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週二在巴黎去世，享年94歲。這位共產黨的棄兒以尖刻而又充滿性色彩的小說捕捉了他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天堂中令人窒息的荒謬生活，令他成為享譽全球的文學明星。昆德拉在法國的出版商——加利馬爾出版社的發言人證實了昆德拉的死訊，稱他在「長期患病後」去世。
昆德拉的一系列暢銷書始於《玩笑》，這本書在1967年「布拉格之春」期間出版，結果大受好評，幾個月後，蘇聯領導的軍隊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實驗，昆德拉的這部作品也在隨之而來的報復中遭到禁毀。耄耋之年，定居巴黎的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2015年）。《慶祝無意義》是他自2000年以來的第一部新小說，但與他最受歡迎的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曾譯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編注）相比，充其量只能說反響平平。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1984年出版後立即獲得成功，多年來被譯作20多種語言多次再版。1988年，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丹尼爾·戴·劉易斯飾演主角之一托馬斯。托馬斯是一名捷克外科醫生，因批評共產黨領導層，最終落得擦窗戶為生。但對托馬斯來說，擦窗戶是個不錯的差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總是樂於結識新的女人，包括無聊的家庭主婦。但是，這些性愛，以及托馬斯本人和其他三個主要角色——他的妻子、一位迷人的畫家和畫家的情人——都有更大的目的。
《紐約時報書評》將這部小說列入1984年最佳書籍名單時指出，「這位作家真正的工作是為他的國家在他有生之年的災難性歷史尋找形象。」「他毫不留情地使用這四個主角，把每一對人物都放在對立面，來描述一個選擇已經窮盡的世界，人們根本找不到表達人性的方式。」昆德拉擔心捷克文化可能會被斯大林主義抹去——就像失寵的領導人從官方照片中被抹去一樣——這是《笑忘書》的核心，該書於1979年出版了英文版。1980年，約翰·厄普代克在《時報書評》上寫道，這本書「才華橫溢，獨具匠心，以純凈和詼諧的筆調直接邀請我們進入；然而它也很奇怪，以一種陌生感將我們拒之門外」。
1983年，昆德拉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表示：「我一生的抱負是將最嚴肅的問題與最輕盈的形式結合起來。輕浮的形式和嚴肅的主題相結合，立即揭開了我們戲劇的真相（包括發生在我們床上的戲劇、歷史大舞台上演出的戲劇），以及它們可怕的微不足道。我們體驗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他承認，他的書名很容易互換。「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可以命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玩笑》或《好笑的愛》，」他說。「它們反映了少數主題，這些主題困擾著我，定義了我，不幸的是，也限制了我。除了這些主題，我沒有什麼可說或是可寫的了。」
儘管《笑忘書》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用捷克語寫成的，但它們都是在法國明媚的陽光下創作的。1975年，昆德拉對於在國內獲得政治和創作自由不再抱有希望，定居法國。他移民的決定凸顯了當時捷克知識分子的選擇。成千上萬人離開了。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則是留下來反抗的人之一，他曾多次服刑，其中一次將近三年。他挺了過來，幫助領導了1989年成功的天鵝絨革命，然後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斯洛伐克決定獨立後，他又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說《玩笑》坎坷的歷史很好地說明了他試圖從內部推動改革時所面臨的麻煩。「布拉格之春」結束後，這本書遭到指責，被認為憤世嫉俗、色情和反社會主義；如果讀者能以某種方式接受審查者的思維，就會明白他們的意思。《玩笑》的主要敘述者路德維克是20世紀50年代布拉格的一名大學生，他因個人主義而受到黨員們的懷疑。「你笑的樣子讓人覺得，你笑的東西只有你知道，」他們對他說。然後，一位盲從輕信的女友給他寫來一封信，對她被送往的夏日培訓班裡的「健康精神」大加讚賞。年輕的路德維克覺得自己在想念她，而她居然滿心歡喜，對此他大為不滿，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所以我買了一張明信片，」他說，「然後（為了令她感到痛苦、震驚和迷惑）寫道：『樂觀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氣！托洛茨基萬歲！』」隨後是一場審判。因為他的小玩笑，路德維克被趕出共產黨，被判處在一個軍事懲戒單位挖煤。
昆德拉並沒有遭受那樣的命撸�1948年共產黨奪取政權時，他曾兩次被開除出這個他從18歲起就一直支持的黨。
他第一次被開除出黨是在1950年，只因為他說了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這啟發了《玩笑》的中心情節。然而，他被允許繼續學業；1952年，他畢業於布拉格美術學院，隨後被任命為該校的世界文學講師。1956年，昆德拉恢復了黨籍，但在1970年，由於主張改革，昆德拉再次被開除黨籍。這一次，驅逐是永遠的，實際上使其失去了立身之本。他被趕離工作崗位，正如他所說：「沒有人有權給我另一份工作。」
米蘭·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布爾諾，也就是現在的捷克共和國，母親是米拉達·雅諾西科娃，父親是路德維克·昆德拉。
年輕的昆德拉在一個1939年至1945年被德軍佔領的國家長大，他是戰後數百萬接受共產主義的人之一。
他說，當他意識到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所做的壞事並不是對革命的背叛，而是革命從一開始就固有的毒害時，已經為時太晚。
1989年共產主義結束時，昆德拉已經和妻子薇拉·赫拉班科娃在法國生活了14年。他起初在雷恩當大學教師，後來去了巴黎。捷克斯洛伐克於1979年撤銷了他的公民身份，兩年後，他成為了法國公民。捷克共和國於2019年恢復了他的祖國國籍。有關他遺屬的信息尚未公布。
昆德拉的一系列暢銷書始於《玩笑》，這本書在1967年「布拉格之春」期間出版，結果大受好評，幾個月後，蘇聯領導的軍隊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性化的社會主義」實驗，昆德拉的這部作品也在隨之而來的報復中遭到禁毀。耄耋之年，定居巴黎的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2015年）。《慶祝無意義》是他自2000年以來的第一部新小說，但與他最受歡迎的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曾譯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編注）相比，充其量只能說反響平平。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1984年出版後立即獲得成功，多年來被譯作20多種語言多次再版。1988年，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引起了更廣泛的關注，丹尼爾·戴·劉易斯飾演主角之一托馬斯。托馬斯是一名捷克外科醫生，因批評共產黨領導層，最終落得擦窗戶為生。但對托馬斯來說，擦窗戶是個不錯的差事。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總是樂於結識新的女人，包括無聊的家庭主婦。但是，這些性愛，以及托馬斯本人和其他三個主要角色——他的妻子、一位迷人的畫家和畫家的情人——都有更大的目的。
《紐約時報書評》將這部小說列入1984年最佳書籍名單時指出，「這位作家真正的工作是為他的國家在他有生之年的災難性歷史尋找形象。」「他毫不留情地使用這四個主角，把每一對人物都放在對立面，來描述一個選擇已經窮盡的世界，人們根本找不到表達人性的方式。」昆德拉擔心捷克文化可能會被斯大林主義抹去——就像失寵的領導人從官方照片中被抹去一樣——這是《笑忘書》的核心，該書於1979年出版了英文版。1980年，約翰·厄普代克在《時報書評》上寫道，這本書「才華橫溢，獨具匠心，以純凈和詼諧的筆調直接邀請我們進入；然而它也很奇怪，以一種陌生感將我們拒之門外」。
1983年，昆德拉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表示：「我一生的抱負是將最嚴肅的問題與最輕盈的形式結合起來。輕浮的形式和嚴肅的主題相結合，立即揭開了我們戲劇的真相（包括發生在我們床上的戲劇、歷史大舞台上演出的戲劇），以及它們可怕的微不足道。我們體驗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他承認，他的書名很容易互換。「我的每一部小說都可以命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玩笑》或《好笑的愛》，」他說。「它們反映了少數主題，這些主題困擾著我，定義了我，不幸的是，也限制了我。除了這些主題，我沒有什麼可說或是可寫的了。」
儘管《笑忘書》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是用捷克語寫成的，但它們都是在法國明媚的陽光下創作的。1975年，昆德拉對於在國內獲得政治和創作自由不再抱有希望，定居法國。他移民的決定凸顯了當時捷克知識分子的選擇。成千上萬人離開了。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則是留下來反抗的人之一，他曾多次服刑，其中一次將近三年。他挺了過來，幫助領導了1989年成功的天鵝絨革命，然後擔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斯洛伐克決定獨立後，他又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昆德拉的第一部小說《玩笑》坎坷的歷史很好地說明了他試圖從內部推動改革時所面臨的麻煩。「布拉格之春」結束後，這本書遭到指責，被認為憤世嫉俗、色情和反社會主義；如果讀者能以某種方式接受審查者的思維，就會明白他們的意思。《玩笑》的主要敘述者路德維克是20世紀50年代布拉格的一名大學生，他因個人主義而受到黨員們的懷疑。「你笑的樣子讓人覺得，你笑的東西只有你知道，」他們對他說。然後，一位盲從輕信的女友給他寫來一封信，對她被送往的夏日培訓班裡的「健康精神」大加讚賞。年輕的路德維克覺得自己在想念她，而她居然滿心歡喜，對此他大為不滿，犯了一個可怕的錯誤：
「所以我買了一張明信片，」他說，「然後（為了令她感到痛苦、震驚和迷惑）寫道：『樂觀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氣！托洛茨基萬歲！』」隨後是一場審判。因為他的小玩笑，路德維克被趕出共產黨，被判處在一個軍事懲戒單位挖煤。
昆德拉並沒有遭受那樣的命撸�1948年共產黨奪取政權時，他曾兩次被開除出這個他從18歲起就一直支持的黨。
他第一次被開除出黨是在1950年，只因為他說了一句無關緊要的話，這啟發了《玩笑》的中心情節。然而，他被允許繼續學業；1952年，他畢業於布拉格美術學院，隨後被任命為該校的世界文學講師。1956年，昆德拉恢復了黨籍，但在1970年，由於主張改革，昆德拉再次被開除黨籍。這一次，驅逐是永遠的，實際上使其失去了立身之本。他被趕離工作崗位，正如他所說：「沒有人有權給我另一份工作。」
米蘭·昆德拉1929年4月1日出生在布爾諾，也就是現在的捷克共和國，母親是米拉達·雅諾西科娃，父親是路德維克·昆德拉。
年輕的昆德拉在一個1939年至1945年被德軍佔領的國家長大，他是戰後數百萬接受共產主義的人之一。
他說，當他意識到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所做的壞事並不是對革命的背叛，而是革命從一開始就固有的毒害時，已經為時太晚。
1989年共產主義結束時，昆德拉已經和妻子薇拉·赫拉班科娃在法國生活了14年。他起初在雷恩當大學教師，後來去了巴黎。捷克斯洛伐克於1979年撤銷了他的公民身份，兩年後，他成為了法國公民。捷克共和國於2019年恢復了他的祖國國籍。有關他遺屬的信息尚未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