈旅江南草木驚。
偶挾疏狂尋飲者，蹇從憂患拾餘生。
瓊樓亦有傷懷事，況待鸞飄去國行。
詩人對國事敗壞的無望和與友人離別的懷傷，于「危巢共鳴，憂患餘生」間表露一盡。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過青春，周策縱從重慶輾轉來到了美國，田家英則繞延安進了北京。然而，時局的變化和西方的艱辛統統甚於他們的估計。策縱先生來到美國的第二年，國民黨就從大陸出走了，他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館」當Bus Boy（無小費收入之搬盤碗工），這位忠厚的黨國「文膽」竟受盡欺凌，1949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寫下一首打油的「留學歌」：
我來拜金國，金盡學無涯。
既拾老人履，又過屠夫胯。
苦工都做盡，靈藥尚餘「渣」。
天將降大任，我豈真傻瓜！
這之于田家英未來的苦境，拾拾「老人履」，過過「屠夫胯」實在是太大的幸摺Ｈ欢笥覂梢碛凶R之士都無法在祖國生存，才是中華民族苦難的宿命。
朝鮮戰爭後，美國接受處置錢學森等人失誤教訓，開始挽留中國科技人才，但是文法科學者的處境依然艱難。此中固然有語言的障礙，種族的歧見，或文人的相輕，但「供過於求」也是實際的問題，胡適之和自命「腳踏中西文化」的林語堂都沒有致毜臋C會。蔣介石的親信，周恩來的南開友人，普林斯頓的政治博士吳國楨，只能在一所南方地方學院裏教教書。德剛先生有「胡適將哥大當北大，哥大不把胡適當胡適」的不平之言，吳國楨或許還有「天堂不把人才當人才」的鬱結。客觀地說，西方是把他們當作中國文化的代表，但這種文化本身落後了。
1954年，策縱先生在密西根獲得博士學位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共事的還有洪煨蓮、楊聯陞等，年輕的余英時那時也在哈佛攻讀博士，這些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將哈佛的漢學研究推上了顛峰。1960年，也就是策縱先生在美國耕耘十二年後，哈佛大學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邉邮贰罚於怂膶W術成就。
英文《五四邉邮贰非搬岚l行了七版，羅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士寫給策縱先生的親筆信，最能說明該書在西方世界的影響，信說：「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邉邮贰窌r，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1920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後就和他結了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敍說了。但我自己也確感覺到那個時代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這種精神和氣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而且從那時起我就說過，我已從中國的那一年裏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學。現在讀到這全部歷史故事，和那些參與者的一生、時代與活動，而一部分參與者，如胡適、梁啟超和周恩來等，我又曾親身會見過，這樣讀了真使我感覺非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國能像當年中國青年的年輕一代，希望能有像蔡元培校長等人一樣的大學首長，願意支持他們的學生。最後，我必須恭維你在你的書中所表現的學問和研究。」
策縱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間結識了在波士頓接受麻醉科專業訓練的吳南華女士，南華女士生於1919年，原籍江西九江，畢業于成都華西大學醫學院。南華女士與策縱先生結婚後繼續行醫，並育有兩女聆蘭和琴霓。1963年，策縱先生受聘擔任Madison的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教授，是年四十七歲。次年遷家至Madison，他將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棄園」，事實上那是他和南華女士不離不棄的美滿家園。
物極而返，閉國終有開門時，中美竟也有複好日。1972年南華女士就曾經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國探望年邁的父親，還在北京見了華西同學「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而等到1978年策縱才與南華女士帶著聆蘭和琴霓返國，見到的是一片學術的空白和委屈經年的故舊。他們先到南寧探望弟弟策橫先生一家，又去了長沙九江，上了廬山，在北京還見到當年手書《世說新語》一則為他送行的顧頡剛先生，頡剛先生附言：「策縱先生將渡重洋，譬如鶴之翔乎寥廓，廣大之天地皆其軒翥之所及也。」三十一年遠鶴終於歸來，頡剛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見，1980年策縱先生再去北京，是年底頡剛先生就仙逝了。
策縱先生還結識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兩人合譽「紅學二周」，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久居美國，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學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稱他是一位綜合性學者，因為學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論著是英文本的《五四邉印罚竹屑坠墙鹞膶W，對中華古文化有獨創的見解……他作七律詩極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於寫『白話新體詩』，都有雅人深致而無時俗庸陋氣。蓋根柢厚，天賦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沒見他在百端忙碌中有過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
汝昌先生說策縱先生有巧思，1980夏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議在Madison市的Mondota湖邊召開，策縱先生「向大家介紹，說會議為何單單在此召開——湖名已經顯示了：它叫「夢多榻」！可知在此必善夢，亦善《夢》也！這方面，似乎頗有古人所贊的『逍睦C口』了」。策縱先生的「夢多榻」竟然是在異國的「陌地生」，這巧思中有沒有鄉思，有沒有惆悵？
策縱先生的才具遠甚於巧思，對平庸人士美國常用clueless（無線索）一字相貶，策縱先生卻有捕捉線索的過人天賦。「原族」一文以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開篇，他以為突厥部落的「十箭」組織和女真民族以「牛錄」（滿語「箭」字）聚合「八旗」的社會結構，是與中原古文字結構一致的，他從而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到了文字學的線索。
他提示我辨識甲骨族名的讀音，他說郭沫若識別出甲骨「帚」字就是「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發現，但許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字，丁山對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這個問題。當時他已經八十七歲了，後來我以u／hu／phu 之音識別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時，可惜他已經開始失憶了。
1993年，山東鄒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十一字的一塊陶片，《明報月刊》先請甲骨大師饒宗頤先生作釋，而策縱先生對饒先生的辯字、讀序都有不同見解，他讀出的是「齊子以夏長河左（南）悤（聰）龜易（賜）望」，《明報月刊》連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國的文史紀實」，宗頤先生有點不耐煩，忠厚的策縱先生竟然也以趣文調侃：「我竟違背時代潮流，以為『文化中國』的同胞，知識份子，怎好不普遍關心祖國發現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現在我真自覺大錯了，連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學大家都讀得厭煩，阻塞了他再做考證文字的興致……。」
兩位大師之異說，孰磚孰玉？我不必武斷。但策縱先生做學問的熱情，卻與德剛先生形容他索詩如追窮寇一樣的逼真。而我也有一次類似的經歷，一日近午夜的時分，我已上床，他來電話對我說：「羅馬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話不通……」過了幾天，他就將對《中國北方諸族的源流》注解編列和若干修改意見寄來給我。是年我六十歲，已經有了一些得過且過的想法，然而八十六歲的他，依然求知不惰怠，汝昌先生說他「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實在不是虛妄恭維之言。
我常寄一些網上文章給他，其中一篇是陳獨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況，他讀後非常感觸：「那時我還很年輕，只知道陳獨秀也在四川，但不知道他是如此淒涼，這樣一個大人物，竟要在鄉下受這般的欺負，實在太可憐了！對有骨氣的人，政府實在是可以再客氣一點的。」我也把自己寫的一些時評和散文寄給他，他讀後還把那篇「南疆紀行」送去給了威大圖書館收存。我對他說寫這些文字很浪費時間，他說：「不必這樣想，不浪費在這裡，也會浪費在別處，要完全離開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縱先生是個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詩詞好、文章好，學問更好，少年時連籃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難免氣盛，但他敏事訥言，謙虛謹慎。有這樣的人品和學問，他一生受到過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他不僅知遇感恩，還樂於施惠後進，知其人者皆譽之「真君子」。
1982年秋，策縱先生作《拾哀詩》吊念師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識近代學人作家，或為前修，或為同輩，遇我特厚，期勉尤殷。二十年間，紛紛凋謝。按年屈指可計者，張君勱（1887-1969）、胡適之（1891-1962）、洪煨蓮（1893-1980）、顧頡剛（1893-1980）、袁同禮（1897-1981）、蔣彝（1903-1977）、徐復觀（1903-1982）、羅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悼。」詩云：
問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風銘翠柏，瘞筆潤蒼苔。
道喪薰蕕雜，憂離庠序摧，
大招徒一絕，天地滿寒灰。
二十世紀懷繼往開來大志的優秀人物，當遠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這人才濟濟的一百年，中國社會始於「移風」，卻止於「道喪」，五十年沉渣泛起後的「薰蕕」（香臭）不辯，和「庠序」（教育）敗壞，即是策縱先生去世前二十五年預覺的局面。策縱先生的離世，標誌著出自傳統而走出傳統的拼搏一代行將凋零一盡。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不平庸的一代，他們在祖國無以施展，離鄉背井後卻大放異彩，這是他們的才具和苦難,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