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是：刘刚在1989年4月23日找一群人组建“北高联”（全称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高自联”是“六四”后中共宣传的叫法）时，为何没有考虑在各校自治会这样的的基层组织上成立这一当时的最高组织，而是直接找到各校一些个人（虽然他们可能很优秀）而跳过各校自治会这一环节？
就北京大学而言，北大筹委会（全称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在19日晚，也就是4天前，已经成立。而刘刚那天找的三个参与组建“北高联”的“北大代表”，可以说都不能代表北大筹委会，也根本没有选派他们去代表北大：
1、“北大的同学和好友黄海新”，应该根本不是筹委会成员，至少不是骨干成员，我自己完全不认识黄海新，直到十几年后读刘文才知有此豪杰；2、王丹虽是筹委会成员，但在刘文中记述的他与刘刚谈的条件（七个常委名额，北大至少占四名），绝不可能代表北大筹委会的意见，当时我作为筹委会常委，密集地参与了几乎所有的会议，也没听王丹提到过这样的条件。当时北大筹委会的主流意向正好反过来，希望鼓励其它院校冒头，成立筹委会并在运动中冲到前面；
3、张智勇在北大筹委会中影响有限，一是因为他是官方研究生会的副秘书长，二是因为20日冒雨遊行中他的表现让很多人不认同，北高联首次聚会的次日（24日），熊焱干脆在北大全校学生大会上宣布“张智勇是研会派来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八九学运与今日茉莉花运动有些相似之处，即其自发性与草根性，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模式，重点在草根基层。就我的理解，「自下而上」也是民主的最基本特征。虽然后来增长的经验告诉我，「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也很重要（战略、策略的前瞻性，组织的稳定性等等），我还是觉得必须坚持自下而上逐级形成代表的程序正义。
简单地说，谁都可以呼朋唤友，成立个山头，但如果有一个山头自称代表了所有的山头，冲突与混乱就会被人为地製造出来；如果有几个山头都自称代表了所有的山头，冲突与混乱就不可避免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中共对付茉莉花革命必然要采用的一个策略——製造一个或几个“最高山头”，也就是闹双胞、多胞，乃至Ｎ多胞。
八九年天安門广场上混乱的组织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几个“最高山头”：北高联、指挥部、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外高联......。
“六四”后民运也重复这个过程，有Ｎ多个“最高山头”，互不相让。
所以，群龙无首，中共自然好分而治之。
不知刘刚是否认同？
我知道现在不是细论历史的时候，刘刚重贴此文的重点也非在此；但其实我的问题也非重点在讨论历史，而是现在和未来该如何做——组织方式是一个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