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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旁观者昏   鱼大了,就换个地方“养”起来。 2011-04-14 13:45:55  [点击:6269]
自从六四之后,共产党知道,一件看上去不大的小事,不能让它发展下去。这时候,不要管别人说什么,先把“大鱼”换个池子来养,小鱼们一致起来向渔网的薄弱环节的冲击就会大大地减弱。其实这条大鱼也许根本就没领着小鱼做什么事,但是大鱼不接受控制,就不知道大鱼想的是什么,既然和掌握渔网的人不合作,那就先给你换一个池子:送出去或者是关起来。

高律师就是政府抓起来的第一条大鱼。出道时,高律师比起参加六四的一些学生领袖的资历还浅,更不要说民主墙时代的老人了,但是他上手的问题是法轮功,于是他这条鱼就很快地长大了,这个风险老共没有办法承当,假如其他大鱼也跟着这个势头长,情况就严重了,于是我管你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呢,先给你彻底换个环境再说。这时候无论你外头说什么,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毕竟,套用“茶馆”里那两个密探悟出的道理:“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这么龌龊的人也有一管之见,有多少小鱼愿意往枪子儿上碰啊。

胡佳这条鱼一直在慢慢地长,到了日子了,从来都是低调,但日子过得快,不大不行了。对不起,换个地方吧。胡佳实际上是温和派和激进人物都比较能够接受的人物,做的事情也为外部世界所认同,有他很特别的地方,这条鱼的种类就显得珍贵了一点儿,不是最大的也要把你关起来。

刘晓波是被抓的下一条大鱼。一个零八宪章搞了上万人的签名。就是把共产党的宪章全篇照抄,也是危险的。有些人在乎宪章说了什么,不满意,共产党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统治着这个国家,哪怕你说的和我完全一致,也不能让你有这个聚众的能力,这实际上从原则上是对我作威作福的地位的挑战,也提供了由你来解释宪法的机会。不说坏事了—那自然是我领头,好事也要在我的领导下以我的名义来做。就像表面上总不能说政府抗震救灾做的都是坏事,但最后这个好事就被它解释要在党的领导下多难兴邦,对做好事的垄断是最大的坏事。另外,你现在即便和我一致了,一个活人我怎么能管得住你的嘴,这和为什么要杀法轮功是一个道理。对基督徒,圣经在那里,你可以有你的解释,我也可以派人去做我喜欢的解释。假使耶稣在一个山上住着,你的解释就不做数,耶稣又不入党,没招儿,经书是活的。那我们必定会看到对基督徒的残酷镇压,这和圣经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关系不大。现在我党有自己完全控制下的教会,就提供了控制的可能。有人说零八宪章有多种不足之处,我觉得在他找到的不足之处我还可以找到更多不足。开篇最好说:中共宪法,卧草泥马。但是应该看到,在共产党那里,这不是考虑的第一优先。什么叫做不讲理,就是你满口讲的都是我的理也不成,那理是我给你讲的,不是你给我讲的,你把这个秩序倒过来,不是造反是什么?

再往下,也许谭作人,黄琦,赵连海,都算不上特别大的鱼,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鱼可能会很快地长大,既然我党在持续地作恶,于是一定要关起来,或者严管起来。实际上在各个地方鱼的尺寸也不大一样。地方官府眼里的尺码要小多了,肯定会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小鱼都被换了池子。人们会问:谭作人,赵连海,只是为一个受害群体说几句话,最初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直接挑战,为什么要表现这么多不必要的残酷呢?这个问题他们的老祖宗列宁早就嘲笑过高尔基了。你犯了天条是因为你打算不以党的名义,不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事,这就是最大的坏事。我已经很仁慈了,没把你打死挖坑埋了很不错了,不就是换个池子嘛。

最后说说艾未未。第一次在大范围听到他的名字是奥运期间他说的几句不合场景的话。拜我党日益加强的残暴统治之托,这条鱼长的速度惊人,两年多的光景,他的大小就够了尺寸。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前面大鱼,中鱼做的类似事情他多少都做了一些。又赶上茉莉花恐惧,这个草泥马的代表人物就显得特别大,特别地不可捉摸。我知道有的人喊冤是觉得艾未未又没有真的号召茉莉花,你抓他干什么。不是专制的脚,不知道鞋大小。作为素有专制统治经验的共产党,慧眼独具,危险不危险,它比我们这些不在其位的人敏感准确得多,不要挑战他们在这方面的智力。多年前,周恩来执意要杀遇罗克。共产党未必不知道出身论是没有道理的,也难以为继,但“不杀他杀谁”。周恩来这样久经考验的老手,虽然未必完全赞成文革太子们的猖狂,以后这个出身问题在文革后期也不好意思作为长期公开的国策(却是实际一直贯彻的),但他在一个平民公开地平静地质问中感到的威胁,绝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地轻松。他知道不能利用民间的挑战来解决党内的你死我活,因为民间的挑战不在乎党内的你死我活,民间挑战的独立性必定意味着对党统治的脱离,这和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顺便说说,周恩来保了老张一条命,也是看了老张先天的条件后天的造化,看出了老张这样的估计永远长不大。看到今天的老张,你不得不佩服周恩来的先见之明。

给小鱼一定的空间,把大鱼一网打尽,使得鱼群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向我党的薄弱环节发难。新一代统治者,如果以前不知道水火无情,在度过了在改革初期自以为是的闯关浪漫却经历六四后,迅速地成熟起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加强的专制统治,因此有人去和江泽民时代比较说他还好些,这是没有看到共党巩固自己统治,迅速调整自己在经济政治领域里的支配地位的节奏,也就是轻重缓急。江那时候还没有彻底完成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国际上对六四的谴责还没有完,还没有全面地收买知识阶层,还没有完成对所有重要资源,尤其是对信息资源的全面控制。现在不同了。如果我们今后看到他们更进一步紧缩,应该不惊讶。至少它觉得它有这个实力。它过去也不大在乎外界说什么,但是它会放人。现在它更不在乎了,它连人都不放。刘晓波不放,艾未未也不放。唱红歌是共党对过去由于经济原因在政治上耍花枪的一个终止符,它清楚权宜之计的放手是该收的时候了,只有采取主动,重新开始主导这个奴化人民思想的过程,它们的统治才能够在危机中坚挺。也许这个过程里包含了一些人的个人野心,但那不是主要的,夺回一度散漫的价值宣传,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茉莉花运动向共党提出的挑战是小鱼也可能协同一致,协同以后就长得极快,这是个难题。于是把尺码降低,小鱼也当大鱼抓。能不能奏效?暂时会奏效,已经奏效了。但人们知道茉莉花的同时,也找到了一种对峙的形式,并不要大鱼出面,认同反对迫害的理念,你可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就成了悬在专制统治者头上的一把剑。这把剑掉下来未必就会杀人,它只是表明社会上的分裂和对峙的强度。持续对峙,更多的剑就会被依次悬起,被时间渐渐模糊的记忆会重新复苏。结果也可能不是革命,无论你多么喜欢它或不喜欢它,抵抗并不是只有上街,心灵的抵抗要命得多。不再有任何信任,不再合作,地震来了也不合作;不读你的任何出版物,不看你的宣传电视,沉默却传播任何非官方认可的消息;认定每一个政治犯都是好人,即便你知道他也曾有些劣迹;为每一个失火的政府大楼拍手叫好至少是看戏然后传播喜讯;拒绝缴税;等等。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慢性深层崩溃。那时对于任何在台上的,想上台的都是一个及其严肃的挑战。

国际社会目前对于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能做的很有限。有眼光的政治家不是没有,但在现实还没有显现出它最后的丑陋之前,没有人不心存侥幸:无论怎样是市场经济呀,大门打开了呀,和世界接轨呀,有多少机会可以和平演变呀,等等。甚至有些人的借鸡下蛋捞上一把的想法和做法已经构想和实施多年了,自己先演变了。列宁很早就看出了这点。他在回答工农干部对困境的担忧的时候曾经满怀信心地说:资本家会帮助我们的,他们出于唯利是图的本性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到现在为止,中共接受了许多资本家的帮助,正按照列宁的设想扎稳营垒,操习兵马。因此,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你不要PAY的,不过是今天他PAY,十年后,二十年后你PAY,PAY多少而已。梦想邪恶为了自己的利益只PAY不取,至少不向你取,你最好在邪恶最终发作之前被幸福地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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