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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颜色革命   高寒:政治上的强者与合法性的极限 2011-06-04 06:11:32  [点击:638]
(1999年6月3日)

三、政治上的强者与合法性的极限

一些患合法性、公开性崇拜症的朋友们的悖论在于:“合法的反对派”、“公开的反对派”原本只是民主制度的产物,是我们所追求的民运成功的结果,而他们却因果倒置将此当作自己在专制制度下干民运的前提。他们完全不愿正视这么一点:那种“非合法性不干民运”、“非公开化不干民运”的主张,在不给丝毫合法空间予反对派的专制体制下,便逻辑地只会导出取消民运。而大陆民运至今无多大实质性的起色,至今连一些宗教团体的动员力都比不上,至今其影响力还大多存在于国外媒体上,不能说与这种主张无关。

此外,“合法斗争”中的“法”,除了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外,还理应包括释法。专制之为专制,独裁之为独裁,就在于一党、一派、甚至一人垄断这诸权力于一身。民运当然尽可以从暴露专制政权的角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地去开展“合法斗争”,而且还可将此干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但是,若据此便以为专制制度下的法律解释仅仅只是靠的铁的逻辑力量,其专制政权运作真是靠的它所公开颁布法律条文,那就未免太过书生气十足了。

民运要批判和摒弃“合法性拜物教”,就不能不首先弄清楚“合法”与“非法”的关系。任何人之于任何事,一涉及其合法与否,便首当其冲要面临着两个既关联又独立的问题:一、合(违)哪条法?二、合(违)谁的法?可见,合法与否,总是要具体地落脚到某一相应的法律条文的。法又分子法、母法,而子法均归母法管。任何具体的法律,通过一层层法网阶梯,最终统统受制于宪法。宪法是一国之最高母法。那么若问:在宪法之上还有没有一个“法”亦即母法的“母法”呢?就法律条文来看,应该是没有了;但若就法律源泉来看,则还有,这就是宪法的立法精神。由此便又涉及到上述第二个问题即:合(违)了谁的法?譬如,你说,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是基本人权,而它则说,你是在扰乱治安、实施动乱;你说,成立反对党并没有违宪,而它则说你挑战中共就是颠覆国家政权,是刑事犯罪。于是问题就来了:今天在中国,这个法、这个宪、以及你是否违反了它,究竟由谁说了算?须知,所谓合法斗争,难道不是你至多只能囿于各类具体的法律条文去斗?难道不是你顶多可斗到宪法条文?在这里,倘若你还试图对法律、尤其是对宪法作出自己的解释,那么,无论你实际上意识到与否,你都不得不去涉及国家之立宪精神这一领域了。而一涉及到“释宪”这一领域,也就实际上超出了任何所谓“合法斗争”的范围。因为在此,您已无任何法律条文可寻。在这里,一切所谓某种行为之是否合法的提问,不仅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天真的提问,而且在逻辑上还是一种二律背反。因为,连最高母法的宪法都要源自立法精神,都得体现立法精神,都可根据立法精神来修改,那这立法精神本身还需要合乎哪条“法”呢?若说它需要符合其自身,那岂非同义反复?由此可见,在此,法律本身已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法律之神已达其魔力的极限。在这里,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行政的、媒体的、乃至街头抗争的、密谋政变的,……等等、等等手段的调动和应用,实际上都具有“合法”与“非法”之两种意义或曰两种可能性:它将端赖其最终由谁、根据何种立法精神来制定宪法及其统辖下的一系列子法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这么说,这里之最终决定何谓“合法”、何谓“非法”者,乃是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强者和赢家:这从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因在与国会派的内战中败北而被捕受审上断头台可以看出;从我国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皇帝被软禁、圣旨变“非法”可以看出;从一九七六年的所谓“一举粉碎‘四人帮’”、终止毛泽东路线、乃至一九八九年的“枪指挥党”软禁中共总书记等中共历次宫廷政变中也可看出。


四、合法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象前苏联和中国这类现代版的专制极权制度,它与现代民主制度在法制方面的差别,与其说是法律条文上的,不如说是立法精神上的。如果您仅囿于若干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您往往甚至会觉得它们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你往往会不得要领。然而,正是立宪精神,才是任何法律条文、任何法制体系的灵魂。中共政权的立宪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君临一切。用中共党八股语言叫做“党领导我们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这种现代版专制主义的立法精神,象幽灵一样贯穿于、侵染于中国的立法、执法、司法和释法之全部过程和整个系统,并使得包括宪法在内的任何法律条文之字面意义都为之逊色。而与中共作合法斗争的全部正面意义,充其量实际不过是不理会或假装不知那隐藏于中共宪法及其子法背后的一党独裁之立法精神;不理会或假装不知中国的全部立法、司法、执法和释法系统都是中共的工具,从而在法律、政策条文的字面意义上去与中共“叫真”而已。这种“叫真”,除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种表层的意义之外,其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亦即:它在表面上严格遵循中共法律、不触动其法律条文一丝一毫的“叫真”中,其实已对这些法律条文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赋予了一种全新的立法精神。因此,倘若我们的合法斗争,亦即这种与中共死抠法律条文的“叫真”,做得好,做得漂亮,做得地道和做得专业化,那么,它也常常会弄得中共十分头痛、十分被动、十分难堪和十分狼狈,并能迫使其作出一些局部性的妥协与让步,从而达到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如郭罗基先生的控告共产党违法案,以及去年中国民主党的注册案等等。因此,毫无疑问,一切低估合法斗争之巨大战略意义的倾向都是幼稚的和错误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全力以赴、认认真真地去与中共“叫真”法律条文即干合法斗争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时刻不忘这种合法斗争舞台的局限性;时刻不忘我们的此类行为的“虚拟性”,即它是以我们“不理会或假装不知”中共之一党独裁之立法精神为前提的;时刻不忘合法斗争至多也只是我们在争取自由民主之总战略中的一个部分而非其全部。唯其如此,我们所进行的合法斗争才称得上是自觉的和清醒的;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历史的机遇又一次降临时而不致于再次迂腐地拒绝采用诸如兵变这一类所谓“非法”的、“暴力”的手段去促进历史的飞跃;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日常的斗争中不被“合法”捆住手脚,才会有意识地运用包括地下、非法、兵运、警运在内的一切手段去促进这种机遇的及早来临;也唯其如此,我们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一个自觉的、成熟的反对运动。

我们的改良派朋友常说,近代以来的历次中国革命,均无一次导向了民主;然而,回顾半个世纪的中共建政史,他们能找出一次改良最后不是以悲剧告终的例子吗?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改良、对合法斗争其实并不陌生。中国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上书请命、“向党提意见”、大字报呼吁、街头抗议……,凡是中国人脑袋里能想得出来的合法、温和的方式统统都试过了,结果又怎样?五十年代的胡风上书,包括章伯钧、罗隆基“政治设计院”在内的诸多“右派言论”,以及彭德怀的万言书;六十年代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七十年代的李一哲大字报,四五运动,民主墙;八十年代的异化论战,八六学生抗议和八九民运,等等,等等,均只是赫赫有名者。而大量怀着“对党的忠诚”,以中共所允许的“人民来信”方式,向党“内部”提建议而横遭迫害、甚至惨遭杀戮的默默无闻者,真不知还有多少。既然如此,那为何你们就仅对这改良一途情有独钟呢?为何在中国民主化的转型之路的选择上就那么坚决地拒绝非改良途径呢?今天,当我们在认真地总结和思考我们民族的灾难和前景的时候,当我们在严肃认真地思考革命与改良关系的时候,唯愿我们那些英勇而“忠诚的”改良派前辈们所受的苦难没有被忘怀、他们的热血没有白流!

此文为高寒于1999年9月3日在纽约纪念“六四”十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民运已经到了旗帜鲜明地摒弃“合法性崇拜症”的时候了》中之第三、四节;全文在: http://www.dscn8.info/thread-3826-1-1.html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6-04 06: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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