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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BEETHOVEN   刘自立 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附录郭文) 2011-04-13 09:14:15  [点击:1439]
纵览中国网刊编按: 因艾未未的抗争及其命运,在本刊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的论辩。该主题颇有意义,值得仔细梳理与深思。目前,有关各方的观点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呈现,为了腾出空间为其他精神交流开辟舞台,特此为上述论争画上句号。谢谢各位参与者理性的辩论风度,谢谢读者诸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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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搞后现代艺术的土壤吗?


后现代对于现代文化的解构和批判——现代派对于传统和古典艺术的批判——超越时代性的、各种艺术的杂糅和跳脱,是不是可以不顾政治环境和文化桎梏,随心所欲,用之无界,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课题。我们前此言及的艾未未艺术和政治诉求,是不是一种可以不顾存在精神,意识,目的、手段分离的,所谓策略政治艺术,亦可一榷。上述表达的时代背景,产生艺术种类的说法,是不是时代使然,也可一说之。后学艺术,虽然特征明晰,风格独特,但是,其政治文化背景无一不是脱离极权主义政治土壤的一种文化探索。虽然,就像阿伦特指出的,在现代派崛起的作家群落中,有“看见文化就要掏出手枪”一类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萌芽提倡者和配合者——比如,提出用焚尸炉烧死异己的萧伯纳和倡导纳粹主义的庞德等。这里,还是要给他们批判专制一个肯定的空间;而他们文化非合法性的说法,就是他们的极端主义批判,导致极权主义上台的批判——如,胡风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人的批判——暗合了后来文革和毛的大批判运动——他自己也毁灭其中。也就是说,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导致两种结局:一种,是用自由民主代替之——
一种,是导向天堂而归入地狱之极权主义文化批判——如,马克思批判,列宁批判;等等。所以,看清楚任何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批判主义,肯定他们的积极因素,否定他们的消极因素,乃是估量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们重点探索中国这块土壤,是不是可以容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课题。现代性批判,简略说之,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是王国维的对于古代性死亡的反抗和绝望——这个现象导致斯人斯文扫地和毁灭(他自杀于湖)——但是,他的死,启动了民国保存各种传统文化的建制之努力。这个努力,主要表现在民国大学,报纸和宗教的建社与教育上。这个事情,人们说得很多了;南北之马相伯,英敛之;北大、清华之中西,现代、古典文化合璧;大公报,观察等的言路自由等,加上主要是民国经济的私有制和乡绅制,形成民国文化某种现代性和古典性的接轨——排除了文化极权主义的大一统。至于这个现代性的转型,后来在台湾发生,也主要是依靠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大陆对于宪法,媒体和制度层面的投资和建设——他们这些胡适,张君劢和张季鸾等,造就了台湾转型必备的前人才和前物材,是不可以须臾忽略的、转型前期、有形无形的精神物质之准备。说,台湾只是蒋经国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就未必是言之有理,持之有物了——当然,还要加上当时美国放弃台湾的具体背景,等等。所以,民国时期的文化形态,就与我们上述所言,同样具备两种文化态势:一种是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如,张君劢的宪政主义,胡适之的自由主义加之我们的祖宗文化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另外一种,就是共产主义文化和文化消灭主义,虚无主义;如,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这里的走向,十分明确。前者导致自由,后者导致极权。而其都是依据对于专制的批判而存身与发展的——这个对于专制的批判,后来,就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建制之一切肯定性现代-传统文化的批判——这个东西,就是毛主义。所以,毛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反拨和异数。

所以,毛建制之假制和伪制,说不上他是现代性,还是封建性。因为,他的制度和无制,全部消除了传统政制和政治的君相制衡,政教制衡一类古典系统,造成一般人们所谓的帝-师合一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文化政治载体。这个东西,后来因为个人迷信和毛的死亡,发展到后极权时代,克里斯马的死亡状态——但是,极权主义消灭大学,报纸,宗教,垄断政治经济的局面,未被触动——加上现代极权主义和资本世界的勾结,产生毛主义计划经济内向和封闭形态,无法表达的坏资本主义和卖国主义。这是后极权主义文化不东不西,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文化现状所在。至于何以我们中国人,从八十年代开始,输入后学而趋之若骛,其中因素多多;但是,主要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民国比较幼稚的文化哲学分类上,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之故;他们对于现代性的主要思潮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界读不确,误读甚广,概念朦胧。如,对于社会主义,对于自由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等等,皆处于语焉不详和言之不确的状态;如,要施行苏联经济计划和欧美民主模式等等——后来,更加发展到要施行毛主指导下的联合政府之新民主和新自由——却枉顾毛主早就有言在先:对不起,先生们,我们就是要搞独裁!——他们这些张,罗,黄们,中南海情结的绽放,可定不是一朵j花。所以,文革前后,中国文化,既不是所谓现代性民国时期文化幼稚的继续——也不是纯粹传统的,所谓古代文化的衍变,而是文化膺品和文化奴才造就的文化消亡。

于是,这个时期结束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文化杂糅状态再度出现且形成新诱惑;因为不知道如何总结文革和评估毛主,故,出现邓氏上台前后的文化和政治忽悠状态(如,邓肯定民主墙;务虚会议肯定耀邦观点,等等)。这个时期,或者稍后一点,文化理论上的杂糅局面继续延续,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实践真理论,西方后学文化和某种复古主义,加之,就是整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后学出现的前提和条件是,人们主要用之来解构文革;解构毛主;解构(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解构的最为有力的教主,不是别人,就是鼓吹猫论和相对主义,无道德论之改革导师——他的这种扭曲的“后学”,导致几十年以后,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经济的全面解构——这个解构,主要不是瓦解某种文化宗教中心论,而是恰恰是要强调这个中心——于是,一切表层的中心“解构论”彻底破产;这个解构,转化成为维护之局面,维稳之局面,实在是中国伪解构论的核心;中国伪后学的本质——对于封建(一个假名词)和专制的批判,又,重新导致极权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之复生。

这是呼应后学或者伪学之出台的、中国拿来之后学的、确切的政治经济背景。这是“中国后学”当时出土的土壤和本性。解构主义,立马变成中国式否定道德,取消历史,抹煞真相和抵触真善美美学的,类似庞德呼应法西斯的那种“拆”之文化(拆普世价值和历史传统)——并且再后来,成为真正拆房霸土之中国圈地运动——这个拆的真实含义,既有萧伯纳焚尸炉和纳粹焚尸炉的味道,还有中国“拆”之“解构”哲学被拿来的更加恶臭的味道。这个东西的继续演变,就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全面的道德沦丧和全民腐败——加之全民的势利/实利主义和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之皮革奶主义。我们中国的后学土壤,就是这种伪后学和真奸诈组合。虽然,正面价值,被后学水、孩一起倒掉;反过来,他们的虚无主义批判,也许,也稍稍伤及某种、某些少许的、官方利益和官方利益论——这是我们看见的,在大陆允许,合法,出版,牟利之所谓‘批判作品”出现的原因;一点点文化批判的味精一类产物,其作用就是告诉人们,虽然,一整锅汤,业已腐烂,但是,未知素,还是可以尝尝的。

就如某些争辩者言,如果说艾未未的东西是逢美骂美,逢共批共,那么,他是不是就是后学者?这个问题,也是假问题。因为,艾氏尚未可能,也绝无希望,可以分身成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之人物。因为,如果他在美国就是乔姆斯基——回来中国就是某某某某——那么,这个艾氏,难道不是滑稽大师了吗?美国,当然可以产生和必然产生学后(含哲学语言学艺术和小说等等);而中国,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可以产生后学呢?美国后学,要解构民主和自由之中心,要建立一种历史和现代糅合的新文化,以便自由-平等,全论不遗;但是,美国和欧洲后学,全无取代现代性政治哲学建制之宪政主义之学问和方法——后学政治学建制论是什么?无人可以回答——所以,艾氏在美国,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现象学批判者和后学艺术模仿者。他的价值,完全不在那里(他可以用用东方学方式赚钱,等等,除外。)他的价值,就是在中国。就是他自己说的,在中国一切都是政治化的,含文学艺术之正面政治化——
说,艾未未政治取消化,如何如何,是某人对于何以中国官方和御用(如汪晖等),大肆鼓吹“非政治化”的路线图,一无所知,枉予置评。

须知,因为他们的政治不正确,才主张“不”政治化;而婊子是要立碑的,他们的碑坊,就恐怕是批判一切的“后学”和厚黑学了。难道这还不是常识!故此,所有一切的草泥马一类,只不过是另类的自由表达,和西方后学完全毫无关系——如果你对官方说:草泥马,你就是自由者;如果,你对于自由说:草泥马,你就是御用和五毛——此间,根本没有什么后学存在——艾未未的什么八奶图,几奶图,不过是一种革命讽刺——他全无要否定一切的,否定美国制度的任何后学用意。他的分离,若成就他为美国人的小历史和小空间,对于维权者艾未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的所有意义就在中国大陆——而这个大陆批判不是后学,是“前学”。至于说什么那样子可以打扮一下,避过镇压等等——请问,你是不知道你说的后学者被逮捕了这件事情,还是说,那些所有打着红旗者反红旗者,可以避过一劫(我们前文业已提过)——这可能吗?用什么后学做手段,可以安全革命呢?这个说法子虚乌有。羞羞答答的红旗论者和后学论者,在残酷现实面前,可以休息了。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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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给我们的更大启示---兼与刘自立先生商榷

作者:郭保胜
最近,刘自立先生就艾未未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发表文章,认为艾未未是典型的民主自由现代性争取者,与后现代主义无关。这篇文章,似乎是针对本人同在刘文发表的纵览中国上发的文章《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的。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澄清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认识艾未未的更大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刘自立先生没有看清,我在文中一再指出:“艾未未是一个以后现代主义来追求中国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后现代主义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形式或者技术,但这个技术也是使他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不然那么多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为何单单就是艾未未在民众中、尤其是年轻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后现代主义方式,是给中国民主人权人士最大的启示。

我也多次在上文中指出,艾未未所追求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与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诉求主题根本不同的,这个不同,也成就了他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地位。如果说,现代性是对中世纪黑暗城堡的颠覆,
那么后现代又是对民主自由大厦的再次颠覆。后现代对中国来说是奢侈,对国人来说,如何解构中世纪城堡才是迫在眉睫的任务。艾未未深谙此理,但对现代性追求的使命,不妨碍他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技术。这就如同中国这个大部分国土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冒出那么多推特、脸书使用者一样。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在中国,有御用文人们运用后现代主义在为专制辩护、诋毁现代性的时候,也需要更多人拿起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手段,来颠覆专制、确立现代性。

技术手段的时空变幻,的确让人对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使命定位错乱。而艾未未之成功,就在于他充分将后现代主义运用在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实践中。推特成为他作为莎士比亚的写作,法院成为卡夫卡城堡,受难学生成为每天的生存标本,“去你妈的”“草泥马”“裆中央”“河蟹盛宴”都成为个体对权力的反讽。这一切不仅使当局瞠目结舌,也对海内外民主斗士们产生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极大震撼。正如我在《艾未未—非政治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文中写到的艾未未对我们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方式的非中心化、破碎性、不确定性、无目的性以及游戏、反讽、无厘头、调侃等特征,大大降低了民众抗争的风险和成本,可动员最大多数人、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参与。相对于现代主义特征的组党、宣言、游行、示威等目的性、精英化、知识分子化的政治活动而言,重视草根、户外、时尚、娱乐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抗争也许更适合这个时代。
后现代方式使那些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更加年轻化、平民化、网络化、艺术化,这些方法,必将对其他现代性追求者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这也就是艾未未在众多现代性追求者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也是艾未未伟大勇敢的抗争精神之外,给我们的更大启示,是他的更大价值所在。

刘文对艾未未的定位,不仅忽视了艾未未追求现代性的方法,也忽视了艾未未不同于其他追求现代性者的身份。艾未未首先不是刘晓波,更不是刘贤斌,就是民主自由在中国实现了,他也绝不会去争取当个国会议员什么的。也许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他同样是个颠覆者、反讽者,因为人的自由与体制的矛盾永无尽期。这就如同他在纽约时多次参与游行示威、多次尝试个体与权力的对抗到底能走多远。在中国,他对他人说,他这样做也是在体验一个个体针对一个体制到底能走多远。当然,他的中指指向天安门,同样也指向白宫。他无疑是个任何社会中的“颠覆分子”,永远是一个内心中持守自由、人的尊严和价值等价值观的“颠覆分子”。

不把艾未未定位为一个运用后现代主义技术的艺术家,不仅理解不了他的行为和思想,也会把他政治化后招来对他更大的惩罚。如果把艾未未单单定位为一个用现代性方法追求现代性的争取者,那我们就不能看出其特色,也使他所抗争的专制者加剧对他的迫害。在对艺术懵然无知的中国专制者眼里,艾未未是一个“颠覆国家政权者”、“敌对势力头目”,是一个比刘晓波、刘贤斌更加有危害的政治颠覆分子,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艾未未根本就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就是一个在实践自己艺术理念的艺术家而已。所以中共当局抓错了人,不仅践踏了人权而且也践踏了艺术。而如果我们仅仅把艾未未定位为用传统方式追求民主自由的人权斗士的话,那我们就会犯与愚昧的当局一样的错误。

总之,我之认为艾未未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抗争者、是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追求现代性的艺术家,最重要的是以他的生命行为展现方式来判断的,至于他的生命行为诉求的主题,当然是现代性。在中国这个类似中世纪的前现代国家,所有个体的大部分人的自由几乎被剥夺殆尽,而国人要追求的,真正是西方国家在16、17、18世纪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所要追求的。现代性无疑是我们追求的重中之重。但是从艾未未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方式对我们追求现代性时的巨大时代价值,这也是不能否认反而要尽力效法学习的。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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