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对峙
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一场最终以“天安门屠杀”为悲剧结局的伟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震惊了世界。 请跟随这个博客和《天安门对峙》一书来重新经历那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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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22, 2015
八九回忆：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刘刚）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刘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哀悼纪念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运动持续长达两个月，直至中共政权动用机枪坦克进行血腥的暴力镇压。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了，但当年六四吹响的埋葬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重建民主自由的号角，却立即响遍了全世界。六四后不久，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齐奥塞斯库被枪毙，前东欧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全面土崩瓦解。我相信，中国的六四事件与东欧共产主义专制的崩溃不仅仅是前后接连发生的事件，而且是有必然联系的因果事件。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敲响共产主义的丧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民主运动的进程。
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北高联”。中共政权在六四镇压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布通辑令，所通辑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几乎全部是高自联成员。足可见该组织在那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高自联在其成立成长过程中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更有大批成员遭到中共政权的长期关押和迫害。应子华为编撰《浴火重生》一书的屡次催促，我草写本文简单地回忆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发生游行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密切观察运动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发现在运动期间成长起来的学运骨干和领袖。至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已有许多学生骨干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其中包括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郭海峰。
我是在四月十九日夜里中南海门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识吾尔开希的。那时的游行队伍中还鲜有人敢于站出来演讲或带头呼喊囗号示威，大多数人都是站在后面看热闹。可那天在中南海门前吾尔开希就勇敢地站了出来。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护卫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远远多于真心支持他的学生。不时见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频繁地找吾尔开希谈话，或是威胁或是恳请他立即回学校。我相信，那天的吾尔开希是绝对有胆有识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吾尔开希，并同他交换了联系办法。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内召开，北京各高校学生数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此期间，有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请愿，我随后了解到他们是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和郭海峰。同时，在示威队伍中，有一示威组织者因对学生下跪不满，竟以头击石，血流如注。此人当日头缠绷带，手持喇叭，嗓门如钟，人高马大。我认定他具有作领袖的潜质，随后便了解到他是政法大学的浦志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这样的民运骨干人才。但所发现之人大多集中在北大，例如王丹、邵江、熊焱等。而今在几天之内就一下冒出这许多杰出人才，我当时就想到一定要尽快将这些人都组织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将这场运动引向深入和成功。于是，我在四月二十三日，就逐个去联系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及其它学校的学生骨干。当天中午我到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的宿舍，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的尽快成立学生组织的想法。吾尔开希立即表示赞同。我们约定当晚七点先到圆明园南门外集合，然后再到我在那附近的宿舍召开会议。我建议他先作些准备，并由他主持当晚的会议。随后，我们俩分头去联系我们各自熟悉的各校骨干。
同吾尔开希分手后，我立即去了北大。我先找到王丹。当时王丹的宿舍里正有十多名学运骨干在开会，还有几个港台记者正在采访王丹。我同王丹简单介绍了关于成立联合学生组织的事，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我只是告诉他一切应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北大应成为遵守民主程序的模范，而不能到处搞大校沙文主义。见一时难以说服王丹，我便告别王丹，去找我熟悉的其他人。我未能找到郭海峰和张志勇，因为时间紧，我便委托我在北大的同学和好友黄海新去通知这些人当晚七点去我住处开会。另外，我也委托黄海新及其他人去通知清华及中科院的同学。
接着我又去了人大，但也没有找到我熟悉的人。我试图找到王将，他曾经在八七年学潮时同我一起被抓过。没找到王将，我就在他宿舍门外找了几个学生，希望他们能帮我通知他们学校的学运骨干于当晚去圆明园开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先找到龚自忠。龚自忠是我主办北大民主沙龙时的主讲者之一。我让龚自忠帮我联系浦志强和周勇军。很遗憾我当时没有找到他们，但他们宿舍的同学答应我一定通知他们。我找到了王治新，同王治新谈得很多。我感到王治新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随后去找陈小平，我当时并不认为陈小平能出面参与我成立的学生组织，但我希望能听取一下他的建议并希望他能推荐些人才。在陈小平的住处，我不曾找到陈小平，却碰巧遇到了吴仁华。我知道，那会儿吴仁华也是政法大学民运的幕后“高参”之一。我同吴仁华谈了成立跨校联合组织的计划，希望他能前往助威。吴仁华却认为他作为教师不便介入学生组织。我建议他以顾问身份参加会议，很遗憾，他最终还是没去。如果他去了，再假如他当时更果敢一些，我那天晚上就会把他推到高自联主席的位置上了。那么凭吴仁华的胆识和能力，我们一定会将高自联组建得更成功、更成熟、更稳健，会少犯许多错误。
我吃过晚饭，就匆匆地赶往圆明园南门外。继在北大开辟了每周三的"民主沙龙"后，我又在圆明园南门外每周五举办一次叫作“渊呜园”的聚会，寄希望于那里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海德公园。北京的公安们对我们“渊呜园”聚会也是格外关照，有几次他们派来的坐在门里的便衣人数比我们在外面参加会的人还多。
当我赶到圆明园时，有一些学校的代表已经提前到了。我立即将先到的人领到我位于马路对面的宿舍。我当时除了在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供职，还同时在中科大研究生院的软科学研究所及国家教委属下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兼职。特别由于我发现那一段时间不断有公安便衣跟踪我，为了不给子明的研究所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也为了能更方便地主办北大“民主沙龙”及“渊呜园”沙龙，我索性从子明位于双泉堡的研究所宿舍搬出来，住到了在圆明园附近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在那里有一个独立小院，一排小平房，我住其中一个房间，此外还有会议室和几间办公室。我就将各校代表领到了会议室。我安排了两名学生代表看守住小院的大铁门，每个出入的人一律检查学生证。当时有几个人自称是记者，被我拒之门外。其中有一位声称是《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的同事，希望能放行，但我要求两位纠察严格把门，不准放进任何不是我们通知的人。
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人，总共来了大约六七十人罢。到七点钟，我让锁上大门，任何人不得出入。我们在会议室准时开会。我让与会的每个人登记，当时的那份登记名单很侥幸地被清华大学的宋立峰保存了下来，在十多年后又归还给我。如果当时就落入员警手里，相信会有更多的与会者被逮捕入狱。比如说我的同学黄海新及北大的张志勇等人就参加了那次会，但除了我，并没有别人认识他们，所以他们也一直未被逮捕。
七点钟刚过，我宣布开会，要求大家安静下来。这时坐在沙发上的清华研究生大声质问：“喂喂，谁能说一下今天的会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才知道那人叫宋立峰。“我来简单说一下”，我接过宋立峰的话，“我叫刘刚。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绍了。”我实在是不好作太详细的自我介绍，我担心那会把很多人吓跑。“这里是我住的地方，我保证大家在这里开会安全。”我继续讲，“我们北京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已持续了一个星期。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联系各个学校的骨干，尽快成立我们的跨校联合组织，使得我们在运动期间能够协调运作，统一纲领，统一行动。这就是召集大家来的目的，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就讲这么多。下面我推荐由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来主持会议。”大家随即都把目光移向了吾尔开希。吾尔开希正与他的北师大校友们嘀嘀咕咕地讨论着什么，听我说由他来主持会议，立即展开手里的纸片讲道：“我们要开短会。今天的会要进行这样几个程式，1、讨论通过组织名称，2、讨论通过组织章程，3、选举组织领导机构。大家对这几项会议程式有意见吗？”他环顾周围，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那么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讨论通过组织名称。我建议的名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我们学生组织要纯学生化，防止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和利用学生运动。”
我一听吾尔开希建议的这名，就感到不够响亮。对于他的纯净学生组织的观点，我更感到是过于单纯和幼稚。“我提议叫‘团结青年联合会’。我认为学生运动的作用就是要像滚雪球一样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到民主运动中来。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自治。”
“好，我们现在有两个候选名字”，吾尔开希讲，“还有其他建议吗？如果有，我们现在只提名字，不允许作任何解释。”稍等了片刻，没有人建议其他的名称。“那么，我们就这两个名字进行举手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吾尔开希提出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获得了过半数通过。
通过了组织名称，吾尔开希又念了一下他预先准备的章程草案。大部分内容都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例如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等等。我还记得有一项叫作囗号是：民主、自由、人权。后来政法大学的同学提议增加一条法制。
吾尔开希宣布的组织领导结构是由五名常委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选举产生。对此，我提出几点修正意见：第一是常委应实行单位常委制，即选出几所大学作为常任理事学校。第二是主席由常委学校轮流担任，任期一周，不设个人主席；每个学校派到高自联的代表最好频繁轮换；代表的责任是将各个学校高自联分会的决定和动议转达给高自联，并代表其学校参与高自联的会议和表决，以及将高自联的决定传达到本校。我的这些提议都是为了分散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风险，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当局采取擒贼先擒王各个击破的战术。这些意见都被大家一致接受。
然后进行常委选举，先是选举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作为常委学校。又有人(大概是石翁和马少方)提出中央民族学院作为少数民族院校代表、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京郊八大艺术类院校代表进入常委会。也都被大家接受。
最后进行主席选举。那天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大学本科生，那时年龄稍大些的都深知共产党整人的厉害，大多不敢公开介入这种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那天参加会议的人中我感觉黄海新和浦志强是比较稳健成熟的。我知道黄海新不会冒这个头。所以在讨论章程时，我在私下里力劝浦志强出面代表政法大学竞选。但浦志强真心实意地认为他本人经验和能力都不足，不足以胜任主席一职。我转而求其次，让政法大学出席会议的六七人中推举一位候选人来。最后他们推举出周勇军。
在推举候选人时，北师大推举吾尔开希，我推荐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我强调说我们在目前所选出的领导者要尽可能通晓法律，以便领导我们进行有理有力的合法斗争。两位候选人都作了简短而又非常精彩的竞选演说。最后举手表决结果是周勇军以微弱多数胜出。
其实，按照我当时的建议，由谁担任主席并不重要。同时，我也很敬佩吾尔开希的胆识。但我更希望由吾尔开希以外的其他人当选，这样就可以利用高自联主席职位培养造就更多的学生领袖。而对吾尔开希来说，他早已是过了河的卒子，是只能进不能退的了，不论他是不是当选主席，他都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了。而且我有一点担心，他一旦当选主席，一周后可能不会实行自动轮换。
选完主席后，我提议，自次日起，高自联在政法大学全日办公，各高校派代表到政法大学常驻高自联；四月二十四日在政法大学举办高自联成立新闻发布会。同时我提议政法大学由周勇军、王治新着手准备为我们的高自联履行申请注册登记手续。
最后，我提出由我联系法律界精英进一步完善章程草案，并联系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顾问委员会和后援会，借此发动学生以外的其他团体的支持。吾尔开希还是坚决反对与非学生组织或个人合作，但同意由我去进一步修改章程。会议结束时大约是夜里十一点左右。
四月二十三日夜里及二十四日上午，我带着那份章程草案，分别谘询了方励之、陈子明、许良英、于浩成。记得方励之将“民主集中制”改成了“民主制”，许良英将“反对暴力”改成了“非暴力”，于浩成改了两个错别字，陈子明就只说了一句：如果需要资金就尽管说话。我那时不忍心牵连到子明，担心自己万一被抓进去，会把子明提供活动经费的事给供出来，所以就一分钱都没跟子明要。但我在那一天掏出了自己的两千元存款，为高自联买了第一台油印机和扩音机等设备。后来还了解到，于浩成为我们修改了两个错别字，竟被共产党关押审讯了两百多天。但那实在是不怪我，我在监狱中不曾供出他半个字。怪只怪他家住公安部部长楼，我出入时的登记都直接落到公安部手中了。
高自联成立后几乎每天都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并在随后的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关于高自联的其他有关活动，待以后有时间再慢慢交待罢。
八九回忆
eddie at 6:23 PM
1989年，中国的大学生们在一场最终以“天安门屠杀”为悲剧结局的伟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中震惊了世界。 请跟随这个博客和《天安门对峙》一书来重新经历那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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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pril 22, 2015
八九回忆：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刘刚）
一九八九年“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刘刚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哀悼纪念胡耀邦逝世为契机，发起了全国范围的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运动持续长达两个月，直至中共政权动用机枪坦克进行血腥的暴力镇压。八九民主运动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了，但当年六四吹响的埋葬共产主义极权体制重建民主自由的号角，却立即响遍了全世界。六四后不久，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齐奥塞斯库被枪毙，前东欧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全面土崩瓦解。我相信，中国的六四事件与东欧共产主义专制的崩溃不仅仅是前后接连发生的事件，而且是有必然联系的因果事件。可以说，一九八九年发生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敲响共产主义的丧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世界民主运动的进程。
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或“北高联”。中共政权在六四镇压后，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布通辑令，所通辑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几乎全部是高自联成员。足可见该组织在那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高自联在其成立成长过程中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更有大批成员遭到中共政权的长期关押和迫害。应子华为编撰《浴火重生》一书的屡次催促，我草写本文简单地回忆高自联成立的前前后后。
自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发生游行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密切观察运动的走向。更主要的是要发现在运动期间成长起来的学运骨干和领袖。至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一天，已有许多学生骨干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其中包括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郭海峰。
我是在四月十九日夜里中南海门前的示威人群中初识吾尔开希的。那时的游行队伍中还鲜有人敢于站出来演讲或带头呼喊囗号示威，大多数人都是站在后面看热闹。可那天在中南海门前吾尔开希就勇敢地站了出来。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护卫中南海的武警和便衣要远远多于真心支持他的学生。不时见到有身份不明的人频繁地找吾尔开希谈话，或是威胁或是恳请他立即回学校。我相信，那天的吾尔开希是绝对有胆有识的。我在那天午夜就找到了吾尔开希，并同他交换了联系办法。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内召开，北京各高校学生数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此期间，有三名学生代表在大会堂台阶上下跪请愿，我随后了解到他们是政法大学的周勇军，北大的张志勇和郭海峰。同时，在示威队伍中，有一示威组织者因对学生下跪不满，竟以头击石，血流如注。此人当日头缠绷带，手持喇叭，嗓门如钟，人高马大。我认定他具有作领袖的潜质，随后便了解到他是政法大学的浦志强。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这样的民运骨干人才。但所发现之人大多集中在北大，例如王丹、邵江、熊焱等。而今在几天之内就一下冒出这许多杰出人才，我当时就想到一定要尽快将这些人都组织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将这场运动引向深入和成功。于是，我在四月二十三日，就逐个去联系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及其它学校的学生骨干。当天中午我到了吾尔开希在北师大的宿舍，向他简单介绍了我的尽快成立学生组织的想法。吾尔开希立即表示赞同。我们约定当晚七点先到圆明园南门外集合，然后再到我在那附近的宿舍召开会议。我建议他先作些准备，并由他主持当晚的会议。随后，我们俩分头去联系我们各自熟悉的各校骨干。
同吾尔开希分手后，我立即去了北大。我先找到王丹。当时王丹的宿舍里正有十多名学运骨干在开会，还有几个港台记者正在采访王丹。我同王丹简单介绍了关于成立联合学生组织的事，希望他能代表北大参加。王丹立即提出他参加的条件是北大能够拥有绝对多数的常委名额，比如说，如果总共有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我只是告诉他一切应通过民主程序决定，北大应成为遵守民主程序的模范，而不能到处搞大校沙文主义。见一时难以说服王丹，我便告别王丹，去找我熟悉的其他人。我未能找到郭海峰和张志勇，因为时间紧，我便委托我在北大的同学和好友黄海新去通知这些人当晚七点去我住处开会。另外，我也委托黄海新及其他人去通知清华及中科院的同学。
接着我又去了人大，但也没有找到我熟悉的人。我试图找到王将，他曾经在八七年学潮时同我一起被抓过。没找到王将，我就在他宿舍门外找了几个学生，希望他们能帮我通知他们学校的学运骨干于当晚去圆明园开会。
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先找到龚自忠。龚自忠是我主办北大民主沙龙时的主讲者之一。我让龚自忠帮我联系浦志强和周勇军。很遗憾我当时没有找到他们，但他们宿舍的同学答应我一定通知他们。我找到了王治新，同王治新谈得很多。我感到王治新是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随后去找陈小平，我当时并不认为陈小平能出面参与我成立的学生组织，但我希望能听取一下他的建议并希望他能推荐些人才。在陈小平的住处，我不曾找到陈小平，却碰巧遇到了吴仁华。我知道，那会儿吴仁华也是政法大学民运的幕后“高参”之一。我同吴仁华谈了成立跨校联合组织的计划，希望他能前往助威。吴仁华却认为他作为教师不便介入学生组织。我建议他以顾问身份参加会议，很遗憾，他最终还是没去。如果他去了，再假如他当时更果敢一些，我那天晚上就会把他推到高自联主席的位置上了。那么凭吴仁华的胆识和能力，我们一定会将高自联组建得更成功、更成熟、更稳健，会少犯许多错误。
我吃过晚饭，就匆匆地赶往圆明园南门外。继在北大开辟了每周三的"民主沙龙"后，我又在圆明园南门外每周五举办一次叫作“渊呜园”的聚会，寄希望于那里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海德公园。北京的公安们对我们“渊呜园”聚会也是格外关照，有几次他们派来的坐在门里的便衣人数比我们在外面参加会的人还多。
当我赶到圆明园时，有一些学校的代表已经提前到了。我立即将先到的人领到我位于马路对面的宿舍。我当时除了在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供职，还同时在中科大研究生院的软科学研究所及国家教委属下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兼职。特别由于我发现那一段时间不断有公安便衣跟踪我，为了不给子明的研究所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麻烦，也为了能更方便地主办北大“民主沙龙”及“渊呜园”沙龙，我索性从子明位于双泉堡的研究所宿舍搬出来，住到了在圆明园附近的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北京高联材料公司在那里有一个独立小院，一排小平房，我住其中一个房间，此外还有会议室和几间办公室。我就将各校代表领到了会议室。我安排了两名学生代表看守住小院的大铁门，每个出入的人一律检查学生证。当时有几个人自称是记者，被我拒之门外。其中有一位声称是《世界经济导报》张伟国的同事，希望能放行，但我要求两位纠察严格把门，不准放进任何不是我们通知的人。
陆陆续续的又来了几批人，总共来了大约六七十人罢。到七点钟，我让锁上大门，任何人不得出入。我们在会议室准时开会。我让与会的每个人登记，当时的那份登记名单很侥幸地被清华大学的宋立峰保存了下来，在十多年后又归还给我。如果当时就落入员警手里，相信会有更多的与会者被逮捕入狱。比如说我的同学黄海新及北大的张志勇等人就参加了那次会，但除了我，并没有别人认识他们，所以他们也一直未被逮捕。
七点钟刚过，我宣布开会，要求大家安静下来。这时坐在沙发上的清华研究生大声质问：“喂喂，谁能说一下今天的会是怎么回事？”我后来才知道那人叫宋立峰。“我来简单说一下”，我接过宋立峰的话，“我叫刘刚。我想大家大多都知道我，为了节省时间，我也就不更多地自我介绍了。”我实在是不好作太详细的自我介绍，我担心那会把很多人吓跑。“这里是我住的地方，我保证大家在这里开会安全。”我继续讲，“我们北京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已持续了一个星期。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联系各个学校的骨干，尽快成立我们的跨校联合组织，使得我们在运动期间能够协调运作，统一纲领，统一行动。这就是召集大家来的目的，也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我就讲这么多。下面我推荐由北师大的吾尔开希来主持会议。”大家随即都把目光移向了吾尔开希。吾尔开希正与他的北师大校友们嘀嘀咕咕地讨论着什么，听我说由他来主持会议，立即展开手里的纸片讲道：“我们要开短会。今天的会要进行这样几个程式，1、讨论通过组织名称，2、讨论通过组织章程，3、选举组织领导机构。大家对这几项会议程式有意见吗？”他环顾周围，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那么我们进行会议第一项，讨论通过组织名称。我建议的名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我们学生组织要纯学生化，防止社会其他阶层介入和利用学生运动。”
我一听吾尔开希建议的这名，就感到不够响亮。对于他的纯净学生组织的观点，我更感到是过于单纯和幼稚。“我提议叫‘团结青年联合会’。我认为学生运动的作用就是要像滚雪球一样将社会各阶层卷入到民主运动中来。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民主自由，而不是自治。”
“好，我们现在有两个候选名字”，吾尔开希讲，“还有其他建议吗？如果有，我们现在只提名字，不允许作任何解释。”稍等了片刻，没有人建议其他的名称。“那么，我们就这两个名字进行举手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吾尔开希提出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临时联合会”获得了过半数通过。
通过了组织名称，吾尔开希又念了一下他预先准备的章程草案。大部分内容都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例如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等等。我还记得有一项叫作囗号是：民主、自由、人权。后来政法大学的同学提议增加一条法制。
吾尔开希宣布的组织领导结构是由五名常委组成，实行主席负责制，主席由选举产生。对此，我提出几点修正意见：第一是常委应实行单位常委制，即选出几所大学作为常任理事学校。第二是主席由常委学校轮流担任，任期一周，不设个人主席；每个学校派到高自联的代表最好频繁轮换；代表的责任是将各个学校高自联分会的决定和动议转达给高自联，并代表其学校参与高自联的会议和表决，以及将高自联的决定传达到本校。我的这些提议都是为了分散个人在政治运动中的风险，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当局采取擒贼先擒王各个击破的战术。这些意见都被大家一致接受。
然后进行常委选举，先是选举了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作为常委学校。又有人(大概是石翁和马少方)提出中央民族学院作为少数民族院校代表、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京郊八大艺术类院校代表进入常委会。也都被大家接受。
最后进行主席选举。那天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大学本科生，那时年龄稍大些的都深知共产党整人的厉害，大多不敢公开介入这种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那天参加会议的人中我感觉黄海新和浦志强是比较稳健成熟的。我知道黄海新不会冒这个头。所以在讨论章程时，我在私下里力劝浦志强出面代表政法大学竞选。但浦志强真心实意地认为他本人经验和能力都不足，不足以胜任主席一职。我转而求其次，让政法大学出席会议的六七人中推举一位候选人来。最后他们推举出周勇军。
在推举候选人时，北师大推举吾尔开希，我推荐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我强调说我们在目前所选出的领导者要尽可能通晓法律，以便领导我们进行有理有力的合法斗争。两位候选人都作了简短而又非常精彩的竞选演说。最后举手表决结果是周勇军以微弱多数胜出。
其实，按照我当时的建议，由谁担任主席并不重要。同时，我也很敬佩吾尔开希的胆识。但我更希望由吾尔开希以外的其他人当选，这样就可以利用高自联主席职位培养造就更多的学生领袖。而对吾尔开希来说，他早已是过了河的卒子，是只能进不能退的了，不论他是不是当选主席，他都是公认的学生领袖了。而且我有一点担心，他一旦当选主席，一周后可能不会实行自动轮换。
选完主席后，我提议，自次日起，高自联在政法大学全日办公，各高校派代表到政法大学常驻高自联；四月二十四日在政法大学举办高自联成立新闻发布会。同时我提议政法大学由周勇军、王治新着手准备为我们的高自联履行申请注册登记手续。
最后，我提出由我联系法律界精英进一步完善章程草案，并联系其他各界人士组成顾问委员会和后援会，借此发动学生以外的其他团体的支持。吾尔开希还是坚决反对与非学生组织或个人合作，但同意由我去进一步修改章程。会议结束时大约是夜里十一点左右。
四月二十三日夜里及二十四日上午，我带着那份章程草案，分别谘询了方励之、陈子明、许良英、于浩成。记得方励之将“民主集中制”改成了“民主制”，许良英将“反对暴力”改成了“非暴力”，于浩成改了两个错别字，陈子明就只说了一句：如果需要资金就尽管说话。我那时不忍心牵连到子明，担心自己万一被抓进去，会把子明提供活动经费的事给供出来，所以就一分钱都没跟子明要。但我在那一天掏出了自己的两千元存款，为高自联买了第一台油印机和扩音机等设备。后来还了解到，于浩成为我们修改了两个错别字，竟被共产党关押审讯了两百多天。但那实在是不怪我，我在监狱中不曾供出他半个字。怪只怪他家住公安部部长楼，我出入时的登记都直接落到公安部手中了。
高自联成立后几乎每天都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四二七大游行、五四大游行，并在随后的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关于高自联的其他有关活动，待以后有时间再慢慢交待罢。
八九回忆
eddie at 6:23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