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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NABC60   赵越胜:文革中毛为什么不救李达, 而救章士钊? 2016-12-27 09:06:46  [点击:981]
赵越胜:文革中毛为什么不救李达, 而救章士钊?

李达把毛引进共产党,又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社会主义信仰,但毛被捧上神坛后,他批评毛“头脑发热”。毛不能容他,在他向毛求救时,毛袖手不管,至李达惨死。

问:上次节目中,你讲了毛在文革中保护了章士钊的情况。你还提到,有人与毛的关系更密切,毛却一样整。我想你说的这个人是李达。请你给听众们详细谈谈。

答:好,只是这又是一段让人痛心、不堪回首的历史。李达死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官职不大。但是他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关键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把毛带进共产党,并且系统地启蒙了毛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更准确地说,启蒙了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毛在延安时对斯诺说,他20年夏天时,因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现经专家考证,这个记忆不对。因为这三本书出版于20年底和21年,毛不可能在20年初读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点粗浅认识,主要是在《新青年》杂志上读陈独秀、李大钊的介绍文字,那时他正处在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过程中。而李达却早在1913年就去日本留学,而且学的是采矿实业,这和毛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缺陷相比,知识结构更倾向清晰、准确、实在。这绝非无足轻重,后来他和毛的分歧,知识结构的不同起了很大作用。1917年他第二次赴日,弃理从文,在日本著名社会主义理论家河上肇门下,系统攻读马克思著作,包括毛一辈子也没通读过的《资本论》。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李达是最全面深入系统的。

问:河上肇可是大权威。李达是他的学生,这对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

答:不仅是从理论上引进共产主义,还要从组织上建立共产党。李达20年回国,住在陈独秀家里,一起商量成立共产党的事,后来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党筹备小组,并于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之日,创立刊物《共产党》,第一次在中国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领导人。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共的专家把中共成立的时间定为1920年11月,国内也有专家同意这个事实。但中共不承认,原因在于,20年成立共产党时,毛未参与其事,他的创始人身份就不存在了,至多是中共一大代表,这是中共绝不能允许的,所以必须篡改历史。而李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创始人之一,甚至在陈独秀去广东时还担任过书记一职。也正是在这件事上,李达对毛有再造之恩,也为自己最后惨死留下了种子。李达是《共产党》这个杂志的主编。在这本杂志上,他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亲自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文章。这本杂志成为左翼青年的精神食量,从这里汲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人中就有毛!毛当时在长沙办有文化书社,这杂志就寄到那里。1921年6月,毛收到李达寄给他的通知,要他在7月20日到上海开会,又寄给毛100银元作为路费。这个会就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现在认定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创始大会,因为毛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事实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了上海,找到共产党当时代理书记李达,让他召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中共今后的发展。毛赶到上海向李达报到,李达问毛:“你是CP 还是CY?”毛回答“是CY”。因为那时湖南只有青年团,还没有共产党。李达说:“我们这儿是要开CP的大会,你既然来了就参加CP吧。等回到湖南就去组织CP”。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李达是毛的入党介绍人。

问:听你介绍这段历史,李达对毛确实太重要了,等于他把毛引进了门。

答:这还仅仅是从组织上,从思想理论上,毛也得益于李达。因为1922年,毛请李达担任他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王炯华先生说,这等于中共的第一所党校。毛一方面组织这个学校,一方面也在里面学习。而且此时,毛与杨开慧同李达夫妇同住清水塘,比邻而居。毛经常敲门而入,向李达请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后来在延安时,毛又仔细读了李达所译《辩证唯物论教程》,夸赞该书“译得及时”。李达还给毛寄去了他写的《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毛说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毛是聪明人,他读了李达的书,能将之化为己用。所以,除了中国古代文史,毛的知识结构中有关西方马列主义这一块,受益于李达不少,可以说李达是毛的启蒙者之一。在一段时间里,毛曾几次让李达去延安,但李达都推脱了,只是到处给毛唱赞歌。李达饱学之士,我猜他可能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中共得鹿后不久,李达和毛见了面,毛刚得天下,免不了要“礼贤下士”,对李达很亲热,甚至让他在自己的住地休息。李达后来对人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他这里用了严子陵与东汉光武帝同床而眠,把脚放到光武帝肚子上的典故。但可以看出他是很知分寸的。他心里明白,毛现在已是新皇帝了。后来在安排工作时,他坚决不留北京,跑到湖南大学当校长,又转武大当校长,积极紧跟毛,吹捧毛,参加毛发动的各个政治批判运动。但是庐山会议之后,他开始沉默了。他和毛争论,批评毛“发烧到40度”,要毛“头脑冷静”,毛也批评他写文章“无锋芒”,“老生常谈”。这时的毛已不是湘潭清水塘的润之了,他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思想家。到了文革,毛已经被捧成了神,而李达则成了牛鬼蛇神。

问:以李达和毛这么深的关系,文革中毛也应该保他啊?

答:情况恰恰相反。66年4月,中南局陶铸、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开始整李达。他们深知毛和李的关系,所以王任重三次问毛,批不批李达。毛就是不表态,最后说“不要公开见报”。我想他心里明白党内有很多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他暂时不想让人知道他刻薄寡恩。毛心里最过不去的,恐怕是李达曾经在外面讲过毛去参加中共一大时还不是CP的事儿。当李达看到揭发材料中有这一条时,惊呼“后悔啊,我不该把这真实情况讲出来惹来大祸”。王炯华先生考证出一个细节,八大时,毛泽东在填代表登记表时,把入党年份填为20年。可按照中共的说法,20年共产党还没有成立。这个笔误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解释,它反映主体潜意识中无法达成的欲求,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毛是多么在意李达的这条“罪状”。再有,李达反对“顶峰论”,这也冒犯了毛的理论权威。毛倒不真以为自己就是“顶峰”,但我可以谦虚,你不能反对。尤其毛李双方知根知底,毛知道李的理论修养在自己之上,李知道毛当年读他的书学了多少东西。

问:那李达又是怎么给毛写的求救信呢?

答:武大斗李达极凶狠,大会小会,高音喇叭,弄得李达请求把他送到拘留所,说那里安静,好写检讨。他身边安插了密探,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那时李达高血压、糖尿病,验尿4个加号,血压200以上,坐都坐不稳。6月28日,毛到了武汉,7月16日畅游长江。李达从门外玩的小孩子口中知道消息,悄悄对夫人说,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信,让他救我一命。他夫人说,不行,我出门都有人跟着。李达没办法,跟他的秘书刘某说,你帮我个忙,给毛主席送封信,我知道活不长了,请毛主席救我一命。其实,这个秘书是安插在他身边的密探。李达就写了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这封信是7月19日写的,到了8月1日,毛看到了李达求救的请求。不是信,是一张字条:“李达要主席救他一命”。这种救命的事,毛要办还不当下就办了?像对章士钊,第二天当兵的就来站岗保卫。但毛闪烁其词地批了一句:“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问:这话什么意思?是救还是不救?

答:问得好。你说这种救命的事能“酌处”吗?一个人掉河里了,喊“救命”,您几个坐一块商量商量,斟酌斟酌,那人早淹死了。所以毛的意思就是不救。为什么?一般说来,在独裁制度下,一个人愈有恩于独裁者,便愈有害于自己,尤其在共产制度下,战友便意味着敌人,因为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这种人,不需要战友,只需要佞臣,不需要诤谏,只需要谄媚。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君主“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他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而独裁者恰恰最怕听真话。彭德怀是一例,李达又是一例。在独裁之下,最危险莫过于让君主想起你曾有恩于他。所以,已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毛怎能容忍自己曾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他这个共产党的创始人怎么能容忍他是李达通知去开会的,去时还不是CP?这有一条就万劫不复,李达却全占了。不早整你已是格外开恩,又怎么救你?李达请毛救他一命真太书生气了。果然,十几天后,李达口吐鲜血而死。

问:我们知道在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受到严酷迫害,求告无门,很多人因此死于非命。你今天的题目是不是想谈谈这个问题?

答:是的。说起文革中大批知名人士的悲惨遭遇,可以用到“令人发指”这个词。这么多年过去,我偶尔涉及到这段历史,翻开那些记载,真可谓斑斑血泪。回首中国数千年历史,夏桀无道,商纣荒淫,秦始皇暴虐,朱元璋残忍,雍正帝刻薄寡恩。但在他们治下,也未见过在全国范围内,在社会各个领域,像在文革中一样大规模地迫害社会知名人士。秦始皇焚书坑儒,雍正兴文字狱,和毛发起的兴无灭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暴行相比,实属小儿科了。在这个迫害狂潮中,有两个人和毛有特殊关系,就是章士钊和李达。在他们受到迫害时,都写信给毛求救。结果一位受到毛的保护,被救了下来,另一位被弃之不顾,最后惨死。在这救与不救之间,隐藏了很深的历史原因,也反映出毛的为人与心理活动。那位被救的是章士钊,那位惨死的是李达。今天我们先谈谈,毛为什么会救章士钊。

问:这个题目有意思,但我觉得听众朋友对这个人可能有点陌生,他离我们太远了。你能不能先作点背景介绍?

答:当然。要分析文革中毛对章的态度,也非从历史入手不可。章士钊是湖南善化人,和毛是大同乡。他早年参加反清救国活动,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苏报案”。1903年,他任上海《苏报》主笔,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苏报》发表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名声大振,也引来清廷的愤怒,要关闭报馆,抓捕报社成员,因为《苏报》是在租界内办的,所以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有关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律诉讼。审判按西方法律,有公诉人和辩护人,还有法庭辩论,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审判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无罪释放,只有邹容和章太炎因“语带诽谤”被轻判入狱劳役。中国经由此案开始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觉醒。可惜这个过程在中共得鹿之后彻底中断,至今当局仍实行言论控制、新闻属党这种野蛮社会的信条。自1903年《苏报》案至今已100多年,想想真让人绝望。章士钊在清廷要对《苏报》下手之前经朋友通风报信逃了,但仍然与革命党任来往,参与密谋,被捕入狱,被保释后就去日本留学了,又往英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鼓吹他在英国学的那套政党政治。1917年,他到北大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章去北大和他的老同乡杨昌济有关,那时杨在北大当教授,毛在北京时就住杨家。章毛在那时就认识了。杨昌济对毛极为欣赏,杨的女儿就是毛的结发妻杨开慧。据说有关毛杨婚事,章士钊大表赞成。20年,毛为筹措经费,持杨昌济手书往见章士钊。章士钊还真给毛筹了2万大洋,这在那时可是笔巨款。

问:章士钊和毛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可以说毛的第一桶金就得自章。

答:确实如此。所以才有后来毛每年给章士钊两千元人民币,说是还款,这是后话了。章士钊24年加入北洋政府,当段祺瑞的司法部长,25年又兼了教育部长。他任职期间因北师大风潮和鲁迅结了梁子,还打了一场官司。结果鲁迅赢了他的顶头上司。而章士钊因鲁迅而得了“落水狗”这个骂名。所谓痛打落水狗,就是打章士钊。26年“三一八惨案”,章士钊虽已不是教育部长,但还是有些牵扯。三十年代章在上海做律师,33年他替陈独秀辩护,说陈的共产党活动并不“危害民国”。尽管如此,蒋介石还请他当国府“参政员”,民国时期政治上的宽松和共产党得天下后根本不能比。章士钊那时脚踏两只船,在毛蒋之间顺水推舟。后来看共产党势头大了,就暗中帮了共产党很多忙,是个国共通吃的政客。但那会儿,像章这样首鼠两端的人不少,中共得权后大部分下场不妙,在中共无止无休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冲击受批判。何以章士钊一直“圣宠不衰”?我想这就是章士钊的过人之处,他从来不忘他在国民党那一面的身份,甚至不时提醒中共他愿意为国共双方效力。这一点和那些民主人士绝然不同。像民盟、民建的那些“民主左派”,在中共得鹿前大部分人都痛斥蒋的“独裁”。这些人后来下场悲惨,关键就是他们不懂自己,也不懂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了共产党的“自家人”。章伯钧、张东逊、罗隆基就是代表。等他们明白过来,晚了。而章士钊却一直清醒。写了本《逻辑指要》送给蒋介石,再写《柳文指要》是请毛批阅,却从不谈什么民主自由。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虽然他经常不说实话,但他对毛一贯崇拜,所以关于毛的事他不会瞎编。1955年的某天晚上,毛让警卫去给章士钊送两只鸡。当时商店已经关门了,还挺费劲才弄到两只鸡。文革中戚给康生讲了这件事,老谋深算的康生让他去翻翻《三国志》中有关乔玄和曹操的记载。那是告他你得看了这段历史,才能明白送鸡的意思。书中记载,曹操年青时见乔玄,乔“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这事《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说得更玄:“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只是《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里记了一段,说的是曹操起兵后曾派人祭祀乔玄,说“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嬉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这件事有两个含义,1)毛心中自比曹孟德,这从善解圣意的郭沫若努力为曹操翻案中可以见出。2)章士钊能慧眼识英雄。送鸡一事表明毛对章感谢之意。
戚本禹还透露,周恩来告诉他,章士钊见了毛惊呼:“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章士钊能圣宠不衰,原因之一是他从来以待君王之道和毛交往。其二,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他从来不忘自己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这样才能为共产党所用。

问:据说章士钊一直为国共两党传递消息。

答:主要是为共产党。56年,中共曾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章看出苗头,主动要求去香港,借助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为中共传消息。他带了一封中共给蒋的信,内容就和现在的一国两制差不多。信中还有“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种话,想以乡情打动蒋。但文革一来,红卫兵不知这些底细,一查章士钊是鲁迅要痛打的落水狗,立即来抄家。红卫兵把章拉到院子里,低头罚站,还抄走了一大批文物。章士钊吓坏了,马上向毛泽东求救。信中请毛“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据他女儿章含之记载,8曰30日写信,第二天周恩来办公室就来电话,跟着就派兵站岗,更让人惊奇的是,毛9曰1日就亲笔回信,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从这件事上看,毛可真是个义重如山的大慈悲人。其实不然。和毛有亲密关系的人多了,该整一样整。在列宁式政党的意识形态里,绝不存在友谊、温情这种东西。关键看你对维护独裁者的脸面、威信有没有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态度。十月政变后,高尔基痛骂布尔什维克野蛮,列宁要毁灭俄罗斯。但列宁一直容忍他,这一是因为高尔基的前妻手中有一大笔莫罗佐夫家族留给社会民主党的钱,高尔基给了列宁不少。二是高尔基是世界著名作家,留着他当花瓶也不错。三是高尔基在英国有一大批文件,这里有不少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四是斯大林想让高尔基给他写传记。三十年代高尔基回国之后,斯大林也对他关怀备至,但当那些文件落入斯大林手,而斯大林发现高尔基不想给他写传记之后,就冷落高尔基。很快高尔基就死了。很多研究者认为是斯大林谋杀了他。可章士钊一直到最后都保持了他的“有用”身份,最后以90高龄又去香港为国共两党疏通关系,而就死在这次任务中,所以享尽身后殊荣。我看章老先生是一位最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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