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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东海一枭   关于彻底去马列毛化的呼吁 2011-06-06 21:06:40  [点击:1305]
兴我儒家,还我中华---关于彻底去马列化的呼吁

一、这不是我的中华
这不是我的中华!

这个国家,权力是黑箱操作出来的,财富是官商勾结出来的,官员多是贪污腐败的,文人多是陌生和反对本土文化的,知识分子多是附庸特权帮闲帮忙的,学者、思想和各种产品多是假冒伪劣的。

这个国家,权力至上,利益至上,利己至上,贫富极端悬殊,社会极端不公、官民极端“矛盾”,文化极端贫困,人心极端败坏,礼义廉耻被消灭了,仁义道德被批倒批臭了,各种价值观颠倒了----这才是千古浩劫啊,思想的浩劫,文化的浩劫,道德良知的浩劫啊。

这个国家,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没有平等,没有信仰,没有人的尊严,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父不父子不子男不男女不女,一切都非正常化了,尤其是政治,变成了人世间最为龌龊的东西。

这个国家,“好人无好报”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和一种定律。不仅在道德领域,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领域都是逆淘汰的,劣币驱除良币,虚假驱除真诚,丑陋驱除美丽,邪恶驱除善良,愚昧淘汰智慧,黑暗驱除光明。

政治系统的逆淘汰是最严重最可怕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政治逆淘汰必然导致各行各业和全社会的逆淘汰。当今中国就是如此,各行各业社会各界,越是“成功人士”越不仁不义无礼无信越不是“东西”。奥巴马说:缺乏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形式的贫困。东海曰:缺乏尊严的成功富贵是另一种形式的失败和下贱!

在一个逆淘汰的国家,大多数人变坏是必然的。一般人谁会心甘情愿被淘汰呢,一般人又怎会认同孔子“邦无道,富而且贵,耻也”的教导呢。大多数人只要能够“富而且贵”,哪管邦有道无道,哪管自己可不可耻?

于是,不论是当年政治挂帅还是现在经济挂帅,“马家”中国的人整体上都是自古以来最丑陋恶劣的。特权集团固然奸诈野蛮无所不为,弱势群体也普遍坑蒙拐骗毫无羞耻、为非作歹习以为常----君不见,那些制造各种假冒伪劣产品的、那些把仇恨权贵报复社会的刀子伸向儿童学生的,不都是弱者吗?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此之谓也。如果有机会成为“强者”,弱者会比现有的强势集团更坏。

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却已经溃败了,腐烂了,上上下下烂成一团。

二、没言论自由有文字狱
孟德斯鸠说过:“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 这个国家的不少法律,就属于“使人民变坏”的恶法。

美国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站上,最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10条最糟糕的中国法律》,其中第一条就是《刑法》第一百零五条。这一条堪称恶法之最。

这一条恶法剥夺了《宪法》第35条关于公民有言论自由的规定,给政府压制异议、迫害异己提供了“法律保障”,导致许多异议分子被以煽动罪、颠覆罪或《国家安全法》第四条第三款“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而起诉。起诉。

且不论其它法律多么不良,怎样为专制主义张目、为特权阶级服务,也不论制度多么落后、特权多么猖獗、苛政多么猛于虎,就凭没言论自由而有文字狱这一点,这个国家就不是我的中国。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被人讥为丧家狗,但是毕竟还可以自由地周游列国和自由讲学自由发言自由宣扬正学和真理。这一自由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已属奢侈品,它已被“四项基本原则”和“煽动”、“颠覆”之类恶法以及各种统一思想、导向舆论的“清规戒律”剥夺了。

中国是网络警察最多、对互联网的审查超严密的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292号令)规定,禁止网站发布含有九种内容的信息,如“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云云,这类模糊的条款,为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大开了方便之门,任何异于当局、不利于特权利益的言论,都可以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之名的。

在保障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不仅与民主国家背道而驰,比起胡耀邦赵紫阳执政的时代亦大踏步倒退。防民之口甚于防贼。当局对任何有异于特权阶级、不利于特权利益的思想言论都充满恐惧极力防范,以致到了极其过敏的地步。

象东海文章,传统媒体上固然寸步难行,在网络上也是五关六将---不仅受到当局的堵截,而且受到某些自由派的封禁。几年来,众多基本不涉及政治的谈儒论道的文章,在新浪博客和凯迪乃至某些儒家论坛,也都莫名其妙的遭到大量删除。

这个国家早已被绑架劫持、被全面侵略、被深度奴役、被鸠占鹊巢似的“马占儒巢”了。在这个国家,我是一个亡国奴,所有的儒者乃至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亡国奴-----不,甚至比亡国奴还不如。回归前的香港澳门这些殖民地的民众所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保障,是号称“主人”的大陆人民望尘莫及的。

三、中华亡于马列毛
中华亡于何时?众说纷纭。或认为亡于秦汉。夏、商、周才是真正的中国,秦汉以来则是强盗、罪犯、蛮夷和恶人在统治,名为中国,实非中国;或以为,“崖山之后已无中国”,中国亡于宋末;或以为,明朝仍属正统,清朝则为异族,中国亡于明末。

以上所说各有其理,但标准都定的太高。标准再这么高上去的话,不仅汉唐宋明都不算儒家文明,夏商末世出了夏桀商汤,周的后期是春秋战国,也可以说很不“中华”的。

东海以为,汉唐宋明无疑都属于中华正统,元清差一些,但尊儒,也算偏统。民国是君主时代和民主时代的过度时期,不尊儒,但也不完全背离儒家原则,勉强算偏统吧。唯毛共这个极端反儒家、反中华的政权,则连偏统都谈不上的。

马列入主中国之前,中国曾亡于秦始皇,亡得尚不彻底,直到亡于马列,才是自古以来最为完全彻底的亡国。或者说,中国亡于元亡于清是亡国,亡于马克思主义则属于亡天下:文化尽亡,文明尽亡,仁义充塞,率兽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马列之国,与共和无关,与中国人民无关,与中华更无关。真正的儒者、真正的中国人都应该以马列主义为耻。

2010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报道,有当年的红卫兵向在文革中被打的老师道歉。这是应该的,但我以为,当年的红卫兵更应该向儒家和孔子道歉。孔子是儒家大宗师,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祖、文明之祖。如果说殴打老师是“欺师”,摧残儒家掘毁孔墓就是“灭祖”。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与他们所欺之师所灭之祖一样都是受害者,把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青少年“害”成红卫兵的“东西”才是罪魁祸首,才更应该道歉。众所周知,把一个个普普通通的青少年“害”成红卫兵的“东西”,是毛共政权及其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而大革文化慧命的文革是一次空前惨烈的反儒反华行动。

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儒家与中华是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同体共生密不可分。反儒就是反华。古今反华分子,以秦始皇、洪秀全和毛氏为最,其中毛氏又是最中之最。毛氏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诩,推崇和赞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可谓“同恶相吸”。

四、根本之错、罪恶之魁
法家、拜上帝教、马列主义三家“教义”皆属反道德、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的邪知邪见,又各有特色:拜上帝教粗陋不堪思想水平最低,法家富国强兵短期功效颇佳,“马家”体系则最为博大、理论最为“圆满”(颇能自圆其说)、理想最为远大、革命精神最为强烈,故最具有“科学性、”煽动性、迷惑性、欺骗性和危害性,让人不知不觉地上当受骗,从而向其输诚,作其帮手、为之奉献牺牲。

马列主义对仇恨、斗争、革命、暴力、专政的推崇嗜好埋伏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里,其对物质对利益的“尊重”(物质主义、利益主义)和对人性对生命的轻蔑,埋伏在唯物主义的骨子里。总之,马列主义反道德、反人道、反真理的反动性根深蒂固。

或许,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时阶段和时候----比如“在野”的时候,尚未成气候的时候,马列毛主义或有可能造就暂时的、局部的、表层的、相对的“好社会”,如当年的延安和现在的重庆,给人以某种希望。

殊不知那是没有义理和制度根基的暂时性现象,完全靠不住的,却很容易让短视的普通民众乃至一般知识分子上当。不由得想起古人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那种貌似崇高、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甚至还会让一些豪杰人物迷惑倾倒而为之鼓呼为之奋斗。这是智慧和文化有所不足所致---比起一般人物来,豪杰肯定优秀得多,肯定具有相当的智慧文化水平,只是其水平还不足以让他拥有“择法之眼”。薄熙来在重庆的一系列举措令人耳目一新,但他重举马家主义毛氏思想,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未能洞察其根本性的错误、潜在性的邪恶。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当然并非一无是处,但由于基本原则、核心思想的错误及政治手段的暴力,一旦付诸于政治实践,以之为指导思想,迟早一定会毒性大发,发为党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恶劣万倍的政体。

另复须知,马列斯毛的思想固然有所不同,但根本路径和内在逻辑一脉相承,遇到合适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发展”成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类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东海已有《异端论》、《错在了根本,错放了地方》、《马克思的无知》、《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谬论》、《高举仁本大旗,回归中华正统》、《马家把人变成鬼,儒家把鬼变成人》、《假的比真的好,终究不是好东西》、《欢迎附庸孔孟,警惕假冒儒家---兼批判马克思主义》、《良知严重不明者---剥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等等二十多篇文章予以揭露和批判,兹不详论。

“马家”思想不仅理论上错误严重,其实践中的邪恶更是已为大半个世纪以来大半个地球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所充分证明。君不见,各国的“马家”政权都是该国极坏、最坏的政权,都对自己人民犯下了大量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人类社会的毒瘤,无一例外,实乃“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尤其是毛共政权,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蹂躏、对人类的尊严和良知毁害的程度,是尊崇法家的秦家皇朝和拜上帝的太平天国、是古今中外任何专制政权、邪教组织以及各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都望尘莫及的。殷鉴不远啊。寻根溯源,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五、史无前例的怪胎
毛共,堪称是本土有史以来最流氓、最冷酷、最凶恶残暴又巧言令色的一股反华势力,一个完全反道德、反常识、反文化、反文明、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政治怪胎,其反动的程度,绝对空前,也当绝后。

自古以来,只有这个怪胎,才会在自己的国家一穷二白、自己的民众毫无生活保障甚至大范围饿死的情况下,“勒紧”自己民众的“裤带”去大规模地无偿支援世界人民。

只有这个怪胎,才能在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严重自然灾害和严重瘟疫的年代,制造出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超级灾难。(2009年08月,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首次披露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民众达3860万人。)

只有这个怪胎,才会把知识分子当作假想敌,认为他们“知识越多越反动”;搞“引蛇出洞”的“阳谋”,把全国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阶级敌人”;只有这个怪胎,才能把无数普普通通的青少年“武装”成比纳粹暴徒更加残暴的红卫兵(而且两者有一大区别:纳粹的残暴是针对异族的,红卫兵的恶行确是针对本族人乃至老师亲人的。)

只有这个怪胎,才能制造文革这样惨烈的浩劫,让广大人民群众乃至父子夫妻兄弟在同一种“主义”和“信仰”下分裂为敌对的派别,相互充满势不两立的仇恨敌视,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残杀。

只有这个怪胎,才能在和平时代一次又一次地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文革研究者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就收集了1966~1976文革期间发生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内蒙古的内人党大血案、广西四二二剿杀、青海二二三事件、广西宾阳惨案、北京大兴县惨案、云南沙甸事件共七宗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

只有这个怪胎,才能如此“大无畏”地、彻底地“去中国化”----将本土文化全部打到,将传统道德全面推翻,让官德士德民德全面沦丧,把祖国推进了最缺德最黑暗的时代,变成丛林世界、厚黑世界、禽兽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这一切一切,史无前例。还有,公开以欺骗自豪、以“阳谋”自诩、公开鼓励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说假话做恶事、随心所欲地篡改伪造有目共睹的当代史、持之以恒地歌颂人祸歌颂贫困歌颂自己,等等等等表现,都是史无前例的。

当年国民党称毛共为匪,实在是骂对了。这样的党还不算匪,天下无匪矣。只是骂得太轻了。在殃民祸国作恶作孽方面,在把人变成魔鬼变成禽兽方面,在欺诈暴力方面(不仅对敌人对民众诈力用事,对自己人对功臣同样欺诈暴虐刻薄寡恩),古今中外包括黄巢、张献忠、希特勒、塔利班在内,又有哪一股盗匪能与之相提并论?真乃空前的巨匪、旷世的悍匪也。

对于文革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执政党曾经有所否定,但这种否定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大势所迫不得不然,极其有限和表层,不是真诚的反思、严肃的正视和彻底的告别,还有不少真相和恶迹,被重重禁区遮掩着抹杀着,被种种巧言粉饰着美化着。至于毛共之罪马列之恶,依然受到“严密的保护”----其实,它们已经成了当局沉重的包裹:马列在上,其名不正其言不顺;毛共在前,形象不良脸面无光。不卸下这两大历史包裹,执政当局就难以成功实现文化回归和文明转型。

六、依旧是乱世
现在的执政党蛮夷程度在逐步降低,对儒家和中华文化有了一定的认可和“尊重”,也可以说是文明程度有所提高。这种提高,是客观形势、国内外局势所迫,也是共产党逐步偏离、疏远、架空马列主义以及将它假冒伪劣化所带来的。

但藕断而丝连。中国仍然是“马家”之国,蛮夷之国,仍然是乱世,离“儒化的中国”还差的远,离“儒家的中国”更差的远。

一般事物都是真的好,唯有马列主义例外,假的比真的好,伪劣的比原教旨的好。不过,假冒伪劣的马克思主义终究还是姓“马”,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政治正道社会常道,比自由主义差的远,比仁本主义更差的远。

不论是宣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当年还是强调“稳定高于一切”的现在,都不是正常的社会;不论是政治挂帅还是经济挂帅的中国,都不是我的中国。某儒友说得好:“後三十年雖然墮落,但不能因為這個原因就能直接反證出前三十年是好的。前後三十年,兩個詞總結:前三十年:邪惡;後三十年:墮落。”

当初政治挂帅的中国是乱世,现在经济挂帅的中国仍然是乱世。政治无道社会无德,暴力和欺诈盛行,即使一时足食足兵侥幸国富兵强,也是衰乱世。盛世,盛在道德盛在文明,不在于国家之富、兵力之强。

马列之国(哪怕是名义上的)不可能出现盛世。因为,靠聚敛和压迫取得的富强是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的,靠暴力和欺诈维持的稳定是弱不禁风、不堪一击的,违背公平和正义原则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民意和道义基础的政权是没有前途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把“兵”放在第一位,是军事挂帅,把“食”放在第一位,是经济挂帅。儒家选择把“信”放在第一位。这里的“信”,是诚信之意。“以诚信立国”,既道德挂帅。而“马家”中国“以诈力立国”,最缺的恰恰是诚信。民众的信任被无休止地利用、社会道德被超额透支之后,终于全盘崩溃。

社会价值标准混乱颠倒,流行和信仰异端外道歪理邪说,以国为本(实则以权为本),聚财于国(实则聚财于权贵阶级。横征暴敛税收超高,美之曰加强财政汲取能力。礼记早就指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公权力“私奔”,用人唯私、用人唯亲和用人唯近,置国家利益于人民利益之上(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与特权利益乃同义词),防民如贼草木皆兵…等等现象,都是乱世之征。

而民怨沸腾民变纷起,更是“乱”的直接表现。一些在正常社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有可能引起民众大规模抗争和社会局部动乱,甚至成为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囯社会最大、最主要的矛盾是官民矛盾,即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掠夺者与被掠夺者、特权阶级与弱势群体、专制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文化环境、道德环境等,都因这一矛盾的持久存在和加剧扩张而不断恶化。

执政当局既缺乏基本的民意基础,又缺乏起码的道义形象、理想色彩和精神支柱,
无理可讲无势可倚(真理公道、世界大势、时代潮流都与之对立),在这种天怒人怨人心大乱的现状下不思进取、不肯变革,继续靠官话欺骗、言论监控、舆论导向、暴力威胁和利益诱惑这些古老的手段来维稳,又能维持多久、偷安几时?吾恐当局之祸及中国之危皆不在萧墙之外也。

七、破斥几种糊涂认识
毛左“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列美化毛氏,或思想糊涂,或别有用心;一些民众出于对现状的失望而盲目怀念毛时代,也可以理解。最可悲的是一些自由人士和民运分子仍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以敌为友认贼作父,令人遗憾。

固然,“马家”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及其民粹主义倾向,
对弱势群体极富煽动性,对特权阶级极富杀伤力,受到当前既得利益集团相当的排斥---而按照“马家”原教旨,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无疑是造反的对象。“乌有之乡”成员中间流传的《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告全国人民书》如是说:

“在所谓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抛弃毛泽东思想,违反中共七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复辟,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已使修正主义中共变成一个非法组织。”

实质上,当局的“抛弃”、“违反”、“颠覆”、“复辟”、“触犯”和“修正主义”,相对于它自己而言正是进步的表现。只不过这一进步缓慢而有限,马列毛仍然拥有意识形态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公然抛弃”也。

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恶劣,不能证明“马家”理论和毛左路线的正确,不能改变马列毛主义本质的非正义(最多只能说明“马家”的理论是在野势力及野心家造反打天下的思想利器)。毛左路线,只会造成政治和社会更大、更恶劣的倒退。

试图利用“马家”来反腐败,无异饮鸩止渴;试图利用它来反特权反专制,更是南辕北辙。腐败、专制、特权当然要反,但不能借用错误的思想来反。我们不能走回头路。即使革命的条件完全成熟、革命的大潮不可阻挡,也应该在中华文化正确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人民无须也不该再接受“马家”的煽动。至于指导政改和政治的民主化道德化,更是“马家”无能为力的。

其实,沦落为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特权主义和利益集团,是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信仰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必然缺乏对生命、对人的尊重,必然会从人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甚至动物性等等角度去理解、认识和“定位”人。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这句话可以说代表了唯物主义对生命最形象和经典的认识。这样的生命观,必然对良知心造成严重遮蔽,很容易堕落为欲望的奴隶、权力和物质的奴隶。

由此可知,所谓的共产主义道德,缺乏必要的人性基础和文化精髓,只能诉诸于“信仰”者一时的激情,是没有根的,易涨易退。同时,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实质上违反中庸,并不道德,万一高涨起来,利少弊多乃至有弊无利。

有人说,现在中国只不过形式上保留了马列毛罢了,其实它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么说的人有所不知,形式与实质虽不同却大有关系(所谓不一不二)。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实质而且有力量的,尤其是这种形式占据着宪法地位,其潜在的影响和力量就更不可小觑了。

儒家很重视“名分”。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 是苟且其言,是很不君子、很不道德的行为。西晋学者鲁胜言:“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名不正,则同异难别,是非难明,道义关了门,政治教化失了准绳。时至今日,如果继续保留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地位,也是一种反动----反民心民意而动,反时代潮流动而动,反普世价值而动,反仁义原则而动。

又有人说,信仰孔子也崇拜毛氏。东海笑道:这样的信仰崇拜,真是太糊涂太盲目太廉价太乡愿太苟且了。

且不说孔子信仰是良知信仰,真理信仰,是建立在对儒家义理一定的理解、实践和证悟的基础上的,信解行证,相辅相成。“信”如果脱离了“解行证”,即使是真的“信”,也不过是迷信、盲信而已。真理不需要、不欢迎迷盲或虚伪的信仰和崇拜。

大是大非,岂容混淆?烈火严冰,终难同炉。崇拜毛氏者,一定反感儒家反感仁义道德,怎么可能又崇拜孔子呢?相反,崇拜孔子者,对于给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都带来了空前浩劫的毛氏及其思想,怎么可能崇拜得起来呢。

一边推崇儒家一边又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者,与一边信仰孔子一边崇拜毛氏者一样,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乡愿。

八、俄罗斯的“正动”
马列主义的宗主国和输出国苏联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俄罗斯而今又在进一步更加彻底地“去斯大林化”。

今年11月26日,俄罗斯杜马就此召开特别会议,以决议方式公开承认斯大林亲自下令屠杀两万波兰精英,一手制造卡廷惨案。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奇夫表示,“毫不夸张地说,这份声明具有历史性意义。”他说:“我们在其他国家同篡改历史的行为做斗争,如今在自己的国家,我们也亲眼见证这一幕。”

面对某些利用某些“历史功勋”为斯大林辩护的言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无论斯大林取得怎样的工作成绩,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他声明:“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不能为镇压辩护。”有评论人士表示:

“俄共人士评价斯大林的态度同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三七开评论方法类似,似乎只要给了百姓生存权,还给了百姓一些本属于人民的权利,那么所有一切政治和信仰迫害以及违反人权的罪行就可忽略不计,功过相抵…… 但此次俄罗斯总统就此问题发出了鲜明的最强音:国家的发展是人民大众的功绩,独裁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无法饶恕。三七开的评论方法故意模糊了道德底线,而独裁超越了道德底线的犯罪是没有任何理由能辩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推翻了苏共统治后的俄罗斯的总统针对斯大林问题的声明对中国人民更具现实意义。”

对于毛氏及其思想,我们也当作如是观,有必要全面解密毛共政治迫害档案,还原历史真相,撤去天安门城楼毛氏画像,禁止为毛氏及其思想歌功颂德等等。(其实与斯大林相比,毛氏可谓等而下之了。斯大林领导的“卫国战争”及“工业化”,其利弊功罪如何,至少还可以拿出来狡辩一番,毛氏一生得意的两件事:打败国民党和发动文革,于国于民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有百罪无而无一功。)

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让马列毛主义继续窃据宪法地位。“坚决不搞西方那一套”却坚持亚西方这一套给中国带来空前巨大人祸的恶性异端,只能是一种政治变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错误是最大的政治错误,最容易人为制造社会灾难。追问既往罪恶,吸取历史教训,恢复历史正义,才能更好地解决现在的问题,把握未来的方向。

马列不去,国难未已;马列不破,中华难立,彻底去马列毛化是步入文明、回归中华的基本前提和要求。中国人民已经吃尽马列毛主义的苦头,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了。

九、天良命我发真言
本文是一份儒者对“马家”罪恶的控诉书、审判书,是彻底去马列毛化和振兴儒家恢复中华的呼吁书、建议书和宣言书,谨此提交给人民,提交给历史,提交给人类的良知,同时也提交给当局审阅。

温家宝刘亚洲薄熙来是体制内相对比较开明“健康”的人士,是逆淘汰系统内难得的漏网之鱼。遗憾薄熙来跳不出“马家”的圈子,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无异于饮鸩止渴;刘亚洲知道民主自由的好,却不知道儒家文化具有更高的文明性、先进性和普适性。

温家宝对儒家和政改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认识,最为难能可贵,只可惜他对儒家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刻,不知道只有接受仁本主义的指导,中国的政治才能踏上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中国固然不堪,自由主义化和资本主义化,也非中国最佳之道。)

这一小撮最为优秀的人物尚且于儒家之“真相”有所不明,于政治之正道有所不识,何况其余蝇营狗苟苟且偷安之辈?为此,东海止不住忧心如捣,想起梁启超的一句诗: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若狂欲语谁?不禁潸然涕下。

我知道,我的呼吁、建议目前还很难被现在的政治势力所理解和接受,不仅当局会以我为敌,自由派也会普遍异议或反对----在反儒这一点上,某些自由人士比当局更加蛮夷,与文革红卫兵一脉相承;我更知道,这不是一个适合发真心、说真话、揭真相、传真理、做真人的时代。麒麟瑞兽,旷世难逢,但如果出非其时,很可能会白白毁于野人之手。

但是,作为一个当代儒者、一个学绝道丧的时代的中华赤子和儒家孤臣孽子,不能不把个人的利弊安危置于度外,不能不凭着对社会、文化、历史负责的态度剖肝输胆真言直说。邪说迷人如画鬼,天良命我发真言,知我罪我,任之而已。

我不能不严峻指出:必须及早在政治上与马列毛主义深度切割并彻底肃清流毒。否则,很多政治上制度上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解决,许许多多的改良努力往往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人民的言论信仰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人的尊严和权利就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儒家仁本主义就得不到正确的弘扬、牢固的树立和全面的贯彻落实;否则,我们就难以清思想之源、正文化之本,就无法重塑我们自己的民族精神、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在这个时代,民族精神、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不能不疾声呼吁: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良宪有待新修,良制有待新建,良知有待复兴,中华有待复国,而这一切都有赖于儒家的文化奠基、道德教化和思想指导。争取早日确立儒家文化的主体、主导地位,儒化政治儒化社会,是最好的道援方式和爱国表现。而彻底去马列化,则是儒化中国、恢复中华的前提。

我不能不庄严宣告:儒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正统的中华,才是全体中国人民伟大的祖国母亲!2010-11-30东海儒者余樟法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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