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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八卦   ZT中国社会无信是怎么炼成的? 2011-05-15 02:14:14  [点击:786]
信源:石飞博客

看了今年春晚小品《还钱》,我的感慨特别强烈,心里冷嗖嗖的。环卫工人扫马路拣到了10万现金后,按照包内的名片主动打电话联系失主,要他过来取钱。失主根本不相信,他想是人家在设套,引蛇出洞,调虎离山,关门打狗,拒绝前来。环卫工人要把钱送上门,失主也不答应,他担心自己经常不在家,老婆长得漂亮,人家是假冒送钱之名,打他老婆的主意。结果,双方只好约定到世纪坛街头,对暗号接头,还钱。可见,我们社会的诚信已经毁坏到了何种程度?小品的编导者把接头还钱的地点定在“世纪坛”,这也许是一种“匠心”表现——影射世纪之悲哀。

绵延数千年的旧中国,社会也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无信现象,甚至官场有“无官不诈”、商界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总体看,诚信还是社会的主流和公认的价值观。人们都很看重信誉,不管是谁,一旦坏了信誉,小在家庭、亲朋之间,大在一个村庄、一个行业,上至朝堂内外,他都很再难混下去。这应该说,与儒家文化之精华——诚实守信代代传承至关重要。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也”。作为人,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只有讲信用,人家才会信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实在,是自然的规律;诚实,是做人的准则。

“兵不厌诈”,那是战争年代的经典,敌对双方无论怎样装神弄鬼、欺瞒诡骗,人们都会不以为然,视作正常,并不会对社会诚信构成负面影响,因为那是战乱非常时期。

问题是,新中国在政权建立和巩固以后,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总是充满谎言和欺诈,把中华民族的诚信基因,一波一波吞噬,直至败坏精光,把中国“炼”成了一个完全无信的社会。时至今日,官场流氓无赖横行,商场假冒伪劣泛滥,人际间欺骗诡诈成为习惯……在这么一个争相弄虚作假,并以之为能事的社会氛围里,恪守诚实守信,被认为是“脑子进水”,无知傻冒,只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诚惶诚恐,每时每刻都要提心吊胆被当官骗,被商人骗,被同事骗。呜呼,恐怖也哉!
必须深刻地总结、检讨和反思我们国家由诚信到无信的悲哀的堕落历程,从而,重新构建中国的社会诚信。

首先是合作化运动。1950年6月至1952年冬,全国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完成,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此间,全国有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让亿万农民始料不及的是,1953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他们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一律收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到1956年底,全国全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从此,中国农民被永远剥夺了土地私有权。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中,都宣扬广大农民对农业合作化如何自觉自愿、趋之若鹜,其实呢,都是逼迫强制的。哪个农民心甘情愿把一家老小的命根子(土地)充公掉?我家土改时分了4亩地,加上祖业2亩,共有6亩地。听说入社,祖母没白没夜地哭嚎:“分给的地还未种两年,又要回去,还把老陵地赔上了,欺负人哪……”我当时刚念小学,学校把所有的学生都赶回家,谁家入了社,才准谁回校。我被赶回家十多天,直到家里把土地交给了社里,才让我进教室。农业合作化运动让人民群众感受最深的是,政府不讲信用,刚分给的土地,转眼就收回,并收去了人家的祖传田产。直到现在,我每当听到“土地公有”这几字时,就想笑,公有的土地都是哪里来的?

再次是对私改造运动。从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强制性改造,统统变为公有制企业。建国之初,国家支持民族工商业,号召发展经济。话音没落,就推翻前言,“灭”了所有的私营企业。这让全国工商者领略了政府的无信。近年来,我们拍了不少反映中国民族工业的电视剧,如《大宅门》、《大瓷商》、《望族》等等,最终都是一个无果的“悬念”——外来侵略者没有摧垮它们,国民党政府没有毁掉它们,是对私改造运动让他们彻底绝了种。

再再次是反右派运动。1957年反右派运动,初起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善良的人们掏心剖肺地建言献策,想不到,都中了“引蛇出洞”的骗局。毛泽东说,是“阳谋”。所有的真话直言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沦为专政对象,或开除公职,或群众管制,或劳动教养,或判刑蹲监,有的甚至被枪毙。打右派层层下指标,为完成任务,有些地方把初中学生也打成了右派。当年到底打了多少右派?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55万人”,被认为是官方说法。作家叶永烈在《反右始末》书中说:右派分子连同受株连的家属算在内,达数百万之众。学者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书中说:57年划右派80万人,株连290万人。这个庞大的蒙冤群体,1979年在整体上给予了改正摘帽,仅留5个民主党派领袖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1个学生右派林希翎计6人不予改正摘帽,以此维持“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既定结论。6个人与数百万之众相比,还能叫扩大化吗?骗鬼都不信。

反右派斗争,向国民凸显了政治运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从而让国民刻骨铭心——万万不可轻信号召,万万不可讲真话。时至今日,亲朋好友看了我写的抨击强权欺讹弱势、腐败堕落的文章,总常常提醒我:别忘了打右派的教训,小心给你戴帽子。反右派运动对国民诚信理念的戕害实在太深!

再再再次是大跃进运动。1958年,被举世公认为中国的“最牛皮年代”。毛泽东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最爱听粮食、钢铁放“卫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层层级级、方方面面赛着鬼侃瞎说,“集全国之力吹牛皮”,发挥到了极致,普天之下竞相放“卫星”,没有例外,只有更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不甘寂寞,居然玩伪科学文字游戏,运用所谓的太阳光能的歪理论证,稻麦亩产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即亩产4万多斤。《人民日报》提出了一个经典的“牛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给营造全国全民大放“卫星”的舆论氛围,7—10月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刊发“卫星”上天的虚假报道。水稻亩产“卫星”有:广西环江红旗公社130434斤,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82525斤,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60437……小麦亩产“卫星”有: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7320斤,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7201斤……钢铁“卫星”有:河南省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河南禹县日产生铁4396吨,广西鹿寨县日产生铁20多万多吨……

所谓大炼钢铁运动,是人民战争,土法上马,家家建炉,人人参与,全国投入9000万人,加上直接间接支援的人,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一亿。就连宋庆龄也在自家门口建了一座高炉,并且向外国人炫耀。真是滑稽可笑,她能从这种炉子里炼出了铁吗?无非是要对牛皮运动的发动者表示忠心而已。

我当时读小学5年级,教室门前就筑了一个土高炉,发动学生把家里的铁锅、铁勺、菜刀、铁锨、粪耙等铁器拿来装炉,把桌椅、板凳等木家具拿来烧火,同学们轮班拉风箱烧火。我熬了两个夜班。到头来,五天五夜只收获一堆废铁渣。土高炉能炼什么生铁熟铁?想起来都想笑,愚昧至极!

与大跃进紧随相伴的是全国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中国全面整体跑步跨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工资制,供应制,大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

贯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始终的是,精神裹胁与政治迫害相结合的野蛮强制。当年《人民日报》推广的先进典型——河北徐水县就是个代表和缩影,一切行动军事化,县里为师,下设兵团,村里为营,营下设连。凡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落后群众及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送劳动教养。县里建三个劳教农场,每场可容1000多人,各乡、村建劳改队(点)。要求快捕快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就劳改党委书记。全县劳教人员最多时达7295人。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谬论是:“‘捕人’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在我家乡,干部打骂群众是随心所欲的,只要稍不顺眼,薅过来就拳打脚踢。我亲眼看着,大队干部把一个姓顾的邻居、50多岁老人,吊在社屋的房梁上,用荆条抽打,抬到家里就断气了。祸起是,老人干活偷懒,还趴在玉米地里偷吮嫩玉米穗子的白水——饿急了。

徐水县历史上是个多水旱灾害的穷地方,土地79万亩,1957年粮食平均亩产200斤。1958年放“卫星”放出了名,毛泽东亲临徐水视察。毛听张国忠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高兴得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最后毛泽东笑道:“(粮食)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要说是那些城里长大的官员,五谷不分,不清楚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也就罢了。而你姓毛的,是个农民的儿子,青少年时期躬耕垄亩于韶山冲,一亩地能打粮食几何,他明白得很。地方酷吏谎报亩产吨粮,他听了居然欣喜赞赏。这不是火上泼油,昧心鼓励下面吹牛皮吗?他生怕人家吹牛吹得不够猛不够大不能称他的心。

毛泽东来了徐水,谁个敢怠慢,中央大员争相接踵而至。先是刘少奇下来同吃同住同劳动,紧接着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邓小平、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粟裕、杨成武、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都参观学习,纷纷盛赞吆好,有的还写诗赞颂,著文讴歌。难道,那土高炉炼出的不是铁,亩产吨粮的牛皮,无端摧残民众的现象,这些国家高官和顶级英才都看不见听不见吗?呜呼,一人“指鹿为马”,百官皆喊“绝对是马”,“千人争喏喏,竟无一人敢愕愕”。这样的政治生态,不酿举国大难才怪哩!

牛皮不久就被吹炸了,一年的“牛皮运动”带来了三年的大饥荒。1958年,可是个风调雨顺的年景,丰产却没有丰收,为给大炼钢铁让路,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公社大食堂,开张不久便断炊散伙。社员人均口粮几两,只能以树叶、野菜充饥。再来看看上述那个大方粮食“卫星”、钢铁“卫星”、共产“卫星”、备受毛泽东青睐的徐水县吧,1958年该县全县粮食总产9214.5万公斤,比1957年的12415.5万公斤,减少3201万公斤;财政收入减少1862.3万元。1960年全县有浮肿病人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灾难达到高峰,全县死亡1642人。中共元老李锐先生撰文说,三年灾害期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根据党史专家金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披露的情况推算,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数为3860万人。

大跃进带来了深重灾难,却不准说“不”。1959年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1个月。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容不得批评,将纠“左”转为批右,把讲了实话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之而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即批判讲实话运动。饿死也不能说饿,说饿就是对社会不满,就是反党。1961年我读初中,一位姓汤的高二学生因为在作文里说吃不饱饭,被组织全校斗争,开墙报专栏批判,最后开除学籍。

最后说说文革浩劫。我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红卫兵、造反派,太了解文革的罪恶了,罄竹难书!限于篇幅,本文对文革的罪孽具体综述,只着重说一下它对社会诚信的破坏。在文革“红色恐怖”年代,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准则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谣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只要是革命造反需要,都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择手段,随时随地将对立面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即便是对自己的生身父母、同胞兄妹、至亲好友,都可翻脸不认,栽赃陷害。我的一位老师,就是被“对立面”的一个女孩子、自己的学生诬陷为强奸犯的。她设套约老师来家有事,老师刚踏进门坎,她就撕烂衬衣,大喊大叫,让埋伏的“战友”扑上来抓个现行。不能全怪这个女孩子歹毒,是文革吞噬了她诚实做人的底线。作为人,一旦无信,什么坏事丑事恶事,都可以恬不知耻地去做!底层如此,国家最高层更是这样。国家主席刘少奇,可以毫无根据地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被折磨致死。邓小平等一大批出生入死的开国元勋,不都曾被凭空编造的“材料”蒙受冤屈的吗?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反诚实守信的,都是激励背信弃义的,其最终结局就是,整个社会,诚信光光,虚假烨烨,人心悚悚。诚实守信,成了迂腐和傻瓜的代名词,为人不屑和歧视。然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弄虚作假、卑鄙无耻的手段,只要成了大官大款大腕,都会受到人们的艳羡追捧逢迎甚至主流认可。看看当今社会,靠权钱交易、政绩造假,爬上显赫官阶的知多少?靠欺骗诡诈、行贿收买,假冒伪劣产品成为“优质”“名牌”的知多少?靠抄袭剽窃、枪手代劳,赚取学历、学位、职称和奖项的知多少?如果你不怕审丑疲劳,就请上网一搜。

社会无信,承诺也就行同放屁。承诺者,即答应照办。中国自古就有“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对于一个有德性的人,承诺胜过千钧。然而在当下的官场,承诺却被异化为忽悠。近年来,政府拖欠征地补偿款,市政建设拖欠工程款(新华社报道过,2004年全国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多达900亿。有的地方党委办公大楼使用10年了,几十万元工程款仍赖着不还),党政干部“白条”吃垮饭店等等无信的丑闻,媒体时有曝光。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就是“老赖”,“宁信蛤蟆三条嘴,不信当官风箱嘴”。党政官员的无信,对于社会诚信的破坏,具有无与伦比的负面导向作用,整个社会陷入无信状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力求恢复社会诚信,譬如大力宣传“以诚实守信为荣”,但收效甚微。要知道,宣传力度再大,口号再响,也抵不上党政官员撒谎、食言的破坏性和反作用力大。党政官员一次说话不算数,足以抵消他一千次的“以诚实守信为荣”的吆喝,只能给人以“两面人”的狰狞印象。

有人说,中国社会无信已经成“癌”,并且全面扩散,康复无望,只能任其下去。其实,也无须如此悲观绝望。只要主政者想真心根治,能“壮士断腕”,痛下“猛药”,持之以恒,中国社会的诚信还是能够逐步恢复的。当然,这不是发几个红头文件,提几句响亮的口号可以奏效的,而要动真格的,首先整饬好官场,以好的官风来影响和带动民风社风。要把说不说假话、做不做假事作为吏治的“高压线”,官德的底线。在曾经的年月里,社会倡导“政治挂帅”,“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只要结果正确,不管程序(手段)龌龊”。对于这一套,必须来个彻底颠覆!不管你的政治觉悟多么可靠,不管你的才华多么超群,不管你的能力多么拔萃,不管你的政绩多么显赫,只要你不诚实说假话,那就决不提拔重用,已经获取了官位的,也要罢免,并且不管官阶高低,一视同仁。倘真如此,看哪个还敢不诚实守信?

在不少民主法治国家就是这么个理念。譬如,芬兰第一位女总理耶滕迈基,2003年6月18日上台,仅63天就被迫辞职。其原因是,她在竞选总理时,撒谎说竞选对手“支持美国对伊动武,违背了芬兰奉行的中立原则”,并以此击败了对手。谎言被揭露后,舆论大哗,她难以维持,不得不主动辞职。撒谎无异于天下之大不韪!再如,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撒谎的丑行暴露后,激起全民口诛笔伐,信任大厦迅速垮塌,竞选连任获胜未满9个月,就宣布辞职。撒谎不是犯罪胜似犯罪!还有当政期间惹上了“莱温斯风流韵事”的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在被调查时撒了谎,遭到全国声讨,宝座一度岌岌可危,后来他“实话实说”了,国民反而谅解宽容了他。可见,在美国人民的眼里,撒谎远比“作风问题”恶劣,前者不可恕,后者却可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也能像人家那样对撒谎、不诚信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不予丝毫的姑息迁就,就也能“炼”出一个诚信的社会来。只是,社会由诚信“炼”成无信,是一个“酣畅淋漓”“潇洒惬意”的过程,而由无信“炼”成诚信,则是一个“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过程。但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勇于面对和承受这个炼狱的考验,并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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