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专题] [检索] [独立评论] [海阔天空] [矛盾江湖] [全版论坛]

独立评论

作者: 杜智富   从王沪宁的改革观来窥探习近平的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2017-10-25 07:18:12  [点击:1396]
王沪宁以一个没有行政经验的学者能够入常,令不少人感到意外,但是考量到王参与了江泽民时代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时代科学发展观的起草,和王今天继续辅佐习近平,他在思想指导方面的重要性和持久性,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么看他的入常,也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了。

去年我在本坛写了一篇短文:“王滬寧教授的世界觀和改革觀”,今天因王的入常,引起我重读此文的兴趣,重读之下,发现王的思想可以在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中找到一些踪影, 比如王的如下说法:

-政治生活需要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
-法律體系的保障,依法治國,
-市場對資源配置要起決定性的作用
-決策權集中的現代化模式
-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
-當務之急是形成新的價值系統,
-要使古典結構中代表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性的成份得以繼承和發揚

令我更感兴趣的是,王沪宁在28年前形成的改革观,到今天有了什么变化, 当年王的观点是有一点自由主义倾向的, 从今天中国挑战西方的做法来看,我认为上述自由主义的倾向已经改变为: 用“负责任的贤能政治”(accountable meritocracy, 或曰民本主义的精英政治)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

以下重贴旧文与大家共享:

杜智富 王滬寧教授的世界觀和改革觀 2016-04-07 18:00:15 [点击:645]

自從習近平執掌政權以來,已經三年有餘,到目前為止,習的用黨紀來打擊貪腐,和同時大舉集權, 已經引起社會對其是否制度意義上的真改革者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但是同時, 海內外仍有不少對習抱有希望的想法, 包括日本的外交學者雜誌,認為西方對習的集權批評是基於對中國政治現實的誤讀,中國要進行改革和實現中國夢,就必須有一個強力的領導人云云, 習也不時放出或左或右的信號,對人們的良好期盼, 很有誘力。

習的真正思想脈絡到底如何,或許另有一個窺探渠道, 即透過對其高參的思想的分析, 比如透過對劉鶴和王滬寧思路的分析而達到,王沪宁连续辅佐江、胡、习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被外界視為中共首席智囊, 從王的直接参与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論述的起草,可見從這個渠道來窺探習的真正改革思路, 有一定合理的成分。

以下本文從王滬寧思想成型時期的兩篇寫作來看王滬寧的世界觀和改革觀是如何形成的,這兩篇政治論文是王滬寧在1988-1989年間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和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當访问学者期間的寫作,文中流露出王在西方政治學學習過程中,其政治概念上成型的過程,當然28年後的今天,王滬寧的世界觀和改革觀,是否已經大為改觀,人們難有確實可以比較的證據,因此本文把王當時的兩篇文章簡單地總結一下,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可以窺探的文本。

首先本文要總結的是王滬寧於1988年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期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此文首先提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 在轉化中的社會對政治能力的要求,不斷提升,是否能夠充分運用政治能量來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文章認為凡是政治領導能夠有效和合理地分配社會性資源的地方,經濟發展就會比較快。文章繼續指出, 在發達國家中,政治領導通過各項政策,宏觀分配社會性資源, 然後通過市場機制和競爭來實現分配意圖, “而社會主義國家在傳統的僵化模式下,卻是政治領導直接統一完成全社會的資源分配。這樣自然不可能把社會上千差萬別的矛盾,需要和條件都考慮進來。”

政治能量的有效性,取決於其是否高效和反映民意,但是高效化往往意味著對民主的削弱,而要切實反映民意則會加強對民主的要求和降低對高效性的要求。王滬寧觀察了各國現代化過程中對政治高效和民主的不同側重和成果,王的觀察跟亨廷頓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發展成敗的觀察,非常相似,即成功的例子多來自走政治能量高效化的國家,王稱之為“集中現代化模式”,不過王指出對高效和對民主的追求,不可偏廢,因為民主化對經濟發展有它自己獨特的作用。

集中現代化模式還可以細分為決策權集中, 和管理權集中兩種不同形式,決策權集中的政策制定,依靠的是開放的程序,社會在經濟上的自主性和法律體系的保障, 因而其決策是宏觀性的,而非“細緻入微的決策”,而管理權集中模式的決策包括了宏觀和微觀的策略,統統歸政治體系統一管理,數據表現出來的是, 獲得成功的往往是決策權集中的現代化模式,而管理權集中的現代化模式卻難以成功, 社會主義國家大都走過一段管理權集中的現代化道路,其根源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的結構性弊病。”

王滬寧最後回到集中現代化模式, 認為它還是限制了大眾的廣泛參與, 因而決策是否真正反映社會的總體傾向就值得懷疑,這個模式還有重經濟發展和延遲政治發展的傾向,但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 由於政治發展的延後, 使得許多潛在的衝突萌生, 引起政治不穩, 這就是近年來一些實行集中現代化的國家社會矛盾和政治衝突激化的部分重要原因, 王滬寧的最後結語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現代化的推進, 社會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要求會逐步增加, 會向政治領導提出非經濟方面的要求。在社會發展到這一步時, 政治方面的變革就勢在必行了。”

本文關注王滬寧的第二篇文章, 發表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文章題目是:“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王在復旦學報連續兩期發表,可見這是他在政治思想學習方面的快速進步和高產時期。

此文首先提出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走上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過渡的漫長道路, 近代中國的政治結構可以看成是先從其本有的“古典結構”,走向近代結構,然後是走到了今天的最近結構,此處“近代結構”指的是自鴉片戰爭, 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達到高點的, 對西方民主主義文化,自然權利,主權在民, 社會契約, 權利分立等理想的嚮往,而沒有達到的境界, 但近代結構的理想“存在已很確定”,其吸引力卻因沒有完成而持久不衰。

中國的“最近政治結構”是指1949年以後在馬克思社會主義指導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結構。其目的是要超越資產階級的近代結構, 然而中國的“最近結構”卻缺乏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去超越資產階級的近代結構,在建立“最近結構”的過程中, 最近結構被高度強化, 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擴大, 以壓倒其他結構,並走向了極度,反而破壞了自己的存在, 文革便是這種演變的結果。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的“價值更新,卻不合人意”, 而中國政治文化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 中國政治文化中傳統的,封閉的, 集中的, 主觀的, 武斷的成份正在向新興的, 開放的, 分散的, 客觀的, 民主的成份轉變, 在政府的功能上也需要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 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 變行政干預為法律調節, 政治生活需要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 民主觀念和民主權利應得到充分的肯定。

王文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 並未完成,1949年後的前三十年,這個轉變的進程, 由於政治權威及其強制性,反而“步伐放慢了”(王在此處說的比較婉轉,更準確地說是停止了), 改革開放後,最近結構恢復了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演進, 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以變革和健全體制為目的, 與以往以思想改造為主的政治發展途徑不同,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 包含了民主精神,創造精神, 平等精神, 競爭精神等因素,人們普遍的認為(74.4%)沒有政治民主,即使經濟搞上去了也不能算真正的現代化。但是民主觀念, 法制觀念, 權利觀念仍然薄弱, 政治文化的發展就是要克服這些薄弱的環節, “納入積極的, 民主的, 創新成份”

王滬寧說“當務之急是形成新的價值系統”,要“使古典結構中代表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性的成份得以繼承和發揚。。。使近代結構中體現現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找到生長的機制, 弘揚最近結構中表現人類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執領價值系統”, 問題是王文所說的“最近結構”的價值取向,只能是空泛的“弘揚最近結構中表現人類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 相比王文先前對古典結構的價值取向, 表列為:重心性, 重倫理,重修身, 重至善, 重道德, 強調仁義禮智信, 忠孝悌恕勇, 和近代結構的重民主, 自由, 平等, 重法制,自然權利, 主權在民, 社會契約, 權力分立等,使得“最近結構”的價值空乏一目了然, 最後王文說:“中國政治文化需要擴張參與, 民主, 協商, 平等, 權利, 責任, 競爭,法制等成份,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變革, 這些成份將會增長, 並堅固起來”

從王滬寧這兩篇政治論文,我們可以看到王在政治學上的造詣及其寬廣的政治視野,我們可以從其中的論述中看到一些今天政治說法的影子, 比如:依法治國, 市場對資源配置要起決定性的因素, 政治改革在經濟改革後之必然性等等,筆者相信更仔細地閱讀王文,我們還能更多的將王文與今天的政治想法聯繫起來, 本文只能算是草草地起了一個頭,更多的發掘就只能留給廣大讀者們自己去發現了。

加跟贴

笔名:     新网友请先注册笔名 密码:
主题: 进文集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