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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陈立夫主导，联苏联共抗日（上）
3 年前 · 来自专栏 中国抗战史
抗战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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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陈立夫主导，联苏联共抗日（上）
笔者整理编写了1935-1937年，国民党联苏联共抗战始末；旨在还原这段历史完整的真相。谢谢中央党史专家李蓉、叶成林老师《第二次国共合作史》，本文超过一半史料，来源于这两位老师作品。还有杨天石老师，杨奎松老师，刘维开老师的实事求是！
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如实记述了这段历史，史料之细致严谨，令笔者敬佩。希望能让更多国人，看到历史真相！而不是躺在博物馆里，中国只需要一本历史书-实事求是！
一.史料来源
李蓉、叶成林：《第二次国共合作史》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
《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原件
《事略稿本》，中国台北国史馆
《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93版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9年版
注：对文革史感兴趣的史友，推荐这两本史料。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
《周恩来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曹锡珍：《中苏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1年出版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王明：《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
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中国民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会员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吕振羽：《南京谈判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版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国共关系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版
杨圣清：《中国共产党谈判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05年版
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口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编》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1985年版
《顾维钧回忆录》
国士-黄郛
1933年长城抗战，国军惨败；国民政府被迫签署《塘沽协定》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蒋介石支持，国士黄郛先生殚精竭虑下；采取由地方代中央签署，国民政府拖延或不执行的策略；使之变成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避免国民政府承认所谓“满州国”的耻辱；为国军全面对日备战，赢得了四年的宝贵时间。
遗憾的是，黄郛先生因此再次替蒋背上汉奸骂名；不久引咎辞职，1936年含恨离逝。国民政府的“不配合”很快引发侵华日军更疯狂的侵略，1934年所谓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成立；1935年河北事变，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何梅协议》；日军全面入侵河北。
一．蒋介石改变内外政策，联苏抗战成功
1935年，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内部，已经意识到仅靠自身力量无法阻挡日军全面侵华。蒋介石决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寻求联苏联共；共同抗日。1935年冬，国民政府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苏联，中共人员秘密接触。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国民政府早在九一八事后之后，就寻求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压；以收复东北，但是国联的施压并未对日本的侵华造成实质性阻击。
1932年5月，国民政府与苏联政策开始进行恢复邦交谈判；6月，参加裁军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曾提出缔约问题，但苏联方面反应冷谈。同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首席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委员李维诺夫互换复交文件，并在日内瓦正式对外宣布 ：中办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国驻苏大使即为颜惠庆，但仍未缔约。中苏复交后，由于存在政治，外交等矛盾；在加上日本从中作梗，两国关系发展缓慢。
王明
1935年1月22日，苏联将中国中东铁路主权公然卖给所谓“伪满洲国”，严重破坏了中苏关系。但为了中国抗战大局，蒋介石决定积极改善中苏关系；同年10月中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时；给蒋介石带来两个苏联方面重要消息：1.苏联政府曾向其表示愿支持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 。2.中共领导人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国共两党应团结一致，联合抗日主张。蒋介石遂开始行动。
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兹夫会谈。提出中国需要苏联提供军需品，可通过新疆运输。1935年11月9日，苏联外务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告鲍格莫兹夫:同意向国民政府同售军售品。1935年12月，陈立夫即受蒋介石密令，绕道欧洲秘访苏联，以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遗憾因湖南军阀何键向日本告密，被迫中途折回。
经过双方积极的联系，终于在1937年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签约也成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内外主和派反对；坚持对日全面抗战最重要原因。1937年11月21日，首批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抵达南京；第二天即投入南京空战。伟大的苏联援华抗战开始啦！
蒋介石与CC系（左为陈果夫，右为陈立夫）
二.陈立夫策划，国民党寻求与中共秘密接触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内外政策重心将由“剿共”转向抗日决议。同时，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如《积分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国防之经济建筑案等》。另外国民党也没有提及“剿共”“反共”“攘外必先安内”字样。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
会上蒋介石强调：“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快线对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斯以真诚决意，转捩时局，务达自立自存之目的。”而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领导人王明也注意到了国民党在五全大会上的变化。
会后国民党中央开始从不同渠道秘密与中共取得联系；主要秘密渠道有四条：一.宋庆龄，董健吾渠道；二.谌小岑，左恭一，张子华渠道；三.邓文仪苏联渠道；四.谌小岑，翦伯赞渠道。蒋介石安排陈立夫负责，陈则将此重任交由亲信，时任铁道部次长曾养甫。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者-曾养甫（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
1935年10月，曾养甫又转任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执行。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曾加入周恩平领导的觉悟社；与周恩平，邓颖超都有一些关系。另外谌小岑还与不少左翼人士保持良好往来。很快，谌小岑便与翦伯赞，左恭见面商议。
翦伯赞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长覃振秘书。谌小岑表明国民政府欲与中共和谈，联合抗日的意图。翦伯赞首先提议，释放一二名共产党为此事奔走。但曾养甫考虑到风险及绝密性，拒绝此提议。之后翦伯赞又提议，邀请北平自由者大同盟书记，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商议；他有不少共产党学生。得到了曾养甫同意，谌小岑当即写信给吕振羽，在信内表明了国民政府联共抗日的诚意。吕振羽明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红色教授”之称；实际上吕振羽负责的北平自由者大同盟书记为中共北平市委外围组织，不过当时他并未入党。
红色教授-吕振羽
吕振羽收到信后，向中共北平市委苹果宣传部长周小舟请示。周小舟认为事关重大，便立即与中共北平市委，中共北方局商议。决定积极响应国民政府联合抗日的号召，由周小舟，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政府联系。由中共华北联络局直接领导，并经过陕北中共中央核准同意；但必须要确认国民党方面由谁主持？！1935年11月，吕振羽到达南京。当晚，即由谌小岑陪同下；前往曾养甫家中秘谈。对于吕振羽疑虑，曾养甫表明此次谈判由宋子文主持；陈立夫全盘负责。吕振羽当即致函周小舟，要他速来南京。
中共中央北方局获悉此事，十分重视；1936年1月，周小舟前往南京与吕振羽研究谈判一事。周小舟提出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国共谈判两点条件：一.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吕振羽将作为中共代表，继续留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吕振羽遂即向谌小岑提出保证中共人员往来安全，通讯自由要求，曾养甫表示同意。周小舟便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开始面谈。至此，国共两党终于时隔九年后；开始秘密接触。
三．曾养甫，翦伯赞渠道建立，国共开始秘密接触
不久，周小舟，吕振羽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订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权威，赞成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周小舟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列的十大纲领提出要求，并强调国民党方面应首先做到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在这次接触中，中国国民党为表示诚意；首先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及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书面意见中，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意三项：1.协助国民政府联苏；2.红军接受改编，苏维埃接受改制；3.帮助蒋先统一中国，后抗日。而国民党方面提出改编改制及 “统一”至国民党军队和政权中的构想。遭到中共代表的强烈反对；此次接触至1936年1月下旬结束。
周小舟回北平后，吕振羽仍南京与曾养甫等谈判。谈判中，曾养甫又提出四项条件：1.停止土地革命；2.停止阶级斗争；3.停止苏维埃运动；4.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周小舟指示吕振羽回应：1........为战胜日军，加强国内团结，我党将实行战时阶级体制；2.中国国民党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将暂停土地革命。3.中国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但不得改变工农民主政权性质，并以之作为全国民主政权的示范。4.在组成国防政府的情况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问题将不存在。
双方就国共合作条件，陷入激烈拉锯战。1936年2月初，中共北方局第二次到达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会谈。周小舟带来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中共最高领导人名义写给曾养甫的信件，还有刘少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关于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信中表明了中共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同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六项要求：1.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士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2.由各党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策和抗日联军；3.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4.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5.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6.划定地区给中共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 ，待机出发抗日。
由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亲笔信件，国民党方面相当重视此次会谈并决定正式向中共代表提出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四项条件为：1.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2.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3.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4.希望共产党领袖来南京共负政治之责任，并实现外交联俄。
1936年5月15日，曾养甫，谌小岑分别给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中央最高领导人等复信。谌小岑给周恩来信中写道：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之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系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发动此一战事耳……欲求避免国内之矛盾，最好能另辟新土。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自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所主张也。对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所提条件，毛泽东当时评论：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1936年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中口授四项办法。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项要求，由谌小岑记录转吕振羽。四项办法：1.中国国民党欢迎中共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中共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国民党中央军同等待遇；3.中共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4.中共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在日本政府支持下逼蒋下台；但遭到国内外反对失败）。国民党方面改变了之前提出的谈判的条件，并表现出更加积极态度。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吕振羽表示，为方便谈判；建议中共方面派代表到南京谈判。于是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第三次赴南京谈判。
1936年6月下旬，周小舟到达南京。带来新的4条对案：1.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共确认立即发动抗日保卫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国民政府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致反日的外交。2.在国民党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中共方放弃对国民党的敌对行动，国民党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3.中共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中共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民政府与抗日联军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国民党决定第一条各项政策时，中共方赞成国民党在国防政策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4.中共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中共也不要求国民党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周小舟与谌小岑经过几天交换意见，共同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草案》送蒋介石，陈立夫。这个谈话记录共五条：1.中共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2.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3.中共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国民党方在接受此提议；但中共须承认国民党方之主导权，中共方代表认为国民党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又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4.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国民党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中共方停止反国民党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国民党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中共方组织，及逮捕中共方人员与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国民党方权力范围以上，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中共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方一致抗日。5.双方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际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中共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周小舟还和曾养甫进行了正式谈判；谈判时，谌小岑和吕振羽也在座。周小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条件，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关于国防政府问题，周小舟说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可以考虑，但必须由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各军代表组织战时民意机关，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这才能考虑，也不能承认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国民党必须保证在军需供应，防区划分和作战分配等方面一视同仁，不得有任何歧视。曾养甫表现，这些都可以保证，但必须服从最高统帅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调谴。曾养甫还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可以开赴察绥边境一带驻防，待机东进，但不得干预地方政府事务。周小舟考虑到察绥一带背靠蒙古，未尝不好；由此东进可以挺入东北，开辟抗日战场。所以对曾养甫这一项提议未表现异议。但他断然拒绝了曾提出的南方各省游击队由各省分别指定地区集中的意见。于是，曾不得不改变意见：指定路线，让南方各省游击队北上和主力红军会合。谈判中，周小舟要求国民党保证北上部队的要求，不得中途截击。曾养甫答应不成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周小舟要求凡是共产党罪名或抗日爱国罪名关进监狱的应一律无条件释放。曾养甫表示同意，但要中共方面提供名单。
在此次商谈中，国共双方代表就领导权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曾一度使会议陷入僵局。曾养甫提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共产党现在不要搞马克思主义，应与国民党一道实行三民主义；将来搞社会主义革命时，共产党再去单搞马克思主义......过去国共合作国民革命，都是奉行三民主义的。周小舟反驳到：过去在广州时代，武汉时代，三民主义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不要三民主义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斗争，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曾养甫回击到：有很多共产党策动的阶级斗争，有时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的。
吕振羽见火药味渐浓，立即打断双方的争论。在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为得到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六项要求的肯定性答复，吕振羽又同曾养甫谈了五六次。双方就国防政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问题，给爱国人民以自由及民主权力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进行了讨论。经反复协商，谌小岑起草了《协定条款》草案，试图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以尽快达成协议。《协定条款》草案内容如下：1.国民党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2.中共方如同意国民党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国民党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3.国民党方在中共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原则时，即刻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4.国民党方在中共方决意接受国民党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之原则下执行：1）抗日民族革命之民族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2）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取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3）苏维埃政权取消苏维埃之独立于中央而言，其地方组织可适当保留；4）中共方之表示可与国民党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谌小岑所起草的《协定条款》草案，相比较双方谈判之初；均出做出较大让步；但仍未获得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接受。
两广事变主谋：陈济棠，李宗仁
因此，陈立夫亲自修改新的草案主要含四项：1.国民党方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2.中共方如同意国民党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之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3.国民党方在中共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上，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4.国民党方在中共方决意放弃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国民党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承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中国国民党上述条件，仍由谌小岑于7月4日分别递交给周小舟，张子华，由他们转送中共中央。由于谌小岑交给张子华时未说明此为中国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能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交陕北，而是转托上海冯雪峰在方便时交人带去，因此这一文件久未送到。而交给周小舟的文件，几经周转才于8月底送达陕北中共中央。这些草案条款，部分中共方面可以接受，有的不能同意；这时正值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无瑕顾及国共两党谈判。两广事变平息后，蒋介石为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立即任命曾养甫为广州市长；故谌小岑找吕振羽，问他前往广州继续谈判；同时还交给他一份密电码，由武汉电台与陕北电台直接联系。吕振羽立即将南京谈判新的情部报告给王世英和周小舟。1936年秋，中共中央通过其他渠道已直接与南京谈判，所以在9月23日给王世英信中，通知中共中央北方局停止谈判；另有正式代表与南京谈判。同时提到周小舟报告已阅，让他赴陕北中央汇报。于是，周小舟从吕振羽处带走所有材料及谌小岑提供的密电码。
至此，中央中共北方局同南京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翦伯赞渠道）的谈判结束。此次谈判虽未达成具体协议，但实现了国共两党的思想交流，使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方面的主张和态度有了深入的认识。为其它渠道的谈判，创造了良好的局面。
发布于 2021-07-13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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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国民政府与苏联政策开始进行恢复邦交谈判；6月，参加裁军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曾提出缔约问题，但苏联方面反应冷谈。同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首席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委员李维诺夫互换复交文件，并在日内瓦正式对外宣布 ：中办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国驻苏大使即为颜惠庆，但仍未缔约。中苏复交后，由于存在政治，外交等矛盾；在加上日本从中作梗，两国关系发展缓慢。
王明
1935年1月22日，苏联将中国中东铁路主权公然卖给所谓“伪满洲国”，严重破坏了中苏关系。但为了中国抗战大局，蒋介石决定积极改善中苏关系；同年10月中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时；给蒋介石带来两个苏联方面重要消息：1.苏联政府曾向其表示愿支持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 。2.中共领导人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国共两党应团结一致，联合抗日主张。蒋介石遂开始行动。
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兹夫会谈。提出中国需要苏联提供军需品，可通过新疆运输。1935年11月9日，苏联外务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电告鲍格莫兹夫:同意向国民政府同售军售品。1935年12月，陈立夫即受蒋介石密令，绕道欧洲秘访苏联，以期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遗憾因湖南军阀何键向日本告密，被迫中途折回。
经过双方积极的联系，终于在1937年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签约也成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不顾国民党内外主和派反对；坚持对日全面抗战最重要原因。1937年11月21日，首批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抵达南京；第二天即投入南京空战。伟大的苏联援华抗战开始啦！
蒋介石与CC系（左为陈果夫，右为陈立夫）
二.陈立夫策划，国民党寻求与中共秘密接触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内外政策重心将由“剿共”转向抗日决议。同时，国民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如《积分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国防之经济建筑案等》。另外国民党也没有提及“剿共”“反共”“攘外必先安内”字样。
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
会上蒋介石强调：“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快线对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斯以真诚决意，转捩时局，务达自立自存之目的。”而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领导人王明也注意到了国民党在五全大会上的变化。
会后国民党中央开始从不同渠道秘密与中共取得联系；主要秘密渠道有四条：一.宋庆龄，董健吾渠道；二.谌小岑，左恭一，张子华渠道；三.邓文仪苏联渠道；四.谌小岑，翦伯赞渠道。蒋介石安排陈立夫负责，陈则将此重任交由亲信，时任铁道部次长曾养甫。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动者-曾养甫（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
1935年10月，曾养甫又转任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执行。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曾加入周恩平领导的觉悟社；与周恩平，邓颖超都有一些关系。另外谌小岑还与不少左翼人士保持良好往来。很快，谌小岑便与翦伯赞，左恭见面商议。
翦伯赞时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长覃振秘书。谌小岑表明国民政府欲与中共和谈，联合抗日的意图。翦伯赞首先提议，释放一二名共产党为此事奔走。但曾养甫考虑到风险及绝密性，拒绝此提议。之后翦伯赞又提议，邀请北平自由者大同盟书记，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商议；他有不少共产党学生。得到了曾养甫同意，谌小岑当即写信给吕振羽，在信内表明了国民政府联共抗日的诚意。吕振羽明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红色教授”之称；实际上吕振羽负责的北平自由者大同盟书记为中共北平市委外围组织，不过当时他并未入党。
红色教授-吕振羽
吕振羽收到信后，向中共北平市委苹果宣传部长周小舟请示。周小舟认为事关重大，便立即与中共北平市委，中共北方局商议。决定积极响应国民政府联合抗日的号召，由周小舟，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政府联系。由中共华北联络局直接领导，并经过陕北中共中央核准同意；但必须要确认国民党方面由谁主持？！1935年11月，吕振羽到达南京。当晚，即由谌小岑陪同下；前往曾养甫家中秘谈。对于吕振羽疑虑，曾养甫表明此次谈判由宋子文主持；陈立夫全盘负责。吕振羽当即致函周小舟，要他速来南京。
中共中央北方局获悉此事，十分重视；1936年1月，周小舟前往南京与吕振羽研究谈判一事。周小舟提出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国共谈判两点条件：一.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战；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的合法地位。吕振羽将作为中共代表，继续留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吕振羽遂即向谌小岑提出保证中共人员往来安全，通讯自由要求，曾养甫表示同意。周小舟便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开始面谈。至此，国共两党终于时隔九年后；开始秘密接触。
三．曾养甫，翦伯赞渠道建立，国共开始秘密接触
不久，周小舟，吕振羽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订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权威，赞成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周小舟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列的十大纲领提出要求，并强调国民党方面应首先做到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在这次接触中，中国国民党为表示诚意；首先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及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书面意见中，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意三项：1.协助国民政府联苏；2.红军接受改编，苏维埃接受改制；3.帮助蒋先统一中国，后抗日。而国民党方面提出改编改制及 “统一”至国民党军队和政权中的构想。遭到中共代表的强烈反对；此次接触至1936年1月下旬结束。
周小舟回北平后，吕振羽仍南京与曾养甫等谈判。谈判中，曾养甫又提出四项条件：1.停止土地革命；2.停止阶级斗争；3.停止苏维埃运动；4.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周小舟指示吕振羽回应：1........为战胜日军，加强国内团结，我党将实行战时阶级体制；2.中国国民党必须实行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将暂停土地革命。3.中国国民党必须承认苏区合法地位，但不得改变工农民主政权性质，并以之作为全国民主政权的示范。4.在组成国防政府的情况下，武装推翻国民政府问题将不存在。
双方就国共合作条件，陷入激烈拉锯战。1936年2月初，中共北方局第二次到达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会谈。周小舟带来了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中共最高领导人名义写给曾养甫的信件，还有刘少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关于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信中表明了中共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同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六项要求：1.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爱国人士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抗日民主权利；2.由各党派各阶层各军代表联合组成国防政策和抗日联军；3.释放一切抗日爱国政治犯；4.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5.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6.划定地区给中共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 ，待机出发抗日。
由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亲笔信件，国民党方面相当重视此次会谈并决定正式向中共代表提出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四项条件为：1.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2.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3.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4.希望共产党领袖来南京共负政治之责任，并实现外交联俄。
1936年5月15日，曾养甫，谌小岑分别给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中央最高领导人等复信。谌小岑给周恩来信中写道：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之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系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发动此一战事耳……欲求避免国内之矛盾，最好能另辟新土。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自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所主张也。对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所提条件，毛泽东当时评论：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1936年5月中旬，陈立夫在曾养甫家中口授四项办法。回答中共方面提出的六项要求，由谌小岑记录转吕振羽。四项办法：1.中国国民党欢迎中共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2.中共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国民党中央军同等待遇；3.中共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4.中共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在日本政府支持下逼蒋下台；但遭到国内外反对失败）。国民党方面改变了之前提出的谈判的条件，并表现出更加积极态度。曾养甫通过谌小岑向吕振羽表示，为方便谈判；建议中共方面派代表到南京谈判。于是中共北方局派周小舟第三次赴南京谈判。
1936年6月下旬，周小舟到达南京。带来新的4条对案：1.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共确认立即发动抗日保卫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国民政府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致反日的外交。2.在国民党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中共方放弃对国民党的敌对行动，国民党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3.中共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中共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民政府与抗日联军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国民党决定第一条各项政策时，中共方赞成国民党在国防政策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4.中共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中共也不要求国民党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共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周小舟与谌小岑经过几天交换意见，共同整理出一份《谈话记录草案》送蒋介石，陈立夫。这个谈话记录共五条：1.中共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2.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3.中共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国民党方在接受此提议；但中共须承认国民党方之主导权，中共方代表认为国民党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又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4.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国民党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中共方停止反国民党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国民党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中共方组织，及逮捕中共方人员与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国民党方权力范围以上，冀察不在此限度内）。之后中共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方一致抗日。5.双方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际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中共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周小舟还和曾养甫进行了正式谈判；谈判时，谌小岑和吕振羽也在座。周小舟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条件，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四点要求作了回答。关于国防政府问题，周小舟说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可以考虑，但必须由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各军代表组织战时民意机关，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关，这才能考虑，也不能承认国民政府作为国防政府的组织形式。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问题，国民党必须保证在军需供应，防区划分和作战分配等方面一视同仁，不得有任何歧视。曾养甫表现，这些都可以保证，但必须服从最高统帅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调谴。曾养甫还说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可以开赴察绥边境一带驻防，待机东进，但不得干预地方政府事务。周小舟考虑到察绥一带背靠蒙古，未尝不好；由此东进可以挺入东北，开辟抗日战场。所以对曾养甫这一项提议未表现异议。但他断然拒绝了曾提出的南方各省游击队由各省分别指定地区集中的意见。于是，曾不得不改变意见：指定路线，让南方各省游击队北上和主力红军会合。谈判中，周小舟要求国民党保证北上部队的要求，不得中途截击。曾养甫答应不成问题。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周小舟要求凡是共产党罪名或抗日爱国罪名关进监狱的应一律无条件释放。曾养甫表示同意，但要中共方面提供名单。
在此次商谈中，国共双方代表就领导权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曾一度使会议陷入僵局。曾养甫提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共产党现在不要搞马克思主义，应与国民党一道实行三民主义；将来搞社会主义革命时，共产党再去单搞马克思主义......过去国共合作国民革命，都是奉行三民主义的。周小舟反驳到：过去在广州时代，武汉时代，三民主义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不要三民主义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斗争，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曾养甫回击到：有很多共产党策动的阶级斗争，有时口头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的。
吕振羽见火药味渐浓，立即打断双方的争论。在周小舟离开南京前，为得到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六项要求的肯定性答复，吕振羽又同曾养甫谈了五六次。双方就国防政府，停止内战，停止进攻苏区问题，给爱国人民以自由及民主权力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进行了讨论。经反复协商，谌小岑起草了《协定条款》草案，试图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以尽快达成协议。《协定条款》草案内容如下：1.国民党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2.中共方如同意国民党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国民党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3.国民党方在中共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原则时，即刻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4.国民党方在中共方决意接受国民党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之原则下执行：1）抗日民族革命之民族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2）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取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3）苏维埃政权取消苏维埃之独立于中央而言，其地方组织可适当保留；4）中共方之表示可与国民党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谌小岑所起草的《协定条款》草案，相比较双方谈判之初；均出做出较大让步；但仍未获得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接受。
两广事变主谋：陈济棠，李宗仁
因此，陈立夫亲自修改新的草案主要含四项：1.国民党方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2.中共方如同意国民党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之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3.国民党方在中共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上，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4.国民党方在中共方决意放弃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国民党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承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中国国民党上述条件，仍由谌小岑于7月4日分别递交给周小舟，张子华，由他们转送中共中央。由于谌小岑交给张子华时未说明此为中国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能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交陕北，而是转托上海冯雪峰在方便时交人带去，因此这一文件久未送到。而交给周小舟的文件，几经周转才于8月底送达陕北中共中央。这些草案条款，部分中共方面可以接受，有的不能同意；这时正值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无瑕顾及国共两党谈判。两广事变平息后，蒋介石为巩固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立即任命曾养甫为广州市长；故谌小岑找吕振羽，问他前往广州继续谈判；同时还交给他一份密电码，由武汉电台与陕北电台直接联系。吕振羽立即将南京谈判新的情部报告给王世英和周小舟。1936年秋，中共中央通过其他渠道已直接与南京谈判，所以在9月23日给王世英信中，通知中共中央北方局停止谈判；另有正式代表与南京谈判。同时提到周小舟报告已阅，让他赴陕北中央汇报。于是，周小舟从吕振羽处带走所有材料及谌小岑提供的密电码。
至此，中央中共北方局同南京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翦伯赞渠道）的谈判结束。此次谈判虽未达成具体协议，但实现了国共两党的思想交流，使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方面的主张和态度有了深入的认识。为其它渠道的谈判，创造了良好的局面。
发布于 2021-07-13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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