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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张鹤慈   转发,张饴慈 我的大学。想了解60年代的年轻人值得一读 2011-06-08 06:37:23  [点击:2211]
序。我的哥哥没有写过什么文章,现在流传的一篇文章,是因为邵
燕翔写信问他,我是否是他的弟弟,他写了一封长信邵燕翔征求他
的同意后发表了,这就是网上流传的【谈谈二弟张鹤慈】

这篇文章也只是高中同学一起要求的每个人写的一篇回忆文章,
今天我刚刚看到,我觉得写的很好,所以转发,哥哥不象我,
从来就不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所以,这篇回忆文章,能够帮助
今天的年轻人了解60年代的中国。


哥哥仍然是厚道人,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及他最痛苦的一面,就是他
的爱情生活,因为他不肯提及这些爱过他,又因为政治压力弃他而
去几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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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宗潞不时地来电话,催我写我高中后的经历。不是我不肯写,
只是目前还没完全退下来,经常孙宗潞不时地来电话,催我写
我高中后的经历。不是我不肯写,只是目前还没完全退下来,
经常出差,无法静下来去想。偶尔坐下来,又感到千头万绪,
不知道从哪儿写起。不过,久拖不写实在对不住孙宗潞他们的
厚意。我想,选一段自己生活的经历来写吧!这样好写些。
我选了刚离开101中的那段生活,即我大学的生活。那是我
18岁到23岁的生活。按理说,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但对我来说却不是。不过,这是我踏入社会、认识社会的开始。
这一段生活对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我们班考上北大的有
:侯馥兴、石体仁、谢云瑞、刘可重和浦汉昕。下面谈到的许
多活动,是北大全校的活动。可是我想,他们未必有我那样的
感受,不会像我那样痛苦。这和我当时在班上所处的地位有关
吧!写完后看了看,很失望。我觉得自己无法把我的感受讲清
楚。别人也未必感兴趣。孙宗潞他们可能更失望,因为这和他
们的要求差距太大。

险些上不了大学

十八岁高中毕业之前,我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中学的生活成
为我最美好的回忆。
高考的发榜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是我人生痛苦的开始。毕业前,
班主任陈司寇老师曾问我:你想过会考不上大学吗?我很干脆地回
答说,没想过。我以为我很懂党的政策,只要自己是要求进步的,
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
那年高考是分期发榜。先是第一类学校,如清华、北大等。当
时,我们班(50人左右)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清华有9个,中国科
技大学有7个,北大有5个。其他人也大都是第一志愿,如北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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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等。我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委
员,学习成绩在班上是很好的。我自信高考的成绩也很好,但却不
见通知书的到来。我的操行评语没有问题。我知道这是家庭的原
因。在那个暑假里,眼看着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录取到满意的学校,
高高兴兴在玩,我却一个人躲在家里,不知自己今后的出路所在。
这个打击,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太大了。在那几天里,我哭哭不出
来,喊喊不出来。整晚睡不着。早上一起来就想这件事,想的难
受,真受不了。这是一种要把人逼疯了的感觉。我太没有思想准备
了。父母都去上班,我一个人在家,想强迫自己不想,却做不到。
想找一件事做做,好暂时忘掉一会儿,也做不到。那是暑假,没事
可做,没书可念。想看小说来忘掉这件事,但根本看不下去。就一
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为了安慰自己,
会自欺欺人地胡思乱想,诸如会不会搞错了或邮局弄丢了通知书
等。同学们很同情我,来看我,安慰我。但能怎么安慰呢!能说什
么呢!他们也不知说什么好,只使得我更伤心。
过后,第二类学校,主要是地方院校,如,北京师范学院等,
也发放录取通知书了。还是没有我。终于,我知道自己不能再念书
了,要准备参加工作了。其实,那个年代,有不少人因为家庭贫寒
而放弃了念书,去工作。和他们相比,我算不上什么,但大概是家
庭关系,我太没思想准备了。从心态上来说,可能当时我更痛苦
些。无奈,父亲托人在科学院动物所给我找了一个实验员的工作,
准备去上班。
那时候,许多同学帮我打听消息。有人告诉我,本来第二次发放
录取通知书时有你,但你父亲为你录取的事给上面写了封信,反而
把事情弄坏了。这表明你和家庭划不清界限。后来,又有同学告诉
我,听说有人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报到的名单里看见了我的名字。不
过,所有这些都不落实,我也没有勇气去打听。何况,那时北大已
经开学好几天了,新生都上课了,怎么可能呢?
9月中旬,发放最后一批录取通知书(那时不被录取的人也会
收到一个通知书),我接到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我的学号是5901215,59表示59年入
学,01表示数学力学系,我是第215名(在我后面还有一名,他是
归国华侨)。那时的排名按地区,北京的学生排在了最前面,从
5901001开始,有20人左右。我是例外。
这一个多月的等待和痛苦(现在看来时间并不长),是我一生中
心情最坏的时段之一。也许是过去一切都太顺利了,也因为这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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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来的第一次,后来碰到更悲惨的事不少,但就心情而言,很难
和这次比。

一入学就被另眼相看

在外人看来,能上北大多幸福啊!也确实如此!相比之下,当时
有多少人和我有着同样的家庭原因而被拒之于大学之外啊!
不过,厄运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我这个迟到者,一入学就成
了‘另类’。许多活动不能参加。例如,全班同学去机场迎接外宾(记
得是刘少奇在机场迎接几内亚总统杜尔),我和几个同学被留了下
来;那一年人民大会堂刚建成,全班同学去参观,我们几个人还是
被留了下来。不仅留下来不许去,还要开会,表态谈感想。这样的
屈辱生活,和几个月前在101中的生活相比,天上地下!
入学后的政治学习。大家都照着社论说着一样的话,和中学完全
不同。我十分不习惯。更可怕的是,只要我一发言,小组的学习立
刻就变成了对我的批判。其实我说的和大家说的都一样啊!但总有
理由批我。连我的发言时间也不对,也要批。我发言晚了,不对!
发言早了,也不对!在中间时间发言还不对。弄得我无所适从,每
次开会都提心吊胆。
记得在中学时我们就被告知,有问题应主动找组织汇报思想。但当我很苦
恼,去找辅导员时,他却说他没有时间,不和我谈。他可以和出身好的同
学一起打球,一起玩,却故意地不理我。那时候,真难啊!心里真苦啊!
记得这个辅导员后来只找我谈过一次话,他把我平时在宿舍里说过的话,
列举了一堆,说我吹嘘家庭(指我家在北大,父亲是北大教授)等等。可
有许多话我根本就不记得是否说过那时我才知道我的一言一行都有人
向上汇报)。但你能不承认吗?然后他问我怕不怕被开除团籍。(当
时班上刚开除了一个同学的团籍。)
当然,这一切不是专门针对我的。班里的整个形势都充满了这
种肃杀之气。开学不久,班长汪进仁因出身不好,被整了下来(从
那以来,他成了一个萎靡不振、胆小怕事的人,直至今日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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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然后是批斗我们的解析几何老师程庆民。他讲课很好,但
他是右派(他曾是系团总支书记)。我没看出他讲课时放了什么
毒,也不记得批了些什么。但,在全年级上百人的批斗会上,我第
一次看见开会时动手打人的情景。激进的学生上台去抽老师的耳
光。看得我心惊肉跳,不知道自己今后将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
境之中。

“交心”

接着,在同学中开展“交心”活动。
在高中时,我经历过一次“交心”。那时大家什么心里话都谈,谈
完以后,同学之间彼此交谈,互相帮助。我还以为这次和我们高中
时是一样的呢!于是,仍像高中那样,谈了许多,而且有不少是高
中时曾经谈过的。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谈过些什么,应该有不
少该挨批判的话吧!正因为如此,领导决定让我在大会上“交心”。
其目的是,以我为“榜样”,引导同学们像我那样“交心”。不过,我们
这次“交心”后,得到的不是互相帮助,而是批判。
一个广州来的同学王则柯(他现在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在“交心”时说:他们中学校长在传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讲话时说,
陶铸讲:“广东亩产3000斤以上的报道都是假的”。这还了得!人们
拿出了人民日报,找出亩产3000斤以上的报道。问这个同学:你是
相信你们校长,还是相信党中央的报纸?
另一个来自广东、叫李测章的同学,犯了大忌,他居然说:他们
那农民说“共产党比不上国民党”。结果李被重点批判,开除了团籍
;后又以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原因,被退了学。从此,没有了他的任
何消息。(我们数学专业有三个班,每班不足40人。据我所知,大
学期间,在其它两个班里因思想反动被提前勒令退学,甚至劳动教
养的,就有:陈华贤、林世忠、彭先度、麦秸华。陈的状况和李测
章几乎相同;林和彭则被公安局带走;离毕业还有一年左右,麦秸
华被勒令退学。他离校后,做过各种临时工。下矿挖过煤,身体全
垮了,疾病缠身。后来在农村小学代课教书。“文革”后,他考上研
究生,在数学研究上成绩斐然。是我国著名的拓扑学家。)
“交心”后期,要求每个人“主动”报名申请被“系统地”批判。谁敢不
报名呢!在第一学期末,选了二个典型,在班上接受系统的批判。
一个称作“白专”道路典型;另一个称作“粉红色”道路典型。其批判
之猛烈,给全班极大的震撼。但是,这还没完,到第二学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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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找了两个“问题”更严重的同学(其中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李测章,
另一个叫何怡生),进行批判,这次批判更厉害,有那种敌我矛盾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味道。不久,李就被勒令退了学。虽然,到
62年,对这些批判进行了甄别,向他们进行了道歉,但对他们已造
成了终身的伤害(李测章就拒绝再回校学习)。2007年,一些北大
老同学聚会,当何怡生(现北京教育学院的教授)听说打算请我们
一年级的辅导员时,立刻就表示自己不能参加,说一回想当时的情
景就很刺激、心情受不了。
我虽没有被选中为典型,但仍在批判之列。不过,我也确实“应
该”被批判。2005年,何怡生对我说,一年级向党交心时,我在北
大地学楼113教室的‘交心’大会上说过,“中国共产党过去是光荣、
正确、伟大,但怎么能‘证明’它今后永远光荣、正确、伟大呢?”。
我竟然说过这种话!我完全忘记了!当时,这种话不被看成是反革
命,真是万幸。(有人会认为,这是我学数学,学傻了。不过,现
在回想起来,这只是常识啊!那时的情形是:人人都知道这个常
识,但人人都不说而已?还是说,那时人们被“教育”的连常识也没
有了?)
那时形成的气氛是“红色恐怖”。我们这些人在行为上没有出
轨。不过是对一些问题多想了一些,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并没有
宣扬自己的这些看法,而是以一种“待罪在身”的态度,战战兢兢向
组织交待。就是这样,也不能被谅解。常常是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
么,就受到批判。例如,当时已经吃不饱,有人甚至浮肿了。何怡
生有一次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虽然现在吃不饱,但我们能克
服。祖国的前途是好的、是光明的,……”。话没说完,立刻就有人
起来批判他,说,“我们现在吃得很饱,和解放前相比,根本就没有
吃不饱的问题,吃不吃得饱,这是阶级感情问题”,等等。那时,我
们这些被划入“另类”的人,有随时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危险。
我在那个学期,非常怀念101中的生活,怀念中学的同学。
但又十分自卑,不知向他们说些什么。我总问自己,我是怎么了?
我和几个月前还是一样啊!为什么处境变成了这样?

运动和劳动不断

进入寒假,全系开始批判牛顿、柯西等数学家,最后落实到,
要编写一套“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教材。那时我们一年级的学生连微
分和积分的概念都还不知道(当时只学到函数的连续性)。正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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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我们才被领导认为是,最少保守思想、最没有条条框框的主
力。由于我们学的数学太少,许多东西都不懂。就要求高年级的
同学只许谈观点,不许涉及具体内容。然后,在辩论会上,用“矛
盾论”、“实践论”来批判。就这样,虽然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寒假
中,却编出了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教材,并向学校报喜。整个寒
假一天假也没放。相反,天天开夜车,每天的辩论会都在夜里12点
以后才开始。最早也要两三点钟才能睡觉,六点多就起床。晚上天
天去食堂吃夜宵。我家就在校内,我却连春节除夕都回不去。老实
说,不仅政治上我落后,就是这种没有休假、没有自己任何空闲时
间的生活也使我很痛苦。
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运动和劳动不断。我已记不住其间的
先后顺序。在批判了何怡生他们后,主要的活动有:参加在校内六
公寓盖教工宿舍的劳动、去十三陵修公路铺管道、去城里的人民公
社搞超声波、在实验室里搞电器元件的技术革新、加上全校的搞卫
生等。
就说说打扫卫生的事吧!打扫卫生要整整停课一周,每天从早
到晚,一直到半夜12点以后,不停地搞。大家趴在地上用抹布一点
一点地擦地。每晚验收前不许我们进宿舍,怕踩脏了。为了使宿舍
显得整齐,让棉被颜色相同或近似的同学住在一个宿舍。书架上放
满的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同一种书。深更半夜也会组织各系之间的观
摩,回来开会、找差距。为了整齐干净,我们班提出,把六个人一
屋的宿舍改为住八个人。空出一间宿舍把大家的‘破烂’放进去。这
样,我们住的宿舍里基本上没东西。表面看,是干净了,但生活上
却变得十分不方便,大家不时地要去那间空宿舍去取东西。那里面
被翻得乱七八糟。
就这样,整个一个学期,周末都不休息。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
的,只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有时连洗澡都需要全班统一安
排时间,一起去洗。101中校庆那天,因为是离开101中后的第一
个校庆,我多想回去看看啊!但不许我请假。北大和101中近在咫
尺,骑车用不了15分钟,我却回不去。由于所有活动安排的太满、
太紧,人们已经吃不消,上面提出了“劳逸结合”,要求有适当的休
息时间。但这根本就是一句空话。直到60年年底,三年困难时期到
来,人们消减粮食定量后,才有了真正的“劳逸结合”。
有许多东西,只有当你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可贵。那时候真想念
书啊!在这个学期,我们上课的时间,加起来却只有一个多月。
记得期末考“数学分析”,考的内容不是数学本身。而是,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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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践论”来分析所学的数学。是按小组来考。即以小组为单
位,选一道题目,集体准备,然后,派一个代表当众回答。我记得
我们小组的题目是:“试从泰勒公式看精确与近似的辩证关系”。其
它一些题目也类似,如“用矛盾论来分析积分与微分的关系”等等。
暑假里,留在北京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大兴农村劳动。在大
学期间的各次劳动中,我都很狼狈。因为,就劳动来说,我确实比
不上出身工农的同学。不会干活,体力也不行。我拼命地干,累得
不行,但最终还是落在同学们的后面。边上很少有人关心你,帮助
你,却不乏看热闹、看笑话的。其心情可想而知。
二年级开学不久,全校停课集中学俄语。当年春天中苏论战公
开了,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长篇文章。我们念的就是这
篇文章的俄语版。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再给每人发一本厚
厚的、油印的、单字表,当字典用。学习的形式是全班同学坐在教
室里,外语老师坐在前面,从早到晚,每个人自己看书,一直到吃
饭休息。吃饭前要汇报自己读了多少。没想到的是,这种学习是竞
赛式的,学校里的大喇叭天天广播着,某某系的某某同学一小时内
读了多少个印刷符号,又打破了纪录,等等。大跃进式的记录不断
被打破,从一小时几千个印刷符号,到几万个,甚至十几万个印刷
符号。学习两天之后,我和几个同学就成了落后分子。每天晚饭前
被留了下来,谈自己的思想认识。因为当时的观点是:所以读不了
这么多个印刷符号,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思想的问题,是思想不
解放,落后、保守。因此,被留下来,提高认识。这样几个晚上下
来,晚饭吃不上,洗澡也没了时间(因为每个晚上还都安排有活
动)。于是,我们也开始瞎说,如果有人说,读了三万个印刷符
号,我就说,读一万个或两万个。不做牛头,但也不做鸡尾了。那
时还有验收,当场让学生翻译他所读的内容。其实,《列宁主义万
岁》的中文意思我们学习过不止一遍了,只要一看某一段的开头,
不难知道这一段的意思。所以验收不难通过。一周后,开庆功总结
大会。总结中提到了我们几个人,说: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一小时能
读几千、几万个印刷符号。可事实给他们当头一棒,最后连他们自
己也读到了几万个印刷符号。当时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心想真是活
该!

十三陵修铁路

到了10月中旬,学校组织各系学生,到十三陵新校址进行修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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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大会战。 历时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劳动。那是“劳
逸结合”的前夕,人已经吃不饱,但劳动强度却极大。我们的任务
是修路基,也就是挖土、填土,主要是两个人抬着满满的一筐土,
从低处往高处运。我们班,在劳动中,动不动就搞“运动会”。即限
定十分钟,比赛,看谁运土的次数多。十分钟下来,胜似跑一个三
千米的长跑。每个人都气喘吁吁,脸色苍白。但过后并不能休息,
还要接着干活。过一个小时左右,再来一次“运动会”。这样几次下
来,几乎人要虚脱、休克。(在这次劳动中,我们年级的一个同
学,因肠梗阻突发,来不及抢救而去世。)
其实,在这一个月的劳动中,仅仅走路就已经消耗了极大的体
力。由于全校参加这次会战的人多,只能分散住在各处。我们班住
在山上一个很大的鸡舍里(这是58年大跃进时国家某部委建的,
后被废弃,成了我们的住地)。每天从住处走到工地就要近一个小
时,而且随着路越修越远,走路的时间就越长。最后,往返工地的
时间近三个小时。我们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天还黑着,路都看
不清,大家只好排着队,每个人紧跟着前面的人,沿着小路下山。
由于困和累,一路上,大家睡眼惺忪、跌跌撞撞。到山下,在露天
中,吃完饭,再奔向工地。晚上收工后,在山下吃完饭,再爬山回
来。到宿舍总要八点多。每天早出晚归,看到的只是满天星斗。直
到十月底,劳动中间休息了一天,才看清了我们住处周围的环境,
看见了周围的柿子树和山上的小路。
开始,回到宿舍还要政治学习。但大家实在太累了,坐在地铺
上一下就睡着了。无论怎么批评,也拦不住大家的睡意。于是,班
干部想出了新的办法。让每个小组排队回宿舍,利用走路时间长的
特点,要求每个组,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政治学习。这叫做“走
路革命化”。所谓学习就是结合当天的劳动情况做总结,通常的内
容是,批判我和几个落后同学的表现。还是那样,我无论说什么都
要被批判。例如,别人说,修路时想起了高中读过关于保尔 柯察金
筑路的课文,就以保尔的精神要求自己。我也谈到有同样的想法。
但,我招来的却是一通批判。
在我们住的“鸡舍”里,大家都睡在地上,很挤。天气已经很冷
了,地上有厚厚的一层霜。许多同学睡觉时基本不脱衣服。我们都
累垮了,很虚弱。我们班有一个华侨叫卢才辉,他回国才一年多,
无论生活还是劳动都很困难。但他很要强、很努力。那时,他穿着
厚厚的棉裤睡觉。半夜里他总要爬起来上厕所。有好几次,他还没
来得及走出我们住的工棚,就憋不住了。把尿全尿到了棉裤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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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穿着尿湿了的棉裤又回来睡觉。第二天还穿着它去干活。(卢
才辉后来成为我国做出突出贡献、多次获奖的代数学家。不过,他
的身体在大学就垮了。刚上大学时,他还打篮球、游泳、打羽毛
球。快毕业时,却常常在起床时,爬不起来,已经要别人搀扶、帮
忙了。毕业后,长期在京郊门头沟的一个中学里教书。现在,疾病
缠身,每天靠吸十几小时的氧气度日。)
10 月31号休息一天。偏偏我把那天的粮票丢了。现在人们可能
已经很难体会当时吃不饱的感觉了。好在那是月末的最后一天,又
不干活。当人们都下山吃饭时,我一个人坐在被窝里休息。我只和
别人说我不想吃。可是,两个和我要好的同学,王志清和罗启成,
他们下山去把饭打了回来,我们三个人吃他俩的饭。

好友王志清

我上大学后第一个认识的同学就是王志清。他来自哈尔滨,家
庭出身不错,哥哥是中学校长,党员。他为人忠厚,善良。在大学
近6年的生活中,我们两个人差不多一直同宿舍。吃饭和念书都在一
起。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早上一起睡懒觉,赶到教室。上200多
人的大课时,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晚上,一起去自习。在劳动中,
他总帮我。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会一起出去走走。刚入学时,他念
书没有信心,总要和我对答案,我还批评过他。临毕业时,他念书
已比我强。
也许是出身不同的关系,他比我现实的多。尽管他出身好,但
他不是共青团员(三年困难时期,我还做过他的入团联系人,但他
始终没能入团)。相反,他爱发牢骚说怪话(实际上是大实话。例
如,他乒乓球打的不错。但他说:“我打球只是喜欢玩,我从没想过
打球是为了祖国而锻炼身体”。我们班会打篮球的人不多,班级之间
的比赛总输,他就和团支书说:“这是因为没有政治挂帅的结果”。
有一次,团支书到我们宿舍,他向他说:“我这有一堆脏衣服,你学
雷锋,给我洗洗啊!”)。这使他成为我们班上的‘落后分子’,只是
由于出身好,没有对他进行过批判。他比我更冷静、更现实,但也
更悲观。
毕业时,他是少数的幸运儿,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但‘文
革’后,他心情更悲观,那时他可能会去三线的大山里。想到会和在
大连工作的妻子长期两地分居,想到这无休无止的运动,他觉得活
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意思。我隐约地感到他有厌世的思想。

10

那时,我在平谷的农村下放劳动。大概是70年,我有几天假,
从下放的农村回来看他。利用他下班后的时间,两个人在北太平庄
的一家小店匆匆地吃了顿晚饭。当时,工作队刚刚进驻他们单位,
搞运动。他有些紧张,我却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一天,
我在生产大队办公室的桌上,发现有一封我给王志清的信。信已经
破烂了,上面不知谁歪歪扭扭地写了“此人已逝信退回”几个字。当
时我没反应过来,以为谁和我开玩笑。过了一会我才清醒过来。知
道我给他的信所以会在这里出现,只能是被退回来的缘故。他肯定
出事了。但我不敢去打听,也无从打听。
后来我听说,我们分手不久,院里组织对他的批判大会。开会
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办公室写检查交待;别的人写批判他的发言
稿。当别人准备回去睡觉时,他说,他还没写完,待一会再走。等
其他人走后,他自杀了。死时只有28岁,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一个
不足三岁的女儿。我和他北太平庄的见面竟成为诀别。
王志清来自东北,喜欢滑冰。而罗启成是学校冰球队的。他们
之间关系很好。罗出身不算好,被分配到唐山的一个中学教书。‘文
革’后期,调回他的老家天津。76年夏有机会去唐山出差。去看望我
们年级与他同分配去的同学。在一个老同学家谈到深夜。当晚老同
学留他住。他说,他出差住在宾馆,条件好。不想,当晚发生了举
世震惊的大地震。他惨死于地震。如果他不到唐山出差,如果那晚
他挤住在老同学的破平房里,他可以躲过这一劫。

我在大学的心态

那时,我的状态是,痛苦但又觉得自己落后,想拼命地改造自
己,又总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我常常奇怪,在像“搞卫生”、学俄
语和劳动中,别人怎么能有好心情而我却不行呢?现在想来,这应
该和我处的地位有关吧!如果我不是身处“另类”,而是积极份子,
同样的活动,大概我的思想会很不同吧!例如,高中时,打麻雀、
大炼钢铁、通过劳卫制等活动,现在想来,有些行为也很荒唐,但
身处其中的我,心情却完全两样,充满着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
;不仅没有任何痛苦。相反,那段生活成为我一生中十分美好的回
忆。不过,我想,最使我痛苦的是,那种人整人的生活。这种整人
的情景,在中学时是根本无法想象到的。而且,当时别的学校未必
如此。即使北大当时很‘左’,但各系的情形,实际上还是很不一样
的。我们数学系里,也不是都像我们年级这样“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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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发现,我和工农出身的同学比,生活和感情确实不一
样。有几件事至今印象很深。
我刚一入学,就发现同宿舍的一个广东农村来的同学,他几乎
没有行李,他的棉被只是棉絮而已,既没有被面也没有被里。这样
的差距十分显眼。使我有一种对不起他、觉得自己有愧的感觉。
有一次,我从动物园坐车回家,在32路公共汽车上碰见一个同
学,他到黄庄就提前下车了。我原以为他有什么特别的事,后来才
清楚,他提前一站下车,是为了省5分钱的车钱。这对我来说是从未
想过的事。
记得第一年的新年晚会上,全班同学在一个教室里聚餐、演节
目。聚会开始时,团支书对着毛主席像说,今天能吃到这样好的饭
菜,不要忘了党和毛主席。当时这几句话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对我
来说,我根本就没觉得这些菜有什么特别的好,也更不会为此想到
党和毛主席。
更糟糕的是,和别人的差距不是指“跟得上跟不上”的问题,而
是‘想不想跟’的问题。比如,学雷锋,每个人都在对照雷锋找差距。
但对我来说,不是找差距的问题;而是我对雷锋的许多做法根本就
不想学。比如,在火车上念报纸、唱歌,搞宣传。我不但自己不想
搞,而且,见到那些搞的人就心烦。我讨厌“驯服工具”的提法,报
纸社论却要求我们做一个‘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我,一方面觉得很
不舒服,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真落后。那时我还很虔诚,觉得自己
真落后啊!不过,在整个大学期间,我会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和组织
谈(到了二年级我们换了辅导员。二年级下学期,形势也变了)。
我是幸运的。也许是我那时的态度,我没有被打成反动学生。不
过,在我的一生中,在不同的单位里,多次听到领导对我说过这样
的话:‘我随时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三年困难时期

60年底,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
运动停止了。虽然,也有政治学习,也下乡劳动,但不再整人。而
且,为过去的运动搞甄别、向一些被整的人道歉。学校又开始念书
了。班上原来的“积极分子”,有些人灰溜溜的。特别是,当时极左
的同学中,有少数人,竟然涂改饭卡、偷东西。我们班有一个叫熊
硕基的同学,极左。每次开会发言批判特别积极。一年级时,我们
在校内的六公寓劳动,工地上有一个右派,熊就拿一根木条,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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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会去打那个右派。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现在一开始念书,他不
行了。书念不好。更可恨的是,他在大饭厅里对看电影的女同学耍
流氓。不止一次地被扭送到校卫队。最后,被勒令退了学。这些事
给我震动很大。以前我总觉得他们都比我觉悟高,各方面都比我
强,自己望尘莫及,为此还十分苦恼。现在,突然发现他们中竟有
这样的人。许许多多都是假的,是骗人的。有些人是在演戏,他们
踩着别人往上爬。我第一次发现人心是如此地险恶。
当然,在大学的生活中,也有美好的回忆。我最痛苦的日子是
刚入学的一年半和临毕业的最后一年多。中间那段时间,赶上三年
困难时期,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在那段时间,我真正地念了一点
书。算是对数学入了门。我也会和家里人一起进城看京戏(像《杨
门女将》、《铡判官》、《荀灌娘》等);会拉着同学去五道口
剧场看话剧(像《伊索》、《偽君子》、《雷雨》、《北京人》
等。这后来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用资产阶级文艺作品腐蚀工农同
学!)。有时我一个人骑车去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看苏联电影。
(“反修”以后苏联电影只在很少几个电影院放映,放映的场次也很
少。)记得我往往是下午进城,买了电影票后,在西单的一个吃冷
饮喝咖啡的地方,一边翻译《数学——它的内容、方法和意义》一
书,练习我的俄语;一边等电影开演。有一次,外面还下着小雪,
至今想来还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在那段时间,看得最多的还是小
说。也许是心情的关系,我不愿看悲剧情景的书,例如,英国哈代
的小说;也不喜欢看屠格涅夫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女主人公都
很光彩夺目;但男主角都很窝囊,让人很不舒服。也不喜欢狄更
斯了。那时候,喜欢的作家是:易卜生、肖伯纳。雨果的小说《九
三年》也给过我很大的震撼。国内的东西,喜欢的是鲁迅的杂文、
是古诗词。不过,当时真正影响我情绪的还是苏联的电影和小说,
像《船长与大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小说也很一般。但当
时,给我影响很大。也许是因为它们贴近我的生活,小说中描写的
一切,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都使我十分向往。不管是虚妄也好,
还是阿Q的精神也好,在当时,它们对我都是一种鼓舞。使我相
信,尽管我现在有着种种不如意的遭遇,但天还是蓝蓝的,春天就
在你的周围,生活还是美好的。
同时,在我这几年的生活中,还有不少真正关心我、帮助我的
好朋友。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他们对我的友情,也使我能对生
活没有丧失信心。尽管不同时候情绪也不同,会起起伏伏。但在最
痛苦的时候我还是挺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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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上北大

在63年,我家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我二弟和郭世英他们
一起被劳动教养。这大家都知道了,不再多说。二是,我小弟上大
学。他是清华附中毕业的。书念得极好。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的获奖
者。毕业前,清华大学来人暗示他:只要他报考清华,就一定能被
录取。可他和我一样,偏偏要考北大物理系。高考发榜后,他被录
取到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系。但那是他的第18个志愿了。父亲心里
不好受,觉得家里耽误了他,就去找北大校长陆平,问我小弟不被
录取是否是因为家庭的关系。那时,对出身不好的人,正在宣传‘重
在表现’的政策。陆平一口咬定,不会是家庭的原因,一定是我小弟
没有考好。并答应派人调查。后来,物理系的副系主任沈克琦还亲
自去了清华附中(我小弟在中学的“操行评分”是:优。这在当时并
不多。)。结果,我小弟又接到了一份北大物理系的录取通知书,
上了北大。我们同在北大念书有两年,他很少和我谈他的状况。只
知道他曾经是校摩托车队的。车开得很好,又会修车。是队里的主
力。但不到一年,因家里原因,让他从队里退了出来。他是他们班
里唯一入不了共青团的人。“文革”开始,陆平被揪斗。我小弟的宿
舍床头立刻被贴满了大字报。因为他的入学是陆平“招降纳叛,结党
营私”的罪证之一。好在那时我已离开了北大。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了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同学中的地位有了变化。在班上当生活
委员,管同学的粮票。在当时,粮票对同学来说,至关重要。我也
深感同学对自己的信任。后来,原来的班长因病休学,我糊里糊涂
地当上了班长。但没多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了。班上
的许多事,就不让我知道了,一切由团支部讨论(后来我知道,班
上的团支部开始给学生按政治表现排队:左、中、右)。我不仅被
架空,而且又开始被批判。举个例子。当时我们是概率统计专门化
班。但是大家从来没见过许宝騄先生。许先生是世界知名的概率
统计学家,因身体不好。只在家里给北大和科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
员上课。不教本科生。班上的同学说,来北大六年,学的是概率统
计,连许先生都没见过,会很遗憾。提议过年时,全班到许先生家
去拜年。于是,由学习委员组织,全班同学到许先生家。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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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着,站在他家的客厅里,团支书代表全班念了一封贺信,就退了
出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因为我父亲、叔叔和许先生很
熟。从小我经常看见许先生。特别是,他住中关园时,天天就在我
家附近散步。(大学六年,数学系、科学院认识我父亲、叔叔的教
授,一个也不认识我。那时,不讲究走门路吧!)但不久,批判来
了。质问我:过年时,为什么不组织同学给党总支拜年,为什么给
资产阶级教授拜年?念贺信的团支书成为批判者,而我和学习委员
成为被批判者。
又例如,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讨论革命接班人问题。出现了
像《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等文艺作品。不少内容都
是讲革命干部、工农兵或他们的子女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故事。当时
我们班准备新年晚会时,班委里有人提出,在班上也排演一个类似
的节目。反映“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情形。不想,
第二天,立刻就质问我:“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什么意
思?为什么不检查你们自己的思想,为什么丑化出身好的同学?”临
毕业那年,这类大大小小的事不断,不必细说了。

长达半年的毕业教育

最后的半年赶上北大的“四清”。对我们进行了半年的毕业教
育。近半年的时间,什么也不干,就是政治学习和批判。每个人要
彻底地清理思想。分阶段地清理:59年反右倾批批彭德怀时的思
想和表现;60年反修时的思想和表现;三年困难时期的思想和表
现;62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以及“学雷锋”的思想和表
现;最后是,是否愿意服从分配的教育。这半年的教育,实际上是
整人的半年。每个人,人人过关。先是自己总结,然后,小组提意
见,总结和检查通不过的,再重来。出身不好的同学自然是重点整
治对象。但同时,一部分出身好的同学、干部也在整另一部分出身
好的同学。那些挨整的人,大都是平时对我们出身不好的同学比较
关心、帮助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有的人是发泄个人的恩怨。我亲
眼看到一些人搞小动作,拉帮结派。小组会上,人们开始翻老账,
把大学中的一言一行都抖了出来。每个人都很紧张,战战兢兢。为
了制造气氛,在这期间,还开大会批斗了我们年级的两个学生徐明
耀和张世林,当场给他们戴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后来,徐明
耀被分配到唐山。现在他是北大数学系的教授。张世林是“摘帽右
派”,当场被送去劳动教养,至今去向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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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分配教育中,许多同学谈到,作为北大学生,有不愿去
中学当老师的思想。于是,“四清”工作队决定:我们数学专业的学
生,由“四清”工作队直接安排。让大部分学生去中学。其分配没纳
入国家分配计划,也没上报国家计委。(我们分配后不久,我父亲
碰见关肇直,他是我国著名的泛函分析专家,抗战时期和我父亲同
在成都燕京大学教书。父亲问他,科学院数学所为何没要我们北大
的这届毕业生。他当时是该所的党委书记。他听后很奇怪,说,不
知道有我们这届毕业生。而我们下一届的同学,即60级的同学,改
为5年的学制。我们离校后不到两个月,他们也分配了。那时,北大
的‘四清’被翻案。他们,包括我们年级因学习不好留级的同学,都分
配到了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
我还是旧习不改,总想念书,想考研究生。但那时报考研究
生,要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才成。我的申请自然不被批准,我没有
权利报考研究生。

离开北大

65年4月23
日,我和一批同学被分配到北京市教育局。教育
局让我们先去京郊农场劳动一年。然后,再分配到中学教书。也许
这是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今后一生大概是做中学教员了吧!
我从小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即使在大学这样的不如意。也以为将来
能在一个学院之类的地方教书。特别是,和中学同学比(北大虽然
很左,但我们中学同学中考上北大的,如侯馥兴、石体仁、浦汉
昕、谢云瑞、刘可重,比我分配的都好。都在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啊!),使我的心情又变得很坏。
在京郊农场劳动那年,有一段时间是进城掏大粪。一早四、五
点,坐着农场工人赶着的车出发,八九点钟到城里,在居民区掏
粪。虽然浑身臭烘烘的,但活不算累。午后不久就能干完。吃完午
饭,在熙熙攘攘的路边行人道上,找一棵大些的树。在树阴下铺上
麻袋,躺在上面,脸上盖上草帽,睡上一觉。然后再赶着车慢悠悠
地回去。看见旁边飞驰而过的大轿车。我会瞎想,这是哪个研究所
的车吧!车里有我的同学吗?我看看自己这身臭烘烘、又脏又破的
打扮,心想,我也是北大毕业的呢!
66年春,北京市决定,和上海那样,办一所为半工半读学校培
养师资的师范学院。那年3月,我和几个同去教育局的同学,被提前
抽回,参加筹建工作。我们报到后,先下工厂劳动、体验生活。不
到两个月,北京市委垮台。“文革”的劫难开始了。不过,那是后话
了。

我也伤害过别人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不想让人误解为,我只是一个受害者。
在“文革”中,我的同事中,有一个老者,叫侯荣根。他和我的关系
非常好。但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被清理了出来,说他是特务。
其实,他当时是北京一个小厂的工人。被斗的原因是:解放前夕,
在当时街道联防的组织中,有他的名字。那时,对他的揪斗十分厉
害。而我也跟着大喊大叫。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里十分卑劣,就
是想保住自己。为此,不惜对别人造成伤害。多年以后,他平反
了,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看来他没怪我。但我却无言以对。我们
离开已经很远了。不在一个单位。我没敢再和他联系。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还有。但被批判的人大都和我关系甚浅,甚至他们不认
识我。我上纲上线的批判,虽然也是违心地为了保护自己,但只是
混在同事之间的表演。从对被批判者的伤害程度上看,惟有这次我
对人伤害最深,最不可原谅。不过,这种事在大学还没有发生。还
轮不到我去批斗别人。每次开批判会,我也发言批判别人,但同时
还要联系自己,说自己和他的思想有类似之处,或自己没认识到他
的反动言论有多可怕,等等。也许是没有机会,也许是刚刚踏入人
生,还不知所措。我没做太出格的事。但我清楚我自己:我并不比
别人高尚。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应该“感谢”这几年的经历。正因为有了这
种种的经历,使得我在后来的“文革”中,在更大的冲击下,能“安
然”度过。面对“家破人亡”时,能“心如铁石”。

张饴慈
20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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