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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贝苏尼   BBC大家谈中国:建党不是伟业 2011-07-04 03:20:37  [点击: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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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2011年6月30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2:36



全国男女老少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今年据称是伟大、光明、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共唱响主旋律,推出电影《建党伟业》,编造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一年中共建党的历史剧本,充满富有中共特色的消费主义式宣传、共产主义式片酬、俊男美女式情节。笔者暂且不说该片的其它问题,但该片至少忽略了苏联或共产国际对建立与豢养中共所拥有的支配性力量。

事实上,由中共创立之日至建政后中苏交恶为止,中共只不过是苏联在远东的一只棋子,顺势捧出了一个充满革命狂想、不尊重人性尊严、标榜流氓虎气猴气的红太阳。罪孽真相,罄竹难书,草草几笔,为党赠兴。

关于中共建党的动力来源,如果我们忽略当年苏联的动态来谈论中共的建立,进而把中共的建立与成长,看成是中国先进人士和知识分子纯粹自发自生的理性过程,甚至继续标榜这是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恐怕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见树不见林。重温历史事实,有助澄清真相,开展理性思考。

一九一七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俄帝制。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着手输出无产阶级反帝革命,突破帝国主义国家围堵,增强苏联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同年五月,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谴责北洋政府与欧洲、日本等国家互相勾结,卖国求荣,全国充满民族主义情绪。苏联政府趁势把握良机,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所有秘密条约,允许就若干条约开展谈判,将中东铁路无偿无条件归还中国,同时废除包括领事裁判权在内的一切特权。

苏联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赢得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争取中国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苏联政府,同时借北洋政府之手,消除白俄在中国的势力,从而稳固新生的苏联共产政权。然而,当时中国北洋政府不为所动,后来,白俄势力逐渐平息,苏联于是在一九二零年九月再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在第一次宣言的基础上,附加贸易、铁路、关税等若干条件,措辞转趋谨慎保守。中国北洋政府依然不为所动。

正是在此背景下,苏联开展新部署:组织中国共产党。一九二零年初,第一批共产国际代表在东方部书记维经斯基(吴廷康)的带领下到达北京,跟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李大钊和上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先后会面,说服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陈、李两人决意组党,少不免有书生意气和追求理想的双重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已经获得了共产国际对政党财源的保证,才会毅然答应组党。一九二零年五月,在维经斯基的幕后支持下,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先声。后来,根据多夫·宾的考证,“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日期是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当时创党者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沈定一、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戴传贤(旋即退出)等人,推举陈独秀为书记(恐怕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所以后来中共官方党史就把它称为“临时中央”,故意矮化了当时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然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在北京、上海、武汉、山东、广州、长沙设立了六个支部。另一方面,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下,李立三、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十月,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团”,后来奉共产国际之命,改称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当时,毛泽东只不过是长沙支部的一只小棋子,因为定期费用有着落,当然深感欣慰,某程度上填补了先前他在北京大学遭受冷言冷语而滋生的心灵创痛。

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四月期间,共产国际派遣马林来华,指导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上旬(至于中共官方党史所说的七月一日,纯粹是毛泽东在后来抵延安后声称记不清楚确实日期,而胡里胡涂地用七月一日来权充中共建党日期,当然与史实不符),中共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党员五十七人,被十三人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一百零六号开会(最后一天据称因受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于是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并组织中央局,通过党纲、决议和公报。《决议》表示拒绝跟其它政党发生任何联系,强调教育和组织工人。《党纲》有四大重点,至今全都没有实现:一、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帮助,推翻资本家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国家;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三、消灭私人资本,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四、隶属于共产国际。

以上四点正好体现出初期中国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尽管共产国际操控了大纲框架,但中共党员毕竟也自愿地参与其中。其中第四点(隶属于共产国际)尤其重要,或许这正是当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跟共产国际代表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而后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共产国际加紧其在中国的部署,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策略转向。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华盛顿会议召开,列强签署九国公约。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共产主义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反制华盛顿会议的举措。

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出席,包括王尽美、瞿秋白和张国焘三人。这次会议相当关键,因为共产国际正式宣布: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争逐利益的重要枢纽。言下之意就是:西方列强都已约定好如何瓜分中国利益,苏联必须立即行动,用最有效的方法赶快插旗,否则坐失良机。二、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五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声称在工人团结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政府支持下取得成果。

共产国际从此相信: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政府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的基地,暂时无法倚靠初生乏力的中国共产党去有效达成反帝革命目标,反而应该投资在孙中山身上,进而在国民党的南方军事基础上,成立联合各种革命势力的反帝统一战线。

由于上述事态发展,共产国际立即改变了单一押注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率先在广西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但孙中山直指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绝不可行。一九二二年五月起,达林、越飞、马林等人先后被委派跟孙中山多次商议统一战线,期待促成国共两党联盟和合作,但孙中山只答应“联俄”和后来的“容共”,不答应“党外合作”。放眼当时国际大局,共产国际有求于孙中山(争取外交地位,扩大苏联势力),而孙中山也有求于共产国际(军火人材物资,挥军北伐统一),自然一拍即合,而当时的中共也就自然再度成为共产国际玩弄在掌心中的棋子。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充分体现出中共《党纲》中“隶属于共产国际”的超级威力。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共通过二大决议,宣告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只不过是为已有的隶属关系正名而已),而中央委员会则由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人组成。

同时,中共通过二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共第一阶段目标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使工人、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实质上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外合作);日后再实现“与贫农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然而,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内,独立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因此必须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之内,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成苏维埃,达成完全解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后来翻脸不认人,觉得中共这份决议太天真了,全然不顾这份决议当初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产生,反指中共犯了左倾幼稚病。原因是:中共在通过二大决议当天,共产国际还未跟孙中山敲定联俄方案细节,而中共就抢先主张“党外合作”,后来发现跟共产国际日后的“主旋律”(容共统战)不一致,因此必须遭受棒喝。换言之,共产国际左摇右摆,中共自然变成了替罪羔羊,被共产国际训斥为不识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

马林拍案而起,说变就变,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指控,指出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切阶级的政党,而中共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改造国民党以推动革命事业。当时,陈独秀深感不满,按捺不住,严词驳斥马林的主张,认为马林忽视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心里暗想:神是你,鬼也是你,还要找我出气,简直精神分裂。

无论如何,一九二二年八月,共产国际下达命令:中共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成立反帝统一战线。中共党员也只得乖乖听命,唯苏联马首是瞻,一起参加国民党。后来,李大钊更在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见书》中写道:“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国民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前后对照,结论正是:当时的中共只不过是苏共的外围卵翼!铁证如山,不容中共继续篡改历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自欺欺人,充满幻梦,寡不敌众,服从苏联,说变就变,正是初生中国共产党的党格。建立了这种货色的政党,究竟有何伟大可言?即使当时的中共有任何值得伟大之处,也只是让苏联觉得自己很伟大、光明和正确而已,根本谈不上任何独立自主的中共党格和党魂。

后来,苏联代表和孙中山的谈判当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一、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而苏联将协助中国完成统一;二、苏联承认上述一九二零年的对华宣言,放弃一切沙皇时代特权;三、苏联保证无意使外蒙脱离中国,中俄另行协商中东铁路管理办法。这就是所谓“联俄”方案。

后来,孙中山也答应中国共产党员(当时只有四百多名)可以用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所谓“容共”方案。然而,当时共产国际绝不希望国民党毁灭新生的共产党,反而寄中共予厚望,因此在“联俄容共”的框架下,明确要求中共即使留在国民党内,但不得被国民党同化,也不得在运动中隐藏自己的旗帜。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共产国际更发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份指示,其中第五点要求中共直接参与反帝的工人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扩大自己势力,进而夺取民族革命领导权。以上就是当时的历史真相。至于后事如何发展,相信大家心里有数,在此不赘。

人是自私的动物,政党也免不了是自私的组织。所谓大公无私、革命无罪,如果必须等待某党暴力夺取政权后才有可能实现,那肯定是骗人的鬼话,极可能产生祸国殃民的效果,更遑论被外国势力全盘操控,以致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从中共建党的一段历史看来,败象早已潜伏其中。

中共建党,从来都不算是什么丰功伟业。从建党到现在,无人面对真相,无人承担责任,唱红不知羞耻,打黑不知法治,民主只有口头,贪腐没有尽头,高唱发展势头,赶快洗钱走头。看着这种政党,只得一个结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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