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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平正   ZT: “方团伙”调侃“党伟业”,乌有乡死保卖国Goon 2011-07-04 17:15:19  [点击:3597]
卖国贼反党反人民已屠刀出鞘!

乌有之乡:吕永岩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爱国爱民的共产党人“唱红打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被“转基利”集团(转基因利益集团)装扮成没有阴谋的美国,一时间也不甘寂寞,特别是纽约时报网站,接连发表文章,内容当然除了所谓对共产党的“揭露”,再就是以影射的方式诅咒中国共产党“延长寿命”“终归失败”。这个“终归失败”又一次给了“转基利”集团美国“无阴谋”论一记清脆的耳光。

不仅如此,与美国穿一条裤子并且在中国大受媒体追捧的方舟子团伙,此时也拍马上阵,在方舟子主持的境外“新语丝”网站上发表文章,与美国网站遥相呼应,对维护中华和中国人民利益,也是汉奸集团卖国最大阻碍的中国共产党,明火执仗地进行攻击。他们这次攻击的着力点瞄准了建党之初,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也就是要从“根”上否定中国共产党。

方舟子团伙所谓党“一大”的“腐败”,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条是党召开一大会议时,给每位与会代表发了去时的一百元路费和返回时的五十元路费,方舟子团伙认为这个数字太高了。第二点是有三位党代表“带老婆”,方舟子团伙恶毒攻击说这“纯属是公款旅游”。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方舟子团伙挖空心思找出的这两条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到底有没有根据,看看到底是谁该受到八千万共产党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谴责。

先说第一条的路费。方舟子团伙依据的文章是郑瑞峰所写的《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内情》。其实,这篇文章前面写得非常清楚,当时共产国际要给中国共产党提供经费,“1921年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遇到了‘经费无着’的境况,许多党的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经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陈独秀仍然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尤其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就是说,建党初期,党的经费问题很突出,很困难。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陈独秀还是不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还是要“独立自主”地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并且陈独秀的这个主张不是说了一次两次,而是多次。

还有就是党的代表是经过推选产生的,推选过程中一些人还曾互相推让。这说明当时的党员们看重的根本就不是那些路费,而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方舟子团伙在这方面与推销转基因一样,是拿不出任何一大代表“见钱眼开”的证据的。

更重要是,当时共产党并非是执政党,相反是处于地下的反对党,是被当时的政权视为“共匪”,要给予铲除的。就是说,那时党的一大代表是随时要准备坐牢,准备被杀头的。区区一百五十元钱,难道能比生命重要?方舟子团伙连这个账也不会算吗?

其实,方舟子团伙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如果不是眼瞎,他们应该看到,《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内情》一文中专门说了,当时对党员的要求是:“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反对规定薪金的“雇佣革命”。即使后来有了“生活费”的规定,也“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就是说,给生活费的是生活上很困难的党员,是维持这些人的生计,而且当时有要求,这些生活费,在“个人生活上消耗”要“少些”,要尽量节省出钱来用于革命。当时的党员们也都是这样做的。那时的共产党员根本就没有看重金钱,绝不像方舟子团伙所影射的“见钱眼开”。在这里,方舟子团伙不仅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更是以自己献媚美国转基因生物集团的小人之心,度中国共产党人救人民于水火的君子之量。

再看看方舟子团伙恶意攻击的所谓“带老婆”“公款旅游”。确实,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中有三个人带了老婆。其中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但方舟子团伙也不得不承认,她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党的“交通员”,并且为一大因最初的开会地址暴露,后来重新选址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一位“带老婆”的是陈公博。陈公博是办报的。“作为报人,陈公博担心自己多日无法在广州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猜忌,为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带上新婚的妻子李励庄同行”,为的是掩人耳目。还有一个带老婆的是张国焘,尽管没有文字佐证其带老婆的目的,但也绝不可能是“公款旅游”。因为其一,所有“带老婆”的人,“老婆”并没有得到额外的“路费”补贴,开销都是自己付的;其二,这三位老婆陪同丈夫去干的事,一旦暴露,就要坐牢或杀头。天底下有冒着坐牢和杀头危险的“旅游”吗?如果有这样的旅游,有人愿意参加吗?并且事实上,一大开会的第一个会址曾暴露,如果不是当机立断,断然转移,与会人员就都会被逮捕,“老婆”也会被一网打尽。如此这般的“公费旅游”难道不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又会是啥?

反过来想想,是不是方舟子团伙也有过这种不怕坐牢带老婆“旅游”的经历啊?是不是他们为美国推销转基因,转弯抹角攻击中国共产党,也做好了一旦阴谋败露,准备在中国坐牢的准备啊?

纽约时报网站选择建党九十周年攻击中国共产党毫不奇怪,“新语丝”的方舟子们敢如此放肆攻击,这却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方舟子不是在美国,它是在中国。他还不是一个普通人,据他自己的吹鼓手说,他是个“圣人”,还是被中国媒体捧红了的所谓“打假斗士”。这次他这个“斗士”竟然以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把“打假”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从根上“揭”出了所谓“腐败”。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回应了。究竟方舟子们说的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方舟子们这次究竟是诬陷,还是又一次成功地打了假?有哪位卖国的政改派敢站出来“挺一下”方舟子们吗?方舟子们要是还有哪怕一点点直面真理的勇气的话,那就请回答本文对他们无端诬陷的批驳吧?

很明显,方舟子们的诬陷和放肆并不是没有来由的,他们才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当初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那样的崇高和胆略。他们的放肆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倚仗,这个依仗的力量就是美国和美国在中国扶持的汉奸带路党。正是这些人,在使中国股民血淋淋割肉的同时,却使美国高盛在中国大赚特赚了百分之九百的超额利润;正是这些人,跟着国际资本一块儿把中国国有银行说得一钱不值,以白菜价把中国几大银行股权贱卖给外资百分之二十五,让外资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转手一卖就赚得上万亿!这上万亿的钱可以把全中国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和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全部解决!正是这些人,在我国各大银行四分之一股权已落入外资之手后,仍不满足,仍要将外资控股比例扩大到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六十。如果没有爱国人士的坚决抵抗,这样险恶的情形几乎要成行;就是这些人,使得中国二十八个主要产业被外资控制的已超过二十一个,而且这种现象还在进一步加剧;就是这些人,明明知道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一贯严防死守,偏偏在转基因产业化上唯恐中国不走到他们前面去,却依然拼命地帮助美国在中国推销足以亡国灭种的转基因产业化;就是这些人,让高盛等外国财团大转特赚的几万亿还嫌不够,还要开设所谓的“国际板”,让外资直接到中国百姓并不富裕的兜里来掏钱,让中国的未来受制于美国政府和美国财团。凡此种种,都说明方舟子们的放肆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的,是有其靠山的,是早有预谋的。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这次“出击”,是美中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阴谋搞垮中国的一个信号,一个步骤。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提出的“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切切实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高度关注、高度戒备的振聋发聩的警钟。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开始,还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有人胆敢公开诬陷和咒骂共产党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有人胆敢明目张胆与美国金融和生物集团力量相勾结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胆敢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通通作为小白鼠搞实验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出卖国家金融利益竟然理直气壮、畅通无阻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卖国力量竟然公开叫出“爱国贼”的情形,还没有出现过“卖国是卖国者的通行证,爱国是爱国者的墓志铭”的情形!中国的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的确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再不警醒,再这样被“无阴谋论”麻痹下去,说不定美国“带路党”一夜之间就会搞得黑云骤起,昏天黑地,日月无光。

阴谋的邪火已经在地下运行,阴谋的陷阱已经悄然密布,阴谋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我亲爱的同志哥,你是否还有火眼金睛?你做好欢呼孙大圣反击的准备了吗?

*** *** ***


附一:
“建党伟业”开“一大”花了多少钱谁买单?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modern/jiandang.txt
 作者:秦全耀

拍《建党大业》,中影牵头,投资商出钱,共同受益把钱赚。同样,党开一大花了多少钱,又是谁买单?
  闹革命是要花钱的,党的建党大业,需要多少钱?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的工资只有8元,沒人出钱,你让他自费去上海开一大,连火车票也买不起呀!
  据《内蒙古党史》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郑瑞峰文章《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内情》资料记载,一大的费用统由马林代表的共产国际买单。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李达和李汉俊经办。当时中国国内的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日本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裕。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富富有裕,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 三间前楼,这里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有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由于会议遇到特务跟踪,不得不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 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王会悟的意见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

  7月31日上午10时许,代表们分别从上海乘火车直达浙江的嘉兴。
  王会悟先到一步,她在嘉兴南湖附近的鸳湖旅馆定下两间客房,为代表们安排下住处,并委托旅馆的账房先生代租一艘在南湖上的游船。
  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安排。在烟波浩淼的南湖游船上,不仅可以看到秀丽的湖光水色,而且安全系数比较高,水天茫茫不用担心隔墙有耳。
  王会悟租下的这条船并不是一条普通的游船,而是一艘高级的画舫,属于豪华游艇。租金虽然贵了些,但画舫上装饰华丽,陈设考究,雕梁画柱,船上宽平的船头搭有凉棚,便于遮阳挡雨,也便于了望周围的情况。船舱里舒适考究的桌椅让代表坐着很长时间也不至于太疲劳,后舱有供代表们休息和船工住宿的地方。
  王会悟很会讨价还价,她用4元5角钱租了这只船,又花了3元钱订了一桌酒菜,将化装成游客的代表们引领到船上在南湖的红船上,中共一大完成了全部议程。
  不得不说,在一大的建党大业时,带老婆的代表有三位。除王会悟帮李达干了不少事情,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和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纯属是公款旅游。老秦归纳道:从党的一大,就开始有了腐败。

  另有一种说法,一大的费用大部分是用 《共产党宣言》翻译者陈望道与李达、李汉俊等人的稿费支付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从理论上武装了“一大”;《共产党宣言》的稿费,从物质上资助了“一大”。后由于陈望道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的不满,在“一大”前提出脱离组织,未能参加“一大”。不可能,陈望道又不是活雷锋,光出钱,不伟业,傻呀!
  显然,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由于钱而不去开会的。本博秦全耀认为有个性的陈独秀拒会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老毛子出钱的会我不去。因为从和共产国际接触的第一天起,陈独秀从心里就不是滋味!

*** *** ***

附二:
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

<<党史纵横OVER THE PARTY HISTORY>>2008年第4期

作者: 郑瑞峰

事情起因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一个大问题。

  1920年5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除了向陈独秀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外,还提出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加快在上海以及南方各省的建党步伐。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发起组成立会议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12月,陈独秀又利用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在1921年春重建了中共广东支部。1921年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遇到了“经费无着”的境况,许多党的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经费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即便如此,陈独秀仍然主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尤其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曾在支部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他还风趣诙谐地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打的“预防针”非常及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李汉俊后,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的问题。他还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和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从而拒绝了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费问题而耽误参加会议,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要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会议,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但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未参加会议,但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威望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认可,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一大”闭幕后,马林虽未与陈独秀谋面,但他对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的作法是不满的。尤其是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这么长时间,陈独秀居然不来见他,简直不把共产国际和自己放在眼里,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如李达等人,每当马林提出自己有关工作计划设想时,则托词等陈独秀返沪后再作决定而予以抵制。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由于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所以在“一大”后经费短缺再次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李达等人只好函告陈独秀请他为中央设法筹集经费。鉴于这种情况,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见所需经费如此少,大笑着表示同意。当即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别的用途。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

  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马林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不满地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



摩擦和冲突

  包惠僧一到广州就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说:“当初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而南下,现在共产党成立,当然不能久留广州,是该回上海了。”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谈到上海党员与马林的关系,陈独秀明显站在国内同志一边,对马林不太满意。当年9月,陈独秀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在船舷上陈独秀就对包惠僧谈起共产国际,“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接着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回到上海后,陈独秀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倔强的陈独秀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他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金,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

  在分歧尚未解决之时,马林还自行主张,进一步加剧了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不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这样一来二人的关系搞得很僵。

  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还是勉强见了马林。在马林下榻之处,张国焘向马林介绍说:“马林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先生。”

  “欢迎,欢迎,陈先生,你终于回上海来了。”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带有命令的口气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一听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不欢而散。就在双方围绕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等问题争执不下时,陈独秀的突然被捕,使他与马林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谅解和合作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独秀的住处,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将陈独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但巡捕们都不认识陈独秀。

  在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用了假名。但不久,褚辅成和邵力子到陈独秀家中拜访也先后被捕。在巡捕房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结果,陈独秀的身份就暴露了。褚辅成、邵力子在被弄清身份后释放。在牢中,陈独秀嘱咐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陈独秀还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明知故犯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陈独秀当天获释。后来陈独秀才知道,他能如此迅速顺利地出狱,除了社会各界的营救之外,马林也出了很多力,还花了许多钱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见此情景,包惠僧对陈独秀说:“这一次,马林和陈先生及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你要当面好好谢谢马林。”陈独秀原本就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件事让他心里十分感动,自然也就消除了对马林的误解。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惠僧说的对,要不是他的营救,这个案子不会很快顺利了结。过几天,我一定去当面向马林表示谢意。”这样,陈独秀与马林二人之间的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

  不久,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将《新青年》复刊外,还通过了原来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会议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与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在会后以中央通告的形式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了党员的一致赞成。

  会后两天,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一改盛气凌人的架势,高姿态地表示“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从未提出过异议,陈独秀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会议报告。

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便成为经常性了。从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经费短缺问题也有所缓解,中国革命得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



一部热血和青春的颂歌,揭示辉煌90年背后的密码

作者:张珊珍



13名代表,50余名党员,星星之火;60余年国运昌盛,90年苦难辉煌,气壮山河!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两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彭述之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记叙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过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在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上海;3月,李大钊在北大会晤了荷荷诺夫金,向他推荐陈独秀;4月,维经斯基也来到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帮助陈独秀完成建党大业。

群英结党 日出东方

1920-1921年,短短的一年间,中国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新蕾茁壮,使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瓜熟蒂落、呼之欲出。与此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共产国际和列宁,派出了使者来帮助中国年轻的共产党员们。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喷薄而出,从此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有朋自远方来

1921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维经斯基离开上海,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至此,他在中国已经前后整整呆了10个月。维经斯基在华期间的先期工作,使共产国际确定在中国创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时机已经成熟。

1920年8月,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负责考察远东各国的建党情况,并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特,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00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0年5月,“马林”受邀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他以马林的名字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林精通英语、德语,略通俄语。他的嗓门很高,声如洪钟,发表起自己的意见来,经常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位外国学者这样描写马林:“马林与他的带有某种乡土气、比较随和的前任维经斯基相比,后者谦逊、赢得人心,马林则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固执己见。具有西方人咄咄逼人的性格。”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马林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维经斯基迥然不同。”

1921年3月,马林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前往上海。

在荷兰外交部的档案中,清晰地留下了马林这次远行的行迹:1921年6月3日,斯尼夫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自称安德雷森。6月14日离开东方大旅社,到麦根路32号一家公寓住宿。①

与马林同期到达上海的,还有一位神秘来客,他就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科尔斯基。长期以来,尼科尔斯基是谜一般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世人包括中国、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位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俄国人的研究资料甚少,各种书刊也是语焉不详。尼科尔斯基的来历、身份、去向,是由哪个国际组织派遣的,始终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作为中共一大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中国学者始终对尼科尔斯基怀着强烈的好奇。直到1986年,在荷兰发现了极为珍贵的“斯内夫利特档案”(斯内夫利特是马林的原名),根据这份档案,人们才搞清楚了尼科尔斯基在1921年来华的身份。手稿中写道:“1921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指马林)也同时到达那里。”

1989年,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中发现的一些新资料,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女研究员А.И.卡尔图诺娃在苏联《远东问题》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尼科尔斯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人》一文后,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才露出冰山一角。

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尔斯基·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远东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大学课程。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中服役。1921年转入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当时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转到赤塔。1938年,因托派嫌疑而被捕入狱,1943年被错杀,终年45岁,后被平反。

尼科尔斯基在当年不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中国的代表,而且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出席一大会议的包惠僧,曾数次提到尼科尔斯基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他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派李克诺斯基(即尼科尔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后来,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中说:“……第一天的会各地代表及马林和李克诺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张国焘。第一项议程就是马林的报告。……接着李克诺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与任务。”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也说:“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出席了‘一大’,一个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是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卡尔图诺娃博士也说:“从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和文件中也已发现委托尼科尔斯基到中国去的任务,他应当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并召开中共‘一大’会议。他还承担着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委托给他的义务,更确切地说,就是承担着其机关设在赤塔的职工国际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义务。”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尼科尔斯基同时肩负着两项使命。不仅如此,中共一大结束后,尼科尔斯基仍在继续为赤色职工国际做工作,他积极参与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是一例。据包惠僧在1958年8月14日回忆说:“约在8月初(指1921年8月)组织工作方面召集我们开会,张国焘传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的意见:要设立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专管机构,定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拟定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纲要……”

接着,尼科尔斯基还参与了派遣一批代表出席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的工作。曾被尼科尔斯基派到莫斯科开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当我向他(指尼科尔斯基)说,我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可以马上动身时,他就从自己的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某个商行的公文表格,表面看,这张纸很平常。让我看过后,他说:‘这张表就是您的身份证,上面被大头针压有印痕,这是暗号。’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秘密地把这张卡片交给所规定好的满洲里的一个理发馆的老板,这个人把我送过边境。”由于有了尼科尔斯基给的这个证件,张国焘才顺利抵达伊尔库茨克,然后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张国焘回忆说:尼科尔斯基是一位“言简意赅,相貌一般的人……我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才能,办事认真,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① 。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几乎同时到达上海,他们共同工作到1921年的12月,这期间,他们两人几乎天天都在一起。据中共一大参与者的回忆,都认为尼科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因为参加中共一大时,尼科尔斯基才23岁,马林已经38岁了,年龄较尼科尔斯基大得多。而且,马林精通英语,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李达和李汉俊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与马林可以自由交流。相反,尼科尔斯基只会俄语,仅懂一点英语,与中国代表交流困难。由于语言障碍,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事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马林才是尼科尔斯基的助手。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利特档案”中记载:“……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立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马林颇受列宁器重,是列宁亲自推荐来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但为什么却成为只有23岁的尼科尔斯基的助手?尼科尔斯基在当时当地有何来头?其中原因至今不得而知。看来,要认识尼科尔斯基的“庐山真面目”,还有待史学家们进一步考证。

博文女校的临时寓客

马林、尼科尔斯基这两名国际代表到达上海后,马上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在得知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和广州、济南等地,都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这一情况后,他们认为在中国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促成这个伟大的事业。

国际代表的建议让正在酝酿建党的李达、李汉俊等人兴奋不已,当即,李达就与当时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李达在他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回忆这段经历,他写到:“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据说,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就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小组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由“二李”(李达、李汉俊)分别寄出。

一石击起千层浪,来自上海的邀请引起各地党组织的热烈响应,各地纷纷召集成员开会,讨论选派代表的大事。

北京的党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时,几个骨干成员正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他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1年的暑假,他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李大钊代理,这次索薪罢教长达十个月之久),无法分身南来。于是,北京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刘后来在《一大琐忆》中回忆了当时北京党组织产生代表的经过。他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由于对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 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实际情况是: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张国焘因受命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在代表产生后,即刻动身去了上海;刘仁静则在7月7日左右才达到上海的。

长沙的党组织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接到上海的邀请后,也是即刻准备前往。当时长沙正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得不处于极其隐蔽之中,因而,代表的产生以及毛、何两人的出行都无人知晓。何叔衡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谢觉哉担任《湖南通俗日报》的主编。谢对何的行踪有一些了解。1984年4月出版的《谢觉哉日记》(上册)中,记载了毛泽东和何叔衡一同离开长沙赴上海一事。他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到:“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誘誘誘誘誘之招。”这个日记无疑可以证明毛泽东和何叔衡是在1921年6月29日离开长沙到上海去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至于为何在日记中画上一串圆圈,据谢的夫人王定国解释,那时因为当时反动势力猖獗,谢不敢写明事实,又担心忘记此事,就用圆圈来代替。1952年,谢觉哉曾回忆这件事,他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去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① 当年,从长沙出发没有直达的船只到上海,只能先到武汉,再从武汉转乘去上海的航船。经过这样的辗转,毛泽东和何叔衡到上海时,已经是7月4日以后了。

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马上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决定代表人选。当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他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举陈公博为广州的代表。此外,陈独秀又委派受李达、李汉俊的派遣,正在广州与他商谈党务工作的包惠僧代表他出席上海的会议。这样,虽然是武汉党组织负责人的包惠僧却成了来自广州的代表。包惠僧后来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他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就这样,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就代表广州党组织分头赶赴上海。作为报人,陈公博担心自己多日无法在广州出头露面会引起别人猜忌,为掩盖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要求带上新婚的妻子李励庄同行,一是掩人耳目,为了安全;另一个目的,也是借机到上海等地一游。夫妇俩在7月14日由广州出发先到香港,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已经是7月21日了。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从上海回到广州,陈公博怕人知晓自己的行迹,赶紧又公开发表了《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启程赴沪。”① 从中可以看出,陈公博对自己的上海之行是极端小心的。包惠僧则在7月15日从广州乘海轮直接到上海,到达时间是7月20日。

中国留日学生党组织也如期接到来自上海的通知。当时,在东京的施存统和在鹿儿岛的周佛海都是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但由于施存统来日不久,正忙于功课,而周佛海却早有趁暑期回上海之念。于是,周佛海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留日学生党组织的代表。

此外,武汉的党组织派出了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党组织派出了王尽美和邓恩铭,都在六七月间来到上海。
最后编辑时间: 2011-07-04 17: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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