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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评论

作者: 高寒   当代中国姓社,姓资,还是姓封?——兼论革新中国共产党 2017-11-20 22:49:15  [点击:1405]

当代中国姓“社”,姓“资”,还是姓“封”?

——兼论革新中国共产党

 

200911日)

 

 

高寒

 

 

内容提要

 

不错,中国共产党一直警惕于自己的政权被取而代之,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被“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它却万万没有料到,当自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顽固地抗拒这种历史必然性时,它就开始偏离那条曾经引导自己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了。它就实际已开始将一个原本有希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蜕变为一个被所夺取到的国家政权所腐蚀的农民革命的党了。而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如最前卫的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当然还有邓小平,都从未表现出要从正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这个唯物史观的高度,来阐释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老是囿于自设的“社会主义”价值禁忌,总是企图将全部改革理论大厦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减低“社会主义”的纯度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可是,即将过六十大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却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弄不清楚,举国上下姓“社”姓“资”的争论不绝于耳、愈演愈烈。如此乱局,能让人“耳顺”么?

 

邓小平一个自欺欺人的“不争论”,便似乎堵住了悠悠之口;它也凸显出官方立国治国价值观的底气不足。这个让左、右派皆不服气的回避理论思维、回避要害命题的长官意志,不过是让能量在地火中积聚,让“争论”的迸发、乃至暴烈延期而已。

 

既然如此,今天的中国政府别说是“知天命”,就连“不惑”,甚至连“而立”,都远谈不上了。这是无论手中握有多少美钞,无论将“大国崛起”的调门拨到多高,都是无法掩饰其窘态的。

 

 

一、立国制度应以经济基础为据而非政党意志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第一章第一条谓:“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个对立国根本制度的定性,当然是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党、立党基本理念:所谓“不干社会主义,还能叫共产党么?”——这大约就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早已面目全非,但执政者却仍像贾宝玉紧拽着护身符那样,死死地抓住“社会主义”不放的根本原因。

 

然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性质,是仅由掌权者的“理念”来决定的么,是可以仅仅根据掌权者的“理念”就可以作出选择的么?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它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那么好,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老师究竟是怎样教导的吧: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致巴..安年柯夫(18461228)》)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好了,引证已足够多了。但仅从以上引证,我们至少已可以得出如下几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结论来了:

 

第一,任何国家,从而当代中国,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立国,这决不是以哪个政党、哪个领袖的“理念”和“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生产的产物。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只能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即基于现代化大生产、并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伟大阶级斗争贯穿始终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中,才可能孕育、滋生、发展和成熟。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既植根于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那充分发展了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是对包括资产阶级文明在内的全部人类文化成果、人类普世价值的扬弃和升华。

 

第四,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不平衡的。彼国已经完成了的历史使命而在此国往往才刚刚开始,则近乎一种常态。近代欧美各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是如此,后发的亚、非、拉美国家,更是如此。

 

第五,反对资产阶级,并不自然就是无产阶级;自称社会主义,并不自然就不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

 

第六,抗拒历史必然性,是没有不受到历史惩罚的。

 

 

二、毛、邓两时代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为共同点

 

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得天下、进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的物质生存条件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当时的物质生产力是处于一种什么阶段呢?换言之,此时此刻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是在呼唤着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呢?

 

中国共产党常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它所接手的简直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留下的是一穷二白。

 

事实的确如此。在1949年,中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全国钢产量仅16万吨,原油产量仅12万吨。那时的中国,工业产值只有10%;工商民营企业则不过区区16万个,这还是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雇工二人为基准这种手工工场类标准来核计的。中国那时的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其余则全都是农民。至于农业,更是100%的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并且,全国成人文盲率为80%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要在这样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样的一穷二白的生产力基础上,运用其脑中的“理念”和手中的权柄,来描画它“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图画了。当年,西方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没有做成功的事,今天东方的毛泽东,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者雄风,要在中国重新实验了。

 

然而,历史唯物论在问、科学社会主义在问:在1949年的中国,它的市场化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业已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吗?以现代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就业已发展到必须冲破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了吗?一句话,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地上尚属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文明,就业已成熟到可以由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了吗?

 

不错,这里有一个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1949年后的中国,它选择了一条反资本主义文明,抗拒历史必然性的道路,其决定性的原因还要从中国共产党自己、从它所赖以生存的中国环境中来寻找。

 

是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条件有多落后么?不,太知道了。正因为太知道,其欲改变这落后面貌的愿望才会太强烈、太迫切了。这仅从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班人,其笔记本上常常记有中国与美日英法德历年来的钢产量数据对照表这一点来看,即可窥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刚一坐进中南海,就开始嫌他当年在马背上承诺的“约法三章”太碍手碍脚了。请看,作为开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签署的墨迹未干,中国共产党就将其原本属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其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框架下的联合政府,以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擅自“释宪”,给偷梁换柱了。这种事关国体的根本性转换,尽管事隔多年在文革中,才以中共高层党内斗争的方式——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与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给透露出来,但就其性质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在刚刚才开过政治协商会议的新中国,则无异于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如此一来,当年那被“耕者有其田”这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所激励,向共产党奉献出自己数百万血肉之躯5亿农民,那几乎是用小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的5亿农民,其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捧热,就又被合作化“共产”了。而那些当年在内战中积极参与护厂、护矿,相信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之庄严承诺,而拒绝撤迁去台湾的民族资本家,其刚刚才将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工厂、矿山重新运转起来,就又被“公私合营”了。与此同时,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则统统开始了“花瓶”化的历程。而所有这一切,其又都是与中共党内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内斗争,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关系的逐步“君臣”化同步的。

 

从此以后,党内外的一切不同声音,哪怕是政策性分歧,就都统统给贴上一枚“资产阶级”标签,乃至视其为“邪恶”和“反动”了。在毛泽东时代,它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等等。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六十年,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一部反资产阶级文明史。在毛泽东时代,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重点抵制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尽管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其侧重点各有不同,风格迥异,但二者在顽固地敌视和抗拒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点上,则是一脉相承的。

 

 

三、不讲唯物史观,能是共产党么?

 

然而,反对资产阶级文明,就自然是无产阶级文明了么?抗拒资本主义道路,就自然是社会主义道路了么?

 

事实上,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国度里,大反资产阶级,抗拒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其最终结果就是、也不能不是:封建专制文明的大泛滥,皇权主义文明的大复辟。

 

实际上,当年中国共产党打得天下,靠的是什么来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民力的呢?不就是靠举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之旗、走资本主义强国富民之路么?不就是靠的比国民党更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么?

 

请看,反帝反封建,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旗帜又是什么?耕者有其田、多党联合政府,不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上百篇《新华日报》社论,其中哪一篇不在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哪一篇不比现在的民运还民运?可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其创党、立党基本理念,仍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换言之,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中国共产党,并不因此就不姓“共”、就不是共产党了啊!

 

仅此即可见,所谓“不干社会主义,还能叫共产党么?”是一种多么直线性思维的提问。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还真的就有干资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共产党。请看:

 

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以“新民主主义”为旗帜、以“联合政府”为纲领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例。

 

其实更早,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例——“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当然还有,列宁、普列汉诺夫所领导的早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又是一例——“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经过其它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因此……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列宁《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由此可见,直线性思维,看似很“逻辑”,实则很牵强,因为不讲唯物史观,还能是共产党么?

 

当年,是艰苦创业的战争环境,是生死存亡的军事斗争,逼迫着中国共产党、逼迫着这个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创党、立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得不最终选择了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生存之道、革命之道和制胜之道。

 

那时在中共党内,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直奔主题“干社会主义”的,是大有人在,并数度主导了中共中央的思想政治路线。党内凡是对此蛮干稍有疑虑者,不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被打成富农路线。有的甚至被从肉体上消灭。然而,是全党全军的生存危机,是面临全军覆没、灭顶之灾的战略性大失败——红区损失80%,白区损失100%,才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那一次又一次的“左倾”盲动路线,去找回了坐了几年冷板凳的“富农路线”代表,和打仗一贯“消极右倾”、“游击习气”、以保存有生力量壮大自己为军事第一要务的毛泽东。

 

自那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修正党的盲动、冒进、左倾路线: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到“减租减息”、到“平均地权”;从江西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三三制”、边区“参政院”和“宪政促进会”;从“工农红军”,到“国民革命军”;以及这一系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等等。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何等的朝气勃勃、意气风发啊!尽管是住窑洞加南瓜汤,国统区的有志青年还是一批又一批地奔向延安。由于顺应了历史潮流,由于党的方针政策对了路、合乎实际,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最终赢得政权。诚如叶剑英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党至今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讨生活。”

 

记得毛泽东当年批判左倾路线的“老爷”们时曾说过:“他们忘记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要吃饭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马背上打天下的毛泽东、和被教条主义害苦了的毛泽东,是极其谨慎的,他特别强调实践效果,特别强调主、客观的统一,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

 

然而,取得政权了,中国共产党似乎没有即刻的生死存亡压力了,中国共产党党内——不,一切后发国家中所有革命党内——的左倾顽症,即那急躁、冒进、盲动、蛮干的情绪,就又按捺不住地抬头了。毛泽东以前对天下的那份谨慎与承诺,所有那些让中共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策和理论,似乎在一夜之间,都统统成了夺权阶段的谋略与迂回,手段与权变了。既然资产阶级宪政民主这些“洋玩意儿”太碍手碍脚、既不习惯,又“影响效率”,剩下的,也就只有习以为常、见惯不惊、无处不在、定于一尊这些个从老祖宗那里沿袭下来的国粹和传统了。

 

不错,中国共产党一直警惕于自己的政权被取而代之,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被“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它却万万没有料到,当自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顽固地抗拒这历史必然性时,它就已经开始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偏离那条曾引导自己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道路,而不知不觉地开始走在封建专制制度复辟的道路上了;它就开始将一个原本有希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自我和平演变为一个封建的、专制的、极权的、甚至最终是法西斯主义的政党了。现在回过头去看,事实上,上世纪五十年代从颠覆“联合政府”的那一刻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就开始褪色、开始落地了。

 

毛泽东在生前,曾多次说过,共产党一旦变质,国家一旦变色,这个党将变成法西斯式的党;国家也将会变成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今天的左派,也常拿毛泽东的这些话,来指责今天中国的现实。可左派们却忘了想一想,为何同样一个党,同样一种制度,一旦领导人从毛泽东换成了邓小平,一旦毛路线换成了邓路线,那么这个党、这个制度,就都一下子变成了法西斯的了呢?既然如此,难道这个党,从而这个党掌控的这个制度本身,就真的没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这种封建专制皇权自我和平演变的轻易成功,同中国已沉积了数千年、且无孔不入的封建专制文化有关,同中国至今还没有经历过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关,但更根本的,还是同中国建国后的经济基础还是传统农业经济有关。

 

在中国,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是“朕即国家”、“朕即法律”,都是没戴皇冠的“皇帝”。如此一来,党内民主——包括其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来自政治局常委会——荡然无存,又何谈整个国家体制的民主建设?如此一来,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也是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以人民名义,行一党专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年,不过是变皇权君临天下为党权君临天下,变庶子继承为指定人继承罢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将这些腐朽、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糟粕,冠之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冠之以“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无异于对本来意义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糟蹋和亵渎。对此,中国共产党与整个中华民族,就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四、中国共产党仍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国人今天仍然面临着当年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时代同样的历史课题:争人人平等、废贵族特权。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什么天赋人权、神赋人权,从来都只认为任何人权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这是我们比持先验的“普世价值”的自由派高明之处。不过,资产阶级的这种平等,尽管还仅仅停留在权利上、法律上,且这种平等权利,对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还不是事实上的平等,但若拿资产阶级“普世价值”所代表的这种权利平等,与人类已存在了数千年的贵族特权相较,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飞跃。因此,即使是资产阶级那种充满铜臭、赤裸裸的在金钱面前的人人平等,也要比封建专制特权阶级那道貌岸然、温情脉脉的贵族特权等级制,要进步千百万倍。须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人类历史要从特权文明进化到事实平等文明,中间就非得经过一个权利平等的文明即资产阶级文明来为之过渡不可。因此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农民阶级,在反特权、争平等这一点上,与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在今天的中国,反特权,反谁的特权?当然就是反那个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的特权。经过60年、尤其是近30年的和平演变,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相当大的部分,已完全堕落为一个买办官僚特权阶级集团。这个集团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及其为之服务的御用意识形态,则已完全堕落为阻碍当今中国进步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最腐朽的上层建筑。譬如,它的那个花了几千万元为现存制度作注脚和辩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其实应当更名为“糟蹋、亵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

 

在今天,没有比那个代表着官僚特权阶级利益、通体腐败、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官僚权贵集团,更糟蹋和亵渎共产党,更糟蹋和亵渎马克思主义,更糟蹋和亵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了。今天中国的这个官僚权贵集团,已经变质为寄生于国民肌体上的毒瘤,变质为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吸血鬼。当年为中华民族的翻身求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那些中国共产党先贤和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已不能为这帮不屑子孙的罪恶赎罪。方志敏、江姐们的热血真可谓白流了。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他们的斗争,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是反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伟大阶级斗争。

 

因此,在反对中国专制官僚特权阶级的伟大阶级斗争中。现在已经到了革新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了。

 

这个革新后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严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武装自己,必须回答应当如何面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这个课题;必须回答应当如何在领导推进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又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问题。

 

这个革新后的中国共产党,其所面临的,仍然还是当年列宁、毛泽东曾经历过的那个历史课题: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领导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都只解决了一半:用毛泽东的话说:同一篇文章的上下两篇,只完成了上篇,即夺取政权的问题。

 

然而,在夺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继续推进、巩固、深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文明的政治制度,还是马不停蹄地立即就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证明,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其交出的答卷都是失败的。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列宁全集》第11卷第113页),以及毛泽东关于“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理论,均被日后全世界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证明是过于理想化的了的。

 

在列宁和毛泽东看来,东方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尤其是那些由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只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或者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答案终于揭晓。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竟然是:或者资本主义,或者封建专制主义。在列宁、毛泽东眼中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历史判官竟统统将其划入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范畴。用中国的成语,这叫“画虎成犬”;用俄国的成语,则是“本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房间”;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则是“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

 

是的,正是因为站在列宁、毛泽东那悲壮失败的肩头上,我辈今天才终于发现:一切后发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既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来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以夺取政权,还要胸怀共产主义理想领导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建设。而且只有后者成功了,前者的成功才能得到最终的巩固,只有后者成功了,才谈得上有可能向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这崭新的历史课题,对于革新后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

 

 

五、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无愧于时代

 

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是其最前卫的领袖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都压根儿就没有从必须正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这个唯物史观的高度,来阐发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老是囿于多年形成的所谓“社会主义好”这一价值观禁忌,力图将全部改革理论大厦建立在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主义”的纯度上。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却为“一党专制”这个当今中国腐败之源,留下了最后的避难所。这也使得依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至今无法成为一支独立的主导改革的政治力量。

 

同理,正是因为缺乏唯物史观的理论制高点,才使得中共党内改革派中一些人,在借鉴北欧社会民主党的成功经验时,居然对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动摇,居然得出诸如“晚年恩格斯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类极为荒唐的结论。

 

中国的左派,无论其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现大都集结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他们看到了今天共产党的通体腐败,却看不到这个腐败与其说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倒不如说是不受人民监督的一党专制造成的;看不到正是在“小农-封建社会主义”的基本点上,其实是毛规邓随、毛邓同源的。左派们在揭露今天官僚特权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在揭示当今社会的腐败、堕落、苦难和黑暗方面,是尖锐的,有时甚至是极为深刻的。然而,只要从他们无论怎样为工人农民代言,却又都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工人农民都有着组织起自己独立工会和独立农会的权利这个试金石上,就立即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与这个一党专制体制的天然联系了。

 

而中国的右派,尤其是自称“民运主流”、“公知精英”的那一伙人,则是如此猥琐、萎靡的一帮:他们既敌视当局,也敌视民众;在当局面前嘟囔,在人民面前战栗。他们想居于领袖地位,又唯恐被民众怒火烧着了手指。他们幻想与当局对话,可背后又没有群众实力。他们在洋人面前谦卑,在国人面前傲慢。他们是只要有洋人给钱背书,就哪怕被国人千夫所指。他们自己胆怯,却不准他人勇敢;自己低调,就不准人家说大词。他们向当局要程序正义,却在自己的小社区里一再践踏正义程序。他们以鼓吹“言论自由”的先驱自居,却在自己的地盘上屡屡封杀不同的声音。他们害怕大风暴的来临,却又想借大风暴谋取私利。在营救他人时,他们要营救“全体”;在营救自己时,他们又立即将“全体”屏蔽。人家坐监了,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自己入狱了,他们迫不及待,忙着向“全国人民”呼吁;……。总之,他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与狡诈,却惟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与献身。这就是为什么这帮只可能在媒体上存在的“民运领袖”,二十多年来除了“研讨”和“纪念”就什么事也干不了、反而空耗大量洋人资源和国人感情的原因。由此可见,将中国民主转型的“宝”押在这帮人身上,不是活见鬼吗?

 

记得毛泽东进北京前,曾屡屡以李自成、洪秀全为戒。可万没想到,中国共产党当政短短六十年,就由一个曾经生气勃勃的真老虎,蜕变成今天颇有点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地步了。不错,毛泽东直到晚年,都仍然真诚地跳动着当年那颗质朴的“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心,都仍然真诚地怀抱着他当年在岳麓山顶所立下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理想。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唯一的一位至死都在思考着“平等”、“自由”这些早年理想,并将这种朦胧的理想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领导人。然而,毛泽东被“摔得粉碎”,却是历史的宿命。他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最大的不同,是他手中握有至高无上权柄。他不容许任何人挡住他的路,他甚至要用铁血来开道。其结果,当然可说是灾难性的了。

 

不过,在今天什么都不缺却独缺理想的中国,毛泽东却越来越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了。事实上,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切地感受着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体会到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从而资本主义文明这个历史阶段之不可逾越,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理解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质的差异,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今天恰好站到了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历史巨人的肩头上?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那场浩瀚的社会试验之悲壮失败并非毫无价值?

 

在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风暴正席卷全球、且愈演愈烈的时刻,在这个中国最需要高扬理想主义、重振英雄品格的时刻,有着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巨大成功和巨大失败之双肩所托护着的新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呢?

 

 

(注:这是作者为《中国之路》杂志所撰写的2009年元旦社论)



注:本文中的“封建”取约定俗成义。


大军网

新浪网(标题为:改革必须高扬唯物史观理论大旗——兼论改革“改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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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辑时间: 2017-12-01 19: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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