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泰国情况的补充澄清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我把自己在泰国横遭欺压的经历片段公布上网后，遭到多人的斥责和谩骂，这些人貌似公允，实则荒谬乖张且毫无同情心，因为我对泰国的指控，有我亲身的经历，和多人的事例为依据，而他们对我的指责，无一以事实为依据。他们中有的根本没在泰国过，也想当然地信号雌黄、血口喷人；有的抱着“哪里都有好人坏人”的中国式麻将思维，对具体情况根本不加分别，更无视欺压难民仍泰国国家制度的行为，倒打一耙地指责我“忘恩负义”！
更有民运知名人士，竟以昨日之泰国硬套今日之泰国，以一己之片面经历（更何况其在泰期间并非难民）否认其他难民的疾苦，站着说话不腰痛，并以旅居泰国是“我自己的选择”，公然为泰国政府迫害难民的人权劣行甚至罪行开脱。某君睁眼无视泰国政府乘人之危的恶行，似是而非地说：是我选择了来泰国，而没有选择去缅甸的（也没有选择去朝鲜。——曾节明补充）。依照此公的逻辑，受中共政府迫害的朝鲜难民也是活该，谁叫他们“选择”流亡中国；我等异议人士受中共迫害，纯属活该，谁叫我们“选择”生在中国；或者，谁叫我们在中国混了那么多年而没有“选择”离开中国？
是的，哪里都有好人坏人。我不否认泰有好人，不否认泰国社会有好的一面：比如，总的来说，泰国的社会治安比中国好、泰人的礼貌普遍较好（但信用很差）、泰国司机就如我这里的美国司机一样，普遍主动给行人让路（与广州司机反差强烈）。
但我想强调的是：在泰国，难民所受的欺压是制度性的欺压，因此，就不能以“泰国也有好人”之类的由头，为这种国家性质的劣行开脱。
何以说在泰国难民所受的欺压是制度性的欺压？
因为，在泰外国难民——包括难民申请者和获得联合国难民资格者，是不受泰国法律保护的一群人。这是对待难民方面泰国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较文明的发展中国家）的本质区别。
泰国法律从来不承认难民，但政府对难民的政策各个时期不同，近十年来，泰国对待难民出现严重倒退。
陈泱潮老先生于2000年越境逃到泰国，2003年十月，作为获得安置的联合国难民，陈泱潮老先生赴丹麦的时候，无需坐牢和罚款；那个时候，泰国政府基本不抓联合国持证难民，对有保护信的难民申请者也基本不抓；但大概从2006年兵变后起，离开泰国的联合国难民一律要罚款，没有护照或护照过期的，统统要坐牢至少七天，老弱和哺乳的妇女皆不能免，这就造成了婴儿也被关入监狱的悲惨状况；尽管如此，当时获批联合国难民的人，只要不生事，还有事实上的居留权。
2009年时，林大军先生就善意告诫我：在泰国千万不要“有事”，没有事的情况下，联合国难民在泰国有居住权，一旦有事，就只有在移民局的“居住权”。
但不到两年，难民不生事，在泰国也住不安稳了。阿批实站稳脚跟的2010年下半年，泰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扫荡难民，根本不管有没有联合国难民证。经过几次扫荡之后，我当时所住的沙帕麦彭信五十四巷有三幢楼几乎被抓空了。以前，中国难民和难民申请者只要不去公共场所示威，基本没有被抓的危险，但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不管你有没有“生事”，有没有联合国的难民证，都随时有可能被抓，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一位姓吕的政治庇护申请者，为免生意外，谢绝一切异议活动邀请，也从不和中国异议人士来往，更不敢与泰人发生些许争执，讽刺的是，谨小慎微无以复加的此君，仍然在当年十二月八日的突袭行动中被抓走，关入移民局监狱。
老国民党员孙树才老先生已经八十七岁高龄，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照样在那天清晨被从床上抓走，关入人满为患的移民局监狱，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人权丑闻。
有些居泰的中国难民和申庇者，以自己没有被抓为据，来否认我对泰国的指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被抓，完全是侥幸，而不是泰国对你们有什么保护！的确，比起斯里兰卡难民、巴基斯坦难民和非洲国家的难民，中国难民被抓的比例较少，但那主要是因为中国难民长着一张黄种人的脸，远没有斯里兰卡难民、巴基斯坦难民和非洲国家的难民那样好识别而已，而不是因为泰国主流社会有什么菩萨心肠！
对于这些糊涂的人我想提醒他们：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安稳，你们最好不要与泰人发生纠纷（即使有理也不要）、晚上放音乐、打手机不要吵到泰人（虽然泰人可以吵你）...否则，一旦警察光顾，你们被抓无疑！不要以为泰国的牢好坐，我妻子亲身见证：里面人满为患、通晓吵闹、脏乱差臭、疫病（如肺结核）流行、医生形同虚设、牢头狱霸横行、连睡觉的地板都不够...不要以为进了移民局容易出来，若没有钱缴，没有人帮，在里面关到死的大有人在！
住的权利都没有，其他的权利也就站不住脚。本来，泰国警察一边倒地偏袒泰人，欺宰外国人在国际上就是有名的。梁山桥老先生亲身见证了一件荒唐事：
他的一位在泰国开公司的港商朋友，因为发现他聘用的泰人经理偷他的钱，而将其解聘，此泰人怒而大发烂渣，将此港商狠狠揍了一顿；港商愤而报警，熟料泰国警察来后不问打人者，先查港商的身份和公司文件，终于抓住一个把柄罚了香港商人几万泰铢。
港商报警欲求公正，反成冤大头，不仅被白打了一顿，还被罚了几万泰铢。面对泰国警察，有身份的香港商人都是这般待遇，难民就可想而知了。
泰国警察对难民一直都是想抓就抓、想罚就罚。2008年，泰国当局扫荡索马里难民，与索马里难民同住一幢楼的好些其他难民也被抓走，其中有计生难民周小平女士和她的三个小孩。关进警察所后，泰国警察向周小平索要了三千泰铢“罚款”，方才将其释放，而一同被抓的一户柬埔寨难民，拒绝缴纳罚款，结果被送交移民局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后托人帮忙，花了两万泰铢才得以出来。而周小平女士的丈夫胡汉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至今已经关了近两年。
因为泰国政府对难民态度以前没有这般恶化，因此警察以前对难民的恶行也相对收敛。阿批实政府对难民实施扫荡政策后，泰国警察对难民的敲诈勒索愈发赤裸。2010年十一月，沙帕麦彭信54巷一号难民聚居楼的前门卫、斯里兰卡难民库马拉（先被关押于泰国移民局监狱）告诉我：苏吉散（Sutthisan）一带有泰国警察，专门跟踪从BRC（曼谷难民中心，由联合国天主教组织资助的慈善机构）学校放学回家的斯里兰卡学童，跟踪到家后向其父母勒索“罚款”，一次索要数千泰铢，不给就抓起来送交移民局监狱。
对难民来说，落到这些腐败的警察所（相当于中国派出所）警察还算幸运的，如果撞到廉洁的移民局警察手里，则只能认栽了——那就不是几千铢能解决的事了。
居泰难民的权益，惊人地毫无保障，其境遇甚至远不如中国农民工。在中国，只要你所受的不是政府的欺压（如计生强拆征地），还有一定的申述渠道，受了其他老百姓的侵害，还有很大的伸张正义的可能性。而在泰国，如果你是难民，你就死了谋求公正的奢望之心吧！
不要说泰国老百姓侵犯了你，就是泰人的一条狗欺负了你，你都投诉无门。泰国政府对流浪狗根本不加控制，私人养的狗也经常放出来溜达，且不跟出来监管，泰人遛狗的时候，也常常不用绳索牵住狗，因此，曼谷街上狗类成群，野狗家狗难辨，造成很大的公共隐患。我有一次外出，一条棕黑色的土狗无缘无故地呜咽着（狗要咬人时发出的危险声音）冲我猛扑过来，我急忙用伞迎头打了它一下，将此畜牲打退了半步，熟料后面上来狗的主人冲我用泰语恶骂，并掏出手机做报警状，逼得我一再向她道歉方才罢休。
我还算幸运的，2009年十月，我亲眼目睹梁山桥老先生的老伴被一条大狗咬伤腿部，狗主人（与老梁同村）知道老梁是中国人，居然分文不赔，梁山桥只得忍气吞声。梁老先生还告诉我：有一次有一条泰人养的狗扑过来要咬他，他情急之下用锁摩托车的铁链刷了狗一下子，狗主人就上来抓住他，要他赔钱，他不干，结果泰国警察来后，命令他赔了几百泰铢，比狗主人第一次要的还多！
在网上以马甲辱骂我的网痞，以睁眼瞎的方式否认我对泰国的指控，说什么：泰国那么多中国难民，有哪个象我这样子？实际上，在泰国权益横遭侵害，却投诉无门的中国难民例子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象我这样写出来而已。
如今处境悲惨的计生难民周小平说：因为她没有钱，又不通泰语，难民身份一望便知，出门购物经常受泰人欺负。有一次她买一双拖鞋，明明刚付了钱，摊主硬说她没有付钱，如此蛮不讲理，将她逼得泪流满面，打电话给教会的姊妹求助，该泰藉华人姊妹听了很无奈，劝周小平再付一次钱算了，因为她是难民。
法轮功难民傅哥，其住所曾被盗，怀疑是邻近泰国地痞混混搞的，就和两三个其他中国难民一到，伺机守候窃贼，有天晚上终于将其抓获，果然是那个泰国赖子；扭送附近警察所，结果泰国小偷第二天就被释放，还趾高气扬地向老傅展示胜利的笑脸。这件事在告诉所有的泰国小偷：对难民你们尽管偷！
我的老乡，民主党人李志友先生，因为皮肤较黑，又不懂泰语，难民身份如挂胸前，目前处境悲惨（仍未得到联合国庇护）。李志友先生在泰购物、租房已多次被欺被宰，敢怒不敢言。
最惨的一次是：他的女儿因额头外伤紧急到一私人诊所救治，缝了四针；但在拆线的时候碰上缺德庸医，该医生为图省事，竟以手术刀，连皮带肉地将割去，结果造成他女儿一定程度破相。李志友先生急忙去找该诊所，该诊所不屑地说：你们这些非法移民，帮你们看病已经不错了，还想怎么样？再闹，就报警把你们抓起来。悲愤之下，李志友找到一位律师欲讨还公道，该律师冷冷地说：爱莫能助，因为你是难民，而和你有纠纷的是泰人。
该律师明确告诉他：泰国法律不保护难民。
有人喜欢用其他国家（如缅甸、柬埔寨）对待难民更恶劣，泰国对难民，在东南亚国家中最不错等等，来为泰国的恶行开脱，并倒打一耙地辱骂我“忘恩负义”。这种人不仅思维混乱，而且睁着眼睛说瞎话。
泰国对难民，在东南亚国家中最不错吗？十年以前也许是的，但近十年来，泰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在倒退；阿批实上台后的泰国，就像胡锦涛上台后的中国一样，出现了全方位的大倒退。去年五月阿批实政府效法拉萨平暴”的胡锦涛，出动武装力量，以向和平示威民众开枪的方式镇压了“红衫军”的示威，并在国内大抓反对派组织者。
对泰国公民就是这般态度，对难民狂抓滥捕也就不在话下。
去年年底，流亡马来西亚的中国维权人士李小龙，因嫌驻马来西亚联合国机构服务效率低而跑到泰国，欲改向联合国驻泰国机构申请难民，但了解到泰国的情形后，吓得很快回马来西亚去了。李小龙先生亲口对我说：没想到泰国对待难民这么差；在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和难民申请者警察不会抓，难民的地位已经合法（我后来查了一下，此说属实，是马来西亚2009修改的新法律），一旦获批难民，可以合法打工。许多马国老板还喜欢用难民，甚至跑到联合国机构门口找工，因为难民工资低）。
到美国后，我接触了一些从印尼、马来西亚来的越南难民，他们告诉我，现在联合国难民离开印尼、马来西亚，前往第三国都不用坐牢、也不用缴罚款。
因为马来西亚、印尼对难民比泰国好，现在越南流亡者去泰国的已经很少，大部分该往马来西亚和印尼。
事实表明：在阿批实一伙的倒行逆施下，泰国对待难民，已经落在马来西亚、印尼后面了，而正在向缅甸、柬埔寨看齐！
的确，哪里都有坏人；的确，不能说侵害难民的泰人是泰人中的大多数，但这部分泰人侵害难民的行为，受到泰国政府的撑腰、为泰国的法律和制度所袒护，因此，这些泰人的恶行，就不是某些人的恶行，而是泰国政府的恶行、是泰国国家制度的恶行！
特别是，半吊子民主性质的泰国政府，并不像中共政府那样完全与民意无关，因此泰国政府和法律之恶，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泰国民众，支持或主动参与了欺压难民的国家罪恶。
事实上也是：正是泰国政府对待难民越来越肆行逼迫和抓捕，助长着泰国民间对难民的欺宰和打劫。彭信五十四巷一号的华裔泰人郭老板，原来对难民只敢贪些小钱——如退房时找借口扣点钱等，并不敢侵吞押金，但在12.8大扫荡后，对难民立即变了脸，我缴的两个月住房押金分文不退，且当面扬言：难民押金一律不退！
也正是泰国法律对难民的不予保护、泰国政府对难民的狂抓滥捕，使得敦那样专以欺宰劫掠难民为生的地痞流氓，获得了盘剥洗劫难民的大好良机，使其黑公寓生意现在（悲惨地）非常“红火”。
的确，某些热情帮助我的泰人（如OPE的职员Dark，翻译小谭；IOM的职员潘兴婷、帕、BRC的职员皮达女士等等）于我有恩，我不会忘记他们。但是恰如一个艾滋病人，身上也会有健康的细胞一样，但这部分细胞不能阻止艾滋病毒的肆虐一样，这部分善良的泰人，根本无能扭转整个国家的贪鄙无耻。
试问：泰国国家和政府于我何恩？他们除了乘人之危歧视敲诈勒索盘剥以外，到底帮了我什么？我在泰国之所以没有被整进移民局监狱，是我的运气，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泰国政府有什么“包容”、“人道”！
我怎么“忘恩负义”了？于我有恩、给予我庇护、救济、并救我全家离开泰国来到美国的，是US Federal Government , 是联合国机构、BRC机构、OPE机构、IOM机构，试问那些无端辱骂我“忘恩负义”的人：US Federal Government, 联合国机构、BRC机构、IOM机构与泰国政府何干！？
曾节明 奋笔疾书于辛亥革命百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于纽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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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我把自己在泰国横遭欺压的经历片段公布上网后，遭到多人的斥责和谩骂，这些人貌似公允，实则荒谬乖张且毫无同情心，因为我对泰国的指控，有我亲身的经历，和多人的事例为依据，而他们对我的指责，无一以事实为依据。他们中有的根本没在泰国过，也想当然地信号雌黄、血口喷人；有的抱着“哪里都有好人坏人”的中国式麻将思维，对具体情况根本不加分别，更无视欺压难民仍泰国国家制度的行为，倒打一耙地指责我“忘恩负义”！
更有民运知名人士，竟以昨日之泰国硬套今日之泰国，以一己之片面经历（更何况其在泰期间并非难民）否认其他难民的疾苦，站着说话不腰痛，并以旅居泰国是“我自己的选择”，公然为泰国政府迫害难民的人权劣行甚至罪行开脱。某君睁眼无视泰国政府乘人之危的恶行，似是而非地说：是我选择了来泰国，而没有选择去缅甸的（也没有选择去朝鲜。——曾节明补充）。依照此公的逻辑，受中共政府迫害的朝鲜难民也是活该，谁叫他们“选择”流亡中国；我等异议人士受中共迫害，纯属活该，谁叫我们“选择”生在中国；或者，谁叫我们在中国混了那么多年而没有“选择”离开中国？
是的，哪里都有好人坏人。我不否认泰有好人，不否认泰国社会有好的一面：比如，总的来说，泰国的社会治安比中国好、泰人的礼貌普遍较好（但信用很差）、泰国司机就如我这里的美国司机一样，普遍主动给行人让路（与广州司机反差强烈）。
但我想强调的是：在泰国，难民所受的欺压是制度性的欺压，因此，就不能以“泰国也有好人”之类的由头，为这种国家性质的劣行开脱。
何以说在泰国难民所受的欺压是制度性的欺压？
因为，在泰外国难民——包括难民申请者和获得联合国难民资格者，是不受泰国法律保护的一群人。这是对待难民方面泰国与西方国家（以及许多较文明的发展中国家）的本质区别。
泰国法律从来不承认难民，但政府对难民的政策各个时期不同，近十年来，泰国对待难民出现严重倒退。
陈泱潮老先生于2000年越境逃到泰国，2003年十月，作为获得安置的联合国难民，陈泱潮老先生赴丹麦的时候，无需坐牢和罚款；那个时候，泰国政府基本不抓联合国持证难民，对有保护信的难民申请者也基本不抓；但大概从2006年兵变后起，离开泰国的联合国难民一律要罚款，没有护照或护照过期的，统统要坐牢至少七天，老弱和哺乳的妇女皆不能免，这就造成了婴儿也被关入监狱的悲惨状况；尽管如此，当时获批联合国难民的人，只要不生事，还有事实上的居留权。
2009年时，林大军先生就善意告诫我：在泰国千万不要“有事”，没有事的情况下，联合国难民在泰国有居住权，一旦有事，就只有在移民局的“居住权”。
但不到两年，难民不生事，在泰国也住不安稳了。阿批实站稳脚跟的2010年下半年，泰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扫荡难民，根本不管有没有联合国难民证。经过几次扫荡之后，我当时所住的沙帕麦彭信五十四巷有三幢楼几乎被抓空了。以前，中国难民和难民申请者只要不去公共场所示威，基本没有被抓的危险，但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不管你有没有“生事”，有没有联合国的难民证，都随时有可能被抓，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一位姓吕的政治庇护申请者，为免生意外，谢绝一切异议活动邀请，也从不和中国异议人士来往，更不敢与泰人发生些许争执，讽刺的是，谨小慎微无以复加的此君，仍然在当年十二月八日的突袭行动中被抓走，关入移民局监狱。
老国民党员孙树才老先生已经八十七岁高龄，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照样在那天清晨被从床上抓走，关入人满为患的移民局监狱，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人权丑闻。
有些居泰的中国难民和申庇者，以自己没有被抓为据，来否认我对泰国的指控。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没有被抓，完全是侥幸，而不是泰国对你们有什么保护！的确，比起斯里兰卡难民、巴基斯坦难民和非洲国家的难民，中国难民被抓的比例较少，但那主要是因为中国难民长着一张黄种人的脸，远没有斯里兰卡难民、巴基斯坦难民和非洲国家的难民那样好识别而已，而不是因为泰国主流社会有什么菩萨心肠！
对于这些糊涂的人我想提醒他们：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安稳，你们最好不要与泰人发生纠纷（即使有理也不要）、晚上放音乐、打手机不要吵到泰人（虽然泰人可以吵你）...否则，一旦警察光顾，你们被抓无疑！不要以为泰国的牢好坐，我妻子亲身见证：里面人满为患、通晓吵闹、脏乱差臭、疫病（如肺结核）流行、医生形同虚设、牢头狱霸横行、连睡觉的地板都不够...不要以为进了移民局容易出来，若没有钱缴，没有人帮，在里面关到死的大有人在！
住的权利都没有，其他的权利也就站不住脚。本来，泰国警察一边倒地偏袒泰人，欺宰外国人在国际上就是有名的。梁山桥老先生亲身见证了一件荒唐事：
他的一位在泰国开公司的港商朋友，因为发现他聘用的泰人经理偷他的钱，而将其解聘，此泰人怒而大发烂渣，将此港商狠狠揍了一顿；港商愤而报警，熟料泰国警察来后不问打人者，先查港商的身份和公司文件，终于抓住一个把柄罚了香港商人几万泰铢。
港商报警欲求公正，反成冤大头，不仅被白打了一顿，还被罚了几万泰铢。面对泰国警察，有身份的香港商人都是这般待遇，难民就可想而知了。
泰国警察对难民一直都是想抓就抓、想罚就罚。2008年，泰国当局扫荡索马里难民，与索马里难民同住一幢楼的好些其他难民也被抓走，其中有计生难民周小平女士和她的三个小孩。关进警察所后，泰国警察向周小平索要了三千泰铢“罚款”，方才将其释放，而一同被抓的一户柬埔寨难民，拒绝缴纳罚款，结果被送交移民局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后托人帮忙，花了两万泰铢才得以出来。而周小平女士的丈夫胡汉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至今已经关了近两年。
因为泰国政府对难民态度以前没有这般恶化，因此警察以前对难民的恶行也相对收敛。阿批实政府对难民实施扫荡政策后，泰国警察对难民的敲诈勒索愈发赤裸。2010年十一月，沙帕麦彭信54巷一号难民聚居楼的前门卫、斯里兰卡难民库马拉（先被关押于泰国移民局监狱）告诉我：苏吉散（Sutthisan）一带有泰国警察，专门跟踪从BRC（曼谷难民中心，由联合国天主教组织资助的慈善机构）学校放学回家的斯里兰卡学童，跟踪到家后向其父母勒索“罚款”，一次索要数千泰铢，不给就抓起来送交移民局监狱。
对难民来说，落到这些腐败的警察所（相当于中国派出所）警察还算幸运的，如果撞到廉洁的移民局警察手里，则只能认栽了——那就不是几千铢能解决的事了。
居泰难民的权益，惊人地毫无保障，其境遇甚至远不如中国农民工。在中国，只要你所受的不是政府的欺压（如计生强拆征地），还有一定的申述渠道，受了其他老百姓的侵害，还有很大的伸张正义的可能性。而在泰国，如果你是难民，你就死了谋求公正的奢望之心吧！
不要说泰国老百姓侵犯了你，就是泰人的一条狗欺负了你，你都投诉无门。泰国政府对流浪狗根本不加控制，私人养的狗也经常放出来溜达，且不跟出来监管，泰人遛狗的时候，也常常不用绳索牵住狗，因此，曼谷街上狗类成群，野狗家狗难辨，造成很大的公共隐患。我有一次外出，一条棕黑色的土狗无缘无故地呜咽着（狗要咬人时发出的危险声音）冲我猛扑过来，我急忙用伞迎头打了它一下，将此畜牲打退了半步，熟料后面上来狗的主人冲我用泰语恶骂，并掏出手机做报警状，逼得我一再向她道歉方才罢休。
我还算幸运的，2009年十月，我亲眼目睹梁山桥老先生的老伴被一条大狗咬伤腿部，狗主人（与老梁同村）知道老梁是中国人，居然分文不赔，梁山桥只得忍气吞声。梁老先生还告诉我：有一次有一条泰人养的狗扑过来要咬他，他情急之下用锁摩托车的铁链刷了狗一下子，狗主人就上来抓住他，要他赔钱，他不干，结果泰国警察来后，命令他赔了几百泰铢，比狗主人第一次要的还多！
在网上以马甲辱骂我的网痞，以睁眼瞎的方式否认我对泰国的指控，说什么：泰国那么多中国难民，有哪个象我这样子？实际上，在泰国权益横遭侵害，却投诉无门的中国难民例子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象我这样写出来而已。
如今处境悲惨的计生难民周小平说：因为她没有钱，又不通泰语，难民身份一望便知，出门购物经常受泰人欺负。有一次她买一双拖鞋，明明刚付了钱，摊主硬说她没有付钱，如此蛮不讲理，将她逼得泪流满面，打电话给教会的姊妹求助，该泰藉华人姊妹听了很无奈，劝周小平再付一次钱算了，因为她是难民。
法轮功难民傅哥，其住所曾被盗，怀疑是邻近泰国地痞混混搞的，就和两三个其他中国难民一到，伺机守候窃贼，有天晚上终于将其抓获，果然是那个泰国赖子；扭送附近警察所，结果泰国小偷第二天就被释放，还趾高气扬地向老傅展示胜利的笑脸。这件事在告诉所有的泰国小偷：对难民你们尽管偷！
我的老乡，民主党人李志友先生，因为皮肤较黑，又不懂泰语，难民身份如挂胸前，目前处境悲惨（仍未得到联合国庇护）。李志友先生在泰购物、租房已多次被欺被宰，敢怒不敢言。
最惨的一次是：他的女儿因额头外伤紧急到一私人诊所救治，缝了四针；但在拆线的时候碰上缺德庸医，该医生为图省事，竟以手术刀，连皮带肉地将割去，结果造成他女儿一定程度破相。李志友先生急忙去找该诊所，该诊所不屑地说：你们这些非法移民，帮你们看病已经不错了，还想怎么样？再闹，就报警把你们抓起来。悲愤之下，李志友找到一位律师欲讨还公道，该律师冷冷地说：爱莫能助，因为你是难民，而和你有纠纷的是泰人。
该律师明确告诉他：泰国法律不保护难民。
有人喜欢用其他国家（如缅甸、柬埔寨）对待难民更恶劣，泰国对难民，在东南亚国家中最不错等等，来为泰国的恶行开脱，并倒打一耙地辱骂我“忘恩负义”。这种人不仅思维混乱，而且睁着眼睛说瞎话。
泰国对难民，在东南亚国家中最不错吗？十年以前也许是的，但近十年来，泰国的人权状况一直在倒退；阿批实上台后的泰国，就像胡锦涛上台后的中国一样，出现了全方位的大倒退。去年五月阿批实政府效法拉萨平暴”的胡锦涛，出动武装力量，以向和平示威民众开枪的方式镇压了“红衫军”的示威，并在国内大抓反对派组织者。
对泰国公民就是这般态度，对难民狂抓滥捕也就不在话下。
去年年底，流亡马来西亚的中国维权人士李小龙，因嫌驻马来西亚联合国机构服务效率低而跑到泰国，欲改向联合国驻泰国机构申请难民，但了解到泰国的情形后，吓得很快回马来西亚去了。李小龙先生亲口对我说：没想到泰国对待难民这么差；在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和难民申请者警察不会抓，难民的地位已经合法（我后来查了一下，此说属实，是马来西亚2009修改的新法律），一旦获批难民，可以合法打工。许多马国老板还喜欢用难民，甚至跑到联合国机构门口找工，因为难民工资低）。
到美国后，我接触了一些从印尼、马来西亚来的越南难民，他们告诉我，现在联合国难民离开印尼、马来西亚，前往第三国都不用坐牢、也不用缴罚款。
因为马来西亚、印尼对难民比泰国好，现在越南流亡者去泰国的已经很少，大部分该往马来西亚和印尼。
事实表明：在阿批实一伙的倒行逆施下，泰国对待难民，已经落在马来西亚、印尼后面了，而正在向缅甸、柬埔寨看齐！
的确，哪里都有坏人；的确，不能说侵害难民的泰人是泰人中的大多数，但这部分泰人侵害难民的行为，受到泰国政府的撑腰、为泰国的法律和制度所袒护，因此，这些泰人的恶行，就不是某些人的恶行，而是泰国政府的恶行、是泰国国家制度的恶行！
特别是，半吊子民主性质的泰国政府，并不像中共政府那样完全与民意无关，因此泰国政府和法律之恶，就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泰国民众，支持或主动参与了欺压难民的国家罪恶。
事实上也是：正是泰国政府对待难民越来越肆行逼迫和抓捕，助长着泰国民间对难民的欺宰和打劫。彭信五十四巷一号的华裔泰人郭老板，原来对难民只敢贪些小钱——如退房时找借口扣点钱等，并不敢侵吞押金，但在12.8大扫荡后，对难民立即变了脸，我缴的两个月住房押金分文不退，且当面扬言：难民押金一律不退！
也正是泰国法律对难民的不予保护、泰国政府对难民的狂抓滥捕，使得敦那样专以欺宰劫掠难民为生的地痞流氓，获得了盘剥洗劫难民的大好良机，使其黑公寓生意现在（悲惨地）非常“红火”。
的确，某些热情帮助我的泰人（如OPE的职员Dark，翻译小谭；IOM的职员潘兴婷、帕、BRC的职员皮达女士等等）于我有恩，我不会忘记他们。但是恰如一个艾滋病人，身上也会有健康的细胞一样，但这部分细胞不能阻止艾滋病毒的肆虐一样，这部分善良的泰人，根本无能扭转整个国家的贪鄙无耻。
试问：泰国国家和政府于我何恩？他们除了乘人之危歧视敲诈勒索盘剥以外，到底帮了我什么？我在泰国之所以没有被整进移民局监狱，是我的运气，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泰国政府有什么“包容”、“人道”！
我怎么“忘恩负义”了？于我有恩、给予我庇护、救济、并救我全家离开泰国来到美国的，是US Federal Government , 是联合国机构、BRC机构、OPE机构、IOM机构，试问那些无端辱骂我“忘恩负义”的人：US Federal Government, 联合国机构、BRC机构、IOM机构与泰国政府何干！？
曾节明 奋笔疾书于辛亥革命百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于纽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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