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迈平（笔名万之）解读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三妹也说说：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中颇感人地说：“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
这里，刘晓波有意地把他最重要的一次面对公众的讲话略去了——到中央电视台作证他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死人。精于算计和钻营的刘晓波脑子怎就这么不好使？这么重要的一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他竟“忘记”。他说谎的技巧确实高超，这不，要不是迈平指出，我这个一直批评刘晓波的人就没有发现这点，想必许多人也都没有意识到刘晓波这回又一次很有意思地跟这个世界耍了流氓。
就因为那次中央电视台的公众讲话（而且是四十多分钟呐），他的声誉一落千丈，有人痛骂他是天安门运动的“叛徒”，因此他才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忏悔的形式为自己辩解。
不必急，人们会越来越看清，巧舌如簧，诡辩多变，这才是真正的刘晓波。
文章摘要：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之后，倒确实有一次真正面对中国公众说话的机会，而且和法院出庭无关，他自己可能忘记了，所以没有计算在“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内。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秋天，他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上出现，真正地面对全国人民，证明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人。这件事在他即将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发表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中自己也有所交代。可见，刘晓波先生在这段话中，用“都”字来说明自己六、四后只有两次和公众讲话机会，两次“都”和“出庭”有关，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还有这一次没有算入，这一次在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和出庭无关。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赏析之一
万之
2010年12月10日，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朗诵了当年获奖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美学博士刘晓波先生的《我没有敌人》（副标题“我的最后陈述”）。这篇陈述，不论你是赞美它还是批评它，不论你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它都已经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能编入《诺贝尔和平奖演说集》发表，成文经典，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我来说，这篇陈述，也能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提供一个很好范例，说明语言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可以产生多么大的距离。文本往往就是文字的游戏，和事实完全无关。
背景是这样的，一家瑞典大报的驻奥斯陆记者出席了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之后，发回的电讯中提到了这篇催人泪下的陈述，连记者都当场掉泪了。他对瑞典读者介绍说，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公众唯一两次能听到的刘晓波先生的声音之一。我看了不免吃惊，这当然是误导了瑞典读者，因为刘晓波先生的这篇陈述，中国公众自然是读不到听不到的。至今为止，在中国，这篇陈述也在被禁文章之列（民间的“非法”流传除外）。我认识这家报社的记者，就给他们发电子信纠正这个事实出入。我告诉他们，中国政治犯的审判都不公开，中国媒体不会报道，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不许出席，中国公众没有获得法庭信息的自由，也根本不可能听到读到刘晓波先生的这篇陈述。
这位瑞典驻奥斯陆记者回信给我说，他对自己的这个错误误导瑞典读者感到遗憾，但是这是根据刘晓波先生本人的陈述写的，引文如下：
“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
刘晓波的文风我历来熟悉，所以最初读这篇陈述只是一带而过，並没有细读，更不会做解构主义或“新批评派”式的文本分析。记者这么申辩之后，我才细读了一下，才明白记者的误解来自刘晓波，他把“出庭”看作“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我不得不告诉记者，刘晓波先生的这段话，文字和事实差距很大。中国政治犯的审判不对公众开放，法庭审判内容公众无法了解，法庭不可能为他提供“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这是中国的政治常识。我告诉记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因为散发由当时在场担任官方摄影记者的朋友秘密带出法庭的魏京生先生的法庭陈述录音稿，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所以，富有政治经验的刘晓波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法庭陈述，不可能是“面对公众讲话”。就在这篇陈述的开头，他自己也提到，他在六、四后“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 （民间的“非法”流传除外），那么，不能发表，公众怎么可能读到听到他的法庭陈述呢？“演讲”在语义学上也就是“面对公众讲话”，前面说“再也不能”，后面又说有“两次机会“，那么此文本的前后这两句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句子成立，那么另一个句子就不能成立。
我又告诉这位记者，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之后，倒确实有一次真正面对中国公众说话的机会，而且和法院出庭无关，他自己可能忘记了，所以没有计算在“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内。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秋天，他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上出现，真正地面对全国人民，证明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人。这件事在他即将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发表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中自己也有所交代。可见，刘晓波先生在这段话中，用“都”字来说明自己六、四后只有两次和公众讲话机会，两次“都”和“出庭”有关，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还有这一次没有算入，这一次在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和出庭无关。
那么，上面记者所引的这句话在文字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和“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也构成矛盾，那么它们和文本中的另一句话“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也构成了一定冲突。明明至少有过三次“面对公众讲话”机会只说两次，不够“诚实”；而“出庭”也根本不可能是“面对公众讲话”，还拿到奥斯陆去念，误导了瑞典记者和报纸读者，不算为文“负责”；被漏算的在屠杀人民的独裁者的官方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也难说“尊严”。
可见，所谓“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大的。
不过，我也不愿意说刘晓波先生“不诚实”或者“撒谎”。一个以“诚实”为做人和为文准则的伟大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不可能“不诚实”或者“撒谎”。我只能说他把“出庭”当作“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不符合中国政治常识，而且他记性不好，把重要的一次中央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非有意”地漏掉了。
我不愿意说刘晓波先生“不诚实”或者“撒谎”，也因为有人说，批判一个仍在坐牢的人，而他又不能为自己辩护，所以是不公平的，违反基本道德准则的，这我同意。其实，即使刘晓波不坐牢，也不应该说他了，因为刘晓波用的“最后陈述”这几个字，“最后”两字表示他将不会再有任何新的“陈述”了，否则“最后”两字也会失去意义。那么，就如我们对死人也不要攻击一样，不要再说刘晓波了。死人都说完了“最后”的话，是不能复活为自己辩护的，所以我们最好都不要批判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独裁”，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起死回生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去批判他们有违基本道德准则。
所以，我只能用“新批评”派的“封闭阅读”（Close reading）方法来赏析一篇已经公之于众的文本，只涉及文本本身，只涉及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这可以算是学术，而不涉及对作者和其它人的攻击。就如我赏析《我的奋斗》，不是对于死去的作者希特勒的攻击，或者崇敬。
以上算是这篇雄文奇文的赏析之一吧。以后有时间还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赏析。因为这篇文本的目标接受者到底是谁，分析起来也会很有意思。法庭陈述，自然首先是面对法庭，面对司法当局，司法当局是目标接受者。被审的犯人要说点当局的好话，可以理解。而按照刘晓波先生的说法，这是一次对“中国公众”说话的机会，那么“中国公众”也是目标接受者，可中国公众能接受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宏观方面的进步” 的夸赞吗？其次他也是对妻子说话，妻子是目标接受者。私人的话可以说给中国公众听，犹如挪威奥斯陆戏剧舞台展示《玩偶之家》那样的家庭戏剧。最后，是他告诉妻子要在奥斯陆朗诵这篇陈述，那么颁奖典礼的出席者，全世界电视转播的听众，都是目标接受者。据我所知，所有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得奖者演说，都是获奖者在获知得奖之后才写出来，只有《我没有敌人》是唯一的一篇，能写于一年之前。像一枚激光制导的导弹，飞越一年的时空，成功地击中奥斯陆的目标！
作为国际笔会会员，要为仍在坐牢的刘晓波先生呼吁，为他的自由而努力，这毫无疑问，不管他是否得什么奖，或者写了什么你可能不能同意的文章。所以我作为瑞典笔会理事，同意签署某中文笔会为刘晓波提出的呼吁书。国际笔会会员常引用一句伏尔泰名言“我可以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我可以坚决反对你的观点！”维护自由和赞同或反对某种观点是两回事情。我要强调，在为刘晓波先生呼吁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为其他系狱的中国政治犯呼吁，为所有政治犯的自由努力！自由面前人人平等，刘晓波先生的自由，並不比任何中国政治犯更特殊更重要！
三妹也说说：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中颇感人地说：“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
这里，刘晓波有意地把他最重要的一次面对公众的讲话略去了——到中央电视台作证他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死人。精于算计和钻营的刘晓波脑子怎就这么不好使？这么重要的一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他竟“忘记”。他说谎的技巧确实高超，这不，要不是迈平指出，我这个一直批评刘晓波的人就没有发现这点，想必许多人也都没有意识到刘晓波这回又一次很有意思地跟这个世界耍了流氓。
就因为那次中央电视台的公众讲话（而且是四十多分钟呐），他的声誉一落千丈，有人痛骂他是天安门运动的“叛徒”，因此他才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忏悔的形式为自己辩解。
不必急，人们会越来越看清，巧舌如簧，诡辩多变，这才是真正的刘晓波。
文章摘要：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之后，倒确实有一次真正面对中国公众说话的机会，而且和法院出庭无关，他自己可能忘记了，所以没有计算在“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内。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秋天，他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上出现，真正地面对全国人民，证明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人。这件事在他即将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发表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中自己也有所交代。可见，刘晓波先生在这段话中，用“都”字来说明自己六、四后只有两次和公众讲话机会，两次“都”和“出庭”有关，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还有这一次没有算入，这一次在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和出庭无关。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赏析之一
万之
2010年12月10日，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朗诵了当年获奖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美学博士刘晓波先生的《我没有敌人》（副标题“我的最后陈述”）。这篇陈述，不论你是赞美它还是批评它，不论你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它都已经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能编入《诺贝尔和平奖演说集》发表，成文经典，这是毫无疑问的。对我来说，这篇陈述，也能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提供一个很好范例，说明语言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可以产生多么大的距离。文本往往就是文字的游戏，和事实完全无关。
背景是这样的，一家瑞典大报的驻奥斯陆记者出席了奥斯陆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之后，发回的电讯中提到了这篇催人泪下的陈述，连记者都当场掉泪了。他对瑞典读者介绍说，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公众唯一两次能听到的刘晓波先生的声音之一。我看了不免吃惊，这当然是误导了瑞典读者，因为刘晓波先生的这篇陈述，中国公众自然是读不到听不到的。至今为止，在中国，这篇陈述也在被禁文章之列（民间的“非法”流传除外）。我认识这家报社的记者，就给他们发电子信纠正这个事实出入。我告诉他们，中国政治犯的审判都不公开，中国媒体不会报道，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不许出席，中国公众没有获得法庭信息的自由，也根本不可能听到读到刘晓波先生的这篇陈述。
这位瑞典驻奥斯陆记者回信给我说，他对自己的这个错误误导瑞典读者感到遗憾，但是这是根据刘晓波先生本人的陈述写的，引文如下：
“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
刘晓波的文风我历来熟悉，所以最初读这篇陈述只是一带而过，並没有细读，更不会做解构主义或“新批评派”式的文本分析。记者这么申辩之后，我才细读了一下，才明白记者的误解来自刘晓波，他把“出庭”看作“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我不得不告诉记者，刘晓波先生的这段话，文字和事实差距很大。中国政治犯的审判不对公众开放，法庭审判内容公众无法了解，法庭不可能为他提供“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这是中国的政治常识。我告诉记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因为散发由当时在场担任官方摄影记者的朋友秘密带出法庭的魏京生先生的法庭陈述录音稿，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所以，富有政治经验的刘晓波先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法庭陈述，不可能是“面对公众讲话”。就在这篇陈述的开头，他自己也提到，他在六、四后“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 （民间的“非法”流传除外），那么，不能发表，公众怎么可能读到听到他的法庭陈述呢？“演讲”在语义学上也就是“面对公众讲话”，前面说“再也不能”，后面又说有“两次机会“，那么此文本的前后这两句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一个句子成立，那么另一个句子就不能成立。
我又告诉这位记者，刘晓波在“六、四”事件之后，倒确实有一次真正面对中国公众说话的机会，而且和法院出庭无关，他自己可能忘记了，所以没有计算在“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内。那就是一九八九年秋天，他在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上出现，真正地面对全国人民，证明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打死人。这件事在他即将翻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发表的著作《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中自己也有所交代。可见，刘晓波先生在这段话中，用“都”字来说明自己六、四后只有两次和公众讲话机会，两次“都”和“出庭”有关，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还有这一次没有算入，这一次在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和出庭无关。
那么，上面记者所引的这句话在文字和事实上都不能成立，和“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也构成矛盾，那么它们和文本中的另一句话“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也构成了一定冲突。明明至少有过三次“面对公众讲话”机会只说两次，不够“诚实”；而“出庭”也根本不可能是“面对公众讲话”，还拿到奥斯陆去念，误导了瑞典记者和报纸读者，不算为文“负责”；被漏算的在屠杀人民的独裁者的官方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也难说“尊严”。
可见，所谓“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其“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也是比较大的。
不过，我也不愿意说刘晓波先生“不诚实”或者“撒谎”。一个以“诚实”为做人和为文准则的伟大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不可能“不诚实”或者“撒谎”。我只能说他把“出庭”当作“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不符合中国政治常识，而且他记性不好，把重要的一次中央电视台上“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非有意”地漏掉了。
我不愿意说刘晓波先生“不诚实”或者“撒谎”，也因为有人说，批判一个仍在坐牢的人，而他又不能为自己辩护，所以是不公平的，违反基本道德准则的，这我同意。其实，即使刘晓波不坐牢，也不应该说他了，因为刘晓波用的“最后陈述”这几个字，“最后”两字表示他将不会再有任何新的“陈述”了，否则“最后”两字也会失去意义。那么，就如我们对死人也不要攻击一样，不要再说刘晓波了。死人都说完了“最后”的话，是不能复活为自己辩护的，所以我们最好都不要批判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独裁”，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起死回生来为自己辩护，我们去批判他们有违基本道德准则。
所以，我只能用“新批评”派的“封闭阅读”（Close reading）方法来赏析一篇已经公之于众的文本，只涉及文本本身，只涉及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距离，这可以算是学术，而不涉及对作者和其它人的攻击。就如我赏析《我的奋斗》，不是对于死去的作者希特勒的攻击，或者崇敬。
以上算是这篇雄文奇文的赏析之一吧。以后有时间还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赏析。因为这篇文本的目标接受者到底是谁，分析起来也会很有意思。法庭陈述，自然首先是面对法庭，面对司法当局，司法当局是目标接受者。被审的犯人要说点当局的好话，可以理解。而按照刘晓波先生的说法，这是一次对“中国公众”说话的机会，那么“中国公众”也是目标接受者，可中国公众能接受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宏观方面的进步” 的夸赞吗？其次他也是对妻子说话，妻子是目标接受者。私人的话可以说给中国公众听，犹如挪威奥斯陆戏剧舞台展示《玩偶之家》那样的家庭戏剧。最后，是他告诉妻子要在奥斯陆朗诵这篇陈述，那么颁奖典礼的出席者，全世界电视转播的听众，都是目标接受者。据我所知，所有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得奖者演说，都是获奖者在获知得奖之后才写出来，只有《我没有敌人》是唯一的一篇，能写于一年之前。像一枚激光制导的导弹，飞越一年的时空，成功地击中奥斯陆的目标！
作为国际笔会会员，要为仍在坐牢的刘晓波先生呼吁，为他的自由而努力，这毫无疑问，不管他是否得什么奖，或者写了什么你可能不能同意的文章。所以我作为瑞典笔会理事，同意签署某中文笔会为刘晓波提出的呼吁书。国际笔会会员常引用一句伏尔泰名言“我可以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我可以坚决反对你的观点！”维护自由和赞同或反对某种观点是两回事情。我要强调，在为刘晓波先生呼吁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忘记为其他系狱的中国政治犯呼吁，为所有政治犯的自由努力！自由面前人人平等，刘晓波先生的自由，並不比任何中国政治犯更特殊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