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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所跟帖: 曲路明 哈哈封兄之言当然信服,老李所谓“从头到尾”关键在“尾”,他   2011-06-08 19:38:37  


作者: paul   封從德說的同樣是難以證實或證偽的一面之詞 2011-06-08 21:25:56  [点击:2834]
作者: paul 「谢谢云儿 读封从德先生动人篇章有感」 2011-01-08 06:57:16 [点击:416]

谢谢云儿提供封从德先生的文章。也许我对政治人物比较残酷,因此拜读之后,觉得并不能令我感动。如果说在大陆那复杂政治环境中,王丹、王军涛在黄雀行动中都可能在最后一刻因朋友出卖而功亏一箦,那柴玲、封从德不但经济拮据,无需花钱作掩口费,反而在长达十个月逃亡途中处处遇贵人,有人还把结婚预备金相赠,甚至向亲人留下与遗嘱无异的口讯,准备舍身救人,那柴玲、封从德可能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才可以让变幻莫测的人生,所有的偶然都化成美丽的必然。

其实,香港支联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期,携带大量现金给天安门总指挥部。我相信照常理这么大笔的金钱没理由弃之如敝屐,学生在生死关头留一些做安全自保或逃命费亦无可非议。在网上,封从德、柴玲及其他六四学生之间有激烈舆论攻防战,封从德也写了颇多文章自辩。金钱问题事关清誉,有关当事人都撇得太清。特定纷乱时空下的纷争,各方说法都难证实或证伪,不能说领袖说的都是真理,小兵说的都毫无理据。漫漫流逝的岁月,埋葬了多少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揭开了无数鲜为人知的秘密。这就是历史的无奈。

也许封从德毕竟曾经生活在中国,因此其所写的《谁帮助柴玲逃出中国》,把主角阿洪过于拔高到完美无缺,令人觉得戏剧化和夸张化,易生不太写实的反面效果。过于美化不但不利于正面形象的型塑,反而会适得其反使人觉得虚伪。

根据《黄雀行动与营救吾尔开希》报道,司徒华说:“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给我,说:『我是柴玲,我来了香港。』于是我立即叫张文光去接她;第二,通知法国驻港总领事馆,之后用车载了她去法国领事家;第三通知政治部,最后买机票第二日走了。”

http://news.hk.msn.com/local/highlight_article.aspx?cp-documentid=4762456

根据谷歌地图,司徒华所说的柴玲、封从德坐船在马料水码头登陆,与中文大学近在咫尺,直接去找支持六四运动的中文大学学生会,打电话给司徒华。这是最安全快捷的求救良方。司徒华之说合情合理可信。可是,封从德的“动人篇章”却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从马料水登陆后,舍最安全快捷的求救途径,与一箭之地的中文大学擦身而过,反而跟阿洪(应该是司徒华所说的姓梁的)去喝咖啡,惹人疑惑目光后急忙去置装,才敢乘搭巴士、地铁,闪闪躲躲入市区找国内朋友的表亲求助,被拒后才回头往郊区向中文大学求助。阿洪如此大绕圈子费周章为哪般?如果有小人之心,可能会问:是为了多层次煊染阿洪的情义相挺,无私无畏,还是证明他在无可奈何下必需跟随柴玲、封从德走上一条不归路,移居法国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实,即使在弹丸之地,交通便捷的香港郊区和市区之间往回,也不会多耽搁多少时间,不可能成为“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的阿洪回不了大陆的理由。

福尔摩斯说: “当你把不可能的因素排除後,不管剩下的是什麽,不管是多麽的难以置信,那就是事实的真相。”如有人本来的打算就是搭民运领袖光圈顺风车移居外国,那动人的篇章是否能够依然震动人们的心灵?但愿我是错的,请包容。


作者: paul 「再评封从德动人篇章《柴玲如何逃出中国》」 2011-01-10 00:54:47 [点击:758]

我用古狗做了功课,用电邮向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海事处,及曾经在中文大学读书的朋友请教;看了封从德大作《天安门之争》中的《柴玲逃亡的故事 阿洪—无名氏散记》中,有关阿洪事迹的更完整描述,有更多的问号在我的脑际徘徊,挥之不去。

质疑是寻找真相必经之途。真金不怕红炉火,只要是真相,就不怕别人质疑。真相越辩越明,在质疑中事实真相会更清晰。也许对民运政治人物的残忍,乃是对民主运动和普世价值的支持。

季兄说:“我到过那个马料水码头,我不认为这里生人很快可找到中大。”季兄当知中文大学与马料水码头隔吐露港公路相望,近在咫尺。在谷歌地图上之所以显示马料水码头往中文大学要步行17分钟,是因为从马料水码头往中大要绕道先经大学火车站。封从德一行于1990年3月底在马料水上岸后,整个马料水只有中文大学,无任何民居和商业楼宇,还没有科学园和凯悦酒店。在马料水码头登陆后,除乘搭稀少的计程车外,只能步行先往大学火车站,才有公共交通工具。由于火车站与中文大学毗连,在大学站有专门出口往中文大学。阿洪一行要离开马料水,不难发现往中文大学之路。

当年封从德一行在搭巴士地铁之前,除火车站和中文大学的餐厅外,马料水码头附近根本无任何咖啡吧或其他餐厅,不知阿洪如何神通广大,可以带封从德、柴玲到“就近”咖啡吧用餐?更不明白阿洪如何在马料水步行,可以有本事找到“附近市场”帮柴玲、封从德买衣服。买衣服要往沙田、大埔,那是要搭火车的。封从德说:“阿洪带我们去附近市场买一身衣服换上,然后才敢乘坐巴士地铁。”这不知从何说起?不相信的网友可以发电邮或打长途电话到中文大学或港铁大学站,问问谁有本事自1990年3月底到现在,可以在马料水(现多称大学站)附近找到有衣服卖的市场?

封从德说:“一身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样子,在香港大街上行走极易引人怀疑。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偷渡客,一张口便会露馅。无论警察、记者还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员,随时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是,奇怪的是封从德、柴玲明明“记得广场有位香港同学的学校叫中文大学”,却不居于安全考量立即就近在人迹虚少的市郊马料水向热情单纯的中大学生会人员求援。反而不怕夜长梦多,不畏“警察、记者还是黑道乃至中共人员”“随时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远入市区,去找 “国内朋友的表亲 ”以求助。

费解的是阿洪、封从德一行从马料水入市区,竟然是乘搭巴士地铁,而不是搭火车往九龙塘无缝接驳地铁。当年根本没有巴士可接驳地铁,因为无生存空间。柴玲、封从德抵港之后一两年,大学站(最初叫马料水站)才有少数巴士往返郊区新市镇马鞍山。

司徒华说:“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给我,说:‘我是柴玲,我来了香港。’于是我立即叫张文光去接她;第二,通知法国驻港总领事馆,之后用车载了她去法国领事家;第三通知政治部,最后买机票第二日走了。”由柴玲一行到港后马上被安排匿藏有外交豁免权的法国领事家中,以及第二天立即飞法国,可见当时政治、外交和安全形势之险恶。

在如斯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曾与支联会赴京代表会面的天安门总指挥柴玲,不可能不知道香港有司徒华,支联会和教协,既然入市区为何不去司徒华的支联会或教协,反而欠缺基本政治智慧,极其轻率冒险地去找一位比台湾人所说的“面线亲”更疏远的“国内朋友的表亲”,对其政治倾向完全无知,而且该人“事先也并不知情”?这是为什么?

虽然最后封从德一行走弯路回到原点找中文大学学生会求助,打电话给司徒华,有意思的是这回他们懂得自市区“乘了地铁火车去”中文大学。那当初他们莫名其妙可以在马料水附近搭巴士接驳地铁的奇迹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司徒华生前指出“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给我,说:‘我是柴玲,我来了香港。’”。这揭开了封从德文章中有关外逃过程模糊处理的秘密:阿洪是把柴玲、封从德密藏在船上暗角,以船只偷渡往香港。

按照封从德文章的描述,阿洪应是无私无畏,不惜舍身救人,有江湖义气的武道中人,本来是要回大陆的。阿洪突然改变初衷,乃迫于封从德所称的如下压力:“这时阿洪陪我们出来的时间已过长,回去一定会受盘问,而我们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联络人又是这副样子,我们又讲不好广东话,几重因素加在一起,阿洪毅然决定不照原计划回大陆,而护送我们到底。”

由此可见,船上工作人员除了阿洪,还有其他人。自大陆赴香港不是内河船,要经受滔滔海浪,不可能除阿洪外无其他船员。阿洪帮柴玲、封从德匿藏在船上密蔽地方的过程,以及多日频繁帮他们解决最基本的生存和生理需要;有可能在空间有限的船上,完全躲过其他人的耳目吗?即使阿洪可以如此身手敏捷,避人耳目,难道他事先不会担心在柴玲、封从德抵港后出逃,有很大機率难以逃脱他人眼光?

此之故,所谓“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根本是阿洪早该预料可能发生之事,并定有应对举措或早预不归,不应成为临时起意外逃不归的牵强理由。所谓阿洪带柴玲、封从德“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最初阿洪不以为意完全无提及此事,不担心同伴追截或举报,还可以放心停留去吃早餐,除非其他船上人员知悉偷渡内情并参与其事,否则不可能有此不合常理之举。

封从德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洪不知探问了多少条路。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二十万,也就只好作罢。屡试不中,脑汁绞尽,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有把握的路。”其实,即使没有司徒华最近点破是坐船在马料水上岸,从封从德文章模糊处理外逃过程所透露讯息,稍有阅读理解力的网友,也大概可知是偷渡。

尤其必需提及的是封从德说阿洪是“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的人,司徒华指出封从德一行是坐船抵港。根据香港法例,随船抵达香港,“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的阿洪应是货船的持牌海员或运载海产到港的渔工。海员得入境处批准后登岸,无行动范围限制,但必须随货船所申报的离港时间,随船离开香港。经渔民公社办理证照可出入香港的渔工,上岸范围有严格规范,通常是只能在鱼市场附近几条街行走,并按时随船离港。

偏远的市郊马料水码头设施简单,主要接载游客往旅游点东平洲、塔门,并非货船卸货点或附近有鱼市场。因此,似乎可以推论封从德、柴玲所坐的船,无论是否具有合法出入香港证照,其在马料水上岸,不可能是符合香港法例的正常运作,不能排除是以偷渡柴玲、封从德,甚至阿洪为目的之可能。

司徒华说陪柴玲、封从德偷渡的是“姓梁的”的,封从德称之“阿洪”。阿洪至今仍然掩饰真实身分,他是否姓“梁”或名字中有个“洪”字都可能是一个谜。如果本人以上的推理并非完全没有一定道理,那么阿洪之所以蒙面不愿走到台前,封从德迟至六四事件发生五年后,才用马赛克手法模糊介绍大姓尊名欠奉的阿洪的动人故事,不无可能是不想完全暴露当年偷渡内幕,不想拖累助其偷渡后回大陆的其他船上人员。倘如是,假如当年船上其他人员没收受任何金钱,也没搭民运领袖顺风车实现无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甚至不惜冒死以求实现的移民西方梦;却敢于冒险偏向虎山行,甘当无名英雄,这些人简直是令人敬仰的无私圣人。幸运之神再度关爱封从德和柴玲,使他们不必付出数十万巨款。

封从德在其大作《天安门之争》中,有更多篇幅展现阿洪到法国后的人生足迹。在封从德笔下,似乎看不到阿洪与六四和民运再有任何连接。读者看到的是阿洪如何生活艰辛,刻苦工作,勤奋求学,在低谷中挣扎向上;如何被法国教师嘲笑和不公平对待,受白人歧视,怜悯冒犯他的法国人的“异常言行和不平衡的心态”;如何激烈反对车臣独立而被法国教母指责“支持独裁”,如何担心“西方就是要把中国搞乱,弄成苏联、南斯拉夫的样子,永远不能富强。达赖喇嘛不也说只要自治吗?西方人反倒更起劲要西藏独立?”

《天安门之争》 466页首句如下:“其实,阿洪对于政治与宗教的兴趣,远不如其希望日后在贸易方面发展:‘天下太平,大家安居乐业,我们才好做生意嘛。’”综上所述,也许可以更全面准确解读阿洪当年义助封从德、柴玲的初衷,也许是他在海外民运中自动边缘化的的原因。

季兄问:“能否具体点指出哪个地方拔高了,戏剧化了,夸张化了?以致适得其反,让你感到虚伪?”由于封从德是以“无名氏”为载体歌颂阿洪,因此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过于概念化的完美往往并非真实,有瑕疵的缺陷美,才是有血有肉,丰满真实的人生。

英雄也是人,有七情六欲,并非完全不食人间烟火。我不喜欢鲁迅,但认同其“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之论。由于彼此观点角度不同,这是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问题,辩论下去难有答案。我理解和尊重季兄的看法,欣赏季兄的豁达大度。

paul 答封从德:三评《柴玲如何逃出中国》

谢谢封从德先生回应。封从德的回应一言以蔽之是含糊以对,甚至在死无对证下,随心所欲把司徒华生前透露的内容解读为 “模糊”。

封从德说:“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洪不知探问了多少条路。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二十万,也就只好作罢。屡试不中,脑汁绞尽,终于,摸索出一条自认有把握的路。”也许与封从德这番话有关,老七先生判断阿洪带封从德、柴玲外逃的“屈蛇”方法,乃“从广州火车北站(货运站)或者更远的韶关,湖南的货运站爬上火车货厢内的货物堆里躲起来,当然要带足干粮和水”。这是错误解读。

根据雅虎引用的明报资料:“‘屈蛇’一词历史久远,香港曾经出现过几次偷渡潮,当时香港人惯把偷渡者俗称为‘人蛇’。偷渡者一般都会安排匿藏在极度狭窄的船舱暗格内,以便蒙混过境,故称‘屈蛇’”。我认为阿洪所用的是这种原始、常用的以船“屈蛇”偷渡方法。

因为火车站人流众多,封从德、柴玲是影像遍中国的重大通缉犯,在此屈蛇难避人耳目。出境货卡出车前上锁,是无人跟车押送的。阿洪无法在途中传纸条给封从德、柴玲,更没可能发生如封从德所写的“情况逼迫,既进了去便不能随便出来,平添无数困难,尤其吃喝拉撒,真让阿洪费尽心机”。阿洪可以公开活动,不必回避边防军,说明他 “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适用性在船上是符合的。

封从德说:“他设法递了张纸条进来,要我们准备长期坚持。” 封从德在《六四日记》546页中说:“本来最后逃出来的管道只要几个小时,结果我们花了108个小时。” 装完货物的车卡占用轨道空间,是不可能如此长时间延宕不发车的,只有偷渡船才有大量时间避险周旋。火车车卡“屈蛇”是不可能发生“头一天便被迫将行程延迟、更改,中途又两度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搜查”。火车怎可能在中途两度被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检查?这种情况只有用船“屈蛇”才会发生是毋庸置疑的。封从德说:“秘藏的地方既憋闷,又特多蚊子,嗡嗡声不停”,“多蚊子”可视为水路“屈蛇”的另一佐证。

封从德说:“这时阿洪陪我们出来的时间已过长,回去一定会受盘问,而我们出来时已被人看见,仓促间又来不及收拾好躲藏地点的杂物。” 如果是火车货卡“屈蛇”,根本不可能有此担忧。因为火车到站后,由香港方面人员开锁打开车卡取货,根本没有阿洪这位“有条件合法出入香港”大陆人士可拥有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

爱惜羽毛重诚信的司徒华,一向谨言慎行;其回忆固然是在为历史留见证,亦在乎自己的历史定位。司徒华可以说的说,时机未到不便明说的不会说;没理由在临终之前乱编史实,糊弄世人,自惹麻烦,让时间沉淀的结果毁了自己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司徒华说: “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给我”,这应是铁的事实。如果不便明言,司徒华可以说“柴玲等自己通过特殊管道到香港,打电话给我,我帮他们做安排”,不可能也没必要乱编故事。

封从德指出阿洪 “自然也想过花钱走‘黑道’,但他一打听,每人二十万,也就只好作罢。”封从德在《关于CIA与黄雀行动:一本瞎编的书》一文中说:“我和柴玲显然也被算在里面了﹐而我们离开中国﹐没有靠外面任何人和组织﹐也没靠外面一分钱。” 或许封从德不愿让人联想到阿洪“脑汁绞尽摸索出”的“一条自认有把握”的外逃香港路,其实逃不出与黑道的“屈蛇”方式相同的宿命。其实只要留心精读而非泛读,不难得出阿洪以什么“屈蛇”方式偷渡柴玲、封从德的结论。

事实上香港水警其中一大工作就是拦截偷渡客,马料水是香港水警北分区所在地,常有来自大陆的偷渡船与蛇头、人蛇被带往马料水水警基地。曾任天安门运动领袖的柴玲、封从德,在外逃香港前似乎不可能没详尽制定在香港上岸后求助计划,并进行沙盘推演;不明白在马料水上岸后就近向中大学生会求助,为何不是他们的首选方案?

封从德在大作 《六四日记》后记中,介绍他与柴玲六四后逃亡,在广东结识一群气功修炼人,得到其保护共处十个月。该书 546页说: “在行前的晚餐上,大哥将我们交给阿洪。阿洪是后期发展的功友,他有办法将我们偷渡到香港。”后续发展就是封从德大作《天安门之争》中阿洪的故事。

传媒根据司徒华接受香港有线电视专访的内容,说出另一个鲜为人知,令普通人闻之瞠目结舌的故事:资深传媒工作者郑汉良在为台湾中国时报所写的《司徒华留给港府的最后考题》中说: “而柴玲则应该感谢大陆官员的腐败才可以匿藏公安局的二楼逃避通缉,一楼还张贴通缉柴玲的通告呢!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11051401/112011010900191.html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苹果日报等众多媒体的报道也相似,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他(司徒华)说,有钱使得鬼推磨,当年柴玲逃至内地边境时,便一直匿藏在公安派出所楼上,‘楼下还贴有通缉柴玲的海报’。”

http://www.chinese.rfi.fr/node/52121

http://pac.org.ru/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10107&sec_id=4104&art_id=14844202

尤需提到的是在 “六四日记” 545页,言及在气功大哥带封从德闯关越境不遂后,柴玲还去军队医院割双眼皮。由此可见其若非有惊人通天本事,就是独得老天爷厚爱,才能在六四后弥漫红色恐怖的氛围中,在大陆军警界左右逢源,如入无人之地,来去自由。

在《六四日记》546页中,封从德与联席会议王军涛、陈子明、王丹等其他六四领导者比较,自称“我们的逃亡策略是成功的”。问题是有何六四领袖可以像柴玲那样长期一直住在边境公安派出所的二楼,能够到军医院割双眼皮?这种幸运对于其他六四领袖来说,并非必然。

《天安门之争》的阿洪的故事,《六四日记》的柴玲、封从德同气功修炼人纯洁无私、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情谊;与司徒华的回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看似天意弄人,能不令人讶异?

客居法国的阿洪难以斩断与故土的联系,封从德在《天安门之争》466页中指出: 15年前国内亲友为其婚事着急,“要在大陆给他找个对象”。从封从德所提供的视频,可知阿洪早有美丽聪灵的幸福爱情结晶品。如果真如封从德所云在逃亡期间帮助他们的是包括阿洪在内,不断扩展成员的气功团体,相信拥有庞大资源的中共情报部门不难查出当年柴玲如何逃出中国。自1990年柴玲、封从德逃出中国迄今已逾二十年,该去的会去,该来的会来避不了,要还的早已还;难排除早有了结,命运难更改。



paul 答封从德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



看了封从德先生对拙文《答封从德:三评“柴玲如何逃出中国”》的回应,我只能说一句老生常谈: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感谢云儿为我提供封从德的《柴玲如何逃出中国》,让我为寻找真相以解惑,看了封从德大作《天安门之争》和《六四日记》。老实说,看了相关资料,再对照司徒华为历史留见证而接受的专访内容,个人很难认同封从德是在写经得起后人检验的信史。



忽然想起在2009年出版的《六四日记》第三段“作者前言”(34页)中,封从德说: “本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日记,称日记只是顺口而已,其实称备忘更准确”。“于1990年底动笔,91年4月草就,当时担心日后遗忘,遂将所有关于学运的记忆逐日记下。”“但个人视野毕竟有限,记忆错误与混淆在所难免,于是我花了18年时间来核实和修订。”



由此可见,封从德的所谓“六四日记”,其实是1990年逃出中国之后,从法国到美国,整整用18年的时间,比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文字工程更浩瀚,才可付梓的回忆,根本不是日记。“日记”和“回忆”的真实程度和含金量是相差很大的。不少读者买书后不看前言、后记,只看正文,封从德以《六四日记》之名偷天换日,无非是商业促销考量,哪像是在为历史留见证? 这是在误导受众,很不专业的。



当我写《封从德柴玲坐船外逃,也许支联会功不可没》时,文中重点是“偷渡行业是黑道的专业生意,白道并不熟悉,无能为力。”“身为天安门后期领袖,家庭背景不如吾尔开希的封从德丶柴玲当年可以坐船外逃,也许与支联会在六四后期对北京学生送暖有关,支联会功不可没。”我从来没有怀疑封从德所说的将其外逃“总想和海外什么挂钩”,遑论如封从德所言“你想套取这些信息”,“无非是想激我透露些什么”。封从德言重了。



有意思的是当我写《封从德柴玲坐船外逃,也许支联会功不可没》和《谢谢云儿 读封从德先生动人篇章有感》时,封从德泰然自若,淡然处之,不屑回应。当我认真做功课写《再评封从德动人篇章《柴玲如何逃出中国》,说得不客气点,已击中“要害”。封从德开始把我这无名小卒当一回事,写出数帖,广布链接澄清,并以保护帮助他们外逃的人必需继续模糊为名,指我瞎猜。当我写出《答封从德:三评“柴玲如何逃出中国”》后,封从德对我的指责升级,居然学博讯螺杆,影射我是别有居心要套取其逃亡秘密以抹红我。这是为什么?不言而喻!



根据《六四日记》后记文字,可知长期从事六四历史研究的封从德,在研究期间曾间接得过民主基金援助。可是,封从德所写的文字颇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似乎经不起最基本逻辑思维的叩问。在回答我的《答封从德:三评“柴玲如何逃出中国”》时,封从德指明 “法轮功是在1992年才有的”,但在其接受法轮功访问或写文章时,经常玩模糊将帮助他们逃亡的人称为修炼人,让不了解法轮功历史的人,误以为1990年救他们的是法轮功修练者。



其实法轮功和气功的组织大小、松紧和活动能量是天差地远,尤其法轮功有执善固执的信仰。封从德将法轮功与气功等量齐观是超前美化和过份拔高1990年仅有百多人,所谓义助柴玲、封从德的气功团体。今天的中共维安费与庞大军费差不多等量,当他下决心粉粹法轮功时,组织严密、人员众多、实力强大的法轮功还不是在中国土崩瓦解,只能在海外强大?其实,假如真有封从德所称的包括阿洪在内一百多人的气功组织帮助封从德、柴玲在边境逃亡十个月,气功大哥未婚,再加上阿洪与中国斩不断的连结,中国情报部门查不出来?笑话。



其实,封从德回避了几个与所谓国内人员安全无关的简单问题:



如果柴玲一行不是以船屈蛇,难不成司徒华凭空捏造“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和封从德,还有一个姓梁的。来到,在马料水上岸,去到中大学生会打电话给我”?如果柴玲一行是如老七兄所说的火车屈蛇,怎么可能“中途又两度边防军拦截和突击搜查”,到站后会在马料水上岸?那谨言慎行的司徒华是不是没事找事说谎?



1989年6月 8日在湖北武汉大学为柴玲录音,并传出声带的蔡崇国,懂得与香港联络,通过支联会的黄雀行动到香港。为何曾经与支联会赴京代表见面并合照的封从德和柴玲,逃亡抵港入市区不找支联会和司徒华,反而左躲右闪当不速之客,去找政治面目不清的国内朋友表亲求助?在《六四日记》542-543页,封从德说买了短波收音机,在得到气功组织保护时,有收听美国之音,怎可能对外面的世界如此无知,处事如此草率?



封从德说在与气功组织相处时,经济拮据,得到大哥拿出准备结婚的金钱资助。不知道大哥的结婚准备金是否天文数字,可以让柴玲长期一直住在边境派出所,到军医院割双眼皮,让国际传媒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柴玲则应该感谢大陆官员的腐败才可以匿藏公安局的二楼逃避通缉,一楼还张贴通缉柴玲的通告呢”?



在大陆那复杂政治环境中,高级军官子弟王军涛在黄雀行动中都在最后一刻因朋友出卖而饮恨秦城。在《六四日记》545页,谈及气功大哥带封从德闯关越境不遂,延宕多时,柴玲以为封从德被捕,一度想去自首。由此可见在六四后那恐怖氛围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多么脆弱。很难想象气功大哥除了献出结婚费用,还陪同全国重大政治通缉犯封从德尝试越境。假如气功大哥没有金钱得益,还赠送重金,冒杀身或被捕重判风险,这种封从德所称的传统反对派在中国可以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



司徒华说:“当年柴玲逃至内地边境时,便一直匿藏在公安派出所楼上,‘楼下还贴有通缉柴玲的海报’。”依照封从德的说法,是否军医院和派出所都是是气功大哥这群“义士”的基地?倘如是,谁可保证公安派出所人员政治取向划一都有无比殉道勇气?不会担心有人出自立功升官的诱因,或不欲卷入执法人员知情不报、罪加一等、干犯反革命罪的自保考量,向有关当局举报?除非集体立下可以令人心动的共同得益投名状,否则无法自圆其说。



封从德去国二十余载,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尚未待“文章千古留春驻”,冷不防司徒华专访问世,“吹皱一池春水”,真是造化弄人。老实说,我相信封从德一行当年抵港后对司徒华所说的话最接近事实,那是“日记",而不是时隔五年或二十年,根据政治需要,增删多次加以润饰的美丽“回忆”。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6-08 23: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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