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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封从德   刘晓竹致王军涛长信(译文,更新中) 2014-09-17 19:31:13  [点击:8917]
今天收到一位曾在中共獄中煎熬16年的民運老前輩發來的電郵,內容就是下面這篇「1998年3月29日劉曉竹致王軍濤長信」的譯文。順藤摸瓜,查到這是一位名叫李雲峰的網友翻譯的,尚未譯完,待續。這裡轉帖在下面。

順便說明一點,劉曉竹致王軍濤長信原件複印件以前我在巴黎見過,最近又見於互聯網(附後)。如果哪位朋友還保留有紙本,請核對一下是否有差異,我的電郵:64memo.com@gmail.com

封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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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公民修宪运动(时评论坛)
http://xiuxianxiaozu.blogspot.com/2014/09/blog-post_17.html?spref=tw

中国战略研究所刘晓竹致王军涛的一封信(译文)
翻译:李云峰 2014年9月17日4:54am

【这封长信于1998年3月29日由刘晓竹写给王军涛,这封信密密麻麻写了66页,前面正文就有23页长。原本想概括一下内容,发现文章写得不错,除了谈王军涛外,也可以看到中国人作为普遍状态的对民主的和管理上的陌生,同时他在文章中也叙述出他的一些看法,对于许多人都是有启发的。

此信原文为英文,译文版本是封从德先生在互联网上提供的,估计至今尚未有人将信翻译成汉语,而信的内容今天看,仍然对我们有许多启示,因此笔者决定将此信译为汉语,与各位网友分享。】

开头一段就不逐字翻译了,仅概括一下。

信的一开头解释为什么写这封信:大致说对于王军涛攻击自己一直没有回复,认为时间能够说明一切,而且回复可能被认为是基于个人恩怨的举动。但现在如果再不回复,将影响中国战略研究所(CSI)的未来的运作,因此,以此信来呈请一些事实。

以下为信的正文部分(为保持信的连续性,有兴趣评论的,请跟在专门开设的评论帖后面,谢谢):


政治上的分歧

CSI成立于1994年6月29日,目的是要推进中国民主宪政的和平转型,三位创始人都同意CSI的使命是通过研究及社会活动有效地促成民主反对力量的成长。这个力量将能够结束中共独裁专制。您承诺通过因89民运被取缔的原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人脉在中国建立反对力量。一开始几个月,我们欣慰地看到您成功地与国内民主人士共同推动的中国政治改革,以及您辛苦努力,于1995年2月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和讨论中国政治改革问题。但在提交完建议后您的态度就随之转变了,您开始保持低调,且拒绝就中国问题发表公开意见。

您说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国内的朋友及同仁的安全(但国内人士与CSI合作的信息保密并不是理由,CSI总是将这个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我认为既然作为受迫害者的代表您获得了名望,您当然应该为他们说话。对于您和CSI理所应当地担起责任获得公众的支持,以给中共压力,减轻对国内人士的进一步迫害。

您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却集中于“灰色民主化”上,实际上它就是政治利益集团或政治力量在权力较量和重新洗牌过程中催生的结果。这或许是一个可能性,但作为民主人士您和CSI的工作目标理应是为促成民主改革而建立社会压力。因而我的兴趣就是要以民主理念为基础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治反对力量,而不是在中国权力高层的斗争中,集中精力去强化某个个人的地位和政治资本

当初美国公众和民主人士营救你出监狱的时候,当大家慷慨地将政治资本与地位给予您的时候,大家并不是期待您继续在中共政治角逐游戏中扮演角色,而是期待您能够为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事业而坚定地、立场鲜明地奋斗在最前沿。然而中国人民并没有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看到您在流亡后代表他们站出来。

因此我认为CSI的角色就是要服务于一个大的民主力量和基于强大的原则与坚韧而战斗。只有这样做,CSI才有可能为中国民主人士创造一个空间并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形成一个体制内的进步势力。然而您的“低调”或者“灰色路线”给CSI以及CSI的支持者们制造了二选一的两难处境:要么支持您,要么在海内外公开支持民主转型。若支持您,那么玩弄权术就很重要;若支持后者,那么,关键就是要有坚定和清晰的立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可信度。我在很多会议中担任您的翻译,而对于您在不同场合所说的不同的话,感到非常惊讶,在中国问题上,您总是采取两可的姿态,例如,MFN(世界基金组织),因践踏人权而对中国采取的其他制裁。当然,在不影响CSI在推动中国民主的公众形象和公众作用的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我对您期望在“灰色”权斗过程中起到您的作用的雄心抱有尊重的态度,但是对于CSI的运作来讲,事实上,很难平衡二者,使得二者得到同等的优先地位。

为了说清楚这个观点,我举几个例子:

邓小平去世后,我致电给您,希望CSI能对此事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您第一反应是说,我们能不能不发声明?我说,我们处于公众领域,公众期待我们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尤其是以广播形式向中国人民播报我们的声明。然后您请我草拟一份尽量低调的声明,我起草了一份非常简短的声明,通过您的电话录音读给您,请您在第二天发表之前给出评价,但直到声明发表,您也没有给出任何评价。然而几天后我们在电话上又谈到了公众对这份公开声明的好坏参半的回馈。编者自然是喜欢这份文稿,但是异议人士圈中普遍认为这份声明太软弱。您对肯定的评价感到很高兴,说,这篇文章除了您认为“敬意”这个词使用得不好以外,其他内容都无可挑剔,然后您说,如果将“对邓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敬意’改为‘肯定’,那就非常好了。”

但近一年以后,您在董事会上说您与那份声明无关,甚至您试图阻止那份声明的时候,我听着都惊呆了。在我印象中,这是您左右摇摆和自我矛盾的地方,尤其是在负面评价向您袭来的时候。诚然,在民主运动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特比激进的,也有非常温和的,但是您必须有明确的立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一致的态度。但是我发现您总希望通过低调,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从而试图让所有各方都满意。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您不应该仅仅因为害怕发表公众声明后招惹某些人的愤怒,而回避承担您应该承担的公众责任。实际上,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公开、公众化。而太过于强调“背后的内幕”和“低调”只适合于权力精英主义者,对于民主运动是没有多少帮助的。


管理上的分歧

政治上的分歧自然而然地延伸到管理运作的层面上。现在我明白了,您希望CSI能重点做那些可以提升您个人地位与政治资本的工作,而我对CSI在政治问题上所起的社会作用更加感兴趣。每当我们之间就优先做什么工作的问题上发生矛盾时,我们还能找出一个折衷方案来。

于是我总是催您扩大三人董事会,以便让民主运动中的更多人参与,确保形成一个领导团队。我和Rick Swartz都认为如果能形成领导团队,那么我们能争取到的支持(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将比现在大得多)。经过很多次建议后,我们终于欣慰地看到您终于开始邀请其他人参加董事会了。但让极其失望的是,您根本没有打算让这些人在CSI的工作中起到任何作用,而是借这些名字交给CSI。您明确地宣称,CSI的三个发起人的董事会是法律认定的董事会(即,执行董事),而其他董事会扩大会议的成员仅仅相当于顾问委员会,没有表决权。您从来没想过要召开一次扩大的CSL董事会,直到最后朱智富与王希哲二人都建议您召开扩大的董事局会议,但是您回绝了他两人的建议。11月12日我提议组建一个管理顾问组作为公司领导机构,并且扩大执行董事会,您拒绝了,您说领导结构不便,您做公司政策上的决定,我提供技术支持,韩连潮保持平衡。由于您拒绝领导团队,自您与CSI发生分裂以后,法定董事会仍然与之前一样。

在缺少领导团队的情况下,个人利益有时候很容易凌驾于民运整体利益至上。

再举一个例子:

1996年5月1日,我收到国务院的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去一趟。我去了他们告诉我,刘刚来华盛顿了,他们希望将刘刚交给CSI,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严格保密一周时间 。也在这一周时间内不要让媒体知道这件事。我答应后,国务院官员将我带到了刘刚住的酒店,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国务院官员跟刘刚解释一周保密的承诺非常重要

(原文脚注: 国务院说到要保密的原因是:1、让他的出逃路径保密(以免帮他登机的人遭殃);2、这个对美中关系非常重要(没有具体说))

我给波士顿的你打电话,告诉你这件事的敏感性,特别强调了我们对国务院作出的保密七天的承诺。你让我将刘刚送到波士顿,你明确地说,一定保证让刘刚这七天不接触外界。结果,刘刚刚到波士顿,你就让媒体对刘刚进行采访,事先未与我或国务院商议。大约在5月2日上午8点的时候,华盛顿时报记者致电到我的住所,与我核实关于刘刚到波士顿的事情,我说我们没有相关消息,然后我立即给你打电话,在你的答录机上留言,提醒你关于保密七天的承诺。即使到第二天新闻都出街了,我们CSI仍然被蒙在鼓里。当人权组织给我们来电话时,我们还说不知道没有这件事的消息。但你巧妙地绕开我的阻止,让中国人权(HRIC)发布刘刚在波士顿的消息,而且你还给媒体打了许多电话。明显地,你是在故意毁坏CSI的信用以及我们经过多年精心维护的与国务院之间的互信关系。

一开始你并不在意这种毁坏。直到国务院官员打电话给你个人,抗议你毁掉对之前的承诺时,你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国务院官员明确地告诉你,你的行为毁掉了他们经过香港营救异议人士的道路。刘刚,因为没有护照和任何个人证件,以维护“公众利益”的理由,取道香港进入了美国,而在将来这样的安排可能就会有问题了。你非常紧张与内疚地致电给我,问我该怎么做来弥补这个破坏。你提到说刘刚不受你的控制,他自己做的这一切。然后你让我去国务院给他们解释这些。后来我偶然一次与刘刚当面对质这件事。我问刘刚为什么明知道海药故意地毁约,刘刚很尴尬地说,是你让他不要管这些承诺。然后你说是一家香港集团给你施压,要你公开消息。最后你说国务院没说清楚为什么需要保密七天的原因。我强烈要求你直接当面去给国务院做出真诚的关于违反承诺的道歉。

接近一个月以后,你才去国务院,说你违背承诺是因为你需要为刘刚赢取一些公众的关注,以便你们能够为他在美国读书争取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但事实上,你毁坏了刘刚的信誉,更毁坏了CSI的信誉。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你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刘刚可能在这个国家为中国民运所能够发挥的潜力。刘刚是中国政府通缉的第三号人物,而且他在国内坐了六年的牢。当时刘刚在去波士顿的路上,我还和你说,要在七天之后,在国会山为刘刚举办一个大型的抵达美国的庆祝,而且我会在活动上为刘刚在CSI工作的财力支持,我会引导公众关注并能在国会说服华盛顿的议员们。但你一开始就破坏了刘刚在美国政府眼里的信誉。你主持的刘刚与媒体见面的工作没有认真准备过,而随后在国会山的会议也极其糟糕,是我进入华盛顿以来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次。


从这件事,我得出结论:如果还是没有可信任的领导团队的话,这对CSI未来的发展将是致命的问题,远比现在的与国务院之间的处境严重得多。于是在这件事后,我立即建议你和韩连潮马上扩大法定董事会,以确保有集体的领导团队。我首先与你私下里谈了关于扩大领导层结构的建议,你说在当时就扩大董事会会引起CSI的不稳定,你还说,晚一些调整董事会结构对公司整体更有利。我接受了。但是,我其实应该更强硬地持续地要求改变董事会结构的事情,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防止后面发生在你和CSI之间的更加大的问题了。

抗议江泽民来访的行动计划

刘刚事件以后,你似乎调整了你在CSI的角色。与之前的几次不同的是,你似乎对CSI的具体的运作参与得少了,给CSI打电话也少了,到1996年的后半年,你几乎就不露面了。这段时间也是CSI的困难时期。CSI失去了一些已有捐助意向的捐助,因为有些捐助人说他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您是中共的政治中间人。这些退出的捐助人没有给出这个情况的进一步细节,而您否认您曾经为中共做过中间人。但结果是:我不得不停发自己5个月的工资(从7月到11月)以维持CSI运作所需要的现金,我用业余时间兼职为法广工作,还做一些有偿翻译的工作。最后到1996年底,在得到新的捐助后,我才从公司支出了我之前停发的5个月的工资。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工作分工上的默契:您仍然是CSI所有工作成果的荣誉领导,我来负责所有的工作。

我们之间的这种工作分工一直维持到江泽民于1997年10月来访美国,然后我们之间再一次爆发冲突。由于这件事完全破坏了我对您的任何信任,而且直接导致了您与CSI的分裂

让我现在费多点笔墨,将这件事更详细地记录下来:

准备

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我就跟你建议,江的来访将会是一个重大事件,如果CSI要做点什么,那我们应该早些筹备。10月8日你来到华盛顿特区,跟吴学灿和我说CSI要全力支持江来访时的抗议活动。根据我的会议记录以及吴学灿的会议记录,你当时表示这样做有三点理由: 

1) 如果江的来访太顺利了,他会有个错觉,认为海外民运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们要安排一次强有力的反对活动,让这个政权不能轻视海外民运;

2) 尽管海外民运内部分裂很严重,这次将能够创造一次很好的机会让全球看到中国所有的民运团体集体同台亮相,反对共产主义政权;反过来,这次示威活动又能够将大家团结起来; 

3) CSI在成功打造这次示威活动上占据一个战略性的地位。您提到中国人权的刘青与西藏和美国人权组织合作,他们专注于人权方面的事务;而现在中国民运政治反对力量还没有一个代表团体,这时CSI应该跟进,弥补这个空白。 

在这次会议上,您提出江在华盛顿特区时,我们可以实施的四项具体的活动计划,我们也在三人之间进行了分工(您负责联络大家,鼓励他们到华盛顿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吴学灿负责跟踪进程与接待到达华盛顿的同仁;我负责联络媒体和提供其他技术支持)。

这四项计划是:

1. CSI将负责协调收集(或起草)异议人士给江及其政权的一系列的请愿信; 

2. 届时将雇佣囚车跟随江泽民的行程,您主动提出到纽约去找人做这件事。CSI将为囚车司机提供住宿,并告知他们江泽民的位置;


3. CSI将为包括各异议团体在内的中国反对派力量主办一次媒体发布会,会上将宣布囚车跟踪计划,而更重要的是,各民主团体将有一次机会发出同一个声音,并站在一起作为统一的反对派力量共同反对中国政权。您强调这次活动一定要在10月27日举行,最好是在国会山的某个地方。您主动请缨,邀请各方人士进驻,同时CSI员工将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4. 在江下榻华盛顿期间,CSI邀请著名异见人士在白宫前面静坐,要求中国释放被关押的异见人士。您再次主动请求亲自承担邀请异见人士进城参加这项活动的任务,您还特意提到邀请童毅为魏京生的案件静坐,刘刚为王丹的案件静坐,王希哲为刘晓波案件静坐,张林为刘连春的案件静坐,以及吴学灿为高瑜的案件静坐。


执行

然而在这些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您的故意模糊的策略再次成为拦路虎。

首先,您执意要求所有这些活动不能由CSI公开地协调与组织;而且我本人必须在幕后工作,而不能走到前台公开地组织这些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必须以第三方的名义组织,最好是“民主中国大华盛顿网络”(GWNDC)或者是学联(IFCSS)。而且,联络处要设在其他某个地方,甚至都不能在CSI所在的办公大楼里面,尽管这样会增加费用负担。您还要求您个人的参与抗议活动也必须是由第三方组织邀请。所有这些安排无疑给协调和组织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尽全力按照您要求的模糊化方案去做。 

经过非常深入的沟通,学联和天安门纪念基金会(TMF)都同意借用他们的名义支持民主中国项目(PDC),当然人力及费用仍然由CSI来承担。10月16日,PDC办公室成立,吴学灿和William Schroeder搬进了新的办公室 。通过PDC一系列的请愿信按计划发布。CSI负责为各异议团体的请愿信和声明做协调、起草和翻译的工作。我们的一台电脑在江访问美国期间,24小时昼夜不停地向全美各大媒体发送最新新闻的传真。

然而尽管我们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而辛勤地工作,你自己却以直接的或不明显的方式使另外三项工作计划(囚车跟踪,静坐和媒体发布会)在江访问美国期间流产。首先,囚车项目是你自己放弃的,虽然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纽约发起和组织了这个项目。根据我们的计划,你应该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如果做不到,至少你应该将项目转给CSI或者与在华盛顿运作的项目中结合起来。但是当江已经在美国的时候,你好像突然从项目中隐身了一样,致使项目陷入混乱,囚车无踪可寻。结果囚车项目与CSI运作的和中国人权在华盛顿运作的其他项目完全脱节。后来,你给出的隐身的理由竟然是有人要利用该项目居功。

白宫前面静坐的项目,你在不通知CSI的情况下,擅自取消。根据我们的计划,至少有5名知名异见人士将领导这个项目,而你在不通知吴学灿和CSI的情况下,致电几位最可能参加静坐的人告知项目取消。只有王希哲在接到项目取消的电话后,仍然不顾你的通知,坚持于10月28日去到华盛顿特区,为他的朋友刘晓波静坐示威。事后你解释说,之所以取消是因为拉法叶公园不允许静坐示威者所用的囚笼置放在地面上。根据公园规定,示威者不能将示威用的工具置放在地面上,所有示威用的展示品必须拿在手上。为此我曾亲自告知你和做囚笼的马世民,既然不能将示威品置放在地上,我们可以做海报,让示威者举海报示威。我们按这种方法做了(海报),也是这样通知媒体的。


反对派媒体发布会被取消

10月8日召开的CSI战略会议上,反对派新闻发布会定于10月27日江到达华盛顿那天召开。这个项目是我们整个抗议期间最为重要的活动,因为在这个活动中,所有反对派团体或组织都将对记者发表演讲。在那次会议上你还特别提到中国人权,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将在10月28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活动,但是你指出他们搞的是要求异见人士回国问题的研讨会。而且你还特别加上一句评价说我们是政治反对活动,我们的主题比他们的人权问题要高。你还提到说,至今在华盛顿特区只有我们才有技术力量独立举办这种高规格的记者会(也就是说,无需非华人机构支持与协调),而且在江到访期间我们刚好可以向全世界展示我们政治反对力量是一体的。 

会后,我们马上着手寻查在国会山举办记者发布会的可能性。韩连潮和我们许多朋友都帮忙了解。但国会议员只能接受我们做一个项目的发布活动,而不能接受好几个项目的发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决定举办一次咖啡会,这个会可以邀请少数几名异见人士参加。咖啡会联络处告诉我,这场咖啡会不可能用来宣布囚车项目和让多名中国民运领袖向记者演讲。这样我开始寻找替代方案。与你商议后,我们决定于10月27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这次活动。这个决定是你和我于10月21日下午通过电话最后定夺的。

然而10月23日一大早,CSI新闻项目顾问准备对外发稿时,你打电话给我,让我不要发稿,说中国人权刘青反对我们10月27日在那里搞记者会,因为他们将于10月28日即第二天举办活动。我非常惊讶听到说中国人权刘青反对我们搞这次活动,因为刚在前一天(10月22日晚)我才与刘青通过电话,告知他我们10月27日的活动,邀请他到会发表演讲。除了表示另有安排无法到会以外,没有对我们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任何反对。然后你说我们可以探讨将新闻发布会与他们28日的合并的可能性。当时是10月23日周四,我们预计举行的10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是下周的周一上午。我强烈要求最后决定必须立马做出,否则就没时间通知媒体了。 

又一次,你给了我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你和中国人权通话的时候,我得暂停手头准备做的工作。然后我说,我最晚只能等到中午就不能再等了,因为那是我们确保向几百家媒体机构发布通知的最后的有效时刻。如果到那时还没有等到你的电话,那我们将按照原计划发布通知。然后我们挂了电话。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根本无法找到你的行踪。

再一次,你消失了,与邓小平去世后我们起草完声明稿那次情况一样。我在你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下至少一打的语音留言。在下午一点半我们发出通知以前,CSI的两部电话线,我至少留下一部待机,以便你的电话可以随时接进来。到下午一点半,我再次给你的答录机留言,告诉你我们不能再等你了,我们的记者会的通知将直接通过CSI的电脑传真给各大媒体机构。

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这时我们已经发出去70份传真),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直接取消10月27日的媒体发布会,因为你不希望与刘青发生争吵。我回答说,这简直荒唐至极,我已经将消息通知发给了许多的新闻机构,而CSI的信誉已经是命悬一线了,我也非常懊恼,因为组织一次新闻发布会需要努力工作好几周,而且不仅仅是CSI的努力,还有许许多多华盛顿特区的朋友们和支持者们。我说,“如果你是担心刘青,那你把事情全部推到我头上,我承担全部的责任。”然后你说,“这件事情,你负不了责。

然后你给我说了以下几点: 

□ 我需要看大局,从长远考虑,而你会在以后更详细地解释给我听,但此时此刻你没有时间,你需要忙着准备囚车活动; 

□ 我应当完全信任和信赖你,并马上发布另一条新闻通知,取消10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

你与刘青已经有了一个方案,刘将提前结束他们的活动,给我们留下时间搞反对派新闻发布会,这样两个活动就合并了 。 

□ 发完取消会议通知以后,我可以从这件事中退出去了,你亲自接手所有事情,并承担全部责任。你还会亲自通知你邀请过的各民运组织的领导关于更改时间问题。

大约下午4点,CSI电脑又开始传真另一条消息,告知各新闻机构10月27日的发布会取消,将于10月28日与中国人权、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主办的活动合并。那天再晚一点时候,我很意外地接到中国人权肖强的电话,他说,你让他跟我讨论10月28日的活动细节。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最后能够给我们留多少时间,而且他准备尽量给我们留出十分钟的时间来。我告诉他说,这件事我已经退出了,我让他和你直接联系。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你和刘青什么具体方案也没有。 

10月25日和26日,各团体代表来到华盛顿,然后听到说27日的活动取消,都非常震惊。他们说,你没有通知他们或打电话给他们谈关于活动计划变更的事情。10月26日晚,你来到华盛顿了,给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活动变更的原因,几个小时后,你暂时离开了华盛顿回到纽约。(这时)大家都感到无法相信你或者接受你给出的借口。两周以后,中国民联主席吴方城和民主中国阵线主席杜智富向他们组织的所有成员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参加华盛顿抗议江泽民访美活动中出现问题的内部通报”。

正如事后发生的那样,10月28日的活动时间太紧张,任何组织的领导人都无法表达他们的观点。新闻发布会仅安排了学联和天安门纪念基金会的代表发表了约1分钟的关于人权问题的演讲。江在华盛顿访问的最关键的两天,这些组织既没有任何平台也没有任何关联活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反对立场。囚车漫无目的地乱转,而静坐已经被你擅自取消了,根本没有通知CSI。CSI尽一切努力希望安排媒体采访异见团体代表,然后让三部囚车能够协作,但是根本无法与你联系上

在亲眼目睹一次周密的发言平台被取消,一步一步给民主反对派造成严重的打击以后,我和吴学灿于10月27日一早对所面临的局面作了一次长谈。在没有你的任何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于10月29日(周三)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这意味着我们仅有两天的时间做准备(周一与周二)。我们全体CSI员工努力地工作,以使得发布会获得成功。我们非常规地预订地点,通知媒体,布置会场,确认发言人名单,我们终于得到了十个民主团体对我们新闻发布会的支持。10月29日上午十点,正是江泽民踏入白宫与克林顿见面的时候,新闻发布会开始了。有十五家媒体机构到会并做了新闻报道,第二天华盛顿时报和其他几家媒体也发布了我们的活动消息。

十九位民主异见人士,代表着众多的民主团体,上台向全世界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尤其通过国外的电台对中国广播节目向中国听众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中国海外民主异见人士登上同一个讲台共同面对世界的景象是非常罕见的。根据我们的计划,异议人士的演讲传达了四个方面的信息。我在发布会上担任了主持人和翻译。然而,你的演讲,再一次地,偏离了我们原本计划的主题范围,尤其是第三点。在我和其他人听起来,你的发言就好像是在说江泽民按照伟大的领导人来说尚有一点欠缺而已。这种空洞与软弱的批评与新闻发布会的场合存在极大的不协调,好像是在迎合共产政权一样

你与CSI之间的分裂

在江泽民离开美国约一周以后,(应该是11月7日星期五下午比较晚些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当时我正在写简报特刊,你的电话打进来),你来电给我解释为什么江泽民来访期间你的表现是那样的。你谈了以下几点你的观点(注1) : 

□ 为保证江的访问成功,中国政府给你和严家琪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你们减低对江的批评,因此你和严在抗议行动中保持了低调;

□ 你的信息来源显示中国政府将着手毁灭CSI,因为其在江访问期间组织抗议所担任的角色;

□ CSI将来不得做任何的政治声明,而只可以回去做研究

我必须与某个中国记者谈一次话,他将把信息传递给江泽民的圈内人;我必须告诉这位记者,CSI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组织,它未来的工作只着重在学术研究上(注2) 。 

这可能是我们十年前初次见面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一次交谈你为了小事而背叛如此重要的原则,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失望与气愤。我断然拒绝你的要求,无法与你继续讲电话,因为我感觉这是一种极深的侮辱。我没等你说完就愤然挂了电话。我记得你在大约十分钟以后,又打电话进来,说你希望谈谈CSI的预算问题,以及为什么我没有给陈小平15000美元。我说我需要赶写简报特刊,没时间与你说话,然后就结束了与你的谈话。

一开始,我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我找韩连潮、吴学灿和几年来一直深度参加到CSI运作的其他朋友们谈话,然后我们意识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CSI是不会有未来的,不过我们希望等一段时间再采取行动。我当时希望能够等一段时间到尘埃落定的时候,同时我们能够用这段时间思考以后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我也可以把手头上的急迫的工作处理完,这些工作需要大段的不受干扰的时间才能完成。当时我正在赶工完成几项马上就要到期的项目。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如1998年度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基金申请的终稿在大约一周以后截至;1998年度的潜在捐款人和其他基金也进入关键时期而且只能由我自己一人完成;CSR第六期(已经延迟了)的稿件还堆在我的桌子上,等着我翻译与编辑。要完成这些工作,我需要好几周的不受干扰的时间,集中精力去处理。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打进来的电话已经演化为恶意骚扰,你无中生有地攻击我,说江泽民来访期间,我故意破坏抗议活动,以及我乱花CSI的钱。这些指控的性质非常严重,但是你针对这些指控提出的证据却是要么微不足道,要么直接体现出你本人对CSI运作的无知(在后面我将更加详细地回应你的这些指控)。由此,不仅我们之间的战略方向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且你使得CSI无法进行正常的日常运作。你这样做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之间小心保持和维持了几年的在分工上的默契。这种默契就是,我让你成为CSI在政治上和对外形象上的领导,而你在CSI的实际的项目管理和运作上不要干扰我。在这种默契下,只要你作为领导得到所有的名誉而我将所有事务做好,我们之间就没有问题,如此下来,一年左右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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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11月12日及11月16日的CSI法定董事会会议记录,我和你在这次对话所谈的内容上发生过两次冲突(尽管你不否认有过这次谈话),但是你对这次谈话的解释,即使我用最好的评价来形容,那也是含混不清。

注2:在江泽民访美前和来访期间,好几位中国记者试图采访我和吴学灿。他们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我们对江泽民的来访怎么看?江泽民访美期间我们计划做什么?你所提到的那位可能就是江泽民直接控制的报社的记者。在之前与我的对话中,你曾经问过我他的背景,如年龄,学历以及在该报社的服务年限等等。你认为这位记者可能会写内部报告直接给江泽民本人或他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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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和16日,CSI法定董事会(执行董事会)分别开会,解决我们之间在政治上和管理上的分歧。1997年11月12日,董事会会议通过了以下十项决议

1.王军涛辞去中国战略研究所总裁职务,但继续担任CSI法定董事会的董事;

2.CSI原总裁职位将由一个5-7人的管理委员会取代,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执行董事提名,由法定董事会批准; 

3.法定董事会将在合适的时候扩大;

4.执行董事与管理委员会一起制定CSI预算计划,然后交法定董事会批准;

5.任何单笔金额超出1万美元的支出,在开支前必须得到法定董事会的批准;

6.执行董事必须每隔季度向法定董事会提交财务报告;

7.执行董事和管理委员会共同提出改善CSI运作的建议和规定;这个提议必须于1998年向法定董事会提交;

8.CSI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建立中国民主反对力量,以结束中共的一党独裁;

9.CSI主持的重大活动必须事先得到法定董事会的批准;

10.以上决议不向媒体传达。

这些决议是为了结束你的“灰色”和“模糊”策略,确保CSI在政治方面有一个集体的领导层,并使CSI在管理上更加富于责任感和更加专业。遗憾的是,你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一直对所有决议进行逐条反对,甚至包括第八条。当讨论到CSI中心任务这一条的时候,你说,“我反对[第八条]。我与Drew刘(刘晓竹)不同。我希望建立宪政民主,Drew(刘晓竹)想要结束一党专制。”你的这句话顿时使我们震惊而且语塞,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结束一党专制和建立宪政民主之间是完全兼容的,正如决议里面所说的那样。不过事后想起来,我认为你的奇怪的表述说明你仍然希望继续坚持你的模糊性策略,也就是说,拒绝明确地站在民主反对派立场上反对现政权,这样你便可以避免直接地和公开地与共产主义专制发生冲突。对于我们其他与会者来说,CSI需要坚定地站在民主反对派阵营中,在公众社会中为民主而战(尤其是在政府政策方面);这样也有助于为现政权中的自由派推动民主而创造政治机会。

11月16日,法定董事会(执行董事会)再次开会讨论CSI的政策和管理问题。在会上,你要求法定董事会推翻11月12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尤其是要求重新确认你为CSI总裁。但是你的要求被董事会其他成员否决,而且就CSI资金和预算管理方面特别进行了讨论。董事会通过了以下三项资金管理上的决议: 

1. 对于CSI请王军涛于1996年至1997年转给国内研究合作伙伴的4万5千美元,王军涛必须按照财务程序作出交代或者提供资金使用记录;

2. 如果为了国内资金接收人及其活动的安全,责任人不能向董事会提供资金使用记录的细节的话,那么责任人必须在得到董事会同意的前提下,隐去收款人姓名和汇款日期等信息,但责任人必须尽其所能提供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相关资金的使用记录;以及,

3. 董事会将着手雇请注册会计师对CSI的全部账目进行审计。 


另外,董事会还讨论了你在香港民间组织中可能以CSI名义募集资金的问题。由于所有这些资金都是你个人操作的(在CSI没有任何记录),我催你对香港募集来的资金做一个完整的记录存入档案。我说这是处理捐款的专业处理方法。你说你在香港募集来的资金与CSI无关,因此不应当成为CSI融资记录的一部分。在这个时候,法定董事会并没有将你逐出CSI的想法。相反,我们讨论这些事情并通过董事会决议是为了在CSI保持一个高水平的诚信和管理规范。只要你愿意尊重董事会的集体决策,我们当然希望与你继续合作。为了使得这些问题在内部解决,法定董事会专门通过一项决议规定董事会决议的所有内容都不得透露给媒体。然而我非常遗憾你后来将你与董事会之间的争论公开给了更大范围的公众。 

不仅如此,你还拒绝承认董事会决议的所有内容。对此,你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进一步破坏了我们对你的信任。首先,你到CSI的捐资人那里,针对我和董事会散布毫无根据的指控,给CSI后面的筹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和破坏;其次,你在异议人士圈里散布谣言和虚假的指控,你是通过与你关系很近的一个合作伙伴来做这件事的。同时,你成立了另一个组织,宪政论坛,来与CSI争夺基金。 

到这个时候,你与CSI的分裂看起来已经无可避免了。为了避免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下去,CSI董事会决定采取措施终止这种局面。从12月10日到12月12日,法定董事会通过传真举行了通讯会议,会议上,董事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 成立新的管理委员会 [注3] 

除去王军涛法定董事会(执行董事会)的董事职务

□ 选举时和平为法定董事会(执行董事会)董事

——————————————————————
注3:管理委员会成员为:刘宾雁、王希哲、吴学灿、傅申奇、吴仁华(后因个人原因辞职)、韩连潮、刘晓竹



资金的管理

在你与CSI决裂之后,你针对我管理CSI的资金提出了一系列的没有根据的指控。事实是,你的许多指控都基于你的误解或你对CSI资金管理的无知。过去,我在不同场合都对你解释过CSI的资金管理系统,但现在我认为有必要用书面形式说出来。为了清除你的误解,我对CSI资金管理的主要特点做一个详细的叙述。

概要

CSI于1994年6月29日成立于华盛顿特区,第一间办公室于当年8月开在斯沃茨公司借给我们的一块办公地。直到1995年8月止,公司的管理及运作费用来自斯沃茨公司的垫付、一部分来自我个人的钱和你的个人资金,外加斯沃茨公司提供的一万美元贷款(1)。这段时间,我是公司唯一的全职雇员,虽然我不领受工资(2)。

CSI于1995年2月接受了美国民主基金会首次赠予的3万美元,用于中国国内的研究项目。CSI得知有希望获得该笔款项,于1995年1月开立了银行账号,专门处理该笔赠予款项。从1995年夏起,CSI在募款方面非常成功。从1995年至1997年三年间,CSI的资金进项为589887美元,同期的资金支出为536205美元;到1997年底,CSI资金余额为53681美元。1995、1996年度会计报告由公司会计注册会计师林杰夫担任。由于林杰夫现在正在制作CSI的1997年度的财务报告,所以CSI可以将1997年度的现金流报告(由公司记账员玛莎•波普担任)按照类别逐项反映出来(3)。

款项募集

作为非盈利机构,CSI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捐助和赠予。就赠予而言,CSI1995至97年分别获赠3万,13万和17万美元,全部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就捐助而言,三年分别募得捐款103294,112064和27012美元。 

在获得这些款项之前,CSI法定董事会于1994年11月9日开会讨论资金管理程序问题,通过了董事会决议,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 保持CSI的独立性以及推动中国民主化和平转型是CSI接受捐款的前提;
□ 接受捐款的程序必须符合美国的法律要求。

另外,董事会还就筹款问题作了正式的分工如下: 

□ 刘晓竹全权负责北美的捐款;
□ 王军涛全权负责远东(香港)的捐款。

事实上,CSI这三年来募得的捐款全部来自北美(约24万2千美元),由我全权负责,其中的20万美元的募集有你的参与。根据CSI董事会有关决议,所有募捐谈判都基于CSI的独立性不受破坏以及捐助者不干预CSI的管理前提条件,唯一要求就是捐助款的管理必须符合美国对非营利机构捐助项目的法律规定。捐助者们没有对CSI如何及在哪里使用捐助款提出任何要求。

在1995、96、97年期间,你也单独从香港和其他渠道募捐,但是尽管有董事会决议以及我的一再要求,你的募捐款项从来没有入到公司帐上,你也从来没有向董事会或管理层提供任何捐款记录(4) 。你一直拒绝这样做,声称这些捐款与CSI无关。但是CSI有明确迹象表明仅在1995年你就收到与CSI正在运作的项目相关的帐外捐款7万到11万美元。也有明确迹象表明这些款项之所以不能在1996年和1997年继续的一部分原因是这部分捐款,因管理不善而处于CSI的监督及专业管理之外。

CSI账户管理

CSI有三个银行账户,一个账户是CSI的储蓄账户,第二个是专门处理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支票账户,第三个是专门处理美国民主基金会以外的资金管理账户。根据民主基金会和美国法律的要求,CSI的基金管理体系确定为逐笔记帐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会计基于需要和公司运作特点对费用进行分类,然后按照类别逐笔登记基金的使用。

在CSI的运作中,项目运作的所有费用中,民主基金会支出总费用的核心部分,而总支出中的其他部分则靠捐款来填补。例如民主基金会仅支付部分的人工、通讯费用和打印费用;其余的就得靠捐款来支付;再例如民主基金会不支付交通费和公共关系费用,这部分费用则完全靠捐款来支持。

CSI的资金管理由执行董事和办公室经理直接管理,由公司的会计师杰夫林提供专业指导。在日常运作管理中,办公室经理的职责包括:1)记账;2)填写支票;3)与银行对账。执行董事的职责包括:1)监督记账;2)支票填好后签字;3)按照公司预算和管理计划指导费用管理工作;会计师的职责是:1)负责公司的每月工资和报税;2)协助公司的财务管理(例如报税、记账、开发票和内部控制等)3)编制公司年度财务报告;4)申报公司年度退税。

这样的系统在总体上确保公司财务管理的可靠性。例如CSI的记账为逐笔登记,并有相关费用发票,发票标明收款人、付款金额、付款原由以及所支付服务(或产品)的时间段。

预算和费用

每年,我要制作一个包含预算在内的项目计划书,提交给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年度拨款。美国民主基金会在收到计划书以后,会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1)拨款额度;2)年度预算结构。就第一部分而言,CSI没有发言权;第二部分美国民主基金会通常会与CSI协商确定。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原则就是支付CSI项目的部分费用(核心部分),因此CSI必须募集资金以支付费用中的剩余部分。

如此,我每年将与美国民主基金会讨论确定预算的结构,这个结构基于一个原则:美国民主基金会负责核心费用的支付,也就是说,在CSI项目运作中,能够保证达到最低标准的情况下所必需提供的费用资助。这样,如果CSI自己筹得的资金越多,项目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则相应地会多,但如果CSI筹集不到任何外来资金,那么至少CSI能够符合提交给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计划书中承诺的基础水准。根据这样的原则,单向费用中最大的一项就是在中国的研究,通常占到整个民主基金会拨款的1/3强(大体来说,1995年占67%,1996年占37%,1997年占37%)。再下来就是一半的工资费用以及一部分的办公费用(房租、通讯费、耗材和印刷费等等)。因此,虽然CSI严格执行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预算计划,我们仍然需要随着捐款的起伏不时地调整我们的基本项目费用之外的消费水平。

这样的情形每年都不一样。1995年,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拨款比较少(3万),支付CSI年度支出的1/3还不到。1996年拨款达到13万,支付了一半以上的费用。而且,由于前10到11个月的捐款受挫,我不得不停发我个人的5个月的工资以保证CSI费用计划中的核心部分不受损害。1997年拨款达17万,支付了整个费用的60%(5) 。

事实上,在过去三年里,CSI的款项来源时起时落,所以,CSI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严格执行公司规程以及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明确地确定哪些费用为CSI费用中的优先项目。CSI法定董事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保证支持你在中国异议人士圈里的工作以及你与那些仍在中国的你的老同事们的互动。因此在过去三年里(1995-1997),CSI共为你报销了约10万美元。具体地说,过去三年里,由你向你国内的同事转款6万美元以支持他们在国内的研究活动,这是CSI的项目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金额占到了CSI在这类项目预算中的一半左右。同时,CSI还报销了你的19000美元的电话费,这一费用占到CSI同期的全部电话费的一半左右。除此,CSI还支付了你的12000美元的差旅住宿费用(占CSI同类费用的约60%),另外还有4500美元报销了你的公关和餐饮费(占CSI全部同期费用的80%)(6)。除此之外,CSI还按照你不时提出的要求,直接支付了一些活动费用(7)。以上情况表明,尽管公司在费用支付方面(甚至工资支付方面)经历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CSI在过去三年,对你所谓的推动中国民主反对派方面的活动费用上,从未吝啬过。

本节备注: 

(1) 1995年12月,CSI一次性归还斯沃茨公司垫付的资金14309美元(包括2152美元的打印机复印费、4521美元房租、682美元办公设备、1086美元办公耗材和5868美元电话费),同时也归还了1万美元贷款,斯沃茨公司帮CSI公司支付的其余的费用算捐款给CSI而冲销。

(2) 这段时间你有公开社会研究院给予的3万美元生活补助,我兼职为法广担任通讯员,然后你在1995年春作为个人礼物给过我5千美元的馈赠,使我得到帮助。

(3) 详见附件2

(4) 1994年11月9日,董事会决议规定“任何有明确表示向个人(而不是CSI)提供的捐款或礼金,可以以受馈人的个人名义收取,但是,受馈人必须向董事会的三名成员汇报。”1997年11月16日的董事会上,我也提议你必须按照董事会规定的程序提交你收到的与CSI运作相关的捐赠款项记录。

(5) 具体数据参加附表4

(6) 具体数据参见附表3

(7)这些费用包括:1)报销了若干个人的活动费用;2)直接支付王军涛的1995年绝食抗议的活动费用、(1997年抗议江泽民访美)的民主中国项目的费用。


(待续)


最后编辑时间: 2014-10-03 06: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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