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甘地在中国 ——《甘地自传》读书笔记 / 秋蚂蚱
把这个假设推到六十多年前，即蒋家王朝时代，甘地会是怎样的命运还真是不确定。倒不是因为蒋家夫妇曾拜会过甘地的缘故，而是因为民国的中国实在是生不逢时——这个国家恰逢其时的概率太低。清王朝败光了所有能败的，连同自己的民族，接着就是群氓乱舞，刀枪割据，再后来孙大炮一通乱轰，可惜命短，留下令人生疑的精神遗产，不情愿地躺在了紫金山麓。后继者乃是一身的江湖气，浸淫儒学、后皈依基督的蒋中正。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治国是蒋先生的副业，权谋才是他的主业。日本的入侵、家族的贪婪、共产党的颠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党内的斗争……。注定的徇私制度和自身刚愎自用使得“中正”之名注定名不副实，既对国民不“中”（公平），自己也非正（正直）。国民政府该亡，蒋家王朝该灭。由于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过于复杂、多面，以我的学识，真不敢乱猜。有一点我知道，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得以独立的好朝代，而甘地应属知识分子一员。
把这个假设放在四十年前，答案就简单明了，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甘地还是死于枪下，只是他的家属要为此付给政府五分钱的子弹费。
所以，不偷懒也不勤奋的办法是置甘地于当下。
先从三巴朗事件开始。
受三巴朗农民之托，甘地前往调查当地靛青种植园主对农民的非公正待遇。在地方警局警告无效后不久而遭起诉。罪名是违反要求限期离开的命令。
在审判中，甘地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深信，身处如此复杂的体制之下，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爱的人惟一安全而又保持名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的事，也就是说，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引自《甘地自传》长江文艺版，叶李 简敏译，下同）
“我很冒昧地说了这些话，我绝不是想给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违反当局的命令，是因为我要服从人类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声音。”
最终，案件不但撤销，自上至下，官员都向甘地表示愿为他的继续调查提供便利。由此，甘地在自传中感叹道：“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即使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但在过程中，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这件事不超越政治的界限，就有助于事情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最终都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读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谭作人和他的调查汶川地震校舍建筑质量事件（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http://zi.mu/72v。需翻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有惊人的相同点，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副受难者长相的谭作人用刑期来验证了他的面相。
把甘地的感叹再放在谭 作人、游精佑等（另一个跟三巴朗事件更相似的事件是福建三网友替一个被害女子家属发帖呼吁的“游精佑案”，同样的出于良知的援助而获刑。参看http://zi.mu/dpu）身上再感叹一遍，便有了如下的文字：
在中国，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无论它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最终结果必定会被打上政治烙印。当事者在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只要是有挑战权力之嫌疑，大多以徒劳而告终。政府会给它涂上政治色彩，这样就会把当事者对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事件定性为“坏事”而加以迫害。所以，任何在事先声明跟政治无关而欲逃避政治迫害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幼稚的——只要你敢对权力质询，你为对自身权利的伸张而设置的界限都是划在沙上的涂鸦，只要权力愿意，一次随意的“涨潮”都会将其抹平，连同你的愤愤不平。权力者连月光的吸引力都可以改变，遑论区区人类。谭 作人、游精佑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且和权力的暴行和鲸掠相抵牾，最终都是无益于国家政治而要遭镇压的。
再说一件事。
阔别十年，归国的甘地一到孟买，就接到省督的接见通知。一阵寒暄后，省督这样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如果你打算跟政府采取什么行动，请事先早会我。”甘地答道：“没问题。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我们事先都要与对方多沟通，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省督大人表示感谢。他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你会看到我的政府会尽量为人民多谋福利，绝不会有意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甘地对此回答道：“这正是支撑我的信念。”
我不知道中国的异 见领 袖有谁被省级要员这样召见过，沟通过。倒是被站岗、被拒登机回国、被拒出国、被盯梢、被威胁、被连累家人（尤其老人、妇女、孩子等）、被判刑、被失踪、被精神病、被殴打、被骚扰……。
我想甘地如果在贵国，也早就“甘脑涂地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甘地没有遭到过攻击。不，他曾在南非德班遭到一伙白人暴徒的围殴，幸亏当地的一个警长夫人路过此地，勇敢地张开随身携带的伞，站在暴徒和甘地的中间。后警长赶到，替甘地解了围。事情后来的发展颇为玩味。伦敦殖民政府国务大臣张伯伦打电报给当地政府，要求严惩闹事者。甘地拒绝了前来道歉的埃斯坎比先生希望他指认凶手的请求，他说：“我不想惩罚任何人。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该受谴责的是领导者，也包括您。”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同样出名的中国人，艾 未 未。在成都，他遭到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一个零件的殴打。其严重伤害程度远重于甘地。但令人愤怒的是，打人者成了蒸烂的缩头老鳖，连渣子都难寻，地方当局没有人出来过问，更别谈什么道歉，惩罚了。除了受害者头上狰狞的疤痕，一切都“正常”，什么都没有发生。
甘地面对的敌手和我们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类型的，用他的话就是：那是一个假装睡着的政府，你可以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对这样的人，只要多喊、长唤，他还是会起床的。更何况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印度，殖民政府的恶行都始终饱受着来自国内的抨击，从来就没有中断。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保证，英国人知道，一旦这个自由丧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恩惠。为此，英国人付出了大英帝国的代价。或者说，正是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葬送了大英帝国。
而我们的政府则是一个吃饱就睡、醒了就吃的东方狮。从它睁眼的那一刻，所有的领土、以及属地上的生灵，都是他的私有财产。除了进食，它唯一要不辞辛劳做的事就是在它所有的领域里留下它的尿臊气。它把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每一个个体都打上政治身份。它的政治建立在一种大包大揽的一切信仰体系之上时，所有其它空间都会被挤压，没有任何领域有独立的发展自由度。所有的领域首先被导入了恐惧的政治氛围而变形存在——这是政府需要的氛围，人人自危刚好可以达到“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牢狱”之效果。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低效率和极度浪费的，但它不在乎——一个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就是极少数凶猛的公狮的王者的中国，低效率给了他们从容统治的时间，极度浪费是他们收买“秃鹫”的必要开支。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埃德蒙•柏克）他们能安卧是因为他们太强大，又有各个领域里的鹰犬、秃鹫们的勤执，偶尔有谭作人、游精佑这样的不安分者要去唤醒它。他们会怎样？由地方去吧，不要打扰我。四川、福建是忠诚度可以放心的两条恶犬。
我听过“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很多地方的罪恶中南海不知道，”他们这样替最高权力辩护。换了人马接力的驿站时代，我就相信了。可惜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专制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它憎恶任何不以自己一时喜好运用权力的做法，也要消灭在自己的无限力量与人民的彻底无能之间的所有可能。”（埃德蒙•柏克）所以，很多话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
我听过一种说法，即“‘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 我的看法是：无论在南非还是在祖国，甘地遇到的对手本质上都是文明人，而他遇到的朋友则更是。中国产不出甘地，即便有，也被流氓政府弄成可怜的“没有敌人”的炮制者了，更何况十一年以后此人的命运不是被流放（当作和西方做交易的物品）就是继续下一个十一年，没有国际上像样的声援和压力，再加上自身被拯救者的麻木和不仁，令所有的人绝望，令可能有的神黯然。
甘地有一段神谕般的言词我读后深不以为然：“当我绝望时，我会想，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我好好想一想，事实不是这样。有学者仔细算过，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不说他人，但看中国历史，我们津津乐道的几个所谓“盛世”总是比乱世少得多，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暴政，而几个“盛世”也是拜国民“摸六合彩”得来的几个仁君所赐，把“暴政”柔化成了“专制”而已。甘地的“终究”说只是一种“该怎样”的“规范冲动”，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是什么”的实证才是绝望的所在。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可耻地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安慰剂来支撑。独裁是每个人心中的毒苗，谁愿意被别人指使而放弃统领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邪恶力量，更是一种人性现实。这样说会令“高尚者”讨厌，“权力者”痛恨，但这就是事实。这个世界只有少数国摆脱了暴政的统治，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一个道理，即人类设立政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用一己的智慧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没有人会傻到找一个流氓来管理自己。政府不是依照自然权利而一定是人们充分运用的智慧建立起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看到太多的先人搭建的政府如何戏法般地成了吞噬自身的怪兽。所以他们在政府等权力部门的鼻子上预先打了一个孔（行政），再拴上一根绳（立法），一个人牵着（司法）。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制度之一；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仍是我们这个政府最大的威胁，因而成了中国人已知的最坏的制度之一。
回到开头，在猜测甘地在当下的命运之前，还是先列举一些甘地的“罪行”：抗税（纳塔耳）、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印刷和公开销售政府明令禁止的政治书籍、组织纺织工人罢工，在工人情绪出现摇摆时，以自己的绝食来煽动罢工的继续、鼓励提前收割已被政府列为抵押品的洋葱、成立国大党组织、组织“盐路长征”，以阻止政府不公正的《食盐专营法》出台等等。
列举了这么多，我这个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心也凉了。“如果甘地在中国”这个题出的把我自己带进了傻子行列。我自作聪明地编了一张网，扔下去什么都没有，一水的碎片，满眼的金星。我陷入了绝望，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一个只搞了一个宪章就被剥夺自由4015天的人的遭遇。
至于甘地能否在中国成为“甘地”，参照昂山素季在缅甸、达赖喇嘛在海外的流亡，看官自行判断吧。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把这个假设推到六十多年前，即蒋家王朝时代，甘地会是怎样的命运还真是不确定。倒不是因为蒋家夫妇曾拜会过甘地的缘故，而是因为民国的中国实在是生不逢时——这个国家恰逢其时的概率太低。清王朝败光了所有能败的，连同自己的民族，接着就是群氓乱舞，刀枪割据，再后来孙大炮一通乱轰，可惜命短，留下令人生疑的精神遗产，不情愿地躺在了紫金山麓。后继者乃是一身的江湖气，浸淫儒学、后皈依基督的蒋中正。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治国是蒋先生的副业，权谋才是他的主业。日本的入侵、家族的贪婪、共产党的颠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党内的斗争……。注定的徇私制度和自身刚愎自用使得“中正”之名注定名不副实，既对国民不“中”（公平），自己也非正（正直）。国民政府该亡，蒋家王朝该灭。由于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过于复杂、多面，以我的学识，真不敢乱猜。有一点我知道，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得以独立的好朝代，而甘地应属知识分子一员。
把这个假设放在四十年前，答案就简单明了，不会引起太大争议：甘地还是死于枪下，只是他的家属要为此付给政府五分钱的子弹费。
所以，不偷懒也不勤奋的办法是置甘地于当下。
先从三巴朗事件开始。
受三巴朗农民之托，甘地前往调查当地靛青种植园主对农民的非公正待遇。在地方警局警告无效后不久而遭起诉。罪名是违反要求限期离开的命令。
在审判中，甘地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深信，身处如此复杂的体制之下，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一样，一个自爱的人惟一安全而又保持名誉的做法就是：做我已经决定的事，也就是说，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引自《甘地自传》长江文艺版，叶李 简敏译，下同）
“我很冒昧地说了这些话，我绝不是想给自己开脱，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之所以违反当局的命令，是因为我要服从人类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声音。”
最终，案件不但撤销，自上至下，官员都向甘地表示愿为他的继续调查提供便利。由此，甘地在自传中感叹道：“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即使它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性的，但在过程中，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这件事不超越政治的界限，就有助于事情解决。三巴朗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最终都是有益于国家政治的。”
读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谭作人和他的调查汶川地震校舍建筑质量事件（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http://zi.mu/72v。需翻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有惊人的相同点，唯一的区别就是一副受难者长相的谭作人用刑期来验证了他的面相。
把甘地的感叹再放在谭 作人、游精佑等（另一个跟三巴朗事件更相似的事件是福建三网友替一个被害女子家属发帖呼吁的“游精佑案”，同样的出于良知的援助而获刑。参看http://zi.mu/dpu）身上再感叹一遍，便有了如下的文字：
在中国，我看出一个道理：如果一件事不是因政治而起，无论它的过程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最终结果必定会被打上政治烙印。当事者在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只要是有挑战权力之嫌疑，大多以徒劳而告终。政府会给它涂上政治色彩，这样就会把当事者对正义的诉求变成了对事件定性为“坏事”而加以迫害。所以，任何在事先声明跟政治无关而欲逃避政治迫害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幼稚的——只要你敢对权力质询，你为对自身权利的伸张而设置的界限都是划在沙上的涂鸦，只要权力愿意，一次随意的“涨潮”都会将其抹平，连同你的愤愤不平。权力者连月光的吸引力都可以改变，遑论区区人类。谭 作人、游精佑的遭遇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是给人民无私的帮助且和权力的暴行和鲸掠相抵牾，最终都是无益于国家政治而要遭镇压的。
再说一件事。
阔别十年，归国的甘地一到孟买，就接到省督的接见通知。一阵寒暄后，省督这样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以后如果你打算跟政府采取什么行动，请事先早会我。”甘地答道：“没问题。我是非暴力主义者，我们事先都要与对方多沟通，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省督大人表示感谢。他说：“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你会看到我的政府会尽量为人民多谋福利，绝不会有意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甘地对此回答道：“这正是支撑我的信念。”
我不知道中国的异 见领 袖有谁被省级要员这样召见过，沟通过。倒是被站岗、被拒登机回国、被拒出国、被盯梢、被威胁、被连累家人（尤其老人、妇女、孩子等）、被判刑、被失踪、被精神病、被殴打、被骚扰……。
我想甘地如果在贵国，也早就“甘脑涂地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甘地没有遭到过攻击。不，他曾在南非德班遭到一伙白人暴徒的围殴，幸亏当地的一个警长夫人路过此地，勇敢地张开随身携带的伞，站在暴徒和甘地的中间。后警长赶到，替甘地解了围。事情后来的发展颇为玩味。伦敦殖民政府国务大臣张伯伦打电报给当地政府，要求严惩闹事者。甘地拒绝了前来道歉的埃斯坎比先生希望他指认凶手的请求，他说：“我不想惩罚任何人。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该受谴责的是领导者，也包括您。”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个同样出名的中国人，艾 未 未。在成都，他遭到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一个零件的殴打。其严重伤害程度远重于甘地。但令人愤怒的是，打人者成了蒸烂的缩头老鳖，连渣子都难寻，地方当局没有人出来过问，更别谈什么道歉，惩罚了。除了受害者头上狰狞的疤痕，一切都“正常”，什么都没有发生。
甘地面对的敌手和我们面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类型的，用他的话就是：那是一个假装睡着的政府，你可以唤醒一个睡着的人，但你无法叫醒一个假寐的人。对这样的人，只要多喊、长唤，他还是会起床的。更何况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印度，殖民政府的恶行都始终饱受着来自国内的抨击，从来就没有中断。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切权利的保证，英国人知道，一旦这个自由丧失，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恩惠。为此，英国人付出了大英帝国的代价。或者说，正是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葬送了大英帝国。
而我们的政府则是一个吃饱就睡、醒了就吃的东方狮。从它睁眼的那一刻，所有的领土、以及属地上的生灵，都是他的私有财产。除了进食，它唯一要不辞辛劳做的事就是在它所有的领域里留下它的尿臊气。它把每一个出现的问题都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每一个个体都打上政治身份。它的政治建立在一种大包大揽的一切信仰体系之上时，所有其它空间都会被挤压，没有任何领域有独立的发展自由度。所有的领域首先被导入了恐惧的政治氛围而变形存在——这是政府需要的氛围，人人自危刚好可以达到“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牢狱”之效果。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低效率和极度浪费的，但它不在乎——一个政府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执政党，执政党就是极少数凶猛的公狮的王者的中国，低效率给了他们从容统治的时间，极度浪费是他们收买“秃鹫”的必要开支。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通过洗脑实现思想控制，通过刀枪实现人身控制。”（埃德蒙•柏克）他们能安卧是因为他们太强大，又有各个领域里的鹰犬、秃鹫们的勤执，偶尔有谭作人、游精佑这样的不安分者要去唤醒它。他们会怎样？由地方去吧，不要打扰我。四川、福建是忠诚度可以放心的两条恶犬。
我听过“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很多地方的罪恶中南海不知道，”他们这样替最高权力辩护。换了人马接力的驿站时代，我就相信了。可惜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专制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它憎恶任何不以自己一时喜好运用权力的做法，也要消灭在自己的无限力量与人民的彻底无能之间的所有可能。”（埃德蒙•柏克）所以，很多话你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不信。
我听过一种说法，即“‘甘地并不适合于中国人’这种说法在本质上与‘中国人不具备享受民主自由的资格’有异曲同工之拙。” 我的看法是：无论在南非还是在祖国，甘地遇到的对手本质上都是文明人，而他遇到的朋友则更是。中国产不出甘地，即便有，也被流氓政府弄成可怜的“没有敌人”的炮制者了，更何况十一年以后此人的命运不是被流放（当作和西方做交易的物品）就是继续下一个十一年，没有国际上像样的声援和压力，再加上自身被拯救者的麻木和不仁，令所有的人绝望，令可能有的神黯然。
甘地有一段神谕般的言词我读后深不以为然：“当我绝望时，我会想，在历史上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终究总是会失败，好好想一想，永远都是这样。”我好好想一想，事实不是这样。有学者仔细算过，人类经济的停滞要比经济的繁荣时间长得多，专制的历史也要比民主的历史长得多。不说他人，但看中国历史，我们津津乐道的几个所谓“盛世”总是比乱世少得多，更何况我们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暴政，而几个“盛世”也是拜国民“摸六合彩”得来的几个仁君所赐，把“暴政”柔化成了“专制”而已。甘地的“终究”说只是一种“该怎样”的“规范冲动”，在残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是什么”的实证才是绝望的所在。人们为了活下去，只能可耻地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安慰剂来支撑。独裁是每个人心中的毒苗，谁愿意被别人指使而放弃统领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邪恶力量，更是一种人性现实。这样说会令“高尚者”讨厌，“权力者”痛恨，但这就是事实。这个世界只有少数国摆脱了暴政的统治，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知道一个道理，即人类设立政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用一己的智慧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没有人会傻到找一个流氓来管理自己。政府不是依照自然权利而一定是人们充分运用的智慧建立起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看到太多的先人搭建的政府如何戏法般地成了吞噬自身的怪兽。所以他们在政府等权力部门的鼻子上预先打了一个孔（行政），再拴上一根绳（立法），一个人牵着（司法）。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制度。
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是人类已知的最好的制度之一；到目前为止，“三权分立”仍是我们这个政府最大的威胁，因而成了中国人已知的最坏的制度之一。
回到开头，在猜测甘地在当下的命运之前，还是先列举一些甘地的“罪行”：抗税（纳塔耳）、建立非暴力抵抗学院、印刷和公开销售政府明令禁止的政治书籍、组织纺织工人罢工，在工人情绪出现摇摆时，以自己的绝食来煽动罢工的继续、鼓励提前收割已被政府列为抵押品的洋葱、成立国大党组织、组织“盐路长征”，以阻止政府不公正的《食盐专营法》出台等等。
列举了这么多，我这个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心也凉了。“如果甘地在中国”这个题出的把我自己带进了傻子行列。我自作聪明地编了一张网，扔下去什么都没有，一水的碎片，满眼的金星。我陷入了绝望，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知道一个只搞了一个宪章就被剥夺自由4015天的人的遭遇。
至于甘地能否在中国成为“甘地”，参照昂山素季在缅甸、达赖喇嘛在海外的流亡，看官自行判断吧。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