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专题] [检索] [独立评论] [海阔天空] [矛盾江湖] [全版论坛]

独立评论

所跟帖: 张朴 张朴:四川与中共——多少往事泪雨中   2011-07-04 04:16:59  


作者: 寒江月   ZT:成都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 2011-07-04 09:34:35  [点击:1953]
成都解放初期的镇反运动

解放初期,全国开展历时3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是新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从这次运动的规模和方式看,均为今后在阶级斗争思想泛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仿效,那就是运动的群众性和方式的暴力性。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作为在统一战线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均因镇反运动成了一纸空文,有名无实。

全国镇反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标志是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从而拉开了镇反的序幕,这一阶段的主要目的集中在大规模的剿匪运动上。

第二阶段始于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日向各地发出的“关于纠正在镇反运动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即著名的“双十指示”,批评了第一阶段镇反中“宽大无边”的现象,要求各级党委亲自抓,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时,“当杀者应即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即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至此,镇反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各地随意杀人的现象普遍产生,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镇反的扩大化主要指这个阶段。

镇反第三阶段始于1951年5月的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对乱捕乱杀的现象提出了批评,采取了一些纠偏的措施,如上收杀人权,将杀人权归省一级审定,上收捕人权,归地委专署一级审定。而最关键的决定,是明确了控制杀人的比例,规定“农村按人口的千分之一杀,城市按千分之零点五杀”。这种按人口比例来解决一些问题的作法,成了今后各次政治运动的经典模式。
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的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外在形势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中央急切加强对内部的控制,内在形势是因土改而引发的全国大范围土匪暴动,直接影响到征粮运动,因此,在解放初期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诸多运动中,镇反运动对于巩固政权,推动其他各项运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以,1951年5月9日,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西南地区土改情况和经验”的汇报中才说:“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

成都是西南重镇,物产富饶,也是解放战争最后的战场。成都解放后,进军西藏的任务也落在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上,成都在政治、经济上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镇反运动因此也较全国其他地方更广泛和深入,结合当时史料分析,成都镇反的特殊性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①成都是和平解放的,从全国各地溃逃到成都的国民党军队和起义投诚人员有60多万,他们的存在理应是中央的心头之患,再加上蒋介石离蓉赴台之前,给当时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作了许多指示,目的是伺机而动和大搞破坏活动,但由于战况进展出乎蒋的意料之外,所谓的特务系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成都市政很少遭到破坏,加之解放军入城后,即要求国民党军政人员首先进行自新登记,所以敌情远不如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所预期的估计,成都潜伏和盘踞了大量的敌特人员。 ②成都一解放,就组织了许多征粮工作队到各地征粮,同时对地主和反动势力的储粮进行了彻底没收,成都平原富饶而物产丰富,之所以首先进行征收粮食,而后进行土改,目的是支援全国其他地方因战争而缺粮的地区和为进军西藏准备粮草,实际情况也证明了征粮的巨大收获,为中央解了燃眉之急。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国民党对四川农村的征粮包括了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新的征粮工作队又去征收1949年的粮食,因此引起了部分老百姓的不满,这种不满集中表现在成都近郊龙潭寺的土匪暴动,暴动规模很大,解放军60军178部队政治部主任朱向离暨20多名战士被杀。土匪和反革命分子正是利用这一点,裹挟大量不明真相的农民,使整个温江地区各县也相继发生了暴动。毛泽东闻讯后,特电西南军区:“迅速组织力量,剿灭匪患。”最后虽然土匪暴动被镇压下去,但仍留有很多形势不稳定的因素。③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人治往往对事物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当时主政成都市的李井泉,是比较典型的极左派。成都解放后,李井泉任成都市首任军管会主任,成立川西区后,他又任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后中共四川省委成立,李井泉又任省委书记。为什么在镇反的三个因素中要提及李井泉,是因为思想上的极端左倾主义,这可以从他主政成都和后来主政四川所主持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严重追风行为,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四川饿死人之多,李井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当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倡的领导人要有人本主义思想的观点,李井泉是典型的只唯上、不唯下的左倾份子,在他主持下的成都的镇反运动,是绝对变本加厉的。

中央的镇反号召,四川紧跟而上,在这之前,四川就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运动,杀了1000多名匪首和骨干份子。1951年3月20日,四川省公安厅制定了“关于逮捕反革命分子的计划”,决定于3月27日对潜伏在成都市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大逮捕。在全市统一行动下,从凌晨4时到下午1时,共逮捕了反革命分子1200多人,于后组织巡回法庭,公审一批,即处决一批,更多的是来不及公审就处决了。6月1日,市政府发布取缔“一贯道”反动组织布告,登记自首道首1000多人,在大逮捕中被抓杀的大多数人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及哥老会头目)。一批批杀人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于红色恐怖气氛中,一直到1953年1月20日,全城又进行了一次大逮捕,主要是从党政军、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中清理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又关、管、杀了一批人。至此,成都市镇反运动第三阶段工作才基本完结。

对于成都的镇反运动,人们很关心在整个运动中究竟杀了多少反革命分子,查很多地方刊物和相关史料均未提及。只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成都简史”披露了成都3.27大逮捕抓了1200多人,这1200多人只是运动一个阶段和一次行动所抓的人数。同时也未提及被抓人数按关、管、杀分类的详细数据。要推究成都镇反运动的规模和力度,关、管、杀三个类别的具体人数和总的人数是很重要的依据,贴别是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人数,尤为关键。对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证成都市镇反中被杀的人数,力求接近数据的真实性。

依据之一:
1951年5月的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指出,为了因群众在镇反中高涨和过激而导致的“左”的偏向,对各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数字,作了大体的规定,即“杀人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在农村一般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以0.5%为宜,对党、政、军和政府系统,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内部清理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处决十分之一、二。”上述这个规定,对我们的预测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弄清楚镇反时期成都市的市区人口和农村人口,这样按上述比例计算,基本上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数据。本文要推算的,是3.27全城戒严所逮捕的市区人口、一定比例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必须测算出解放初期可信度较高、接近真实数据的市区人口基数。

依据之二:
从1950年至1952年三年镇反期间,成都市的行政区划频繁,一直到了1953年2月,成都市才划分为5个区,即东城区、西城区、望江区、万年区、龙潭区。按成都市志公安志所载,5个区的总人口为735330人,但不久,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区分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无地,当然吃的是商品粮,于是,成都市又一次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将望江区、万年区、龙潭区划归郊区,真正属于市区的两个区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这两个区人口数相加,就是解放初期成都市城区的总人口。1953年7月,全国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据东、西城区区志记载,东城区实有190344人,西城区实有227421人,两区相加,1953年成都市城区人口总数为417765人。这个数字应该是真实的。这里还要提及的是,从1950到1953年,没有什么大的事件影响人口基本稳定的基数。所以,用普查得来的数据完全可以作为被处决反革命一定比例的基数。至于成都市郊区,直到1956年公安志才有一个数据,即郊区人口341146人,真正影响成都市区人口变化巨大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

依据之三:
有了中央控制的比例和成都市城区人口基数,成都市在镇反运动中被杀的反革命分子应当在210左右,但实际情况是,在镇反的第二阶段,即西城区(由当时的三区和四区合并而成)3.27大逮捕后,就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4590人,其中枪决315人,关押889名,管制2692名(见中共成都市西城区地方史资料大事记)。被杀人数远远超过两城区人口总数的比例,还高于整个成都市的被杀数。以两城区的实际数字来推测,两区人口相差不多,就算东城区也是与西城区同样比例杀了315人,那整个成都市实际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就达到了630人,达到千分之一点五,超计划千分之一。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是极保守的。因为这个数字是成都市镇反最高潮的第二阶段的测算,是以两城区来以点带面,如果将镇反3个阶段所处决的人数累加起来,被杀的630人应只占三分之二.(因为后来中央作了纠偏,第三阶段杀人权的上收,大大降低了被杀的人数,故按三分之二计算和推断总的实际处决数)。因此初步结论成都市镇反运动中被处决了反革命分子995人,接近一千的数,达到千分之二,整整超出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一点五。

依据之四:
在天涯社区发表博文“成都镇反运动亲历记”的赵某某,根据他的统计,整个镇反运动中成都市杀了反革命分子1500多人,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受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表彰。赵某某由于亲历了此次运动(下面还要提及),相信他依据的统计数字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通过上述依据,可以得出成都市镇反运动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在1000人左右,运动的规模确实是罕见的。
成都市的镇反运动,令很多至今年事已高的人印象深刻,心有余悸。特别是3.27和1.20全城戒严的大逮捕,才使很多老百姓第一次领略了毛泽东对敌对势力“不施仁政”的手段,在大逮捕中很多都是失去反抗能力、愿意接受新中国和共产党领导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起义军人。

虽然成都市的镇反运动距今已将近60年,但还是有必要将这一历史大事件还原于真实的过程,从而知道开国初期的阶级斗争是如何残酷,还是引用赵某某的一段亲历记,以期不要忘记成都还有这一段真实的历史。

“大概在1951年3月的一天下午,全区党团员集中到一个地方开会,开始什么也没说,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地主的一座大公馆。午后6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晚上9点,又来了一批人,房门和窗台上堆放着许多麻绳。”

“晚上10点,公安分局戴局长披着军大衣,一脸严肃,宣布今晚全市进行大逮捕,之后,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3人,配1名公安户籍,被逮捕人都有资料,我们每人袖口扎条白布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是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其中8个是国民党伪军官,3个特务,先由户籍警以查户口为名叫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去,很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完成任务后,将逮捕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宁夏街市大监关起来,直至凌晨7点全市解除戒严。”

“大逮捕后,成都开始了大镇压。第一批先杀了148人,第二批杀了56人,以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10人至20人以上,一批量性的大杀后,就是通过公审大会小批量的杀,地点多在少城公园,公审完后即送刑场枪毙。”

“被杀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公里的磨盘山驶去,到达刑场后,20人为一批,立即枪毙,子弹均用的是开花弹。”

解放前后,毛泽东在治国的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己拟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又被自己推翻,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于敌对势力和反革命分子,毛泽东曾于1949年10月与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时说:“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国民党一千多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曾几何时,仅仅事隔一年多,入驻中南海的毛泽东就放弃了自己的承诺,走上阶级斗争的不归路。

http://blog.scol.com.cn/huafu/archives/318457.html

加跟贴

笔名:     新网友请先注册笔名 密码:
主题: 进文集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