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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彭基磐   zt孫中山為什麼要聯俄容共? 2011-10-17 05:26:38  [点击:615]
摘自《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

作者:楊奎松

鮑羅廷8月由中國東北入境,先後到達北京、上海,並在上海與張繼及陳獨秀交換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紹信到達廣州。鮑羅廷到達當天,孫中山就接見了他。而這個時候,恰值孫中山因軍費窘困,強行截留廣州海關的關稅餘款,正與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發生衝突之際。幾個月來,“廣州幾乎無日不在叛逆勢力的圍困之下與驕橫軍人的蹂躪之中”,“財政困難達于極點”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64頁。,廣東根據地的這種危急形勢使孫中山增加了爭取蘇聯援助的緊迫感。與以往小心翼翼地不願與莫斯科扯上關係的情況相比,孫中山這時的態度變得異常堅定。此外,孫之所以格外重視鮑羅廷,還因為他注意到鮑羅廷與馬林有很大的不同。鮑羅廷不僅是老布爾什維克黨員,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緣,而且是蘇聯駐華外交使團的正式成員,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員、現任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對鮑羅廷給予高度禮遇,將有利於對蘇聯的對華政策施加影響。

孫中山久歷政壇,深知欲尋求外援,實現政治抱負,非有所憑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這種心態。他告訴當時急於取得蘇聯援助的蔣介石說:要想取得蘇援,“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憑,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616頁。如今憑藉在手,又有蘇聯外交使團成員到來,他自然會不失時機尋求援助。他不僅要求蘇聯由海參崴(通過海路向廣州)運送援助物資,而且明白告訴鮑羅廷,只要他還能守往廣州,他就一定會與蘇聯建立起直接的聯繫。《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1923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66頁。

一方面,孫中山需要蘇聯的援助,另一方面,內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孫再度對俄國人的組織宣傳方法發生興趣。而在這後一方面,作為俄國布爾什維克老黨員,鮑羅廷的現身說法尤其具有說服力。他用親身的經歷介紹俄國革命的經驗,顯然極大地觸動了孫中山。僅僅兩三天,孫中山就對鮑羅廷有了很好的印象,並對鮑羅廷介紹的俄國經驗深以為然。鮑羅廷到後第四天,適逢雙十節,國民黨召開黨務會議,孫中山首次以俄國革命為鑒,談論起國民黨的問題來了。次日,他即下令重啟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他公開承認:“俄國革命六年,其成績既如此偉大;吾國革命十二年,成績無甚可述”,關鍵就在國民黨缺乏組織,缺少革命精神和鞏固基礎,“故十年來黨務不能儘量發展,觀之俄國,吾人殊有愧色!”為此,他明確提出:以後當“傚法俄人”,“以黨治國”。孫中山:《在廣州國民黨黨務會議上的講話》(1923年10月10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67~268頁。馬林在孫中山身邊數月不能實現的目標,鮑羅廷到後幾天便順利推動,其魅力之大,不難想見。

鮑羅廷顯然善於發現問題所在。過去,每有外人問到國民黨黨員人數時,孫中山都會以10萬乃至20萬之數告之。在達林與孫的一次談話中,孫告訴達林,所謂十萬之眾是指那些公開聲明支援他的上海學生會和承認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各色軍隊。達林對此非常吃驚。達林1922年見孫中山時,曾特別問到孫如何運用黨的力量及國民黨員的人數,孫的回答讓達林十分意外。因為:“孫中山竟把這十萬雇傭兵看作自己的黨員!”參見達林《中國回憶錄》,第111頁。鮑羅廷一來就發現,情況遠非如此。廣州國民黨分部號稱有黨員3萬,繳納黨費者僅有6000人,待重新登記時,來登記者才不過3000人。即使這3000黨員,與黨也缺少聯繫。黨“沒有在他們當中散發書刊,沒有舉行會議,沒有說明孫在各個戰線上的鬥爭目標,特別是同陳炯明的鬥爭目標”。它偶爾發表的由孫中山簽署的有關三民主義目標的宣言,多半隻是作為新聞刊登在幾家報紙上,然後就一切照舊,黨絲毫不能因此而得到發展。事實上,“國民黨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已經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續戰爭,或因軍費鉅額開支造成濫徵捐稅,或因戰爭需要大量強制徵兵、徵夫、徵糧,致使“廣東人民對孫的政府持強烈反對態度”,廣州政權甚至得不到民眾的支援。《鮑羅廷關於華南形勢的札記》,《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367頁。當鮑羅廷把這些問題一一分析給孫中山聽之後,孫中山也承認問題之嚴重,因而更看出加強黨的工作,以擴大群眾影響的重要。孫中山:《在廣州中國國民黨懇親大會的演說》(1923年10月15日),《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6頁。

必須集合有獻身精神的黨員個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這是孫中山在與鮑羅廷交談後得到的一個強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愷在解釋孫中山所以必須改組國民黨的理由時,特別強調的就是這一點。他說:孫先生在廣州已經歷三次失敗,“三次失敗皆因軍人持權,黨員無力,故黨之主張無力”。過去雖曾組織集體入黨,但“當時以團體加入之黨軍,即為後日攻總統府之人。可見入黨者須以個人,不可用團體也。假使廣州方面有相當數目(如有十萬黨員)之黨員,何致得歷次失敗之結果?黨員本在民眾之內,果有多數黨員,庶足制伏軍隊,因為徒恃軍隊必至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第十次會議會議記錄》(1923年12月9日),轉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228頁。

黨員多,則民眾多;民眾多,則足以制伏軍隊。這也是孫中山在與鮑羅廷談話後所得到的一個重要的結論。而要有效地發展黨員,聚攏人心,擴大宣傳,實現以黨治國的目標,也只能借助於俄國革命的經驗。這也就是為什麼孫中山很快就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並下令成立包括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和共產黨員李大釗在內的國民黨改組委員會的根本原因。顯然,孫中山這回是真正下決心要模倣俄國共產黨的組織模式,開始全面改組國民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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