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龜茲」就是「女直」
《漢書•西域傳》之「龜茲國」，考定在新疆「庫車」地方，玄奘《大唐西域記》將它記作「屈支國」，《新唐書•西域傳》說「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有西人將「龜茲」的讀音擬為Kutsi，以迎合後名「庫車」。然而，中國也不乏人云亦云者，說那是「古龜茲語」中的字，還說「古龜茲語」是一種「印歐語」，於是「龜茲」就應該是印歐人種部落了。其實，「庫車」與「龜茲」沒有關係，前者可能是族名「高車」，後者則是大名鼎鼎的「女直」。
族名之「女」與「句/居/巨/莒/ju」，或「主/諸/朱/zhu」，或吳音之「龜/鬼/貴/櫃/跪/gui」等均讀ju；而「曲/屈/渠/瞿/徐/chu」是其清音。因此西域「龜茲」，與甲骨「鬼方」，東北「徐夷」，浙江「諸暨」，山東「諸城」，姓氏「諸葛」，人名「鬼谷子」等，皆出自族名「女真/女直/女國」。
揭示「女直」讀「主直」，須歸功《蒙古秘史》將之記載為「主兒扯」，波斯《史集》說：「『主兒扯』為蒙古人所用的名稱，在漢語中稱做『女真』」。事實上，宋代《北風揚沙錄》就有「朱里真」的記載，它就是諧音「主兒扯-n」。
古代韻書沒有「女」兼讀ju音的記載，宋代「女直/女真」的寫法才冒頭，因此許多人認為它是個新生民族。其實《史記•五帝本紀》之「帝嚳……娶娵訾氏女」；《漢書•匈奴傳》說冒頓單于「生於沮澤之中」[38]，「娵訾」和「沮澤」都是族名「女直」的別寫。
《漢書•地理志》記載，「上郡」有縣置「龜茲」，《新斠注地理志•卷十三》謂之在米脂地方，也有人說它在榆林城北。無論這個龜茲是在榆林，還是在米脂，它與西域龜茲一定是相關的。古代註釋家顏師古說「龜茲國人來降服者，處之於此縣，故以名曰」，是牽強附會之說。
以史實來看，經河西走廊出走的月氏、烏孫，乃至史前西遷的西戎民族中，有許多直名「女直」的部落，因此「龜茲出走，達於西域，因以為名」才是合理的說法。至於「龜茲國」地方後來叫「庫車國」，可能是遊牧部落輪流坐莊的結果。
唐代僧人慧琳在其《一切經音義•卷八二•屈支國》中說：「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烏孫，或名烏壘……即今龜茲國。」並非荒誕不經之說，而是道明了月氏、烏孫、烏壘等部落都曾經雜居於「龜茲國」或「女直國」中。
四、「烏孫」即是「愛新」
《史記》和《漢書》對烏孫的記載，較月氏更詳盡。它是一個有十多萬人口的強大部落，漢朝政府對它採取聯姻政策來對抗匈奴，因而對之有深入的瞭解。《漢書》說「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兩者同為河西部落，於是有人就猜測它們都是印歐人種；反之，既然「月氏」是女真「兀者」部落，那麼「烏孫」是否也是一個女真部落呢？
事實上，族名「烏孫/Osin」是「愛新/Asin」的轉音。《金史•百官志》的「愛新」被記作「阿鮮」，《滿州源流考》又將「阿鮮」勘為「烏新」，「烏新」顯然就是「烏孫」，也可以推及「烏孫」就是「愛新」。後世突厥民族的核心氏族「阿史那」（Osina或Asina）發跡於天山東麓的高昌地區，他們必是烏孫之遺族。現代內蒙古「烏審旗」亦當是「烏孫旗/愛新旗」。
二十世紀後半期，新疆有大量古代墓葬發現。根據C14（碳十四）年代測定，吐魯番阿拉溝的「卵石墓葬群」和「豎穴木槨墓葬群」，分別是於公元前八至二世紀，和前四至二世紀間築成。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上部有封石堆；後者墓穴中央的木槨，是用松木砍削後，縱橫交錯排列築成，內中有數量可觀的金銀殉葬器物發現，墓群南北排列成鏈狀，墓葬中的遺骨也並不表現印歐人種的特徵。具有類似特徵的墓葬，在張掖、敦煌、巴里坤南灣和伊犁河谷多有發現，考古學界認為它們屬於「烏孫文化」形態。
這些墓葬表現出與東北地區雷同的文化特徵。《括地志•靺鞨國》記載「葬則交木作槨」；《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高句麗傳》則說「厚葬，金銀財幣，盡送於死。積石為封，列植松柏」。同樣特徵的墓葬在河西走廊、天山山麓和伊犁河谷的發現，是女真民族在這一帶生息駐足的證明；而「烏孫/愛新」又是他們中間的強勢部落。
五、「安息」和「奄蔡」
「安息」是西域農耕大國，它與西方《地理志》記載的中亞部落名Aorsi[41]或Asii[42]有關。司馬遷的〈大宛列傳〉根據張騫的回憶記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其西則條支，北有奄蔡、黎軒。」
《漢書•西域傳》說：「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後漢書•西域傳》則云：「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
「媯水」即阿姆河，沿該河除巴里黑一帶適田作外，灌渠縱橫，市鎮密集的「花剌子模」綠洲，歷來是中亞最富庶的地方，也是安息國的中心。而番兜應即是《金史》的女真部名「泊咄」，今天花剌子模Boldumsaz可能就是「番兜/泊咄」的遺跡；而安息王滿屈之名又恰是女真人名「滿住」。
「奄蔡」是鹹海邊上的遊牧部落，〈大宛列傳〉說：「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事實上，「奄蔡」當即唐代靺鞨部名「安車骨/按出虎」。《後漢書•西域傳》有「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的記載，「阿蘭聊」則又極似高車氏族名「阿崘」。
北方諸族語言被統屬為「阿爾泰語」，是因為它們有同源的「金」字。這個字有許多變音，如「阿什/阿鮮/愛新/烏新/烏孫」或「安車/按出/按春」等；入蒙古語和突厥語則成「按台/按陳/安童/阿爾泰/阿勒坦/阿勒赤」等；在匈牙利語則為arany，讀如「阿蘭尼」，漠北高車族名「阿崘」是其變寫。
古今許多族名、人名、地名都是「金」，如秦皇「嬴政」和清帝「胤禎」均是「按陳」；內蒙「烏審旗」是「烏孫旗」；新疆「葉爾羌」和俄人「葉里欽/ Е́льцин」都是「阿勒赤-n」。黑龍江「阿城」舊名「阿勒楚」，亦名「阿什河」，古作「按褫水」，《金史》記作「按出虎水」。
基於這些語音背景，即可判斷音同「按褫/Ansi」的「安息」是流入西域的「金部落」；而「奄蔡」是「按出虎/安車骨」，「阿蘭聊」是「阿蘭尼」；中國的「安姓/嬴姓」就是「金姓」無疑了。
六、「康居」是「弘吉剌」
張騫在去大月氏路上，經過今塔什干附近的「康居國」。〈大宛列傳〉說：「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大月氏同俗。」康居既然與「大月氏同俗」，就應是「兀者」的同類，而《漢書•地理志》有「郁郅，……莽曰功著」的說法。《晉書•四夷傳》有「北狄……捍蛭種」的記載；元蒙年中亞之「康里」，西僧柏朗嘉賓記為Kangit，音同「康居」，元人為何記之為「康里」？究裡不明；但我以為「康居/功著/捍蛭/Kangit」均即族名「弘吉剌」之縮音。
波斯著作《史集》將「弘吉剌惕」列為「迭兒列勤蒙古」之一部，說「迭兒列勤」諸部祖先都是「從阿勒壇•忽都合，即金器生出的」。蒙古語「阿勒壇」是「金」盡人皆知；但「忽都合」是俗字「陰戶」[47]，卻未必為波斯人所知，故有「金器」之附會，這也是弘吉剌惕的母系先祖為「金」系民族的暗示。
「迭兒列勤」波斯原文轉寫為drikin，俄譯者添置元音擬為d(a)ri(a)kin，中譯者余大鈞方作此譯。我以為drikin即是「朱里真/主兒勤/djurikin」，所謂「迭兒列勤蒙古」即是「女真蒙古」。
七、「休循」即「肅慎」
「休循」是以「塞種」部落被記載，《漢書•西域傳》曾提到兩個塞種部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即「喀什米爾」）。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顯然，中國史家已經注意到有塞種部落南下印度次大陸，希臘《地理志》記載的Σκύθες/Scythian則說：「[自伏爾加河]駛入裏海，在右方的是那些Scythian人和Sarmatian人，他們住在頓河和這個海之間的那些靠近歐洲的國土上，他們絕大部分都是遊牧民。在左方的則是東部Scythian人，他們也是遊牧的，散居在遠至東海和印度的地面上。」因此，斯屈波注意到的這個民族不僅在裏海兩側活動，而且進入了印度次大陸。其實Σκύθες之字根Σκύ是「塞古/塞國」之音，「塞種」是其義；「Scythian/斯基泰」都是走音之譯。希羅多德還記載了這個民族以敵人的顱骨為飲器[49]和用柳枝占卜[50]的東方習俗。
《漢書•西域傳》又說：「休循國……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捐毒國……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尉頭國……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這些記載都暗示塞種和烏孫是的同類，而「休循/Siu-xun」是女真族名「肅慎/Su-sen」的別音，塞種的女真族屬也就再清楚不過了。
八、于闐
「于闐」是西域最重要的族國之一，〈大宛列傳〉將其作為蔥嶺以東，南道諸國的統稱。此族名經常出現於各代歷史，如《蒙古秘史》的「兀丹」，《元史》的「斡端/忽炭」；二十世紀前期作「和闐」，後期改作「和田」；西文為Khotan。該字應即《金國語解》「明星，兀典」一字，其蒙古源字則是「星星/од/od」。其實，北狄族名「烏譚」，中原地名「邯鄲/洪洞」，河名「滹沱」，趙國人名「黑臀」，與Khotan同出一音，這是西戎和北狄都出自中原的證據。
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卻有別致的說法：「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凶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溪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其中「屈丹/溪旦」是「契丹/Khitan」，「渙那」是印度人對「匈奴」的稱呼Huna；而略去「薩」字的「瞿旦那」便是Khitana，莫非印度將「于闐/于遁」視為一方中國？
《魏書•西域傳》又說：「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如真，于闐地方的蒙古人種血緣含量就一定很高。而《新唐書•西域傳》則記載「于闐國」的王位是在「尉遲」和「伏闍」兩個氏族間輪換，它說：「王姓尉遲，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爾之平龜茲也，其王伏闍信大懼，使子獻橐它三百。」因此西方漢學家蒲立本很早就指出「尉遲即月氏」，而「伏闍」又即族名「勿吉」。因此于闐王族是女真氏族。
於是看來，河隴—敦煌地區的西戎遊牧部落，很早就遷入塔里木盆地南緣，從而形成與北方民族族名系列相關之南疆地名，。
九、昭武九姓
北魏以來，中國歷史常以「昭武九姓」來記載蔥西諸國。《魏書•西域傳》說：「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祈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新唐書•西域傳》有雷同的說法：「康者……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祈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而《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即有「昭武，莽曰渠武」（王莽篡政後改名）的記載，「昭武/渠武」讀ju-ghu/chu-ghu；該志酒泉郡「載武」，西河郡「騶虞」，右北平郡「徐無」，乃至中原「曲阜/曲沃」等都是「昭武」的諧音。這表明「昭武」是出自於中原，彌漫塞北、河隴、西域的大族；而「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又表明「昭武」是「九姓」的意思。
九世紀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國志》也有中亞「九姓」的線索，其云：「Tughuzghur人的領地算是突厥地中最大的一塊。」（中譯本第34頁）所謂「突厥地」就是以烏茲別克為中心的突厥語區，而Tughuzghur是Tughuz和ghur兩字的複合，前字是突厥語數詞「九」，後字是「國/古/紇/胡」之音，合在一起是「九姓/九國」；音譯「通古斯紇」，意譯「九姓胡」。
十七世紀，來到西伯利亞遠東地區的俄羅斯人發現，使用突厥語的雅庫特人稱鄰族鄂溫克人為「通古斯」，而鄂溫克人又是女真的同類，於是「通古斯」成了泛指滿、赫哲、鄂倫春、鄂溫克，以及古代肅慎、勿吉、靺鞨等女真族類的學名。
其實，「九/jiu」和「趙/昭/詔/ jiao」也是「女/ju」的衍音；因此春秋「趙國」，西域「昭武」，西南「南詔」，皆為「九國/女國」。我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和《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之說，是因為「贏姓」與「趙氏」都是「女真」之裔的緣故。
十、結束語
對於東西方人類交匯的中亞地區，歷代先賢留下了豐富的知識遺產；但於當時的條件，他們未能超越耳聞目睹的認知局限。儘管，現代中亞的人文種屬與古代西域相比，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那些無處不在的族名、人名、地名是重構人類活動的語言線索，本文由此得出西域諸國國名與中國北方諸族族名相關的結論，即始於上古，北方民族的同類便盤踞在陝甘寧青地區，由於特定的機遇，西戎的「周」「秦」部落成了中原農業民族的主人；亦由於種種動因，許多集團被推入了中亞綠洲，成為了那裡的統治者。
張騫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其實，西域原住民固然是「經商務農」的印歐種百姓；而「稱王稱霸」的卻是蒙古種遊牧部落。在中亞的每個角落，都在進行著強迫或自願的血緣融合；那種於東方人（如張騫者）看來像西方人，於西方人看來像東方人的中亞人種，也就是在數千年中逐漸地形成了。
《漢書•西域傳》之「龜茲國」，考定在新疆「庫車」地方，玄奘《大唐西域記》將它記作「屈支國」，《新唐書•西域傳》說「龜茲，一曰丘茲，一曰屈茲」。有西人將「龜茲」的讀音擬為Kutsi，以迎合後名「庫車」。然而，中國也不乏人云亦云者，說那是「古龜茲語」中的字，還說「古龜茲語」是一種「印歐語」，於是「龜茲」就應該是印歐人種部落了。其實，「庫車」與「龜茲」沒有關係，前者可能是族名「高車」，後者則是大名鼎鼎的「女直」。
族名之「女」與「句/居/巨/莒/ju」，或「主/諸/朱/zhu」，或吳音之「龜/鬼/貴/櫃/跪/gui」等均讀ju；而「曲/屈/渠/瞿/徐/chu」是其清音。因此西域「龜茲」，與甲骨「鬼方」，東北「徐夷」，浙江「諸暨」，山東「諸城」，姓氏「諸葛」，人名「鬼谷子」等，皆出自族名「女真/女直/女國」。
揭示「女直」讀「主直」，須歸功《蒙古秘史》將之記載為「主兒扯」，波斯《史集》說：「『主兒扯』為蒙古人所用的名稱，在漢語中稱做『女真』」。事實上，宋代《北風揚沙錄》就有「朱里真」的記載，它就是諧音「主兒扯-n」。
古代韻書沒有「女」兼讀ju音的記載，宋代「女直/女真」的寫法才冒頭，因此許多人認為它是個新生民族。其實《史記•五帝本紀》之「帝嚳……娶娵訾氏女」；《漢書•匈奴傳》說冒頓單于「生於沮澤之中」[38]，「娵訾」和「沮澤」都是族名「女直」的別寫。
《漢書•地理志》記載，「上郡」有縣置「龜茲」，《新斠注地理志•卷十三》謂之在米脂地方，也有人說它在榆林城北。無論這個龜茲是在榆林，還是在米脂，它與西域龜茲一定是相關的。古代註釋家顏師古說「龜茲國人來降服者，處之於此縣，故以名曰」，是牽強附會之說。
以史實來看，經河西走廊出走的月氏、烏孫，乃至史前西遷的西戎民族中，有許多直名「女直」的部落，因此「龜茲出走，達於西域，因以為名」才是合理的說法。至於「龜茲國」地方後來叫「庫車國」，可能是遊牧部落輪流坐莊的結果。
唐代僧人慧琳在其《一切經音義•卷八二•屈支國》中說：「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烏孫，或名烏壘……即今龜茲國。」並非荒誕不經之說，而是道明了月氏、烏孫、烏壘等部落都曾經雜居於「龜茲國」或「女直國」中。
四、「烏孫」即是「愛新」
《史記》和《漢書》對烏孫的記載，較月氏更詳盡。它是一個有十多萬人口的強大部落，漢朝政府對它採取聯姻政策來對抗匈奴，因而對之有深入的瞭解。《漢書》說「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兩者同為河西部落，於是有人就猜測它們都是印歐人種；反之，既然「月氏」是女真「兀者」部落，那麼「烏孫」是否也是一個女真部落呢？
事實上，族名「烏孫/Osin」是「愛新/Asin」的轉音。《金史•百官志》的「愛新」被記作「阿鮮」，《滿州源流考》又將「阿鮮」勘為「烏新」，「烏新」顯然就是「烏孫」，也可以推及「烏孫」就是「愛新」。後世突厥民族的核心氏族「阿史那」（Osina或Asina）發跡於天山東麓的高昌地區，他們必是烏孫之遺族。現代內蒙古「烏審旗」亦當是「烏孫旗/愛新旗」。
二十世紀後半期，新疆有大量古代墓葬發現。根據C14（碳十四）年代測定，吐魯番阿拉溝的「卵石墓葬群」和「豎穴木槨墓葬群」，分別是於公元前八至二世紀，和前四至二世紀間築成。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上部有封石堆；後者墓穴中央的木槨，是用松木砍削後，縱橫交錯排列築成，內中有數量可觀的金銀殉葬器物發現，墓群南北排列成鏈狀，墓葬中的遺骨也並不表現印歐人種的特徵。具有類似特徵的墓葬，在張掖、敦煌、巴里坤南灣和伊犁河谷多有發現，考古學界認為它們屬於「烏孫文化」形態。
這些墓葬表現出與東北地區雷同的文化特徵。《括地志•靺鞨國》記載「葬則交木作槨」；《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高句麗傳》則說「厚葬，金銀財幣，盡送於死。積石為封，列植松柏」。同樣特徵的墓葬在河西走廊、天山山麓和伊犁河谷的發現，是女真民族在這一帶生息駐足的證明；而「烏孫/愛新」又是他們中間的強勢部落。
五、「安息」和「奄蔡」
「安息」是西域農耕大國，它與西方《地理志》記載的中亞部落名Aorsi[41]或Asii[42]有關。司馬遷的〈大宛列傳〉根據張騫的回憶記載：「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其西則條支，北有奄蔡、黎軒。」
《漢書•西域傳》說：「安息國，王治番兜城⋯⋯」《後漢書•西域傳》則云：「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
「媯水」即阿姆河，沿該河除巴里黑一帶適田作外，灌渠縱橫，市鎮密集的「花剌子模」綠洲，歷來是中亞最富庶的地方，也是安息國的中心。而番兜應即是《金史》的女真部名「泊咄」，今天花剌子模Boldumsaz可能就是「番兜/泊咄」的遺跡；而安息王滿屈之名又恰是女真人名「滿住」。
「奄蔡」是鹹海邊上的遊牧部落，〈大宛列傳〉說：「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事實上，「奄蔡」當即唐代靺鞨部名「安車骨/按出虎」。《後漢書•西域傳》有「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的記載，「阿蘭聊」則又極似高車氏族名「阿崘」。
北方諸族語言被統屬為「阿爾泰語」，是因為它們有同源的「金」字。這個字有許多變音，如「阿什/阿鮮/愛新/烏新/烏孫」或「安車/按出/按春」等；入蒙古語和突厥語則成「按台/按陳/安童/阿爾泰/阿勒坦/阿勒赤」等；在匈牙利語則為arany，讀如「阿蘭尼」，漠北高車族名「阿崘」是其變寫。
古今許多族名、人名、地名都是「金」，如秦皇「嬴政」和清帝「胤禎」均是「按陳」；內蒙「烏審旗」是「烏孫旗」；新疆「葉爾羌」和俄人「葉里欽/ Е́льцин」都是「阿勒赤-n」。黑龍江「阿城」舊名「阿勒楚」，亦名「阿什河」，古作「按褫水」，《金史》記作「按出虎水」。
基於這些語音背景，即可判斷音同「按褫/Ansi」的「安息」是流入西域的「金部落」；而「奄蔡」是「按出虎/安車骨」，「阿蘭聊」是「阿蘭尼」；中國的「安姓/嬴姓」就是「金姓」無疑了。
六、「康居」是「弘吉剌」
張騫在去大月氏路上，經過今塔什干附近的「康居國」。〈大宛列傳〉說：「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大月氏同俗。」康居既然與「大月氏同俗」，就應是「兀者」的同類，而《漢書•地理志》有「郁郅，……莽曰功著」的說法。《晉書•四夷傳》有「北狄……捍蛭種」的記載；元蒙年中亞之「康里」，西僧柏朗嘉賓記為Kangit，音同「康居」，元人為何記之為「康里」？究裡不明；但我以為「康居/功著/捍蛭/Kangit」均即族名「弘吉剌」之縮音。
波斯著作《史集》將「弘吉剌惕」列為「迭兒列勤蒙古」之一部，說「迭兒列勤」諸部祖先都是「從阿勒壇•忽都合，即金器生出的」。蒙古語「阿勒壇」是「金」盡人皆知；但「忽都合」是俗字「陰戶」[47]，卻未必為波斯人所知，故有「金器」之附會，這也是弘吉剌惕的母系先祖為「金」系民族的暗示。
「迭兒列勤」波斯原文轉寫為drikin，俄譯者添置元音擬為d(a)ri(a)kin，中譯者余大鈞方作此譯。我以為drikin即是「朱里真/主兒勤/djurikin」，所謂「迭兒列勤蒙古」即是「女真蒙古」。
七、「休循」即「肅慎」
「休循」是以「塞種」部落被記載，《漢書•西域傳》曾提到兩個塞種部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即「喀什米爾」）。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顯然，中國史家已經注意到有塞種部落南下印度次大陸，希臘《地理志》記載的Σκύθες/Scythian則說：「[自伏爾加河]駛入裏海，在右方的是那些Scythian人和Sarmatian人，他們住在頓河和這個海之間的那些靠近歐洲的國土上，他們絕大部分都是遊牧民。在左方的則是東部Scythian人，他們也是遊牧的，散居在遠至東海和印度的地面上。」因此，斯屈波注意到的這個民族不僅在裏海兩側活動，而且進入了印度次大陸。其實Σκύθες之字根Σκύ是「塞古/塞國」之音，「塞種」是其義；「Scythian/斯基泰」都是走音之譯。希羅多德還記載了這個民族以敵人的顱骨為飲器[49]和用柳枝占卜[50]的東方習俗。
《漢書•西域傳》又說：「休循國……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捐毒國……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尉頭國……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這些記載都暗示塞種和烏孫是的同類，而「休循/Siu-xun」是女真族名「肅慎/Su-sen」的別音，塞種的女真族屬也就再清楚不過了。
八、于闐
「于闐」是西域最重要的族國之一，〈大宛列傳〉將其作為蔥嶺以東，南道諸國的統稱。此族名經常出現於各代歷史，如《蒙古秘史》的「兀丹」，《元史》的「斡端/忽炭」；二十世紀前期作「和闐」，後期改作「和田」；西文為Khotan。該字應即《金國語解》「明星，兀典」一字，其蒙古源字則是「星星/од/od」。其實，北狄族名「烏譚」，中原地名「邯鄲/洪洞」，河名「滹沱」，趙國人名「黑臀」，與Khotan同出一音，這是西戎和北狄都出自中原的證據。
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卻有別致的說法：「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語謂之渙那國，凶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溪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其中「屈丹/溪旦」是「契丹/Khitan」，「渙那」是印度人對「匈奴」的稱呼Huna；而略去「薩」字的「瞿旦那」便是Khitana，莫非印度將「于闐/于遁」視為一方中國？
《魏書•西域傳》又說：「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如真，于闐地方的蒙古人種血緣含量就一定很高。而《新唐書•西域傳》則記載「于闐國」的王位是在「尉遲」和「伏闍」兩個氏族間輪換，它說：「王姓尉遲，名屋密，本臣突厥，貞觀六年，遣使者入獻。後三年，遣子入侍。阿史那社爾之平龜茲也，其王伏闍信大懼，使子獻橐它三百。」因此西方漢學家蒲立本很早就指出「尉遲即月氏」，而「伏闍」又即族名「勿吉」。因此于闐王族是女真氏族。
於是看來，河隴—敦煌地區的西戎遊牧部落，很早就遷入塔里木盆地南緣，從而形成與北方民族族名系列相關之南疆地名，。
九、昭武九姓
北魏以來，中國歷史常以「昭武九姓」來記載蔥西諸國。《魏書•西域傳》說：「康國者，康居之後也……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祈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新唐書•西域傳》有雷同的說法：「康者……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祈連北昭武城，為突厥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而《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即有「昭武，莽曰渠武」（王莽篡政後改名）的記載，「昭武/渠武」讀ju-ghu/chu-ghu；該志酒泉郡「載武」，西河郡「騶虞」，右北平郡「徐無」，乃至中原「曲阜/曲沃」等都是「昭武」的諧音。這表明「昭武」是出自於中原，彌漫塞北、河隴、西域的大族；而「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又表明「昭武」是「九姓」的意思。
九世紀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國志》也有中亞「九姓」的線索，其云：「Tughuzghur人的領地算是突厥地中最大的一塊。」（中譯本第34頁）所謂「突厥地」就是以烏茲別克為中心的突厥語區，而Tughuzghur是Tughuz和ghur兩字的複合，前字是突厥語數詞「九」，後字是「國/古/紇/胡」之音，合在一起是「九姓/九國」；音譯「通古斯紇」，意譯「九姓胡」。
十七世紀，來到西伯利亞遠東地區的俄羅斯人發現，使用突厥語的雅庫特人稱鄰族鄂溫克人為「通古斯」，而鄂溫克人又是女真的同類，於是「通古斯」成了泛指滿、赫哲、鄂倫春、鄂溫克，以及古代肅慎、勿吉、靺鞨等女真族類的學名。
其實，「九/jiu」和「趙/昭/詔/ jiao」也是「女/ju」的衍音；因此春秋「趙國」，西域「昭武」，西南「南詔」，皆為「九國/女國」。我的「秦始皇是說蒙古話的女真人」和《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之說，是因為「贏姓」與「趙氏」都是「女真」之裔的緣故。
十、結束語
對於東西方人類交匯的中亞地區，歷代先賢留下了豐富的知識遺產；但於當時的條件，他們未能超越耳聞目睹的認知局限。儘管，現代中亞的人文種屬與古代西域相比，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那些無處不在的族名、人名、地名是重構人類活動的語言線索，本文由此得出西域諸國國名與中國北方諸族族名相關的結論，即始於上古，北方民族的同類便盤踞在陝甘寧青地區，由於特定的機遇，西戎的「周」「秦」部落成了中原農業民族的主人；亦由於種種動因，許多集團被推入了中亞綠洲，成為了那裡的統治者。
張騫說：「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其實，西域原住民固然是「經商務農」的印歐種百姓；而「稱王稱霸」的卻是蒙古種遊牧部落。在中亞的每個角落，都在進行著強迫或自願的血緣融合；那種於東方人（如張騫者）看來像西方人，於西方人看來像東方人的中亞人種，也就是在數千年中逐漸地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