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批刘仲敬
叶隐
@sunpolis
一代文妖刘仲敬（一）
刘仲敬于2014–2017年间，写下了大量推崇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文章，在基督徒中收获了不少铁粉，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牧师。在某些教会中，甚至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某些传道人声称，唯有刘仲敬最深刻地领悟了基督教思想，甚至将其著作列为教会成员的必读书目。本人信主之前，也曾短暂被其迷惑，但不久便发现，他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文明季候论）、政治哲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价值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自由观（中世纪的封建自由，即掌握武力阶层独享的自由），与基督教的救赎历史观、仁爱价值观、建立于上帝主权护理之上的政治神学、以及在基督里的自由观，完全背道而驰。
随着信主后神学素养的增长，我渐渐看清，他对神学几乎一窍不通，不过与许多“神棍”类似，擅长妄称神意、以“末日审判”之类的恐吓裹挟无知人群。他虽然于2016年在一个异端教会受洗，但从他日常对基督教与基督徒尖酸刻薄的嘲讽中，丝毫看不出他的心智曾被圣道改变。他打着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旗号，实则贩卖其民族发明与“诸夏建国”的狗肉。他东拼西凑的理论建构，如同引诱夏娃的古蛇，使不少粉丝觉得“刘阿姨”有神一般的智慧；进而角色代入，自信只要参透无所不包的“姨学”，就等同开了天眼，获得了洞察古今的“属灵智慧”。可惜，那只是完全悖离圣经的幻觉。
若说他前期言论尚可视作“一家之言”，那么自2017年跑路美国后，便彻底堕落为一个邪恶、阴暗、狰狞、扭曲的“文妖”。他掀起网络“诸夏建国”运动，长期宣扬反人类的恐怖主义言论。至于他拆分中国的民族发明与“诸夏建国”主张，他本人都承认，诸夏各国之间需经历数百年的浴血混战，才有可能形成类似欧洲的碎片化国家格局。任何懂一点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理论既不可欲，亦不可行。“诸夏建国”虽然在网络上热闹一时，但谁都明白，以现代人的心性，不可能一代代人接力几百年，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伟大事业”。这充其量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幌子。招摇久了，他自己和粉丝都信以为真了。入戏太深的结果是，一些姨粉被抓捕入狱，一些为躲避所谓“大洪水”的末日预言而跑路东南亚建立“诸夏复国基地”，结果流落异国，衣食无着，苦不堪言。而早已身在美国的“阿姨”，则对这些已失利用价值的姨粉苦难全然无视，继续通过“吸粉—洗粉”的策略，榨干旧粉、收割新粉。
（未完）
一代文妖刘仲敬（二）
有人问：你叶隐何德何能，敢于论断刘仲敬是一个邪恶扭曲的文妖？
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清楚无误的道德观（以荣神益人为中心的十诫）和人生意义观（以荣耀神为乐）。刘仲敬却持续公然妄称神意，建构出一种与基督教救恩、仁爱、和平完全无关的暴力话语体系。他鼓吹无差别杀人立威、禁锢自由、掠夺财产，所宣称的“玩政治的秘诀就是敢于大规模杀人立威”，并非偶尔失言，而是他始终如一、反复重申的核心主张。他对基督教义的恶意篡改，渗透进某些教会，严重扰乱属灵秩序，甚至导致不少无知的传道人与信徒误以为他所宣扬的歪理邪说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因此，我可以放胆无惧地斥责他正是一个惑乱人心、败坏信仰的邪恶文妖。
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正在于对智性诚实的坚持。这不仅是真理得以阐明、事实得以彰显的前提，也是对十诫中“不可作假见证”的实践。而刘仲敬恰恰鄙视这种知识分子的伦理，轻蔑学术规范，也完全无视已有的神学、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基本共识。他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武德”“费拉”“封建自由”“古老的自由”“神意”等，实质上并无任何系统的理论基础，只是一些情绪化修辞的堆叠，用来宣泄主观好恶、包装其意识形态的蛊惑话语。例如，几乎没有一个姨粉能说清楚什么是基督教的“在基督里的自由”，也说不清政治哲学中“自由”这一概念的核心张力与历史演变。
所谓“古老的自由”（ancient liberty），源自雅典与斯巴达时代的城邦政治传统，其核心含义是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即“自由地为公共利益而献身”。按照法国思想家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分析，这种自由是一种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体现在集体治理中的参与权，如投票、服兵役、担任官职等。但在这套体系中，私人生活几乎不存在：你若选择留在家中陪伴家人、从事商业或休闲活动，便会被视为“懦弱”“颓废”甚至是城邦的耻辱。官职不发薪资，服役是一种责任而非职业，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与共同体。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对个人时间、空间与欲望的彻底征用。试问，姨粉真的愿意接受这种剥夺私人生活的“自由”吗？
而“封建自由”则是建立在严格等级制度之上的一种权力与义务的相互依附：骑士与贵族在领主与君王之间构成效忠关系。这种“自由”不是普遍权利，而是少数特权阶层的“豁免权”——例如对税负、兵役或司法的特殊保护。其本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等级赐予下的特权结构。而姨粉多半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自称追求“个体解放”，他们真能接受这种封建体系的服从与清贫吗？要知道，历史上的骑士阶层大多生活贫困，常年处于生存边缘，难以维持温饱。姨粉又有几人甘愿为那样的忠诚、牺牲与苦难埋单？
刘仲敬当然知道这些，但他绝不会告诉你“古老的自由”与“封建自由”的真实含义。他所兜售的自由，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英雄召唤”，一种迷幻式的“自我实现”神话，用以引诱姨粉摆脱庸常生活，甘愿成为其炮灰与工蚁。
归根到底，刘仲敬及其姨粉，并不在寻求真理，而是在用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来宣告他们的偏好。他们对道德真理与历史事实的澄清全无兴趣，反而以“拒绝辩论”为傲，藉此消灭讨论空间，逃避理性问责。他那一整套所谓的“思想体系”，本质上不过是病毒式传播的思想投毒术，以高频率的概念混淆与语言暴力，掩盖其背后的空洞与虚伪。
一代文妖刘仲敬（三）
如果偶尔陷入被动需要辩护，他与姨粉便会随意游移标准，展开无穷尽的狡辩与诡辩。就像我指出他神学素养为负数，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击，说“不是基督徒也可以研究神学”。问题是，那最多也只能算作“宗教学”研究，而非真正的神学——真正的神学出自敬畏上帝之心，建立在对圣经启示的信仰接受与顺服之上。更何况，认真研究宗教学的人，起码会将圣经主要书卷仔细读完。而刘仲敬，不过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圣经部分篇章，基本归正信仰的信徒一眼就能看出：他对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最基本的基督教教义都经常张冠李戴、错解滥引。他并不以此为耻，反倒讥讽那些认真学习的基督徒“迂腐可笑”。
更荒谬的是，不少基督徒竟宣称，只有基督徒才能理解刘仲敬“深邃伟大”的思想，这种愚昧无知令人瞠目。他们不晓得，刘仲敬早年盛赞美国基督教，认为其“武德充沛”，是塑造政治共同体的根基；而近年却风向突变，反复冷嘲热讽美国基督徒也是“费拉”。前后矛盾之剧烈，几乎让人以为他是在进行反向讽刺。
他那套“你说东我就说西”的话术，本质上是一种劣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逻辑——或称骗术，并不高明，也不难揭穿。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并非真正的“政治智慧”，而是一种将政治简化为“纯粹谋术”的犬儒立场，把政治从道德中抽离，甚至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王者之道。在这种视角下，诚实、怜悯、正义、仁爱不过是用来愚弄群众的工具，真正的政治家应以冷酷与欺诈维持权势。然而，这种观点早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就遭到尖锐批判。汉娜·阿伦特曾指出，将政治完全还原为操控与暴力，是对人类公共生活本质的背叛；而施特劳斯也指出，马基雅维利实质上开启了“以邪恶为政治起点”的传统，极其危险。刘仲敬深受此病态传统影响，却伪装成“智慧的洞察者”，实则不过是用诡辩包装他的反伦理政治幻想。
我们该如何对抗这种诡辩？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必须有坚实的信仰根基，并由此确立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观，才能不被他这类语言陷阱牵着鼻子走，才能在他混淆是非之际守住方向感。
比如，我坚信并努力实践“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一诫命，因此，我不会为了兜售自己的私货，就随意扭曲圣经，甚至冒用神的名去发出预言、审判、诅咒一国一族的命运。刘仲敬所热炒的“大洪水”“两脚羊”的末日咒诅，是何等冷血残忍，背后正是那种心灵刚硬、不知敬畏、却妄称神意的典型表现。
又如，基督徒当持守“不可杀人”的诫命，哪怕在合法政府发动的正义战争中，也当节制使用武力，绝不以暴虐为荣。可姨粉却把“屠杀”“族群清洗”当作“武德”来崇拜，与张献忠、哈马斯毫无区别。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伦理界限，甚至反过来嘲笑基督徒的怜悯与节制。
归根结底，若你持守基于十诫的伦理规范与信仰原则，刘仲敬的姨学之“妖术”，就会立时现出其荒唐原形。唯有真道能破谎言，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不被这时代的诡辩与邪术所迷惑。
一代文妖刘仲敬（四）
这个系列，其实缘起于思想武士群中的一次问答。有人将刘仲敬回答姨粉的问题转发进群：
“有人提出华裔在各国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犯罪率较低来反驳中国人是费拉的观点。您如何回应？”
刘仲敬答：这恰好是费拉的主要特征。中上层以上的人士主要依靠教育，华裔在教育中占了特别的地位，这恰好说明他们是科举文化熏陶出来的产物，也就是说，他们属于晚期文明。早期文明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精英阶级是武士，保卫共同体的武士作为精英阶级的核心，文人只是武士的秘书和助手；只有到文明发展到晚期、行将被征服的时候，文人才会变成中心。像张生和崔莺莺这种故事（《西厢记》）是非常变态的，其他任何民族的英雄人物都是拿着宝剑去英雄救美的，只有张生这种人物是写一封信请别的将军来救她，就赢得了美人心。这恰好是费拉的主要特征。年轻民族肯定会觉得武士才是英雄，考试专家算个屁。而在下层人士中呢，犯罪率高恰好是武德的一种扭曲反映。像孟加拉的犯罪率非常低，就是费拉社会的体现。
【思想武士群友问：怎么看仲敬先生的这个观点？】
叶隐驳斥如下。刘仲敬的说法，其实源自他一贯套用的斯宾格勒“文明季候论”（Spengler’s Morphology of Cultures）。表面看似深奥，实则不过是一套穿古附会的玄说。其基本观点是：所有文明都像生命体一样，必然经历“出生—成长—衰老—灭亡”的四阶段循环，如同春夏秋冬更替。这种观点本质上脱胎于古希腊的循环历史观，又吸收了19世纪的生物决定论倾向，带有明显的历史宿命论色彩。它不仅与现代历史学基于实证、结构与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格格不入，更与基督教启示中清晰确立的“创造—堕落—救赎—终局”的线性历史观根本冲突。
在斯宾格勒那里，“文明的衰老”往往等同于文士取代武士，而刘仲敬在此基础上，便开始大肆攻击一切“文弱、文明、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转而鼓吹所谓“武德充沛”的英雄主义，仿佛杀戮越多、权力越赤裸，文明就越早期，越有希望。这种观念不仅荒谬，而且危险。
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周朝历史，来粉碎他的谬论。
刘仲敬曾多次盛赞“周朝宪制”，却未曾细思这套制度的建立过程。历史记载中：
•周文王推演《周易》，奠定中华文化哲学根基，成为群经之首；
•武王以仁义之名兴兵伐纣，但登基不久即逝，由其弟周公旦摄政；
•周公制礼作乐，制定礼仪、音乐、宗庙制度，形成日后“礼乐文明”的核心。
请刘姨及其姨粉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1.文王研易、周公制礼，是武士行为还是文士创制？他们塑造的是“早期文明”还是你口中的“费拉化晚期文明”？
2.文王、周公身为贵族武士出身，又兼具深厚学养，正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文武合一”人格典范。他们既能治军征战，又能建制立教，是典型的“圣贤型领袖”，并非武夫的秘书。
3.如果周朝初期是文明的“早期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礼乐与德治，而非暴力与杀戮。反观刘姨口中“武德充沛”的战国时期，恰恰充满了阴谋、暗杀、利诱与人性崩坏——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鼓动战争、巧舌如簧，活脱脱是刘仲敬自诩的“游士”祖宗。韩非早已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这正说明文明之初德性最为丰厚，而文明越衰，越崇拜暴力与诡诈。
再进一步质问刘姨：
•春秋战国之初，贵族之间尚讲“礼战”：会盟、通告、按时交锋、敬重俘虏，有高度的武士伦理。这才是真正的“封建自由”——制度有等级，但彼此守信、有荣誉、有节制。
•而刘姨所鼓吹的，是那种以屠杀平民、灭族扬威为“武德”的暴行，与现代恐怖主义无异。你崇尚的到底是哪门子自由？是对弱者不择手段的奴役自由？是可以随意杀戮的禽兽自由？
更荒谬的是，你居然将“犯罪率高”解读为“武德扭曲的反映”。请问：哈马斯、ISIS、张献忠、东亚毒枭，是不是你眼中“武德超强”的楷模？是不是越能制造尸山血海，就越接近你所谓的“年轻民族”？这已经不是无知，而是彻底的反伦理。
简而言之，只要你愿意在刘姨的任何一个“核心概念”上追问到底，他便立刻现出那种不学无术的江湖神棍的嘴脸。他混杂历史、扭曲哲学、亵渎信仰，用一堆自创术语和错乱逻辑搭建起“姨学迷宫”，目的无非是蛊惑人心，借智识之名行收割之实。
一代文妖刘仲敬（五）
现代美国是一个“专家型社会”，即由理性分工主导的高度复杂社会，而非姨粉臆想中的、由武士意气与骑士意志主导的浪漫化社会。姨学的历史与社会解释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反智的、粗陋无知的、浪漫化的叙事框架，不仅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也与现实社会日益精细化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兼容。所谓“浪漫化”，实质上是一种适合“情绪巨婴”的戏剧化表达——只需通过简单的“喜欢”与“厌恶”表达，就能自我沉醉、自我高潮。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剧情粗糙、人性单薄，但只要有劲爆的拳头与香艳的镜头，仍能收获大量追求感官刺激的观众。刘仲敬的全部江湖话术，正是利用这种简洁粗暴而又情绪生动的表达方式，浪漫化现实，以收割缺乏辨识力的无知韭菜，为他的“网络建国大业”源源不断地输血打钱。
正是因为刘仲敬语言风格的煽动性，使得“武德”“费拉”等术语爆红网络。有时我也不禁好奇，姨粉们是否给刘姨本人评估过“武德值”？他到底是“武德爆棚”的自由武士？是能言善辩的文人费拉？还是獐头鼠目、大腹便便、手无缚鸡之力的死宅一枚？
再说美国作为一个专业型社会。哪怕你只是空调安装工、电器清洁员，或一名猎人，都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法律与伦理教育，并取得相应资格认证。例如，古代猎人只需掌握弓箭、枪械或陷阱技巧便可任意狩猎，而现代猎人则必须学习相关法律，明确哪些猎物可以猎杀、猎杀的时机、数量与方式也有严格规定。姨粉若被问及“古代猎人更有武德，还是现代猎人更有武德？”，大多会下意识地回答是“古代猎人”，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暴力行动。但他们忽略了，“武德”之“德”才是重心。有“武”无“德”，便是野蛮。
现代猎人需考虑生态平衡、物种保护，禁止血腥残酷与竭泽而渔的猎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因此，一个真正有德的社会，必须由通识教育、技能训练、行业伦理与法律规范共同支撑，而不是靠一群成天口吐杀伐口号、把暴力当理想的姨粉所鼓吹的“武德”维系。即使是以纪律与战力著称的美军士兵，如果误入姨粉群聊，恐怕也会以为闯进了一个“精神哈马斯”群。
确实，中国人在科举传统中养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重视教育、勤于考试。但到了美国，他们必须接受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专家文化”标准，不仅要通过考试，更要掌握实操能力、伦理规范、行业责任。华人在各行各业中取得优异表现，并非源自中国科举，而是因为他们适应了美国这个系统高度专业化、考核严格、分工清晰的社会结构。即使从美国保守主义视角出发，重视教育也被视为一种阶层上升的美德。难道刘姨要说，那些效仿切·格瓦拉进山打游击的“革命摇滚青年”，才是真正具备“保守主义武德”的典范？
若真要说，在美国多元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在规则建构中的地位稍显次要，那确是事实。中国人往往是规则的学习者、适应者，而非规则的制定者。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则常常在思想界、法律界、金融界成为规则的塑造者。但如果按姨粉的“武德逻辑”，犹太人历史上多数时间“忍辱负重、以智避祸”，该算“费拉”；印度更是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之下，“武德”也乏善可陈，可他们如今也成为硅谷与医药领域的重要规则制定者。而姨粉所激赏的匈奴人、蒙古人、女真人等“强悍种族”，最后却也成了编户齐民的“费拉”式顺民。
只要稍加对比与思辨，他们就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崩塌。因为错乱，正是姨粉知识结构与心灵结构的标配。
一代文妖刘仲敬（六）
中国文明由于早熟，相较于西方，更早进入文官行政时代。社会治理由皇帝授命、接受系统教育的文官体系主导，而非由武将掌权。在政治学上，文官统治优于武将统治，乃是不争的基本常识。即便是历史上以勇武著称的蛮族政权，若要稳固长久，也必须主动学习文官治理逻辑。清朝并未由八旗武士直接统治，而是重用汉人文官治理天下。难道姨粉以为他们是傻子？又如许多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即便武力夺权成功，也往往以“临时政府”自居，急于通过“伪民主”披上合法外衣，从而脱离赤裸暴力的统治状态。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了蛮族割据、自立为王的混乱时代。由于国王与贵族大多为文盲，武力的破坏性远超建设性。他们并未以武力保障秩序、和平与繁荣，反而将武力用于彼此征伐与内部互斗。而正是在这样的黑暗时期，唯有基督教教士与修会还保有文字与经典，凭借信仰与知识，渐渐节制蛮族统治者滥用武力的倾向，恢复法律秩序，塑造了带有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武德”传统，即所谓的骑士精神。
这与日本的武士道如出一辙——真正的武士道并非建立在刀剑武艺之上，而是建基于儒家义理与道德规范之中。这就说明，真正高贵的“武德”，必然是由信仰与知识所滋养的德性，而非姨粉所幻想的“打砍杀伐”“血气冲冠”的低级暴力。
中世纪晚期，随着教皇推动的“法律革命”展开，西方社会逐步摆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野蛮时代，重新迈向法治社会。这一历史进程并非武士的功劳，而是教会透过信仰教化与教育普及所奠定的文明成果。即便是十字军骑士，他们之所以能称为“有武德”，是因为其行动受到基督教信仰的节制与教会法的规范——他们服从于教会的属灵权柄，而非自立为王、杀伐为荣的草莽武夫。
至于刘仲敬举“张生与崔莺莺”的例子，试图证明中华文明“文弱”的荒谬，简直是一个文学盲的笑话。在西方文学中，劫富济贫的侠盗与私力复仇的悲剧故事虽不少，但其最终走向是反思与节制。例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皆以个人情感对抗制度失控的悲剧为题材，而非“武德”的颂歌。在西方文明传统中，这类作品的地位正是在于引发伦理反思，而非宣扬以暴制暴。
如果真要谈“反抗精神”，中国人堪称世界之最。从农民起义、流寇造反、地方割据、江湖义军，数千年来反复不绝。但为何这些反抗多走向失败、又陷入新一轮专制？原因正是缺乏对真理与正义的持续承载，一切反抗都只是为争夺权力的循环，而非价值与法则的革命。相比之下，欧洲虽然反抗频率低，但其社会变革（如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却扎根于文士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的思想基础。这些人的贡献，对美国宪政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绝非任何一个战功赫赫的“武士”可比。
因此，姨粉奉张献忠的“七杀诗”为武德之巅，还要口口声声谈自由，简直是荒谬至极的黑色幽默。
勇武如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努尔哈赤的女真人，若真有刘姨所称“自足文明”，为何最终都归顺佛教、伊斯兰教、儒家？没有独立信仰与道德文明体系的武力，只能成为异文明的附庸。这是历史的铁律。
中世纪晚期，随着教会与国家职能逐渐分离，文官体系得以确立。西方也逐步发展出军队国家化制度——即军队只为保护人民、捍卫宪法而存在，不得干预政治。这种制度性约束，正是武德的最高形式，即以自我节制、服从法治、捍卫公义为荣，而不是“为杀而杀”的血腥浪漫。
然而，刘仲敬却在访谈中坦承，他理想中的政体，是拉美庄园主式的寡头统治：由所谓的“武士阶层”掌控私人武装，建立大庄园，让“费拉”农奴为他们杀戮效命。他在推特置顶的“大鼠民国建国纲领”中，更明确主张：可以根据建国需要，任意剥夺任何“不为建国出命出钱”者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说白了，这不是武德，而是反社会人格的暴力幻梦。正常人都该逃离，只有彻底的神经病才会把“巴鼠建国”当作理想蓝图。
实际上，这群高喊武德的姨粉中，个个才是“费拉中的费拉”。真正适合他们的建国地点，或许是缅北山区那种武装割据、毒品横行、法治真空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尽情“杀伐建功、称王称霸”。可惜，他们的“阿姨”，却早早跑路到基督教已经“费拉不堪”、实行文官治理、重法治重专业的美国。刘仲敬嘴里武德滔天，身体却很诚实——大腹便便地投奔了他最鄙视的“文官政体”。
一代文妖刘仲敬（七）
姨粉以为，玩弄几个诸如“武德”“费拉”之类的术语，就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与现实，却不知他们的所有论断，归根到底都在自打耳光。如果按照他们自己宣称的逻辑，几乎所有勇武的蛮族最终都会因文明吸引而“自甘费拉”——也就是主动与文人合作、建立制度、接受教化。那么很显然，追求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潜能，而非姨粉所贬斥的“堕落”。人类不愿长期处于暴力统治与野蛮状态，是一种趋向秩序、和平与正义的自然倾向，而非软弱。
若再遵循刘仲敬借用的“文明季候论”，即所谓文明终将进入“衰败费拉化”的周期性铁律——那更是讽刺。既然文明的宿命是不可抗拒的“衰朽”，那你刘姨何德何能逆天改命？除了混吃等死，你所鼓吹的建国神话和制度重构，岂不是注定如同蜃楼幻影，自欺欺人？
刘仲敬起初靠贩卖“宪制”、“法统”这些大词收割信徒，一般人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当今人类“宪制文明”的代表。而美国建国纲领性的文献《独立宣言》，正是以基督教自然法传统为基础，宣称“所有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这表明，在正常的政治文明中，追求普遍的平等权利与法治保障，才是正当政治的伦理起点。
然而到了刘仲敬及姨粉这一群尚未开化的“政治野人”手中，一切都颠倒了：他们不但否定平等、否定普遍权利，反而将以暴力奴役他人视为最高政治美德。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不是由共同的法则维系，而是由“谁敢杀人谁称王”的血腥逻辑统治。讽刺的是，按照姨粉崇拜“武德”的标准，历史上曾经最“武德爆棚”的群体，或许是穆斯林征服王朝与当代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但他们合起来，都无法击败一个面积不及海南岛的以色列。
为何？因为以色列不是靠蛮力统治世界，而是靠基于圣经启示与现代宪政原则所建立的制度秩序，保障全球犹太移民、阿拉伯公民、基督徒与穆斯林等不同族群和宗教的基本自由与生命财产权。这种“现代宪制国家”的力量，并不源于嗜血，而在于正义、公义、理性与自我节制。而刘仲敬及其姨粉，在核心价值观上，跟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别无二致——都否认普遍人权，否认理性治理，鼓吹无差别的暴力控制。但比起那些愿意为其信念赴死的恐怖分子，姨粉们连“殉道”都做不到，所谓“武德”，差了一个银河系。
刘仲敬的政治主张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杀人”。他屡次公开宣称：唯有敢于大规模杀人立威者，才堪成事。他所谓“古老的自由”，其核心就是——对不顺从、不合作者实施奴役与剥夺，乃至生命灭绝。这与哈马斯无差别杀伤平民的恐怖主义逻辑如出一辙。这不是我对他恶意曲解，而是他反复公开表述、毫无隐讳的原意。任何读者都可以在推特（现已改名为X）上检索其相关发言为证。
我在此以基督徒的名义郑重声明：若我所述与刘仲敬本意不符，愿上帝以最严厉的责罚报应我一切虚假见证。
但若我的转述确实属实，那么任何自称基督徒、却认同或默许刘仲敬把“杀人”作为政治根基者——在我看来，就根本不应被视为在信仰上属于基督徒的群体。因为他已否定了十诫的核心伦理，否定了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也背弃了福音中最基本的仁爱与怜悯。
一代文妖刘仲敬（八）
有朋友问：刘仲敬预测的许多事情都应验了，你怎么看？
我说，不妨套用刘仲敬自己的“歧视链理论”（说白了就是一种狗眼看人低的势利视角）：那是你自己的阶级地位太低，才会把一个江湖神棍当作人生决策的风向标。你不妨看看真正掌握资源的社会精英——他们做投资、避险或地缘迁移决策，是依据刘仲敬的“建国纲领”，还是依据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哈佛肯尼迪学院等顶级智库的情报与分析？
曾经因迷信“大洪水”预言而逃亡东南亚的姨粉，不少人在耗尽财产、流落异国之后，最终不得不灰头土脸地悄然回国。现实，用脚狠狠打了那些“姨学信徒”的脸。
刘仲敬张开坟墓一般的喉咙，日复一日喋喋不休地“预测”世界风云、政局动荡。他预测得多，总有蒙对的时候。有时他只是窃取了国际顶级智库的专业观点，稍作篡改包装，就冒充自己的独家“深刻洞察”；有时干脆采用含混语句、大而无当的趋势判断，制造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玄学气场。
但事实是：刘仲敬本人在美国所处的是社会底层，既没有渠道获取高阶信息，也无能力深入分析第一手材料。他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滞后性信息的拼贴组合，或者干脆就是玄虚的语言魔术。说对了，姨粉们奉若神明，奔走相告；说错了，就当作没发生过，不了了之。更不用说，几乎没人统计他预测的成功率、错误率与置信区间，更没人分析其逻辑模型是否存在“自我验证偏差”（self-confirming bias）。
这与真正的预测工作——不论是量化经济预测、地缘政治风险评估，还是金融行为模型——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事。真正负责任的预测者，会标注前提假设、使用可重复验证的建模工具、附带概率估值，并且在事后进行回顾检验。而刘仲敬的预测，更多是为了情绪输出、意识形态动员，乃至收割信徒而编造的“动员性话语”。
反观我自己，很少做预测。偶尔说中了几件，也就略略得意一下；说错了，我自己反而记得特别清楚，还常拿来调侃自己，以警惕过度自信。因为凡对人性与历史稍有敬畏的人，都知道未来从不轻易服从预设。预测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权柄；是一种谦卑探索，而非傲慢宣判。
所以，如果你真心觉得刘仲敬具备“先知般的洞察力”，那就用行动验证你的信念：付费给他，请他为你量身定制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人生战略与投资规划。如果他真的“开了天眼”，那他的建议应该足以让你封侯拜相、脱胎换骨。
当然，依照刘大师一贯的建国逻辑，你的最佳投资方式，无疑是将全部家产与生命押注在“大鼠民国”的伟大蓝图上。待将来鼠国开国，你便可因“战功与捐功”封妻荫子，光耀门楣。
这，也许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诚实求真，最直接、最诚恳的方法了。
一代文妖刘仲敬（九）
有朋友说：“你对刘仲敬的批判确实入木三分，但他对（大中华）民族虚荣心的揭露与批判，也确实有其贡献。”
我当然注意到刘仲敬在民族主义话语方面的某些解构作用，他的讽刺确实对一些狭隘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了戳穿效果。但我们基督徒评价一个人思想贡献的前提，不只是他是否说对了几句话，而是他是否在根本上保持了人格与逻辑的一致性。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从不犯错，而是指我们靠着悔改与更新，在不断悔罪中维系内在一致，而不是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你批判别人不义，自己却天天犯罪”；或“作恶以成善”，那是更深的恶。
刘仲敬虽然批判了国家民族主义，却随即发起一场更低劣、更道德腐败、甚至更滑稽的“民族发明运动”。他和姨粉所鼓吹的民族认同建构，往往是依靠编造神话、篡改族源、制造虚构圣贤与偶像英雄，并辅以一整套地域歧视链，来建构排他的文化身份感。例如：
广东人通过贬低江西菜品的“贫乏”来维系自豪；四川人讥讽湖南人打纸牌“低级”而麻将才“高雅”；广西人调侃湖北人“不善歌舞”；山东人自居“道统遗民”，河南人则被视为“道德滑坡区”。
这些通过“贬低他者、拔高自身”来维系身份认同的做法，并非文明建构，而是病态认同机制的投射，是地域版的族群偶像崇拜，既无智性说服力，更无道德正当性。刘仲敬的“民族发明”，最终不但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病灶，反而创造出更支离破碎、彼此敌视、暴力倾向更重的“拟民族”。这不是对民族主义的超越，而是民族主义的病变与退化。
按他自己的说法，这种“民族塑造”最终将导致几十个“发明出来的民族国家”彼此仇杀几百年，才能逐步形成和平秩序。那请问：这不正是他口口声声批判的“暴政的生成机制”吗？你不是反对大一统导致暴政吗？那为何又要用“内战几百年”作为通向文明的路径？这不是逻辑自戕、人格分裂吗？
更荒唐的是，姨粉经常以“大一统必然导致暴政”为前提进行论证。这种推论，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政治哲学角度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古罗马帝国凭借高度统一的法律体系与交通网络，缔造了地中海地区长达两个世纪的和平盛世（Pax Romana），实现了跨民族秩序的稳定与整合。美国则通过联邦体制，在“合众为一”的宪政框架下整合五十个州，依靠制度性制衡保障长期稳定。欧盟尽管成员国在语言、宗教和历史背景上差异巨大，依然持续推进超国家整合机制，正是为避免重蹈民族国家主义对抗导致的战争覆辙。德意志在统一前是三百多个关卡林立的小邦，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统一之后，通过教育、工业、行政体系的全面一体化，迅速实现国力跃升。即使是印度、南非、巴西这类多元复杂的统一国家，也并未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专制，反而因具有统一的法律与治理框架，在国家运作中获得更高的协调能力。
因此，大一统与分裂本身，并非善恶之分，而是政治结构上的张力安排问题。统一不必然压迫，分裂也不等于自由。关键不在于“是否一统”，而在于制度是否建立在公义、法治与正当治理的基础之上。
更进一步，如果姨粉真要推动中国“诸夏式分裂”，请具体说明：
是按省划分、按市划分、按语言划分，还是按历史文化圈划分？谁有权力来主持来决断这种划分？是否有跨地区、跨族群的政治正当性与执行能力？分裂后将设立怎样的宪政结构？有何统一的国际承认机制？外交、贸易、货币、军队如何处理？外交资源与武力如何平衡？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分裂后的新政权之间，如何划定出海口和战略资源的归属？比如四川、重庆、贵州等内陆地区如何获得海运通道？水源、能源、关键交通节点如三峡工程、高铁枢纽、长江航道如何管理？有无协调机制？是否需要类似欧盟的超国家机构？若缺乏此种机制，是否意味着战争必然重启？
姨粉鼓吹分裂战争，说得慷慨激昂。那么请问：你们准备好了什么实质性代价？有多少人愿意真正在战场上献出性命？有多少人愿意失去家庭与财产、陷入长期内战与断裂之中？你们有组织兵源、后勤、指挥系统吗？有没有实际能力抗衡中国现有的军政结构？如果你们只是把牺牲的想象投向“别人家的儿子”，那你们的武德就是纸上的嗜血。
这一切，其实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准备回答。你们只是幻想在脑中建国，用口号替代治理，用愤怒替代思想，用破碎替代希望。
托尔金在《魔戒》中创造了“咕噜”这个被魔戒腐蚀的人物，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生命，但因执念于权力而变得扭曲丑陋。今天的姨粉，以及刘仲敬本人，正是这种精神咕噜的化身：他们执迷于“民族分裂”“血与火的重生”这样的幻影，结果人格崩解，灵魂腐坏，眼中只剩下幻想的“魔戒”——一枚将自己与世界一同拉入深渊的权力咒物。
作为基督徒，我必须发出严肃的信仰警告：
愿上帝赐我们分辨的智慧，使我们远离一切妄称神意的观念病毒，也警惕那披着“自由”、“解构”、“历史真相”外衣的撒但谎言。凡以杀戮建国、以诅咒传教、以仇恨立教、以妄称神意迷惑信徒的“诸夏教会”，都不过是新时代的洪秀全、现代版的假先知。他们不事奉基督的十架，只事奉自己病态的幻象与贪欲。
愿一切被掳掠的信徒能回转归向主，回到那真实、温柔、刚强、仁爱的福音之中。我们无权决断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是唯独属于上帝的权柄。正如《但以理书》所说：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但以理书》4章17节（和合本）
（全文完）
何岸泉｜Founder of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hea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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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时
十篇揭批劉仲敬，不如一篇反沪独。揭露姨学之人多如牛毛一文不值，奉劝叶大隐还是回归到讨伐沪独的赛道上来，这边厢风光独好。
叶隐
@sunpolis
一代文妖刘仲敬（一）
刘仲敬于2014–2017年间，写下了大量推崇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文章，在基督徒中收获了不少铁粉，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牧师。在某些教会中，甚至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某些传道人声称，唯有刘仲敬最深刻地领悟了基督教思想，甚至将其著作列为教会成员的必读书目。本人信主之前，也曾短暂被其迷惑，但不久便发现，他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文明季候论）、政治哲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价值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自由观（中世纪的封建自由，即掌握武力阶层独享的自由），与基督教的救赎历史观、仁爱价值观、建立于上帝主权护理之上的政治神学、以及在基督里的自由观，完全背道而驰。
随着信主后神学素养的增长，我渐渐看清，他对神学几乎一窍不通，不过与许多“神棍”类似，擅长妄称神意、以“末日审判”之类的恐吓裹挟无知人群。他虽然于2016年在一个异端教会受洗，但从他日常对基督教与基督徒尖酸刻薄的嘲讽中，丝毫看不出他的心智曾被圣道改变。他打着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旗号，实则贩卖其民族发明与“诸夏建国”的狗肉。他东拼西凑的理论建构，如同引诱夏娃的古蛇，使不少粉丝觉得“刘阿姨”有神一般的智慧；进而角色代入，自信只要参透无所不包的“姨学”，就等同开了天眼，获得了洞察古今的“属灵智慧”。可惜，那只是完全悖离圣经的幻觉。
若说他前期言论尚可视作“一家之言”，那么自2017年跑路美国后，便彻底堕落为一个邪恶、阴暗、狰狞、扭曲的“文妖”。他掀起网络“诸夏建国”运动，长期宣扬反人类的恐怖主义言论。至于他拆分中国的民族发明与“诸夏建国”主张，他本人都承认，诸夏各国之间需经历数百年的浴血混战，才有可能形成类似欧洲的碎片化国家格局。任何懂一点政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理论既不可欲，亦不可行。“诸夏建国”虽然在网络上热闹一时，但谁都明白，以现代人的心性，不可能一代代人接力几百年，去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伟大事业”。这充其量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幌子。招摇久了，他自己和粉丝都信以为真了。入戏太深的结果是，一些姨粉被抓捕入狱，一些为躲避所谓“大洪水”的末日预言而跑路东南亚建立“诸夏复国基地”，结果流落异国，衣食无着，苦不堪言。而早已身在美国的“阿姨”，则对这些已失利用价值的姨粉苦难全然无视，继续通过“吸粉—洗粉”的策略，榨干旧粉、收割新粉。
（未完）
一代文妖刘仲敬（二）
有人问：你叶隐何德何能，敢于论断刘仲敬是一个邪恶扭曲的文妖？
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有清楚无误的道德观（以荣神益人为中心的十诫）和人生意义观（以荣耀神为乐）。刘仲敬却持续公然妄称神意，建构出一种与基督教救恩、仁爱、和平完全无关的暴力话语体系。他鼓吹无差别杀人立威、禁锢自由、掠夺财产，所宣称的“玩政治的秘诀就是敢于大规模杀人立威”，并非偶尔失言，而是他始终如一、反复重申的核心主张。他对基督教义的恶意篡改，渗透进某些教会，严重扰乱属灵秩序，甚至导致不少无知的传道人与信徒误以为他所宣扬的歪理邪说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因此，我可以放胆无惧地斥责他正是一个惑乱人心、败坏信仰的邪恶文妖。
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正在于对智性诚实的坚持。这不仅是真理得以阐明、事实得以彰显的前提，也是对十诫中“不可作假见证”的实践。而刘仲敬恰恰鄙视这种知识分子的伦理，轻蔑学术规范，也完全无视已有的神学、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基本共识。他提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武德”“费拉”“封建自由”“古老的自由”“神意”等，实质上并无任何系统的理论基础，只是一些情绪化修辞的堆叠，用来宣泄主观好恶、包装其意识形态的蛊惑话语。例如，几乎没有一个姨粉能说清楚什么是基督教的“在基督里的自由”，也说不清政治哲学中“自由”这一概念的核心张力与历史演变。
所谓“古老的自由”（ancient liberty），源自雅典与斯巴达时代的城邦政治传统，其核心含义是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即“自由地为公共利益而献身”。按照法国思想家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分析，这种自由是一种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体现在集体治理中的参与权，如投票、服兵役、担任官职等。但在这套体系中，私人生活几乎不存在：你若选择留在家中陪伴家人、从事商业或休闲活动，便会被视为“懦弱”“颓废”甚至是城邦的耻辱。官职不发薪资，服役是一种责任而非职业，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与共同体。这种自由的代价，是对个人时间、空间与欲望的彻底征用。试问，姨粉真的愿意接受这种剥夺私人生活的“自由”吗？
而“封建自由”则是建立在严格等级制度之上的一种权力与义务的相互依附：骑士与贵族在领主与君王之间构成效忠关系。这种“自由”不是普遍权利，而是少数特权阶层的“豁免权”——例如对税负、兵役或司法的特殊保护。其本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等级赐予下的特权结构。而姨粉多半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自称追求“个体解放”，他们真能接受这种封建体系的服从与清贫吗？要知道，历史上的骑士阶层大多生活贫困，常年处于生存边缘，难以维持温饱。姨粉又有几人甘愿为那样的忠诚、牺牲与苦难埋单？
刘仲敬当然知道这些，但他绝不会告诉你“古老的自由”与“封建自由”的真实含义。他所兜售的自由，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英雄召唤”，一种迷幻式的“自我实现”神话，用以引诱姨粉摆脱庸常生活，甘愿成为其炮灰与工蚁。
归根到底，刘仲敬及其姨粉，并不在寻求真理，而是在用尼采式的强力意志来宣告他们的偏好。他们对道德真理与历史事实的澄清全无兴趣，反而以“拒绝辩论”为傲，藉此消灭讨论空间，逃避理性问责。他那一整套所谓的“思想体系”，本质上不过是病毒式传播的思想投毒术，以高频率的概念混淆与语言暴力，掩盖其背后的空洞与虚伪。
一代文妖刘仲敬（三）
如果偶尔陷入被动需要辩护，他与姨粉便会随意游移标准，展开无穷尽的狡辩与诡辩。就像我指出他神学素养为负数，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击，说“不是基督徒也可以研究神学”。问题是，那最多也只能算作“宗教学”研究，而非真正的神学——真正的神学出自敬畏上帝之心，建立在对圣经启示的信仰接受与顺服之上。更何况，认真研究宗教学的人，起码会将圣经主要书卷仔细读完。而刘仲敬，不过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圣经部分篇章，基本归正信仰的信徒一眼就能看出：他对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最基本的基督教教义都经常张冠李戴、错解滥引。他并不以此为耻，反倒讥讽那些认真学习的基督徒“迂腐可笑”。
更荒谬的是，不少基督徒竟宣称，只有基督徒才能理解刘仲敬“深邃伟大”的思想，这种愚昧无知令人瞠目。他们不晓得，刘仲敬早年盛赞美国基督教，认为其“武德充沛”，是塑造政治共同体的根基；而近年却风向突变，反复冷嘲热讽美国基督徒也是“费拉”。前后矛盾之剧烈，几乎让人以为他是在进行反向讽刺。
他那套“你说东我就说西”的话术，本质上是一种劣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逻辑——或称骗术，并不高明，也不难揭穿。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并非真正的“政治智慧”，而是一种将政治简化为“纯粹谋术”的犬儒立场，把政治从道德中抽离，甚至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王者之道。在这种视角下，诚实、怜悯、正义、仁爱不过是用来愚弄群众的工具，真正的政治家应以冷酷与欺诈维持权势。然而，这种观点早在现代政治哲学中就遭到尖锐批判。汉娜·阿伦特曾指出，将政治完全还原为操控与暴力，是对人类公共生活本质的背叛；而施特劳斯也指出，马基雅维利实质上开启了“以邪恶为政治起点”的传统，极其危险。刘仲敬深受此病态传统影响，却伪装成“智慧的洞察者”，实则不过是用诡辩包装他的反伦理政治幻想。
我们该如何对抗这种诡辩？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必须有坚实的信仰根基，并由此确立一套明确清晰的价值观，才能不被他这类语言陷阱牵着鼻子走，才能在他混淆是非之际守住方向感。
比如，我坚信并努力实践“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一诫命，因此，我不会为了兜售自己的私货，就随意扭曲圣经，甚至冒用神的名去发出预言、审判、诅咒一国一族的命运。刘仲敬所热炒的“大洪水”“两脚羊”的末日咒诅，是何等冷血残忍，背后正是那种心灵刚硬、不知敬畏、却妄称神意的典型表现。
又如，基督徒当持守“不可杀人”的诫命，哪怕在合法政府发动的正义战争中，也当节制使用武力，绝不以暴虐为荣。可姨粉却把“屠杀”“族群清洗”当作“武德”来崇拜，与张献忠、哈马斯毫无区别。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伦理界限，甚至反过来嘲笑基督徒的怜悯与节制。
归根结底，若你持守基于十诫的伦理规范与信仰原则，刘仲敬的姨学之“妖术”，就会立时现出其荒唐原形。唯有真道能破谎言，唯有敬畏神的人，才能不被这时代的诡辩与邪术所迷惑。
一代文妖刘仲敬（四）
这个系列，其实缘起于思想武士群中的一次问答。有人将刘仲敬回答姨粉的问题转发进群：
“有人提出华裔在各国的平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普遍较高、犯罪率较低来反驳中国人是费拉的观点。您如何回应？”
刘仲敬答：这恰好是费拉的主要特征。中上层以上的人士主要依靠教育，华裔在教育中占了特别的地位，这恰好说明他们是科举文化熏陶出来的产物，也就是说，他们属于晚期文明。早期文明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精英阶级是武士，保卫共同体的武士作为精英阶级的核心，文人只是武士的秘书和助手；只有到文明发展到晚期、行将被征服的时候，文人才会变成中心。像张生和崔莺莺这种故事（《西厢记》）是非常变态的，其他任何民族的英雄人物都是拿着宝剑去英雄救美的，只有张生这种人物是写一封信请别的将军来救她，就赢得了美人心。这恰好是费拉的主要特征。年轻民族肯定会觉得武士才是英雄，考试专家算个屁。而在下层人士中呢，犯罪率高恰好是武德的一种扭曲反映。像孟加拉的犯罪率非常低，就是费拉社会的体现。
【思想武士群友问：怎么看仲敬先生的这个观点？】
叶隐驳斥如下。刘仲敬的说法，其实源自他一贯套用的斯宾格勒“文明季候论”（Spengler’s Morphology of Cultures）。表面看似深奥，实则不过是一套穿古附会的玄说。其基本观点是：所有文明都像生命体一样，必然经历“出生—成长—衰老—灭亡”的四阶段循环，如同春夏秋冬更替。这种观点本质上脱胎于古希腊的循环历史观，又吸收了19世纪的生物决定论倾向，带有明显的历史宿命论色彩。它不仅与现代历史学基于实证、结构与多元因果分析的方法格格不入，更与基督教启示中清晰确立的“创造—堕落—救赎—终局”的线性历史观根本冲突。
在斯宾格勒那里，“文明的衰老”往往等同于文士取代武士，而刘仲敬在此基础上，便开始大肆攻击一切“文弱、文明、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转而鼓吹所谓“武德充沛”的英雄主义，仿佛杀戮越多、权力越赤裸，文明就越早期，越有希望。这种观念不仅荒谬，而且危险。
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周朝历史，来粉碎他的谬论。
刘仲敬曾多次盛赞“周朝宪制”，却未曾细思这套制度的建立过程。历史记载中：
•周文王推演《周易》，奠定中华文化哲学根基，成为群经之首；
•武王以仁义之名兴兵伐纣，但登基不久即逝，由其弟周公旦摄政；
•周公制礼作乐，制定礼仪、音乐、宗庙制度，形成日后“礼乐文明”的核心。
请刘姨及其姨粉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1.文王研易、周公制礼，是武士行为还是文士创制？他们塑造的是“早期文明”还是你口中的“费拉化晚期文明”？
2.文王、周公身为贵族武士出身，又兼具深厚学养，正体现了儒家所推崇的“文武合一”人格典范。他们既能治军征战，又能建制立教，是典型的“圣贤型领袖”，并非武夫的秘书。
3.如果周朝初期是文明的“早期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核心就是礼乐与德治，而非暴力与杀戮。反观刘姨口中“武德充沛”的战国时期，恰恰充满了阴谋、暗杀、利诱与人性崩坏——苏秦、张仪等“纵横家”鼓动战争、巧舌如簧，活脱脱是刘仲敬自诩的“游士”祖宗。韩非早已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这正说明文明之初德性最为丰厚，而文明越衰，越崇拜暴力与诡诈。
再进一步质问刘姨：
•春秋战国之初，贵族之间尚讲“礼战”：会盟、通告、按时交锋、敬重俘虏，有高度的武士伦理。这才是真正的“封建自由”——制度有等级，但彼此守信、有荣誉、有节制。
•而刘姨所鼓吹的，是那种以屠杀平民、灭族扬威为“武德”的暴行，与现代恐怖主义无异。你崇尚的到底是哪门子自由？是对弱者不择手段的奴役自由？是可以随意杀戮的禽兽自由？
更荒谬的是，你居然将“犯罪率高”解读为“武德扭曲的反映”。请问：哈马斯、ISIS、张献忠、东亚毒枭，是不是你眼中“武德超强”的楷模？是不是越能制造尸山血海，就越接近你所谓的“年轻民族”？这已经不是无知，而是彻底的反伦理。
简而言之，只要你愿意在刘姨的任何一个“核心概念”上追问到底，他便立刻现出那种不学无术的江湖神棍的嘴脸。他混杂历史、扭曲哲学、亵渎信仰，用一堆自创术语和错乱逻辑搭建起“姨学迷宫”，目的无非是蛊惑人心，借智识之名行收割之实。
一代文妖刘仲敬（五）
现代美国是一个“专家型社会”，即由理性分工主导的高度复杂社会，而非姨粉臆想中的、由武士意气与骑士意志主导的浪漫化社会。姨学的历史与社会解释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反智的、粗陋无知的、浪漫化的叙事框架，不仅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也与现实社会日益精细化的运作逻辑完全不兼容。所谓“浪漫化”，实质上是一种适合“情绪巨婴”的戏剧化表达——只需通过简单的“喜欢”与“厌恶”表达，就能自我沉醉、自我高潮。就像那些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剧情粗糙、人性单薄，但只要有劲爆的拳头与香艳的镜头，仍能收获大量追求感官刺激的观众。刘仲敬的全部江湖话术，正是利用这种简洁粗暴而又情绪生动的表达方式，浪漫化现实，以收割缺乏辨识力的无知韭菜，为他的“网络建国大业”源源不断地输血打钱。
正是因为刘仲敬语言风格的煽动性，使得“武德”“费拉”等术语爆红网络。有时我也不禁好奇，姨粉们是否给刘姨本人评估过“武德值”？他到底是“武德爆棚”的自由武士？是能言善辩的文人费拉？还是獐头鼠目、大腹便便、手无缚鸡之力的死宅一枚？
再说美国作为一个专业型社会。哪怕你只是空调安装工、电器清洁员，或一名猎人，都必须接受专业培训、法律与伦理教育，并取得相应资格认证。例如，古代猎人只需掌握弓箭、枪械或陷阱技巧便可任意狩猎，而现代猎人则必须学习相关法律，明确哪些猎物可以猎杀、猎杀的时机、数量与方式也有严格规定。姨粉若被问及“古代猎人更有武德，还是现代猎人更有武德？”，大多会下意识地回答是“古代猎人”，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暴力行动。但他们忽略了，“武德”之“德”才是重心。有“武”无“德”，便是野蛮。
现代猎人需考虑生态平衡、物种保护，禁止血腥残酷与竭泽而渔的猎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德”。因此，一个真正有德的社会，必须由通识教育、技能训练、行业伦理与法律规范共同支撑，而不是靠一群成天口吐杀伐口号、把暴力当理想的姨粉所鼓吹的“武德”维系。即使是以纪律与战力著称的美军士兵，如果误入姨粉群聊，恐怕也会以为闯进了一个“精神哈马斯”群。
确实，中国人在科举传统中养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重视教育、勤于考试。但到了美国，他们必须接受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专家文化”标准，不仅要通过考试，更要掌握实操能力、伦理规范、行业责任。华人在各行各业中取得优异表现，并非源自中国科举，而是因为他们适应了美国这个系统高度专业化、考核严格、分工清晰的社会结构。即使从美国保守主义视角出发，重视教育也被视为一种阶层上升的美德。难道刘姨要说，那些效仿切·格瓦拉进山打游击的“革命摇滚青年”，才是真正具备“保守主义武德”的典范？
若真要说，在美国多元文化体系中，中国文化在规则建构中的地位稍显次要，那确是事实。中国人往往是规则的学习者、适应者，而非规则的制定者。同样重视教育的犹太人，则常常在思想界、法律界、金融界成为规则的塑造者。但如果按姨粉的“武德逻辑”，犹太人历史上多数时间“忍辱负重、以智避祸”，该算“费拉”；印度更是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之下，“武德”也乏善可陈，可他们如今也成为硅谷与医药领域的重要规则制定者。而姨粉所激赏的匈奴人、蒙古人、女真人等“强悍种族”，最后却也成了编户齐民的“费拉”式顺民。
只要稍加对比与思辨，他们就会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崩塌。因为错乱，正是姨粉知识结构与心灵结构的标配。
一代文妖刘仲敬（六）
中国文明由于早熟，相较于西方，更早进入文官行政时代。社会治理由皇帝授命、接受系统教育的文官体系主导，而非由武将掌权。在政治学上，文官统治优于武将统治，乃是不争的基本常识。即便是历史上以勇武著称的蛮族政权，若要稳固长久，也必须主动学习文官治理逻辑。清朝并未由八旗武士直接统治，而是重用汉人文官治理天下。难道姨粉以为他们是傻子？又如许多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即便武力夺权成功，也往往以“临时政府”自居，急于通过“伪民主”披上合法外衣，从而脱离赤裸暴力的统治状态。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了蛮族割据、自立为王的混乱时代。由于国王与贵族大多为文盲，武力的破坏性远超建设性。他们并未以武力保障秩序、和平与繁荣，反而将武力用于彼此征伐与内部互斗。而正是在这样的黑暗时期，唯有基督教教士与修会还保有文字与经典，凭借信仰与知识，渐渐节制蛮族统治者滥用武力的倾向，恢复法律秩序，塑造了带有基督教仁爱精神的“武德”传统，即所谓的骑士精神。
这与日本的武士道如出一辙——真正的武士道并非建立在刀剑武艺之上，而是建基于儒家义理与道德规范之中。这就说明，真正高贵的“武德”，必然是由信仰与知识所滋养的德性，而非姨粉所幻想的“打砍杀伐”“血气冲冠”的低级暴力。
中世纪晚期，随着教皇推动的“法律革命”展开，西方社会逐步摆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的野蛮时代，重新迈向法治社会。这一历史进程并非武士的功劳，而是教会透过信仰教化与教育普及所奠定的文明成果。即便是十字军骑士，他们之所以能称为“有武德”，是因为其行动受到基督教信仰的节制与教会法的规范——他们服从于教会的属灵权柄，而非自立为王、杀伐为荣的草莽武夫。
至于刘仲敬举“张生与崔莺莺”的例子，试图证明中华文明“文弱”的荒谬，简直是一个文学盲的笑话。在西方文学中，劫富济贫的侠盗与私力复仇的悲剧故事虽不少，但其最终走向是反思与节制。例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皆以个人情感对抗制度失控的悲剧为题材，而非“武德”的颂歌。在西方文明传统中，这类作品的地位正是在于引发伦理反思，而非宣扬以暴制暴。
如果真要谈“反抗精神”，中国人堪称世界之最。从农民起义、流寇造反、地方割据、江湖义军，数千年来反复不绝。但为何这些反抗多走向失败、又陷入新一轮专制？原因正是缺乏对真理与正义的持续承载，一切反抗都只是为争夺权力的循环，而非价值与法则的革命。相比之下，欧洲虽然反抗频率低，但其社会变革（如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却扎根于文士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提出的思想基础。这些人的贡献，对美国宪政制度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绝非任何一个战功赫赫的“武士”可比。
因此，姨粉奉张献忠的“七杀诗”为武德之巅，还要口口声声谈自由，简直是荒谬至极的黑色幽默。
勇武如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努尔哈赤的女真人，若真有刘姨所称“自足文明”，为何最终都归顺佛教、伊斯兰教、儒家？没有独立信仰与道德文明体系的武力，只能成为异文明的附庸。这是历史的铁律。
中世纪晚期，随着教会与国家职能逐渐分离，文官体系得以确立。西方也逐步发展出军队国家化制度——即军队只为保护人民、捍卫宪法而存在，不得干预政治。这种制度性约束，正是武德的最高形式，即以自我节制、服从法治、捍卫公义为荣，而不是“为杀而杀”的血腥浪漫。
然而，刘仲敬却在访谈中坦承，他理想中的政体，是拉美庄园主式的寡头统治：由所谓的“武士阶层”掌控私人武装，建立大庄园，让“费拉”农奴为他们杀戮效命。他在推特置顶的“大鼠民国建国纲领”中，更明确主张：可以根据建国需要，任意剥夺任何“不为建国出命出钱”者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说白了，这不是武德，而是反社会人格的暴力幻梦。正常人都该逃离，只有彻底的神经病才会把“巴鼠建国”当作理想蓝图。
实际上，这群高喊武德的姨粉中，个个才是“费拉中的费拉”。真正适合他们的建国地点，或许是缅北山区那种武装割据、毒品横行、法治真空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尽情“杀伐建功、称王称霸”。可惜，他们的“阿姨”，却早早跑路到基督教已经“费拉不堪”、实行文官治理、重法治重专业的美国。刘仲敬嘴里武德滔天，身体却很诚实——大腹便便地投奔了他最鄙视的“文官政体”。
一代文妖刘仲敬（七）
姨粉以为，玩弄几个诸如“武德”“费拉”之类的术语，就可以解释一切历史与现实，却不知他们的所有论断，归根到底都在自打耳光。如果按照他们自己宣称的逻辑，几乎所有勇武的蛮族最终都会因文明吸引而“自甘费拉”——也就是主动与文人合作、建立制度、接受教化。那么很显然，追求文明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人性潜能，而非姨粉所贬斥的“堕落”。人类不愿长期处于暴力统治与野蛮状态，是一种趋向秩序、和平与正义的自然倾向，而非软弱。
若再遵循刘仲敬借用的“文明季候论”，即所谓文明终将进入“衰败费拉化”的周期性铁律——那更是讽刺。既然文明的宿命是不可抗拒的“衰朽”，那你刘姨何德何能逆天改命？除了混吃等死，你所鼓吹的建国神话和制度重构，岂不是注定如同蜃楼幻影，自欺欺人？
刘仲敬起初靠贩卖“宪制”、“法统”这些大词收割信徒，一般人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当今人类“宪制文明”的代表。而美国建国纲领性的文献《独立宣言》，正是以基督教自然法传统为基础，宣称“所有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这表明，在正常的政治文明中，追求普遍的平等权利与法治保障，才是正当政治的伦理起点。
然而到了刘仲敬及姨粉这一群尚未开化的“政治野人”手中，一切都颠倒了：他们不但否定平等、否定普遍权利，反而将以暴力奴役他人视为最高政治美德。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不是由共同的法则维系，而是由“谁敢杀人谁称王”的血腥逻辑统治。讽刺的是，按照姨粉崇拜“武德”的标准，历史上曾经最“武德爆棚”的群体，或许是穆斯林征服王朝与当代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但他们合起来，都无法击败一个面积不及海南岛的以色列。
为何？因为以色列不是靠蛮力统治世界，而是靠基于圣经启示与现代宪政原则所建立的制度秩序，保障全球犹太移民、阿拉伯公民、基督徒与穆斯林等不同族群和宗教的基本自由与生命财产权。这种“现代宪制国家”的力量，并不源于嗜血，而在于正义、公义、理性与自我节制。而刘仲敬及其姨粉，在核心价值观上，跟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别无二致——都否认普遍人权，否认理性治理，鼓吹无差别的暴力控制。但比起那些愿意为其信念赴死的恐怖分子，姨粉们连“殉道”都做不到，所谓“武德”，差了一个银河系。
刘仲敬的政治主张若用两个字概括，那就是：“杀人”。他屡次公开宣称：唯有敢于大规模杀人立威者，才堪成事。他所谓“古老的自由”，其核心就是——对不顺从、不合作者实施奴役与剥夺，乃至生命灭绝。这与哈马斯无差别杀伤平民的恐怖主义逻辑如出一辙。这不是我对他恶意曲解，而是他反复公开表述、毫无隐讳的原意。任何读者都可以在推特（现已改名为X）上检索其相关发言为证。
我在此以基督徒的名义郑重声明：若我所述与刘仲敬本意不符，愿上帝以最严厉的责罚报应我一切虚假见证。
但若我的转述确实属实，那么任何自称基督徒、却认同或默许刘仲敬把“杀人”作为政治根基者——在我看来，就根本不应被视为在信仰上属于基督徒的群体。因为他已否定了十诫的核心伦理，否定了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也背弃了福音中最基本的仁爱与怜悯。
一代文妖刘仲敬（八）
有朋友问：刘仲敬预测的许多事情都应验了，你怎么看？
我说，不妨套用刘仲敬自己的“歧视链理论”（说白了就是一种狗眼看人低的势利视角）：那是你自己的阶级地位太低，才会把一个江湖神棍当作人生决策的风向标。你不妨看看真正掌握资源的社会精英——他们做投资、避险或地缘迁移决策，是依据刘仲敬的“建国纲领”，还是依据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哈佛肯尼迪学院等顶级智库的情报与分析？
曾经因迷信“大洪水”预言而逃亡东南亚的姨粉，不少人在耗尽财产、流落异国之后，最终不得不灰头土脸地悄然回国。现实，用脚狠狠打了那些“姨学信徒”的脸。
刘仲敬张开坟墓一般的喉咙，日复一日喋喋不休地“预测”世界风云、政局动荡。他预测得多，总有蒙对的时候。有时他只是窃取了国际顶级智库的专业观点，稍作篡改包装，就冒充自己的独家“深刻洞察”；有时干脆采用含混语句、大而无当的趋势判断，制造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玄学气场。
但事实是：刘仲敬本人在美国所处的是社会底层，既没有渠道获取高阶信息，也无能力深入分析第一手材料。他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滞后性信息的拼贴组合，或者干脆就是玄虚的语言魔术。说对了，姨粉们奉若神明，奔走相告；说错了，就当作没发生过，不了了之。更不用说，几乎没人统计他预测的成功率、错误率与置信区间，更没人分析其逻辑模型是否存在“自我验证偏差”（self-confirming bias）。
这与真正的预测工作——不论是量化经济预测、地缘政治风险评估，还是金融行为模型——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事。真正负责任的预测者，会标注前提假设、使用可重复验证的建模工具、附带概率估值，并且在事后进行回顾检验。而刘仲敬的预测，更多是为了情绪输出、意识形态动员，乃至收割信徒而编造的“动员性话语”。
反观我自己，很少做预测。偶尔说中了几件，也就略略得意一下；说错了，我自己反而记得特别清楚，还常拿来调侃自己，以警惕过度自信。因为凡对人性与历史稍有敬畏的人，都知道未来从不轻易服从预设。预测是一种工具，而不是权柄；是一种谦卑探索，而非傲慢宣判。
所以，如果你真心觉得刘仲敬具备“先知般的洞察力”，那就用行动验证你的信念：付费给他，请他为你量身定制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人生战略与投资规划。如果他真的“开了天眼”，那他的建议应该足以让你封侯拜相、脱胎换骨。
当然，依照刘大师一贯的建国逻辑，你的最佳投资方式，无疑是将全部家产与生命押注在“大鼠民国”的伟大蓝图上。待将来鼠国开国，你便可因“战功与捐功”封妻荫子，光耀门楣。
这，也许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诚实求真，最直接、最诚恳的方法了。
一代文妖刘仲敬（九）
有朋友说：“你对刘仲敬的批判确实入木三分，但他对（大中华）民族虚荣心的揭露与批判，也确实有其贡献。”
我当然注意到刘仲敬在民族主义话语方面的某些解构作用，他的讽刺确实对一些狭隘的大国沙文主义造成了戳穿效果。但我们基督徒评价一个人思想贡献的前提，不只是他是否说对了几句话，而是他是否在根本上保持了人格与逻辑的一致性。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从不犯错，而是指我们靠着悔改与更新，在不断悔罪中维系内在一致，而不是像保罗所说的那样：“你批判别人不义，自己却天天犯罪”；或“作恶以成善”，那是更深的恶。
刘仲敬虽然批判了国家民族主义，却随即发起一场更低劣、更道德腐败、甚至更滑稽的“民族发明运动”。他和姨粉所鼓吹的民族认同建构，往往是依靠编造神话、篡改族源、制造虚构圣贤与偶像英雄，并辅以一整套地域歧视链，来建构排他的文化身份感。例如：
广东人通过贬低江西菜品的“贫乏”来维系自豪；四川人讥讽湖南人打纸牌“低级”而麻将才“高雅”；广西人调侃湖北人“不善歌舞”；山东人自居“道统遗民”，河南人则被视为“道德滑坡区”。
这些通过“贬低他者、拔高自身”来维系身份认同的做法，并非文明建构，而是病态认同机制的投射，是地域版的族群偶像崇拜，既无智性说服力，更无道德正当性。刘仲敬的“民族发明”，最终不但没有解决民族主义的病灶，反而创造出更支离破碎、彼此敌视、暴力倾向更重的“拟民族”。这不是对民族主义的超越，而是民族主义的病变与退化。
按他自己的说法，这种“民族塑造”最终将导致几十个“发明出来的民族国家”彼此仇杀几百年，才能逐步形成和平秩序。那请问：这不正是他口口声声批判的“暴政的生成机制”吗？你不是反对大一统导致暴政吗？那为何又要用“内战几百年”作为通向文明的路径？这不是逻辑自戕、人格分裂吗？
更荒唐的是，姨粉经常以“大一统必然导致暴政”为前提进行论证。这种推论，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政治哲学角度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古罗马帝国凭借高度统一的法律体系与交通网络，缔造了地中海地区长达两个世纪的和平盛世（Pax Romana），实现了跨民族秩序的稳定与整合。美国则通过联邦体制，在“合众为一”的宪政框架下整合五十个州，依靠制度性制衡保障长期稳定。欧盟尽管成员国在语言、宗教和历史背景上差异巨大，依然持续推进超国家整合机制，正是为避免重蹈民族国家主义对抗导致的战争覆辙。德意志在统一前是三百多个关卡林立的小邦，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统一之后，通过教育、工业、行政体系的全面一体化，迅速实现国力跃升。即使是印度、南非、巴西这类多元复杂的统一国家，也并未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专制，反而因具有统一的法律与治理框架，在国家运作中获得更高的协调能力。
因此，大一统与分裂本身，并非善恶之分，而是政治结构上的张力安排问题。统一不必然压迫，分裂也不等于自由。关键不在于“是否一统”，而在于制度是否建立在公义、法治与正当治理的基础之上。
更进一步，如果姨粉真要推动中国“诸夏式分裂”，请具体说明：
是按省划分、按市划分、按语言划分，还是按历史文化圈划分？谁有权力来主持来决断这种划分？是否有跨地区、跨族群的政治正当性与执行能力？分裂后将设立怎样的宪政结构？有何统一的国际承认机制？外交、贸易、货币、军队如何处理？外交资源与武力如何平衡？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分裂后的新政权之间，如何划定出海口和战略资源的归属？比如四川、重庆、贵州等内陆地区如何获得海运通道？水源、能源、关键交通节点如三峡工程、高铁枢纽、长江航道如何管理？有无协调机制？是否需要类似欧盟的超国家机构？若缺乏此种机制，是否意味着战争必然重启？
姨粉鼓吹分裂战争，说得慷慨激昂。那么请问：你们准备好了什么实质性代价？有多少人愿意真正在战场上献出性命？有多少人愿意失去家庭与财产、陷入长期内战与断裂之中？你们有组织兵源、后勤、指挥系统吗？有没有实际能力抗衡中国现有的军政结构？如果你们只是把牺牲的想象投向“别人家的儿子”，那你们的武德就是纸上的嗜血。
这一切，其实根本无法回答，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准备回答。你们只是幻想在脑中建国，用口号替代治理，用愤怒替代思想，用破碎替代希望。
托尔金在《魔戒》中创造了“咕噜”这个被魔戒腐蚀的人物，他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生命，但因执念于权力而变得扭曲丑陋。今天的姨粉，以及刘仲敬本人，正是这种精神咕噜的化身：他们执迷于“民族分裂”“血与火的重生”这样的幻影，结果人格崩解，灵魂腐坏，眼中只剩下幻想的“魔戒”——一枚将自己与世界一同拉入深渊的权力咒物。
作为基督徒，我必须发出严肃的信仰警告：
愿上帝赐我们分辨的智慧，使我们远离一切妄称神意的观念病毒，也警惕那披着“自由”、“解构”、“历史真相”外衣的撒但谎言。凡以杀戮建国、以诅咒传教、以仇恨立教、以妄称神意迷惑信徒的“诸夏教会”，都不过是新时代的洪秀全、现代版的假先知。他们不事奉基督的十架，只事奉自己病态的幻象与贪欲。
愿一切被掳掠的信徒能回转归向主，回到那真实、温柔、刚强、仁爱的福音之中。我们无权决断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是唯独属于上帝的权柄。正如《但以理书》所说：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但以理书》4章17节（和合本）
（全文完）
何岸泉｜Founder of the Shanghai Independence Movement
@hean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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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时
十篇揭批劉仲敬，不如一篇反沪独。揭露姨学之人多如牛毛一文不值，奉劝叶大隐还是回归到讨伐沪独的赛道上来，这边厢风光独好。
锟斤拷锟洁辑时锟斤拷: 2025-05-30 05: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