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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中国工党   方圆就“涉及‘郑天赐特务案’的‘法官泄密案’”答紫良先生 2011-06-04 17:06:23  [点击:780]
方圆就“涉及‘郑天赐特务案’的‘法官泄密案’”答紫良先生


紫良先生:

首先感谢您长期以来对中国工党的关注。因为在网络搜索中看到,你转贴的许多文章都与中国工党有关,与本人有关。这些文章不论出自谁手,不论对本党是褒是贬,对我们而言都是重要的材料,值得我们去研究。希望您今后继续关注本党,多提供一些有关本党的资讯。

其次感谢您的是您转贴的《法官竟向特务泄密》一文,对本人尤其重要。此文我是今天第一次读及。早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不久,我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过一则只有几行字的新闻,就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双临午因向六四动乱黑手国民党特务泄密被拘留”(时间久远,记不清原文与日期和报纸名称)。以后又读到杜和平关于“六四特务大案”的网文,文中主角当然是本人,但未涉及双临午一案。这次您转贴的竟是发表在中共“中央级”官方刊物上的文章,而且其中我有多年寻找一直无法找到的重要证据,真是值得庆幸。

关于您“涉及‘郑天赐特务案’的‘法官泄密案’”的疑问,回答与说明如下:

(一)双临午是我的嫡亲表哥,并非 “认的表兄弟”。

我们的亲戚关系来源于双临午的爷爷,也就是双楫的父亲双清。
双清(1890-1970),字止澄,贵州贵阳人,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参议。1926年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秘书长。 1946年经史良、辛志超介绍,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9年11月,在北京出席了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 1950年返筑后,历任民盟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西南总支部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省政协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首批南下的保守派红卫兵揪打,双清的儿媳,也就是双临午的母亲,当场被皮带活活抽死,双清被打成重伤,于1970年12月在贵阳去世,终年80岁。

双清的妹妹是我的嫡亲叔外婆,所以,双清是我的叔舅公,双楫是我的表舅,双临午是我的表哥。《法官竟向特务泄密》文中所说的“认双楫为舅舅……郑、双两家便有了“亲戚”关系,郑天赐与双临午亦以表兄弟相称。”纯属一知半解的讹传。

(二)双临午从未对我“泄密”,相反,他一直为当局设法抓捕我“归案”。现在,当局已经为双临午平反。

一九八九年“六四”后我在香港时,双临午几次打电话给我,要我尽快回到大陆,他说我们在广州开设的“贵州餐厅”因东家外出,问题多多,急待我与太太回去解决。在此期间,双临午的太太亲临香港,劝导我们夫妻回国。所以,对中共而言,双临午不但无罪,相反有功。以后给他平反是应当的。

当时给我“泄密”的另有其人,那就是两面谍彭X忠。彭X忠是八十年代早期我在“贵阳浪潮读书会”认识的一个小青年。一九八八年七月,彭X忠到广州找到我,告诉我他急需一笔钱用于结婚,希望我能借给他。我问他需要多少,他说他需要人民币十万元。在当时,十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当时一个八级技工的工资也仅仅一百元左右。当年的十万元,以购买力而论,应约合现在的数百万元人民币。我当时告诉他,以贵州的生活水平,结婚最多需要人民币一万元。当时结婚,有几千元开支已经是不得了的事了。因此我仅答应借他人民币一万元,要他早点回贵阳置办婚事。

但他不愿离开广州,要求我在广州的“贵州餐厅”给他安排一个工作。我告诉他,你是贵州省人民印刷厂的干部,虽然职位低微,但你的父亲是贵州省人民印刷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有他照顾,你的前程远大,不应当到个体户“贵州餐厅”来浪费光阴。但不管怎样劝说,他就是赖在广州不走,加上他四处探听,我已经对他产生怀疑。

一天下午,他偷偷潜入我的睡房,企图打开保险箱,被我当场抓个正着。彭X忠当时吓得全身发抖,跪在地下磕头,要求我不要杀他,饶他一命。我内心好笑,但还是强掩笑容,问他为何说我要杀他?此时,他一面磕头一面痛哭说,贵州省公安厅早就知道我为台湾军事情报局服务,他是受贵州省公安厅派遣,打入我身边的特工。如果我不杀他,他愿马上参加军情局当个两面谍。

我和颜悦色地安慰他,他的生命不会有危险。同时问他,他能拿出他是受贵州省公安厅派遣的证据吗?彭光忠看我根本没有杀他的意思,一反几分钟前要求饶命的可怜像,转身又与我谈起交易。他说,证据他有,而且是一个重要证据,马上可以证实,必须奖励他人民币十万元。

我对他说,只要证据属实,马上奖励他十万元,要他亮出“证据”。此时,彭X忠得意洋洋地从下跪的地面站起说,贵州省公安厅要放长线钓大鱼,放我到香港。他的“证据”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申请赴港会亲一事,只有我们夫妻二人与双临午知道(我拜托双临午为我们办理申请赴港事宜),这个彭X忠毫不知情,现在这样言之戳戳,看来不是胡编。我当即付给彭X忠人民币十万元。从此,彭当起了两面谍。一面不断给我提供情报,一面将一些与军情局毫无关系的我的好友如杜和平等等诬为“特务”送进班房。

所以,将彭X忠的“泄密”,栽到双临午头上,的确是天大的冤枉。

(三)我并没有转移“巨额特务活动经费”。

我在香港时,因为知道中共正在追捕我,的的确确作了转移国内资产的努力,但未成功。这笔资产的的确确属于“数额巨大”,不要说当年,就是拿到今天来说,也是一笔大数字。但这笔钱,绝不是什么“巨额特务活动经费”。这笔钱是我们夫妻辛苦努力所赚的血汗钱。仅以当时我们所经营的十八K金首饰加工与销售,每个月约售出戒指项练等上万件,每件利润不低于人民币一百元,也就是每月我们赚的钱也是百万以上。几年下来,我们的积蓄当然是“巨额”。

这笔钱及相关的固定资产,最后都被中共没收,也就是《法官竟向特务泄密》文中所说的“由于我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了敌特的这一动向,才使他们转移全部经费的计划未能得逞。”

这里强调这笔钱不是所谓“特务活动经费”,是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七月我未离开中国大陆和香港前,我不曾收过台湾军事情报局的一分钱。不是军情局孤寒,他们也曾给过所谓“活动经费”,因为这些“活动经费”与我当年经商所赚的钱比起来,连零头都不够,我哪里瞧得起。最重要的是,我通过拒收经费的方式向他们表明,我与他们合作,目的并不在于钱。对他们送来的“活动经费”,我都是一概当场退回。这在军情局也是有案可查的。

所以,中共没收我的巨额资产,根本不是“特务活动经费”。这笔钱虽非军情局所给,但与军情局不能说无关——正由于军情局的原因,中共才以“特务活动经费”为由没有了这笔资产。对中共而言,是糊涂办案。对军情局而言,是应当赔赏。
所以,感谢紫良先生,您为我找到一个索赔的官方铁证。这是我多年寻找未果的。如果索赔成功,我一定请您喝酒庆贺,也请您务必光临,让我一睹阁下的睿智英姿。

再次拜谢!

附:紫良转贴:“法官竟向特务泄密”,请问方圆:涉及“郑天赐特务案”的“法官泄密案”确有其事吗?

紫良说明:

网游时发现这样一篇奇文《法官竟向特务泄密》,文章涉及六四,涉及贵党主席方圆先生。明天是“六四”,所以今天转贴在你们的论坛上。也希望方圆先生能正面解答本人关于此案真相的疑问。

因为平时很关心社会民主主义,因此也关心社民党与贵党。转贴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你们两党多了解一些与你们有关的资讯,特别是一些否定你们,攻击你们的负面资讯。希望贵党不要如同社民党刘国凯之流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去分析帖子之真伪,不去分析帖子所述事实之真伪,反而加恨于转贴者,进而加罪于转贴者,对转贴者专政。谢谢!

这篇《法官竟向特务泄密》出自《法律与生活》1992年7月号。《法律与生活》是中共司法部主管的“中央级”官方刊物,应当不是空穴来风。下面是转贴的文章全文:

法官竟向特务泄密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双临午1990年6月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他因向特务分子通风报信,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给一起重大特务案件的侦破工作造成极大障碍,最后落得个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的下场。

事情得从头说起,1988年3月某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所经理郑天赐偕妻子赴香港旅游,其间,他参加了台湾特务组织,并接受派遣任务,潜回大陆进行搜集情报、发展组织、建立秘密活动据点等特务活动。郑天赐回到内地后,逐步发展了数名成员,成立了特务小组,搜集了各种政治情报,通过密写方式向台湾汇报。

在郑天赐的各种朋友中,便有号称是“亲戚”关系的双临午及他叔叔双楫。郑天赐有了特务机关的活动经费后,出手大方,常常给他的这两位“亲戚”一些小恩小惠和经济上的帮助。

郑天赐的父亲郑仲坚(国民党少将高参)与双临午的二叔双楫(国民党军统特务,少校教官)同系被俘人员,解放后同在贵州金华劳改农场服刑,特赦时又一同被释放。相似的政治生涯和命运际遇,使郑、又之间建立起一种纽带关系,起至长辈,连及后人。

特赦不久,郑仲坚病故,双楫前往吊丧并协助料理后事。凄风出于对双楫的感激并念其父与双楫的特殊经历和关系,遂提出认双楫为舅舅。自此,郑、双两家便有了“亲戚”关系,郑天赐与双临午亦以表兄弟相称。

郑天赐的特务活动早已进入我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之内。1989年1月,郑天赐以探亲为由,要求再度赴港。我安全机关为了不打草惊蛇,仍然批准了郑天赐偕妻出境。

在此前后,双临午为郑天赐夫妇的出境事项,以及为郑的两个孩子追加办理出境申请手续等,充分利用了他那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的牌子,热心备至地奔跑于有关人员和部门之间。

郑天赐离境后,双临午从某机关打听到公安部门正在调查郑的经济问题,出于职业敏感,他从这一偶然获知的信息中嗅到了异乎寻常的气味。于是,双临午马上将此“内部信息”告知其二叔双楫,并设法透露给在香港的郑天赐。

双楫向郑天赐报警道:“……据我所得可靠消息,他们对你怀疑很大,特别是经济来源问题。”

郑天赐惊恐万分,急匆匆与双临午联系,进一步打听情况,双临午电话中透露:“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叫我不要给你讲,是内部问题。”同时他向郑暗示:你觉得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好自为之。

郑天赐从双临午叔侄处获知国家安全部门已对其有所察觉,自知马脚败露,狐尾难藏,当即与台湾特务组织密谋计议,他在滞留香港,企图逃避打击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巨额特务活动经费。由于我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了敌特的这一动向,才使他们转移全部经费的计划未能得逞。

双临午在国家安全机关侦察员的严厉叱令下,用微微颤抖的双手,从自己的法官制服和帽子上摘下已被他玷污了的庄严的肩章和帽徽。

《法律与生活》,1992年7月号,摘自:《liuxingdongli的博客》:http://liuxingdongli.blog.163.com/blog/static/1087093252011315913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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