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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陈礼铭   ZT:秋蚂蚱:1959 我的西藏——为我的父母而作 韩红,请你缺席 2011-05-05 22:58:08  [点击:1998]
出处:1959 我的西藏——为我的父母而作 韩红,请你缺席

1959 我的西藏——为我的父母而作

这一年,有些人选择离开了西藏。我不认识他们,因而我就不知道其离开的缘由。尤其是那些从主人的身份转而变成了流亡者身份的抉择是如何做出的,我想知道。我猜度那一定是个悲愤的转身。但我找不到真相——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样祥林嫂般地唠叨当然不是为了稿费(谁拿我跟现代作家比我跟谁急),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59年,我还是一颗待生成、待游走的精子。

我在国外呆过几年,算不算流亡者我不知道。但一个在异国他乡住久的人多会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你脚下的大地是自由的,但那是大地主人赐予你的;而你头顶的天空却真切地失去了!一切都和你不太相干:语言、饮食、习俗,甚至表情、动作、性......你跟你的周遭格格不入。你在自己国家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作祟使你觉得像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边缘人。你很难受,于是到了西方。此时你才知道,你这是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了!你被吊在半空,上无一物可抓,下接不到地气——一个气如游丝的活死人。

后来,读到茨威格的《和平的垂死挣扎》里的一段:“任何一种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种平衡的破坏。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也必须要自己经历过,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变得越来越没有把握、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认,自从我不得不靠外国人身份证或者护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从未觉得我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点天性永远被破坏了。我变得比原来的我谨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时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现在一定要对每一口被我这个外国人吸走的空气特别感恩戴德似的。我心里自然很明白,我知道这种奇怪的想法是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能战胜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无济于事。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58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读完后我老泪纵横。

我对茨威格选择的自我了结方式有一种彻骨的理解。

对所有流亡者(无论是被逼或是自我放逐)的咒骂,都是一种无法宽恕的刻毒!

这一年,有些人选择进入西藏。空空荡荡的西藏接纳了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我认识。其中的一对在拉萨的建筑工地安了家。他们应是最早的中国“农民工”。那是我的双亲。

我父母都无一例外地不愿谈论那段生活,仿佛是一篇文章的败笔。他们都在“编辑”栏里不约而同地选择点击了“剪切”。之所以说“不约而同”是因为在我还在我母亲子宫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天各一方了。有人说苦难才使人活得像个真正的人。我没有从我的父母那里得到印证。相反,我从他们的眼里读出的是“悲愤与屈服”。

为什么会在59年进藏而不是其它年份?当然也跟达赖喇嘛无关。“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我们知道那是一场人为的灾难。父母在家乡江苏一个村庄饿得不行,吃“观音土”(一种不太碜牙的土)。吃完后感觉好一些。但那东西毫无营养价值,自己骗自己而已。吃下去容易,拉出来就痛苦万分了。眼看自己也会像其他的一样死去,更何况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孩子要养。与其等死不如找死,兴许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将我哥哥交由我舅舅当儿子,他们上了西藏。

61年的三月,我还在长胳膊长腿的当口,我父亲因为“投机倒把罪”被关进了西郊的堆龙德庆监狱。他从上海背了自行车的零件到拉萨,安装完毕后卖给了一个军官。这个天杀的无赖拿了车后,非但不付钱,还告了状。这一堆在上海还什么都不是的零件,被我父亲从陇海线背到一片萧杀的格尔木,再背到拉萨。一路费时近半月,几乎半条命都搭上了。聪明的父亲用他精巧的手把零件变成了一辆能奔驰在西藏的自行车的同时,也被“聪明的”军官缜密地、无情地把我父亲“编进了”牢笼。此时,我的在江苏的哥哥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正等着西藏的汇款;而我还是我妈孱弱的子宫里的一堆长着的“零件”....

在这里,我向那个军官说,如果你还活着——我相信恶人活千年的说法——你就是形同枯槁我也会亲手撕了你,只要我能找到你。我不在乎他妈的后果,我只想把你拆成“零件”!

九月我落在拉萨人民医院。十一月我离开拉萨。下唐古拉山口后,我脸色乌紫,进出气全无。司机跟我妈说,扔了吧。我妈说,到工棚吧。在筑路工棚,我妈把我放在废汽油桶做的火炉边,观察了一会。司机不耐烦,别看了,到伙房买饭吧。于是我妈到另一个棚里打饭去了。

我现在还活着,还有强烈的复仇心,得感谢那只汽油桶。我的小腿肚贴在桶壁,烧红的桶壁引着了我的棉裤,棉花的暗火一寸一寸移向我的肌肤。终于,神一般的剧痛把我炸活——一声划破昆仑的啼哭,把我带回了这个万恶的世界。

我的腿肚上的两块像拓片的烫伤疤痕,一直在书写记录着什么。上帝知道。

我母亲的不放弃,一直是我生活的精神宗教。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不放弃!

有人说,回忆是美好的。那是有的人。也有人说,回忆是一种老态的自然反应。也许。我,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们的回忆则肯定是“奥斯维辛”。也许我的父母因为文化程度的原因而无法厘清一些苦难的根源,但他们的心是枯的冷的。他们在一种他们自己无法理解的绝望中活着。我能理解,令人痛苦的是,我的理解根本无助于缓释他们的枯冷的心。

“对这个世界,我无话可说!”这是我父亲在激愤中说的。我非常吃惊,不,简直是惊呆了!这是沈从文的遗言。而我父亲根本就没听过这个名字。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我在拉萨听到,从父亲的口中——我无话可说。

59年,注定是一个流亡的年份。

没有我父母的流亡,我可能会以另一个身份出世。可命运选择了我是一个西藏人。生在西藏的土地上,你就注定是一个游牧民,一个流亡者,一个受迫害被边缘化的人。

不错,我是一个没有藏族血统的人,但我的很多亲人,我的下一辈,他们是藏族。我经常跟我的西藏亲朋说,我自认我是一个老藏民。

只有在西藏,在拉萨河边,在风马旗下,我才觉得我像个人。

儿子的学校今天开家长会,为了小高考。我走进教室,忽然想起布罗茨基这样说:

“教室很大,排着三排课桌。教员座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那张领袖像,还有一幅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其中只有一半是合法的。这孩子坐上他的位置,打开书包,将钢笔和笔记本摆在书桌上,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大于一》

写于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


韩红,请你缺席

之所以请你缺席本月28日在CCTV的《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文艺晚会》基于如下几点:

1. 正如你知道的,西藏从来不缺节日。这是一个阳光的民族。藏人黧黑的面庞被高原的如刀风雪雕琢的通常是笑纹而非惆怅。那些汉民族沙文主义者叫这种表情为“愚昧”,那是他们心理大多处在幽暗之中的缘故。使藏族失去笑容的是他们欢乐和祈福了几个世纪的节日经常被“安全”、“稳定”、“存在可能的骚乱”等理由削减规模或干脆剥夺。在“三·一四”后这个特殊的背景下炮制的3.28节日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在藏区如何“被欢度”,作为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歌手,你的出席将意味着什么,请三思。我不想以兜圈子的文字来试图躲避政治风险——我的意思是,3.28的节日的成立不能排除是又一次对藏族民意的强奸。

2. 节日本身的冠名是对藏民族的极大侮辱。“农奴”一词有把藏族矮化为原始初民地位之嫌。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藏民族的千年历史就是被“一小撮”奴化的历史。是1959年以后,是藏族的被唤醒(多么愚蠢的民族)从而赋予了执政党经营他们自己生活的权力。而靠他们自身是无法做到(多么可怜的民族)。这是无法使人接受的。

3. 西藏从被过分神秘化到近年来被过分妖魔化,CCTV等官方媒体有着无可抵赖的责任。这是一种犯罪。它煽动一些民族主义者的仇恨情绪。你随便打开哪家的官方的网站便可看到诸如“藏族是一群又脏又懒的猪”、“忘恩负义的民族”、“把藏人都杀光”等。而最多的则是对达赖喇嘛的人身攻击。作为一个流淌着藏族血液的艺人,你的缺席将是一种对不公平地对待藏族的抗议表达方式。

4. 我无从知晓倘若你参与晚会,将表演什么节目。但就你以前的曲目的内容来推断,无外乎就是藏族接受了太多的赏赐所表现出的感恩戴德以及藏族在谁的领导下是如何的幸福之类的。我不否认在藏的有些藏族官员和像才旦卓玛这样的官伎的确是在挥霍着唾手可得的政治资本和财富。藏族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确实比1959年以前提高了很多。但我们不能被偷换的概念所欺骗。任何民族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这个民族的努力,是人民自己的劳动结果而非政府所赐。政府是人民设立用以代管经营的。它不是老板,更不是上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有电有车有肉的生活不一定就和“幸福”“天堂”有涉。事实上,藏族在信仰上的危机和绝望感由于物质生活的提高又多了一项就是罪恶感。我在藏区和很多老人的谈话中就能深深地体味他们那种无以名状的锥痛。你了解西藏,也了解西藏的信仰。上师尊者的画像不能出现在家家户户的经堂,口口不能念出上师尊者;是喇嘛一定要表决心跟达赖(不允许说达赖喇嘛而只能说达赖)决裂;是公务员从三·一四后一律不许去寺庙,否则开除;教师在暑假期间每星期必须写一篇不少于三千字的揭批达赖集团的文章等高压政策;满大街的武警看藏人如同看恐怖分子的眼神;诸多寺庙无限期地关闭……这是你要唱的幸福吗?所以,如果你的演唱是为了我说的前者,即阿沛家族和才旦之流,那么恭喜你可能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如果是为了后者,我只能表示不解和遗憾。为了你的良知,我希望你缺席。

5. 任何真诚地希望尽快解决西藏难题的各方,都清楚当局对“三·一四”的危机公关的方法是欠妥和不诚实的。这场晚会充其量就是“楚门的世界”里的自娱自乐的狂欢而已。对理性者而言,这是一次丑陋的手淫游戏。你的参与以我之见是一种大不智。

总得有人表达一些异见和行动。我想我们的执政党也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声音的。不然,“万马齐喑”的格局等于承认我们是生活在独裁、专制的国度。

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你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藏人,又有汉的血液。对藏汉的感情有可能使你站在中心线上。其次是你的影响力。你的一贯的善行使我能够在你身上看到宗教对你的影响。我一直以为,一个没有宗教感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一个生在拉萨的100%的汉人,我惧怕我的民族。

近日获悉,由于南非当局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参加南非和平大会,而导致大会被无限延期。南非大主教图图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克勒克宣布退出南非和平大会。我非常吃惊。这是曼德拉的祖国。而我更吃惊的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曼德拉的对达赖喇嘛被拒的公开言论。虽然我知道“政治有时是一种交易”的说法,但我无法接受的是曼德拉的沉默。我对曼德拉在西方得到的他有些不配得到的尊敬一直耿耿于怀。但我以为那是西方和曼德拉合谋的惺惺惜惺惺的相互抬轿子的剧场效果。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游戏。但这一次的曼德拉太让人费解。难道国家利益真的大于一切?一笔报道的数十亿英镑的交易真的就使鬼推磨?

一大堆像U2那样大牌的艺人对曼德拉的吹捧,为了他的生日在伦敦举办的音乐会的空前场面犹如昨日在我的面前闪回。现在我不得不怀疑双方有多少真情所在。如果我过去就有对U2的主唱BONO如此热衷政治的动机有所Sick的话,那么现在我反而释然了。

糟糕的是,由于当下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那些平日标榜普世价值的西方有些领袖们为了本国的利益,正做着中国老百姓常说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的亏心事。真所谓希特勒“在他放手大干去实现他的目标之时,近处与远处,上帝与人类都移开了他们的视线。

我记得,于是我害怕。”(威塞尔语)

我相信,你也是一个热爱西藏的人。“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往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恰达耶夫《疯人的辩护》刘文飞译)

所幸我们有遗世独立的崔健;我们有过在天安门广场的少有的理性者侯德健;我希望我们有对藏族同胞满腔悲悯情怀的韩红……

在文学界,我们有唯色、有真诚的汉子王力雄,我们期望能在音乐界有韩红,对西藏做一些什么——不是物质,不,西藏不缺。西藏缺的是人道情怀、是日趋稀薄的宗教氛围……

几十年来,我进进出出西藏十几次,从我记事起。我已经快半百了。西藏的变化实在是巨大。物质像一个天使降临西藏;物质又像一个魔鬼毒化着西藏。我的上一次的西藏行,总是心情比前一次沉重,而我的下一次期待总是在忐忑不安中……

西藏的热情、坦荡、无私正在被“猪栏的理想”(爱因斯坦语)所取代……我想你一定和我一样爱西藏。你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日渐消瘦、面容怪异吗?

西藏的问题实在不能以设立一个所谓的节日、疯狂开动几架宣传机器、派驻若干军队等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了。西藏需要理性的决策,需要开放的心胸,需要非凡的勇气,需要卓越的智慧,需要深邃的眼光…..

西藏问题用拖时间、耗人寿、寻借口、编谎言等下策,无异于政治自杀。

民族与民族的相互仇视只会给平民带来悲剧。

我至今不懂的是,我们能够介入朝鲜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人帮我们解西藏之结呢?那个金家王朝的无赖流氓我们都有肚量容忍,为什么就不能和达兰萨拉坐下来呢?

我们的历史很难找到几个气贯长虹的伟人,倒是很容易就能拎出一串千古罪人、以及今人。

从现在起,我们能期盼到谁?我们能指望谁?

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伊凡·克里玛在《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文中这样说:“一个人出自其内心要求,坚强地面对有权者,甘冒一切风险,拥有一个真诚的、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要提醒那些当权者,权力来自何方,什么是它的发源地和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他也许将使他们多一些人性。但是对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看上去非常愚蠢。

然而,对于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崔卫平译)

我的这封信正是再一次的“愚蠢”行为。然而总得有人做。不是吗?

从我做起。

我不会看28日的晚会,无论你缺席与否。

我希望你缺席。

你的缺席,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

为了我在西藏的亲人——其中有很多是半藏半汉的下一辈的亲人,我再次恳请你缺席。

扎西德勒

一个对西藏有着极深厚感情的汉人 秋蚂蚱 敬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5-05 23: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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