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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格丘山1   转贴: 刘晓波身后的人权困境:西方已无力 2017-07-14 23:45:54  [点击:306]
  中国唯一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在1989年声名鹊起,当时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抗议活动,引起国际哗然。

  近30年后,刘晓波在关押期间因癌症病逝,在病笃与无声中再次突显一个问题:西方政府缺乏对抗卷土重来的中国威权主义者的能力或意愿。


  刘晓波的命运反映了在西方与中国的交涉中,人权问题是如何大事变小的。同时也显示出,驾驭着一个拥有强大军力的大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可以怎样蔑视外国的请求,哪怕这关乎一个垂死之人。
  “情况肯定变得更加艰难了,”中美对话基金会(Dui Hua Foundation)创始人、美国商人康原(John Kamm)说,几十年来,他默默游说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或改善他们的待遇。他表示,遵照刘晓波及其妻子的意愿,他曾设法让刘晓波获准离开中国接受治疗,但却无功而返。

  “我已经尽力了,尽了我所能,”他在刘晓波去世前说。“情况现在非常困难。很难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这些日子以来,在西藏和新疆的囚犯生活条件上,西方大国政府很难得到中国的回应。人权倡导者和专家说,很多西方政界人士和中国官员的会面都被其他问题占满,比如朝鲜、贸易与投资、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愿意集中在人权问题上了。

  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也礼貌地敦促中国释放刘晓波,由妻子刘霞陪同出国治疗肝癌。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她希望看到向刘晓波及其家人发出的一个人道主义讯号”,而特朗普总统本人没有公开表态,交由下级官员置评。

  默克尔的声明反映了世界秩序的转变,而在特朗普的治下,美国也脱离了最直言不讳的人权倡导者这个传统角色。

  不过,康原和其他人还表示,这种转变早在特朗普一月入主白宫之前就已经开始。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表示:“我认为,在2017年1月20日之前,国际社会也没有为中国境内的和平、独立民间团体进行强硬而持续的外交干预。总的来说,特别是在2000年代到2010年代这段时间,外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兴趣逐渐减少,没有真的尽力去抗争,促进中国进行系统性变革。”

  在刘晓波的问题上,中国官员把西方政府的呼吁说成是干涉。

  北京发布了刘晓波住在中国东北一家医院的视频和照片,仿佛在说:我们不需要你们来指导如何照顾我们的囚犯。北京邀请了德国和美国癌症专家去看望刘晓波,但却无视他们的建议。专家们说,刘晓波的身体状况适合出国治疗。

  “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果他能有半个月,或两周,或四天,或者半天时间的自由,可以在八年的沉默之后发声,那对政府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十年前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可能还有一点希望。但政治气氛已经变了,”刘晓波的朋友、笔名“野渡”的吴杨伟说。

  每当要游说中国改变对异见者的严判,减少对公民权利的各种束缚,对话从来都不会友好,进展一直微乎其微。但刘晓波的案例反映了西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施压减少到了何种地步,中国领导人很擅长利用经济和外交的诱惑及威胁来挫败这种压力。

  联合国高层官员对刘晓波去世的消息反应不一,似乎也反映了围绕中国和人权问题的地缘政治的变化。中国竭力通过增加财务支持和提供维和部队来提高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

  该组织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Hussein)在一份悼辞中明确批评了中国,称刘晓波是一名“因坚持信念而入狱”的卫士。

  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要小心许多。在被请求置评时,他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éphane Dujarric)表示,古特雷斯“深感悲痛”,但他没有提到刘晓波去世的背景和他的妻子行动受限的情况。“在目前这个阶段,我没有更多可以讲的,”杜加里克周四对记者讲道。

  1989年,中国政府指控刘晓波是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示威——后遭武力镇压——的学生背后的“黑手”,之后被关押了近两年。当时,共产党领导层批判了受西方影响的颠覆行动,将没有逃离中国的抗议活动领导者关进监狱。

  不过,中国当时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有时会做出妥协。

  1989年,中国是世界第九大经济体,需要先进国家的专业知识、投资和技术才能开始再次获得增长。它也没有太多盟国可以帮助它抵御西方的制裁和孤立。中国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似乎渴望获得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及其他西方领导人的肯定乃至友谊。

  但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开始起飞后,北京的领导层越来越不愿在人权问题上做出妥协。这种姿态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实力。但它也反映出领导层存在已久的担忧:即便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广泛的支持,有了强大的警察部门,他们依然容易受到政治敌人的影响。

  从1989年至2008年——刘晓波在这一年参与起草了呼吁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他和其他异见者依然期待在中国公民动员的推动和西方政府与机构的鼓励下,能够劝说政府给予公民更大的自由。即便不时遭遇挫折,许多人依然相信,不断扩大的市场力量和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将使历史朝着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会让政府最终接受政治自由化。

  “中国经济现在还在高增长中,它有这种经济上的发展来支撑政治上的转型,”刘晓波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讲道。“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对它在政治上的改革会有非常强大的国际性的支持。”

  但刘晓波在2008年被捕,2009年被判11年徒刑。自2012年以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监督下,中国对异见者、人权律师和独立民间组织进行了更广泛的打压。刘晓波的支持者没有放弃希望,但他们看到政府有了应对批评者的信心。

  对话基金会的康原表示,他会继续提交政治犯名单给中国官员。但他表示,他也打算指出政府对待刘晓波的方式会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什么损害。

  “我想他们在这件事上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康原说。“今晚我的名单上有五名囚犯,我会利用这一点竭力将他们带出监狱,让他们回到亲人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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