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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杜导斌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一) 2017-07-05 07:09:04  [点击:927]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一)
杜导斌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必须先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概念进行界定。《社会科学大词典》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人类的特殊产物,指人类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的使用而习得或传授,从而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1]这个解释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过于笼统,因此未必令人信服。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看,世界上大概再没有任何其它概念比文化这个概念更丰富、更模糊、更富于争议、更难准确界定。关于“文化(Culture)”,台湾著名中国文化学者殷海光曾引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罗孔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罗列的定义,称:仅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164种。[2]
考察殷海光先生提供的上述定义,参考世界著名文化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理解,[3]还有国内网络搜索结果,加以对比,本文作者认为,维基百科对文化的界定更为靠谱。
维基百科“文化”一词的作者认为,文化可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文化”的意义是“相互通过学习人类思想与行为的精华来达到完美”;拉丁语系中的文化一词,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图斯库卢姆辩论》中首次使用,当时他所指的是灵魂的耕耘或“cultura animi”,即使用农业来暗喻哲学上所谓灵魂的发展即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塞缪尔•普芬道夫将这个比喻转化为现代所用的“文化”一词,但他已不认为哲学是人类的自然完美了。与此相对,他认为文化是在“使人类摆脱野蛮,通过巧法成为完全的人”。拉丁文“cultura animi”原意是“灵魂的培养”,由此衍生为生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起跟自身生活相关的知识或经验,使其适应自然或周围的环境,是约定俗成的潜意识的外在表现,它是在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及经济生产方式中的人群里形成的。
维基百科的这个界定认为文化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分为器物(物质文化)、制度(制度文化)和观念(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广义的文化包括文字、语言、建筑、饮食、工具、技能、知识、习俗、艺术、思想、国力等。
维基百科的界定中还讨论了中文语境下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相对于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好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又称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中国文化,是指在中国与华人地区存在的文化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儒家文化”和“天朝上国”的思想。中华文化发展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经过与“蛮夷戎狄”四夷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文明(中华文明)。考古发现,中华文明不仅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还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是各区域、各民族古代文化长期相互交流、借鉴、融合的结果。[4]
受严格文宣管制的大陆搜索引擎把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十五个子类:1,诸子百家,2,琴棋书画,3,传统文学,4,传统戏剧,5,传统节日,6,中国建筑,7、中医,8,民风民俗,9,衣服服饰,10,古玩器物,11,饮食厨艺,12,神话,13,音乐,14,对联,15,名山大川。本文认为,这种划分忽视了对中国历史至关重要的在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上述列举的15个子类,除诸子百家外,其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都比较间接,远不如中国地理、历史、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文化因子重要,仅仅列举这些未免有捡芝麻而丢西瓜之嫌。本文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层面考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地理观念、历史观念、政治和社会观念、政治和法律制度、学术思想、风俗、器物七个层面。因此,本文将分七个章节分别研究:一、传统地理观念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二、传统历史观念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三、传统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四、传统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五、传统学术思想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六、民情风俗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七、传统器物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方法上,本文在材料的选择方面采用科学的方法,反对增字解经,对材料的处理则主要采用哲学的方法,避免陷入国粹主义泥沼,避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坐井观天,也不以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为依归,而是视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将上述中国传统文化七个层面的材料放在当代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从人的生存境况、生命价值、国家软实力、社会发展还是衰败四个维度,对中国的传统材料、重点是政治哲学、政治制度和社会哲学领域的材料加以重新梳理、审视和反思,希望能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元素有益于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增进中国人的尊严、自由、幸福、社会团结和国家强大,哪些元素束缚中国人的精神,抑制中国人的活力,削弱中国的国力,对在不自觉中规范、影响传统和今天中国人的各种元素,从当代视角,用当代观念和词汇加以重新阐释,与欧美等文明成果进行对比研究,面向未来,反思过去,目的一是增益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二是促进中国文化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壮大,三是规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间不必要的冲突,并在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下面是分章节研究情况:

第一章、传统地理观念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深远的基础性因素,首屈一指的应该就是中国地理结构,和这种地理结构所型塑的“中国”这一地域观念。
地理的诸元素,如土地的面积、土质、地形、地貌、边界、山河、纬度、气候、物产等,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也是支撑人类文化的物质基础。孟德斯鸠就认为,气候和土壤会对政治、法律和风俗文化产生影响。[5]根据1492年新大陆被发现后人类各分支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可以认为,不仅人类的肤色,而且包括人类的文明,通常都带有适应特定地理结构、气候和物产的特征。某种文化常常是特定族群与特定环境互动的产物。中国古人,特别是少数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早就觉察到了不同地理特征与人民风俗习性和政治军事特点之间存在关系。战国典籍《吴子》认为,秦国与晋国人不同,应该采用不同的战略战术,秦国处于当时认为的中国地理之外的边缘蛮荒地带,自然地形恶劣,造就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性格,招致了政府的严苛统治,奖赏与惩罚政策都呈极端化;晋国则是中国的一部分,占据优越的地理条件,政通人和,兵民自信,但人民不愿同心协力以拼死对敌。[6]
“中国”这一观念的形成,与中国的版图密不可分。对中国远古的版图,《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史记•五帝本纪》里有许多记载,尽管这些记载都缺乏实物证据,现在不能当信史对待,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却是长期被当作史实看待的。按上述经典的说法,在远古,中国地理版图包括以中原为核心的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州位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下游,与今天中国的版图相距很大。古人认为九州是夏代的版图范围,而夏是中国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较大的可能是,中国的概念在九州之前就已存在,九州是对中国作的行政区划,以便于中央政府对庞大的中国领土进行分区管治。当然也可能是,夏代时,华夏、中国这些概念尚未出现,九州被当时的官方用作指称夏朝所管辖地域的统称。据说“九州”一词源自夏朝的九鼎。九只青铜鼎上各绘一州的疆域地图及物产风俗,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农业、水利和物产区划地图,被统治者视为镇国之宝和王权的象征。由于九鼎没找到实物,这种说法准确与否缺乏证据,目前只能存疑。[7]
九州的文字证据是《尚书•禹贡》。根据这篇文献的记载,今人认为,在大禹生活的远古年代,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散居着许多氏族部落,号称万国。“纵观整个混乱的时代,对统一的渴望和地方割据的现实一直处在紧张的关系中。”《尚书•禹贡》“把当时可知的世界划分为九个州。每个州都有不同的人群和物产,并且对它们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该文的“首要主题是这九个州是如何通过大禹的足迹成为一个国家的,并且每个州向都城朝贡特产。由此,被高山大川割裂,由不同特产、风俗代表的不同区域,都被呈现在一个最高的统治者面前,他走遍了整个国家,并接纳大量形形色色的贡物。”[8]
但是,“禹贡”这篇文献的记载是有疑问的,学界普遍认为《尚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代中期(公元前4世纪),[9]“禹贡”不大可能是大禹年代的遗物,只是后人根据故老相传补撰的。因此之故,“禹贡”所述不足为凭。不过,尽管“禹贡”一文真假难辨,但九州的观念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是华夏大地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以九州代指整个中国。
夏代早就湮没在远古尘烟中,考古和文献记载能证明的目前只有商、周两个朝代,但我们对这两个朝代也所知有限,没有任何关于这两个年代的版图图片遗传下来。先秦典籍中年代最为久远的记载是《春秋》。《春秋》的记载始于鲁隐公元年,即前722年,已经是周朝开国四百余年之后,其所述及的地理范围并不清晰准确。[10]《史记》对有文字记载的春秋之前的殷商和周朝早期的记载并没有多少是来于第一手资料,多来于访谈。《资治通鉴》的开篇从三家分晋开始,即公元前403年,此时春秋结束,战国开始。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剑桥中国史》把秦朝作为开篇,秦之前未作信史对待。
但《剑桥中国秦汉史》并没有关于秦汉版图的内容,好在后出的《哈佛中国史》补上了中国古代地理内容。《哈佛中国史》第一卷编著者陆威仪认为,目前可靠的中国古代版图范围,只能以秦朝的地理版图为准,“秦帝国所创造的国家不是我们从地图上所熟知的当代中国。有现今中国三分之一面积大的西部地区(今天的新疆和西藏),对秦帝国和早期汉帝国而言都是陌生的化外之地。当代的内蒙古和东北三省也都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今的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也是这样的情况。尽管现今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和广西)有帝国驻军,但它们仍处在中华文化圈之外。”有别于中国版图随着历朝历代呈“同心圆”扩大之说,陆威仪认为,“秦帝国版图的地理边界基本上就能划分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边界。尽管帝国在某些时期深入到西北大草原、中亚、南部满州里、朝鲜,或者东南亚洲大陆等地区,但是这些扩张时期通常都很短暂。这些地区的人们始终处于汉人政权的控制之外,直到中国的最后一个非汉族统治政权——清朝的统治时期。”[11]
从九州到秦汉版图的历史演变,在地理方面至少型塑出两种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直到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至少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进程,并且直到今天还规制着中国人的思维。

1、 “中国”认同。“如果我们要想继续成为一个坚强和团结的民族,就必须要有一些共同的公共空间。”[12] “中国”作为古今中国人——中华民国称为中华——共享的公共空间,也是共享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无一例外地忽略了这一点,是错误的。只是,“中国”一词到底始于何时,目前还无法查证。目前可见的将“中国”二字联用的实物证据,是1963年出土的何尊。何尊是一座西周早期的祭器,尊内底铸有12行共122字铭文,其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一句,当为最早的“中国”一词的文字记载。[13]在何尊出土之前,公认中国的最早记载,事实上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影响最深远的是《诗经》。《诗经》至少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实施独尊儒术开始,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在长达203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年代有所中断,一直是中国经典和国家哲学不可缺少的内容,是成为中国精英的必修课,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诗经》305首诗中,有“中国”出现的只有两首,共6次,内容是“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惠此中国”(重复4次)。[14]从何尊和《诗经》看,至少在西周早期,何尊铭文和《诗经》成书的年代,“中国”的使用就已相当普遍,似乎是常用词,中国这个概念应该已经深入人心。
何尊和《诗经》虽有“中国”这个概念,却未说明周朝时人所称中国的确切范围。周朝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封土建国,后来又实行周公、召公二伯分治东西的体制,州似乎消失了,在行政建制中只见“诸侯国”,不见州。到春秋战国年代,不论九州或州伯存在与否,都已毫无意义。这时,即使列国名义上必须尊奉的周王,都已失去管治中国的权威。不断彼此兼并征伐的、边界随战争而变化的诸侯成为主宰中国及四夷的主角。此时,中国的概念仍然存在,但它既不可能指西周或东周的管辖范围,也不为某个诸侯所独享,与九州也不存在关联,中国似乎只是被用来泛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并无清晰边界的中原一带地理区间。《吴子》给我们提供了证据。《吴子》里对秦楚只分别称为秦、楚,不称中国,却称“三晋者,中国也”,对位于现在山西、河北、河南一带的赵国、魏国、韩国都冠以中国之称,但也没有“中国者,三晋也”,可见当时中国的范围应该是包括三晋,而不限于三晋 。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特指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统称,对应词也不是“外国”,而是“四方”,“当时这一名词的应用,似乎局限于商王朝或周王朝直辖的境域,同时也类乎后代的中原,所以与四方相对称。”[15]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作者认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来源于秦,“China一词的词源是‘秦’, Chin。”[16]《哈佛中国史》同样断秦代以为开篇,强调秦朝统一的意义。这两本欧美历史学权威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异域的视角,说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从秦朝开始的。说明西方的史学权威与我们一样,都无法准确地说清楚中国人的中国领土区域意识,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包括文化层面的中国,到底始于何时。
按陆威仪的逻辑,春秋战国之前出现的“中国-四夷”的观念应该是中国领土意识觉醒和文化意识觉醒的开端,只是在战国时期,这种统一的和包含有文化优越感的中国意识被淡化了,被处于分裂、政治文化竞争和战争状态的诸侯国各自特点所取代,“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中国’领域的主要区别”。战国时期的中国有点类似于古希腊,同源的希腊人分裂为一百多座城邦,城邦间或抱团,或争战,谁也不甘臣服于人,各自以保留自身独立和特点为荣。古希腊最后由城邦中的后起之秀马其顿完成统一。中国春秋战国的群雄争霸则终结于秦国的虎狼之师。秦的统一消除了各诸侯国文化的分化趋势。秦军消灭各诸侯国后,秦始皇强制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统一思想,统一信念,统一字体,统一文法,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统一法律,统一学术。“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是种族划分中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任何部落群体或社会群体,在共同生活的每一时期都需要采用一种共同的语言。同样,为了保护认同感,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障碍反对种族间的交互繁殖是经常发生的事。……语言和血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统一字体、文法、度量衡、币制、法律在今天看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在公元前3世纪,需要在想象和实现之间完成一个变革的跨越。在欧洲,这种变革是2000多年后,直到法国大革命才出现。一个统一的帝国在中国是全新的政治形式,标准化对于有效管理和统治如此广大的国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帝国内的民众而言也是如此。……为了完全地把帝国联为一体,把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排除在外,秦始皇修建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呈扇形向四周延伸的道路网,用来调遣军队,派遣官员、信使,以及促进商业。”[17]按陆威仪的上述表述,我们可以这么说,秦始皇的统一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成型提供了硬件和软件的基础性条件。
不过,陆威仪并不认为秦朝统一是中国国家认同的源头。秦朝主要依靠诈力征服六国,战争中树敌过多,统治又过于酷虐,也过于短暂,损害了人们自愿效忠的国家意识的成型。陆威仪认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是靠北方游牧民族从反面成全的。从赵国修筑长城开始,到蒙恬率大军戍边续修万里长城,汉高祖刘邦败给匈奴随后被迫屈辱地以钱财和女人换和平,陆威仪似乎是认为,这些数百年间频繁的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历史,对“中国”观念的成型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个普通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定义,是从一系列对异族,特别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体系化的对抗中被总结出来的。”“秦汉时代……首先是出现了边防线的观念,它把定居从事农业的中原人和与之相邻的北方游牧民族区别开来;其次是一个理想化的包容万象的帝国观念,它认为化外之民会来到帝国进行朝贡,表示归顺。”“把天下想象成由游牧民族和中国二者所构成,标志着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假定中华文明在根本上统一的依据是它和游牧民族的区别,从而把地域差别减弱到了次要的因素。通过发明‘中国/游牧民族的对立’这样一个概念,中国第一次呈现出一个统一体的面貌,这种两极概念在后代中华文明中仍旧是核心的内容。”[18]
陆威仪这种解释的局限性主要在方法论层面。这种历史推断只有从整体论的角度看才是成立的。陆威仪实际上是说,“中国”这个整体观念起源于同样是以种族整体为单元的种族竞争,个体对“中国”的认同、孔子自豪于西周“郁郁乎文哉”与恐惧于“被发左袵”的归属感,战国时期个体对无休止战争的恐惧和厌恶,对天下安定于一国之中的期盼,在陆威仪的这种解释中都被群体的竞争描画给遮蔽了。即使从东亚古代诸民族整体竞争的角度看,陆威仪的这种解释也是存在严重缺憾的。陆威仪上述种族冲突成就中国认同的观点,对于秦汉之际的中国,或者说对于解释中国人国家意识的发端也许有一定的说服力:在异族的武力进攻面前,个体只有团结在族群的集体目标之下才有生存的可能。但这种解释对于南北朝时期北边的五胡十六国,和后来的辽、金、元、清时的中国,就显得不合情理。在这些年代,民族间并不是只有冲突,也有合作,冲突也不仅限于汉人农民与游牧民之间。实际上,“中国/游牧民族”的关系,是时而对立,时而合作,还有近一小半的中国历史是游牧民族统治中国。
与欧洲多民族间冲突导致各自立国不同,与欧洲面积大体相当的中国的版图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是一个共同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频繁,但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以某个新崛起的王朝一统天下为结局。与欧洲相比较,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以暴力加政治平定族群冲突、进而以国家认同缝合族群裂痕的特点。从汉代开始,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也出现多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以至于从远古至中世纪的许多著名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羌、契丹、女真等等,其部分乃至整个种族都陆续融入了中国。如东汉时呼韩邪单于率数万匈奴人归附,并接受汉化,融入中国人中;西晋崩溃后,先是汉化的匈奴部落,后是氐、羌、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先后成为北中国正式居民,并且跃升为北中国的统治者。“唐朝的第二任统治者唐太宗(626-649年在位),认为自己是汉族的皇帝与突厥的可汗的合体,‘自古皆贵中华,践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更宽泛地说,在唐朝的第一个世纪里,大约170万外国人成为唐朝臣民。这些日本人、朝鲜人、粟特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在官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常被授予最高的军事职位与文官职位。”历史上,取得政权的少数民族往往以中国正统自居。典型的如元世祖忽必烈给南宋的檄文,认为自己才是尧舜禹以来华夏正统的继承人,南宋的汉人反被贬为蛮夷,清朝乾隆皇帝在面对英国国王时也以中国人的代言人自居。实际上,汉朝后的中华帝国有大约一半的时间由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在西晋崩溃后的三个世纪里,北方一直是游牧民族与汉人一起组成的帝国,组成游牧族群骑兵与农业社会官僚行政体系的国家,统治着中国的核心地带——黄河流域。自汉朝于220年覆灭后的18个世纪里,有9个世纪不是汉人,而是外来的游牧民族首领做皇帝。 [19]
在远古,中国仅仅是一个指称以洛阳为中心的较小地区和较小群体的概念。经过秦汉的统一,中国的地域得到扩张,中国人也将原来排斥在外的秦楚蛮夷包括了进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中国的边界流动不居,版图与武力正相关,中国皇帝的军队鞭长所及之处,都是中国。中国人的成份也愈趋复杂,中原四周的所谓四夷——蛮夷戎狄先后加入到中国人中来了。到清朝的全盛时期,中国的疆域一度达到最大,爱新觉罗家族统治下的族群最杂,中国文化的成份也更加繁多。经晚清、民国到今天,中国的版图在有所缩小后固定下来,中国人的基因成份则并未随之缩减,中国文化的内容相反还得到巨大发展。大体上是失败一次,版图缩小一轮,中国人猛醒一回,中国文化则猛涨一次。今天,中国的版图总体确定;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分别由大陆台湾的宪法法律进行了明确规定;中国文化,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实文化,则都已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都可与人分享。中国与世界隔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边境线是确定的,国门则是敞开的。任何中国人,理论上都可自由迁移他国,地球上其它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公民也可通过入籍中国成为中国人。一旦正式成为中国人,他(她)就享有中国人的所有权利,却还可信仰原有的宗教,使用原有的语言,保留原有的文化,到地球上任何国家、包括其原来的祖国居住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相对于他国而不是异族的主权概念。
今天,一方面,得到联合国认可的中国领土版图是固定的,除了极少数地方存在争端外,总体上的边界清晰,主权神圣,不容侵犯;另一方面,通过互设使馆、船舶和飞机的航行,异国在中国、同时中国也在他国享有有限对等存在的主权;第三方面,通过旅行、移民、贸易、投资、互联网、跨国公司、国际法、联合国及其各机构超越国界行使某些职权、国际条约、国际会议、国际政治文化合作、污染治理、解决全球变暖、空天航行等和平合法正当的途径,理论上,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可分享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当然,中国人也拥有同样的自由进出和使用他国领土、领海、领空的权利。
今天的中国,超越了血缘和民族,中国包括56个民族,而且随着移民和涉外婚姻增加,基因会更丰富;超越了宗教;超越了政治,大陆台湾政治不同;超越了中华文化,藏语、唯语、蒙语、朝语等语言和文字与汉语汉字都是合法语言文字,欧美日韩文化在中国照样流行,西式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成为中国教育的法定形式,西医的市场远大于中医,穿化纤的远多于穿丝绸的,传统帝制及那套治国方法也被两岸分别从西方引进的政治制度所取代。
今天中国的国家认同是什么呢?是相对于他国的国际法意义上的一个(两个?)独立国家,是包括了大陆和台湾的这块疆域,[20]是以汉字为通用语言,是以先秦经典和二十四史为核心的历史记忆,是大陆台湾的宪法法律和公民身份。

2、中国中心主义(英语:Sinocentrism)。中华传统中的中国中心主义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地理中国中心主义,二是政权中国中心主义,三是文化中国中心主义。三者相互影响,很难分解,共同成全中国中心意识。
动物的本能决定了任何动物都是从自己主观出发看世界。古人从自身视角出发,加上受交通、视野和文明发展程度等局限,都有种自我中心主义。殷海光先生用来批评中国人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情结,实际上在每个民族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着。有的误以为己族且只有己族才受上天的格外眷顾,如犹太人断言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有的认为自己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如公元7世纪的日本人把日本当作世界中心。[21]。
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大约与秦始皇同年代,埃及就有人认为地球是一个球体。[22]可惜这样的观念在中国远古从未有过。[23]中国古人比在三世纪后因通过朝鲜学习中国文化而脱离野蛮走向初级文明的日本人更自信,似乎一向就断定中国是天下中心。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的意思就是我住在天下的中央之国。现代人认为,地理的中国中心主义源自洛阳。《史记•封禅书》有“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五岳中以嵩山为中岳,其余分为东南西北四岳,已经包含有以嵩山一带“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中心主义观念。这个被古人称为河洛地区的中原腹心,《史记•周本记》认为是“天下之中”,地理范围在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西边是潼关、华阴、秦岭与关中平原,连接西藏、青海、新疆(古称西域);东边是荥阳、开封,豫东大平原,山东、河北处其外围;南边是嵩山、伏牛山,经河南南部到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北边是黄河天险,与晋南、济源隔河相望,联通现在的内蒙、外蒙、东北。这个意义上的洛阳版“中国”,在秦始皇统一时得到一次极大扩张,将原来被中国视为蛮夷的秦国、楚国等周朝时的边缘地区变成没有高低区别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可惜秦朝扩张太快,消化不良,仅仅16年就分崩离析。汉朝近四百年的整合才把秦朝的扩张成果加以彻底消化,从而稳定下来,还有所扩大。此后,经过一千多年的扩张、崩溃、整合、再扩张,到清朝,中国被扩大到瀚海(贝加尔湖)-漠北以南,葱岭-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以西,南海以北,硫球群岛至库页岛以东,这中间的整个东亚大陆和中国近海,如此广阔的区域都被视为中国,主要靠象形汉字交流,通用中国模式治理国家和社会。居于中国疆域之内的中国人,通常以天朝上国人自居。[24]
“地理只决定什么是可能的,并不决定哪种可能性会实现。国家就是一座贮藏着大量潜能的仓库。”[25]地理上的中国中心错觉,因为中国政权中心主义而得到加强。中国古人相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26]与清朝建国同时的欧洲人已经形成共识:地球是个以海洋为主的球体、美洲和澳洲大陆被海洋分隔开来,即使连在一起的大陆,如欧亚大陆和非洲,也被不同的人类所占据。尽管强大的欧洲文明已出现在亚洲人面前,战场上获胜的、还刚刚创立文字的、未脱野蛮的女真人对地球上其它各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一无所知,眼里只有中国,以为中国就是已知世界的主宰,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便能“统御九有,以定一尊。”[27]
应该说,历史上错误地把自己的国家当作全人类的国家和主宰,并且得到其被统治者的认可,并非中国古人所独有。古希腊国王“亚历山大是第一个把整个已知世界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人。”“叙拉古人,一个面向海洋的商业民族,……对于他们来说,世界的中心毫无疑问既不是迦太基,也不是罗马,而是亚历山大。”以自身为中心,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普遍现象,同样不是中国才有,“在不列颠的大学里教授的文化史通常紧紧团结着一个狭隘的、国家的中心。”君士坦丁堡的石碑上也曾刻有“全人类的皇帝”。[28]
但是,中国的权力中心主义特殊性在于,它还发展出一套环拥最高统治权——皇权的制度,以让皇权成为国家信仰和国家的根本。皇权最开始的形态是王权,王权作为国家宗教和政治中心,是中国远古政治制度的特点。根据《国语》记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服,是服事王朝的意思。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为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等于是周朝建立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宪法性制度。除此之外,周朝还在朝廷设置管治地方事务的专门官职职方氏。按《周礼》的记载,周朝初年,周公姬旦设置春、夏、秋、冬四官,夏官系列中有职方氏,掌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财用。这种由中央到地方的层级制度设计,保证王权稳居国家中心地位。[29]
这种王权中心主义,经过商、周的政治实践,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在春秋战国期间受到挑战并曾一度遭到否定,诸侯间的混战从反面证明,王权一分为多,失去一个起统治协调作用的最高权力中心,地方权力将无视任何规则秩序不择手段地展开竞争,结果是天下大乱。因此,人心普遍思王,希望天下安定在一个权力中心的统治之下。可以说,秦朝的统一有其必然性,一半是秦国自强和军事胜利,一半是人们普遍厌战。也因此之故,秦朝灭亡后,项羽的诸侯分治才不合时宜,刘邦的重新统一可谓顺天应时。从汉朝叔孙通制礼作乐,奠定皇帝至尊地位开始,中国的皇权正式走上历史前台,此后经过不断的演化,到明清两朝,中国形成了特有的“帝国体制”治理模式。这种帝国体制的特征是:
最高统治者皇帝不仅是中华帝国的中心,而且被视为天下——人世间权威的唯一核心。王朝建立一个人造都城,这个都城就是天下唯一的“心脏”、“首都”,皇帝则是天下唯一的“首脑”。皇帝住在四面有重兵环护的首都的宫殿里,接受官员们跪地称臣。所有的政府职务和报酬都来自他的恩赐。皇帝是天下崇拜的偶像,全天下人都围绕半神的皇帝,所有异族也必须向皇帝称臣进贡。皇帝是政权的化身,一切权力的来源,是最高行政长官、最高法官、最高祭司,最高统帅。皇帝也是政府的体现。在一些东汉的著作里,他甚至被称为“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除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臣民。所有未经开垦的土地都被认为是皇帝不证自明的私产。在《诗经》里,皇帝还被描述为对所有臣民的生命、土地、财产拥有所有权。除了以上这些行政管理、法律以及经济特权之外,皇帝还有一套独特的礼仪仪式和一系列精致豪侈的规则,通过使用一种在经典文献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日常对话的正规书面语言向全国发号施令,任何人要想为获得为国家服务的机会,要想获得政治荣耀和权力地位,要想实现自我,最合适的方式便是离开自己的家族与社群去为皇上效力。[30]
政权中心主义与文化中心主义互为表里。按照周朝创立时设计的五服制度,甸服环绕都城,由天子直接管辖,属于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属于半文明地带或野蛮地区。处于荒服地带的蛮夷“化外之民”,经常遭到文化歧视,被视为野蛮人,在流传下来的经典里常常被蔑称为禽兽。[31]文化的中国中心主义是古代直至今天的亿万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它至少从周朝开始,以中国与所谓南蛮、东夷、北狄、西戎文明程度的高低为参照系,以中国的文字器物、礼仪风俗、国家制度、道德标准等为标准,断言“中国”文明高于其它所有异族。中国是天朝上国——天命所系因而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级。这种中国文化高于其它民族的观念,因为周边民族的承认得到强化。在1493年麦哲伦发现菲律宾之前,整个东亚几乎都靠象形汉字进行交流,“东亚这些政体和语言都不同的区域之间也使用书写文字进行交流。”“在东亚,语言的形成和治国的理念还是围绕着中国模式而形成的。”[32]这种夜郎自大,直到清朝,因在洋人的枪炮面前节节败退才被迫放弃。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其实并非中国的特产,很多其它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文化中心主义。在此仅举欧洲的例子:“古希腊人通过与周边其他民族的接触所得出的结论已经深入到欧洲传统的躯体之中:‘欧洲’观念诞生了,它无比傲慢、带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感,自以为高人一等,历史悠久,夸口天生就有权做世界的主宰。”“人类的天性总是促使人们把自己想象成居住在文化高地上,而他们的邻居则住在地狱中。例如,在不列颠小岛上,占人口多数的英格兰人倾向于把所有的文化坡度的走势看成从牛津的世界屋脊或海德公园拐角开始,朝着‘凯尔特边缘’、‘苏格兰轻雾’、‘爱尔兰沼泽’、‘海峡大雾’的方向,逐渐走下坡路。英语谚语‘从加莱开始,统统都是外国佬的地盘’与法国的‘比利时的那些玩意’,与梅特涅最具维也纳风格的名言‘亚洲从蓝德斯拉塞大道的尽头开始’,与波兰谚语‘既在俄罗斯,只好将就些’简直如出一辙。”“对罗马人来说,帝国是‘文明的’,它服从于有组织的政府;野蛮人则是‘不文明的’。尽管‘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横越罗马帝国到未知世界却被视为一步一步由光明走向黑暗。[33]
今天看来,中国中心主义无疑是个错觉,任何人,无论他怀有地理中国中心主义,还是政治中国中心主义,还是文化中国中心主义,都是井底之蛙。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既有其它国家不具备的特点和优点,也有很多方面不及其它国家,需要学习。今天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必须剔除掉传统中国(中华)认同中的中国中心主义,特别是潜意识中那些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中国权力至上和文化优越感,然后,中国的国家认同才可能是健康的,有益中国团结和世界和平。


注释:
1、《社会科学大词典》,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P343。
2、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P28,
3、文化是一个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行为的规则,但那些原本是明显遗传下来的规则不算文化。[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世纪出版集团,P19。
4、见维基百科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词条。
5、见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1961年版。
6、“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吴子•料敌》。
7、关于九鼎的传说颇多,据说九鼎为大禹所铸,《山海经补注•序》:大禹“收九枚之金,以铸鼎。鼎象物,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其殊汇,骇视警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画焉。”九鼎上绘有各诸侯国的国名,各地名山大川,各方的特有物产比如草木禽兽,以及骇视警听的“神灵奇怪”等。这种传说认为,九鼎之图是见诸多个史籍的最早的青铜质地的疆域地图。九鼎图是夏王朝的镇国之宝。以后数代帝王都把九鼎图视为王权的象征,认为夺得了九鼎图就拥有了天下。《山海经新校正•序》解释说:“按其(九鼎)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汉书•郊祀志》说,夏王朝灭亡后,商王朝保存了九鼎;商王朝灭亡后,九鼎由周王朝珍藏;后来,秦国从周王朝夺得了九鼎图;在秦国和郑国交战的过程中,“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从此失踪。
8、《哈佛中国史》01,[加]卜正民主编,《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美]陆威仪著,王光亮译,中信出版集团,P13。
9、《哈佛中国史》01,见注8,P13.
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春秋左传集解》后面附有春秋年代的地图,应该不是左思明本人所绘制。
11、《哈佛中国史》01,P6-7,P131。在《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有“南北中国的地理”一章,叙述和分析了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逐渐向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转移。另外参考了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中国华侨出版社,P43-48。
12、《当代政治哲学》,[加]威尔•金里卡著,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P405。
13、何尊的内容引用大陆内地的网络搜索结果。
14、《诗经•大雅•荡》:《诗经•大雅•民劳》。
15、《吴子•料敌》。引文见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
16、《剑桥中国秦汉史》,P34。
17、《哈佛中国史》01,P54-55,希腊历史见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参见《欧洲史》,[英]诺曼•戴维斯著,郭方、刘北成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P194。
18、《哈佛中国史》01,P131,P132,P139。《春秋公羊传》严华夷之辩,参见杜导斌《春秋年代的华夷关系》一文,载于[纵览中国]。
19、见《元史》“世祖本纪”。 《哈佛中国史》02,《分裂的帝国•南北朝》,[加]卜正民主编,[美]陆威仪著,李磊译,中信出版集团,P5,P139,P 141,P 145,P 146。有趣的是,陆威仪所著的《哈佛中国史》02中的材料,否定了他第一卷中的观点。
20、在2017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电视政见会”上,洪秀柱候选人发言强调了中华民主不仅限于台湾,而且代表中国。视频见于微信。
21、见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日本人认为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观念,见《哈佛中国史》02,P150。
22、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6-前196),亚历山大的图书管理员,曾经得出结论,世界是一个球体。《欧洲史》,P112。
23、战国时邹衍曾有世界共有九洲之说,仍然未脱中国中心主义。见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
24、《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一。清朝时中国人的国家认同,见1793年乾隆皇帝至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其中有:“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按《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一所述,在清朝的全盛时期,朝鲜,缅甸,哈萨克斯坦,帕米尔高原中亚的部分地区,硫球群岛都曾在清帝国的版图之内。曾经被中国统治千年的越南的名字由清朝皇帝命名,其词源自中文的“百越之南”,是以和中国南部之间的地理位置来命名。江增庆《中国通史纲要》,五南图书,P 501。朝鲜的名字也是中国明朝皇帝所赐予。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第36页。
25、语出《欧洲史》。
26、《诗经•北山》,《礼记•坊记》。
27、《清史稿》,志二十九,地理一。
28、《欧洲史》,P63,P112。《欧洲史》导言,P54。
29、见《尚书•禹贡篇》,《国语•周语》,《周礼•夏官》。
30、《哈佛中国史》01,P63, P64,P65,《哈佛中国史》02,P 145。
31、《国语•周语》,“夷狄者,禽兽也。”见杜导斌《春秋年代的华夷关系》。
32、《哈佛中国史》02,P 147,P 151。
33、《欧洲史》,P9,P62-63,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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