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workers-in-russia/15.htm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十五 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
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了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建立了一大批红军团队，而且还出现了旅俄华人的共产党组织；不但在地方在红军中建有党的支部，还成立了相应的党中央机构。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华工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组织华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它成为旅俄华人群众团体、红军团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外，它在对中国的革命宣传、促进俄共（布）同中国的革命团体尤其是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对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并对早期中苏两国关系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在苏俄的活动是俄共（布）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旅俄华工越来越多地投入俄国的革命事业、政治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精神高涨的必然产物。
首先，当时的苏俄国内，曾经有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的革命者，他们也和华工一样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们当中的共产党人都成立了各自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1918年5月，成立了统一的“俄共（布）中央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作为这些外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机关，它的领导人是匈牙利共产党人贝拉·库恩。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于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推动。
其次，当时苏俄政府极为重视旅俄华工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当时的俄共（布）中央穆斯林组织中央委员会设有一个专门的中国组，它同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在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旅俄华工越来越多地参加红军走向战争前线，这种工作愈来愈重要。如1918年10月21日，东方战线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打电报给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会要求给他们送去七千份中文报纸和宣传品。当时一些重要文献也被译成中文在旅俄华人中广泛散发。1919年1月，出版了中文版苏俄宪法一万份；3月又出版了中文本的俄共（布）新党纲草案。1919年2月28日《真理报》《前线生活》栏以《在前线发放报纸》为题报导，1919年1月在东方战线及附近地区发放中文报纸二千七百份。这些宣传品对于那些渴望从俄国革命中得到真理，拯救自己祖国的旅俄华工来说是多么重要，是不难想象的。
俄共（布）的地方组织，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方组织也都设有负责中国人政治工作的机构。例如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中朝组，成立于1919年11月，该组织在当地中国人和朝鲜人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举办了政治讲座七十次，召开会议六十四次，举行群众大会五次。[1]这些工作对于促进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华工联合会的建立为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旅俄华工作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最先觉悟。十月革命“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加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们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华工组织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宗旨。它真正代表了旅俄华工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团结、组织和教育旅俄华工的革命组织。
各地区华工联合会的成立为华人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各地的华工联合会组织中产生了共产党组织。如华工联合会各地方分会所在地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捷林堡、上乌丁斯克、彼得格勒、乌克兰、中央亚细亚等，中国人的共产党支部都相继建立。[3]苏俄人民委员会东方局在给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封信中指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领土上注册并合法活动的无产阶级组织，在该组织的成员中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出版了中国人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华工》。它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从事宣传工作，同工农政府团结一致。”[4]
第四，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红军中中国人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从而为在红军中建立中国人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到1919年底，红军中大部分中国人部队中都建立了共产党支部。1919年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消息报》在报导11月29日莫斯科中国红军战士集会的消息时说：“部队负责人在报告中透露，在所有的（中国人）红军部队中都有了共产党支部，在一个连里就已经有几十个华人共产党员。部队中广泛普及中文报纸《华工》和中文宣传品。”[5]随着中国人中共产党员的增加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如包其三、单清河、孙富元、任辅臣、韩喜顺、孙继五、张海辰等等，他们成为旅俄华人中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由于华工联合会的成立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各地方和红军中华人党支部的建立，成立统一的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便提了出来。
1920年6月，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华工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提出成立统一的华人共产党组织。25日，根据大会决议，正式成立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该组织并非是独立的共产党组织，而是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工作。它同贝拉·库恩领导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并没有隶属关系。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唯一的旅俄华人党组织的中央机构，设在莫斯科以便同中央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组织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华人共产党组织全俄代表会议，它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此外还制订了组织章程。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团，主持日常工作，就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原则问题同俄共（布）中央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委员会由五个委员和两个候补委员组成，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一个委员叫单贝福，他在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时期曾经指挥过一个团；另一个人是孙富元。
地方的华人共产党员基层组织由俄共（布）各省委员会批准。为加强华人党组织建设，中央组织委员会还曾派出五十名共产党员到彼得格勒、叶卡捷林堡、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次克、乌克兰、中亚细亚等中国人居住较多的地区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配合俄共（布）地方组织的工作，还成立了华人党组织的地方委员会，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面就设有这样的地方组织委员会，领导人是赵永路。[6]
在国内战争时期，华人共产党员在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组建华人共产党员的支部；在旅俄华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报告会、各种专题讲座和文化学习；组织中国人参加红军；建立华人游击队；组织旅俄华人举行各种集会，发表声明通电等支援苏维埃俄国；并向中国发出通电、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和正在蓬勃兴起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直至派人回国同国内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甚至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它举行的会议上曾经讨论有关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在旅俄中国人中开展工作等项问题。据档案记载，该委员会1920年7月31日曾经讨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问题；8月7日曾讨论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10月5日研究加强在鄂木斯克旅俄华人中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问题。[7]
中央组织委员会还同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7月，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申请，派两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一要求得到批准。组织委员会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大会并拥有发言权，他们参加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委员会。这两个代表就是刘泽荣和安恩学。7月28日，刘泽荣在第五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支援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今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亚洲已经根深蒂固，正在把它的帝国主义阴谋施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洲，现在，可以和日本帝国主义豺狼相对抗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8]
1920年秋，中央组织委员会经俄共（布）中央批准从莫斯科迁到赤塔，以便加强中国人最多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华人党组织的工作。1921年1月22日，中国驻赤塔领事管尚平向中国政府拫告说，此间设一中国工党会，会长、会员半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总部派来，半由当地无业侨民充任，凭藉党劣，任意横行……并用汉文散布共产主义报纸。”[9]
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十分活跃，华人共产党干部配合各级组织在中国人的红军部队中做了许多工作。在东方战线第五集团军政治部设有外事组，负责人是一位捷克共产党员，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雅罗斯拉夫·加舍克，在他的宣传干部队伍中有一位中国人，名字叫陈章海。外事组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1920年12月，陈章海对华人红军战士中的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国际团中国俱乐部作报告时指出，在中国红军战士中曾经按部就班地举行过各种会议、读报、文化学习、举办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例如，在1920年11—12月间举办了下列题目的集会和讲座：《关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无产阶级反压迫斗争的现状》、《关于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致红军的呼吁书》、《红军作为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任务》等等。
1920年8月，根据布留赫尔的指示，在伊尔库次克组建了远东共和国中朝团，有七百人，其中65%是中国人，后编入第五集团军国际团。该团为培养中国人红军干部设有专门的教官学校，在校学习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有一百六十三名（还有数字说光是中国学员就有二百人）。学员们每天一小时的政治课，二小时识字课，一小时政治教育，团里还设有图书馆。此外还成立了文化学习小组，常常举行有关中国的座谈会，如：《为什么东方工人生活苦？》、《东方一周大事》、《现在的战争是为什么进行的？》、《红军是干什么的？他保卫什么？》等等。1920年9月第五集团军政治部在―份报告中指出：该军中朝团普遍成立了学习小组，每天学习俄语，还准备把一些懂俄语的同志送党校学习。
这种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六百三十名中国红军战士中就有一百二十人成为共产党员。该集团军政治部的教员张振海在报告中指出，国际团的中国战士“实际地表现出他们对俄国的忠诚，为保卫俄国不受敌人的侵犯他们参加了很多次战斗”，他们要求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以便“在回到祖国以后成为革命的传播者和承担者。”加舍克在国际主义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还出版了中文报纸。1921年第五集团军政治部和东西伯利亚军区政治部合并，后在该军成立国际党校，参加学习的有中国人、朝鲜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中国学员有六十人。[10]
在各地方中国人的党支部也普遍建立，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华工联合会活跃的地区，党的活动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1920年7月12日，伊尔库次克的中国公民二千人举行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言的除了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代表布鲁曼、第五集团军政治部代表加舍克之外，还有中国公民代表巴泰、华人共产党员代表刘耀、陈章海、瓦巴塔，及来自莫斯科华工联合会的代表姚森。发言的题目有：《中国和世界革命》、《华工联合会的组织》等。他们都强调指出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必须联合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还谴责中国北方军阀政府的亲日政策。最后大会作出下列决议：“我们，居住在伊尔库次克的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听取了讲演者们的报告后，对日本强盗干涉中国的事务表示我们强烈的抗议。我们完全信赖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希望中国政府同苏俄结盟。只有这种联合才能把中国从日本、英国和一切外国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伊尔库次克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斯柳迪杨卡车站的华工们也成立了党支部。他们在1920年5月通过了一项决议：“从中国工人中选举出一些同志，与当地的俄共（布）组织取得联系，使我们加入一个共同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家庭。”大会最后选出周兴寇同志为主席，冯金山同志为副主席，朱柏林为书记，委员有尹山、王福、门振昌；
1920年5月，上乌丁斯克的华工举行集会通过决议成立共产党支部。决议指出：“俄国工人农民同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并同上乌丁斯克的俄共（布）委员会保持完全的一致，以便共同进行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1922年6月初，赤塔切尔诺夫斯基矿山的华工也举行集会，出席会议的有五百人。俄共中央远东局的布洛茨基同志致欢迎辞，远东工会理事会中国部主席宋同志讲了话。远东局少数民族科科长南满群同志作题为《中国内战和中国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的报告；李发清同志作了《论中国当前形势》的报告；霍吉亮同志作了题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者小组》的报告；华林同志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报告；宋同志作了《关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和本次集会的意义》的报告等等。[11]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华人党支部中，最活跃的是阿穆尔地区的华人支部。由于当地华工联合会成立较早而且影响极大，从而给华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阿穆尔省解放后，布拉戈维申斯克最先成立了华人党支部。据中国档案记载，当地华人“充当党员，一切花销，皆该政府支给，到处演说，鼓吹共产主义，并散布共产主义之报章、杂志，前者名为中国社会共产党，今者改称华工联合会，到处设立支部，专以传布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12]1921年9月驻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的中国领事在呈文中报告说：“……其最令人注意者，伯利华工投入共产党者甚多，设立机关，发行报纸，鼓吹华工入党，伸张势力……将来难免不来此间滋生事端，非有武力恐难取缔。……除求政府发兵保护或派重兵驻虎林县防范外，别无良策”。[13]
在当地华工联合会及华人共产党支部建立的基础上，为了便于领导，当时的俄共（布）远东局和俄共（布）阿穆尔省委都先后成立了中国部。档案记载，阿穆尔省的华人党组织从成立之曰起就确定该组织的最迫切任务：1.组织中国工人、农民参加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2.在中国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3.同华工联合会保持密切的联系；4.印发传单在当地中国居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实现上述任务，华人党组织在华工中开展各种活动：举办报告会、讲座，召开座谈会和情况交流会，出版中文报刊和书籍，派人到华人居住区和红军中华人连队驻地进行政治宣传。据档案记载，1920年6—7月间，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华人党支部每天都派人到附近的阿斯特拉罕诺夫卡村，去给驻在这里的第一阿穆尔革命团中国连的战士们读政治消息通报。
1920年6月22日，这个中国连的战士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议：决心为支持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血，因为我们中国公民拿起武器去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选举的政权，这是由于我们看到，俄国无产阶级打开了全世界的眼界，使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的斗争，只有这时整个地球才能得到真理与和平……我们感谢波洛特尼科夫、舒伊·列别杰夫、费多罗夫、科西钦和龚金清等同志的报告和启迪，因为我们从这些报告中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14]
阿穆尔省的华人党组织除了在当地定期收到全俄华工联合会的报纸《华工》和俄共（布）远东局中国部出版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外，他们自己还出版中文报纸《共产主义之星》、《华工实报》以及各种中文书籍等印刷品。《共产主义之星》自1920年5月起每月出三期，每期五千印张。据不完全统计，阿穆尔地区从1920年5月5日到11月1日，华人党支部共散发各种中文呼吁书、传单二万三千份，中文小册子五千本，《共产主义之星》报五万八千份。他们还利用各种集会、讲座和报告会广泛进行宣传，为了培养中国人宣传干部，还成立了各种训练班和学校。[15]
旅俄华人党组织的活动在旅俄华工中掀起了更大的革命热潮，他们不但派人同各地游击队联络，而且新组织了许多支游击队。远东共和国成立以后，要求加入人民革命军的中国人迅速增加。据人民革命军外事处处长亚历山德罗夫报告，他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开始在伊尔库次克到奥那霍依站之间的外国工人中开展工作，“在中国同志、朝鲜同志和穆斯林中间成立外国人党支部。”他们积极要求加入红军，由于要求登记的人太多而不得不停止登记工作。[16]
华人党组织的活动使中国军阀政府十分恐慌，他们多次要求苏俄政府取缔这些组织。当地的中国外交官还多次向上司报告有关情况，如1921年10月9日，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程福庆报告说：“查前有华人刘潜、宫甲宸、纠合华人不良分子，在阿省设立中华社会多数党，刊发社会星报，鼓吹共产主义。”不久又“将中华社会多数党改名华工协会，以宫甲宸为会长，并有俄共产党人数名主持一切，发刊华工实报，籍名保护华工，仍鼓吹共产主义，”并称“华工协会实系俄共产党之支部。”他在上述报告后面还附寄“华工协会刊发报纸三种”。1921年2月4日，程福庆致阿穆尔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公函中转引军阀政府外交部的电文说：“阿省社会党召集中国各处匪徒，往各处安设支部……，”他惊呼“俄岸上自齐都（即赤塔、下自伯里（即哈巴罗夫斯克），约有二千余人”。[17]不论这个数字确实与否，但至少说明华人共产党组织活动规模之大。
在长期艰苦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华人党员干部，他们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系旅俄华人的纽带和桥梁，成为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红军团队和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情况在远东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无数支游击队几乎都有中国人共产党员担任组织领导工作。
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孙继五于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在俄共（布）滨海省委工作，后来当选为哈巴罗夫斯克华工联合会主席。1921年初他奉俄共（布）远东局的指示同王宝贵等同志一起开始组织大型中国游击队的工作，他们多次到各地进行组织和收集武器。
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有无数华人共产党员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生命，其中很多人牺牲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也有许多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如张玉川、费多罗夫、王兴山、徐作信（又作徐作新，俄国名字叫扎哈罗夫）、李树堂、布拉戈维申斯克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潜、舒曼诺夫斯基金矿华工联合会主席廖凤起等。[18]
旅俄华人的共产党组织在当时还成为中俄两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相互联系的媒介和桥梁。当时中俄双方的共产党人都有这一愿望，就俄国方面说，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危险的形势之下，国内白党叛乱遍及全国，东西阻隔，帝国主义干涉军四面包围，再加上工农业生产破坏，发生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齐切林致函孙中山，指出“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19]为此列宁曾经提议是否可以从旅俄华人中派人去中国以便直接同孙中山联系。[20]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告中国人民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声明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们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再次致函孙中山，除表达对孙中山的敬意外，还建议恢复两国间的商业关系。大约就在这前后苏俄政府和共产党开始了同中国革命组织和孙中山建立接触的工作。
但在当时由于苏俄政府初建，国内战争激烈，中俄交通及人员往来几乎断绝，苏俄政府和俄共（布）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尤其不了解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
十月革命之后，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正在苏醒。中华民族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本民族历史上空前巨大的耻辱和灾难，为了拯斯民于水火，中国人中的无数先进分子含辛茹苦学习西方，但都碰了壁。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又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亦均惨遭失败。他幻想依靠军阀势力搞革命，又被排挤。1918年5月，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去日本，不久回到上海，住在环龙路（现在的南昌路）六十三号寓所中〈后迁莫利爱路——即现在的香山路）。这时，孙中山虽然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但是对中国革命如何向前发展，革命应依靠什么力量仍认识不清，孙中山处境孤立，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这位为革命奔走三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仍然没有灰心，他决意闭门谢客、潜心撰写《建国方略》，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
就在孙中山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巳经诞生。他们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活力，冲破反动政府的重重阻挠，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进步报刊和社团如雨后春笋。1919年5月4日，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次以抗议巴黎和会对日外交失败为导火线发生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无疑对正在远东同日本干涉军作战的苏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支援。苏俄人民热烈欢呼五四运动的爆发，1920年2月8日，参加远东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苏俄大学生向全世界学生发出呼吁书，写到：“我们向中国大学生们伸出友谊之手，他们是捍卫自己祖国主权的先锋，他们正在同践踏人民意志的外国势力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21]当时旅俄华人团体也打电报给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苏俄政府和第三国际十分重视。据有关回忆录记载，他们正是在接到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方面的电报之后，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22]于是第三国际东方局决定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指派维经斯基率领一个小组来中国。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小组成员除维经斯基夫妇、马马耶夫夫妇、波林之外，还有旅俄华人共产党员杨明斋。[23]
杨明斋（1882—1931），又名杨好德，山东省平度县人。1901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谋生，曾在当地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记帐员。他十分同情当地华工的悲惨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这期间，他曾被俄共（布）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而使他最终在理论上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他被派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春，杨明斋奉俄共（布）党组织之命作为维经斯基的助手、翻译和向导回到祖国。
回国后，杨明斋多方联络使维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面，并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期间，杨明斋由俄共（布）党员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此外，杨明斋还积极参加《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的出版工作，他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并亲自担任校长，培养和选送大批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这些人大约从1921年前后陆续从海路或陆路分批去苏俄，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战士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杨明斋还负责维经斯基来华之后在上海创办的“俄华通讯社”的工作，并积极投身于上海的工人运动。1921年初，杨明斋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去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东方局汇报情况。同年6月，又和张太雷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他们是最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两个人。
苏俄政府及俄共（布）来华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也由此开始。大约1920年秋，维经斯基会晤孙中山，此后马林、加拉罕、越飞、鲍罗廷等人先后来到中国并均曾与孙中山会谈。据记载，在会见维经斯基时，孙中山认为“广东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接触”，他设想是否可以“在东北或海参崴”设立强有力的电台，使苏俄能与广州建立通讯联络，他还表示希望在中国南方取得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发展革命运动。[24]由此可见，孙中山确有在中国北部联合俄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想法。
至于孙中山除了同维经斯基等人接触之外还采取了哪些步骤在东北地区同苏俄或远东共和国联系，我们从当时的报刊中看到一些零星的报导，如当时的中国报纸确有孙中山秘密派人赴苏俄的报导，如“孙文派宫雁臣等赴三省勾结胡匪，并联络韩党密图起事；”[25]“孙文勾结韩人在俄暗设机关，扰我边境，希图牵制三省兵力，以为南方用兵活动之计，”[26]这同孙中山在北方开展革命运动的想法至少是相吻合的。《盛京时报》更有消息说：“一月以前，孙派有密使约二十余名，以重大使命自南北上，其后一行消息杳然不闻。今者吴督军部属忽接张巡阅使命令捉获，该密使等于哈埠捕获，既经黑龙江官宪严重审讯，其结果孙文对赤政策暴露，除押收其各种文书外，内幕真意概行明了，旋即呈报张巡阅使，实为张使方面参考南方对北政策之好材料者也。更闻张使对于该密使特令宽大待遇，并使宣达张使对于孙文并无敌意，嘱其转达孙文万勿再于此时在中国境内为国际的X（原文不清）乱，且云今日断不可与极东政府为政治的联络，复使彼等宣誓后于数日前将一行放还”云云。[27]苏联有关档案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20年俄共（布）旅俄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曾派出十名华人共产党员回国；该委员会在1920年的一份简报中也曾提到派一名党员回国同孙中山本人取得联系。[28]我们在前面曾说过，远东华人游击队的著名领导人孙继五也曾经派人和孙中山联系，并在他的同意之下在东北进行游击战争。
大约从1919年以后，文献中关于回国华工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的记载多起来。如1919年初有人报告：“近日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鉴于上述情况，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就该问题进行协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有几名宣传员被逮捕，司令部派出大批密探对部队进行监视，邮局和电话局实行严格检査，齐齐哈尔和吉林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还有记载说，在1919年东北各地出现了许多支游击队，匈牙利共产党员阿尔曼德·缪勒尔曾经作为哈尔滨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代表加入当地的游击队，他回忆说，这些游击队大都是在孙逸仙拥护者们的领导之下。他们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说：“你们在俄国为全世界劳动者指出了通往解放和自由的道路，我们将向你们学习并以你们为榜样在我们中国继续这一事业。”他们还同阿穆尔地区以及滨海省地区的中国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参加远东反抗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的战斗。1922年底，还出现了“北满起义革命支队临时苏维埃”的组织，统一当地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该组织1922年10月1日散发一份呼吁书写道：“团结就是力量！要向俄国劳动群众看齐！工人农民同志们！起来，从长期的昏睡中醒来吧！……为同卖国贼张作霖和日本横逆作斗争，为重建劳动人民的政权，请加入我们起义革命支队的行列吧！劳动人民团结万岁！工农政权万岁！”[29]
远东和西伯利亚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华工联合会的活动以及充满革命激情的旅俄华工的陆续回国，这一切都使中国军阀政府极为惊慌，他们除在沿边站卡加紧盘査、对回国华工百般刁难外，还派出重兵分几路赴黑龙江、吉林两省“剿匪”，对游击队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在国内加紧反“过激主义”宣传。
马列主义一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将使整个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1920年，中国南方工人阶级在给旅俄华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当你们回到祖国，并开始在这里，在你们祖国的兄弟中播下俄国革命的种子的时候，这将鼓舞他们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以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将在亚洲的东方实现革命并改造整个世界。”[30]一位俄国白匪将军、高尔察克“政府”的军事部长布特伯格男爵凭他反革命的经验也本能地预见到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一经传到中国，它将在那里为自己的发展找到异常肥沃的土壤。关于这一点，非常值得协约国的先生们好好考虑一下。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将使整个世界为之发抖。”[31]
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她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革命团体团结奋斗，经过了二十八年的流血牺牲，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1919年3月18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他们是“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页”。[32]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不但为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而且在传播十月革命的经验、促进中国东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中苏两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早期接触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8页。
[2]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2页。
[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29页。
[5]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54页。
[6] （苏）乌斯季诺夫：《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党组织（1918—1920年）》。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5—46页。
[7]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6页。
[8] 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另外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34年俄文版，125页。
[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民国十年，48页。
[1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50—51页。参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35页。
[11]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巾国志愿者》（1918—1922年），170、137、138、141页。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民国十年，170页。据苏联档案记载，1921年5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成立了“劳动保护华工联合会”以保护华工利益为宗旨。见（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6页。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中东铁路·俄政变》，“俄政变”112—113页。
[14] （苏）伊·巴比识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3、69页。
[15]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4页。
[16] （苏）别尔西次：《远东共和国与中国》，186页。
[1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民国十年……
[18]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7—68页。
[19] 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57年第11期。中文参见《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20] 《真理报》1925年3月19日，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21]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26页。
[22] 李达：《七一回忆》。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 关于杨明斋，参见《杨明斋调查记》。载《党史通讯》1934年笫3期。
[24]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页。
[25] 《申报》1921年9月10日。
[26] 《申报》1921年11月3日。
[27] 见该报1921年11月17日。又据该报12月16日报导“孙文密使解京”。
[28]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宥》（1918—1922年），47页。
[29]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4、139、142页。
[30]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7页。
[3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4页。
[32]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36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十五 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
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不仅在旅俄华工中成立了群众性的革命团体，建立了一大批红军团队，而且还出现了旅俄华人的共产党组织；不但在地方在红军中建有党的支部，还成立了相应的党中央机构。旅俄华人中的共产党组织在领导华工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组织华工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等许多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它成为旅俄华人群众团体、红军团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外，它在对中国的革命宣传、促进俄共（布）同中国的革命团体尤其是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系、对中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并对早期中苏两国关系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在苏俄的活动是俄共（布）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旅俄华工越来越多地投入俄国的革命事业、政治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精神高涨的必然产物。
首先，当时的苏俄国内，曾经有来自世界数十个国家的革命者，他们也和华工一样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们当中的共产党人都成立了各自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1918年5月，成立了统一的“俄共（布）中央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作为这些外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机关，它的领导人是匈牙利共产党人贝拉·库恩。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于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无疑是一个推动。
其次，当时苏俄政府极为重视旅俄华工中的政治宣传工作。当时的俄共（布）中央穆斯林组织中央委员会设有一个专门的中国组，它同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在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做了大量工作，随着旅俄华工越来越多地参加红军走向战争前线，这种工作愈来愈重要。如1918年10月21日，东方战线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打电报给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会要求给他们送去七千份中文报纸和宣传品。当时一些重要文献也被译成中文在旅俄华人中广泛散发。1919年1月，出版了中文版苏俄宪法一万份；3月又出版了中文本的俄共（布）新党纲草案。1919年2月28日《真理报》《前线生活》栏以《在前线发放报纸》为题报导，1919年1月在东方战线及附近地区发放中文报纸二千七百份。这些宣传品对于那些渴望从俄国革命中得到真理，拯救自己祖国的旅俄华工来说是多么重要，是不难想象的。
俄共（布）的地方组织，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方组织也都设有负责中国人政治工作的机构。例如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中朝组，成立于1919年11月，该组织在当地中国人和朝鲜人中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举办了政治讲座七十次，召开会议六十四次，举行群众大会五次。[1]这些工作对于促进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华工联合会的建立为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旅俄华工作为近代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最先觉悟。十月革命“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下，他们积极参加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们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华工组织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拥护布尔什维克党、拥护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维护华工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宗旨。它真正代表了旅俄华工的利益和要求，成为团结、组织和教育旅俄华工的革命组织。
各地区华工联合会的成立为华人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各地的华工联合会组织中产生了共产党组织。如华工联合会各地方分会所在地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捷林堡、上乌丁斯克、彼得格勒、乌克兰、中央亚细亚等，中国人的共产党支部都相继建立。[3]苏俄人民委员会东方局在给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一封信中指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领土上注册并合法活动的无产阶级组织，在该组织的成员中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出版了中国人共产党组织的机关报《华工》。它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从事宣传工作，同工农政府团结一致。”[4]
第四，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红军中中国人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从而为在红军中建立中国人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到1919年底，红军中大部分中国人部队中都建立了共产党支部。1919年11月3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消息报》在报导11月29日莫斯科中国红军战士集会的消息时说：“部队负责人在报告中透露，在所有的（中国人）红军部队中都有了共产党支部，在一个连里就已经有几十个华人共产党员。部队中广泛普及中文报纸《华工》和中文宣传品。”[5]随着中国人中共产党员的增加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如包其三、单清河、孙富元、任辅臣、韩喜顺、孙继五、张海辰等等，他们成为旅俄华人中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由于华工联合会的成立和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各地方和红军中华人党支部的建立，成立统一的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便提了出来。
1920年6月，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全俄华工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提出成立统一的华人共产党组织。25日，根据大会决议，正式成立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该组织并非是独立的共产党组织，而是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工作。它同贝拉·库恩领导外国共产党支部中央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并没有隶属关系。
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唯一的旅俄华人党组织的中央机构，设在莫斯科以便同中央委员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组织委员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华人共产党组织全俄代表会议，它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此外还制订了组织章程。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团，主持日常工作，就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原则问题同俄共（布）中央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委员会由五个委员和两个候补委员组成，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一个委员叫单贝福，他在国内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时期曾经指挥过一个团；另一个人是孙富元。
地方的华人共产党员基层组织由俄共（布）各省委员会批准。为加强华人党组织建设，中央组织委员会还曾派出五十名共产党员到彼得格勒、叶卡捷林堡、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次克、乌克兰、中亚细亚等中国人居住较多的地区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配合俄共（布）地方组织的工作，还成立了华人党组织的地方委员会，据苏联有关档案记载，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面就设有这样的地方组织委员会，领导人是赵永路。[6]
在国内战争时期，华人共产党员在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组建华人共产党员的支部；在旅俄华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报告会、各种专题讲座和文化学习；组织中国人参加红军；建立华人游击队；组织旅俄华人举行各种集会，发表声明通电等支援苏维埃俄国；并向中国发出通电、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和正在蓬勃兴起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直至派人回国同国内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甚至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
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它举行的会议上曾经讨论有关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在旅俄中国人中开展工作等项问题。据档案记载，该委员会1920年7月31日曾经讨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问题；8月7日曾讨论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10月5日研究加强在鄂木斯克旅俄华人中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问题。[7]
中央组织委员会还同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7月，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申请，派两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一要求得到批准。组织委员会派出两名代表出席大会并拥有发言权，他们参加了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委员会。这两个代表就是刘泽荣和安恩学。7月28日，刘泽荣在第五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支援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今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亚洲已经根深蒂固，正在把它的帝国主义阴谋施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诸岛和南美洲，现在，可以和日本帝国主义豺狼相对抗的唯一力量就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8]
1920年秋，中央组织委员会经俄共（布）中央批准从莫斯科迁到赤塔，以便加强中国人最多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华人党组织的工作。1921年1月22日，中国驻赤塔领事管尚平向中国政府拫告说，此间设一中国工党会，会长、会员半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总部派来，半由当地无业侨民充任，凭藉党劣，任意横行……并用汉文散布共产主义报纸。”[9]
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十分活跃，华人共产党干部配合各级组织在中国人的红军部队中做了许多工作。在东方战线第五集团军政治部设有外事组，负责人是一位捷克共产党员，即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雅罗斯拉夫·加舍克，在他的宣传干部队伍中有一位中国人，名字叫陈章海。外事组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1920年12月，陈章海对华人红军战士中的工作进行了调查，他在国际团中国俱乐部作报告时指出，在中国红军战士中曾经按部就班地举行过各种会议、读报、文化学习、举办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例如，在1920年11—12月间举办了下列题目的集会和讲座：《关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无产阶级反压迫斗争的现状》、《关于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致红军的呼吁书》、《红军作为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任务》等等。
1920年8月，根据布留赫尔的指示，在伊尔库次克组建了远东共和国中朝团，有七百人，其中65%是中国人，后编入第五集团军国际团。该团为培养中国人红军干部设有专门的教官学校，在校学习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有一百六十三名（还有数字说光是中国学员就有二百人）。学员们每天一小时的政治课，二小时识字课，一小时政治教育，团里还设有图书馆。此外还成立了文化学习小组，常常举行有关中国的座谈会，如：《为什么东方工人生活苦？》、《东方一周大事》、《现在的战争是为什么进行的？》、《红军是干什么的？他保卫什么？》等等。1920年9月第五集团军政治部在―份报告中指出：该军中朝团普遍成立了学习小组，每天学习俄语，还准备把一些懂俄语的同志送党校学习。
这种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六百三十名中国红军战士中就有一百二十人成为共产党员。该集团军政治部的教员张振海在报告中指出，国际团的中国战士“实际地表现出他们对俄国的忠诚，为保卫俄国不受敌人的侵犯他们参加了很多次战斗”，他们要求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以便“在回到祖国以后成为革命的传播者和承担者。”加舍克在国际主义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他的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宣传活动，还出版了中文报纸。1921年第五集团军政治部和东西伯利亚军区政治部合并，后在该军成立国际党校，参加学习的有中国人、朝鲜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中国学员有六十人。[10]
在各地方中国人的党支部也普遍建立，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华工联合会活跃的地区，党的活动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1920年7月12日，伊尔库次克的中国公民二千人举行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言的除了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代表布鲁曼、第五集团军政治部代表加舍克之外，还有中国公民代表巴泰、华人共产党员代表刘耀、陈章海、瓦巴塔，及来自莫斯科华工联合会的代表姚森。发言的题目有：《中国和世界革命》、《华工联合会的组织》等。他们都强调指出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必须联合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还谴责中国北方军阀政府的亲日政策。最后大会作出下列决议：“我们，居住在伊尔库次克的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听取了讲演者们的报告后，对日本强盗干涉中国的事务表示我们强烈的抗议。我们完全信赖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希望中国政府同苏俄结盟。只有这种联合才能把中国从日本、英国和一切外国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伊尔库次克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斯柳迪杨卡车站的华工们也成立了党支部。他们在1920年5月通过了一项决议：“从中国工人中选举出一些同志，与当地的俄共（布）组织取得联系，使我们加入一个共同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家庭。”大会最后选出周兴寇同志为主席，冯金山同志为副主席，朱柏林为书记，委员有尹山、王福、门振昌；
1920年5月，上乌丁斯克的华工举行集会通过决议成立共产党支部。决议指出：“俄国工人农民同志的事业就是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我们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并同上乌丁斯克的俄共（布）委员会保持完全的一致，以便共同进行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1922年6月初，赤塔切尔诺夫斯基矿山的华工也举行集会，出席会议的有五百人。俄共中央远东局的布洛茨基同志致欢迎辞，远东工会理事会中国部主席宋同志讲了话。远东局少数民族科科长南满群同志作题为《中国内战和中国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的报告；李发清同志作了《论中国当前形势》的报告；霍吉亮同志作了题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者小组》的报告；华林同志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报告；宋同志作了《关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和本次集会的意义》的报告等等。[11]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华人党支部中，最活跃的是阿穆尔地区的华人支部。由于当地华工联合会成立较早而且影响极大，从而给华人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阿穆尔省解放后，布拉戈维申斯克最先成立了华人党支部。据中国档案记载，当地华人“充当党员，一切花销，皆该政府支给，到处演说，鼓吹共产主义，并散布共产主义之报章、杂志，前者名为中国社会共产党，今者改称华工联合会，到处设立支部，专以传布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12]1921年9月驻乌苏里斯克（即双城子）的中国领事在呈文中报告说：“……其最令人注意者，伯利华工投入共产党者甚多，设立机关，发行报纸，鼓吹华工入党，伸张势力……将来难免不来此间滋生事端，非有武力恐难取缔。……除求政府发兵保护或派重兵驻虎林县防范外，别无良策”。[13]
在当地华工联合会及华人共产党支部建立的基础上，为了便于领导，当时的俄共（布）远东局和俄共（布）阿穆尔省委都先后成立了中国部。档案记载，阿穆尔省的华人党组织从成立之曰起就确定该组织的最迫切任务：1.组织中国工人、农民参加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2.在中国青年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3.同华工联合会保持密切的联系；4.印发传单在当地中国居民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为实现上述任务，华人党组织在华工中开展各种活动：举办报告会、讲座，召开座谈会和情况交流会，出版中文报刊和书籍，派人到华人居住区和红军中华人连队驻地进行政治宣传。据档案记载，1920年6—7月间，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华人党支部每天都派人到附近的阿斯特拉罕诺夫卡村，去给驻在这里的第一阿穆尔革命团中国连的战士们读政治消息通报。
1920年6月22日，这个中国连的战士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决议：决心为支持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血，因为我们中国公民拿起武器去帮助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选举的政权，这是由于我们看到，俄国无产阶级打开了全世界的眼界，使他们投入反对资本的斗争，只有这时整个地球才能得到真理与和平……我们感谢波洛特尼科夫、舒伊·列别杰夫、费多罗夫、科西钦和龚金清等同志的报告和启迪，因为我们从这些报告中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14]
阿穆尔省的华人党组织除了在当地定期收到全俄华工联合会的报纸《华工》和俄共（布）远东局中国部出版的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外，他们自己还出版中文报纸《共产主义之星》、《华工实报》以及各种中文书籍等印刷品。《共产主义之星》自1920年5月起每月出三期，每期五千印张。据不完全统计，阿穆尔地区从1920年5月5日到11月1日，华人党支部共散发各种中文呼吁书、传单二万三千份，中文小册子五千本，《共产主义之星》报五万八千份。他们还利用各种集会、讲座和报告会广泛进行宣传，为了培养中国人宣传干部，还成立了各种训练班和学校。[15]
旅俄华人党组织的活动在旅俄华工中掀起了更大的革命热潮，他们不但派人同各地游击队联络，而且新组织了许多支游击队。远东共和国成立以后，要求加入人民革命军的中国人迅速增加。据人民革命军外事处处长亚历山德罗夫报告，他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开始在伊尔库次克到奥那霍依站之间的外国工人中开展工作，“在中国同志、朝鲜同志和穆斯林中间成立外国人党支部。”他们积极要求加入红军，由于要求登记的人太多而不得不停止登记工作。[16]
华人党组织的活动使中国军阀政府十分恐慌，他们多次要求苏俄政府取缔这些组织。当地的中国外交官还多次向上司报告有关情况，如1921年10月9日，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程福庆报告说：“查前有华人刘潜、宫甲宸、纠合华人不良分子，在阿省设立中华社会多数党，刊发社会星报，鼓吹共产主义。”不久又“将中华社会多数党改名华工协会，以宫甲宸为会长，并有俄共产党人数名主持一切，发刊华工实报，籍名保护华工，仍鼓吹共产主义，”并称“华工协会实系俄共产党之支部。”他在上述报告后面还附寄“华工协会刊发报纸三种”。1921年2月4日，程福庆致阿穆尔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公函中转引军阀政府外交部的电文说：“阿省社会党召集中国各处匪徒，往各处安设支部……，”他惊呼“俄岸上自齐都（即赤塔、下自伯里（即哈巴罗夫斯克），约有二千余人”。[17]不论这个数字确实与否，但至少说明华人共产党组织活动规模之大。
在长期艰苦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华人党员干部，他们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系旅俄华人的纽带和桥梁，成为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红军团队和游击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种情况在远东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里的无数支游击队几乎都有中国人共产党员担任组织领导工作。
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孙继五于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在俄共（布）滨海省委工作，后来当选为哈巴罗夫斯克华工联合会主席。1921年初他奉俄共（布）远东局的指示同王宝贵等同志一起开始组织大型中国游击队的工作，他们多次到各地进行组织和收集武器。
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有无数华人共产党员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生命，其中很多人牺牲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也有许多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如张玉川、费多罗夫、王兴山、徐作信（又作徐作新，俄国名字叫扎哈罗夫）、李树堂、布拉戈维申斯克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潜、舒曼诺夫斯基金矿华工联合会主席廖凤起等。[18]
旅俄华人的共产党组织在当时还成为中俄两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相互联系的媒介和桥梁。当时中俄双方的共产党人都有这一愿望，就俄国方面说，国内战争开始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极端危险的形势之下，国内白党叛乱遍及全国，东西阻隔，帝国主义干涉军四面包围，再加上工农业生产破坏，发生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1918年8月1日列宁委托齐切林致函孙中山，指出“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19]为此列宁曾经提议是否可以从旅俄华人中派人去中国以便直接同孙中山联系。[20]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告中国人民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声明中国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他们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再次致函孙中山，除表达对孙中山的敬意外，还建议恢复两国间的商业关系。大约就在这前后苏俄政府和共产党开始了同中国革命组织和孙中山建立接触的工作。
但在当时由于苏俄政府初建，国内战争激烈，中俄交通及人员往来几乎断绝，苏俄政府和俄共（布）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尤其不了解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
十月革命之后，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正在苏醒。中华民族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本民族历史上空前巨大的耻辱和灾难，为了拯斯民于水火，中国人中的无数先进分子含辛茹苦学习西方，但都碰了壁。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又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亦均惨遭失败。他幻想依靠军阀势力搞革命，又被排挤。1918年5月，孙中山不得不离开广州去日本，不久回到上海，住在环龙路（现在的南昌路）六十三号寓所中〈后迁莫利爱路——即现在的香山路）。这时，孙中山虽然认识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但是对中国革命如何向前发展，革命应依靠什么力量仍认识不清，孙中山处境孤立，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这位为革命奔走三十多年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仍然没有灰心，他决意闭门谢客、潜心撰写《建国方略》，以“启发国民”、“唤醒社会”，“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
就在孙中山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巳经诞生。他们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活力，冲破反动政府的重重阻挠，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进步报刊和社团如雨后春笋。1919年5月4日，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爆发了空前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这次以抗议巴黎和会对日外交失败为导火线发生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无疑对正在远东同日本干涉军作战的苏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支援。苏俄人民热烈欢呼五四运动的爆发，1920年2月8日，参加远东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苏俄大学生向全世界学生发出呼吁书，写到：“我们向中国大学生们伸出友谊之手，他们是捍卫自己祖国主权的先锋，他们正在同践踏人民意志的外国势力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21]当时旅俄华人团体也打电报给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苏俄政府和第三国际十分重视。据有关回忆录记载，他们正是在接到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方面的电报之后，才知道中国“曾经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22]于是第三国际东方局决定由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指派维经斯基率领一个小组来中国。任务是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小组成员除维经斯基夫妇、马马耶夫夫妇、波林之外，还有旅俄华人共产党员杨明斋。[23]
杨明斋（1882—1931），又名杨好德，山东省平度县人。1901年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谋生，曾在当地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兼记帐员。他十分同情当地华工的悲惨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这期间，他曾被俄共（布）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从而使他最终在理论上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久他被派回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春，杨明斋奉俄共（布）党组织之命作为维经斯基的助手、翻译和向导回到祖国。
回国后，杨明斋多方联络使维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面，并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期间，杨明斋由俄共（布）党员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此外，杨明斋还积极参加《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的出版工作，他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并亲自担任校长，培养和选送大批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这些人大约从1921年前后陆续从海路或陆路分批去苏俄，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任作民、何今亮、许之桢等等，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强战士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杨明斋还负责维经斯基来华之后在上海创办的“俄华通讯社”的工作，并积极投身于上海的工人运动。1921年初，杨明斋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去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东方局汇报情况。同年6月，又和张太雷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他们是最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两个人。
苏俄政府及俄共（布）来华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也由此开始。大约1920年秋，维经斯基会晤孙中山，此后马林、加拉罕、越飞、鲍罗廷等人先后来到中国并均曾与孙中山会谈。据记载，在会见维经斯基时，孙中山认为“广东的地理位置不允许我们同俄国接触”，他设想是否可以“在东北或海参崴”设立强有力的电台，使苏俄能与广州建立通讯联络，他还表示希望在中国南方取得军事胜利，在中部、北部发展革命运动。[24]由此可见，孙中山确有在中国北部联合俄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想法。
至于孙中山除了同维经斯基等人接触之外还采取了哪些步骤在东北地区同苏俄或远东共和国联系，我们从当时的报刊中看到一些零星的报导，如当时的中国报纸确有孙中山秘密派人赴苏俄的报导，如“孙文派宫雁臣等赴三省勾结胡匪，并联络韩党密图起事；”[25]“孙文勾结韩人在俄暗设机关，扰我边境，希图牵制三省兵力，以为南方用兵活动之计，”[26]这同孙中山在北方开展革命运动的想法至少是相吻合的。《盛京时报》更有消息说：“一月以前，孙派有密使约二十余名，以重大使命自南北上，其后一行消息杳然不闻。今者吴督军部属忽接张巡阅使命令捉获，该密使等于哈埠捕获，既经黑龙江官宪严重审讯，其结果孙文对赤政策暴露，除押收其各种文书外，内幕真意概行明了，旋即呈报张巡阅使，实为张使方面参考南方对北政策之好材料者也。更闻张使对于该密使特令宽大待遇，并使宣达张使对于孙文并无敌意，嘱其转达孙文万勿再于此时在中国境内为国际的X（原文不清）乱，且云今日断不可与极东政府为政治的联络，复使彼等宣誓后于数日前将一行放还”云云。[27]苏联有关档案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20年俄共（布）旅俄华人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曾派出十名华人共产党员回国；该委员会在1920年的一份简报中也曾提到派一名党员回国同孙中山本人取得联系。[28]我们在前面曾说过，远东华人游击队的著名领导人孙继五也曾经派人和孙中山联系，并在他的同意之下在东北进行游击战争。
大约从1919年以后，文献中关于回国华工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的记载多起来。如1919年初有人报告：“近日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鉴于上述情况，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就该问题进行协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已有几名宣传员被逮捕，司令部派出大批密探对部队进行监视，邮局和电话局实行严格检査，齐齐哈尔和吉林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还有记载说，在1919年东北各地出现了许多支游击队，匈牙利共产党员阿尔曼德·缪勒尔曾经作为哈尔滨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代表加入当地的游击队，他回忆说，这些游击队大都是在孙逸仙拥护者们的领导之下。他们对俄国布尔什维克说：“你们在俄国为全世界劳动者指出了通往解放和自由的道路，我们将向你们学习并以你们为榜样在我们中国继续这一事业。”他们还同阿穆尔地区以及滨海省地区的中国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参加远东反抗白匪军和外国干涉军的战斗。1922年底，还出现了“北满起义革命支队临时苏维埃”的组织，统一当地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该组织1922年10月1日散发一份呼吁书写道：“团结就是力量！要向俄国劳动群众看齐！工人农民同志们！起来，从长期的昏睡中醒来吧！……为同卖国贼张作霖和日本横逆作斗争，为重建劳动人民的政权，请加入我们起义革命支队的行列吧！劳动人民团结万岁！工农政权万岁！”[29]
远东和西伯利亚华人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华工联合会的活动以及充满革命激情的旅俄华工的陆续回国，这一切都使中国军阀政府极为惊慌，他们除在沿边站卡加紧盘査、对回国华工百般刁难外，还派出重兵分几路赴黑龙江、吉林两省“剿匪”，对游击队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在国内加紧反“过激主义”宣传。
马列主义一旦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将使整个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1920年，中国南方工人阶级在给旅俄华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当你们回到祖国，并开始在这里，在你们祖国的兄弟中播下俄国革命的种子的时候，这将鼓舞他们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以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将在亚洲的东方实现革命并改造整个世界。”[30]一位俄国白匪将军、高尔察克“政府”的军事部长布特伯格男爵凭他反革命的经验也本能地预见到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布尔什维克主义一经传到中国，它将在那里为自己的发展找到异常肥沃的土壤。关于这一点，非常值得协约国的先生们好好考虑一下。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将使整个世界为之发抖。”[31]
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她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各革命团体团结奋斗，经过了二十八年的流血牺牲，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1919年3月18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在留居俄国的外国人中间进行了宣传和鼓动，组织了许多外国人团体”，他们是“俄国共产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页”。[32]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不但为苏联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而且在传播十月革命的经验、促进中国东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中苏两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早期接触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8页。
[2]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2页。
[4]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29页。
[5]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154页。
[6] （苏）乌斯季诺夫：《苏维埃俄国的华人共产党组织（1918—1920年）》。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5—46页。
[7]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6页。
[8] 李玉贞：《关于参加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另外参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34年俄文版，125页。
[9]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民国十年，48页。
[10]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50—51页。参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35页。
[11]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巾国志愿者》（1918—1922年），170、137、138、141页。
[12]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民国十年，170页。据苏联档案记载，1921年5月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成立了“劳动保护华工联合会”以保护华工利益为宗旨。见（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6页。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中东铁路·俄政变》，“俄政变”112—113页。
[14] （苏）伊·巴比识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3、69页。
[15]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4页。
[16] （苏）别尔西次：《远东共和国与中国》，186页。
[1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院编印《中俄关系史料 一般交涉》，民国十年……
[18]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67—68页。
[19] 苏联《国际生活》杂志1957年第11期。中文参见《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载《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20] 《真理报》1925年3月19日，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
[21] （苏）伊·巴比切夫：《在远东参加国内战争的中国朝鲜劳动者》，26页。
[22] 李达：《七一回忆》。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3] 关于杨明斋，参见《杨明斋调查记》。载《党史通讯》1934年笫3期。
[24] 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页。
[25] 《申报》1921年9月10日。
[26] 《申报》1921年11月3日。
[27] 见该报1921年11月17日。又据该报12月16日报导“孙文密使解京”。
[28]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宥》（1918—1922年），47页。
[29]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4、139、142页。
[30]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1918—1922年），47页。
[31] （苏）尼·波波夫：《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44页。
[32]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36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