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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八）|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年（上）
发布者：孟庆和 来源：党委宣传部 校史馆、档案馆、博物馆 发布时间：2020-11-03 浏览次数：885
编者按：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上外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
上外官微推出“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 系列，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要培养一批懂俄语和其它外国语的革命干部。因此，从建党初期到建立新中国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党一直把学习和掌握外国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的需要，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尽管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我们党仍然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革命干部。这些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建党初期的外语教育
上海外国语学社
192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这所学校怎么会办在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这个石库门弄堂里呢？这里先要介绍一下“渔阳里”：
100年前的上海法租界渔阳里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和初创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的地方。渔阳里有新、老之分，都是由比利时、法国合资银行投资建设的石库门上海民居，老渔阳里建于1911年，位于原环龙路（现名南昌路）100弄。新渔阳里建于1915年，位于原霞飞路（现淮海中路）567弄，与南昌路并行，新、老里弄之间有一条小弄堂可以相通，被称为“共产主义通道”，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20年代在上海的居住地，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处。
1920年4月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俄文全名格里戈里·瑙莫维奇·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工作组一行4人秘密来到中国。4人小组中除了翻译杨明斋外，其他两人是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金万谦（俄文名谢列布里亚科夫）。维经斯基的公开身份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中文化名吴廷康），维经斯基一行首先来到北京，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4人来到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意见。在会谈中，维经斯基提到要动员中国的革命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等事宜。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也是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5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建党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6月份陈独秀等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陈独秀担任这个发起组的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沈雁冰）、林伯渠等一共17人。
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门口，挂出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外国语学社”，引来了路人驻足关注。
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门口挂出的白底黑字招牌——“外国语学社”
原来，在这之前的8月2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成立了，当时这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党的许多活动都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的。新渔阳里6号成了青年人的聚集地，每天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为了便于团结，培养进步青年，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团机关领导决定创办“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同时，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联学习做好准备。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俄、日本语种，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语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1920年9月28日在《民国日报》刊登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外国语学社校长是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1901年赴俄罗斯海参崴打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打工边读书，并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成为旅俄华工中的活跃人物。十月革命前参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1920年4月，杨明斋随维经斯基来到上海，成为共产国际4人小组成员之一，负责翻译和协调工作，参与中共的筹建工作，并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党员”。同时也是中共领导的外语教育史上的第一位校长。
杨明斋负责办理了租凭新渔阳里6号的一切手续，对外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并任外国语学社校长。
外国语学社校长：杨明斋
外国语学社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招生，但多数学生还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来的。如毛泽东介绍了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周兆秋等人，不远千里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外国语学社学生最多时达50—60人，主要来自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这里包括了刘少奇、罗亦农、李启汉、柯庆施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曹靖华等学者、专家。
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俞秀松（后排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与罗亦农(前排左一)、袁笃实(前排左二)、谢文锦(后排右一)等人合影
外国语学社的主要办学目的：是为来沪的青年提供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外语学习（主要是俄语），并在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实践。挑选其中的优秀分子到苏联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外国语学社的俄语课由校长杨明斋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担任，李达教授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随同来华，并担任外国语学社俄语教员。图为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合影。左一为库兹涅佐娃、左二为维经斯基。
陈望道（教授《共产党宣言》，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李汉俊（教授法文，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王元龄（俄文教师）
外国语学社的校舍是两层楼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校长杨明斋住在楼上后板亭子间，兼作华俄通讯社办公室，李启汉住在二楼亭子间，屋内放置一台油印机，楼下是教室。大部分学生不住校，半天上课，半天在家自修。只有少数人在校住宿，其中就有刘少奇、俞秀松（学校秘书、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柯庆施等。
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一大代表）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籍。陈望道亲自讲解《共产党宣言》。
外国语学社同时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并在此吸收了30多名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等。刘少奇和学员们一道，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深入到工厂，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并帮助建立上海工厂的基层工会组织。
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等20余名学生先后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同年，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刘少奇（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任弼时（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罗亦农（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革命先烈）
因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常参加革命活动，租界巡捕房经常来学校搜查、找事。1921年7月，外国语学社停止办学。外国语学社开办时间不足一年，但这短短的一年中，她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些革命的种子，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去学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地使命。赴苏学习的同学学成归国后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的成为党的领袖，多数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也有人成为俄苏文学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开创我国高校俄苏文学学科的北大教授曹靖华。
曹靖华1920年春从开封的河南省二中毕业后奔赴上海，在泰东图书局任校对员。他从《民国日报》上看到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立刻赶到新渔阳里报名并入学，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初，曹靖华与一批外国语学社的学员被派往苏联学习。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登上海轮，从上海出发，途径长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乘火车抵达莫斯科，旅途万分危险。他们身上藏着社会主义青年团证件，若被当时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或者苏俄国内的白军发现，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同时，中国东北的土匪红胡子又把这批人当成中国的富商。上了火车之后，就发现被人跟踪企图劫财害命。有一位同学因恐惧而导致精神崩溃。列车驶入敌我界线不明的路段时，突然发现了列车长和乘警，他们从一位同学身上搜出了青年团证件，同学们正处于极度紧张之际，列车长向中国同志亮明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原来他们是苏联红军化装而来接应他们的。
1921年4月21日，曹靖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他一起学习的中国学生有35人。1922年初，他离开莫斯科回国，并进入北京大学俄文系旁听。
1926年初，曹靖华赴广东，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并随北伐军一直打到长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参加北伐战争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被遣返回国。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曹靖华于1927年秋再次赴苏联，这一次他在苏联避难七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工作，讲授中国文学史，辅导中国学生学俄语，以及教材的翻译工作。
曹靖华在列宁格勒也关注中国政局和文坛，始终与鲁迅保持联系。1930年3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左联”的任务之一是翻译出版苏俄作品。“左联”的代表人物鲁迅草拟了一套包括数十部苏联作家作品的丛书，约请曹靖华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这部作品寄回国内后，由鲁迅先生编校，瞿秋白翻译了这部作品的长篇序言，鲁迅安排在国内出版。这部作品从1931年在上海首次出版，到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共重复出版10多次，其中两次在香港出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1933年8月，曹靖华回国后在北大等高校开始讲授俄苏文学。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经周恩来推荐，曹靖华到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主编《中苏文化》杂志。在这期间，曹靖华的苏联文学翻译事业再现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保卫察里津》《油船德宾特》等。
1949年9月曹靖华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俄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81年5月，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研究会会长、上外校长胡孟浩邀请曹靖华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顾问。根据胡孟浩校长的指示，我和张坚副校长（时任《中国俄语教学》编辑部主任）一同前往北京，约请曹靖华先生为杂志创刊号撰文，但彼时曹老在北京住院，不能写作。我们事先请北大俄语系领导拟好一篇简短的贺词，请曹老在病床上（1987年逝世）审阅后在文末亲笔签下“曹靖华八二年一月于北京医院”几个大字。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由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而成。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在原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而成，校址设在上海闸北青云路298号师寿坊（现名青云坊）。
上海闸北青云路167弄校舍（1922年10月—1924年2月）
在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中共认为请国民党出面办学校较为有利，遂邀请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出任校长，邵力子（当时是中共党员）出任副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李汉俊、瞿秋白、陈望道先后任教务长。该校有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社会学系，以及美术系。学校开设的必修外语有四种：英、德、俄、日，要求每个学生掌握两门外语，同时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上海大学成立初期，入学青年大多是革命志士，教授讲师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老一辈的革命家，有民国初期的知名人物和专家、学者。当然也有一些教师思想反动或晚节不保，但总体上校内政治思想活动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
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在上大讲授精英文化。李大钊讲授历史学和社会主义释疑，瞿秋白兼任社会学系主任，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陈望道讲授汉语语法及修辞学，邵力子讲授古代散文及新闻学，田汉讲授西洋诗歌，茅盾（沈雁冰）讲授希腊神话及《西洋文学概论》，兼教英文，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恽代英讲授心理学，张太雷讲国内外时事。任弼时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等等。
一些知名学者、专家讲授外国语言文学：教授英语的有茅盾（沈雁冰）以及上大英国文学系系主任周越然讲授西洋文学名著选读和文学翻译，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王登云讲授高等英语语法和英语写作，留美文学学士朱湘给社会学系上英文课，英文选材结合社会学课程，大多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著，英文特别讲师张君谋除教英语外，还讲授《欧洲史》。此外还有英国、美国、德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外籍教师来校讲学或任教。
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合影
上大文学系学生、著名作家丁玲1980年在她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书中说：“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邓中夏（1894-1933）
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
上海大学的师生在五卅运动中谱写了悲壮的序曲，留下“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令人热血澎湃的红色记忆。
《上大五卅特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迫停办。上海大学成立不足五年，前后共有1800多名学生，其中部分学生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年中，上海大学造就了不少对中华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运动极有贡献的人才和社会知名人士，她在中国教育史及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均有特殊的地位。
上大学生李硕勋积极投入五卅运动，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并成为中共早期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9月5日在海口英勇就义，时年28岁，留下了一个孤儿，他就是原国务院总理李鹏。2009年9月10日，李硕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上大学生杨尚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26年5月进入社会学系学习，11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夏至1931年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时，杨尚昆担任他的秘书兼翻译。杨尚昆在苏联留学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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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九）|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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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6 16:41
上海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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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上外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
官微推出“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 系列，讲述校史故事，以校史为切入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
上一期中，我们把目光投向建党初期的外语教育，回顾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和上海大学的外语教育历史。详情请见：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八）|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年（上）。本期，让我们继续这段光阴回溯之旅，走近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和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大批学校，发展干部教育。
敌工干部的日语训练班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尽快培养一批立场坚定、通晓日语、热爱对敌宣传工作的干部。为此，八路军总部抽调了统战部一部分人员和懂日语的干部，于1937年10月中旬成立了敌军工作科（1940年后改称敌军工作部）。随后八路军晋察翼军区也于1938年成立了敌工部。1939年，新四军也成立了敌军工作部。他们接受日语基本会话训练、学习日语喊话、书写日语标语，后来把反战口号改成日文歌曲，向日军传唱，对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着重讲一下延安敌训队：
1938年11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部成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敌训队为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及时培养输送了一批日语人才。这个队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时间均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制定，在行政上开始属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第五大队建制，不久改为由总政治部直接领导。
敌训队的学员和组织情况：把抗大8个大队中的日本学员集中起来，再选调一部分学员，组成一个敌军工作训练队（当时又称日文训练队，其中女生占10%）共150余人，集中强化日语训练。学员的条件是：1、党员或党员发展对象；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年龄在20-25岁之间；4、愿意学习日语并热爱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敌训队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为了使敌训队的日语教学能够得到保证，成立日语教研室，由朝鲜族人、中共党员徐光军担任主任教员。以后又有由留学日本的江佑书接替，教员有王水陆等五人担任助教。后来又聘请了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冈野进（即日共总书记野坂叁三）做顾问，日本工农学校校长。
此外，还有两位日本战俘士兵春田好夫、吉积清也被请来教授学员的发音和会话。这两名士兵后来成为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敌训队分为14个班，每班有男生12人，普通班还有1名女同学，全队女生共有13人。敌训队下辖4个区队，有4个区队长，每位区队长负责3到4个班的行政管理工作。
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专业训练，占70%；一是政治训练，占30%。日语专业课程设置有《日语》、《敌军工作》、《侵华日军概况》、《日本问题》等，其中《日语》是最重要的课程。敌训队要求学员“日语生活化”“日语口语化”，即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能说日语的场合就用日语，以便提高日语的会话能力。
1940年5月，150余名学员顺利毕业，毕业学员中的63%可担任口语翻译，78%可担任文字翻译。其中50多人留在延安中央军委二局、军政学院、总政敌工部等部门，其余100多人分批奔赴华北、华中各部队。毕业生到前方后一般都分在师、旅、团里当敌工干事，负责做文字翻译、对地宣传、教育俘虏，以及一些情报工作。
到华中去的20多名敌训队学员从延安经西安、开封、洛阳到达华东抗日根据地，主要开展火线喊话，对敌据点发放宣传品，教育、遣送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对敌情的综合研究等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始终坚持在一线，在促使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认清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诱发其思乡厌战情绪以及协助管教战俘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后来一些日本士兵被俘或投奔我方，参加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并参加了反战工作，其中有些人协作进行日语教学，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于1940年10月，位于延安宝塔山下，由共产国际派遣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叁三担任校长，学习对象是被俘的日本士兵及下级军官，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以及汉语课，是我党教育史上最早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校。
延安马列学院俄文讲习班
1938年5月，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学院开办了俄文讲习班。当时师哲（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曾任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刚从莫斯科回国，兼任马列学院院长的中央书记张闻天（洛甫）教授，将并不愿意当教师的师哲拉到学院，把全体学员召集起来，宣布说：“这就是你们的俄文老师。”就这样师哲只好承担了这个任务。
师哲（左一）1951年与毛泽东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夫妇合影，1951
1981年10月，我和张坚副校长专程去北京拜访应邀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顾问的师哲先生。师老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激情地回忆起当年延安时期的俄语教学，他说：“这时既无教材，又无教室。第一堂课是在一个广场上讲授的。讲台是临时搭的，学员都席地而坐，既无桌子也无凳子。我也没有讲稿，学员们也没有课本，根本不像上课，尤其不像上外语课，倒像是一个大的演讲会。我从字母讲起，俄文读音容易，语法难。当时想学俄语的人很多，第一次来听课的竟然有200多人，随着课文的深入，听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少了，最后只剩下20—30人了。后来便依靠这些学员，在马列学院成立了俄文研究室。我每周上两次课，利用授课之余，找了一些材料，编了一本简单的教材，油印成课本，发给学员。改变了过去听‘天书’的状况。不少学员进步很快。到了1940年底，好几位同学已经可以借助字典做些简单翻译工作了，其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竟能把果戈里等文豪的作品译得准确优美，流畅贴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张闻天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精通俄语和英语的这位中央书记经常询问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成绩，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同延安根据地有了直接的联系，苏联派来军事情报组秘密进驻延安，1939年至1943年苏军情报组在延安曾独自开办了训练班，轮训年轻的中共情报人员。同时又派来一些苏联医生和技术人员，送来药品和俄文书报。学习俄语就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中央统战部、新华社、新中华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文化协会、文化俱乐部等部门，也相继开设了俄文讲习班，由曾在北京大学学俄语的王禹夫担任教师。当时的俄文课本就是由师哲和王禹夫编的，以语法为主，由语法、课文和练习三个部分组成。课本随编随教，刻印成讲义及时提供给学员使用。学员们通过较短时间的学习，初步掌握了俄语语音、语法和用词造句的知识，为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这些都是在职或业余学习）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苏联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关心并且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建立正规外语学校（或外语专业），培养一批专业外语人才（俄语人才），成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延安大学俄文系
延安大学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延安大学校址
194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名由毛泽东亲自命名，校长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吴玉章担任。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号召青年学生“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1941年10月王季愚（1964——1981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带着2个孩子克服重重险阻，从上海辗转来到延安，被分配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部编译处任编译员翻译。1944年，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等也并入该校。
1941年开学不久，延安大学就设立了俄文系，该系共收学员50多名，编成高级班和普通班。
高级班成员大多曾在王禹夫任教的俄文讲习班里学过俄文。
普通班人数较多，但坚持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俄文工作的不多。
延安大学俄语课分小班进行。教材均为教师自编，多半选自俄文书报，刻印成讲义发给学员。会话教材则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日常生活临时编写。语法教材是将刘泽荣主编的《俄文文法》印成讲义使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组织，所以中国代表是以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名义参加的。刘泽荣以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俄汉大辞典》也是刘泽荣主编的。）当时，延安大学内已可看到《真理报》、《消息报》等苏联报刊，但份数不多，大家视为珍宝，争相传阅。这些报刊确实是当时学习俄文的难能可贵的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普通班学员打下了俄语基础，高级班学员则能笔译苏联报刊上的一些短文。《真理报》上的“列宁的勋章”等文章就被学员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
1942年底，从延安大学俄文系挑选了十几名学员编入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学习，其余学员则按本人意愿转到别的学校学习，或参加工作。俄文系撤销。
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
1940 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培养俄文军事翻译，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41年 3 月，抗大三分校俄文队正式成立，1941 年 7 月发展为俄文大队，共有 300 余人。1941 年8 月，俄文大队正式上课，当时队址在延安东关黑龙沟。
延安黑龙沟——抗大三分校俄文队旧址
1941 年12 月，抗大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原抗大三分二校俄文大队的一、二队组成俄文科，隶属特科队，有学员近200 人。朱德总司令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他指示俄文大队要大力“培养通晓俄语、能会话、能联系实际的俄文翻译人才”。
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校长）
军事学院俄文科（系）主任为卢竞如。她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党组织派她到莫斯科学习，先是在国际列宁学校，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会俄文、法文等多国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曾同我校姜椿芳校长一起成为党中央指定的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翻译定稿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三人为李立三、萧三、师哲）。
俄文大队队长为常乾坤，1926年入苏联红军航空学校学习。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常乾坤（俄文大队队长）
俄文大队教导员（政治协理员兼总支书记）为张培成（1958年-1964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代理院长）1928年赴苏联远东煤矿当工人，1932年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937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学校学习，1938年回延安。他在担任上外代理院长期间，曾在俄语系开展了一个“俄语通话运动”，要求学生在学校里坚持用俄语交谈、交流，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至今令人难忘。
俄文大队共有113名学员，编成5个班，张培成曾兼任俄文教员。
俄文大队使用的教材
军委俄文学校使用的教材，1941 年新文化出版社编印
1942年5月，俄文大队划归中央军委领导，成为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在校学生约130人，编为一个俄文队，按不同程度分5个区队上课。校长为曾涌泉（1924年2月入党，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学习、工作十多年），教务长为卢竞如。
延安外国语学校
1944 年6月，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军委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先后由曾涌泉、杨尚昆担任，教务处处长仍为卢竞如。该校设两个系：俄文系和英文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英文系安排干部、聘请教师。在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及早培养外交人才的必要性。同年9月，周恩来再次来校与师生见面，他强调，我们”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这个问题，在办学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领导上应早作准备”。
曾涌泉（校长）
杨尚昆（校长）
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所在地车桥沟
俄文系系主任由卢竞如兼任，教员近20人。
卢竞如（俄文系系主任）
英文系系主任为浦化人（江苏无锡人，191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随西北军赴苏联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回国途中（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英文翻译。抗战爆发后，1937 年9月到达延安，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翻译等。）
浦化人（英文系系主任）
英文系教员有马牧鸣（北大外语系毕业）等6人，另有兼职教员黄华（燕京大学毕业，曾任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翻译。他是我国著名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柯柏年（1923年加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入党，任上大学生会执行委员，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以及美国友人马海德等6人。
俄文系有100多名学员，英文系有60多名学员。学校先后向政府、机关、部队输送200余名外语干部。两系学生离校后，分别担任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铁道运输以及各种专业部门的工作。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最初是培养军事翻译，以便同苏联红军联合作战。后来俄文系分为军事班和政治班。英文系建立后，又增加了培养外事翻译的任务。这样，培养目标就包括了政治、军事、外事三方面的翻译人员。
延安外国语学校使用的部分教材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学制没作硬性规定，它带有储备干部的性质，一旦需要，随时调离学校参加工作。
延安外国语学校从抗大三分校俄文队算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前后经历四年多时间，中间除参加生产劳动和军训外，大多数学员学习外语的时间有三年左右。
“该校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内容，都紧密结合培养目标，根据生活实际和未来工作需要，强调听说写译的实践训练，实用性较强，能做到学用一致。教学内容比较精练，学员负担不重，只要完成规定课程，人人都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阅读其他书籍。”俄文一班学员，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付克说。
这所外国语学校的教员大多是教师出身，他们没有被旧教育思想所束缚，敢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们的教学方法既不是照搬苏联的，也不是移用英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在他们看来，哪一种教学方法对学生有利，就采用哪一种，不必拘泥于一定的程式。
师生之间平等相处，学员对教师有意见可以当面指出，教师也经常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真正做到了师生合作，教学相长，使教学质量得以逐步提高。
延安外国语学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它为新中国创办新型外国语学校，培养懂外语的革命干部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放区扩大到华北、东北等地区。驻扎在东北和华北的苏联红军，同我军和我国地方政府有了直接的联系。因此，解放区内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懂一些俄语。于是，在张家口、旅大（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里开始形成一股学习俄语的热潮。不少大学和高中的外语课程都改为俄语，电台也开设了俄语广播教学。
除了群众性的俄语教学外，专业外语教育此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1945年8月，延安外国语学校除英文系部分师生留校继续学习外，大部分师生分批奔赴华北、东北解放区，承担外语翻译以及其他工作。而另一部分师生转移到张家口办学，加入了由成仿吾任校长的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1946 年1 月，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成立外语系，主要成员为来自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杨化飞任系主任。另设有一个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国语干部训练班（干训班），同年6月，外语系和干训班合并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设有俄语系和英语系。1948年12月，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外文班合并为“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同时，为了迎接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由中央外事组领导，校址在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校长浦化人。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6月，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30 余人与外事学校合并，中央外事学校更名为“外国语学校”。这就是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之一。（北外的历史从1941年3月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开始算起。1949年10月1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隶属于中央俄文编译局，师哲局长兼校长。1955年6月更名为北京俄语学院，1958年10月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延安外国语学校部分学员到达张家口时合影（1946.2）
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院长浦化人（左）和英语系主任罗清
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旧址（张家口东山坡）
北京外国语学校在御河桥时的校门（1949）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
学校校徽
延安外国语学校另一路师生在卢竞如的率领下，一路随军赴往东北，于1946年4月抵达吉林长春市。
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系师生北进路线图
1946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卢竞如、谢嘉彬、金毅夫前往黑龙江哈尔滨市建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它属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国上将、空军司令员）兼任校长，卢竞如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政治委员，原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赵洵、付克（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等十余人调来工作。1948年秋张锡俦（原北外校长）来校任副校长，王季愚（原上外校长）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赵洵（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苏联百科词典》主译）任教务处主任。
学校校址（哈尔滨市西大直街163号。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总部，后勤总部在二楼，外语学校在一楼）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全体教职学员合影留念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得到解放。刘亚楼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学校归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为张锡俦，副校长王季愚、赵洵。赵洵兼任教务处长。1949年底，哈外专已发展到54个班，在校学生1600多人，中国教师60余人，苏籍教师100余人。（1956年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王季愚任院长，1958年8月，以哈外为基础成立黑龙江大学，王季愚任党委书记、副校长。）
王季愚（时任东北联军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48；周总理曾两次亲自接见并听取了王季愚有关哈尔滨外语专门学校的办学情况汇报；在1964-1981期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哈外专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俄语翻译干部，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运用俄语从事军事、政治、财经、文化、宣传等部门的翻译工作和大中学校的俄语教学工作。学制为二至四年，着重培养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外籍教师采用直接法进行教学，直接用外语讲课，不用汉语，不用翻译，也不作语法分析。中国教师讲解语法并进行辅导。学校继承和发扬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传统，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政治理论课结合学生思想实际进行，党团思想工作深入细致。
至此，两所以延安外国语学校师资和干部为基础成立的外语专门学校走上了正规化发展的道路。因此可以说，延安外国语学校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播种机、孵化器。
1949年春，党中央进京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对外语人才培养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党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式和党的任务，指出：为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办好外语院校，加快外语干部的培养。
1949年8月，王季愚奉命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东北地区外语教育情况。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专门接见了王季愚。在长达5个小时的接见过程中，周恩来大到方针政策，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明确的指示。他甚至问到：学生每天吃多少油？多少菜？学校有没有操场？学生打不打球？住的宿舍怎么样？你们当领导的只管教学，不管生活？同时指示中央有关领导要听一听王季愚的汇报。不久，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安子文等中央领导专门听取了王季愚的汇报，并拟出了七条决定，以中央办公厅的文件转发，使我党的外语教育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综上所述，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创办的这几所外国语学校（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外语教学、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一所新型的、革命化的外语高等学府——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上外）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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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孟庆和 周源源
原标题：《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九）|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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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八）| 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年（上）
发布者：孟庆和 来源：党委宣传部 校史馆、档案馆、博物馆 发布时间：2020-11-03 浏览次数：885
编者按：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上外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
上外官微推出“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 系列，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要培养一批懂俄语和其它外国语的革命干部。因此，从建党初期到建立新中国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党一直把学习和掌握外国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的需要，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尽管当年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我们党仍然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革命干部。这些学校在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建党初期的外语教育
上海外国语学社
1920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这所学校怎么会办在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这个石库门弄堂里呢？这里先要介绍一下“渔阳里”：
100年前的上海法租界渔阳里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和初创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的地方。渔阳里有新、老之分，都是由比利时、法国合资银行投资建设的石库门上海民居，老渔阳里建于1911年，位于原环龙路（现名南昌路）100弄。新渔阳里建于1915年，位于原霞飞路（现淮海中路）567弄，与南昌路并行，新、老里弄之间有一条小弄堂可以相通，被称为“共产主义通道”，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20年代在上海的居住地，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处。
1920年4月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俄文全名格里戈里·瑙莫维奇·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工作组一行4人秘密来到中国。4人小组中除了翻译杨明斋外，其他两人是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和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金万谦（俄文名谢列布里亚科夫）。维经斯基的公开身份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中文化名吴廷康），维经斯基一行首先来到北京，通过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教授鲍立维和伊万诺夫介绍认识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4人来到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意见。在会谈中，维经斯基提到要动员中国的革命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等事宜。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也是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5月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建党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6月份陈独秀等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由陈独秀担任这个发起组的书记，成员有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沈雁冰）、林伯渠等一共17人。
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门口，挂出了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外国语学社”，引来了路人驻足关注。
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门口挂出的白底黑字招牌——“外国语学社”
原来，在这之前的8月2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成立了，当时这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党的许多活动都是以青年团的名义进行的。新渔阳里6号成了青年人的聚集地，每天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为了便于团结，培养进步青年，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团机关领导决定创办“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的形式掩护革命活动。同时，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联学习做好准备。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刊登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俄、日本语种，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语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1920年9月28日在《民国日报》刊登的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外国语学社校长是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1901年赴俄罗斯海参崴打工谋生。1908年以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打工边读书，并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成为旅俄华工中的活跃人物。十月革命前参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1920年4月，杨明斋随维经斯基来到上海，成为共产国际4人小组成员之一，负责翻译和协调工作，参与中共的筹建工作，并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党员”。同时也是中共领导的外语教育史上的第一位校长。
杨明斋负责办理了租凭新渔阳里6号的一切手续，对外挂出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并任外国语学社校长。
外国语学社校长：杨明斋
外国语学社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招生，但多数学生还是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来的。如毛泽东介绍了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周兆秋等人，不远千里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外国语学社学生最多时达50—60人，主要来自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这里包括了刘少奇、罗亦农、李启汉、柯庆施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曹靖华等学者、专家。
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俞秀松（后排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与罗亦农(前排左一)、袁笃实(前排左二)、谢文锦(后排右一)等人合影
外国语学社的主要办学目的：是为来沪的青年提供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和外语学习（主要是俄语），并在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革命实践。挑选其中的优秀分子到苏联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外国语学社的俄语课由校长杨明斋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担任，李达教授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随同来华，并担任外国语学社俄语教员。图为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合影。左一为库兹涅佐娃、左二为维经斯基。
陈望道（教授《共产党宣言》，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李汉俊（教授法文，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王元龄（俄文教师）
外国语学社的校舍是两层楼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民居。校长杨明斋住在楼上后板亭子间，兼作华俄通讯社办公室，李启汉住在二楼亭子间，屋内放置一台油印机，楼下是教室。大部分学生不住校，半天上课，半天在家自修。只有少数人在校住宿，其中就有刘少奇、俞秀松（学校秘书、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柯庆施等。
外国语学社除了提供外语教材，还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一大代表）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籍。陈望道亲自讲解《共产党宣言》。
外国语学社同时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并在此吸收了30多名学生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等。刘少奇和学员们一道，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深入到工厂，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并帮助建立上海工厂的基层工会组织。
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等20余名学生先后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同年，刘少奇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委员。
刘少奇（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任弼时（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
罗亦农（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革命先烈）
因外国语学社的学员经常参加革命活动，租界巡捕房经常来学校搜查、找事。1921年7月，外国语学社停止办学。外国语学社开办时间不足一年，但这短短的一年中，她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些革命的种子，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去学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地使命。赴苏学习的同学学成归国后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的成为党的领袖，多数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也有人成为俄苏文学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开创我国高校俄苏文学学科的北大教授曹靖华。
曹靖华1920年春从开封的河南省二中毕业后奔赴上海，在泰东图书局任校对员。他从《民国日报》上看到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立刻赶到新渔阳里报名并入学，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初，曹靖华与一批外国语学社的学员被派往苏联学习。他们乔装成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登上海轮，从上海出发，途径长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乘火车抵达莫斯科，旅途万分危险。他们身上藏着社会主义青年团证件，若被当时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人或者苏俄国内的白军发现，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同时，中国东北的土匪红胡子又把这批人当成中国的富商。上了火车之后，就发现被人跟踪企图劫财害命。有一位同学因恐惧而导致精神崩溃。列车驶入敌我界线不明的路段时，突然发现了列车长和乘警，他们从一位同学身上搜出了青年团证件，同学们正处于极度紧张之际，列车长向中国同志亮明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原来他们是苏联红军化装而来接应他们的。
1921年4月21日，曹靖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他一起学习的中国学生有35人。1922年初，他离开莫斯科回国，并进入北京大学俄文系旁听。
1926年初，曹靖华赴广东，担任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翻译，并随北伐军一直打到长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参加北伐战争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被遣返回国。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曹靖华于1927年秋再次赴苏联，这一次他在苏联避难七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工作，讲授中国文学史，辅导中国学生学俄语，以及教材的翻译工作。
曹靖华在列宁格勒也关注中国政局和文坛，始终与鲁迅保持联系。1930年3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左联”的任务之一是翻译出版苏俄作品。“左联”的代表人物鲁迅草拟了一套包括数十部苏联作家作品的丛书，约请曹靖华翻译。其中最著名的是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这部作品寄回国内后，由鲁迅先生编校，瞿秋白翻译了这部作品的长篇序言，鲁迅安排在国内出版。这部作品从1931年在上海首次出版，到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共重复出版10多次，其中两次在香港出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1933年8月，曹靖华回国后在北大等高校开始讲授俄苏文学。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经周恩来推荐，曹靖华到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主编《中苏文化》杂志。在这期间，曹靖华的苏联文学翻译事业再现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保卫察里津》《油船德宾特》等。
1949年9月曹靖华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俄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81年5月，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在上海成立。研究会会长、上外校长胡孟浩邀请曹靖华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顾问。根据胡孟浩校长的指示，我和张坚副校长（时任《中国俄语教学》编辑部主任）一同前往北京，约请曹靖华先生为杂志创刊号撰文，但彼时曹老在北京住院，不能写作。我们事先请北大俄语系领导拟好一篇简短的贺词，请曹老在病床上（1987年逝世）审阅后在文末亲笔签下“曹靖华八二年一月于北京医院”几个大字。
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由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多次酝酿筹划而成。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在原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而成，校址设在上海闸北青云路298号师寿坊（现名青云坊）。
上海闸北青云路167弄校舍（1922年10月—1924年2月）
在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下，中共认为请国民党出面办学校较为有利，遂邀请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出任校长，邵力子（当时是中共党员）出任副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后改称校务长），李汉俊、瞿秋白、陈望道先后任教务长。该校有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社会学系，以及美术系。学校开设的必修外语有四种：英、德、俄、日，要求每个学生掌握两门外语，同时开设世界语选修课。
上海大学成立初期，入学青年大多是革命志士，教授讲师中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老一辈的革命家，有民国初期的知名人物和专家、学者。当然也有一些教师思想反动或晚节不保，但总体上校内政治思想活动还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
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在上大讲授精英文化。李大钊讲授历史学和社会主义释疑，瞿秋白兼任社会学系主任，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陈望道讲授汉语语法及修辞学，邵力子讲授古代散文及新闻学，田汉讲授西洋诗歌，茅盾（沈雁冰）讲授希腊神话及《西洋文学概论》，兼教英文，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恽代英讲授心理学，张太雷讲国内外时事。任弼时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等等。
一些知名学者、专家讲授外国语言文学：教授英语的有茅盾（沈雁冰）以及上大英国文学系系主任周越然讲授西洋文学名著选读和文学翻译，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王登云讲授高等英语语法和英语写作，留美文学学士朱湘给社会学系上英文课，英文选材结合社会学课程，大多为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名著，英文特别讲师张君谋除教英语外，还讲授《欧洲史》。此外还有英国、美国、德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外籍教师来校讲学或任教。
上海大学部分师生合影
上大文学系学生、著名作家丁玲1980年在她的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书中说：“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得记熟许多文法。但这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
邓中夏（1894-1933）
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
上海大学的师生在五卅运动中谱写了悲壮的序曲，留下“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令人热血澎湃的红色记忆。
《上大五卅特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学被迫停办。上海大学成立不足五年，前后共有1800多名学生，其中部分学生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年中，上海大学造就了不少对中华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运动极有贡献的人才和社会知名人士，她在中国教育史及中国外语教育史上均有特殊的地位。
上大学生李硕勋积极投入五卅运动，被选为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并成为中共早期领导军事斗争的先驱之一，1931年6月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9月5日在海口英勇就义，时年28岁，留下了一个孤儿，他就是原国务院总理李鹏。2009年9月10日，李硕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上大学生杨尚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26年5月进入社会学系学习，11月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夏至1931年秋，刘少奇在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时，杨尚昆担任他的秘书兼翻译。杨尚昆在苏联留学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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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九）|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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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6 16:41
上海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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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与新中国同龄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学府，是新中国高等外语教育发祥地之一。自创建伊始，上外便继承了革命学校的“红色基因”，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
官微推出“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 系列，讲述校史故事，以校史为切入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
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
上一期中，我们把目光投向建党初期的外语教育，回顾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和上海大学的外语教育历史。详情请见：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八）|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年（上）。本期，让我们继续这段光阴回溯之旅，走近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和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外语教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大批学校，发展干部教育。
敌工干部的日语训练班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队尽快培养一批立场坚定、通晓日语、热爱对敌宣传工作的干部。为此，八路军总部抽调了统战部一部分人员和懂日语的干部，于1937年10月中旬成立了敌军工作科（1940年后改称敌军工作部）。随后八路军晋察翼军区也于1938年成立了敌工部。1939年，新四军也成立了敌军工作部。他们接受日语基本会话训练、学习日语喊话、书写日语标语，后来把反战口号改成日文歌曲，向日军传唱，对瓦解日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里着重讲一下延安敌训队：
1938年11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总政部成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简称敌训队。敌训队为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及时培养输送了一批日语人才。这个队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时间均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制定，在行政上开始属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第五大队建制，不久改为由总政治部直接领导。
敌训队的学员和组织情况：把抗大8个大队中的日本学员集中起来，再选调一部分学员，组成一个敌军工作训练队（当时又称日文训练队，其中女生占10%）共150余人，集中强化日语训练。学员的条件是：1、党员或党员发展对象；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年龄在20-25岁之间；4、愿意学习日语并热爱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敌训队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为了使敌训队的日语教学能够得到保证，成立日语教研室，由朝鲜族人、中共党员徐光军担任主任教员。以后又有由留学日本的江佑书接替，教员有王水陆等五人担任助教。后来又聘请了日本共产党负责人冈野进（即日共总书记野坂叁三）做顾问，日本工农学校校长。
此外，还有两位日本战俘士兵春田好夫、吉积清也被请来教授学员的发音和会话。这两名士兵后来成为了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敌训队分为14个班，每班有男生12人，普通班还有1名女同学，全队女生共有13人。敌训队下辖4个区队，有4个区队长，每位区队长负责3到4个班的行政管理工作。
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专业训练，占70%；一是政治训练，占30%。日语专业课程设置有《日语》、《敌军工作》、《侵华日军概况》、《日本问题》等，其中《日语》是最重要的课程。敌训队要求学员“日语生活化”“日语口语化”，即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能说日语的场合就用日语，以便提高日语的会话能力。
1940年5月，150余名学员顺利毕业，毕业学员中的63%可担任口语翻译，78%可担任文字翻译。其中50多人留在延安中央军委二局、军政学院、总政敌工部等部门，其余100多人分批奔赴华北、华中各部队。毕业生到前方后一般都分在师、旅、团里当敌工干事，负责做文字翻译、对地宣传、教育俘虏，以及一些情报工作。
到华中去的20多名敌训队学员从延安经西安、开封、洛阳到达华东抗日根据地，主要开展火线喊话，对敌据点发放宣传品，教育、遣送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对敌情的综合研究等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始终坚持在一线，在促使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认清侵华战争的反动本质、诱发其思乡厌战情绪以及协助管教战俘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后来一些日本士兵被俘或投奔我方，参加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日本工农学校的学习，并参加了反战工作，其中有些人协作进行日语教学，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日本工农学校成立于1940年10月，位于延安宝塔山下，由共产国际派遣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叁三担任校长，学习对象是被俘的日本士兵及下级军官，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以及汉语课，是我党教育史上最早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校。
延安马列学院俄文讲习班
1938年5月，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学院开办了俄文讲习班。当时师哲（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曾任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刚从莫斯科回国，兼任马列学院院长的中央书记张闻天（洛甫）教授，将并不愿意当教师的师哲拉到学院，把全体学员召集起来，宣布说：“这就是你们的俄文老师。”就这样师哲只好承担了这个任务。
师哲（左一）1951年与毛泽东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夫妇合影，1951
1981年10月，我和张坚副校长专程去北京拜访应邀担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顾问的师哲先生。师老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激情地回忆起当年延安时期的俄语教学，他说：“这时既无教材，又无教室。第一堂课是在一个广场上讲授的。讲台是临时搭的，学员都席地而坐，既无桌子也无凳子。我也没有讲稿，学员们也没有课本，根本不像上课，尤其不像上外语课，倒像是一个大的演讲会。我从字母讲起，俄文读音容易，语法难。当时想学俄语的人很多，第一次来听课的竟然有200多人，随着课文的深入，听课的人一次比一次少了，最后只剩下20—30人了。后来便依靠这些学员，在马列学院成立了俄文研究室。我每周上两次课，利用授课之余，找了一些材料，编了一本简单的教材，油印成课本，发给学员。改变了过去听‘天书’的状况。不少学员进步很快。到了1940年底，好几位同学已经可以借助字典做些简单翻译工作了，其中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陈波儿，竟能把果戈里等文豪的作品译得准确优美，流畅贴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张闻天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精通俄语和英语的这位中央书记经常询问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成绩，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同延安根据地有了直接的联系，苏联派来军事情报组秘密进驻延安，1939年至1943年苏军情报组在延安曾独自开办了训练班，轮训年轻的中共情报人员。同时又派来一些苏联医生和技术人员，送来药品和俄文书报。学习俄语就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中央统战部、新华社、新中华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延安文化协会、文化俱乐部等部门，也相继开设了俄文讲习班，由曾在北京大学学俄语的王禹夫担任教师。当时的俄文课本就是由师哲和王禹夫编的，以语法为主，由语法、课文和练习三个部分组成。课本随编随教，刻印成讲义及时提供给学员使用。学员们通过较短时间的学习，初步掌握了俄语语音、语法和用词造句的知识，为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这些都是在职或业余学习）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中国革命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向重视苏联革命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关心并且研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建立正规外语学校（或外语专业），培养一批专业外语人才（俄语人才），成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延安大学俄文系
延安大学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延安大学校址
194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校名由毛泽东亲自命名，校长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吴玉章担任。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号召青年学生“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1941年10月王季愚（1964——1981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带着2个孩子克服重重险阻，从上海辗转来到延安，被分配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部编译处任编译员翻译。1944年，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等也并入该校。
1941年开学不久，延安大学就设立了俄文系，该系共收学员50多名，编成高级班和普通班。
高级班成员大多曾在王禹夫任教的俄文讲习班里学过俄文。
普通班人数较多，但坚持学习、后来一直从事俄文工作的不多。
延安大学俄语课分小班进行。教材均为教师自编，多半选自俄文书报，刻印成讲义发给学员。会话教材则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日常生活临时编写。语法教材是将刘泽荣主编的《俄文文法》印成讲义使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组织，所以中国代表是以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名义参加的。刘泽荣以华工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列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三次受到列宁的接见。《俄汉大辞典》也是刘泽荣主编的。）当时，延安大学内已可看到《真理报》、《消息报》等苏联报刊，但份数不多，大家视为珍宝，争相传阅。这些报刊确实是当时学习俄文的难能可贵的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普通班学员打下了俄语基础，高级班学员则能笔译苏联报刊上的一些短文。《真理报》上的“列宁的勋章”等文章就被学员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解放日报》上。
1942年底，从延安大学俄文系挑选了十几名学员编入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学习，其余学员则按本人意愿转到别的学校学习，或参加工作。俄文系撤销。
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俄文大队
1940 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培养俄文军事翻译，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41年 3 月，抗大三分校俄文队正式成立，1941 年 7 月发展为俄文大队，共有 300 余人。1941 年8 月，俄文大队正式上课，当时队址在延安东关黑龙沟。
延安黑龙沟——抗大三分校俄文队旧址
1941 年12 月，抗大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原抗大三分二校俄文大队的一、二队组成俄文科，隶属特科队，有学员近200 人。朱德总司令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他指示俄文大队要大力“培养通晓俄语、能会话、能联系实际的俄文翻译人才”。
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校长）
军事学院俄文科（系）主任为卢竞如。她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党组织派她到莫斯科学习，先是在国际列宁学校，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会俄文、法文等多国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曾同我校姜椿芳校长一起成为党中央指定的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翻译定稿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三人为李立三、萧三、师哲）。
俄文大队队长为常乾坤，1926年入苏联红军航空学校学习。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常乾坤（俄文大队队长）
俄文大队教导员（政治协理员兼总支书记）为张培成（1958年-1964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代理院长）1928年赴苏联远东煤矿当工人，1932年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1937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等学校学习，1938年回延安。他在担任上外代理院长期间，曾在俄语系开展了一个“俄语通话运动”，要求学生在学校里坚持用俄语交谈、交流，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至今令人难忘。
俄文大队共有113名学员，编成5个班，张培成曾兼任俄文教员。
俄文大队使用的教材
军委俄文学校使用的教材，1941 年新文化出版社编印
1942年5月，俄文大队划归中央军委领导，成为中央军委俄文学校，在校学生约130人，编为一个俄文队，按不同程度分5个区队上课。校长为曾涌泉（1924年2月入党，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学习、工作十多年），教务长为卢竞如。
延安外国语学校
1944 年6月，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军委俄文学校增设英文系，改名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校长先后由曾涌泉、杨尚昆担任，教务处处长仍为卢竞如。该校设两个系：俄文系和英文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英文系安排干部、聘请教师。在开学典礼上，周恩来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及早培养外交人才的必要性。同年9月，周恩来再次来校与师生见面，他强调，我们”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这个问题，在办学思想上必须明确，组织领导上应早作准备”。
曾涌泉（校长）
杨尚昆（校长）
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所在地车桥沟
俄文系系主任由卢竞如兼任，教员近20人。
卢竞如（俄文系系主任）
英文系系主任为浦化人（江苏无锡人，191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7年随西北军赴苏联参观团到苏联参观，回国途中（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英文翻译。抗战爆发后，1937 年9月到达延安，任延安新华通讯社英文翻译等。）
浦化人（英文系系主任）
英文系教员有马牧鸣（北大外语系毕业）等6人，另有兼职教员黄华（燕京大学毕业，曾任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翻译。他是我国著名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人大副委员长等职），柯柏年（1923年加入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入党，任上大学生会执行委员，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以及美国友人马海德等6人。
俄文系有100多名学员，英文系有60多名学员。学校先后向政府、机关、部队输送200余名外语干部。两系学生离校后，分别担任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铁道运输以及各种专业部门的工作。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最初是培养军事翻译，以便同苏联红军联合作战。后来俄文系分为军事班和政治班。英文系建立后，又增加了培养外事翻译的任务。这样，培养目标就包括了政治、军事、外事三方面的翻译人员。
延安外国语学校使用的部分教材
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学制没作硬性规定，它带有储备干部的性质，一旦需要，随时调离学校参加工作。
延安外国语学校从抗大三分校俄文队算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前后经历四年多时间，中间除参加生产劳动和军训外，大多数学员学习外语的时间有三年左右。
“该校从课程设置到课程内容，都紧密结合培养目标，根据生活实际和未来工作需要，强调听说写译的实践训练，实用性较强，能做到学用一致。教学内容比较精练，学员负担不重，只要完成规定课程，人人都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阅读其他书籍。”俄文一班学员，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付克说。
这所外国语学校的教员大多是教师出身，他们没有被旧教育思想所束缚，敢于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他们的教学方法既不是照搬苏联的，也不是移用英美的，可以说是综合性的。在他们看来，哪一种教学方法对学生有利，就采用哪一种，不必拘泥于一定的程式。
师生之间平等相处，学员对教师有意见可以当面指出，教师也经常征求学生对教学的意见，真正做到了师生合作，教学相长，使教学质量得以逐步提高。
延安外国语学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认真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它为新中国创办新型外国语学校，培养懂外语的革命干部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放区扩大到华北、东北等地区。驻扎在东北和华北的苏联红军，同我军和我国地方政府有了直接的联系。因此，解放区内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懂一些俄语。于是，在张家口、旅大（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里开始形成一股学习俄语的热潮。不少大学和高中的外语课程都改为俄语，电台也开设了俄语广播教学。
除了群众性的俄语教学外，专业外语教育此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解放区的外语教育
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
1945年8月，延安外国语学校除英文系部分师生留校继续学习外，大部分师生分批奔赴华北、东北解放区，承担外语翻译以及其他工作。而另一部分师生转移到张家口办学，加入了由成仿吾任校长的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1946 年1 月，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成立外语系，主要成员为来自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杨化飞任系主任。另设有一个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国语干部训练班（干训班），同年6月，外语系和干训班合并组成了“华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设有俄语系和英语系。1948年12月，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与北方大学外文班合并为“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同时，为了迎接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培养初级翻译和外事干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外事学校，由中央外事组领导，校址在河北省获鹿县南海山村，校长浦化人。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6月，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30 余人与外事学校合并，中央外事学校更名为“外国语学校”。这就是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之一。（北外的历史从1941年3月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开始算起。1949年10月1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隶属于中央俄文编译局，师哲局长兼校长。1955年6月更名为北京俄语学院，1958年10月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
延安外国语学校部分学员到达张家口时合影（1946.2）
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院长浦化人（左）和英语系主任罗清
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旧址（张家口东山坡）
北京外国语学校在御河桥时的校门（1949）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
学校校徽
延安外国语学校另一路师生在卢竞如的率领下，一路随军赴往东北，于1946年4月抵达吉林长春市。
延安外国语学校俄文系师生北进路线图
1946年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卢竞如、谢嘉彬、金毅夫前往黑龙江哈尔滨市建立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它属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国上将、空军司令员）兼任校长，卢竞如任副校长，张如心任政治委员，原延安外国语学校的师生赵洵、付克（原教育部高教一司副司长）等十余人调来工作。1948年秋张锡俦（原北外校长）来校任副校长，王季愚（原上外校长）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赵洵（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苏联百科词典》主译）任教务处主任。
学校校址（哈尔滨市西大直街163号。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总部，后勤总部在二楼，外语学校在一楼）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全体教职学员合影留念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得到解放。刘亚楼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学校归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领导，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为张锡俦，副校长王季愚、赵洵。赵洵兼任教务处长。1949年底，哈外专已发展到54个班，在校学生1600多人，中国教师60余人，苏籍教师100余人。（1956年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王季愚任院长，1958年8月，以哈外为基础成立黑龙江大学，王季愚任党委书记、副校长。）
王季愚（时任东北联军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1948；周总理曾两次亲自接见并听取了王季愚有关哈尔滨外语专门学校的办学情况汇报；在1964-1981期间任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
哈外专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俄语翻译干部，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运用俄语从事军事、政治、财经、文化、宣传等部门的翻译工作和大中学校的俄语教学工作。学制为二至四年，着重培养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外籍教师采用直接法进行教学，直接用外语讲课，不用汉语，不用翻译，也不作语法分析。中国教师讲解语法并进行辅导。学校继承和发扬延安外国语学校的传统，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政治理论课结合学生思想实际进行，党团思想工作深入细致。
至此，两所以延安外国语学校师资和干部为基础成立的外语专门学校走上了正规化发展的道路。因此可以说，延安外国语学校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播种机、孵化器。
1949年春，党中央进京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对外语人才培养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党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式和党的任务，指出：为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为了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办好外语院校，加快外语干部的培养。
1949年8月，王季愚奉命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东北地区外语教育情况。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专门接见了王季愚。在长达5个小时的接见过程中，周恩来大到方针政策，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都一一作了具体的、明确的指示。他甚至问到：学生每天吃多少油？多少菜？学校有没有操场？学生打不打球？住的宿舍怎么样？你们当领导的只管教学，不管生活？同时指示中央有关领导要听一听王季愚的汇报。不久，中宣部长陆定一，以及安子文等中央领导专门听取了王季愚的汇报，并拟出了七条决定，以中央办公厅的文件转发，使我党的外语教育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综上所述，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创办的这几所外国语学校（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外语教学、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和干部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一所新型的、革命化的外语高等学府——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上外）迎来了光辉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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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孟庆和 周源源
原标题：《学习“四史” 回眸校史（九）|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外语教育——纪念上海外国语学社建校100周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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