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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曾节明   小提琴家教封家瑶 2011-05-22 14:00:33  [点击:756]
小提琴家教封家瑶
(博讯首发)

三年前他说,现在很难碰得到好的音乐苗子,要想再碰上象我长子戴维那样有天赋的学童,恐怕是不可能了,因此,教了戴维之后,他很难再如此投入地教任何别的人。我知道他这话是真的,2009年元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曼谷打电话给他,告知他我流亡一事,他说,他很理解我的选择,并为戴维离去深深地惋惜,他亦很担忧长子的前程,告诫我说:象戴维这样的好苗子,千万不可中止小提琴学习,他知道国外学琴很贵,如果承担不起,就去网上找视屏模仿...他的话语有些凄凉,心境大概象湿冷难熬的桂林一月天;我那时的心境,也恰如曼谷一月天的下午那样,焦热难耐,继而早早地沦入昏黑。
本来,他想借助戴维的天份,成就他名师的梦想,这也是真的。他几次告诉我:不必更换老师,他自己完全可以把戴维送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他时常请我的长子献艺于他的自我推销音乐会。他恋财而惜才,现实而又浪漫,浅浮却又聪慧,虚荣而又坦率,精于算计却又充满爱心...他就是封家瑶,一个小提琴家教,一个我所记念的人。

他1953年生于南宁,身高不足一米七,长头宽额,可谓是天庭饱满,一双小眼睛看起来十分狡猾,就如好些有艺术细胞的人那样,他有着类犹太式的小卷发——看来卷发者多有艺术细胞的传言不虚,但他的鼻子却是南宁式的塌鼻梁。我出走之前,他两鬓已经斑白,但体形保持得很好,动作协调、反应灵敏,也如许多搞艺术的人那样。
如果不是因为偶然原因,我可能一辈子不会认识这个人。2006年“五一”前,我正为儿子戴维在少年宫上大课无效果而犯愁,踌躇间,顺路到解放西路一家乐器商店为长子买松香,当时灵机一动,顺便向该店打听小提琴家教,小年轻店员从一个花名册上抄给我两个通讯名录,我看到之后,我自然选择了岳君教授,此人是广西师大艺术系的教授,且广西师大离我家很近。电话通了之后,岳君女士问:
“你儿子吵不吵?”
“很吵”。我如实回答。
“那不行,你必须保证你儿子安静,否则我不能教”,岳君补充说: “如你有兴趣,我可以联系我的研究生教他”。
我听罢大愤,遂打“封家瑶”的电话,封老师非常热情,但说的桂林话有些怪异,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后来我才想到:他南宁口音之所以异变,大概因为他移居桂林已久,又是小提琴手的缘故——音乐从业者学习语言能力一般较强。正在家中上课的封家瑶,当即邀请我到他家观摩,不管我届时选不选他。
这显示出他的自我推销的精明,但我也注意到:他在邀请我观摩之前,并没有征得学生家长的同意。
他的示范演奏琴音饱满圆润,切分音很清晰,连弓相当流畅,一时间令我耳目一新。当然他作示范的曲子不难,他平时亦很聪明地选择一些动听易奏的加以演练,他的直到听到他的《梁祝》快弓部分时,我才了解到他的真实水平;他有着一双典型工人阶级的大手,手指粗而长,若放到宽阔的吉他指板上,这是令人十分羡艳的生理条件。他的握弓和运弓都很样板,不像是胡同里练出来的。但后来却得知:他恰恰是从胡同里练出来的,不过那不是一般的胡同。
遂决定让长子师从封老师。他给我课价是四十元四十分钟,但要我一个星期上两节课,出于对他那双小眼睛的怀疑,当时我颇有些微词,觉得他逮得很咸,后来才得知大错:象岳君这样的教授,一小时一百二十元;朱小英这样的名师,一节课也在八十元以上;而封家瑶育苗的水平却在这些人之上。
那时我苦于儿子戴维不愿学琴。长子两岁多就能哼歌,幼儿园的儿歌过耳不忘,四岁就能够精确地分辨音的细微高低,虽富天赋,他却不愿学习,就像几乎所有的其他幼童那样,只喜欢玩耍和画画,怎么办?一味打骂显然是愚蠢的。
封家瑶不失时机向我推销一把标准“普提”,三百元一把,他说:只要我拿起琴装模做样地拉,我的儿子一定会拿起琴来。苦于无计可施,唯有听他一把,隧向他买下一把乡镇作坊生产的劣质普提,在家中带头拉练铃木教材的启蒙小曲子,四岁的儿子果然也跟着拉起琴来,没想到幼童具有那样强烈的模仿欲。
我的音乐感本来就不错,因此刚开始时,还可以拿着琴弓教子,但幼童较成人巨大的可塑性优势,令戴维很快就把我甩在后面,等到我不好意思拉琴的时候,戴维已经入门了。
但对于封家瑶的这一招,我当时并不很以为然,总觉得被占了便宜,或许还有更好的激发兴趣术。现在想来,那确实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因为言传不如身教,且父母与子女的接触,远多于家教。封家瑶的双赢推销术看起来很狡烩,实际上乃大善。
损己利人是善,利人利己则是大善;损人利己是恶,损及损人则是大恶。无怪乎道家有云:看起来善的东西不善,看起来不善的东西是大善。
封家瑶排课也很令我意外。乐谱、乐理、音阶他开始时统统不教,握弓、运弓、姿势要求也不严格,上来就教一些易唱易练的铃木入门曲,这些儿歌般曲子为幼童喜闻乐听。我记得第一首是《小星星》,往后有《风之歌》、《告诉罗迪阿姨》、《很久很久以前》等等。
我第一次惊服于他的敏锐。中国教师育人,普遍无视人的天性和年龄特点,采用按部就班的灌输、填鸭方式。我亲眼看到他们对还没入门的幼童,上来就强行灌输乐谱、乐理知识,灌得人昏头转向;教小提琴的什么音乐也不教,一个握弓单摆弄三个月,还有运弓、夹琴、站姿,统统单练,如同军训;音乐课中无音乐,上课如演话剧,不把蹦蹦跳跳的天份儿童,折腾得死气沉沉、六神无主,誓不罢休。此种方法,毁人不倦,与其说是在培养人才,不如说是在培养对音乐的仇恨。
我自己就是此种教育的受害者。初中音乐课本来有笛子(中国牧童笛),我本来极有兴趣,还积攒三个月零花钱买了一根笛子,结果那位如老修女般一脸凝重的音乐教师,一连几节课灌输乐理知识、又讲笛子的原理,就是不吹一首曲子,头大之际,再也不愿听音乐课了。
居美之后,眼见美国音乐教师的授课方法,更觉中国教师普遍既没有幽默感、也没有想象力,但是封家瑶却是个很大的例外。
封家瑶琴艺虽不很高,却很能吸引孩童学琴,他手头总有糖果、花生、巧克力...因为他有嚼零食的癖好,他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向学童掏出零食,把最顽劣的“小皇帝”驯化成身边的宠物;他一双小眼睛极能察言观色,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抽出两三分钟,和他的学童小耍片刻,如一起玩车,送两张粘贴画...有一阵子长子如患多动症,他就在长子太过活跃的时候,让小家伙沿着房间走两圈再来上课......
封家瑶的幼教风格,与美国教师的风格惊人地暗合,但这种风格却非仿制品,而是他的天性流露。就像“解放牌”一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公民那样,他箩筐大的英文字母认不了几个,西方的影响只限于《北京人在纽约》,和关于西方富裕的街谈巷议。他天性喜欢小孩,且具有洞察他人心理的天赋,所以很有些《音乐之声》女主角的背影。他是个生财有道的财迷,但并不贪婪,因为他很能尊重他人。他就像我碰到的一些广东和南宁商人那样,私产观念很强,却同时尊重他人的私产,这种习性倒不是西方影响的结果,而是家庭和地域文化的产物,例如:同样在一个封闭的毛泽东时代,温州人、广东人的私产观念就比北京人、东北人强得多。从这也可以看出,天赋人权理念是私有制的产物,而与冠冕堂皇的公有制格格不入。
他对孩童有一种天生的爱,这种博爱,能奇特地超越他那厚重的财迷心。携长子到他家学琴的日子里,我异议分子的本性发作,不自觉地跟他讲起大道理来:为什么共产党比法西斯还坏?他听了很惶恐,说他是搞艺术的,从不管这些事情。有一天下课时,他站在那破旧的防撬铁门口,以亲历过文革的老资历低声警告我:共产党整起人来很恶毒,最好小心点。这般地懦弱,我不免鄙薄起他来。
其后不久,长子在刚上课时,竟然失手将刚买的的新弓摔在地上,弓尖断成两截,我一时怒不可遏,拧住他的耳朵怒骂,小家伙哇地哭将起来。我这样的举动,在中国稀松平常,若临到别人在场, 要么袖手旁观,要么也会站在我的立场上哄长子几句,但没想到封家瑶却来了脾气,他指着我厉声斥曰:“什么是法西斯?你这样就是法西斯!”他还指责我干扰他教学。一时间,他的圆滑与懦弱奇特地消褪无踪,在那种义愤的力量的震慑下,我竟无言以对。
虽然我现在依旧不认同他的教子观,(我以为他对幼童过于放纵了,溺爱过分,等同狎亵,这就是他的独生子未成大器的原因之一,教子应该恩威并施,宽严相济。)但却佩服他的某种超然——那种义愤,是博爱精神的流露,这是一种在中国人(包括民运异议人士)身上少见的素质,倒与普世价值暗合。我们这些人摇唇鼓舌地反专制,孰不知自身多处,与胡锦涛们裁自同一块料子,实在是悲哀。有些地方,我等尚不如封家瑶也。

封老师的风格,与泰国皇家军乐队的刚老师迥然不同,刚老师授课,大部分时间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犹如军校教官,但他教琴很投入,每每忘了时间,他的一小时课程,往往超过一个小时。而封家瑶授课时经常太过随意,以至于我忍不住打住他的谈兴,有几次上课时他接电话太久,遭我指出后他当即道歉,并给我补时。他授课灵活亲切,但又十分功利和精细,时常抬头看挂在墙上的圆盘石英钟,按时下课。

虽则功利,无可否认的是,他的方法确实极富成效。从2006年“五一”节开始,仅一年四个月时间,戴维就能够在四根弦上娴熟地流淌出李丁的《b小调协奏曲》、戈赛特的《加沃特舞曲》,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但封家瑶最为兴奋的却是:戴维在2007年九月份通过了中国小提琴全国考级第一级的测试,还拿了优秀。
封家瑶在教学上既有有眼光,手段也相当灵活。有一阵子,我身上德国式的死板天性发作,强烈反对封家瑶“过早”地教授五线谱,因为我根据一己之判断得出:幼童善于模仿而不能抽象。我也注意到:四岁的长子以观摩的方式学习新曲,模仿得惟妙惟肖,恰如巴赫重生、莫贝再世,但看谱习曲则如瞎子点灯,步履维艰。因为此种分歧,我和封家瑶当面爆发了争执,他见我态度强硬,便采取详作妥协的迂回战术,假意接受我的意见,却在我妻子陪护长子来学琴的时候,大教五线谱,并且做妻子的统战工作,这一招,既能继续奉行他的教谱路线,且令我重拳打棉花,陷入舆论上的被动。身为南宁人,封家瑶的外交作风,却很有绍兴师爷的特点,与南宁汉普遍的愚蛮傲慢大相径庭。
事后证明他是对的。不教五线谱固然可以一时轻松,日后却麻烦增倍。
这一则因为:学习五线谱,就如学习语言一样,需要童子功,学晚了,就会在因年龄滋生的某种障碍作用下,很难学精;许多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的高才生,英语听说能力尚不如美国初中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中国学生的英语没有童子功。不及早教谱,日后学谱更难;而不精通五线谱,是进不了音乐艺术的的殿堂的。
二则因为:家教的面对面观摩教学机会一周仅一两次,远没有学童自己看谱来得便利,不识谱而单靠观摩,一旦课后遗忘,非常麻烦:有两三次因为新曲有些难度,长子回家后背奏出现问题,又不识谱,而我认五线谱并不比认法文轻松,只得打电话给封家瑶,在小灵通里折腾了很久才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长子识点谱的话,则问题小得多,完全可以看谱恢复记忆。
后来我才醒悟:习谱与观摩并不矛盾,且相辅相成,观摩示范是习谱的形象化,谱的认知,则是在建立观摩学习的备忘录。“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单凭观摩而拒绝习谱,注定一时轻快而缺乏后劲,因为:由于不懂谱,教师既难教多,学生也不能预习,发展下去,习艺者就成了既不能自修、也不能谱曲的单纯模仿者,一如储存和播放音乐的MP3。
我不得不默认理亏。“万事开头难”,戴维在封家瑶家中认清了五根线上的“豆芽”之后,越学越轻松,数月后竟能看谱整篇地自摸新曲,指法弓法无师自通。由于有了五线谱的基础,后来流亡泰国时,在教师不能教的情况下,长子靠自己看谱,居然学会且能流畅地背奏《梁祝》的第一幕。
我不禁感叹:五线谱犹如机翼,缺了它,引擎再先进,也是飞不起来的。若不及早习谱,长子将成方仲永。

但封家瑶却深囿于中国应试教育的俗套。他狡猾地以活泼动听的铃木教材吸引长子,但入门之后,立即改换为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级教材,从此就一切为了考级了。因为长子进步神速,他干脆在2007年年底到2008年初半四个月当中,以煮快速面的方式赶完二级,以余下八个月全力向三级考试冲刺。
不知道封家瑶是否真心信奉应试教育理念,但可以肯定的是:长子的考级成绩既有利于他招生,这就是他对此最为兴奋的原因。这也是他后来把他所教授的课程,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央音乐学院考级教材的原因。他是个急功近利的典型模子,这种气质阻碍着一种追求艺术的超然,使他很难成为艺术家,尽管他可以成为出色的艺匠。
封家瑶为了考级而授业,我碰到的泰国教师和美国教师为了艺术授业,这不能不说是封老师的一大深刻的局限性。诚然,几乎谁都爱财,但泰国教师、尤其是美国教师,却更有超越世俗的惜才心,这大概是不同宗教、宗教的有无塑造的不同社会人性。
封家瑶为人也相当浮躁、每每班门弄斧、喜欢自逞聪明。除小提琴外,他的小琴房里七零八落地堆放着钢琴、电子琴、大提琴、吉他。这些乐器他都会演奏,但就如桂林话说的:“身上有一百把刀,但这一百把刀都不利。”他有一段时间炫耀他的大提琴“琴艺”,还在课上用大提琴教课,想把我当满清人糊弄,结果五岁的儿子果断地叫停了他的荒唐;他又炫耀他的键盘,说要背着电子琴上五星级饭店挣钱,这连他的儿子也听着太过分,劝他还是拉小提琴更妥当些;他又鼓励我跟他学吉他,但我听他弹了一段《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后,觉得还不如出门去沿着桂湖跑两圈更惬意些。
2007年,长子从十六分之一换八分之一琴,我十分幸运地从学生普提中捡中一把好琴,音色、音质都不逊中高档琴,封家瑶见了大喜,浪漫心大发,以自制工具免费帮我调琴,信誓旦旦地帮我调到完美,结果音色、音质全完了,音柱也“调”开裂了。至今,仍然为这把琴的悲惨命运而深感遗憾,她就像寻常巷陌中出落的一位绝代佳人,花蕾初放,就被“培育”得香消玉殒。

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封家瑶仍然不失为一个难得的幼教启蒙老师。如果没有碰见这个人,长子很可能早已不再学琴。
他平时上牛气冲天,对岳君、欧阳凯、朱小英等同道满嘴不服,但有一次却向我承认:他只有五级水平,他的本事在于,五级水平可以教出八级水平的学生。他的话是真话,后来我在他家里碰见刚刚通过八级考试的陈凯,他拉出的《梁祝》近似于原声碟,封家瑶已经跟不上;这个象乖乖虎一样的高大初中生告诉我:那次全桂林市就他一个人通过小提琴八级。

不辞而别已近三载,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间时时飘扬出琴声的局促的小屋。那是桂林市歌舞团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单房,配有一个细长的厨房和一个只容一个人的卫生间,八十年代的式样,房门正对着一条十米长楼间通道,巷口是十四路公交车站,我携长子学完琴后,出门刚好可以乘公交回家。封家瑶在九十年代“房改”时,精明地以低价买下这间房,用作自己教琴的工作室,他把细长的厨房改作单人卧室,平时在此上网或看球赛晚了之后,他便在此就寝,免得打搅他睡在近旁临街楼上的老妻。
与歌舞团一些人丢下琴就打牌、打麻将的作风截然有别,封家瑶对艺术有真诚的热爱,教学的间隙或教学之余,他时常夹起他把花漆琴背的中国琴,在那间小屋内自我陶醉;那把小提琴的高音,就如许多中国提琴那样,声音娇细却缺少厚度。
他常拉的曲子有《梁祝》、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国民乐小曲,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西洋小曲子。
他有相当好的音乐灵气(很可惜),《茉莉花》拉得有汁有味,八十年代初电影《少林寺》的主题曲《牧羊曲》,在没有谱且多年未碰的情况下,封家瑶可以信手拈回,那原汁原味和即兴出彩的地方,令我一下子回到了1983年的桂林市工人文化宫影院(早已拆迁)。我敢说希拉里.波恩和米茨拉中国民乐,也拉不出这样的汁味,因为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才理解这段文化、这段历史。
在一个阴冷的冬天中午,我携长子如约走近他的小屋,里面飘出的琴音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优美的旋律如铅云般的阴沉,象一位久违的、饱经沧桑的故友,以男人的方式淡淡的诉说痛彻肺腑的悲剧;旋律分外熟悉,但却叫不出名字来...正伫立的时候,长子问我为什么不还敲门,我却不忍打断这样深沉的即兴抒发。
后来才知道,这首曲子是《辛德勒名单》主题曲,封家瑶为何对此情有独钟,颇勘玩味,但我却不想窥探他人的内伤。
后来我得知,他出身音乐世家,祖父精通二胡,他五岁接触两根弦,天资聪颖,却生不逢时。他主动告诉我,他在南宁当工人的时候,托着面粉袋走在铁道边,烈阳晒在铁轨上,蒸得铁道上方的视线象水波一样的荡漾;他十七岁才接触小提琴,反而得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董学尧的指点,该教授被打成“右派”,当时正在下放劳动改造,后来董学尧定居广西南宁,成为广西艺术学院小提琴头块牌;封家瑶可谓因祸得福也。每天晚上宿舍熄灯后,封家瑶就拿着借来的小提琴,跑到远离宿舍的路灯下练琴...
象他这样艺术翅膀被极权的铁手阻压,以至于“老火”的艺术苗子,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
但他也是相对幸运的:他后来从苦热的南宁,调到桂林齿轮厂,“改革开放”后再幸运地考入桂林市歌舞团,这是他津津乐道的、平生最大骄傲。
他在歌舞团过得似乎并不快活,我母亲从歌舞团的朋友那里得知:他在歌舞团很受欺负,长期坐冷板凳。有一次上课,我奇怪地看见他握弓的手背裹着纱布,他说:是在歌舞团被打的旧伤复发。我惊叹于打人者的阴毒,专望手背上打,这不明显是要打掉封家瑶的饭碗吗?我并感慨:文化单位无文化,桂林市歌舞团之黑暗,就像共产党专政下别的“事业单位”一样,比桂林电视台可能犹有过之。
眼见长子聪明可爱,封家瑶羡慕之余,感慨不已,数番劝我和妻子再生一个,并以过来人的老资格,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独生子女不好。但在一个连生育自由都被权力剥夺的“特色”国度,“超生”谈何容易?在冬日的铅云下,望着他学生离去后冷冷清清的琴室,不禁为他和中国的几代人感到难过:在独裁者想当然的“赶超”(不管是超英赶美还是GDP挂帅)下,人的权利都可以肆意揉捻,多少热爱小孩的人白首空叹。
封家瑶为人亲切随和,他几次免费帮长子修理琴弓课用品,两次请我吃饺子,吃饭时喜欢上啤酒,沾了啤酒后就变得豪爽起来...
初到北美,人在孤旅,不免想起他的浪漫与荒唐来,但我却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政治流亡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与他重逢,再喝上一杯淡口味的“漓泉”扎啤。

曾节明 成稿于 辛亥革命百年五月五日中午于纽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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