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English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
2009-06-01 13:38:00 来源:书摘 李新 著 陈铁健 整理 我有话说
李新
在“三反”运动中,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鲍建章
就一直给他做总务工作。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和郭沫若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后来被捕,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暴动,以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担任宣传部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随后还把聂真从“革大”调到“华大” (华北大学)任教务长,以加强华大的领导。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们的成份大多在中农以上,土改、整党时有些人还挨过整。不过从此以后他们更加“老实”了,更加工农化,更像工农干部。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而“革大”来的则被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就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因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却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不表态也就罢了,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这样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他各部门都更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整天在那里骂娘。 “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谁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了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 “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
(摘自《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定价:39.00元)
胡锡奎和成仿吾间的矛盾
2009-06-01 13:38:00 来源:书摘 李新 著 陈铁健 整理 我有话说
李新
在“三反”运动中,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了。人民大学的前身是华北大学,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陕北公学。从陕北公学起,成仿吾一直担任校长,鲍建章
就一直给他做总务工作。成仿吾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和郭沫若都是中国新文学界的名人,以后又参加革命,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创办了陕北公学,后来到敌后晋察冀边区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和边区的参议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校长都是吴玉章)。因此,成仿吾在中国文化教育界是颇有名声的,但中央对他并不十分重视。毛泽东,特别是刘少奇认为他政治上不强。
胡锡奎是中共早期的党员。大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回国后担任过京津唐市委书记。后来被捕,关进了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曾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抗战开始后,领导过著名的冀东暴动,以后在中共晋察冀分局担任宣传部长、社会部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热河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华北局党校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办华北革命大学时被任命为实际负责的副校长。他在总结“革大”的经验中说:“课堂就是战场”。毛泽东认为他把“革大”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经验总结得很好,批发给全党学习。随后还把聂真从“革大”调到“华大” (华北大学)任教务长,以加强华大的领导。人民大学成立后,中央任命胡锡奎为党组书记,当第一把手,就是认为他政治上比成仿吾强,可以做吴玉章的得力助手。
胡锡奎调人民大学时,从“革大”调来一批老干部(抗战初参加革命的三八式干部),作为人大的骨干力量。他们大多数在解放区做地方工作,参加工作前多半是本地的中小学生,八路军来了,便参加了抗日工作。因为和本地农民熟悉,在战争和土改中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所以人们都把他们看做工农干部,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们的成份大多在中农以上,土改、整党时有些人还挨过整。不过从此以后他们更加“老实”了,更加工农化,更像工农干部。他们到人民大学后,与原来“华大”的干部作风大不相同。
从“陕公”到“华大”的这批干部,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较多。被人们称为“洋包子”,而“革大”来的则被称为“土包子”,“洋包子”和“土包子”之分由来已久,在延安时期就已存在。整风审干,倒霉的多半是“洋包子”。在文艺界,“大、洋、古”早已成为批判的对象,“洋包子”早就吃不开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包子”吃香,已是普遍现象。开办人民大学,请来大批苏联专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苏联专家是洋人,思想作风当然很洋化。要把“人大”办成新型的正规大学,土办法显然不可能。要学俄文(洋文),学马列原著,学专业知识,对“洋包子”说来,比较容易,“土包子”就比较困难,甚至望而生畏。至于和苏联专家在一起,说洋话,吃洋面包,唱洋歌,跳洋舞(而不扭秧歌),“洋包子”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土包子”就显得生疏了。总之,解放区长期存在的土洋矛盾,在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时更加发展了。
胡锡奎和成仿吾之间的矛盾,“华大”干部和“革大”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是这一矛盾的某种反映。到“三反”运动,这一矛盾的发展就更为尖锐化。照“文革”时期的说法,可以称之为“派性”发作,但它与“文革”时期的大不相同,就是这个时期的“派性大发作”,恰恰表现为严重的派性因被故意地压抑着,而表现为“派性不发作”。
谁都知道,鲍建章这位老红军,从“陕公”就跟随成仿吾,一直到人大。此人艰苦朴素,毫无贪污浪费。说他保守,人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抗战时期的慰劳品保存到解放战争末期才用,但要说他贪污,那谁也不会相信,因为没有任何迹象。对于张敬发,人们也是这样看待的。成仿吾对他们两人,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但在“三反”运动中,他为了怕别人说他偏袒“华大”的干部,也就是说怕人说他有“派性”,他明明知道鲍建章和张敬发都没有贪污,也不会有贪污,但却不肯为他们说一句好话。当调查人员去向他作调查时,他不说好话、不表态也就罢了,反而向调查人员说:一个人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好人可以变坏,坏人也可以变好。这样一来,那些对鲍、张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增加怀疑的分量。后来把张敬发打成大贪污犯,送进监狱,其责任虽然不在成仿吾身上,但成仿吾怕沾上“派性”的态度,实在起了不好的作用。
和成仿吾一样,胡锡奎也明明知道刘一心没有贪污。但他对调查人员说:刘一心用了白总工程师,和那么多的私商来往,应该严格追查!这种官腔,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正把白总工程师作为全国最大贪污犯来打的时候,等于火上加油。何况人们都认为刘一心是“革大”来的,而胡校长也都对他这样怀疑,可见这个大老虎没有打错。这也是“不发作的派性”起了坏作用。
胡锡奎和成仿吾的矛盾,不仅使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特别是打老虎出了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前,他们两人争着管事情,虽然使工作有困难,但总还能正常运行;现在,两人都撒手不管了,学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我们纷纷向上级反映,希望能及时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使党中央创办的这所新型大学受到太大的损失。
中央很重视我们的反映,决定由安子文来解决人大的问题。安部长要人民大学党组开会,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请有关部门都派人来参加。这一回的党组会(实为党组扩大会)开的次数很多,时间也拖得很长,详细的情况已记不清了。但其中一次会议我是毕生难忘的,至今记忆犹新。
这次党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已是“三反”运动的末期了。地点是总顾问的办公室,参加的人都是党组成员,没有扩大,也没有缺席的,吴老也出席了。上级来参加的,中组部是安子文部长,中宣部是副部长胡乔木,中直机关党委是书记龚子荣,钱俊瑞和范长江似乎没有参加。由于会议的内容是解决胡、成矛盾,所以他们两人一直是挨批的对象。在上几次的会议中,我们党组成员都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因为我们对胡、成平时都是很敬重的,所以我们的批评虽说很严格,但并没有火气。今天该轮着领导人讲话了,大家都非常重视。安部长在讲话前先请吴老讲话。吴老推辞了。随后,安子文、龚子荣、胡乔木对胡、成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胡乔木因批评成仿吾时,羞辱备至,声色俱厉。情绪失控,竟自伤其身,当场引发胃出血,被送往医院。胡住了医院,从此留下宿疾。党组会对胡、成的批评告一段落。随后胡、成表态,他们早已熟悉党内斗争的一套。在发言时诚惶诚恐,对所有人的批评都表示诚恳地接受。于是,这一次漫长的党组会终于“胜利”地结束了。
中央在得到安子文的汇报后,认为胡、成的矛盾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成仿吾被调到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当校长。显然,在这一场斗争中,胡锡奎得到了胜利。可是,对人民大学来说,本来就对正规大学是外行的领导从此更加外行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政治挂帅,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必然如此。对教育工作来说,其损失比其他各部门都更为严重。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吃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依然落后的苦果。
成仿吾调离人民大学,人民大学的“三反”运动在无限凄凉(特别是对原“华大”的干部)的境况下结束。学生们对运动早已没有热情,大多数学生埋怨耽误了功课,有的工农干部是脱产来学习的,现在因为功课格外紧,他们赶不上,整天在那里骂娘。 “大老虎”如张敬发被关进监狱里去了,刘一心挨了无数次的斗争,他和白总工程师究竟是不是“大老虎”也无法落实。许多被当成“老虎”挨打的也都摆在那里,成为悬案。打虎队的威风没有了,过去神气十足的打虎队员现在在人群中很孤立、很狼狈。各单位都因运动而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有的甚至变成仇恨。我虽然对给我贴过大字报、提过意见的人毫不在意,但他们却耿耿于怀,怕我报复。其实,我对谁提意见,提了些什么意见,当时就不甚了解。就是了解了很快也就忘了,但他们一直记在心里。
“三反”运动,在我的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好的。可是,现在有些人一直在写文章歌颂它。他们说:要消除腐败,就得发动“三反”那样的运动。毛主席发动“三反”运动是非常英明伟大的。我怀疑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打虎队员,甚至是打虎队长。要不然,就是他们太不动脑筋了。试想:毛主席一生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啊! “三反”运动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从未停止,而且越来越大,直到“最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搞运动能使中国富强的话,中国就不会再说什么贫穷落后之类有损自己形象的话了。
(摘自《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