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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贝苏尼   ZT许知远:重新想象印度 2011-05-29 06:27:20  [点击:1213]
重新想象印度

作者:《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倘若加尔各答代表着旧印度,班加罗尔则象征着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空间与时间模糊了,一切都是透明的、平面的,就像我正穿越的班加罗尔的机场大厅。浅蓝色的玻璃幕墙、光洁的地面,色彩鲜艳的广告灯箱,它可能是新加坡、上海、吉隆坡。比起老牌的都市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新机场更明快、整洁、宽敞,洋溢着后来居上者的自得。

它也给我一种期待的秩序感。一条高速公路通往市区,两旁的路灯散发出乳白色光线,每一盏都亮着。出租车干净、宽敞,司机的英语流利,他还使用计价器。

这符合、可能也过分地符合我对于班加罗尔的想象。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印度南部城市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就如同中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工厂一样,被视为东方崛起的象征。

“二十年前,印度还因驯蛇人、穷人、特里莎修女著称。这个形象转了个。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托马斯•弗里德曼那本平庸却大受欢迎的著作里这样写道。也是这本著作把班加罗尔的声誉推倒了顶峰。自诩为现代哥伦布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声称“世界是平的”,他的旅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给与他最初灵感的是这“印度硅谷”中最著名的软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Infosys的南丹•奈利卡尼。

我在加尔各答市场街的书摊上买了南丹•奈利卡尼的《想象印度》,他去年的作品。我最初抱着一丝轻视。人们总喜欢僭越,在获得财富与名声之后,还要把自己打扮成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他还是弗里德曼的挚爱,那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像是这浅薄年代的传教士,妄图用一些简单的概念与词汇,来忽略世界的复杂性。他那推平世界的十种力量,适合工商管理学硕士的课堂教材,却无助于理解世界的真实模样。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拙劣翻版。

我最好压抑一下自己的刻薄劲。是啊,人人都会轻蔑地讥笑一下别人的浅薄——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当你面对印度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时,还是抑制不住地要找一个快捷的入口,泰戈尔的诗歌、甘地的精神、德里的泰姬陵,恒河旁的朝圣者,或是班加罗尔的软件公司……

《想象印度》的行文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式的,从一个世界名人跳到另一个世界名人,经他们之口传达某个理念,再不失时机插入自己的个人感受。其中还有某种故作天真的惊叹——你看,不到二十年,印度的模样已经大变了。

但这本书仍值得阅读,尤其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政治、经济、能源、教育、技术、环境、传统,它涉及了当代印度的每个方面,而经济变革是贯穿的主线。在奈利卡尼的眼里,一九九一年开始的市场化运动,是构造今日印度的主要力量。他这一代是“桥梁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国有体制年代,政府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当他们开始第一份工作时,这个体制开始松动,印度社会被压抑的创业精神开始复苏;而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种热忱汇集成一个浪潮——除去中国,再没一个国家比它的经济增长更快。奈利卡尼处于这股浪潮的最前端——如果班加罗尔是“新印度”的皇冠,Infosy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本书暗含的信息是,商业管理哲学可能推广到整个国家。

我喜欢他的开阔眼界和这股雄心。印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许诺与支持这种雄心。我很难想象,中国会产生对应的人物。柳传志或是马云,他们都是卓越的商业领导人,并有一种大众偶像式的魅力,但他们会写一本《想象中国》,谈论这个国家的困境与希望,给予自己的解剖与方案?很显然,这不仅仅是缺乏才智与兴趣。



但班加罗尔吸引我的,不是软件公司、呼叫中心,商业领袖,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离开北京前,我读到他的《甘地之后的印度》,我很久没读到这样令人心动的历史著作了,能将典雅的叙述和透彻的分析,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厚度还超过八百页。它还有着畅销书的特质,给予读者一把钥匙,如此复杂的当代印度史,经由一种理念而串联在一起。

我们约在Koshy咖啡店见面。这里下午嘈杂、热气腾腾,墙壁上挂着黑白的照片,那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景象,有一种危险的怀旧——那是个更单纯、美感和有秩序的年代。自从一九四零年创办以来,它就是本地的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和风雅人物的聚集地。这里用蓝色桌布,服务生们的白色制服像是中国警察在八十年代的服装,只是少了两个红色肩章。市区的味道与机场不同,而硅谷的味道与景观都被隔离在郊区的工业园区了。市中心仍是那个摩托车、破建筑、英国殖民遗产构成的印度,偶尔的几座现代购物中心,都显得鹤立鸡群.

古哈准时而至,白棉布衬衫,暗黄色裤子,运动鞋,身形魁梧,他曾是个板球好手,而他第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是关于板球的历史。

“他只是个体育历史学家”,一位小说家曾不屑一顾地说。当时,他们正就印度的民主问题在报上打笔仗。除去情急中的小说家,没人能把《甘地之后的印度》的作者不当回事。他刚刚坐下,一位热情的读者就前来表示敬意,《华尔街日报》欢呼他是“首席印度记录者”,查理•罗斯邀请他出现在夜晚谈话里,更重要的是,印度人拥抱了它,这样一本严肃、厚度十足的作品,登上了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命运也像是印度现实的延伸。绝大部分印度人读不懂英文,这里有十五种官方语言,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与语言方式。古哈对我说,它已被翻译成这十五种语言中的六种。

这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把这样广泛的人群和区域变成了一个叫印度的国家。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们感慨,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印度”。人们觉得是旁遮普人、孟加拉人、马德拉斯人,而不是“印度人”。欧洲人依靠某种语言、区域、或是抽象的民族本质,而成为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印度,“旁遮普与孟加拉的差异,要比苏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还大”。这种怀疑也贯穿了二十世纪。宗教、种姓、语言、阶级,这些屏障难以克服,似乎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混乱的冲突,穷人又太多了,他们能理解民主制度的含义吗?

但印度不仅存在下来,而且生命力旺盛。古哈相信,“民主”是理解这一切的钥匙。比起广泛传诵的经济故事,他认定“当代印度真正成功的故事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民主政体,才让这么多嘈杂的声音与争端,共同存在,相互激发。而印度也让对民主这个理念,做出了新的补充。

古哈热忱、亲切,但我们却没有太多的好说的。他所知的一切都已在著作与文章中表达一清了,更糟糕的,我还同意他所有的看法,认定他的视角。他是我最欣赏的那类知识分子,既有强烈的热情,又保持着冷静与批评的态度。在印度沉浸在自我庆祝时,他列举出“印度无法成为超级大国的十个理由”。他赞扬了这么多印度的民主,也对于它的弊端忧心忡忡。

他对中国议题,没有兴趣。倘若印度代表一种政治理念,中国则代表另一种,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间的,也像是理念间的——民主而喧闹、集权而一致,到底哪种体制的运转更有效。

在此刻看,中国似乎获胜了。在印度,我时常感受到对中国的焦虑。它既有战争的挫败——四十年前与中国的那场战争,让印度丢掉了独立后所有的骄傲,也有意识形态的遗产——六分之一的地区仍被毛派分子占领者。天知道那些黑皮肤的人是否了解毛泽东思想,他们却宣称自己是他的信徒。而此刻是经济上的竞争。很少有中国人把印度当成严肃的竞争者,如果你到过印度的城市与乡村,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基础设施上,中国已领先太多,中国人也普遍比印度人富裕得多,当印度宣称自己有两亿人已是中产阶级时,一定招来了中国人的嘲笑。但在印度的媒体上,中国却一再出现,他们比中国人更热衷于讨论龙象之争。

“这是媒体泡沫,明年是战争五十年,肯定有更多的争论”。他轻描淡写地带过。比起他的精神偶像泰戈尔,他对于中国几乎算得上冷淡,除去一次为了批评印度的迟缓的效率,他提到了一位入狱的上海市委书记——这么高阶的官员也能入狱,印度需要这种效率。他沉浸在印度的纷纭头绪中,要清理这一切够他花去几辈生命了,他正在写两卷本的甘地传记——甘地对于世界的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描述,他的早年生活也没有得到详细的研究。

有那么一两个时刻,谈话突然终止了,我不知该问什么,他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各自喝上几口咖啡,听着周围一片的嘈杂,班加罗尔的傍晚已在窗外来临,摩托车发出轰鸣声,背着黑色电脑包的青年人带着满脸的疲倦。

我意识到自己的尴尬。不管中国比印度多建造了多少公路与大楼,多消费了多少汽车与名牌时装,在智力与创造领域上,中国却可悲地落败了。一百年前,当泰戈尔环游世界时,他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的贵宾,人们倾听他的东方智慧。而中国的一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却从未受到如此礼遇,他们是西方的热切学习者,却很少有人乐于询问他们对世界的见解。这种失衡也留在中国与印度之间。泰戈尔有无数的中国追随者,却从未没有一个中国诗人、艺术家激起这样的回响。如今,我来到这里拜会拉马钱德拉•古哈,像是谭云山追随泰戈尔的延续。当我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时,需要依赖一位印度学者杜赞奇的论述。

这种失衡弥漫到细节里,从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圣蒂尼克坦到班加罗尔,不管是城市还是小镇,我总是钻进书店,把行李中塞满英文书,很多与印度无关,只是英语世界最新的出版物。我在如此辽阔的北京,找不到这些书。在富裕的中国,你可以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最新的书籍,你有数不清的电视频道与报纸,却不能在上面讨论任何严肃话题,所有的欲望都被鼓励,除了探求人生的意义、社会的目的的话题。这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人生意义所在。

是我的虚荣作怪吗?在中国崛起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的角色令人可悲地弱势,甚至全然缺席。印度的存在,像是提醒我们的状况。“印度是个多元社会,它创造出了民主的魔力,法治和个人自由,社群关系与多元文化。这是个多么适合知识分子的地方……我不介意在这里重新发现印度十次。”一位美国大使在离开新德里前,这样说过。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我们该怎样重新发现中国,辩论关于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差点忘记了,自由的争辩,也是人类的尊严所在,即使它不比食物、居所、性更重要,也至少同样重要。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最近的一本书是《极权的诱惑》。)


—— 原载: 金融时报
本站刊登日期: Saturday, May 28, 2011



关键词: 印度 知识分子 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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