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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老Z   辛亥记忆:孙中山的夏威夷经验对兴中会运作的影响(图)ZT 2011-05-28 05:49:59  [点击:694]
世人一直忽略孙中山青少年时期的认知,实际上其重要性远超少年期与青年期而这不能不说到孙中山的夏威夷经验。

  从孙中山个人而言,被带到海外读书的孙中山,当他出国的时候,才13岁,一个刚好最能够吸收各种思想知识的年纪。他被妈妈带去的地方,又碰巧就是东西文化交会最深刻,互动最激烈的一个很小的王国:夏威夷。

  这么一段际遇,使基督教、孙中山与夏威夷,也就是宗教、个人与地点,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元素”浑然结合。进而通过“兴中会”组织,再加上后来香港、广州与澳门经验,转成在中国发动革命的第一股关键力量。

  朱浤源




位于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国际机场旁的孙中山雕像



孙中山(1866—1925),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13岁时,他出国去了美国夏威夷,1894年成立兴中会。



宋居仁,原籍广东花县赤歩村。1881年到檀香山侨居,后结识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协助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并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




  夏威夷卡拉卡瓦国王(1836-1891),1875年,他与美国签订互惠条约,夏威夷经济因此繁荣,但也给予美国单独控制夏威夷的特权。他曾给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颁授过奖品。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他在45岁之时,总算成功地推动了第十一次的军事行动,翌年肇造了“中华民国”。但在创立14年去世之刻,他自我检讨说:“革命尚未成功!”

  为什么他这么说?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再回首创立之初的构想,以及其切入点、实施的成果、利弊得失,就可以有比较明朗的体会。

  夏威夷经验之一:

  传教士的指导

  少年孙中山被母亲带到夏威夷的那一年,该地社会以夏威夷土著(95.8%)主导的局面,因为以经商、传教和教育为目的的英国基督新教徒(约15000人),与以农耕、畜牧、渔猎为主的华人(约17000人)的大量移入,使得夏威夷土人此时已经只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并产生了重大转变:其政治几乎被洋教士垄断,经济则被洋人与华人所垄断,本土人士沦为弱势。

  这样的一个结构,若想不受当时夏威夷社会新主流族群的主要信仰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夏威夷群岛为世人所知,是在英国船长James Cook于1778年发现它之后,其后英国航海家、传教士、商人纷纷抵达。当时夏威夷诸岛分立,各有酋长,土酋卡美哈梅哈(Kamehameha)数年征战,于1795年平定群岛,为夏威夷王朝的第一世,并委由英国人John Young担任总督。John Young是王朝的开国功臣,他的孙女嫁给后来的卡美哈梅哈五世,也就是孙中山在意奥兰尼学校毕业典礼时出席的Emma王后。足见19世纪早期的夏威夷政局已经深受英国势力的渗透与影响。

  但是,刚刚打完独立战争的新生之国美国,建国虽晚,却冲劲强大。1819年,基督教公理所(Congregational Church)的传教士便进入夏威夷,并且在文化与教育上,作出两项关键性的突破:

  一是以罗马拼音创造文字。夏威夷土著有语言无文字,美国传教士在1822年刊行《土文字音》一书,以罗马拼音创造当地文字,国王卡美哈梅哈二世及各酋长争相学习。

  二是设立皇家学校。1839年,当地成立了皇家学校(Royal School),以英文教导王族子弟。

  孙中山就读的意奥兰尼学校,当时仍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校长韦礼士牧师,是英国圣公会在该岛的领袖,他也曾是反对美国入侵的人士之一。在这样的环境中,远从中国广东海滨乘船来此的少年孙中山,在夏威夷长大为青少年。这是他学习社会观念最强的阶段,在信主并培养基督教议会民主思想的同时,应该也感染了国王大卫·卡拉卡瓦(David Kalākaua)以及英国人反美国入侵的本土主义。

  华人移入及融入当地,大量展开各种产业的经营,甚至拥有大量土地,成为巨富者,亦不在少数。孙中山的哥哥就是其一。但是这时的中国,也已经受制于西方,中国人的海外竞争,自然也受到西方人的“牵制”:例如追随其信仰为最普遍的现象,因为基督徒的天职之一就是主动地传教。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的本质大不相同。华人基本上是崇拜祖先的,宗法精神才是华人的基本执著,宗教方面则较不坚持。

  来自中国的移民,除了一般信仰民间宗教(或佛道混合式宗教)者外,多为基督徒。例如后来兴中会重要人物宋居仁,原籍广东花县赤歩村,他的父亲与岳父都是基督徒,他也是太平军革命领袖的孙子,后来搬到广州,在油栏门的礼贤会受洗入教。1881年宋居仁移民夏威夷,在华人区开设小型西餐厅。宋氏并与当地本土派大将Robert William Wilcox的妹妹结婚。至于当时是否认得孙中山,似乎还不清楚。

  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均大量移入夏威夷,因此,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很自然地也招收其中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就是其中一个,而且,他进入的学校,是比较支持本土,同时又宣扬议会民主的英国教派所开设的。

  夏威夷的意奥兰尼学校由英国圣公会在1862年10月所创,设在王宫附近,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土著,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也兼收东亚学生。孙中山在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十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

  意奥兰尼学校当时的校长是英国圣教会的牧师韦礼士,他办学认真,管教严格,采用完全的英国式教育。学校教英国史而不教美国史,计算金额用英镑不用美元;全校的教师只有一个美国人,其他都是英国人,而且唯一的那一位也是圣公会在夏威夷培养的,正是孙中山的英语老师。该校的教育也富有宗教色彩,校长韦礼士牧师不但亲自讲授《圣经》课程,学生每天早晚都要在教室祈祷,星期天还要列队到圣安德勒教堂(St. Andrew"s Procathedra)做礼拜。

  孙中山于1882年7月27日毕业,并且获得英文文法第二名的奖励。在校三年,孙中山不但学会了说英语,也接受了西方教育及基督教的熏陶,并懂得西方礼仪与纪律,虽未受洗,但心中早已信仰基督教。

  其后,孙中山继续就读Oahu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国传教士在1841年创办,当时想去美国念书的,大多会先在这里进修。孙中山曾表示:“初拟在此满业,即往美国入大书院,肆习专门之学。”Oahu学院认为,人的道德与理性发扬应归诸宗教,因此其教育亦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思想。

  在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父兄开始发生冲突。1883年6月,其兄孙眉一来反对孙中山信仰基督教,二来担心他过度西化,因此向其父禀告,召其回乡。孙中山于是由Oahu学院退学回国,在该校的时间仅约半年。

  青少年孙中山被惩罚的结果,是适得其反,在家乡与社会传统的冲突(“过此未几,先生积愤于心,……一日偷到北帝庙,至将神像之手折断”),导致乡人“侦知其所为,告诸其父,……其父又痛责之”。

  这样一个叛逆性极高的青年,很难在保守的村庄长期居留,遂于1883年冬,与挚友陆皓东一齐到香港求学。1884年,刚满18岁的孙中山,就在5月26日被召回乡结婚。

  1887年正月孙中山到香港注册入校西医书院,为最早注册之第三人。西医书院(其原英文名为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即利用医院病房作书院实习室,并以一部分房舍为课室及学生宿舍。

  该书院获港政府承认,其程度与大学医科相等,毕业生可获医师执照,得在各地行医。孙中山也写道:“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文凭。”1892年孙中山毕业。此书院成就人才颇多,除孙中山与江英华、关景良、陈少白等外,在1893年至1912年,逐年进校,后乃成为著名医生或为学术权威者,还有王宠益诸人。

  陈少白原名夔石,后改名白,字少白,粤之新会人。有文字记载说,“其父子桥之友区凤墀,以其少负奇气,乃介绍之至香港雅丽氏医学校访总理,少白从之。”“少白于是迁港,同学二载。”

  孙中山自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先至澳门行医,而于广州设立秘密机关,以进行革命工作。其相与往来之教友,如设于广州的王家书院、圣教书楼后面教会诸教友等,殆皆由王牧师介绍认识。

  夏威夷经验之二:

  推翻君民共治,逼入共和

  世人一直忽略青少年时期的认知,其重要性远超少年期与青年期。孙中山的夏威夷经验其实仍为关键。特别是颁授奖品给孙中山的夏威夷王大卫·卡拉卡瓦(David Kalākaua)。卡拉卡瓦在他的心目中之地位,究竟是正面或负面?关系重大。

  1872年12月,王位由数名候选人竞逐。其中, 路纳利罗(Lunalilo)呼声最高并倾向自由主义,他承诺将修正宪法,给予人民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并坚持王国内的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国王的选举。

  卡拉卡瓦则保守许多,当时外国人对夏威夷政府拥有很大的支配力,因此卡拉卡瓦承诺让更多夏威夷人进入政府内工作,也承诺要修改王国的宪法。

  1873年1月1日,夏威夷举行王位普选。路纳利罗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翌日,国会无异议地选举路纳利罗为国王,但他的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1874年2月3日即病逝。

  翌日,卡拉卡瓦宣布竞逐王位,他主要的对手是艾玛王后(Queen Emma),即已故卡美哈梅哈五世的遗孀。艾玛王后既是英国人,又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友,有英国及亲英派的支持。卡拉卡瓦也是圣公会的教友,取得美国方面的支持,并以39对6票,取得了王位。

  1875年1月30日,卡拉卡瓦与美国签订互惠条约,糖、米免税销美,夏威夷的经济虽因这个条约而繁荣,但也给予美国单独控制夏威夷的特权,不但掌握经济,并且进而全面影响政治。

  卡拉卡瓦在位期间,权力逐渐落入美国掌握,他以民族主义提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的”政治口号,并且建造了一座欧洲风格的王宫伊奥拉尼宫(Iolani Palace),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自来水及电力的王宫,并以此作为王权的象征。他恢复了在1820年代教会以伤风败俗名义禁止的呼拉舞(Hula)传统,得到“快乐国王”(The Merrie Monarch)的雅号。他也企图建立一个波利尼西亚联盟,派出代表出使萨摩亚王国,结盟之议获得萨摩亚王Malietoa Laupepa首肯,但结盟时间却不长,因为卡拉卡瓦隔年即因刺刀宪法而失去权力,改革党人获权后,就终止了这个联盟关系。

  1885年孙中山第二次抵达夏威夷,寄居“中和堂”,与宋居仁的餐厅隔邻,宋为孙的言论所倾倒。1894年孙中山再抵檀香山时,宋居仁便将餐馆全部收盘,跟随进行革命运动;后来并负责说服其胞兄孙德彰,使之资助相关经费。

  复制夏威夷经验:

  兴中会的成立

  到了孙中山等成立兴中会的1894年,夏威夷土著的人口仅3万多人,竟然已经不到整个社会的28.4%!易言之,外来人口已经高达七成。其中白种人22438人,占20.6%,日本人更多,有24407人,占总人口的22.3%。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之大,令人讶异,但是事实。

  在这么巨大的结构变迁当中,科技文明相对落后的土著保守势力的确不是相对文明开化的移民之对手。因为外来移民的强势,尤其是传教士们以西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特别是清教徒的自治、议会等共和制度与文化)为是,使得他们所教育出来的优秀学生,也亦步亦趋地尾随他们,导致这些学生不知“基督”之外,另有许多片“天”,它们也别有风味,别有文化,也有优点和缺点。

  1894年,已经入教10年的孙中山(28岁)第三次抵达夏威夷。为期不足半年之中,在Honolulu成立兴中会。这段时间,他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4个决定:创立革命组织的基础、决定革命的方针、筹集革命经费,以及号召志士返国效命。

  兴中会成立于民前十八年(1894),阴历十月二十七日(阳历11月24日)。第一次会议,假何宽的寓所举行。另有一说,兴中会开成立大会于第一华人教会(the First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会所由华人传教士与教友所成立,宋居仁卖了餐厅,建立会所于华人救火队之2楼。

  与会者有何宽、李昌、刘祥、黄华恢、程蔚南、郑金、郑照、邓荫南、黄亮、钟木贤、许直臣、李多马、李禄、卓海、林鑑泉、钟宇、刘卓、宋居仁、夏百子、侯艾泉、李杞、伍来等二十余人。据说会议由孙中山主持,通过创立兴中会,公举刘祥(永和泰商号司理)及何宽(卑涉银行华经理)二人为檀埠兴中会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永和泰商号司账)为管库,李昌、郑金、邓荫南、李禄、李多马、钟宇、林鑑泉等八人为值理。并拟订规条九款,凡入会者每名要捐会底银五元。又发表成立宣言,号召侨众,有“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之语。

  入会仪式由李昌主持,朗诵誓词,也就是“革命的方针”。此外,每人须亲填誓词。再各以左手放在揭开的《圣经》上面,举右手,随声朗读。会章9条,参加者二十余人。发行股票,每股10元,革命成功每股偿还100元。

  首批重要成员中,钟宇(工宇,广东香山),为Iolani School同班。宋居仁,开餐厅于夏威夷。李昌(广东清远),李社德(太平天国领袖、基督教牧师)之孙、李正高(热心基督徒、革命分子)之子,原住香港,有良好中英文功底,后为夏威夷议会之通译,其地位足以助孙中山免受檀警侦查。何宽(广东香山),为孙之密友,任职银行(Bank of Bishop),第一华人教会的重要领袖,报界前辈。

  第一年入会人数120人,最大的特色就是自组军事训练基地,并且由传教士总其成。当时在Rev. Frank Damon主持之 Mills School(“寻真书室”)的大操场由丹麦人Victor Bache担任军事教官。不久之后,宋居仁赴香港,成立总部。1895年4月,宋带数人进入中国内地,并鼓励他们返回原籍,以推动工作。

  1895年是个关键年,清王朝战败,孙中山的革命则进入国际化的新时代。是年元月初旬,孙中山自檀香山返抵香港,即召集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筹设兴中会总部。因审知其时正设于结志街百子里1号2楼的香港辅仁文社,其社员如杨衢云、谢纘泰、周昭岳等,亦有志于革命运动,遂与接洽,杨衢云也欣然赞成,即为加入。其他港侨,陆续加入者,有黄咏商、余育之、徐善亭、朱贵全、丘四等数十人。香港筹备既竣,乃于是月下旬,租定史丹顿街13号为总会所。

  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部开成立大会。入会者须一律高举右手,向天宣誓。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总会成立后,众议决在广州筹备大举,推孙中山进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等佐之。杨衢云则驻香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黄咏商、谢纘泰等佐之。

  初期香港兴中会的成员,以广东人占大多数,其中以商人、政府及商行职员、教师、记者、教士占重要地位,其次则是会党。

  1895年专任军务的孙中山,借着教会的力量,进驻广州,成立“农学会”,密谋起事诸策略。1895年2月20日,复决议遴选健儿3000人,由港赴广州。陆皓东所提用青天白日旗式之议案,亦于是日通过。

  宋居仁自茂宜(Maui)赴港。4月入境,与其他同志会于广州,密议9月9日起事。4月宋居仁偕回国响应,众人决定在广州的河南制造炸弹,同时,接收及储存枪支与弹药于“圣教书楼”的地下室。

  1896年乙未,旧历九月九日,起事前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出手枪六百余支,事机泄漏,在广州密谋起事之陆皓东、丘四、朱贵全等,被捕受死。广州之役不幸失败。孙中山乃辗转避经香港,偕郑士良、陈少白等,东渡日本。孙旋再赴檀岛,并穿过美洲大陆,乘船横渡大西洋至伦敦。

  或许过于自信与大意,1897年抵英不久的孙中山,被清廷的驻英官员成功地诱囚在公使馆内,前后13天,即所谓的“伦敦蒙难”。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以基督教的祈祷稳定情绪。该年秋天出版的“伦敦蒙难记”,以及其师帮他润笔,并于1897年出版的“Kidnapped in London”,使他因祸得福,声名从此大噪,俨然中国共和革命之领袖。

  孙中山于伦敦蒙难,脱险后所致之函,报告其蒙难时以祈祷获救,而为对基督大爱之见证者,其收信人即此一教堂“道济会堂”之长老区凤墀。原函指出:在最初的六七日内,他在自认“必死无再生之望”的时候,所做的就是“日夜不绝祈祷”,而且自认“有应”,故“蒙神施恩”。原文如下:

  弟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接着,他看准两名“洋役”,认为就是“终必”能够为他传递消息之人。于是再接再厉地以二人作为对象,加以说服。原文又引基督神力。曰:

  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此传出外,与简地利、万臣两师。

  等到住在伦敦的康徳黎与孟生两位英国医师出面,奔走营救成功,孙中山又引基督精神,谓皆系“天父大恩”所致。该函如此结语:

  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史学家罗香林早已指出孙中山的人格,来自宗教的笃信以及师友的涵濡。虽然洪门的影响也实质存在,但这只是战术性的运用,无涉革命本质。

  反思:

  孙氏革命的基督式神随

  笔者认为,一群华人以孙中山为首,并由基督教的教士和教师襄助,所建构的兴中会,蓄意推动共和革命。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际,情急之下所做的基督教式应变,最能点出孙氏革命的基督式神随。夏威夷兴中会的基督性之高,也值得重新评估。

  整体而言,基督教对民国创立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笔者并非基督徒,但是在重新整理整个历史运作时,明确发现其存在。故在本文,专对兴中会革命的部分,从历史而非政治学的角度,深入加以追踪和探究。

  中华世界原有其以伦理为基础的宗法共和社会,相当重视人与社会之关系,导致其“四维八德”与“修齐治平”论证之法,带有浓厚的世俗性成分;而相对地较忽略宗教性论述,甚至搁置。这样的文化,真的会低于强调理性与法律的西方民主共和文化,乃至于基督式共和能否作为超越中华帝国的基础?

  这两个问题,所涉层面极广,均直指孙中山革命本质的核心。这也是最值得反思之处。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辛亥记忆”征文投稿信箱,

  《东方早报》文化部:dfzbwhb@126.com,

  《世纪》杂志:wen_shi8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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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入编辑:薛冬霞

  作者:朱浤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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