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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原心   黑五类忆旧:母亲的人民证(转贴) 2011-06-25 06:34:13  [点击:530]
【大纪元2011年06月25日讯】还在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唯有不断要求进步,才能削弱家庭出身对我前程的负面影响。1953年,我考入杭州师范摘下红领巾后,就一遍一遍递交入团申请,一次一次参加团支部组织的活动,竭尽所能为自己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当时虽然还没有“学雷锋”,可是做好事是提倡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哪有那么多好事等你去做呢?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个切入口: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别人早起一会,同室同学起床时,我已替他们每人的脸盆里打好了洗脸水。如此持之以恒,终于感动上帝,团支部将我列为发展对象。经过庄严的支部大会极为认真的讨论,我和其他几位写了申请的同学都以绝对多数票获得通过。

那一阵,我很注意学校的布告栏。终于有一天,校团委的新团员名单公布了,我满怀兴奋地挤入人群。目光急切地扫过一个个名字,没有,没有我的名字。与我同时被支部大会批准的另几位同学都榜上有名,只单单将我一人排除在外。我好像觉得周围的人都或怜悯或鄙夷地在看我,我狼狈万分,钻出人圈。

那时师范生普遍都有一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愿望,希望被保送上师范学院,以改变毕业后充当小学教师的必然命运。要获得保送,身为青年团员是首要条件。保送的概率很低,但终究是个渺茫的希望,成了不少学生的前进动力,我也一样。

我闷闷不乐之,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来了。他素来就像个兄长,爱护我,帮助我,这次也不例外,还是一番热情鼓励:“别灰心,继续努力嘛!对家庭要加强认识,用行动来划清界限。”我内心又充满了热力,决心按他的话做。

加强认识还好办,多从理论书籍中摘抄有关章句就可以了;用行动来表现,就大不容易。我能做些什么呢?保尔与资产阶级娇小姐女友冬尼娅绝交,牛虻书写揭露他生身之父大主教的传单,女红军战士向白匪情人射出“第四十一颗”致命的子弹,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斗争极为激烈时的行为,今天的我,实在无法照搬。

带着无计实施“好表现”的怅惘,1954年暑期我回到家乡。母亲那两年常去上海帮佣,以挣取微薄的佣金养家糊口,后因身体不好,数次血崩,才中止了保姆生涯,回到家乡。母亲见我放假回来,很高兴,病情也减轻许多。谈话中,她忽然压低声音,显出很神秘的模样:“我也有那个证啦!”“什么证?”“人,人民证。”“人民证?”我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一种证。母亲看我对这事有怀疑,就拿来板凳,颤颤巍巍地踩上去,从碗柜的最高一格里摸索了一阵,取了张小纸片,庄重地递给我。我打开那纸片,原来是一张选民证,盖着红色的政府印章,还写有妈的名字。

“妈,你从哪儿弄来的?”

“上海,我做保姆那里。他们说,保姆是劳动人民,就给了我这个。”妈妈欣喜地说。她将那张选民证拿回去,仍然颤颤巍巍地踩上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碗柜的最高层,又遗憾地补充道:“本来还要我去参加选举,听说很热闹的,就是我的病太重,等不及,只能回来了。”

这张选民证其实并没有履行其选举权利,妈妈为什么把它看得这么重呢?

“这几回去上海,老生病,钱没挣多少,不过拿了这张证也值得。人民证,人民证,我也当上了人民啊!”我明白了妈妈为何这么宝贵这张薄薄的纸片。多年来,作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在村里只有低头认罪挨批受训的份,何曾被人视为同类?虽然妈妈是被村农会特别恩准去上海帮佣,并因此偶然得到了这张选民证,虽然这张选民证从未使用,以后也绝没有机会再使用,虽然这张选民证并没有带给妈妈政治生命任何实质性变化,但妈妈已感到非常满足了。一字不识的妈妈把选民证误说为人民证,其实是她内心愿望的一种特殊表述方式,她多想成为一个和其他人同样的人民啊。

妈妈内心小小的满足却成了我思想重重的负担。我知道,这张选民证不应该属于妈妈,她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管制分子,她是由于对方不明情况稀里糊涂得到的。这是对人民选举的亵渎,是事关原则问题的失误。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想起了团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的嘱咐,要划清界限,要有实际行动表现。现在,不正是考验的时候、表现的时机吗?但事情如何做才好?面对慈爱的母亲,我能像那些大义凛然的英雄一样,指着她的脸如此斥责吗?——“你隐瞒了罪恶的身份,你窃取了人民的权利!”

不,我做不到,我实在做不到。思虑再三,我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决定偷偷把这张选民证拿走,反正它对妈已经没什么用了,她会误以为是自己不慎丢失,而我将这不应得的选民证交给团支部,由他们退还发放单位。这样,妈妈不会因此而难过,原则性的失误又因我的检举而得到了纠正,我岂不有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实际行动吗!

做出此决定后,我就暗暗等待下手的时机。妈妈是很愿意和在外地求学的儿子多呆在一起的,加上身体不好,就更少外出。我因心里怀着鬼胎,竟顾不上妈妈这份挚爱之情,反而内心怨怼她怎么总不出门。好容易有一回她离开了家,我急急搬来板凳趴到碗柜的最高处在里边翻个不停。那里乱糟糟的,情急中我一时没找到那纸片。正在此时,房门被推开,妈妈回了家。她见我又着急又慌乱的模样,不禁发问:“你要找什么?”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支支吾吾地说:“不找什么,随便翻翻。”妈妈的眼里闪过一丝疑问,但随即以一句凄凉的话语岔开:“那里就是一些破烂,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仿佛觉得妈妈已识破了我的用心,再不敢正视妈妈的眼睛。我于心有愧,因为我并非真正在捍卫什么原则,而是受一种卑屑的利益愿望所驱使。

那次行动的受挫,使我“努力表现”的热度大为降低,妈妈疑问的眼神,凄凉的语句,总萦绕着我。直到暑期终了,我再没去动那碗柜的最高层,甚至连看都没勇气往那里看。自然,在家庭出身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也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并无突出的划清界线的表现。因此,我的又一次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又一次通过后,仍然被团委──据说,这回是报到了市团委──否决了。

母亲是在那件事过去后十多年去世的。其时,我刚步出牛棚,没回去参加葬礼,故不清楚那张选民证有没有让她带走,但留在我心中的一份歉疚是:为了所谓的划清界限,我曾精心策划过一场极可能伤害母亲的举动。

补白:现代诗人、现代汉语典范语文的代表人物穆旦,1942年作为英文专业的大学生,毅然从军抗战,担任了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抗战胜利后,穆旦赴美留学,1952年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告别李政道等学友,辗转回国。因曾经是国军军官,后来穆旦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其军旅诗篇被诬指为“历史罪行的自供与罪证”。1977年,穆旦含冤去世。空军英雄王延周,曾击落日军飞机立功。某次因气候原因迷航,误入解放区迫降,受到八路军接纳。恰逢国共分裂,内战爆发,不能归队,王被接纳为解放军飞行教官,是解放军空军早期将领的启蒙之师。抗美援朝中,他入朝参战,击落美军飞机再立新功。1958年肃反中,王延周成为反革命,判刑入狱,后遣送原籍,1984年获平反。抗战时期,上海银行界高级职员池步洲,比英美情报机构更早地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码。他只是协助重庆的电讯机构完成破译日军密码的工作,并未加入过军统组织。1952年镇反运动中,池步洲仍然因此项业绩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彭小明

――转自《黑五类依旧》第11期,焦国标编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6-25 06: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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