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huantongwenhua.wordpress.com/2017/04/04/%E4%BA%BA%E7%89%A9%E6%98%A5%E7%A7%8B-%E4%B8%93%E8%AE%BF%E6%9D%9C%E6%96%8C%EF%BC%9A%E3%80%8A%E9%95%BF%E6%98%A5%E9%A5%BF%E6%AE%8D%E6%88%98%E3%80%8B%E5%86%99%E4%BD%9C%E5%8E%86%E7%A8%8B/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 中华文化
人物春秋 | 专访杜斌：《长春饿殍战》写作历程
【大纪元2017年04月02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李慧采访报导）从1999年之前的官媒摄影记者，到关注维权人士、揭共产党真相的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被中共称为“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他因此丢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在新著《长春饿殍战》面世之际，杜斌接受大纪元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承前文»专访杜斌：做新闻记者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国保对我说：“老杜，你做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是在过去，你活不过七天。”
记者：您因为写这些不受中共政府欢迎的东西，最终还是被抓了？
杜斌：对，2013年“六四”前夕，我被国保抓捕，涉嫌四个罪名：散布谣言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印刷非法出版物、寻衅滋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国保对我说：“老杜，你做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是在过去，你活不过七天。”
我给关到一个铁笼子里，里面有一个铁椅子，我的腿被固定在上面。
我说，又没犯罪。他们说，你这个《天安门屠杀》里面都是捏造的，他们问我写书的目的，我说目的在书里面不都写了吗？第一，是要算一算死了多少个学生、死了多少人；第二，让这些流亡在外面的回家；还有清算屠夫、刽子手中共。
IMG_1124
禁书《天安门屠杀》2013年问世后，很快在香港书店消失。（余钢／大纪元）
我反对别人说平反“六四”，我说你能让刽子手给你平反？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我把你弄死了，对不起，我把你弄死了。那就行了吗？没有平反，只有一条路，认罪！中共只有认罪才行！
他们说，你写的马三家也是捏造的。我说，好，你把这些马三家受害者找来，你问她是真的假的！为什么都不找那些受害者调查？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拍那些东西，我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当牲口一样对待。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们受到的不公正，他们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我最关心的。
我告诉审我的警察：就是那国家领导人，从中南海一步磕一个头，就像那个藏族人朝圣一样，一步叩一个头，一步叩一个头，到我面前下跪、叩头，我都不稀罕给他写东西。为什么？我对他们没兴趣，我就对老百姓的事情有兴趣！
记者：您为什么要写《长春饿殍战》这本书？您怎样找到那些资料呢？找资料的难度很大吗？
杜斌：围困长春的事情一直都非常敏感，同南京大屠杀相比，这是中国人自己饿死了几十万中国人，所以我做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实际上我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为了夺取政权，为什么要饿死几十万的老百姓？我想知道那些老百姓是怎么被饿死的？到底饿死了多少？究竟是谁的责任？谁应当承担这份历史的罪责？
我觉得自己甘愿冒着风险去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我从内心忘掉这件事情。我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不去做，我不敢说，那我每天都会去想这件事，觉得内心有愧，甚至晚上睡不着。就好像我看到一些朋友失踪了、被抓了、被判刑了，我却没有为他做一点事情，没有给他写一篇文字，没有为他喊一声，我会觉得愧对这个人。作为一个拿照相机的、可以写一点文字的人，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我觉得很羞愧。我能够做一点事情，我就做一点事情吧。
资料很难找，为做这本书，我花了接近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收集资料。在一些卖旧书的网站上，我每天晚上都检索，检索“一九四八 长春”“长春 围困 东北野战军 林彪”等关键词。一旦发现有相关的书，我马上就买下。
我把长春这个事情做完，尽我的能力搞清楚它，然后我就可以把长春这件事情遗忘掉。只有遗忘掉以后，我才能继续做别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把它完成了，我感觉我已经尽力了，使了我所有的力量，暂时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了。
参阅»长春围困战──“死城”的记忆
“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没有这证据我就什么都不说。”
记者：您在《长春饿殍战》里，采用编日史的方式以史料叙事？为什么？
杜斌：我在写的过程中，有一点很痛苦，就是我不能放开手脚地去写。因为放开的话，我会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经过反复挣扎，最后就保证：我是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没有这证据我就什么都不说。我要保证在书里面每一段话全都有来源，每一句引语都有出处。
最后我决定采取日记体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故事：在某一天中共的军队在做什么？蒋介石的军队在做什么？生活在长春城里的老百姓在做什么？还有生活在长春城外的老百姓在做什么？还有，蒋介石在做什么？毛泽东在做什么？那些高级指挥官在做什么？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去看看这些真实的细节，已经都在里面了。
我有几本书都采用了编日体的方式，《毛主席的炼狱》、《毛泽东的人肉政权》、《天安门屠杀》都是编日体。为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将搜集到的资料，尽量用原文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历史是需要还原的。如果我根据这些资料去放开手脚去写，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也许可能读者会更多，大家可能更喜欢那种方式吧。但是我想，如果让历史呈现它本来的面貌，用日记体的方式是比较好的一种办法。
其实我在书里面使用的一些资料，应该说三分之二都是来自于官方的公开出版物，还有它的内部资料。内部资料也不是国家机密，也就是说它作为二手书被人处理掉了，被我收集到了。
CHANGCHUN
杜斌新著《长春饿殍战》书影。（大纪元）
记者：您看资料的过程中，有什么细节特别触动您？
杜斌：1948年，在《天津益世报》上——那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办的，就有一篇文章说了有几万东北过来的难民。他们也没有吃也没有喝，露天睡在地上。文章旁边登了一个天津读者安东君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同为人类，同为皇帝子孙，全都应该表示同情，我虽然不是难民，然而难民是我的同胞，我不是巨富然而尚能温饱。”他把血汗换来的五千万元法币寄给报社，希望编辑能把这个钱交给东北难民。
其实这文章豆腐块大小，只能看到标题，内容我只有在电脑上放大才能看到。但这些文字让我非常心酸……共产党有没有看见一个老百姓都有这种觉悟？这个捐钱的安东君可能想不到，他写的这封信，在68年之后，还能感动另外一个人，我当时有一点想流泪。
记者：您讲到写长春这本书的时候，您找到幸存见证者非常难，这个难度在什么地方，原因是什么？
杜斌：对，非常难。我在长春转悠，就是街上跑过一条狗，我都想问问它：“你知不知道长春在1948年都发生了什么？你认不认识那些还活着的人在那里？”
还比如说，我想采访一个幸存老人，联系后，约好了时间，然后他就说他还要给单位汇报一下。我一听就吓坏了：都79岁了，跟记者见面，他还要跟自己的单位汇报一下！我说坏了，这个事麻烦了，到时候要问我的身份可怎么办，我已经没有工作单位了。后来他还是给工作单位汇报了。他属于老战士，经常去给学生、士兵讲忆苦思甜的事情，他家里的事情都讲了几百遍了。当然了，他认为死了那么多人都是国民党的责任，他感谢共产党，认为是共产党把他救了……
我的结论是，死了几十万人，长春这个事不是个小事。当权者没有把我们当成一个人来看，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对待牲口一样。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说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活得根本就不像一个人。
我觉得在国外的推特、Facebook上，那些我关注的外国人，人家整天发的都是些比较好玩的、开心的、令人心情愉悦的东西。但是我看了中国人发的，基本上都是些让人悲伤的：某某人因为一些事情被抓了，某某人因为某某事情被判刑了，都是国内一些侵犯人权却不许说、只能在国外说的事情，每天浏览这些外面的新闻，我总是感觉很难过。
杜斌：“我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热情都给了我要做的东西。”（大纪元）
记者：您的书给过您父亲看吗，据说他是中共的老党员？
杜斌：我的书给我爸爸看过，他是共产党员，镇党委的一个纪检书记。我给他看我写的《毛主席的炼狱》。他说，哎呀，看了这本书，我也不敢出去说。山东临沂市安全局的局长去过我们家。他对我父亲说，老杜啊，你劝劝你孩子，不要写那些让政府害怕的书。我父亲说，哎呀，这孩子也大了，有的话他说了他听，有的话他说了不听。其实我做这些东西，我的爸爸是非常害怕的，我给《纽约时报》工作他也害怕。因为年龄大了嘛，我的爸爸就催着我成家、结婚、生孩子……
我爸爸病重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能回去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其实作为儿子，我还是挺愧疚的。因为那时我在取保候审期间，离开北京必须要向警察汇报，我的身份证被警察扣押了。没有身份证，我想买票回家也没办法……愧疚是愧疚，但是……我也没有荒废时间，我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热情都给了我要做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就是写那些应该留下来的东西，值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长春饿殍战》这本书是献给那些被饿死的几十万亡灵，也是献给我的爸爸。
我老娘呢，不识字，七十多岁了，还是天天干活。我买了一个手机让她给我打电话，她怕花钱，她不用电话。天一黑她就睡觉了，说浪费钱。她说过让我过年不要回去了，费钱。
附：杜斌主要著作
《北京的鬼》
100
杜斌著《北京的鬼》（2010年香港出版）封面惊悚。
2010年香港出版。
书中透过一个个无名小卒的非正常死亡，记录中共强权政府的狡诈和残暴。
《上海—骷髅地》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在台湾出版。
该书采访了因当局建设场馆强行拆迁、被迫走向上访道路的民众，记录了他们的遭遇。杜斌写道：“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连手铲除了那些人的合法的栖身之所。正是这强迁过程，造就了世博的‘辉煌’。”
《毛主席的炼狱》
1105240852151858
杜斌著《毛主席的炼狱》，2011年4月香港出版。
2011年4月香港出版。
此书揭示大饥荒年代的历史真相，曝光了毛泽东发起的运动饿死数千万中国百姓的事实。杜斌说：“编辑这本书，是要为饿毙的数千万亡灵说一句话。”
《毛泽东的人肉政权》
2013年香港出版。
无人知道，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恐怖时代，究竟发生过多少起人相食、食活人的事件……
《牙刷》
2013年香港出版。
寓言诗体小说，以隐喻手法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杀戮和种种酷刑，包括活摘器官、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电线穿乳头、牙刷捅女性阴道等骇人行径。
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的主要讲述人刘华。（视频截图）
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
2013年4月香港展映。
以访民刘华亲身讲述的亲历、见闻，曝光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残忍和暴虐。
《天安门屠杀》
2013年六四前夕于香港出版。
杜斌花了八年搜集资料，记录了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到4日凌晨所发生的事件。杜斌说：“要让中共知道他们那一天夜里干了什么事，让外面关注六四的人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
2014年7月香港出版。
该书记录了数十名法轮功女学员及上访者在马三家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酷刑虐待，包括2000年劳教所警察将至少18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任犯人强奸，导致多人死亡、致残及精神失常的骇人事实。
《马三家咆哮》（点阅选载）
杜斌著《马三家咆哮》，2014年香港出版。
2014年在香港出版。
该书以第一人称笔体记述马三家劳教所对男性的迫害。主人公2008—2011年间遭受各种酷刑和非人折磨。制作奴工产品期间，他将英文求救信藏在万鬼节饰品中。其中一封信于四年后被美国俄勒冈州一位妇女发现并公布，震惊全球。（参阅»终于自由了！“马三家求救信”主角露真容）
《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
2014年香港出版。
这本摄影集，以照片形式纪录了杜斌15年间关注的上访者，包括被强制堕胎的妇女、失地农民、被拆迁者、被强制为建水库腾窝的移民，以及法轮功信仰者等等。
《冤鬼——地球中心帝国的上访人》
杜斌著《长春饿殍战》，2017年3月台湾出版。（大纪元）
杜斌著《长春饿殍战》，2017年3月台湾出版。
2015年4月香港出版。
《长春饿殍战》
2017年台湾出版。
此书完全以史料叙事，以编日体方式，揭开1948年中共“解放长春”、所谓“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没发一枪一弹”的真实内幕：长春当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责任编辑：苏明真
更多内容： 人物春秋 | 大纪元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4/1/n89923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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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4月02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李慧采访报导）从1999年之前的官媒摄影记者，到关注维权人士、揭共产党真相的独立记者、作家、纪录片制作人，杜斌被中共称为“专门挖政府伤疤的人”。他因此丢掉了《纽约时报》的工作，一度被非法拘禁，但他说，“我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值。”在新著《长春饿殍战》面世之际，杜斌接受大纪元专访，畅谈心路历程。
承前文»专访杜斌：做新闻记者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国保对我说：“老杜，你做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是在过去，你活不过七天。”
记者：您因为写这些不受中共政府欢迎的东西，最终还是被抓了？
杜斌：对，2013年“六四”前夕，我被国保抓捕，涉嫌四个罪名：散布谣言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印刷非法出版物、寻衅滋事、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国保对我说：“老杜，你做的这些事情，如果说是在过去，你活不过七天。”
我给关到一个铁笼子里，里面有一个铁椅子，我的腿被固定在上面。
我说，又没犯罪。他们说，你这个《天安门屠杀》里面都是捏造的，他们问我写书的目的，我说目的在书里面不都写了吗？第一，是要算一算死了多少个学生、死了多少人；第二，让这些流亡在外面的回家；还有清算屠夫、刽子手中共。
IMG_1124
禁书《天安门屠杀》2013年问世后，很快在香港书店消失。（余钢／大纪元）
我反对别人说平反“六四”，我说你能让刽子手给你平反？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我把你弄死了，对不起，我把你弄死了。那就行了吗？没有平反，只有一条路，认罪！中共只有认罪才行！
他们说，你写的马三家也是捏造的。我说，好，你把这些马三家受害者找来，你问她是真的假的！为什么都不找那些受害者调查？
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拍那些东西，我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人，你们不能把我们当牲口一样对待。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关心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们受到的不公正，他们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我最关心的。
我告诉审我的警察：就是那国家领导人，从中南海一步磕一个头，就像那个藏族人朝圣一样，一步叩一个头，一步叩一个头，到我面前下跪、叩头，我都不稀罕给他写东西。为什么？我对他们没兴趣，我就对老百姓的事情有兴趣！
记者：您为什么要写《长春饿殍战》这本书？您怎样找到那些资料呢？找资料的难度很大吗？
杜斌：围困长春的事情一直都非常敏感，同南京大屠杀相比，这是中国人自己饿死了几十万中国人，所以我做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实际上我就想搞清楚一件事情：为了夺取政权，为什么要饿死几十万的老百姓？我想知道那些老百姓是怎么被饿死的？到底饿死了多少？究竟是谁的责任？谁应当承担这份历史的罪责？
我觉得自己甘愿冒着风险去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我从内心忘掉这件事情。我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不去做，我不敢说，那我每天都会去想这件事，觉得内心有愧，甚至晚上睡不着。就好像我看到一些朋友失踪了、被抓了、被判刑了，我却没有为他做一点事情，没有给他写一篇文字，没有为他喊一声，我会觉得愧对这个人。作为一个拿照相机的、可以写一点文字的人，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我觉得很羞愧。我能够做一点事情，我就做一点事情吧。
资料很难找，为做这本书，我花了接近十年的时间，一直在收集资料。在一些卖旧书的网站上，我每天晚上都检索，检索“一九四八 长春”“长春 围困 东北野战军 林彪”等关键词。一旦发现有相关的书，我马上就买下。
我把长春这个事情做完，尽我的能力搞清楚它，然后我就可以把长春这件事情遗忘掉。只有遗忘掉以后，我才能继续做别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把它完成了，我感觉我已经尽力了，使了我所有的力量，暂时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了。
参阅»长春围困战──“死城”的记忆
“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没有这证据我就什么都不说。”
记者：您在《长春饿殍战》里，采用编日史的方式以史料叙事？为什么？
杜斌：我在写的过程中，有一点很痛苦，就是我不能放开手脚地去写。因为放开的话，我会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经过反复挣扎，最后就保证：我是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没有这证据我就什么都不说。我要保证在书里面每一段话全都有来源，每一句引语都有出处。
最后我决定采取日记体的方式来展现这个故事：在某一天中共的军队在做什么？蒋介石的军队在做什么？生活在长春城里的老百姓在做什么？还有生活在长春城外的老百姓在做什么？还有，蒋介石在做什么？毛泽东在做什么？那些高级指挥官在做什么？我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去看看这些真实的细节，已经都在里面了。
我有几本书都采用了编日体的方式，《毛主席的炼狱》、《毛泽东的人肉政权》、《天安门屠杀》都是编日体。为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将搜集到的资料，尽量用原文的方式呈现出来。因为历史是需要还原的。如果我根据这些资料去放开手脚去写，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也许可能读者会更多，大家可能更喜欢那种方式吧。但是我想，如果让历史呈现它本来的面貌，用日记体的方式是比较好的一种办法。
其实我在书里面使用的一些资料，应该说三分之二都是来自于官方的公开出版物，还有它的内部资料。内部资料也不是国家机密，也就是说它作为二手书被人处理掉了，被我收集到了。
CHANGCHUN
杜斌新著《长春饿殍战》书影。（大纪元）
记者：您看资料的过程中，有什么细节特别触动您？
杜斌：1948年，在《天津益世报》上——那是在中国的传教士办的，就有一篇文章说了有几万东北过来的难民。他们也没有吃也没有喝，露天睡在地上。文章旁边登了一个天津读者安东君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同为人类，同为皇帝子孙，全都应该表示同情，我虽然不是难民，然而难民是我的同胞，我不是巨富然而尚能温饱。”他把血汗换来的五千万元法币寄给报社，希望编辑能把这个钱交给东北难民。
其实这文章豆腐块大小，只能看到标题，内容我只有在电脑上放大才能看到。但这些文字让我非常心酸……共产党有没有看见一个老百姓都有这种觉悟？这个捐钱的安东君可能想不到，他写的这封信，在68年之后，还能感动另外一个人，我当时有一点想流泪。
记者：您讲到写长春这本书的时候，您找到幸存见证者非常难，这个难度在什么地方，原因是什么？
杜斌：对，非常难。我在长春转悠，就是街上跑过一条狗，我都想问问它：“你知不知道长春在1948年都发生了什么？你认不认识那些还活着的人在那里？”
还比如说，我想采访一个幸存老人，联系后，约好了时间，然后他就说他还要给单位汇报一下。我一听就吓坏了：都79岁了，跟记者见面，他还要跟自己的单位汇报一下！我说坏了，这个事麻烦了，到时候要问我的身份可怎么办，我已经没有工作单位了。后来他还是给工作单位汇报了。他属于老战士，经常去给学生、士兵讲忆苦思甜的事情，他家里的事情都讲了几百遍了。当然了，他认为死了那么多人都是国民党的责任，他感谢共产党，认为是共产党把他救了……
我的结论是，死了几十万人，长春这个事不是个小事。当权者没有把我们当成一个人来看，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对待牲口一样。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说从1949年到现在为止，活得根本就不像一个人。
我觉得在国外的推特、Facebook上，那些我关注的外国人，人家整天发的都是些比较好玩的、开心的、令人心情愉悦的东西。但是我看了中国人发的，基本上都是些让人悲伤的：某某人因为一些事情被抓了，某某人因为某某事情被判刑了，都是国内一些侵犯人权却不许说、只能在国外说的事情，每天浏览这些外面的新闻，我总是感觉很难过。
杜斌：“我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热情都给了我要做的东西。”（大纪元）
记者：您的书给过您父亲看吗，据说他是中共的老党员？
杜斌：我的书给我爸爸看过，他是共产党员，镇党委的一个纪检书记。我给他看我写的《毛主席的炼狱》。他说，哎呀，看了这本书，我也不敢出去说。山东临沂市安全局的局长去过我们家。他对我父亲说，老杜啊，你劝劝你孩子，不要写那些让政府害怕的书。我父亲说，哎呀，这孩子也大了，有的话他说了他听，有的话他说了不听。其实我做这些东西，我的爸爸是非常害怕的，我给《纽约时报》工作他也害怕。因为年龄大了嘛，我的爸爸就催着我成家、结婚、生孩子……
我爸爸病重去世的时候，我也没能回去见我父亲最后一面。其实作为儿子，我还是挺愧疚的。因为那时我在取保候审期间，离开北京必须要向警察汇报，我的身份证被警察扣押了。没有身份证，我想买票回家也没办法……愧疚是愧疚，但是……我也没有荒废时间，我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热情都给了我要做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就是写那些应该留下来的东西，值得留下来的东西。所以《长春饿殍战》这本书是献给那些被饿死的几十万亡灵，也是献给我的爸爸。
我老娘呢，不识字，七十多岁了，还是天天干活。我买了一个手机让她给我打电话，她怕花钱，她不用电话。天一黑她就睡觉了，说浪费钱。她说过让我过年不要回去了，费钱。
附：杜斌主要著作
《北京的鬼》
100
杜斌著《北京的鬼》（2010年香港出版）封面惊悚。
2010年香港出版。
书中透过一个个无名小卒的非正常死亡，记录中共强权政府的狡诈和残暴。
《上海—骷髅地》
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夕在台湾出版。
该书采访了因当局建设场馆强行拆迁、被迫走向上访道路的民众，记录了他们的遭遇。杜斌写道：“掌权者以城市改造之名，官商勾结，连手铲除了那些人的合法的栖身之所。正是这强迁过程，造就了世博的‘辉煌’。”
《毛主席的炼狱》
1105240852151858
杜斌著《毛主席的炼狱》，2011年4月香港出版。
2011年4月香港出版。
此书揭示大饥荒年代的历史真相，曝光了毛泽东发起的运动饿死数千万中国百姓的事实。杜斌说：“编辑这本书，是要为饿毙的数千万亡灵说一句话。”
《毛泽东的人肉政权》
2013年香港出版。
无人知道，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恐怖时代，究竟发生过多少起人相食、食活人的事件……
《牙刷》
2013年香港出版。
寓言诗体小说，以隐喻手法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杀戮和种种酷刑，包括活摘器官、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电线穿乳头、牙刷捅女性阴道等骇人行径。
揭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的主要讲述人刘华。（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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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香港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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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屠杀》
2013年六四前夕于香港出版。
杜斌花了八年搜集资料，记录了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到4日凌晨所发生的事件。杜斌说：“要让中共知道他们那一天夜里干了什么事，让外面关注六四的人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阴道昏迷——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幸存者证词》
2014年7月香港出版。
该书记录了数十名法轮功女学员及上访者在马三家劳教所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酷刑虐待，包括2000年劳教所警察将至少18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任犯人强奸，导致多人死亡、致残及精神失常的骇人事实。
《马三家咆哮》（点阅选载）
杜斌著《马三家咆哮》，2014年香港出版。
2014年在香港出版。
该书以第一人称笔体记述马三家劳教所对男性的迫害。主人公2008—2011年间遭受各种酷刑和非人折磨。制作奴工产品期间，他将英文求救信藏在万鬼节饰品中。其中一封信于四年后被美国俄勒冈州一位妇女发现并公布，震惊全球。（参阅»终于自由了！“马三家求救信”主角露真容）
《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
2014年香港出版。
这本摄影集，以照片形式纪录了杜斌15年间关注的上访者，包括被强制堕胎的妇女、失地农民、被拆迁者、被强制为建水库腾窝的移民，以及法轮功信仰者等等。
《冤鬼——地球中心帝国的上访人》
杜斌著《长春饿殍战》，2017年3月台湾出版。（大纪元）
杜斌著《长春饿殍战》，2017年3月台湾出版。
2015年4月香港出版。
《长春饿殍战》
2017年台湾出版。
此书完全以史料叙事，以编日体方式，揭开1948年中共“解放长春”、所谓“兵不血刃和平解放，没发一枪一弹”的真实内幕：长春当时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责任编辑：苏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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