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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郭凤   ZT美国经济困境与全球化/重庆来人谈薄熙来/美国国债的几点争论 2011-08-18 01:48:43  [点击:562]
政经随想(2)美国经济困境与全球化

送交者: 欧阳峰

传统经济理论预言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因为市场需求信息的反馈不完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周期性的过热(通货膨胀)和低迷(失业增加)两个时期。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出:政府可以运用金融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减少周期性变化的“振幅”。所以,政府对付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的“传统武器”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需求,二是提供职业训练, 帮助失业的工人转到工作需求更旺的行业。

可是,这两招对于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都不管用。过去两年政府史无前例地大笔砸钱。虽然砸下的钱“制造”了需求和就业,但并没有“刺激”私人企业的投资与消费而造成良性循环。 一旦政府消费停止,失业率马上回升。而职业训练也非灵丹妙药,因为整个美国鲜有“成长点”。事实上,回顾过去,美国这次的麻烦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那段时间里,失业率一直是个问题,只是被道康泡沫和地产泡沫掩盖了。所以这也不能算是“周期性”危机了。那么,美国的麻烦究竟是源于哪里呢?有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词儿:全球化。

传统经济学中有个叫做“相对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 的理论。下面是维基上的一个简单例子。假定有两个工人A和B。A每小时能生产5双鞋子或6件衬衣。B每小时能生产4双鞋子或2件衬衣。如果两人交易的话,B专门生产鞋子,用1双鞋子与A换取一件衬衣,那么B就得到了益处(等于每小时生产了4件衬衣),而A也得到好处(等于每小时生产了6双鞋子)。可见,虽然B在两件产品上都没有竞争力(鞋子和衬衣的单位时间产量都比A低),还是能从贸易中获益。这个“相对优势”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论证国家间的自愿贸易(包括全球化)一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而不存在竞争力强的国家威胁竞争力弱的国家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有两个严重的缺陷。

首先,上面例子的A和B并非两个个人,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国家没有损失不等于个人没有损失。作为总体上得利的国家需要适当进行利益重新调整,来帮助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个人调整和适应。我赞成在目前情况下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相对优势”理论更重要的,也许是致命的缺陷,是假定经济规模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拿上面的例子说,A和B的问题是如何用有限的生产能力(以小时计算)来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答案是把生产力配置在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A的衬衣和B的鞋子),而通过贸易来取得其他产品。但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很容易在整体上超过市场需求。而且由于现代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费用很高而生产费用很低,产量越大的商家利润也就越高。这就在市场上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拿上面的例子说,当A和B面临一个统一的市场的时候,A可以生产市场所需的全部鞋子和衬衣而把B彻底排斥出局。而美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正是面临B这样的困局。

那么为何美国的竞争力处于全面弱势呢?有很多人归因于美国工人的工资太高或美国人“好吃懒做”。这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到底是美国工资太高,还是中国,印度工资太低?为此,让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工人工资是由“劳动力的成本”(即工人维持生命,繁衍后代和接受教育训练的需求)决定的。在工人的劳动成果中,资本家给工人支付了“劳动力”成本,而占据了剩下的一切。这个理论也有不少问题(例如劳动力的“产量”并非受“市场价格”来调节),而最重要的是,它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经济现状。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平均分配,其后果是资本家得到更多的物质消费。而在今天,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产生了经典经济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即个人的物质收入会超过他消费的需要。具体来说,上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会使得资本家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消费的需求。他们只能把剩余的资金用于投资。而工人则得不到足够的金钱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这就造成投资资金过剩(因而投资回报降低),而产品需求不足。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了资本家能得到的利润。这个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产能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如征税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或规定最低工资)和市场行为(如贵得离谱的奢侈商品,相当于“宰富济贫”)进行控制。结果是贫富差别维持在一定程度,而使得消费品的产力与需求达到基本平衡。有远见的资本家也会主动采取行动(如提高工人工资)来达到这种平衡。如亨利福特就通过付给工人高工资和提供贷款打开了大众化的汽车市场。所以我认为,在现代社会,工人的工资是由宏观的消费品供需平衡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要让他们基本上有能力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所以我们可以假定,美国的工人工资水平正是这样一种“平衡”的结果。

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平衡”并非需要在每个地区实现。就拿中国来说,由于巨量的出口,国内的产能与需求不平衡可以由出口来弥补。所以就形成了国内维持低工资,但宏观持有巨额外汇存底的局面。中国的工资仍然可以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按照“劳动力的成本”来决定。所以这样说来,中国由于低工资而形成的“竞争力”是不可复制的。假如全世界都像中国那样的低工资的话,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困境。

这也就是说,中国由于高度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产能过剩(以国内市场衡量)。而这个不平衡必须由其他国家,地区反向的“不平衡”来抵消。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是国内消费大于产出)就是一种反向的“不平衡”。仔细想来,美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包括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工作流失,政府债台高企,经济泡沫层出不穷,都与这个不平衡有关。然而目前美国的债务继续增加已经面临困难,中国靠增加外汇储备和基建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做法面临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总清算”的局面了。

应该说,美国目前的处境,就像前几年在“房贷泡沫”中的借款人一样。当银行追着要借钱给你时,你对自己财富的估计就会膨胀,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如果你能善用 这笔“飞来横财”的话,也能得到真金实银的好处。所以,虽然知道这是泡沫,也不等于必须拒绝参与。但是聪明的借款人必须知道,这种情形是不能持续的,总有需要还债的那一天。到那时,节衣缩食还债或干脆破产赖掉都是选项,但都会带来冲击。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准备。可惜的是,看来美国大众和政客并没有这样的准备。而且美国政府和消费者都没有利用这个充足的资金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几乎全部花在眼前的消费上。这使得美国错失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非常可惜。而当泡沫面临破灭时,美国就陷入困境了。

当然,“泡沫”也许是太夸张的用词。产能与消费平衡的重建也可以通过比较缓和的办法重建。方法之一是美元贬值,一方面赖掉已经积累的大笔欠债,一方面强制贸易平衡,避免新的欠债的产生。这个途径总的来说美国是赢家,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因为进口货涨价而降低(或者说是回归正常),直到美国国内制造业重新复兴。另一个办法是中国大幅度通货膨胀来降低人民币的实际币值(从而减少实际币值与名义币值的差距)。这样最大的赢家是中国政府,因为这等于把人民的储蓄“充公”了。也许实际的结果是中,美双方同时大量印钱,raceto the bottom吧。当然,美国也可以通过税收和关税的方法限制中,美之间的资金和货物流通。这种经济界普遍反对的“保护主义”做法,虽然牺牲了经济效率但能迫使双方重建自己的平衡,也许在目前形势下倒是一个可取的对策。

事实上,这个不平衡状态的逆转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有关于制造业回到美国的报道,当然还是极少数。目前中国的工资上涨使得到那里创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中国物价的上涨也开始使得她作为商业中心和“全球工厂”的竞争力开始下降。所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美通过各自的生存应对与合作能重建平衡,而在一种平等的平台上共处和竞争。

这个关于“平衡”的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美国的问题与以往不同, 不能用常规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然,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而这个领域不受国外便宜劳力的威胁。最近几年新型商业模式,如iPhone,Google,eBay,Facebook,Twitter等都起源于美国(尽管可能很快被“山寨”)。但是能参与创新过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创新“虽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解决经济困境。最后能解决问题的,恐怕还是时间。而在那以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现在的 不平衡与即将到来的“重新平衡”过程带来的冲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基本价值,并为将来在 不同环境下的下一轮竞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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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来人谈薄熙来

送交者: 米笑 2011年08月17日09:20:00

中国有很多形容官的名词,比如清官,贪官,昏官,庸官和恶官等等。和重庆来的朋友聊天,又学了一个新词:草官。这个草不代表草包,而是代表草民或者草根阶层。听到国外媒体上薄熙来已经成了“极左”的代名词,成了专制独裁的符号,朋友非常意外,他本来以为国外媒体上薄熙来应该是一个“正面”人物,因为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官员,他更能“煽动”群众,是靠老百姓的支持上位的官员,如果中国有希望实现民主,薄熙来大概是唯一可能的推手,下面列出一些他的观点:

打黑是为老百姓办的好事

薄熙来在重庆的老百姓口碑极好。他被外界质疑的“打黑”在重庆老百姓中大受拥护。反对打黑的人并不知道重庆“黑”到了什么程度,老百姓恨“黑”恨到什么程度。一般的官员不打黑,除了官员和黑道有利益关系外,黑道主要还是祸害老百姓,不耽误领导的升官发财,所以官府乐的清净。社会治安恶劣的时候,没有人谈“法制”,等到打黑了,反倒有人跳出来谈“法制”,老百姓被白道黑道联手欺负的时候,那些“法制”专家都跑到哪里去了?

红歌不是薄熙来唱起来

红歌本来是老百姓唱起来的,这不单是在重庆,在其他城市也是一样。也就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只不过薄熙来支持,各个单位组织。如果你知道国内现在到处“淫歌艳舞”,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歌”有市场,“唱黄”可以“唱红”就不行?其实“唱红”并没有外界说的那么邪乎,“唱红”主要是在机关和街道,在重庆根本看不到外面形容的那种全民运动,

薄熙来有草根基础

中国的官场是官官相护,原因是升官要上面的官“提”,办事要下面的官“捧”,当官之道就是要学会溜须拍马和精通权术。所以当官的精髓不在于干事情,而是要参透官场。所以中国政坛上经常出现“黑马”,平时默默无闻的人会突然青云直上,直达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高位。国外吃惊之余再以某“派”或者某某人马解读,除去娱乐和狗仔成分,也说出了国内提拔“以人划线”的特点。但是薄熙来是中国少有的愿意重视民意,依靠民意上位的高级官员当中,他最具有民主国家政治人物的素质。

薄熙来有魄力

中国当官一直以来不追求政绩。从毛泽东以后哪一位领导人上位是因为他有什么政绩?薄熙来大概是以政绩成名的唯一官员。有魄力敢干事情。不论是在大连还是重庆,他都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大多数老百姓说他好,少数官员把他恨之入骨。可以说他激进但是不可以说他平庸。大连他有“模式”,到了重庆他又出“模式”,在中国有几个官员可以推出自己的“模式”?

这位重庆朋友的观点和国外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米也认为薄熙来确实有魅力有魄力有能力,他的进一步发展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其实对他不错。现在的领导层“不折腾”,换句话说是“无为而治”,这本来是符合中国国情。长期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党和政府管的太多,所以上面放开手让下面随便干,确实很快搞活了经济。但是发展到了现在,局面开始混乱,乱世需要有强人出面,薄就是一个强人。“地利”上,薄熙来从北到南的地方官和中央的部长都干过,作为重庆的封疆大臣不必屈服于某人之下,也就没有什么羁绊。“人和“可能是个问题,薄熙来敢想敢干,当然得罪了相当一部分人,既有朝中权贵也有地方的小人,所以如果没有”贵人“相助,上位有些困难。同时,正是因为他敢想敢干,没有人能控制他,也就没有人愿意提拔他。

薄熙来不是平庸之人,不夸张地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撬动中国,可以说薄熙来的进退会影响中国的前途,至于是否他可以达到影响中国的位置,应该很快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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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随想(1)关于美国国债的几点争论

送交者: 欧阳峰 2011年08月15日

【引言】最近在自己和网友的博客中参与了一些美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讨论,深受网友的启发,也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为了留个记录,也作为抛砖引玉,在这里以“随想”的形式记录下来。为了讨论方便,计划分为五篇,每篇集中于一个题目,从具体到抽象分别为:关于美国国债,美国如何保持竞争力,美国的未来,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因为是随想,就不引经据典,而只是凭印象说话了。各位姑妄听之吧。】

最近提高国债限度的政治风波和对美国国债评级的降低,引起了美国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理念的撞击,特别是茶党极端,强硬的立场通过这件事占据了美国政治版图的一角。归结起来,可以说主要争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应该继续花钱刺激经济,还是应该削减赤字?奥巴马上台后,继续 布什救助金融机构的做法,而且通过了经济刺激法案,斥资一万亿左右来“刺激”经济。应该指出,这两次花钱是不同的性质。对于金融机构的救助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危机(现金流通性),而且虽然有巨额损失的风险,但这笔钱的投入与收回都有一定的计划。而经济刺激只是遵循了凯恩斯主义的“花钱提高就业”的一般原则,对于花钱的范围和预计的回报都没有明确构想。到了今天,虽然国会中主张继续前两年大笔花钱政策的人不多了,但有些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仍然声称“就业重于赤字”,言下之意就是主张不管政府财政状况,继续大笔花钱刺激经济。

这里我不想评论凯恩斯主义这个一般理论以及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这个特定的话题,而只想指出,目前美国的财务状况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甚至影响了美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而且在美国国内,民众与政治家也对债台高企的局面日益不满。这不仅是因为目前的国债与赤字水平,而且因为这个赤字水平看来已经不是应付经济萧条的临时措施而是成了可预见的未来的常规状态。而这次国会关于提高借债限额的僵局更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于控制赤字的无能。这是美国信用评级被降低和茶党政见得到广泛同情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凯恩斯主义如何美妙,它已经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务实的政治家只能在没有附加资金的情况下设法复兴经济,而不是再说“工作机会最重要”这些空话。要知道,举债花钱刺激经济,这是谁都会干的事儿。而在客观条件的约束下找出最佳解决方案,才是对于治国能力的考验。

第二个问题,如果必须削减赤字的话,应该增税还是应该缩减开支?这两个选项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控制政府规模的问题。显然,前一个选项导致更大的政府,而后一个则减小了政府的规模和权力。所以,增税还是节支,就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理念争论的一个焦点,而不只是有些人描述为的“富人与穷人之争”。我认为,从经济角度说,政府花钱肯定没有私人花钱效率高。在官僚主义,决策失误,权钱交易等方面,“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国的政府都一样。但是毕竟一个社会中有些经济需求是不能靠市场来满足的,例如基本设施的建设,基础研究,行业内部和之间的协调等。所以政府的作用也不能全然否定。然而,另一个非常重要却少有人注意的因素,就是政府掌控的财政资源可以被用来推行其社会政策。虽然美国宪法,特别是民权法案对于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作了界定,使得国会不能通过法律形式来左右公民和私人机构的行为,但是国会和行政部门却可以对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或订单的私人公司提出各种要求,从而推行某些社会政策。例如著名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Action)就是这种性质的。而保守势力也曾同样利用联邦资助权来限制对于人工流产选项的宣传和对于干细胞的研究。在奥巴马推行通过的健保改革法案中,也包括了建立很多机构“研究”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分配的政策问题。可以想见,当联邦政府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保险提供者”之后,全国所有医院和医生都需要为政府的健康服务政策效劳了。所以我们在接受政府在经济中 扮演的角色时,也不要忘记了政府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动物。而且从小布什以来,两党在白宫和国会都有过表现的机会,也都乏善可陈。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增税扩大政府,也太说不过去了。那些认为大政府对美国有益的人,应该先从小政府做起,把“政府”的信誉挣回来再说。

当然,目前赤字是如此糟糕,不加税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拖下去,只能在现实上和心理上把这样的赤字水平变成“常态”,使得以后的削减更加困难。所以我赞成暂时加税。但应该成立一个特殊基金,把加税得来的收入专用于还债,而不是并入一般预算之中。这样才能在为政府“擦屁股”的同时,不再次养虎遗患。

第三个问题,如果要缩减开支的话,应该如何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我们常常听到Mandatory Spending,Social Benefits, Entitlement之类的词。它们精确的定义有不同,但大体上是指政府向某些民众发放的金钱项目。在2010年,这部分钱占政府总开支的一半多一些,共有一万九千亿美元。由于削减这部分开销会直接影响部分国民的收入,但不削减又不可能做到平衡预算,这个两难问题也是两党争执的重点。两党的立场不仅涉及理念之争(政府是否应该负责国民福利),也是保住各自票仓的博弈。但是很少有人指出的是:这个“社会福利”的开支实际有两部分:社会福利保险(SocialSecurity)和老人医疗表现(Medicare)是一部分,其他的社会救济(Medicaid, FoodStamp, Unemployment Benefit等)是另一部分。在2010年,前一部分总花费为一万两千亿,后一部分为七千亿。这两部分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前一部分有专门的税收和基金会来支持,对于纳税人来收等于是一辈子缴税换取老年的福利。联邦政府虽然管理这些基金并用联邦债券来“借用”基金的盈余,但从法律上没有责任在基金用完后继续承担支付的责任,也没有挪用这些基金的收入或存底来堵其他预算窟窿的权利。而后一部分取决于现时的社会与财政政策。我认为,社保与老年医疗的确面临长远的问题,但这与目前的赤字危机是两回事。对于这个体系的改革应该从长计议,而不是用财务危机来绑架这个改革。而社会救济的部分则是应该量入为出,与其他花费项目如国防一样,列入削减的范围。当前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做法, 把社会安全基金从联邦总预算中分离出来,并把老年医疗基金也如此对待。这样才能避免双方在“社会福利”问题上搅浑水,既保护了社安与医疗系统,又不以“保护退休者福利”为名为其他福利政策提供“防空洞”。

总而言之,前两年为了应付危机而“不惜代价”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不仅是高赤字高国债的“潜在危机”,而且是债务信用降级,国际地位受到威胁的“硬性约束”。在这个时候,理念之争已经没有多大意义。我们需要的是“在约束下优化”的工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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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 2011-08-18 01:5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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