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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武振荣   茉莉花与六四 2011-06-04 04:49:52  [点击:681]
茉莉花与六四
武振荣

一、六四的“两超”:
22年过去了,今天的六四,对统治者来说,它是一个“超级”忌讳的话题;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一种“超强”的记忆。无论怎么说,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最近一次的记忆是六四。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统治者一方,任何于六四有关的人和事情都是“忌讳”的,都不准谈,因之,连当年杀人的主谋者现在都不红了,即使邓小平也不例外,早已没有人再敢吹他的六四“功劳”了,相反,那些和六四没有直接关系的前当权派人物在即将淡出人们记忆时,却又被高调召回(譬如华国锋);于此相应的是,所谓的“共和国卫士”们也一概消失,甚至连踪影都寻找不见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超级忌讳”,好像是22年前的今天,北京城风平浪静,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在人民的一方,如果说民主依然存在着的话,那么它就是六四了,尽管对于六四时期的人们作为大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可在一点上却非常统一:六四是一场民主的政治运动,是先由大学生搞起,最后吸引了市民参加,经过了由大学生和平请愿到市民赤手空拳起而抗暴的不同阶段,其声势之大、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我们民族永远应该记忆的,且不说它的影响于90年代越出国界,造成了人类民主化的巨大一波。

二、今天的六四和往年的不同之处:

今年的六四和往年的最大不同是,从2月份就吹起的茉莉花革命之风,给我上面说的“两超”又加上了一“超”,使得统治者的一方和人民的一方更加敏感。

如果说“敏感”一词是指“人生理上或心理上对外界事物反映很快”的话,那么,茉莉花革命之风所造成的敏感,就是指它把六四运动的“革命”性本质不经过“理论”的渠道给突然地揭示出来了,使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它的价值。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份里,人们认为六四至多是一场民主运动,似乎把它定位在“秩序”的范围内,没有发现它将可能要演变出的“革命”性后果。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六四时,只看见六四运动的“已有现象”,没有研究运动如果继续发展可能导致的“未来现象”或“后续现象”。

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不难发现,在六四时期只有主张坚决镇压的几个人(六四时期的“八老”),才看到了它的革命性后果(共产党丢失政权,邓小平说他们“被软禁”),而参与六四运动的人们,特别是六四的主力军——中国大学生们——却没有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的意识仅仅停留在“自我展示”的这一点上,其方法没有逾出“秩序”一步,更没有估计到它可能引发的“革命性后果”。

茉莉花革命之风一吹,六四运动的革命面目一下子就被人们看清楚了。所以,我说如果今天中国若是发生第二场六四运动,还会有人要“拒绝革命”吗?还会有学生“拒绝”“社会人员”参加运动吗?还会有人坚持不要提“打倒XXX”的口号吗?还会有人说“见好就收”,不要搞“激进”吗?还会有人以为它仅仅是80年代的运动,和60年代的事件、50年代的政治以及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的历次中国革命没有联系吗?显然不会的。就此,“敏感”一词再好不过地表明了在今天的时空里,人们变化之快,如果你不是身临其境,你会以为在一个突如其来的时间里人们竟判若两样。

三、“一阵风”吹跑了“主流假设”:

理论——这个东西,是人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人解决问题时有一种工具性质的东西可以凭借,可是呢?在许多时候,人被“工具”困住了的事情倒是屡见不鲜的。就如六四,它本来是由两副画面组成的东西而印入人脑的,即大学生们为了争回自己运动的正名权(不是“动乱”而是“爱国”),宁愿饿死自己和北京市民赤手空拳地与坦克、装甲车搏斗,可是呢?在六四后的 许多年中,这两个发生在同一个时空里的事件怎样组织才好?却引起了无数的争论。一般的看法是:学生们过于激进,只知道进,不知道退,以至于自己的行为失衡而导致败北。可是,仔细想一想,如果不是学生们“过激”,市民能够出手相助吗?也就是说,正因为有学生的“过激”作为先导,才有了六四运动。如果那时的大学生和今天的一样四平八稳,一点都“激动”不起来,哪会有六四呢?

六四留下了一场伟大的行为,可是呢?此种行为在民主的理论上却是提不起串子的啊!原因是什么?六四后,围绕着对六四的“总结”,形成了民运人士的一种“主流假设”,也就是许多民运人士假设,如果学生在解放军进城后立即“撤退”(韩国“五•一八”运动中,汉城的大学生就是这样做的,齐茬茬地撤退了,剩下了广州的学生和市民单挑地同政府斗争),那么,民主的力量就可以保存,赵紫阳就不会下台,大学生组织不会非法,军队也不会开枪……,民主的实力保存了,民主运动有可能东山再起……。一句话,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六四时期,大学生们没有这样,他们的“过激”行为,把民主的“柴”给“烧”光了。

任何一种话语,一旦在成型后就会产生内部的支持因素,所以,它总是有着一种自圆其说的功能。中国民运中的“主流假设”也是一样,所以,它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以正统“理论”外貌维持着“正确性”。幸喜得是,年初一阵茉莉花革命风吹,把它给被吹跑了。原先最初做出“主流假设”的人也赞成茉莉花革命了。于是,一个“新”的“假设”好像无意间给形成了,那就是:六四时期的大学生们如果勇于革命,积极呼吁社会各界人民参与运动,并且把学生们的组织和民众的组织打成一片(如中东茉莉花革命中的突尼斯和埃及那样),那么,民主之胜利好像是很有指望的事情了。

原来,一个国家要实行民主政治,一个社会要民主化,不是一部分人、一个阶层或一个政党所能够完成的事情,它需要的是全民参与。可见,参与不仅仅是手段,它同时也是目的啊!

四、展望:

无论怎么说,在今年的六四纪念活动中,六四的图像又套上了茉莉花革命的图案,它成为一个更加丰富、更加精彩的人类民主的东西。于是,我们反过头去看22年前发生的六四,它的伟大进程的驱动程序是大学生们、知识分子们为先锋的民主诉求将要启动我们全民族的民主要求,于是,历史过程中的那种存在着的、却一时没有完全启动、亦不为人们感知的力量并没有被记录在“历史错误”的一栏,而是它作为一种十分厚重的东西沉淀在“历史的积淀”之中,而后变化为一种促进我们民族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之动力。

可不是吗?就在我写作此一篇文章时,刊登于《博讯》的两则消息,已经构成了中国第二个六四的要件:
一是“不发毕业证 数百名中央财经的大学生在教育部静坐”
二是“• [装甲车现呼和浩特街头][呼市戒严 传38军前往]”
文章的最后,我说:“该要开的花,就让它开吧!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

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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